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7-11 第34 期趙侗（左四）與晉察冀八路軍幹部合影
“中國遊擊隊之母”趙老太太
曾被全國民眾尊稱為“遊擊隊之母”的趙老太太，和他的兒子、華北國民抗日軍領袖趙侗，是一對被曆史遺忘了的母子。在抗戰最艱難的日子裏，他們的執著與堅持，曾一度重燃了國家和民族的希望之光，而隨著內戰的硝煙散盡，他們的故事遂被塵封。
近年來，趙老太太母子的事跡，逐漸在網絡上流傳開來；某些紙媒也針對這些網絡傳言刊登了“辟謠”文字。但網絡傳言也好，紙媒“辟謠”也罷，因為部分的環節缺失和史料錯誤，並沒有能夠真正還原這對母子的曆史麵貌。
上篇：九一八事變後，趙老太太率全家三代參加抗日
趙老太太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是九一八事變日寇的入侵。老太太自此放棄了一個普通農婦的生活，而成為舉國皆知的“遊擊隊之母”。
1938年，趙老太太和她的遊擊隊因媒體報道而舉國皆知
趙老太太是何許人也？從上麵這幅名為《遊擊隊之母趙老太太赴港募捐抗日》的照片中可以略窺一二：老太太一身黑色長褂端坐正中，左右環繞者是德高望重的何香凝（前排座位左二）和鄧穎超（前排座位右一）等賢達名流。可見老太太當日的聲望之隆。
趙老太太全名“趙洪文國”，因夫家姓趙，故當年媒體一致稱呼其為“趙老太太”。老太太是在抗戰最艱難的1938年被國人所熟知的。這一年，年近60的老太太離開自己與兒子趙侗親手創建起來的遊擊隊，從華北乘坐擁擠的難民列車來到漢口，給國民政府帶來了北方抗日遊擊隊的消息，同時也希望尋求到政府對遊擊隊的承認與支持。最早報道老太太來到武漢的，似乎是某家外國報紙。其報道後來被上海一家專門刊載翻譯稿件的《譯報》轉載。這則名為《中國遊擊隊之母》的報道說：
“說來難使人相信，在平漢線北段不斷給日軍以困擾的中國遊擊隊二萬人，他們是由一位六十七歲（編輯注：當為五十七歲，報道有誤）的老農婦所組織推動的。她的頭發雖已銀白，但身體卻仍像橡樹一般地結實。她能同時握兩枝手槍，而且能射中她的敵人。”
因為這段報道，趙老太太在民間得到了一個“雙槍老太婆”的神奇綽號；四川地區流行的“雙槍老太婆”傳說，一個重要的原型就是趙老太太。但這家外國報紙的報道其實有誤，老太太擁有一雙小腳，並不適合參加戰鬥；後來接受采訪時，老太太也坦承自己不會打槍。不過這點小錯誤並不妨礙趙老太太和她的傳奇故事迅速通過各種大小報刊傳遍大街小巷；這年秋天，許多有影響力的戰時媒體，如《立報》、《星島日報》、《救亡日報》，紛紛報道了老太太和她在華北的兒子趙侗所率領的抗日遊擊隊的故事。這些媒體的報道，為我們留下了關於趙老太太早年經曆的珍貴資料。
九一八事變之前，趙老太太隻是東北鄉間的一名普通農婦
1938年第10期的《婦女生活》雜誌刊登有記者於毅夫撰寫的一篇報道《趙洪文國傳》，對趙老太太1938年之前的經曆，做了簡要的披露。報道說：
“這是寫的‘遊擊隊’的母親趙老太太的小傳，根據我們所知道的史料，她自己本身在十四歲時遭遇過中日戰爭，二十四歲遭遇過日俄戰爭，七年前又遭遇了沈陽事變，由於累積下來的對於日寇的仇恨，使這位老太太很快地走入民族革命的戰場，成了義勇軍的‘交通’，軍火輸送者，以至遊擊隊的組織者。”
“趙洪文國現年五十八歲，是滿洲鑲黃旗人，……生於奉天省岫岩縣楊拉寨洪家堡子，家裏很窮，父親是個貧農，生兒女很多，趙老太太一共有弟兄五人姊妹兩人，因為父親窮，生活困難，所以小時候的生活差不多是陷於街上的狀態！”
“一八九八年……趙老太太那時是十九歲，出格嫁給三道虎領的趙玉堂先生為妻，一個破落的家庭，沒有房子，沒有土地，同樣地窮困，同樣地勞苦，但是她相信隻要大家能夠齊心努力，就一定能使這個破落的家庭複興的。經過六年的努力，趙氏的小家庭稍微有點起色了，可是無情的炮火，又在遼東半島上響亮起來，一九0四年日俄兩個帝國主義強盜仔遼東半島的廝殺，毀滅了我們無數田園廬墓，傷害了我們無數良善黎民百姓，這種創傷在趙老太太的心田裏，是劃上了不可磨滅的刻痕的！”
“從一九0五年日俄戰爭到1931年沈陽事變，這二十五年中間，趙老太太的生活就消磨在岫岩縣的窮鄉僻壤中，她一共生了八個女兒四個男兒，趙侗就是她的第三個兒子，在處理家事時，她主張大家要努力學好，過日子，但她對於錢財絕不吝惜，她主張‘舍善’周濟窮人，夏天把小米舍給比他們還沒有辦法的農民，冬天再隨他便來歸還，等家境稍微小康一些，按照一般富人的習慣，是要修炮台以防兵匪的，但她卻主張拿錢來周濟窮人，她認為這種無形的炮台是比有形的炮台還有用，因此她在三道虎嶺左近造下了很好的群眾基礎，以後苗可秀和趙侗之得在岫岩一帶建有很好的根據地，能夠在那兒長期地活動，也未始不是借重這一基礎的。”
“根據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經驗，她知道了戰爭的慘酷性，在鄉間他力勸女子不要纏足，無論男女都要讀書，自己的女兒不纏足不穿耳，男女都送入學校，這樣對於他的兩個兒子後來作義勇軍的活動，是有很大影響的。”
這是趙老太太在九一八事變之前的簡要的人生經曆。報道所勾勒出來的，是一個樸實、善良、有見識的鄉村農婦。值得補充的一點是：趙老太太是一家之主，而且頗懂經營，九一八事變前夕，趙家已經從無房無地的赤貧農，變成了三道虎嶺有名的富裕人家。
趙侗組織“中國少年鐵血軍”，老太太率全家參與抗日
如果沒有九一八事變，或許趙老太太的人生會完全是另一番模樣。但日寇的入侵徹底改變了一切。隨著東北的陷落，民間抗日義勇軍雨後春筍般出現，趙老太太的二兒子趙連俊（又名趙連仲）和三兒子趙侗，也拉起了自己的義勇軍隊伍。據於毅夫《趙洪文國傳》報道：
“在起事的時候，大家就約定了不許愛財，不許禍害婦女，要聯合老百姓，抗日到底，家庭被抄不許埋怨，家人被捉不許亂‘咬’！若幹人跑進山裏去活動，山外就留著這趙老太太和她的女兒們做交通站，做運輸站，做掩藏所，有多少次老太太冒著風雪將槍支插藏在山林古墓中，有多少次老太太輸送預備隊道義勇軍裏去，有時深夜裏義勇軍跑進院子裏來休息……最後日人覺察出來了，派去隊伍把她們的房子燒了，她才又搬到趙家堡子去，藉著道德會的名義辦學講道，更藉著辦學講道的機會宣傳救國，效力雖然發生了，但是也很快地被漢奸所告發，駐在岫岩的日本參事指導官，甚至率領幾百人馬親自前往搜捕。”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趙老太太趙玉堂先生和兒女全都被捕入獄，由於她的機智和大膽，不但自己把自己設法救出來，而且同時還救出半百餘個無辜的男女農民。一九三四年九月三十日，她脫離了岫岩監獄，回到趙家堡子，賣掉積存的土地，辭別祖墳，遍謝鄉老，攜同趙玉堂先生和兒女，經鳳城安東間道入關，跑到北平。”
於毅夫的報道過於簡略，有許多值得補充的地方。趙老太太的三兒子趙侗，九一八事變前夕曾考入東北大學預科物理係；東北淪陷後，趙侗與苗可秀等人前往北平，組織“東北學生軍”；1932年春返回東北，率軍加入了鄧鐵梅的義勇軍學生隊，1934年2月，又改組成立“中國少年鐵血軍”，苗可秀為司令，趙侗為參謀長；1935年7月苗可秀犧牲，趙侗繼任鐵血軍司令。鐵血軍在東北最盛時有兵力1.1萬餘人，先後與日軍大小戰鬥百餘次，1935年12月，甚至一度組織成立了“遼南臨時政府”，趙侗兼任臨時政府總裁，並與在中國邊境地區活動的朝鮮革命軍建立了聯係，組成“中朝抗日同盟軍”。1937年春，鐵血軍在日、偽的頻繁“討伐”下陷入困境，趙侗入關到北平尋求支援，但隨著七七事變北平淪陷，趙侗沒有再回東北，而選擇了留在北平重組遊擊隊，活躍於北平郊外。趙老太太與趙家和東北義勇軍之間的關係，就此告一段落。（據《岫岩縣誌》）
再如趙老太太房子被燒的情形，史料雖然缺失，但也可據當時的一般情形稍作推測：“燒房並屯”是日軍當日用來切段山裏的義勇軍和山外的民眾之間固定聯絡點的極常用的方式，據《丹東市誌》記載，日軍因懷疑岫岩縣內有義勇軍的聯絡點而又無法查實，前後多次大規模“燒房並屯”，每次燒房都在上千間以上。
老太太在北平郊外親身參與抗日第一線工作
趙侗於1937年在北平郊外重新組織了一支遊擊隊華北國民抗日軍。趙老太太在這支遊擊隊裏，起到了某種精神領袖的作用，“她的部下都親昵地稱她為‘中國遊擊隊之母’”。但當年的媒體，似乎更熱衷於報道老太太親身參與抗日一線工作的種種傳奇經曆。
1938年9月，《立報》的記者吳胥當年采訪了在漢口為遊擊隊尋求支援的趙老太太，親耳聽老太太講述了她在抗日第一線的故事。第一個故事，是“這樣帶軍火”。老太太說：
“運軍火，非我出馬不可，立刻開始，時間已經不允許再耽擱了，由城內到那裏，有長途汽車可通，我就穿了一套破衣服，帶了一個破網籃。網籃上麵全是破襪子、破棉花，還有破衣服。破東西底下，可全是盒子炮、子彈。趙同送我到西直門等車。說好了，我上前一輛，他上後一輛，遠遠的看著我。因為他是青年，穿了一身西裝，那是不能帶這些家夥的。我是個老太太，沒人注意，萬一把我捉了去，就是槍斃了，死一個老太太也沒什麽可惜，好在我早就把命看得算不了什麽了。趙同招呼我上了車，使個眼色，點點頭，車就開了。剛剛出城，就檢查。我先把網籃打開，請他們看，愛怎麽看就怎麽看。他們見是一個老太太，又帶的是些破東西，也就懶得檢查了，於是我便過了這一關。車上的人不要我坐車，本來，車上都是穿得挺漂亮的青年男女，來了這麽一個破衣的老太太，都討厭我，要我下去。那可不行。說什麽我也不下去。我的責任與使命太大了，我死也不下車。結果，我勝利了。就這麽一回一回的運軍火，全是我一個.人去辦。趙同隻在第二輛車上，遠遠瞧著我，預備萬一出事時，他好去想辦法。不到幾天的功夫，把兩千塊錢的軍火，全運完了。”
許多當代學者似乎覺得這樣的故事“近乎天方夜譚”（如袁小侖），而選擇了不相信，認為這是老太太的誇大其詞。然而老太太並沒有絲毫誇張——趙侗的這支遊擊隊，後來被中共從內部消化掉了，遊擊隊中的許多中共幹部，49年後的回憶錄裏提到的運軍火的情節，與老太太所描述的完全一致，隻不過他們略去了老太太的名姓。
第二個傳奇的故事，是“運遊擊隊員出城”。老太太說：
“北平被日軍占領了以後，我們的人還都沒有出城，這真是難問題。因為各城門都已被他們守住，這一百多人怎麽出去集合呢？我想了一個計策。那時候，有許多流氓被他們雇去，大概是為了搗亂的。在北平的流氓，他們的裝束，是穿著小褂褲，將長衫搭在肩上，而小褂的鈕子，也扣得不整齊。我就叫我們的人，一部分按照這個辦法，居然混出去了。另一部分人，就另想辦法。假使都這麽辦，那非被捕不可，所以我又雇了兩個老太太。每人帶十幾個人出去，萬一盤問，就承認是自己的子侄。好在那時候逃難的人很多，老太太帶了幾個年輕的人，很不惹人注目。而走的方式，也每次不同，有時坐車，有時步行。我很高興，一百幾十人完全出城了，並沒有失落一個。出城以後，就在高亮橋西北方一個廟裏集合。把槍都擦好，整理一切。為了遮掩外人耳目起見，把軍火都裹在行李卷裏同時，我自己是最後一批，他們還得等著我。我又帶了兩個老太太，掩護十幾個青年出城。出城以後，先到某地方去取軍火。大家拚命的拿子彈，兩個老太太每人提了一包袱子彈，我就用了一個大的手提箱，滿滿的裝了一箱子。”
當代的學者們仍然懷疑這個故事的真實性，但遊擊隊中的中共幹部的回憶錄，再次證實了老太太所言非虛。當然，老太太並不知道，她們所掩護的青年們，有一部分已經是中共黨員。
此外，擊落日軍飛機、砸開德勝門外監獄，也是當日媒體熱衷報道的內容。這些故事，從老太太嘴裏說出來，今天的人讀到不免感到誇張，但事實是：中共方麵的史料可以證實平西遊擊隊在北平郊外擊落日軍飛機確有其事；也可以證明砸開德勝門監獄確實是在趙侗的指揮下完成的。老太太絲毫沒有誇張。
前往武漢尋求支援，趙老太太全家三代參加抗日的故事感動了整個大後方
1937年9月，老太太受兒子趙侗的派遣，從北平南下前往武漢尋求援助。途中還在河南暉縣發動了當地的紅槍會組織成了一支抗日遊擊隊，但因為成員龐雜，領導層分歧嚴重而沒能堅持下去。1938年，老太太抵達武漢，很快被媒體關注到並得到了熱烈的報道，成為紅極一時的風雲人物。1938年9月，在國民政府的組織下，趙老太太從武漢南下香港、廣州、南洋進行抗戰宣傳和募捐，沿途發表抗戰演說，受到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和高度推崇。
在1938-1939年間，老太太感動了整個大後方。無論是演講還是接受采訪，老太太的話總是很樸素：“我是一個不識字的鄉下人，我不懂得什麽，我就知道老百姓應當救國”； “(主人遞給她一支香煙，她搖搖頭)我不抽，這年頭應當簡單些。我們在遊擊隊裏，有時連飯都沒得吃，再要有煙癮，那更了不得了”；“什麽？一輛汽車？試想，假如我的部下聽得我坐汽車。他們要說些什麽呢？他們或許要以為我已富裕了，並且忘記了他們在嚴寒的北方戰鬥著的種種痛苦了”……
1939年春，老太太到重慶，曾在北碚區做過一次兵役動員的演講。親臨現場的陶行知事後在日記中如此感慨老太太的感染力：
“義勇軍之母趙洪文國老太太於今年四月一日到北碚，三峽實驗區區長盧子英先生邀請全區各鎮老太太和太太們來北碚看戲並和趙老太太相見。四月三日下午三時在兼善中學大禮堂開老太太歡迎趙老太太大會。到會的老太人有五百人之多。連趙老太太在內共有七位老太太和太太演講，個個激昂慷慨，真是空前的一個盛會。……這天最大的收獲是全場老太太和太太們都接收三代打遊擊的趙老太太的精神，個個都希望做一個趙老太太，把兒女貢獻出來，以爭取中華民族之自由平等。這天的成功是由於下列幾條辦法:
“(1)老太太們是邀請來的，不是拉來的。 (2)看戲和看趙老太太並重。(3)太老的人由地方上年青的人給以便利把她抬來。(4)不以兵役宣傳號召而結果是真正道地的兵役宜傳。 (5)主講的人是一位能說能行的抗日老戰士，抗日戰士之母，抗日小戰士之祖母。
“我們知道抽調壯丁遇到最大困難之一即是母親妻子們的情感作用。國家把壯丁拉出來，她們要把壯丁拉回去。這一個爭奪戰的勝負是要靠婦女們的民族意識來決定。誰配向妻子要他的丈夫？誰配向母親要她的兒子？誰配向祖母要他孫兒？隻有以身作則的趙老太太和曾大娘們才好開口……”
陶行知還為趙老太太寫過許多首簡單易懂的白話詩，其中一首詩如此描述老太太三代抗日報國的故事：
“東洋出妖怪，中國出老太。老太捉妖怪，妖怪都嚇壞。老太有兒子，名字叫趙侗。一身都是膽，複活趙子龍。老太有孫兒，名字叫趙偉。少年知報國，精忠比嶽飛。好比一棵樹，安根在東北。妖怪咬樹根，樹兒活不得。說起趙老太，無人不崇拜。生長在岫岩，與朝鮮交界。眼看眾同胞，受盡妖怪害。組織義勇軍，動員休妖怪。母子與孫兒，同軍見三代。遠近齊響應，三軍都擁戴。軍隊大家庭，英勇而相愛。高粱為城堡，鋤頭是軍械。兵器雖不足，百戰不能敗。老太沒有糧，民眾送飯來。老太沒有槍，妖怪送槍來。鑽進妖怪肚，妖怪搖腦袋。截斷妖怪路，一塊又一塊。最後大目的，趕妖出東海。自由而平等，中華萬萬載。老太有名言，聖人不能外。別死在床.上，戰死才痛快。堂堂男子漢，富貴少奶奶。要想中國好，學學趙老太。
此一時期，不但國統區的主流報紙，包括共產黨領導下的《新華日報》，都曾多次刊文頌揚趙老太太全家三代抗日的事跡。蔣介石、宋慶齡、馮玉祥、何香凝等各界名流，也無不大力宣傳趙老太太的抗日精神。
下篇：趙侗被打死後，趙老太太倒向了國民黨
趙老太太人生的第二個轉折點，是兒子趙侗死於八路軍之手。因為這個緣故，在內戰爆發之後，老太太選擇了追隨國民黨政府，最終在六十九歲高齡時被解放軍捕獲並槍斃。
趙侗的平西遊擊隊被共產黨內部消化
親自參與伏擊趙侗的八路軍老幹部蕭鋒繪製的《全殲趙侗匪幫》示意圖
趙老太太去武漢之後，趙侗的平西遊擊隊在北平郊外屢次給日軍製造大麻煩的同時，內部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的起因，遊擊隊內的中共幹部們有相當多的回憶：
“早在“七七”事變前，中共北平地下組織就曾進行部署，要求共產黨員、民先隊員凡有條件參加武裝鬥爭的，都應隨時準備拿起槍來，到農村去開展遊擊戰爭。當時，東北大學、東北中學經組織批準參加武裝鬥爭的一些同誌，熱情很高，但沒有一支槍、一粒子彈，也沒有軍事鬥爭經驗。他們曾多次派人出城去聯絡抗日的部隊，都沒有成功。當黨組織了解到趙同等組織抗日武裝受挫的情況後，就決定以這支武裝為基礎，在平西建立黨領導下的抗日軍隊。八月初，黨組織派東北中學的共產黨員閻鐵和徐明兩人化裝成賣菜的小販混出西直門，由聯絡員帶領，進入趙侗等領導的遊擊隊了解情況。不久，又派在東北軍學兵隊受過軍事訓練的杜伯華、王文、包乾、丁丁(今名冷拙)等進入遊擊隊。當黨組織接到閻、徐、杜等的報告後，決定繼續派遣黨員、民先隊員和青年學生參加這個部隊，並派汪之力同誌負責這支部隊黨的領導。當時共產黨組織在這支部隊中還是秘密的，隻能以東北旅平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和東北救亡總會的名義，經張希堯介紹和趙同、高鵬接頭，參加部隊工作。汪之力於八月十日同中共北平市委學委派的三名黨員史進前、張如三和尉遲修職一起出德勝門，在西郊冷泉塢見到了趙同和高鵬。趙安排汪之力做宣傳工作。從此，黨的工作在部隊中開始建立起來。”（梁湘漢、趙庚奇，《平西抗日遊擊隊曆史略》）
趙侗似乎並沒有察覺中共黨員正有計劃地進入自己的遊擊隊，趙老太太在後方接受媒體采訪時雖然多次提到學生青年紛紛加入遊擊隊，但並無一字提及共產黨。
趙侗的這支部隊，在1938年初已基本蛻變為中共的部隊。其具體過程專題限於篇幅不再贅述，簡而言之就是采用了內部消化的模式，正如遊擊隊裏的中共骨幹王建中所回憶的那樣：
“黨的任務是把這支抗日遊擊隊組建好，爭取上層，抓住基層。爭取團結上層，由汪之力去做，總隊和大隊的領導，盡量由黨員去擔任，這就抓住了基層。北平地下黨輸送的黨員、民先隊員和青年學生，在這個複雜的才成立的隊伍中，自然成了骨幹，趙同也隻得依靠這批人。所以，黨員和青年學生基本上抓住營連兩級，這是最重要的勝利。”
共產黨員掌握了軍隊基層幹部之後，整個部隊的去向已經不由趙侗決定。據王建中回憶：“趙同等人主張上太原，找到國民政府和正規軍；黨內堅決反對，要去找八路軍。那時平型關戰役已經打過，消息已傳遍各鄉。繼而偵知八路軍到察南蔚縣，太原已失守。黨的主張得到了勝利。”隨後，進入八路軍的根據地後，趙侗的領導地位也受到了威脅，據王建中回憶：
“部隊到阜平之後，學老紅軍的一切製度、政治工作、經濟民主，黨已半公開了。趙同仍以總司令自居，得他一人說了算，實行軍閥統治，引起幹部不滿。黨和他進行了鬥爭。在一次營以上幹部會上，汪之力同誌作了係統的發言，舉出部隊進步的實例，指出趙同老擺個總司令架子，處處想著自己是總司令，一個人發號施令，處理問題缺乏商量，舉了一些軍閥主義的例子，指明其思想上就是顧慮總司令的麵子，不利當前部隊的進步。……會後，趙同沒有好轉，反而消極對待，情緒不高。黨內決定，罷掉他司令職務。事先黨內作了布置，屆時提趙同辭司令職時，大家都得舉手，結果在一次連以上幹部大會上舉手罷免了趙同的司令職務。事後報告給軍區，聶司令員批評了此事，認為應當爭取團結，幫助他。軍區領導還找趙同談了一次話，才算沒有罷司令之職。”
1938年8月，趙侗選擇和平離開平西遊擊隊另起爐灶
部隊被中共同化之後，趙侗又在遊擊隊司令一職上呆了將近一年。1938年8月，終於帶著幾個隨從，以下基層視察為由，秘密脫離了遊擊隊。據王建中回憶：
“趙同逃走，出意料之外。到平西後沒有誰和他鬥爭，看來一是有更大野心，不屑當此小支隊司令；二是有內線消息：趙母在大後方、南洋到處作報告，被譽為遊擊隊之母，趙如到重慶一定被重用，所以隻帶幾個人走了。至於怎樣通過北平到重慶的，就不得而知了。不過，也有蛛絲馬跡，趙同的表弟吳新民是九連長，突調回司令部，要當警衛連長，王遠音堅決不同意。趙同也找過警衛連長劉柏鬆談話，想拉攏劉。劉已是黨員，不為所動，他才沒辦法了。據事後反映，吳新民和趙同另一心腹王新華，把政治處誰住哪個房間都調查了，有動手搞一下再走的意圖，由於警衛連不在，沒敢動。”
趙侗為什麽要“跑”？所謂的“野心”顯然不足以解釋。其一，時為1938年8月，趙老太太剛剛抵達武漢，媒體報道剛剛開始，其影響力還沒有造成。其二，趙侗離開平西遊擊隊之後，並沒有立即選擇南下與母親會合，而是留在北平郊外，試圖重新組織新的遊擊隊伍。若需要一個解釋，當時趙侗雖為司令，但卻喪失了人身自由，或許是一個重要因素。據遊擊隊老戰士史進前回憶：
“9月，趙侗就帶著他最親信的十幾個人逃跑了。我們趕快派同誌去追他，勸他回來。他不回來，給我們中隊以上的幹部寫了封信，他說，我幾次想對你們一網打盡，但是考慮到我們同甘苦共患難一起搞了這麽久，不忍心下手。我們那時也非常警惕，所以他下不了手。我們為了對付他，我帶著政治部專門組織了警衛連，給他們的任務就是對付趙侗的突然事變，所以我說你們放崗放哨就是對趙侗放的。那個連非常負責任，所以趙侗沒法子，最後跑掉了。”
被忽略的政治背景：趙侗是一位“國社黨”黨員
真正能夠解釋趙侗逃離遊擊隊的，是其政治信仰。許多中共方麵的回憶錄都稱趙侗“接受了法西斯主義思想”，這一帽子的由來，正是其“國社黨黨員”身份。國社黨是當時的第三大黨中國青年黨的一個支派。中國青年黨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即積極派遣黨員進入東北組織義勇軍抗日，趙侗即是在這一時期加入的中國青年黨。
青年黨的建黨宗旨，是“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其政治立場，既反對共產黨，也反對國民黨。前者，主要是反對其“階級本位”，而呼籲青年們“以國家和民族為本位”去思考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後者，則是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和“黨外無黨”。
唯此，才能解釋趙侗何以會在1937年的北平公開刊發文章抨擊國民黨對中共的圍剿，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也唯此才能解釋何以趙侗並不願意與中共軍隊合作；也唯此才能解釋趙侗何以在部隊被中共內部消化之後，還願意在遊擊隊司令位置上指揮部隊作戰近一年；也唯此才能解釋趙侗最後為何選擇秘密的和平離開，而不是公開武力翻臉。
也唯此，才能解釋，何以趙侗到了重慶之後，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屢屢言及的都是團結抗日，而對其部隊的喪失，並無隻言片語的指責（但在與周恩來的一次會見中，趙侗批評了中共在其他抗日力量中“內部造黨”的做法）。
趙侗之死
1938年末，在北平郊外重組抗日遊擊隊的努力失敗後，趙侗也選擇了南下。在重慶獲得了空前的歡迎。媒體將他視作開展抗日遊擊戰爭的英雄——趙侗此前已寫過多篇文章和一本小冊子，總結了自己多年來遊擊戰爭的經驗之談。
稍後，趙侗選擇了重新北上。據秦孝儀《革命人物誌》記載：“二十七年間，奉召經香港赴重慶，參加中央訓練團黨政班第一期受訓，烈士以輾轉跋涉，入學不易，深感良機難再，益自奮勉；畢業時，以品學兼優，載譽而返。率領幹部北上。”而據《現代滿族英烈傳》一書記載：
“1939年6月29日，趙同與吳桂良等由經培訓的大中專知識青年中挑選100名將士，親自率領北上抗戰，第一站到達西安。同年7月2日，由王琦等再率二批百名將士奔赴西安與趙同會師。而後集中武器裝備和兩部電台，不顧勸阻，毅然開向晉察冀戰場。不料途經新富、靈壽兩縣交界的陳莊時，突然遭到伏擊，寡不敵眾，摔不及防，以至全軍戰死。趙同亦難以幸免，時年僅28歲。”
趙侗死後，關於其死於何人之手的問題，國內輿論立即就出現了爭論。今天，這個爭論已經可以終結了，因為已經有多位當事人的回憶錄證實：趙侗確實是死於八路軍之手。
聶榮臻回憶錄裏說：“趙侗這個人很狂妄，一直想要脫離遊擊隊，他同國民黨的關係拉得很緊。聶榮臻多次做過趙侗的工作，但是趙侗總有二心。他本人後來還帶了10來個人逃跑，後來跑到重慶，國民黨政府好不容易在敵後找到這樣一個一心投靠他們的人物，於是大肆吹噓他，又是給他下“委任狀 ”，又是給他配電台、密碼和各種新式武器，派他回華北來，同共產黨爭地盤，搞摩擦，破壞我黨建立的敵後根據地。1940年初，他回來的時候，走到石家莊以 北的一個地方，正好碰上從冀中回晉西北的一二〇師部隊，就在那裏打了一仗，戰鬥中把他連同他帶的隊伍全部消滅了。”
八路軍老戰士，曾一度負責監視趙侗的史進前回憶說：“趙侗到大後方以後，又去西安參加了特務訓練班，大概受訓了幾個月。那裏的特務頭子叫尹勤，有二百多人，每一個人三件東西：步槍、盒子、手槍。後來國民黨把他們派回來，到晉察冀軍區搞特務武裝活動。他們這次回來，到晉察冀的村莊附近，一下子碰到一二0師，賀老總的部隊正在那裏。賀老總跟聶老總一聯係，聶老總說徹底消滅，一二O師派了部隊，晉察冀也派了部隊，就把他徹底消滅了。當時的命令是一個活的也不要，打完後一個人一個人的檢查，把這個部隊殲滅了。聶老總以後跟賀老總說，你這仗打得好，減少了我們軍區好多麻煩。但是以後發現還是跑了一個，跑回東北去了。”
親自參與伏擊趙侗的八路軍老幹部蕭鋒回憶說：“（1939年12月）26日晨，天下著細雨，趙侗帶領各級偽官員，其中有25名婦女，……向北直奔牛城、陳莊方向而來。我3營9時許得到偵察員密報，即分4路向孫家莊合圍。120師358旅的騎兵團從下邵村的百馬石合圍過來，協助我團執行圍殲任務。10時許，趙侗一夥正在孫家莊吃飯，見情況不妙扔下飯碗向桑家莊、宅裏、陳莊方向逃竄。我們千把人打這300人跟玩似的，戰鬥不到半小時，這幫偽官員一聽槍響嚇得屁滾尿流，跪地求饒。對這些民族敗類、漢奸、賣國賊，我5團指戰員隻能斬釘截鐵，用刺刀做出公正的判決。趙侗以下345名偽官員全部被殲滅。”蕭鋒並親自繪製了一幅《全殲趙侗匪幫》的示意圖。
趙老太太在內戰中倒向了國民黨政權，後被解放軍捕獲，因不願投降被槍斃
趙侗再次北上的同時，趙老太太受國民黨政府軍政兩部的部長何應欽和張治中以及婦女指導委員會的指一導長宋美齡的聯合聘請，擔任了全國義務兵役宣傳指導員。以趙家三代抗日的經曆現身說法，曆時兩年，長期奔波於各縣市的抗日宣傳活動。
趙侗死後（那場伏擊戰中同時死去的還有趙老太太的一個女兒），老太太悲傷之餘，又參與了向國民政府爭取應征抗日青年的榮譽和待遇，呼籲國民政府注重優撫抗日軍烈屬的活動，掀起了自下而上的優撫軍烈屬愛國運動。1943年3月，趙老太太與東北同鄉國民黨中將王達，向政府申請批準挑選部分智勇雙全、熟悉遊擊戰術的得力幹部，深入湖北武漢一帶的敵人心髒，使敵人腹背受敵，牽製業已攻到貴州獨山，進而圍困四川的日寇主力部隊。趙老太太再次將自己的子女送往敵後戰場。
1945年8月14日，抗戰勝利的前一天，趙老太太的丈夫客死異鄉。爾後，趙老太太主動辭去婦女指導委員會等職務，前往北平。在北平，不顧年邁病弱，四處尋找抗日軍烈屬，然後上下求助，奔波千裏，幫助這些軍烈屬返回東北老家。此一時期，老太太已經很少見諸報端。趙老太太回東北後，則棄武從商，在丹東和沈陽籌辦加工廠，試圖用自己的力量解決抗日軍烈屬生活出路。但內戰驟起，從商之路不通，軍烈屬的生活無法保障，趙老太太全家也陷入了困頓。1948年7月的《時事公報》曾刊登過一則短消息，稱《“遊擊隊之母”有功抗戰今受餓》，可見老太太的生活境況。
1949年，趙老太太與二子趙連仲重新走上了戰場，招募舊部與中共軍隊作戰，隨著國軍的節節敗退，趙老太太也一路從東北退到了四川。1950年，趙老太太兵敗被俘，因不願投降而被槍斃。
關於趙老太太的不願投降，曾參與審訊工作的原川西軍分區情報參謀有一篇回憶文章《川西匪首——“雙槍老太婆”其人》，其中寫道：
“平心而論，趙洪文國的容貌並不帶匪相。小腳、旗袍，身體健康，略顯肥胖。就其相貌講，既不牛大馬粗，也不嬌小玲瓏，隻能說是一個極普通的東北老太太。但這個人伶牙利齒，談吐不像沒文化的入。
“我認為趙洪文國的罪行，主要是兩條。第一條是煽動叛亂。她從解放後的北平逃出，向國民黨政府要官職、要槍支，發動武裝叛亂，打遊擊，完全是自覺的行為，並沒有任何人強迫她、裹脅她。其子趙連中在交待罪行的筆供中，既有對蔣介石、閻錫山利用他母親的怨恨，也有對他母親一心反共拒絕棄暗投明的怨尤。趙連中說：‘閻錫山委我第二路綏靖總指揮，並沒有頒授中將軍銜。但我母親說，實際上，路總指揮是中將級。所以我們自刻的關防印鑒都是按‘中將’規格刻製的。趙連中又說：‘鄧錫侯將軍(川軍起義將領)派董海鵬來說服我們起義，會受到既往不咎的寬待。李元超（編輯注：趙老太太的女婿）和我，都願意走這條路，但我母親堅決拒絕了。’實際上，我們對趙洪文國的爭取，絕不止鄧錫侯將軍派董去這一次。事實上據我所知至少還有兩次：一次我們提到一名密探，我們用了很高的規格，以成都警備司令部的名義給趙洪文國寫了一封招降信，勸她棄暗投明，叫那個經教育的密探把信給她帶回去；還有一次，他們在大壩山區過春節時，我們茂縣軍分區，又派一名‘社會賢達’給她送信去，敦促她懸崖勒馬。但兩次爭取，都被趙洪文國拒絕了。
“趙洪文國被捕後，本來念她年邁，又是女流，準備不殺。但趙匪認罪態度極差，隻把組織叛亂說成是被閻錫山、蔣介石利用，出於‘愛子’之心，為幼子趙連中謀個晉身之階而已。而在川西區各族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和什邡、灌縣等縣的人民代表會議上，代表們一致要求嚴懲趙洪文國，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後經報西南軍政委員會和中央軍委，由中央軍委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批準，判處趙匪死刑，押赴什邡縣召開群眾公判大會執行槍決。
“趙連中之妻鄧外桃在被捕後，在軍事法庭關押期間生一男孩，受到了人道主義的照顧。後報中央人民政府，經毛主席親自批示：免於追究鄧外桃罪責，釋放，遣返原籍。使其對趙連中之子撫育成人。川西軍區政治部奉命派專人把鄧外桃母子護送回武漢市，交當地政府宣布釋放。據聞，鄧外桃於1955年已攜其子遷居香港，現在何處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