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最初是大學選修古典文獻檢索的課程裏最早知道了敦煌這個地方，還聽老師很遺憾地說：
但外國學者說：敦煌雖然在中國，敦煌學卻在國外。
課程的內容中看到了珍貴的敦煌卷子，並且學會了如何用如何用縮微膠卷看散見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獻，資料有倫敦，日本等國的。
具體說，敦煌學（Tunhuangology）”研究學。現在才有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但這個研究所完全是個日本學者藤枝晃先生的一句話帶來的“恩賜”。其一句話，就是“敦煌在中國，研究在日本。”這句話刺激了廣大的中國學者，同時也傷中國人感情。
然後引用摘抄餘秋雨的《文化苦旅》，“道士塔”
關於敦煌文獻的最大發現與王道士的故事：
敦煌有一座塔，由於修建年代較近，保存得較為完整。塔身有碑文，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個王道士，王圓籙！
曆史已有記載，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可當年他也隻是愚昧無知而導致的結果。
曾見過他的照片，穿著土布棉衣，目光呆滯，活脫著一個農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農民，逃荒到甘肅，做了道士。幾經轉折，不幸由他當了莫高窟的家。
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著一個洞窟中的積沙。沒想到牆壁一震，裂開一條縫，裏邊似乎還有一個隱藏的洞穴。王道士有點奇怪，急忙把洞穴打開，嗬，滿滿實實一洞的古物！
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這天早晨，他打開了一扇轟動世界的門戶。一門永久性的學問，將靠著這個洞穴建立。無數才華橫溢的學者，將為這個洞穴耗盡終生。中國的榮耀和恥辱，將由這個洞穴吞吐。
王道士發現的藏經洞，是敦煌第17窟。當你站在洞窟門前，望著這小小的石室，定會思緒萬千，滿腹狐疑。裏麵曾經推置的50O0O卷震驚中外學術界的經卷、遺書,是什麽時候、什麽人、由於何種原因存放的？何時將洞門封住，輕鬆地抹上泥皮，繪上了壁畫？
藏經洞是於1900年5月26日被敦煌莫高窟主持王道士（王圓籙）發現的，洞內藏有從公元4世紀到公元14世紀的各種曆史文本、絹畫、刺繡等文物5萬多件，這些珍貴文獻用多種文字記載，有漢文、藏文、梵文、龜茲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鶻文、 康居文等,直是一個內容豐富的古代博物館。
趁下次到縣城，撿了幾個經卷給縣長看看，順便說說這樁奇事。 縣長是個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肅學台葉熾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學家，懂得洞窟的價值，建議藩台把這些文物運到省城保管。但是東西很多，運費不低，官僚們又猶豫了。隻有王道士一次次隨手取一點出來的文物，在官場上送來送去。
就在這時，歐美的學者、漢學家、考古家、冒險家，卻不遠萬裏，風餐露宿，朝敦煌趕來。 從此，列強國家的文化間諜打著探險考古的幌子，紛紛來到了敦煌盜竊曆史文物。
沒有任何關卡，沒有任何手續，外國人直接走到了那個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磚、上了一把鎖，鑰匙掛在王道士的褲腰帶上。外國人未免有點遺憾，他們萬裏衝刺的最後一站，沒有遇到森嚴的文物保護官邸，沒有碰見冷漠的博物館館長，甚至沒有遇到看守和門衛，一切的一切，竟是這個肮髒的土道士。
略略交談幾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設想好的種種方案純屬多餘，道士要的隻是一筆最輕鬆的小買賣。要詳細地複述這筆交換帳，感覺自己的筆肩負著民族的災難太沉重。
簡略地說：
1905年10月，俄國人勃奧魯切夫用一點點隨身帶著的俄國商品，換取了一大批文書經卷；
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疊子銀元換取了24大箱經卷、5箱織絹和繪畫；
1908年7月，法國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銀元換去了10大車、6000多卷寫本和畫卷；
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難以想象的低價換取了300多卷寫本和兩尊唐塑；
1914年，斯坦國第二次又來，仍用一點銀元換去了5大箱、600多卷經卷；……
道士也有過猶豫，怕這樣會得罪了神明。解除這種猶豫十分簡單，那個斯坦國就哄他說，自己十分崇拜唐僧，這次是倒溯著唐僧的腳印，從印度到中國取經來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開了門。這裏不用任何外交辭令，隻需要幾句現編的童話。
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車，又一大車。運到倫敦，運到巴黎，運到彼得堡，運到東京。
--------------- 以上摘選自餘秋雨的《文化苦旅》，“道士塔”
幾年工夫，一批批價值連城、堪稱國寶的絹畫、麻布畫、木版畫、經文以及各種文字的手寫本，均流失到了海外。在我國有誌之士的再三敦促下，清政府才將剩餘部分的文物解送入京，妥為保管。列強國家的文化間諜見敦煌莫高窟能隨意帶走的文物沒有了，便把目標轉向了洞窟內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壁畫。 由於藏經洞封閉了近千年，這個謎便堪稱千古之謎。
敦煌學專家、學者鑽進浩如煙海的敦煌遺書資料中仔細地查閱，從未找到解謎的文字記載，隻好另辟途徑，根據其他曆史資料進行推斷，提出了多種假說，試圖解開這個千古之謎。主要說法有這樣幾種：
一、避難說。
認為這麽多經卷和遺書被藏於石室中被封閉，是莫高窟的僧人為躲避戰亂，使經卷遺書免於戰火而存放的。這種說法最早，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較多。但在具體封閉時間上又各不相同。 最有代表性、較普遍的說法是，宋初西夏人占領敦煌之前，千佛洞下寺的僧人為躲避戰亂，臨走前便把經卷、佛像、雜書等藏入洞內封閉。待戰亂過後再回來啟用。誰知這些僧人一去不返，杳無音訊，此洞便成為無人知曉的秘密。
又有一種說法把封閉時間定為宋紹聖年間（1094～1098），認為藏經洞的封閉與伊斯蘭教的東傳有關。當時，信仰伊斯蘭教的哈拉汗王朝向宋朝要求出兵攻打西夏。宋朝表示讚同。這一消息傳到敦煌，佛教徒們驚慌失措，恐懼萬分，便采取保護措施，將千佛洞的經卷、佛像、文書全部集中堆放過石室封閉，免受其害。 還有宋皇佑之後（1049年）說，曹氏封閉說，元初說，元明之際說等，均為逃避戰亂說。
二、廢棄說。
認為這些經卷遺書都是當時敦煌僧眾拋棄無用的廢品。因佛經眾多，為尊重佛法佛典，這些用過的經品既不能丟棄，也不能燒毀，隻好用這個石室封存起來。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逃避戰亂的說法自相矛盾，難以自圓其說。這是因為藏經洞內沒有整部大藏經和其他珍貴物品，大多是殘卷斷篇，夾有不少疑偽經，甚至還有不少錯抄的廢卷和塗鴉之雜寫，乃至作廢的文書與過時的契約等等。在藏經洞封閉時，即曹宗壽當政時期（1002～1O14），敦煌僧侶已向內地請求配齊了大藏經。並向朝廷乞求到一部金銀字大藏經，還有錦帙包裹、金字題頭的《大般若經》。如果是避難，那麽這些珍貴的東西理所當然應該珍藏於石室中。為什麽整部大藏經沒有被收藏反而收藏的是殘經破卷？因此，其真正的原因並不是為了避難，而是這些東西在當時實在沒有實用價值被廢棄了。
三、書庫改造說。
持這種說法的學者認為，大約公元1000年左右,折頁式的經卷,已從中原傳到敦煌。因閱讀、攜帶方便，受到僧侶們的青睞。因此，將藏書室使用不便的卷軸式佛經以及許多雜物一並置於石室封閉。 以上有關藏經洞的封閉時間和原因，眾說紛壇，莫衷一是，迄今仍無定論，有待進一步挖掘旁證資料，解開藏經洞封閉之謎。
劫餘部分被清政府運至北京入藏京師圖書館。莫高窟的壁畫和塑像也遭到劫奪與破壞。
1914年至1915年，俄國奧登堡率考察隊到敦煌和莫高窟，不僅收集到大批敦煌寫本，還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塊壁畫。
1921年，在蘇俄國內戰爭中失敗的數百名白匪軍逃竄到莫高窟，他們在壁畫上任意塗抹、刻畫，並在洞窟內燒炕做飯，致使大批壁畫被火燎煙熏。
1924年，美國華爾納曾到莫高窟盜剝了大麵積的壁畫，並掠走彩塑。
敦煌遺書和文物的散失對中國文化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但打客觀上卻推動了東西方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它們進行整理和研究，並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形成了一門新的學科--敦煌學。
1925年8月，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在大阪懷德堂講演時，使用過“敦煌學”一詞。1930年，著名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在為陳垣先生編《敦煌劫餘錄》所作序中，概括了“敦煌學”的概念。在此前後，英文中也出現了Tunhuangology這個新詞。敦煌學漸趨成為一門國際性的顯學。
Dunhuang,studies of。
敦煌學是研究、發掘、整理和保護中國敦煌地區文物、文獻的綜合性學科。與徽州學和藏學齊名，是中國的三大區域文化之一。
敦煌學的興起引起了學術界對敦煌莫高窟的重視。自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起，中國的曆史學、考古學和美術工作者到敦煌進行考察的人逐漸增多。經過他們的研究和宣傳，敦煌莫高窟在文化界的知名度逐漸提高。1944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擔負起了保護洞窟臨摹、研究敦煌壁畫的職責。
1951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更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8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礎上，擴大建立了敦煌研究院。1986年12月，敦煌被國家列為曆史文化名城。1987年8月，敦煌縣改為縣級市。同年12月，敦煌莫高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研究對象】 敦煌位於中國甘肅省西部，曆史上是中、西交通要道，為古代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中西文化匯集之地，印度佛教最早由此傳入中國內地。從366年始建莫高窟至1227年西夏滅亡，敦煌一直是佛教徒朝拜的聖地。曆代地方長官都在敦煌修建寺廟、珍藏文物。這些是研究中國中古曆史文化、中亞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珍貴資料。敦煌地區保存、發現的豐富曆史文獻和文物，是敦煌學研究的基礎和對象。
敦煌學一詞由史學家陳寅恪在1930年提出。當時的含義主要指整理和研究敦煌發現的文獻資料（敦煌遺書）。經過演變發展，敦煌學的研究範圍和內容有所拓展。具體包括5個分支領域：
①敦煌石窟考古
主要考訂各個石窟的建造年代、分期和內容，為石窟藝術和其他分支領域的研究奠定基礎。
②敦煌藝術
對敦煌彩塑、壁畫、書法、音樂、舞蹈和建築藝術進行考察研究。
③敦煌遺書
主要整理研究藏經洞所藏各類寫本和刻印本書籍。這是敦煌學研究的最大領域，包括天文、地理、政治、哲學、宗教、文學、藝術、語言、文字等許多方麵。
④敦煌石窟文物保護
包括敦煌小區域氣候觀測，流沙治理，窟內、外溫、濕度控製，壁畫、塑像病害治理，壁畫色彩褪變化驗與研究等。
⑤敦煌學理論
主要包括敦煌學的概念、範圍、特點、規律的研究，敦煌學在人類文化和學術史上的價值，研究敦煌學的現實意義，敦煌學發展史等等。
對於敦煌學研究對象的寬度與廣度，學術界有不同意見。國際上有廣義敦煌學與狹義敦煌學之說，但不論研究範圍的寬泛或狹窄，敦煌學是一門以地名學為基礎，內容廣泛，涉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多學科交叉的綜合學科，這個特點是沒有疑義的。
敦煌學在中國分史前期、創建期、發展期和繁榮期4個階段。
史前期
（18世紀～1909） 敦煌莫高窟的價值早在18世紀就受到汪隆、常均、徐鬆等清朝地方官吏的肯定。19世紀中後期一些外國探險家和考古學家，如匈牙利洛克齊、俄國尼古拉·普熱瓦爾斯基、英國鮑爾等人先後到過敦煌，參觀莫高窟。洛克齊在歐洲召開的東方學會議上演講，介紹莫高窟的藝術。20世紀初道士王圓籙發現藏經洞，敦煌遺書流傳於世。甘肅學台葉熾昌認識到遺書的價值，在日記中記述了藏經洞和文獻文物散佚情況。西方漢學家斯坦因、伯希和等到敦煌石窟考察，掠走一批珍貴文物、史籍，在西方作過一些報道。但都不是對敦煌學的研究。
創建期
（1909～1937） 羅振玉是敦煌學的奠基人。他於1909年發表《敦煌石室書目及其發現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錄》，開始了敦煌學的曆史。20世紀30年代後期是敦煌學創建時期。這一時期主要是以序 、跋、提要等形式，對敦煌文獻文物進行整理與考訂，後一段主要到英法兩京了解流散國外的敦煌卷子情況，抄錄拍照、編目序跋，把被掠走的經卷“接回來”。在這一時期裏，傾注了羅振玉、王國維、蔣伯斧、李翊灼、陳垣等老一輩學者和劉複、向達、王重民、薑亮夫又一輩敦煌學家的心血。敦煌文獻初步理成係統，對唐代俗文學等某些問題的研究有一定的深度。在此基礎上陳寅恪提出了“敦煌學 ”的概念。
發展期
（1938～1978） 抗日戰爭期間，西北成為國防重地，交通較為便利，大批學者、藝術家前往敦煌考察，對敦煌藝術的研究熱極一時。到70年代末，由於戰爭和政治運動，敦煌學研究雖有起伏，但總趨勢是向前發展。這時期各種大型資料集和敦煌畫集出版，石窟編號和文獻目錄編製趨於完備，研究領域較前期有所拓寬，出版了一批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成果。有張大千臨摹《大風堂臨摹敦煌壁畫》(3集）、《敦煌壁畫選》（3輯，敦煌文物研究所編）、《敦煌唐代圖案選》（敦煌文物研究所編）等是大型敦煌畫集，對敦煌藝術的宣傳和普及起了很大作用。《敦煌石窟畫像題識》、《敦煌曲校錄》、《瀛涯敦煌韻輯》、《敦煌變文集》、《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等是敦煌遺書資料、目錄的匯集。在研究方麵的重要成果有《敦煌》、《敦煌曲初探》、《敦煌藝術敘錄》、《敦煌莫高窟藝術》、《敦煌古籍敘錄》等。60、70年代，敦煌學研究的中心轉移到港台，台灣出版了《敦煌論集》、《榆林窟壁畫研究報告》、《敦煌講經文研究》等著作。香港新亞研究所敦煌學會編刊《敦煌學》。這一時期還成立了專門的管理與學術研究機構敦煌藝術研究所。此外還在國內、國際上多次舉行敦煌藝術、文物展覽。
繁榮期
（1978～ ） 70年代以後，敦煌學進入了一個新的研究時期。研究隊伍擴大，組建新的研究機構和學術團體。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建為敦煌研究院（1984）、高等院校設立研究機構的有北京大學的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室、蘭州大學的敦煌學研究室、西北師範大學的敦煌學研究所等。還有季羨林為會長的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以及甘肅、浙江等省級敦煌學會。自1982年起，基本上每年舉行一次全國或國際性的敦煌學學術研討會。研究內容涉及各個方麵，提出了一些新的課題，在許多方麵都有新的突破。在進一步完善敦煌文物文獻的考訂、整理的同時，努力建構起完整的學科體係。在資料的整理和刊布方麵，《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5輯）、《敦煌大藏經》（63冊）、《敦煌寶藏》(140冊)等都是工程浩大的資料匯編，為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一批高質量的研究著作出版，如《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中國美術全集·敦煌壁畫》、《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敦煌吐魯番出土經濟文書研究》、《敦煌遺書論文集》、《敦煌文學論集》、《敦煌石窟藝術論集》。另有如《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等多種學術會議的論文集。敦煌研究院主辦的定期刊物《敦煌研究》（1983年創刊）、台灣文化大學主辦的《敦煌學》等刊物刊發了一批高質量的學術論文。這些論著和論文，對莫高窟藝術、於闐文、回鶻蒙文、社會經濟文書、社邑文書、書儀卷子、中古寺戶、歸義軍曆史、敦煌曲譜舞譜、講唱文學、敦煌曲子詞、敦煌建築科技等專題都有總結性或突破性的研究。
20年來，中國敦煌學發展體現在幾個方麵：
一：是文獻的整理和刊布。
1981—1986年，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由台灣新豐文公司出版，共140巨冊，影印英國、法國、中國大陸及已經刊布的敦煌漢文文書。1990年台灣和大陸合作出版了63冊的《敦煌大藏片經》，以北京圖書館所藏為主，兼及英法所藏的部分敦煌寫經。1990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陸續出版了由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所、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英國圖書館合作編輯的《英藏敦煌文獻（漢文非佛經部分）》大型圖冊15卷，圖冊利用最新攝影印刷技術，圖版清晰。上海古籍出版社與俄羅斯及國內有關部門合作，從1992年起陸續出版《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已刊出的是《俄藏敦煌文獻》和《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等圖錄。
二：是係統係列的研究著作。
如周紹良主編的《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1996年）是第一次按學科和專題對敦煌文獻進行係統的整理研究的高水平著作，作者付出了十幾年勞動；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的《敦煌學導論叢刊》和《敦煌叢刊》，作者有大陸、台灣和外國人，主力作者是大陸學者。
三：是宗教文化出版社的《藏外佛教文獻》叢書。
四：是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學大辭典》
這部由季羨林先生主編、100多位專家耗時13年撰稿的著作，可稱得上百年敦煌學的總結性之作。
五：是敦煌石窟保護和藝術研究居於世界前列。
敦煌研究院和它的前身敦煌藝術研究所和國內的其他有關科研單位合作，完成了南區一段的加固工程，使南大像以南的洞窟得到了保護，通道互相連接，與中區形成了統一的整體。在清洗煙熏壁畫方麵也取得進展，使被日俄匪軍煙熏黑的初唐壁畫露出了優美的風姿。敦煌研究院還與塗料研究所合作，對壁畫顏色褪變的原因進行了科學化驗和分析研究，對壁畫起甲原因也進行了研究和防治。與美國蓋蒂基金會與蘭州大學對石窟頂部的固沙問題進行了合作研究。
六：是敦煌文獻的利用也有新的突破。
沙州歸義軍史的研究始終吸引著眾多的敦煌學者。我國學者已基本搞清了自張議潮起曆任歸義軍節度使的世係年代，以及張曹兩姓執政時期的政治史脈絡，對歸義軍政權與於闐、甘州回鶻通婚及其關係的研究也在深入。敦煌出土的唐代均田、差科、賦役、戶籍等文書，以及手工業、商業等有關政治、法律、軍事、經濟及社會生活等方麵文書的分類及綜合研究出現了一批高水平的成果。對寺院經濟的研究日益引起人們的重視，如薑伯勒《唐五代敦煌寺戶製度》。
七：是對敦煌語言文學研究成績斐然。
敦煌文學研究歌辭、詩歌、變文、俗賦等方麵出現了一大批考證翔實，內容豐富的專著和論文。隨著研究的深入，在理論上開展了對敦煌文學概念及範圍的探討。
另外，少數民族曆史語言、音樂舞蹈、科技及宗教的研究也獲碩果。
藏經洞發現後的10多年裏，英、法、俄、日、德、美的一些漢、藏學家掠奪了一大批文獻、文物和在洞窟內、外的大量照片，使國外敦煌學具備了資料基礎。敦煌學成為國際顯學。國外敦煌學以法國和日本處於領先地位。
法國
早期敦煌學家是沙畹（ 1865～1918）、伯希和(1878～1945)、馬伯樂(1883～1954) 。其中伯希和於1908年來到敦煌考察石窟，對各窟一一作了詳細筆記，係統抄錄了石窟題識和遊人題記，並在藏經洞度過了3個星期，對藏經作係統登錄，並掠去精品6600多卷和一批文物（藏於巴黎國立圖書館和吉美博物館）。1919年伯希和完成他帶走的敦煌文獻目錄，並編著《敦煌經卷圖錄》和《敦煌石窟圖錄》。法國敦煌學的代表是戴密微，他的研究側重敦煌佛學，旁及變文俗講。1973年法國國立研究中心和高等實驗學院第四係聯合組成的483研究小組是西方唯一的敦煌學專門機構，其宗旨是編寫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伯希和敦煌漢文寫本目錄；指導和推動敦煌寫本的研究。他們在20世紀80年代陸續出版了《敦煌學論文集》。在敦煌文獻資料整理方麵，法國出版了《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伯希和寫本目錄》、《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伯希和敦煌寫本叢書》。
日本
敦煌學研究與中國幾乎同時起步。1909年《朝日新聞》登出內藤虎次郎《敦煌石室發見物》一文，被視為日本敦煌學第一篇曆史性文獻。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敦煌學界主要是搜集、整理和刊布敦煌資料。50年代中期進入研究階段。1953年成立以石濱純太郎為首的西域研究會，整理研究大穀瑞光新疆探察隊留下的文獻（大穀文書），成果是《西域文化研究》。1957年組織以鈴木俊美為代表的東洋文庫敦煌文獻研究委員會。該會整理出版了《西域出土漢文文獻分類目錄》。日本敦煌學側重文書研究，出版了一批高質量的專著。80年代出版的《講座敦煌》13卷本著作集，是日本敦煌學界研究成果的集體展示。
英國
斯坦因多次到敦煌掠走約9千卷文獻（藏於大英博物院圖書館 ，少部分藏於印度博物館）。但英國沒有很好利用這些文獻進行研究。
蘇聯
從50年代開始有組織地研究敦煌文獻，60年代出版《亞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2卷)，主要敦煌學家是孟什科夫和丘古耶夫斯基。
美國
敦煌學的代表是梅維恒，他致力於敦煌變文研究，出版了《唐代變文：佛教對產生中國通俗小說和戲劇的貢獻》、《繪畫、戲劇：中國繪畫故事及其印度淵源》等專著。
印度
尼赫魯大學譚中教授長期從事敦煌文化研究，發表了一批研究成果。
敦煌學已成為一門國際性的熱門學科。其發展有幾點很明顯：
①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並行發展，一方麵把敦煌學擺到整個東方文化中來把握，同時對文物、文獻本身作細致的考訂與研究，互為補充、共同發展；
②國際性的合作研究；
③研究內容的進一步拓展，把敦煌遺書與石窟藝術的研究與整個絲綢之路聯係起來。
但外國學者說：敦煌雖然在中國，敦煌學卻在國外。
課程的內容中看到了珍貴的敦煌卷子，並且學會了如何用如何用縮微膠卷看散見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獻，資料有倫敦，日本等國的。
具體說，敦煌學（Tunhuangology）”研究學。現在才有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但這個研究所完全是個日本學者藤枝晃先生的一句話帶來的“恩賜”。其一句話，就是“敦煌在中國，研究在日本。”這句話刺激了廣大的中國學者，同時也傷中國人感情。
然後引用摘抄餘秋雨的《文化苦旅》，“道士塔”
關於敦煌文獻的最大發現與王道士的故事：
敦煌有一座塔，由於修建年代較近，保存得較為完整。塔身有碑文，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個王道士，王圓籙！
曆史已有記載，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可當年他也隻是愚昧無知而導致的結果。
曾見過他的照片，穿著土布棉衣，目光呆滯，活脫著一個農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農民，逃荒到甘肅，做了道士。幾經轉折，不幸由他當了莫高窟的家。
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著一個洞窟中的積沙。沒想到牆壁一震，裂開一條縫，裏邊似乎還有一個隱藏的洞穴。王道士有點奇怪，急忙把洞穴打開，嗬，滿滿實實一洞的古物！
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這天早晨，他打開了一扇轟動世界的門戶。一門永久性的學問，將靠著這個洞穴建立。無數才華橫溢的學者，將為這個洞穴耗盡終生。中國的榮耀和恥辱，將由這個洞穴吞吐。
王道士發現的藏經洞，是敦煌第17窟。當你站在洞窟門前，望著這小小的石室，定會思緒萬千，滿腹狐疑。裏麵曾經推置的50O0O卷震驚中外學術界的經卷、遺書,是什麽時候、什麽人、由於何種原因存放的？何時將洞門封住，輕鬆地抹上泥皮，繪上了壁畫？
藏經洞是於1900年5月26日被敦煌莫高窟主持王道士（王圓籙）發現的，洞內藏有從公元4世紀到公元14世紀的各種曆史文本、絹畫、刺繡等文物5萬多件，這些珍貴文獻用多種文字記載，有漢文、藏文、梵文、龜茲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鶻文、 康居文等,直是一個內容豐富的古代博物館。
趁下次到縣城，撿了幾個經卷給縣長看看，順便說說這樁奇事。 縣長是個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肅學台葉熾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學家，懂得洞窟的價值，建議藩台把這些文物運到省城保管。但是東西很多，運費不低，官僚們又猶豫了。隻有王道士一次次隨手取一點出來的文物，在官場上送來送去。
就在這時，歐美的學者、漢學家、考古家、冒險家，卻不遠萬裏，風餐露宿，朝敦煌趕來。 從此，列強國家的文化間諜打著探險考古的幌子，紛紛來到了敦煌盜竊曆史文物。
沒有任何關卡，沒有任何手續，外國人直接走到了那個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磚、上了一把鎖，鑰匙掛在王道士的褲腰帶上。外國人未免有點遺憾，他們萬裏衝刺的最後一站，沒有遇到森嚴的文物保護官邸，沒有碰見冷漠的博物館館長，甚至沒有遇到看守和門衛，一切的一切，竟是這個肮髒的土道士。
略略交談幾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設想好的種種方案純屬多餘，道士要的隻是一筆最輕鬆的小買賣。要詳細地複述這筆交換帳，感覺自己的筆肩負著民族的災難太沉重。
簡略地說：
1905年10月，俄國人勃奧魯切夫用一點點隨身帶著的俄國商品，換取了一大批文書經卷；
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疊子銀元換取了24大箱經卷、5箱織絹和繪畫；
1908年7月，法國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銀元換去了10大車、6000多卷寫本和畫卷；
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難以想象的低價換取了300多卷寫本和兩尊唐塑；
1914年，斯坦國第二次又來，仍用一點銀元換去了5大箱、600多卷經卷；……
道士也有過猶豫，怕這樣會得罪了神明。解除這種猶豫十分簡單，那個斯坦國就哄他說，自己十分崇拜唐僧，這次是倒溯著唐僧的腳印，從印度到中國取經來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開了門。這裏不用任何外交辭令，隻需要幾句現編的童話。
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車，又一大車。運到倫敦，運到巴黎，運到彼得堡，運到東京。
--------------- 以上摘選自餘秋雨的《文化苦旅》，“道士塔”
幾年工夫，一批批價值連城、堪稱國寶的絹畫、麻布畫、木版畫、經文以及各種文字的手寫本，均流失到了海外。在我國有誌之士的再三敦促下，清政府才將剩餘部分的文物解送入京，妥為保管。列強國家的文化間諜見敦煌莫高窟能隨意帶走的文物沒有了，便把目標轉向了洞窟內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壁畫。 由於藏經洞封閉了近千年，這個謎便堪稱千古之謎。
敦煌學專家、學者鑽進浩如煙海的敦煌遺書資料中仔細地查閱，從未找到解謎的文字記載，隻好另辟途徑，根據其他曆史資料進行推斷，提出了多種假說，試圖解開這個千古之謎。主要說法有這樣幾種：
一、避難說。
認為這麽多經卷和遺書被藏於石室中被封閉，是莫高窟的僧人為躲避戰亂，使經卷遺書免於戰火而存放的。這種說法最早，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較多。但在具體封閉時間上又各不相同。 最有代表性、較普遍的說法是，宋初西夏人占領敦煌之前，千佛洞下寺的僧人為躲避戰亂，臨走前便把經卷、佛像、雜書等藏入洞內封閉。待戰亂過後再回來啟用。誰知這些僧人一去不返，杳無音訊，此洞便成為無人知曉的秘密。
又有一種說法把封閉時間定為宋紹聖年間（1094～1098），認為藏經洞的封閉與伊斯蘭教的東傳有關。當時，信仰伊斯蘭教的哈拉汗王朝向宋朝要求出兵攻打西夏。宋朝表示讚同。這一消息傳到敦煌，佛教徒們驚慌失措，恐懼萬分，便采取保護措施，將千佛洞的經卷、佛像、文書全部集中堆放過石室封閉，免受其害。 還有宋皇佑之後（1049年）說，曹氏封閉說，元初說，元明之際說等，均為逃避戰亂說。
二、廢棄說。
認為這些經卷遺書都是當時敦煌僧眾拋棄無用的廢品。因佛經眾多，為尊重佛法佛典，這些用過的經品既不能丟棄，也不能燒毀，隻好用這個石室封存起來。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逃避戰亂的說法自相矛盾，難以自圓其說。這是因為藏經洞內沒有整部大藏經和其他珍貴物品，大多是殘卷斷篇，夾有不少疑偽經，甚至還有不少錯抄的廢卷和塗鴉之雜寫，乃至作廢的文書與過時的契約等等。在藏經洞封閉時，即曹宗壽當政時期（1002～1O14），敦煌僧侶已向內地請求配齊了大藏經。並向朝廷乞求到一部金銀字大藏經，還有錦帙包裹、金字題頭的《大般若經》。如果是避難，那麽這些珍貴的東西理所當然應該珍藏於石室中。為什麽整部大藏經沒有被收藏反而收藏的是殘經破卷？因此，其真正的原因並不是為了避難，而是這些東西在當時實在沒有實用價值被廢棄了。
三、書庫改造說。
持這種說法的學者認為，大約公元1000年左右,折頁式的經卷,已從中原傳到敦煌。因閱讀、攜帶方便，受到僧侶們的青睞。因此，將藏書室使用不便的卷軸式佛經以及許多雜物一並置於石室封閉。 以上有關藏經洞的封閉時間和原因，眾說紛壇，莫衷一是，迄今仍無定論，有待進一步挖掘旁證資料，解開藏經洞封閉之謎。
劫餘部分被清政府運至北京入藏京師圖書館。莫高窟的壁畫和塑像也遭到劫奪與破壞。
1914年至1915年，俄國奧登堡率考察隊到敦煌和莫高窟，不僅收集到大批敦煌寫本，還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塊壁畫。
1921年，在蘇俄國內戰爭中失敗的數百名白匪軍逃竄到莫高窟，他們在壁畫上任意塗抹、刻畫，並在洞窟內燒炕做飯，致使大批壁畫被火燎煙熏。
1924年，美國華爾納曾到莫高窟盜剝了大麵積的壁畫，並掠走彩塑。
敦煌遺書和文物的散失對中國文化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但打客觀上卻推動了東西方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它們進行整理和研究，並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形成了一門新的學科--敦煌學。
1925年8月，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在大阪懷德堂講演時，使用過“敦煌學”一詞。1930年，著名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在為陳垣先生編《敦煌劫餘錄》所作序中，概括了“敦煌學”的概念。在此前後，英文中也出現了Tunhuangology這個新詞。敦煌學漸趨成為一門國際性的顯學。
Dunhuang,studies of。
敦煌學是研究、發掘、整理和保護中國敦煌地區文物、文獻的綜合性學科。與徽州學和藏學齊名，是中國的三大區域文化之一。
敦煌學的興起引起了學術界對敦煌莫高窟的重視。自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起，中國的曆史學、考古學和美術工作者到敦煌進行考察的人逐漸增多。經過他們的研究和宣傳，敦煌莫高窟在文化界的知名度逐漸提高。1944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擔負起了保護洞窟臨摹、研究敦煌壁畫的職責。
1951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更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8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礎上，擴大建立了敦煌研究院。1986年12月，敦煌被國家列為曆史文化名城。1987年8月，敦煌縣改為縣級市。同年12月，敦煌莫高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研究對象】 敦煌位於中國甘肅省西部，曆史上是中、西交通要道，為古代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中西文化匯集之地，印度佛教最早由此傳入中國內地。從366年始建莫高窟至1227年西夏滅亡，敦煌一直是佛教徒朝拜的聖地。曆代地方長官都在敦煌修建寺廟、珍藏文物。這些是研究中國中古曆史文化、中亞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珍貴資料。敦煌地區保存、發現的豐富曆史文獻和文物，是敦煌學研究的基礎和對象。
敦煌學一詞由史學家陳寅恪在1930年提出。當時的含義主要指整理和研究敦煌發現的文獻資料（敦煌遺書）。經過演變發展，敦煌學的研究範圍和內容有所拓展。具體包括5個分支領域：
①敦煌石窟考古
主要考訂各個石窟的建造年代、分期和內容，為石窟藝術和其他分支領域的研究奠定基礎。
②敦煌藝術
對敦煌彩塑、壁畫、書法、音樂、舞蹈和建築藝術進行考察研究。
③敦煌遺書
主要整理研究藏經洞所藏各類寫本和刻印本書籍。這是敦煌學研究的最大領域，包括天文、地理、政治、哲學、宗教、文學、藝術、語言、文字等許多方麵。
④敦煌石窟文物保護
包括敦煌小區域氣候觀測，流沙治理，窟內、外溫、濕度控製，壁畫、塑像病害治理，壁畫色彩褪變化驗與研究等。
⑤敦煌學理論
主要包括敦煌學的概念、範圍、特點、規律的研究，敦煌學在人類文化和學術史上的價值，研究敦煌學的現實意義，敦煌學發展史等等。
對於敦煌學研究對象的寬度與廣度，學術界有不同意見。國際上有廣義敦煌學與狹義敦煌學之說，但不論研究範圍的寬泛或狹窄，敦煌學是一門以地名學為基礎，內容廣泛，涉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多學科交叉的綜合學科，這個特點是沒有疑義的。
【發展史】
敦煌學在中國分史前期、創建期、發展期和繁榮期4個階段。史前期
（18世紀～1909） 敦煌莫高窟的價值早在18世紀就受到汪隆、常均、徐鬆等清朝地方官吏的肯定。19世紀中後期一些外國探險家和考古學家，如匈牙利洛克齊、俄國尼古拉·普熱瓦爾斯基、英國鮑爾等人先後到過敦煌，參觀莫高窟。洛克齊在歐洲召開的東方學會議上演講，介紹莫高窟的藝術。20世紀初道士王圓籙發現藏經洞，敦煌遺書流傳於世。甘肅學台葉熾昌認識到遺書的價值，在日記中記述了藏經洞和文獻文物散佚情況。西方漢學家斯坦因、伯希和等到敦煌石窟考察，掠走一批珍貴文物、史籍，在西方作過一些報道。但都不是對敦煌學的研究。
創建期
（1909～1937） 羅振玉是敦煌學的奠基人。他於1909年發表《敦煌石室書目及其發現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錄》，開始了敦煌學的曆史。20世紀30年代後期是敦煌學創建時期。這一時期主要是以序 、跋、提要等形式，對敦煌文獻文物進行整理與考訂，後一段主要到英法兩京了解流散國外的敦煌卷子情況，抄錄拍照、編目序跋，把被掠走的經卷“接回來”。在這一時期裏，傾注了羅振玉、王國維、蔣伯斧、李翊灼、陳垣等老一輩學者和劉複、向達、王重民、薑亮夫又一輩敦煌學家的心血。敦煌文獻初步理成係統，對唐代俗文學等某些問題的研究有一定的深度。在此基礎上陳寅恪提出了“敦煌學 ”的概念。
發展期
（1938～1978） 抗日戰爭期間，西北成為國防重地，交通較為便利，大批學者、藝術家前往敦煌考察，對敦煌藝術的研究熱極一時。到70年代末，由於戰爭和政治運動，敦煌學研究雖有起伏，但總趨勢是向前發展。這時期各種大型資料集和敦煌畫集出版，石窟編號和文獻目錄編製趨於完備，研究領域較前期有所拓寬，出版了一批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成果。有張大千臨摹《大風堂臨摹敦煌壁畫》(3集）、《敦煌壁畫選》（3輯，敦煌文物研究所編）、《敦煌唐代圖案選》（敦煌文物研究所編）等是大型敦煌畫集，對敦煌藝術的宣傳和普及起了很大作用。《敦煌石窟畫像題識》、《敦煌曲校錄》、《瀛涯敦煌韻輯》、《敦煌變文集》、《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等是敦煌遺書資料、目錄的匯集。在研究方麵的重要成果有《敦煌》、《敦煌曲初探》、《敦煌藝術敘錄》、《敦煌莫高窟藝術》、《敦煌古籍敘錄》等。60、70年代，敦煌學研究的中心轉移到港台，台灣出版了《敦煌論集》、《榆林窟壁畫研究報告》、《敦煌講經文研究》等著作。香港新亞研究所敦煌學會編刊《敦煌學》。這一時期還成立了專門的管理與學術研究機構敦煌藝術研究所。此外還在國內、國際上多次舉行敦煌藝術、文物展覽。
繁榮期
（1978～ ） 70年代以後，敦煌學進入了一個新的研究時期。研究隊伍擴大，組建新的研究機構和學術團體。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建為敦煌研究院（1984）、高等院校設立研究機構的有北京大學的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室、蘭州大學的敦煌學研究室、西北師範大學的敦煌學研究所等。還有季羨林為會長的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以及甘肅、浙江等省級敦煌學會。自1982年起，基本上每年舉行一次全國或國際性的敦煌學學術研討會。研究內容涉及各個方麵，提出了一些新的課題，在許多方麵都有新的突破。在進一步完善敦煌文物文獻的考訂、整理的同時，努力建構起完整的學科體係。在資料的整理和刊布方麵，《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5輯）、《敦煌大藏經》（63冊）、《敦煌寶藏》(140冊)等都是工程浩大的資料匯編，為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一批高質量的研究著作出版，如《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中國美術全集·敦煌壁畫》、《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敦煌吐魯番出土經濟文書研究》、《敦煌遺書論文集》、《敦煌文學論集》、《敦煌石窟藝術論集》。另有如《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等多種學術會議的論文集。敦煌研究院主辦的定期刊物《敦煌研究》（1983年創刊）、台灣文化大學主辦的《敦煌學》等刊物刊發了一批高質量的學術論文。這些論著和論文，對莫高窟藝術、於闐文、回鶻蒙文、社會經濟文書、社邑文書、書儀卷子、中古寺戶、歸義軍曆史、敦煌曲譜舞譜、講唱文學、敦煌曲子詞、敦煌建築科技等專題都有總結性或突破性的研究。
【中國敦煌學】
20年來，中國敦煌學發展體現在幾個方麵：一：是文獻的整理和刊布。
1981—1986年，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由台灣新豐文公司出版，共140巨冊，影印英國、法國、中國大陸及已經刊布的敦煌漢文文書。1990年台灣和大陸合作出版了63冊的《敦煌大藏片經》，以北京圖書館所藏為主，兼及英法所藏的部分敦煌寫經。1990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陸續出版了由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所、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英國圖書館合作編輯的《英藏敦煌文獻（漢文非佛經部分）》大型圖冊15卷，圖冊利用最新攝影印刷技術，圖版清晰。上海古籍出版社與俄羅斯及國內有關部門合作，從1992年起陸續出版《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已刊出的是《俄藏敦煌文獻》和《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等圖錄。
二：是係統係列的研究著作。
如周紹良主編的《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1996年）是第一次按學科和專題對敦煌文獻進行係統的整理研究的高水平著作，作者付出了十幾年勞動；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的《敦煌學導論叢刊》和《敦煌叢刊》，作者有大陸、台灣和外國人，主力作者是大陸學者。
三：是宗教文化出版社的《藏外佛教文獻》叢書。
四：是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學大辭典》
這部由季羨林先生主編、100多位專家耗時13年撰稿的著作，可稱得上百年敦煌學的總結性之作。
五：是敦煌石窟保護和藝術研究居於世界前列。
敦煌研究院和它的前身敦煌藝術研究所和國內的其他有關科研單位合作，完成了南區一段的加固工程，使南大像以南的洞窟得到了保護，通道互相連接，與中區形成了統一的整體。在清洗煙熏壁畫方麵也取得進展，使被日俄匪軍煙熏黑的初唐壁畫露出了優美的風姿。敦煌研究院還與塗料研究所合作，對壁畫顏色褪變的原因進行了科學化驗和分析研究，對壁畫起甲原因也進行了研究和防治。與美國蓋蒂基金會與蘭州大學對石窟頂部的固沙問題進行了合作研究。
六：是敦煌文獻的利用也有新的突破。
沙州歸義軍史的研究始終吸引著眾多的敦煌學者。我國學者已基本搞清了自張議潮起曆任歸義軍節度使的世係年代，以及張曹兩姓執政時期的政治史脈絡，對歸義軍政權與於闐、甘州回鶻通婚及其關係的研究也在深入。敦煌出土的唐代均田、差科、賦役、戶籍等文書，以及手工業、商業等有關政治、法律、軍事、經濟及社會生活等方麵文書的分類及綜合研究出現了一批高水平的成果。對寺院經濟的研究日益引起人們的重視，如薑伯勒《唐五代敦煌寺戶製度》。
七：是對敦煌語言文學研究成績斐然。
敦煌文學研究歌辭、詩歌、變文、俗賦等方麵出現了一大批考證翔實，內容豐富的專著和論文。隨著研究的深入，在理論上開展了對敦煌文學概念及範圍的探討。
另外，少數民族曆史語言、音樂舞蹈、科技及宗教的研究也獲碩果。
【外國敦煌學】
藏經洞發現後的10多年裏，英、法、俄、日、德、美的一些漢、藏學家掠奪了一大批文獻、文物和在洞窟內、外的大量照片，使國外敦煌學具備了資料基礎。敦煌學成為國際顯學。國外敦煌學以法國和日本處於領先地位。法國
早期敦煌學家是沙畹（ 1865～1918）、伯希和(1878～1945)、馬伯樂(1883～1954) 。其中伯希和於1908年來到敦煌考察石窟，對各窟一一作了詳細筆記，係統抄錄了石窟題識和遊人題記，並在藏經洞度過了3個星期，對藏經作係統登錄，並掠去精品6600多卷和一批文物（藏於巴黎國立圖書館和吉美博物館）。1919年伯希和完成他帶走的敦煌文獻目錄，並編著《敦煌經卷圖錄》和《敦煌石窟圖錄》。法國敦煌學的代表是戴密微，他的研究側重敦煌佛學，旁及變文俗講。1973年法國國立研究中心和高等實驗學院第四係聯合組成的483研究小組是西方唯一的敦煌學專門機構，其宗旨是編寫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伯希和敦煌漢文寫本目錄；指導和推動敦煌寫本的研究。他們在20世紀80年代陸續出版了《敦煌學論文集》。在敦煌文獻資料整理方麵，法國出版了《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伯希和寫本目錄》、《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伯希和敦煌寫本叢書》。
日本
敦煌學研究與中國幾乎同時起步。1909年《朝日新聞》登出內藤虎次郎《敦煌石室發見物》一文，被視為日本敦煌學第一篇曆史性文獻。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敦煌學界主要是搜集、整理和刊布敦煌資料。50年代中期進入研究階段。1953年成立以石濱純太郎為首的西域研究會，整理研究大穀瑞光新疆探察隊留下的文獻（大穀文書），成果是《西域文化研究》。1957年組織以鈴木俊美為代表的東洋文庫敦煌文獻研究委員會。該會整理出版了《西域出土漢文文獻分類目錄》。日本敦煌學側重文書研究，出版了一批高質量的專著。80年代出版的《講座敦煌》13卷本著作集，是日本敦煌學界研究成果的集體展示。
英國
斯坦因多次到敦煌掠走約9千卷文獻（藏於大英博物院圖書館 ，少部分藏於印度博物館）。但英國沒有很好利用這些文獻進行研究。
蘇聯
從50年代開始有組織地研究敦煌文獻，60年代出版《亞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2卷)，主要敦煌學家是孟什科夫和丘古耶夫斯基。
美國
敦煌學的代表是梅維恒，他致力於敦煌變文研究，出版了《唐代變文：佛教對產生中國通俗小說和戲劇的貢獻》、《繪畫、戲劇：中國繪畫故事及其印度淵源》等專著。
印度
尼赫魯大學譚中教授長期從事敦煌文化研究，發表了一批研究成果。
【發展趨勢】
敦煌學已成為一門國際性的熱門學科。其發展有幾點很明顯：①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並行發展，一方麵把敦煌學擺到整個東方文化中來把握，同時對文物、文獻本身作細致的考訂與研究，互為補充、共同發展；
②國際性的合作研究；
③研究內容的進一步拓展，把敦煌遺書與石窟藝術的研究與整個絲綢之路聯係起來。
- 擴展閱讀：
- 1.敦煌旅遊網-敦煌市旅遊局主辦 http://www.dunhuangtour.com/
- 2.敦煌網－敦煌旅遊服務中心 http://www.dunhuangtour.net/
- 3.敦煌莫高窟網-官方網站 http://www.mogaoku.net/
井上靖的小說《敦煌》，然後是日本畫家平山鬱夫的絲綢之路主題畫。還有張大千曾經臨摹完壁畫後鏟掉了原壁畫無恥的故事。。。過了千年都在的東西，還是要維護的，盡管很難。。。 現在好像有些洞窟基本不對外開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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