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德藝雙馨的政治家。這從他捍衛主權、推翻清帝、構建國體這三方麵的所做所為，便可略見一斑。
二十世紀初，日本挑起了所謂間島問題。間島，在圖們江以北，為今天吉林延吉市一帶的中國領土。1907年春，覬覦已久的日本，陰謀篡改曆史，欲將間島劃歸韓國為名而實己占之。當時，宋教仁正按照預定的南北夾擊計劃（黃興留穗，宋去滿洲），在東北策劃反清活動。偶而得知這一消息後，宋教仁既敏銳又理性：自己雖然反清，且正被朝廷通緝，但國家利益受到威脅，不能坐視。於是，他不顧個人安危，迅速采取了行動---假扮日本浪人貞村，機智地打入鬼子“長白山會”內部。在掌握了敵人偷換界碑，偽造文件等核心證據後，又奔赴韓國和日本，查閱整理了許多曆史資料和文件，並收集了日韓政府本身公開的文檔，曆時數月，寫成了《間島問題》一書。該書一方麵提供了大量詳實的正麵史料，另一方麵又逐一戳穿了日方的各種偽證，並運用自己豐富的國際法知識，從曆史、地理、文化、以及語言學的角度，全麵論證了間島自古就是中國領土。日方得知後，欲重金購買此書版權，宋斷然拒絕，卻委托好友，將書稿轉交駐日公使李家駒。因為該書的重要作用，中方最後終於贏得了勝利， 這也是中國近百年來在領土紛爭談判中僅有的一次全勝。
“間島”問題之後，據於右任回憶，袁世凱因此盛讚宋才，奏請朝廷赦免並擬任其四品京堂官職，被拒。袁又委托駐日公使給2000酬金。初不肯受，公使執意不回，宋就將此款全讚助了在日的中國留學生，並說：“吾著此書，為中國一塊土，非為個人之賺幾文錢也。” 間島一事，麵對日方的利誘威逼、朝廷先前的追捕和後來的獎賞，以及一些衝動和狹隘的革命黨人的嘲諷，宋教仁均不為所動，坦然對之曰：“國家領土，國民人人當寶愛之。”
宋教仁在“間島”問題上的貢獻，一方麵印證其理性和愛國，另一方麵，也體現其深厚的學術功底和學以致用的務實精神。1905年，宋教仁就讀日本法政大學（後入早稻田），認真深入地了解和研究了西方民主思想和憲政製度。他翻譯了《英國製度要覽》、《美國製度概要》、《日本憲法》等10來種書籍，創辦了革命雜誌《二十世紀之支那》，後將其改為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擔任過上海《民立報》主筆，並介紹和寫下了大量的政論文章。這些都為他以後主張內閣製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也為他規劃中國未來的政治走向提供了它山之石。
當辛亥革命成功，許多革命黨人忙於實業（如修鐵路，辦教育） 之際，宋教仁頭腦清晰，目標明確，也看得更遠。他要為中華民族的崛起訂下百年大計。為此，他打算分三步實施其戰略目標：立憲，舉閣，組黨。
早在武昌起義後，宋教仁便以高屋建瓴之勢，起草了《中華民國鄂州約法及官製草案》（簡稱《鄂州約法》）。《鄂州約法》既是一個具有明顯的三權分立性質的法律文件，也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付諸實施的憲法文本。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後，宋教仁任法製院院長，又主持製定了《中華民國臨時組織法》（簡稱《臨時組織法》）。而後來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就是以《鄂州約法》和《臨時組織法》為藍本製定的。這一係列舉措，為即將成立的中華民國奠定了基本政治架構， 為中國未來十餘年憲政實驗提供了法律基礎，也讓中國人首次了解了一個全新的政治運作模式。
但是，僅有核心法綱還不夠，必須有相應的施政機構與之配套才行。在討論民國國體時，當時的革命黨人一派讚同總統製，一派讚同內閣製。簡單地說，總統製指由總統擔任國家元首、獨攬國家最高行政權力的一種政府模式；而內閣製，治理國家的是國會，作為國家元首的總統隻代表國家，不負責實際政務（筆者注：摘自鳳凰衛視節目---〈嶽麓英豪青春誌-四-宋教仁〉）。宋教仁清楚中國傳統，深知“帝製易倒，專製難除”，深感“革命成功的政黨或首領，也可能蛻化、獨裁”，而民主政治的最大敵人是權力不受製約。因此，他立舉內閣製，寄望用較低的社會交易成本，換得政治透明和行政的高效。宋教仁說：“吾人則主張內閣製，以期造成議院政治者也。蓋內閣不善而可以更迭之，總統不善則無術變易之，如必欲變易之，必致動搖國本。”不過，這一主張，遭到以孫中山為首的總統派的強烈反對。最後，總統派獲勝，宋教仁也服從大家的選擇。可笑的是，當袁世凱當上臨時大總統後，孫中山一改初衷，轉而讚同宋教仁的內閣製。如此“因人立法”，不僅視法律如兒戲，也非常短視，因而也就為以後的“二次革命”師出無名、草草失敗埋下了禍根。
宋教仁推崇內閣製，但並不拘泥和照搬西方模式。他看到當時的中國地方級政府各自為政，國家一盤散沙，就主張中央集權以免國家陷入分裂之危險。這又與不少革命黨人的觀點相左。在定都問題上，孫中山等革命派舍不得離開南方的大本營而欲選南京，但遭到宋教仁的強烈反對。因為他對日俄的狼子野心看得很透，故而從民族大義出發，主張定都北京，以加強對滿洲和外蒙的控製力、凝聚力和對日俄的威懾力。從宋教仁不計個人得失，視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舉動中，我們再次看到其閃亮 的人格。
袁世凱接任大總統以來，一方麵跋扈專權，一方麵又操縱控製當時的親袁大黨共和黨。與此同時，革命黨人鬥誌渙散，又各自為政，眼見新生的共和國一步步走向消亡。危急關頭，宋教仁再次展示其卓越的政治家之責任、勇氣和遠見。在征得了孫中山和黃興的同意後，1912年8月，宋教仁毅然解散了同盟會，而將之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和共和促進會合並，成立了一個新黨，命名為“國民黨”。換句話說，宋教仁是國民黨真正的締造者。
宋教仁創建國民黨的目的，是試圖更改遊戲規則，以憲政模式，變血腥的政治奪權為和平的政黨輪替，以政見與提案來獲得政權。用他的話來講，是 “我們要實現真正的共和，要以黨爭代替戰爭。”解散同盟會，很多革命黨人不能理解，宋教仁向他們耐心解釋，“以前，我們是革命黨；現在，我們是革命的政黨。以前，我們是秘密的組織；現在，我們是公開的組織。以前，是舊的破壞的時期，現在，是新的建設的時期。以前，對於敵人，是拿出鐵血的精神，同他們奮鬥，現在，對於敵黨，是拿出政治的見解，同他們奮鬥。（筆者注：摘自鳳凰衛視）。而對於新生的國民黨的任務和目標，宋教仁公開自己的政見：“我們要在國會裏，獲得過半數以上的議席，進而在朝，就可以組成一黨內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監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妄為，該為的，也使它有所憚而不敢不為……。” 通過宋教仁的領導和其他革命黨人的共同努力，國民黨朝氣勃勃，蒸蒸日上。1913年2月，國會參眾兩院舉行選舉。國民黨在716個議席中贏得了392個席位，獲得了壓倒性勝利（其它如第2大黨共和黨獲得120個議席，第3大黨
統一黨獲得18個議席，第4大黨民主黨獲得16個議席）。
國民國的勝利，令袁世凱坐立不安，也讓他對宋恨愛交織。為收買宋教仁，據說袁曾有意讓宋出任總理，並送他交通銀行五十萬元支票一本，任其自由支用。但宋隻略取少許（約二三百元）以示謝意，餘下悉數歸趙。正當宋教仁躊躇滿誌，擬北上和袁世凱商談國事時，於1913年3月20日在離滬赴京的上海火車站，被帶毒的子彈射中，兩天後，魂歸沅浦。
宋教仁在臨終前，通過於右任留下遺囑：今以三事奉告：
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東京寄存之書籍，悉捐入南京圖書館；
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後，請克強與公及諸故人為我照料；
三、諸公皆當勉力進行，勿以我為念，而放棄責任心。我為調和南北事費盡心力，造謠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誤解，我受痛苦也是應當，死亦何悔？
宋教仁又授意黃興，電告袁世凱：“……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於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權之見存。今國基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東京寄存之書籍，悉捐入南京圖書館；
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後，請克強與公及諸故人為我照料；
三、諸公皆當勉力進行，勿以我為念，而放棄責任心。我為調和南北事費盡心力，造謠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誤解，我受痛苦也是應當，死亦何悔？
宋教仁又授意黃興，電告袁世凱：“……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於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權之見存。今國基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每讀到此，不禁砰然心動---歎遁初之功德，怒小人之伎倆，悲漁父之遺願，羞自身之苟活。
我認為，
君子有兩種。
潔身自好的小我，可以拒高官厚祿和金錢誘惑，而保持個人優秀的道德情操；
為國為民的舍我，則以理性、智慧和胸懷，而肩負崇高的社會道德情操。
革命者，也有兩種。為人民赴湯蹈火，甚至犧牲生命，是為創業英烈；
革命成功後，如何引領國家，走出曆史的循環，為民族的長遠利益鞠躬盡瘁，貢獻畢生，是為興業棟梁。
而宋教仁，無論是在小我舍我，還是在創業和興業這兩方麵，都堪稱典範。
百年前的春天，一個年青人，用他三十二歲短暫的生命，為新生共和，喋血神州。遁初先生倒下了。但他的理想、理性、人格和為中華民族作出的貢獻，已澆注成我心中永遠的泰山北鬥。
宋教仁愛國沒有條件，抗清也義無反顧。他與黃興一道，於1904年2月創建了華興會（黃任會長，宋任副會長），並策劃在當年11月慈禧七十歲生日那天，在長沙、嶽州（即現在的嶽陽）、衡陽、寶慶（即現在的邵陽）、常德分五路同時起義。不料事情泄密失敗而流亡日本。1907年春，宋教仁潛返東北發展反清組織，籌建同盟會遼東支部，聯絡東北“馬俠”李逢春等人，策劃在沈陽發動武裝起義，又因泄密而行事艱難。黃花崗起義流血後，革命黨精英損失慘重，鬥氣非常低落。艱難之際，宋教仁以政治家的膽識，否定了孫中山在沿海地區零敲碎打型策略，提出了極富戰略眼光的三策論：一是中央開花，即聯絡北方軍隊，爭取占領京城，一舉推翻清廷。二是在長江流域一帶建立革命組織，滲透與擴展並舉，擇機起義，以期阻斷南北、掌握主動、控製全局。三是在邊陲角地，揭竿而起，再徐圖北進。戰略一為上策，但真正行動起來，困難重重；戰略三已被邊遠省地的多次起義失敗證明為下策；唯有戰略二最為實際，可視為中策而實施。於是，宋教仁和譚人鳳等人一起，在上海組織成立了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中部總部成立後，宋教仁作為領軍人物，積極發展中部總會各地分會，大力加強了各革命團體間的聯係和聯合，並製訂了1913年在兩湖及江淅同時起義的戰略部署。與此同時，宋教仁以兩湖新軍中的文學社和共進會為基礎，親自或派人來往於上海、兩湖各地，鼓吹革命，並籌款購買武器彈藥，致使兩湖地區革命形勢空前高漲，最終導致了武昌起義的爆發。而首義的成功也證明了宋教仁的遠見卓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