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衝突與融合：儒家倫理文明三原色(1)<BR>
下麵不得不介紹一下《千字文》產生的時代背景。
為什麽是不得不呢？因為那是一個血腥的、混亂的時代，說起來全是眼淚啊。為了簡捷易懂，僅僅從當時社會的主流思想入手進行一點點片麵的解讀吧。
先講點貌似有學問的知識吧。
在工業革命之前，全人類文明進程的階段劃分大致如下：
首先是神話時代五大文明：愛琴文明（地中海周邊）、兩河文明（以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為核心，“美索不達米亞”就是兩河之間的意思，也就是現在飽經戰亂的伊拉克一帶）、埃及文明（尼羅河流域，這個文明最先消失了）、哈拉巴文明（古印度）、夏商周文明（就是我們偉大的老祖宗親自開創的文明）。
其次是英雄時代的四大文明。除了消失的埃及文明外，其他四大文明在麵對雅利安等遊牧民族的衝擊下氣喘籲籲地傳承了下來：希臘羅馬文明、波斯文明、古印度文明、秦漢文明（秦漢是朝代名不是演員名噢！）
最後是宗教時代的四大文明。麵對匈奴人和亞歐草原遊牧民族的大入侵，四大文明再度幸存了下來，但存在形態已經發生本質變化，四大宗教或倫理價值體係已經確立：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佛教—印度教文明、儒家倫理文明。
同誌們，終於講到關鍵了：“儒家倫理文明”就是我們中華民族文明的根基。但我們文明的發展過程和其他文明一樣，不是一帆風順的，文明內部及與其他文明之間的衝突與融合伴隨著文明發展的全過程。文明內部，主要是體現在儒家和道家；文明之間，主要是儒家倫理文明和佛教文明。
唉，本來不想說這些臭氧層子，但是沒辦法，要講《千字文》產生的曆史背景，儒、道、佛的衝突與融合是不能回避的，隻好硬著頭皮抓緊時間慢慢說吧。
東漢時候，佛教在中原地區傳播開來。有一天漢明帝夢見金人,，可能是為了圓夢吧，就派郎中蔡諳等十八人去天竺國出使，算是去了一趟古印度比較大的城市旅旅遊。這一去可這是大開眼界：天竺人穿的衣服不用縫，更沒有縫隙。為什麽呢？因為天竺天氣太熱，人們穿衣服隻要拿一塊遮羞布一圍就行了，根本不用裁剪，估計也沒有裁縫這個行當。成語“天衣無縫”就來源於此。
快樂的旅程很快結束了。在回洛陽的時候順便帶了點天竺國的土特產：幾個天竺僧人和一些經書。也有人說蔡諳等人根本就沒到天竺，隻是到了西域的大月氏國，正好碰見帶著經書的天竺僧人，就給帶回來了。
他們帶回來的是什麽經書呢？
金庸迷們可能十分熟悉，這些經書就是《四十二章經》。<BR>
為了宏揚國際主義精神，安置好遠來的和尚與經書，朝廷出資在洛陽建了一座寺院。因為是經書白馬馱來的，寺院就命名為白馬寺。
但當時佛教並沒有什麽太大的影響，主要原因可能還是語言障礙，對於天竺僧人的“胡說八道”（此成語原意確實如此，源於西漢時中原人對西域胡人語言的不理解），基本聽不懂。
到了東漢末年，黃巾軍起義失敗，廣大人民群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看不到一點光明，隻好把希望寄托在佛陀身上。統治階級一看，佛教可是個好東西，廣大人民群眾自從信了它，腰不酸了，背不疼了，造反也沒勁了，於是政府開始明裏暗裏支持佛教的傳播，此後出家人才慢慢多了起來。
魏晉南北朝時，佛教在中國進入鼎盛時期。佛教與中國本土的儒家、道教的矛盾衝突也像武俠小說裏描寫的書生、道士、和尚一樣，分別亮出金筆、拂塵、禪杖，隨時都會絞在一起亂打一通。不過，三教的鬥爭的主導思想是“要文鬥不要武鬥”，主要是以辯論的方式決定勝負，大家都是文明人嘛。隻有在辯論急眼的時候，才偶爾會撕掉文明的麵罩老拳相見。但文鬥的結果有時候更慘烈，比如著名的“三武滅佛”，無數寺廟被焚燒、無數僧人慘遭殺害。
如果你在兩晉時代作官，如果有人說你是個“清官”，絕對不是什麽讚譽之詞。當時清談之風盛行，所謂“清官”，就是除了清談其他什麽事都不去幹的官。而當時的僧徒也以談玄論道的方式來宣揚佛理。因此佛與道兩教為了共同的目的走到了一起，相互之間沒有根本的利益衝突。
隨著佛教的日益發展，信徒越來越多，寺院等產業也豐厚起來，這種狀況直接影響到了主要以儒家倫理為主導思想的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儒佛之爭不可避免地開始了。
美國借口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大舉進攻。像兩個國家之間開戰一樣，儒佛之爭也必須找一個借口，也可以說導火索或切入點什麽的，說白了就是得為點什麽，關公戰秦瓊還得問一句“你在唐來我在漢，我倆打仗為哪般”，不能什麽平白無故就直接短兵相接進行肉搏。
衝突與融合：儒家倫理文明三原色(2)
東晉時儒佛之爭的導火索就是禮製問題。晉成帝時，僧人覲見皇上，不跪不拜，頂多也就施個佛禮，因為佛教主張的是眾生平等，這與儒家的“君為臣綱”及相應的繁縟禮節是格格不入的。主政的儒家大臣時虞冰看不下去了，心想你和尚比我多條胳膊還是少條腿啊，見了皇上都不用下跪，心裏極端不平衡，於是糾集了一堆儒家大臣，圍繞著“和尚見皇上是否應該跪拜”的辯題，跟僧人展開了激烈辯論。經過一辯二辯三辯的單獨發言、自由辯論和四辯的總結陳詞，結果還是沒有辯過對方辯友。到桓玄篡晉的時候，又提出同樣的辯題，最後還是沒辯過和尚。最後，經過大賽評委裁定：這次交鋒，正方儒家失敗，反方佛家勝利。
就在周興嗣所生活的時代稍早一點的時候，宋齊年間，道教見儒教敗下陣來，於是挺身而出，和佛教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但是雙方鬥爭的方式並不光彩，跟小孩打架互相罵娘一樣，而且其基礎都是建立在謠言之上的。
道教以西晉道士王浮胡編亂造的《老子化胡經》（就是前麵在解釋“杜撰”過程中提到的那個）和劉宋末年道士顧歡杜撰的《夷夏論》為理論依據，說佛教實際上是老子西度流沙後到印度創立的，是道教的兒孫輩。
佛教也不示弱，同樣搬出謠言來進行反擊，順便連儒家也捎上，說佛教的尊者菩薩三人來到中國，化身為老子、孔子和顏回，道教和儒家都是佛教的兒孫輩。
雙方你來我往，殺得難解難分，最後也沒辯出個黑白來。杜撰對謠言，半斤八兩，誰也沒有十足的勝算，但還是佛教占了上風。
轉眼到了梁武帝時代。梁武帝是個“和稀泥”高手，他主張三教同源，大家都是一家人，恩恩愛愛的一家人，不要再爭了，和和睦睦過日子吧。
當然，屁股決定腦袋，梁武帝是從皇帝的角度出發，看到三教都具有教導人們安於現狀不要反抗的共同特點，才有這個主張的。但在塑造順民的實踐中，他慢慢發現，還是佛教最適用，於是開始大興佛教，並逐漸癡迷。為了表示自己對佛教毫無保留的篤信，梁武帝把自己的住宅貢獻出來，取名光宅寺，並讓周興嗣撰寫《光宅寺碑》。估計是周興嗣寫的不錯，得到了皇上的讚賞，為後來《千字文》的光榮誕生埋下了伏筆。
不過這還不算完，梁武帝為了表示對佛教的虔誠，先後四次親自舍身當“寺奴”，躲到同泰寺裏不肯出來。皇上不出來，可急壞了大臣，通過和尚問皇上怎樣才能出來，和尚手指一撚，意思是說你拿銀子啊。於是大臣門三番四次地從國庫裏拿出大量銀子把皇上贖回來。
同泰寺，原址位於南京市城北雞籠山右，後麵瀕臨玄武湖，東麵正對紫金山，簡直是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真是個好地方。現在這裏也是一座寺廟，叫雞鳴寺。應該已經成為旅遊景點了吧。
在長期的鬥爭過程中，儒、道、佛三教在互相攻擊的同時，也結下了深厚的階級友情，特別是在梁武帝高超的“和稀泥”手法下，三教相互吸收對手的思想和觀點，呈現出逐漸融合的發展趨勢，最終成為中華文明的三原色。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可以算得上梁武帝佛學導師的傅翕大士（大士，是佛教對菩薩一詞意譯的簡稱），作為中國禪宗開山鼻祖級的人物，他經常以“道冠僧衣儒履”的打扮招搖過市，表現出衣以道學為首要、以佛法為中心、以儒學為基礎的中國禪宗主旨，簡直是一場流動的“三教合一”行為藝術表演。
《千字文》誕生的年代，應該是梁武帝正埋頭苦幹、興高采烈地致力於“和稀泥”的時候，但周興嗣在《千字文》中嚴格地秉承了儒家的思想，並沒有迎合梁武帝營造的“三教合一、偏重佛教”的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文中絲毫沒有涉及佛教思想，稍有一點道教思想也是被儒家吸收和認同、或本身就是儒道相通的內容。聯係到當時社會自上而下的尚道崇佛的大環境，，《千字文》的出現也體現了當時知識分子仍以儒學為根基的主流思想，對儒家來說，起到了撥開浮躁、正本清源的作用。
下麵不得不介紹一下《千字文》產生的時代背景。
為什麽是不得不呢？因為那是一個血腥的、混亂的時代，說起來全是眼淚啊。為了簡捷易懂，僅僅從當時社會的主流思想入手進行一點點片麵的解讀吧。
先講點貌似有學問的知識吧。
在工業革命之前，全人類文明進程的階段劃分大致如下：
首先是神話時代五大文明：愛琴文明（地中海周邊）、兩河文明（以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為核心，“美索不達米亞”就是兩河之間的意思，也就是現在飽經戰亂的伊拉克一帶）、埃及文明（尼羅河流域，這個文明最先消失了）、哈拉巴文明（古印度）、夏商周文明（就是我們偉大的老祖宗親自開創的文明）。
其次是英雄時代的四大文明。除了消失的埃及文明外，其他四大文明在麵對雅利安等遊牧民族的衝擊下氣喘籲籲地傳承了下來：希臘羅馬文明、波斯文明、古印度文明、秦漢文明（秦漢是朝代名不是演員名噢！）
最後是宗教時代的四大文明。麵對匈奴人和亞歐草原遊牧民族的大入侵，四大文明再度幸存了下來，但存在形態已經發生本質變化，四大宗教或倫理價值體係已經確立：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佛教—印度教文明、儒家倫理文明。
同誌們，終於講到關鍵了：“儒家倫理文明”就是我們中華民族文明的根基。但我們文明的發展過程和其他文明一樣，不是一帆風順的，文明內部及與其他文明之間的衝突與融合伴隨著文明發展的全過程。文明內部，主要是體現在儒家和道家；文明之間，主要是儒家倫理文明和佛教文明。
唉，本來不想說這些臭氧層子，但是沒辦法，要講《千字文》產生的曆史背景，儒、道、佛的衝突與融合是不能回避的，隻好硬著頭皮抓緊時間慢慢說吧。
東漢時候，佛教在中原地區傳播開來。有一天漢明帝夢見金人,，可能是為了圓夢吧，就派郎中蔡諳等十八人去天竺國出使，算是去了一趟古印度比較大的城市旅旅遊。這一去可這是大開眼界：天竺人穿的衣服不用縫，更沒有縫隙。為什麽呢？因為天竺天氣太熱，人們穿衣服隻要拿一塊遮羞布一圍就行了，根本不用裁剪，估計也沒有裁縫這個行當。成語“天衣無縫”就來源於此。
快樂的旅程很快結束了。在回洛陽的時候順便帶了點天竺國的土特產：幾個天竺僧人和一些經書。也有人說蔡諳等人根本就沒到天竺，隻是到了西域的大月氏國，正好碰見帶著經書的天竺僧人，就給帶回來了。
他們帶回來的是什麽經書呢？
金庸迷們可能十分熟悉，這些經書就是《四十二章經》。<BR>
為了宏揚國際主義精神，安置好遠來的和尚與經書，朝廷出資在洛陽建了一座寺院。因為是經書白馬馱來的，寺院就命名為白馬寺。
但當時佛教並沒有什麽太大的影響，主要原因可能還是語言障礙，對於天竺僧人的“胡說八道”（此成語原意確實如此，源於西漢時中原人對西域胡人語言的不理解），基本聽不懂。
到了東漢末年，黃巾軍起義失敗，廣大人民群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看不到一點光明，隻好把希望寄托在佛陀身上。統治階級一看，佛教可是個好東西，廣大人民群眾自從信了它，腰不酸了，背不疼了，造反也沒勁了，於是政府開始明裏暗裏支持佛教的傳播，此後出家人才慢慢多了起來。
魏晉南北朝時，佛教在中國進入鼎盛時期。佛教與中國本土的儒家、道教的矛盾衝突也像武俠小說裏描寫的書生、道士、和尚一樣，分別亮出金筆、拂塵、禪杖，隨時都會絞在一起亂打一通。不過，三教的鬥爭的主導思想是“要文鬥不要武鬥”，主要是以辯論的方式決定勝負，大家都是文明人嘛。隻有在辯論急眼的時候，才偶爾會撕掉文明的麵罩老拳相見。但文鬥的結果有時候更慘烈，比如著名的“三武滅佛”，無數寺廟被焚燒、無數僧人慘遭殺害。
如果你在兩晉時代作官，如果有人說你是個“清官”，絕對不是什麽讚譽之詞。當時清談之風盛行，所謂“清官”，就是除了清談其他什麽事都不去幹的官。而當時的僧徒也以談玄論道的方式來宣揚佛理。因此佛與道兩教為了共同的目的走到了一起，相互之間沒有根本的利益衝突。
隨著佛教的日益發展，信徒越來越多，寺院等產業也豐厚起來，這種狀況直接影響到了主要以儒家倫理為主導思想的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儒佛之爭不可避免地開始了。
美國借口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大舉進攻。像兩個國家之間開戰一樣，儒佛之爭也必須找一個借口，也可以說導火索或切入點什麽的，說白了就是得為點什麽，關公戰秦瓊還得問一句“你在唐來我在漢，我倆打仗為哪般”，不能什麽平白無故就直接短兵相接進行肉搏。
衝突與融合：儒家倫理文明三原色(2)
東晉時儒佛之爭的導火索就是禮製問題。晉成帝時，僧人覲見皇上，不跪不拜，頂多也就施個佛禮，因為佛教主張的是眾生平等，這與儒家的“君為臣綱”及相應的繁縟禮節是格格不入的。主政的儒家大臣時虞冰看不下去了，心想你和尚比我多條胳膊還是少條腿啊，見了皇上都不用下跪，心裏極端不平衡，於是糾集了一堆儒家大臣，圍繞著“和尚見皇上是否應該跪拜”的辯題，跟僧人展開了激烈辯論。經過一辯二辯三辯的單獨發言、自由辯論和四辯的總結陳詞，結果還是沒有辯過對方辯友。到桓玄篡晉的時候，又提出同樣的辯題，最後還是沒辯過和尚。最後，經過大賽評委裁定：這次交鋒，正方儒家失敗，反方佛家勝利。
就在周興嗣所生活的時代稍早一點的時候，宋齊年間，道教見儒教敗下陣來，於是挺身而出，和佛教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但是雙方鬥爭的方式並不光彩，跟小孩打架互相罵娘一樣，而且其基礎都是建立在謠言之上的。
道教以西晉道士王浮胡編亂造的《老子化胡經》（就是前麵在解釋“杜撰”過程中提到的那個）和劉宋末年道士顧歡杜撰的《夷夏論》為理論依據，說佛教實際上是老子西度流沙後到印度創立的，是道教的兒孫輩。
佛教也不示弱，同樣搬出謠言來進行反擊，順便連儒家也捎上，說佛教的尊者菩薩三人來到中國，化身為老子、孔子和顏回，道教和儒家都是佛教的兒孫輩。
雙方你來我往，殺得難解難分，最後也沒辯出個黑白來。杜撰對謠言，半斤八兩，誰也沒有十足的勝算，但還是佛教占了上風。
轉眼到了梁武帝時代。梁武帝是個“和稀泥”高手，他主張三教同源，大家都是一家人，恩恩愛愛的一家人，不要再爭了，和和睦睦過日子吧。
當然，屁股決定腦袋，梁武帝是從皇帝的角度出發，看到三教都具有教導人們安於現狀不要反抗的共同特點，才有這個主張的。但在塑造順民的實踐中，他慢慢發現，還是佛教最適用，於是開始大興佛教，並逐漸癡迷。為了表示自己對佛教毫無保留的篤信，梁武帝把自己的住宅貢獻出來，取名光宅寺，並讓周興嗣撰寫《光宅寺碑》。估計是周興嗣寫的不錯，得到了皇上的讚賞，為後來《千字文》的光榮誕生埋下了伏筆。
不過這還不算完，梁武帝為了表示對佛教的虔誠，先後四次親自舍身當“寺奴”，躲到同泰寺裏不肯出來。皇上不出來，可急壞了大臣，通過和尚問皇上怎樣才能出來，和尚手指一撚，意思是說你拿銀子啊。於是大臣門三番四次地從國庫裏拿出大量銀子把皇上贖回來。
同泰寺，原址位於南京市城北雞籠山右，後麵瀕臨玄武湖，東麵正對紫金山，簡直是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真是個好地方。現在這裏也是一座寺廟，叫雞鳴寺。應該已經成為旅遊景點了吧。
在長期的鬥爭過程中，儒、道、佛三教在互相攻擊的同時，也結下了深厚的階級友情，特別是在梁武帝高超的“和稀泥”手法下，三教相互吸收對手的思想和觀點，呈現出逐漸融合的發展趨勢，最終成為中華文明的三原色。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可以算得上梁武帝佛學導師的傅翕大士（大士，是佛教對菩薩一詞意譯的簡稱），作為中國禪宗開山鼻祖級的人物，他經常以“道冠僧衣儒履”的打扮招搖過市，表現出衣以道學為首要、以佛法為中心、以儒學為基礎的中國禪宗主旨，簡直是一場流動的“三教合一”行為藝術表演。
《千字文》誕生的年代，應該是梁武帝正埋頭苦幹、興高采烈地致力於“和稀泥”的時候，但周興嗣在《千字文》中嚴格地秉承了儒家的思想，並沒有迎合梁武帝營造的“三教合一、偏重佛教”的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文中絲毫沒有涉及佛教思想，稍有一點道教思想也是被儒家吸收和認同、或本身就是儒道相通的內容。聯係到當時社會自上而下的尚道崇佛的大環境，，《千字文》的出現也體現了當時知識分子仍以儒學為根基的主流思想，對儒家來說，起到了撥開浮躁、正本清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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