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高新、侯德健、周舵、劉曉波
我的1989（21）廣場四君子
從4月中悼念胡耀邦逝世開始的學潮，至此已拖了一個半月。對朝野雙方來說，都曾經有過機會，但都錯過了。說服學生撤離廣場的最後一次努力，是在5月27日的“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上，已經決定在5月30日舉行最後一次大遊行，然後全部撤出廣場。
參加這次會議的學生領袖，在聯席會議上舉手同意了，但回到廣場又變了卦。廣場就像一個巨大的磁場，永遠指向最激進的方向。要想改變磁場的方向，必須投身到廣場的中心位置，才會有發言權，才可以有影響力，才能去踩刹車。我認為，這是劉曉波、周舵、高新、侯德健——後來他們被稱為“天安門廣場四君子”——宣布參加絕食的主要原因。
6月1日下午，四君子在天安門廣場發表了《絕食宣言》。
說起這四君子，倒有兩個半與四通有關。周舵是四通綜合計劃部部長，高新是剛到四通上班的新員工。他原來是北師大的校刊編輯。有一次我到北師大演講，北師大的校刊上整理發表了當時我和同學的對話，整整兩大版。我對文字有一種特殊的敏感，覺得能把一場對話整理得條清理晰、不枝不蔓，得有相當的文字功力。立刻問：誰整理的？答以北師大的校刊編輯。我讚了一句：是個人才。後來周舵便招聘了這個人才。高新到四通報到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跟著周舵到廣場去絕食。
還有半個，就是劉曉波，他算是四通家屬，因為他的妻妹在我辦公室工作，而且他本人也是四通管理學院聘請的客座講師。
劉曉波後來回憶說：“5月27日在社科院政治學所開過一個會，王丹、柴玲、封從德等都去了，大家都舉手同意撤出廣場，而且決定當天晚上由王丹、吾爾開希和柴玲他們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撤離廣場。”
“但是，因為柴玲回廣場後變卦，新聞發布會沒有開成。”
“就這樣，我決定去廣場絕食。因為知識分子要用理智的聲音說服學生，就必須拿出行動來學生才能信服，否則就沒有控製廣場的能力，就不能到廣場的絕食指揮部去演講，就不能影響學生。我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起絕食。”
我相信，這是他們為了影響學生所作的最後的努力。
6月2日，周舵向我遞交了他的《辭職書》以及一封《致萬總並公司全體同仁的公開信》，開始參加四君子絕食。周舵在公開信中提到“我們沒有敵人！”而且說明“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現在讀起來，依然有意義。
6月3日，北京電視台的新聞節目報道了他們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消息，強調其中有兩位是四通公司的員工。
6月4日淩晨，終於開槍了。是四君子組織了廣場最後的撤退，避免了更多的年輕生命遭殺戮。這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善事。然而，他們卻遭到了逮捕、關押、判刑……
就在開槍前的幾個小時，我驅車巡視了天安門廣場和整條長安街，從朝陽門、天安門、木樨地到三裏河。我並不是刻意要親赴現場，而是因為當晚我出席了在芬蘭大使館舉辦的一場晚宴。6月9日，我要隨中國科技代表團去芬蘭訪問。6月3日晚，芬蘭大使在大使官邸舉辦酒會，算是為我們餞行。
我在赴宴的路上，途經天安門時，特地讓司機小籍把車開慢些，繞廣場轉了一圈。廣場上已經是破敗凋零、偃旗息鼓，我明顯地感覺到，學生們已經疲憊了，而且是疲憊到極點。也就是說，當局已經完全沒有動武的必要，便可以達到“清場”的目的。
這正是我非常不原諒當局的一點：不適當地、過分地使用了不必要的暴力。如果是因為愚蠢，我無語。如果真的如傳言所說，是為了“殺20萬，保20年太平”，那就是故意殺人了，這是犯罪，絕不能被原諒！
那天酒會的時間拖得很長，我離開大使官邸時，已近午夜。離開元老們決定的“清場”時間，隻有一個多小時了。長安街上，除了軍車和坦克，已經很少有其它的車輛。我的座車，一輛白色的豐田皇冠，孤零零地行駛在大街上，一片寂靜，靜得可怕……其實，我們並不孤單，因為我們車後一直有一輛黑車尾隨。上了西三環北路，快到家了，小籍為了甩掉尾巴，機警地把車開進一條岔道，並熄滅了車燈。黑車從我們身邊駛過，發現目標走丟了，居然掉過車身，在大街上逆行而來，當兩車幾乎麵對麵時，小籍突然打開了車的大燈。對峙了大約有一分鍾，對方有點不情願地離開了。我感覺到有一張大網，正在收緊。
是的，就在6月3日的上午，曹思源失蹤了。他是在家門口被秘密綁架的，後來被送到了秦城監獄。
我剛睡下不久，又被電話鈴聲驚醒。是四通的一位員工，記憶中是條法部的劉亞軍，在廣場附近的現場，向我報告：開槍了！他讓我聽現場的一陣陣密集的槍聲、一波波群眾的呼喊。我從電話裏能隱約聽到他們喊的是：法西斯！法西斯！法西斯！
我欲哭無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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