“日本正在獨自探索前行之路”，這是2013年4月IMF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德（Olivier Blanchard）在最新《全球經濟展望》序言裏提及日本經濟時說的第一句話。第一次讀到這句話，就讓人感覺有些突兀，畢竟在全球性危機導致的經濟衝擊下，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或多或少都麵臨著類似的增長困難，從5月以來包括歐元區、澳大利亞和印度等經濟體央行接連降息的舉動來看，全球各國在解決增長難題的政策選擇方麵也有共通之處。日本的“獨自探索”體現在哪裏？
起初筆者的理解是，在連續多年通貨緊縮、貨幣升值和經濟停滯的背景下，日本麵臨的挑戰不僅與眾不同，而且前所未有，所以其政策搭配無史可鑒，無參可考，唯有獨自探索。但2013年5月16日高盛日本經濟研究團隊的最新報告《對安倍經濟學範本高橋財政政策的簡要說明（Aguideto Takahashi fiscal policy，the model for Abenomics）》表明，當下獨樹一幟的安倍經濟學（Abenomics）實際上是以1932-1936年間日本高橋政策為範本，次貸危機後的日本經濟現狀與大蕭條期間十分類似，彼時以脫離金本位、寬鬆財政和寬鬆貨幣為三大支柱的高橋政策幫助日本實現了大蕭條後全球最快的經濟複蘇，1933年日本經濟增速就從1931年的0.4%升至10%。安倍在類似情景下推出類似政策也是希望複製類似的成功。
如果說安倍政策高度模仿了高橋政策，那麽日本的“獨自探索”究竟體現在哪裏？在比較分析了日本長期曆史數據和最新經濟數據的基礎上，筆者嚐試將研究視野部分跳出市場慣常的經濟學分析範疇，得出了一個可能有些不一樣的結論：日本正在進行一場前所未有的經濟實驗，安倍政策和高橋政策形似而神不似，安倍經濟學的核心，並不僅限於“日元貶值+擴大支出+激勵通脹”的三位一體，還高度體現在“安倍心理學（Abechology）”。安倍經濟學能否獲得成功，關鍵在於安倍政策的預期引導、心理暗示和情景營造能否有效借由從眾、說服、信念和傳染等社會心理學通道打破路徑依賴形成的慣性，並激發日本經濟長期蟄伏所蘊藏的潛能。
為什麽說安倍經濟學的核心是安倍心理學？筆者以為，原因在於兩方麵：一方麵，也是最重要的，安倍經濟學的重中之重是治理通縮，而從通脹形成的三大要素看，突破心理層麵的障礙是當務之急。從日本1960-2012年的經濟曆史看，通貨緊縮的危害很大程度上在於抬升了實際利率，進而導致金融和經濟的活躍度大幅下降。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年均經濟增速高達10.44%和4.11%，同期實際利率均值僅為2.28%和-1.5%；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以來，日本貸款利率雖然明顯下降，但實際利率依舊高達3.74%和3.19%，導致經濟增速降至1.47%和0.78%。再看現在，盡管截至2013年4月，日本主要銀行長期貸款利率降至1.2%，低於危機以來（2008年以來）平均的1.69%和曆史平均（有統計數據以來）的2.08%，但隻要通縮狀況未能根本改變，實際利率就難以下降並激活實體經濟。安倍經濟學旨在戰勝通縮，但成本推動型通脹的形成路徑過長，從當前形勢看，彭博公布的日元名義有效匯率自2013年以來貶值了14.88%，日本進口價格同比增速從3.3%升至9.5%，但生產投入價格同比增速僅從-1.2%升至0.4%，2013年3月日本CPI同比增速甚至依舊為-0.9%，“貨幣貶值——進口價格上漲——生產成本上升——批發價格上漲——消費價格上漲”的通脹形成路徑尚未傳導到位。此外，需求引致的通脹形成路徑也尚不通暢，日本季度經濟增長剛剛有所恢複，複蘇基礎並不穩固，需求端的通脹引力缺乏力度和穩定性。如此背景下，唯有預期引致的通脹值得給予厚望，這也是安倍不信賴白川方明，而選擇黑田東彥的深層原因，因為白川方明始終認為日本通縮是人口結構變化導致的結構性問題，將創造通脹的政策重心放在信貸渠道，而安倍則將通縮簡單地視為貨幣現象，基於這一理念，推出出人意料的量化寬鬆政策和醒目政策目標本身，就能起到及時、有效的通脹引導作用。
另一方麵，信念傾向於自我實現，日本經濟在常年“失落”過程中實際上已經積累了物極必反的物理動能，而從日本國民與眾不同的心理特征看，樹立信心、強調責任、引導從眾可能具有超出政策內容本身的重要意義。日本經濟失落已久，2012年名義GDP僅為476萬億日圓，甚至還低於1991年的水平。在名義GDP未見增長的21年裏，日本經濟的增長潛力還在不斷積聚，體現在：其一，日本依舊是全球最富裕的國家之一，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1年日本人均GDP高達45902美元，根據IMF的數據，2012年日本人均GDP為46736美元，權威國際組織的數據均表明，即便人口老齡化，日本家庭的消費潛能始終較強；其二，日本的全要素生產率長期處於提升狀態，這既依托於微觀層麵的科技創新，也依托於研發支出的持續投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研發支出占日本GDP的比重平均為2.92%，新世紀以來升至3.26%，即便在2008年危機爆發後，該指標也依舊高達3.45%；其三，日本具有較高儲蓄率，較低失業率，這意味著激活消費具有堅實的物質基礎。根據IMF數據，2012年，日本總儲蓄的GDP占比為21.57%，失業率則僅為4.35%；日本官方數據則顯示，2013年3月，日本失業率為4.1%，15-24歲年輕人失業率僅為6.5%，與歐洲整體失業率高達兩位數、失業年輕人動輒超過半數相比，日本就業市場明顯狀況良好。因此，從宏觀經濟角度分析，日本經濟的關鍵在於如何激活潛能。
而從微觀角度看，日本民眾的心理變化是經濟潛能釋放的關鍵。首先，心理學家Bohner（1988）和Weiner（1985）指出：“人們無休止地分析和討論事情為什麽發生，特別是當其經曆一些消極事件或者預期之外的事情的時候”，長期的增長停滯一直像個謎，困擾著日本民眾，安倍經濟學通過明晰的政策指向、強烈的政策暗示和果斷的政策行為，向日本民眾宣示，安倍經濟學已經找到並指向了問題的核心，並有能力複製曆史上的成功經驗，這種心理暗示對於民眾堅定增長信念極為重要。其次，華盛頓大學社會學教授艾奇奧尼（Amitai Etzinoi，1993）在名著《社會精神》中強調：“社會帶來的壓力是人們道德價值的重要支柱”，安倍在推行政策的過程中，無論於國際還是日本國內，都展現出較為強勢的一麵，政策壓力不斷轉化為社會壓力，對於日本民眾改變長期通縮狀態下的習慣性行為產生了重要作用。其三，戴維.邁爾斯（Davidg.Myers）在名著《社會心理學》裏指出：“從眾——由於群體壓力而引起的個體行為或信念的改變，本身並不含有消極的價值判斷，但北美和歐洲的社會心理學家給從眾貼上了消極的標簽，從眾、屈從、服從，而不是賦以積極的含義，社會敏感性、反應性、團隊合作精神，這反映的是他們的個體主義文化”，值得強調的是，正如心理學家Markus和Kitayama（1994）所發現的，“在日本，與其他人保持一致不是軟弱的表示，而是忍耐、自我控製、成熟的象征”。日本社會心理這種與眾不同的“認可從眾”的特征，為安倍政策帶來“預期自我實現”創造了條件，因為隻要安倍經濟學從一個局部打破通縮環境下的堅冰，整個社會心理和社會行為都有望發生星火燎原式的全局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