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駒與陳毅的交往 作者:金戈、劉軍
(2009-09-05 19:4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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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駒與陳毅的交往 作者:金戈、劉軍---------------------------------
一 民國初年,人稱大收藏家張伯駒、少帥張學良、袁世凱的次子袁寒雲、溥儀的族弟溥侗(紅豆館主)為北平城裏的“四大公子”。
其時,軍閥混戰,群雄爭霸,外賊乘虛而入。一時間,一批批堪稱國寶的極為珍貴的文物古董和名人字畫紛紛流向海外。為了國寶的失而複得,作為大收藏家的張伯駒,曾不惜傾家蕩產,置生死於度外,同形形色色的魑魅魍魎作過驚心動魄的爭鬥,顯現了一個愛國知識分子所特有的威武不屈、功成不居、蒙冤不頹的寶責品格。解放以後,尤其是1957年“反右”以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張伯駒的名字幾近被人遺忘。《張伯駒和陳毅的交往》,就是一個鮮為人知而又感人至深的故事。
——編者
1952年春節。 北京西城劈柴胡同,齊白石宅。
齊老先生整整九十歲了。 劈柴胡同(今改為辟才胡同)是東西走向的大胡同,中間還有許多南北走向的小胡同。跨車胡同是其中的一條。周圍鄰裏的人,每每以此而自豪。嘴邊上,時不時地要帶上一句:“齊白石和我們住街坊。”
今天,從一大早,齊家宅院裏就特別熱鬧,人進人出。張伯駒和王樾一路走,一路聊著什麽。進了院子,正碰上於非an、陳半丁、王雪濤幾個從裏麵出來。雪下了四五天,昨天夜裏就晴了,今天的太陽也就特別大。空氣中,彌漫著燉肉的香味和鞭炮的火藥味。到處都可以聽見有人在互相喚著:“走哇,逛廠甸去!” 上房裏,白發蒼蒼的齊老先生眯縫著眼睛,正同廖仲愷先生的夫人、雙清樓主何香凝談著什麽,旁邊坐著專程從天津來北京的畫家劉奎齡、劉繼卣父子。老人的大弟子李苦禪執弟子禮,站在一邊。
見到張伯駒和王樾,老人站了起來。笑吟吟地揚了揚手道:“哇,叢碧兄、森然兄,你們也來了。坐,坐!” 敘年齒,張伯駒、王森然他們比齊先生晚了整整一輩人。齊白石為人謙坦熱誠,便是晚輩,隻要是有書畫往來之誼的,一律以“弟”相稱相屬。
二人依著老例,給齊老拜了年。齊白石見王樾竟穿著軍裝,皺了皺眉,問道:“森然,你一個文化人,怎麽也湊起熱鬧來了?” 王樾回道:“湖北解放後,陶鑄邀我去武漢,接收敵產,所以,我就去了。” 張伯駒在側補了一句:“他是臨時幫忙的,在軍管會文教部當副主任,就快完事了。”
齊白石點點頭,有些感慨地說:“比來比去,倒是解放了的好。政治清明,百姓安樂。這幾十年,亂子就沒停過,這兒打了那兒打,都說自己對,是為民立命。搞來搞去,還是共產黨拿了天下。”說到這兒,他笑了起來,捋著胡子說:“那毛澤東,還是正經八輩兒我們湖南的老鄉呢,也是湘潭人。前些天他接我到中南海,嘮了一下午,一點兒架子也沒有。”說著,他指了指身後掛著的一幅大字篆書對聯道:“我送了他一幅對子,也不知寫得對不對?” 王樾看看張伯駒,張伯駒把那幅擘窠大字的對聯看了一遍,點點頭道:“這字是沒得挑了。倒是有個字,麵生!” 王樾問道:“對子已經送去了?”
“送去十幾天了。”齊白石笑道,神色有些緊張,看著張伯駒道:“哪個字麵生?”
張伯駒笑而不語。 論交情,卻是王樾同齊先生更熟一些。王樾曾就師於齊白石,後引為知己,往來頻密。王樾主攻詩畫評論和教育,也愛畫,畫風老辣沉厚,不拘成格。齊白石老年變法,畫風陡然一新,達到爐火純青的程度,同那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有密切關係。不久前,齊白石曾親書了一幅大字對聯,送給王樾,居然是“工畫是王摩詰,知音許鍾子期”十二個大字,亦可見交誼之深厚。
王樾道:“這兩句,當出自清季安徽完白山人鄧石如的成句。”
齊白石連連點頭,道:“對,對,是鄧頑伯的話。”說著,又回頭看了看掛在牆上的那幅對聯。
海為龍世界 雲是鶴家鄉
當時,他寫了兩幅。一幅送給了毛主席,另一幅自己留下來了。
王樾道:“鄧石如的原句,下聯為‘天是鶴家鄉’!”
齊白石麵色一沉。好一會兒,才搖搖頭道:“對,對,是個‘天’字。當時我就覺著不大順呢。唉,這下麻煩了,對聯已經拿去,如何是好?這要是在過去,可是殺頭之罪呢!”
張伯駒微微一笑道:“齊先生不拘成格,自成一家。依我之見,這個‘雲’字便好過了鄧石如的那個‘天’字。上聯若是‘地為龍世界’,下聯的‘天’字便不可一動。
上聯為一個‘海’字,與‘雲’字相對,又有什麽不妥。”
聽張伯駒這麽一解釋,齊白石才寬了寬心,笑了起來。
話題自此扯開,張伯駒說起了民間傳的紀曉嵐改唐詩的故事。
“乾隆皇帝有一次得了一個十分珍貴的扇麵,讓紀曉嵐題一首王之渙的《涼州詞》在上麵。曉嵐得意,一揮而就,寫完一看,才發現丟了一個字。那原詩本是一首七絕:‘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紀曉嵐一時得意,竟寫丟了一個‘間’字。”
齊白石問道:“那怎麽辦了?” 張伯駒繼續說道:“扇子遞給乾隆皇帝,乾隆一下便看出來了。這位‘古稀天子’自幼飽讀詩書,豈能騙得了他?一問。紀曉嵐答得卻妙:古人向有‘一字師’之說。惜墨如金,方有千古文字。王之渙這一首,‘間’字原本多餘,臣便把它略去了,乾隆不解,讓紀曉嵐詳述。紀曉嵐便道:這本是一首詞,詞,長短句也,方名實相屬。這首詞念來,卻是這樣:‘黃河遠上,白雲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乾隆聽罷,連聲道好。” 齊白石聽了,細細一想,也覺有趣,笑了起來。 小敘片刻,齊白石忽然對張伯駒說道:“前次去中南海,我見到了政務院總理周恩來。他告訴我,《伯遠帖》已從香港買回來了,不知是花了幾百萬還是幾千萬,用的是外國錢。周先生說了,有時間,可以去故宮看一看。” 張伯駒心頭一震! 他仿佛聽到了久別的親人的消息。
“聽森然說,這《伯遠帖》在叢碧兄手上過過?”齊白石問。
張伯駒猛地站了起來,似乎並沒有聽到齊白石問什麽,怔了好一會,才對齊白石說:“齊先生,過了年,我們一起去看一看,怎麽樣?” “好,好!”齊白石連連答應著。
方才他們進屋的時候,何香凝便出去了,這時,她同齊白石的夫人胡寶珠一同拉著手進了屋。因為常來常往,自然免去了客套。何香凝向張伯駒問起了他的夫人:“伯駒,這兩天慧素怎麽沒到我那兒去?”
何老太太已經七十多歲,身體健朗,廣東口音很重,為人熱情豁達。她的畫屬於嶺南畫派,高潔冷豔、蒼勁峭麗,尤工畫鬆竹花卉,別具一格。最近,慧素正和何香凝以及劉繼瑛、肖淑芳為慰問抗美援朝的誌願軍做幾幅大畫。自古以來,女畫家便寥若晨星,女國畫家、女書法家更是鳳毛麟角,屈指可數。何香凝望重德高,又十分好客,在北京的女畫家都願意同她在一起。 張伯駒道:“這幾天,孩子有病,脫不開。”何香凝關切地問候了一番,又道:“一半天,我要去府上拜拜呢。聽人說,慧素臨過一張吳曆的山水,絕了,不少人題詞呢,真該看一看。”張伯駒熱切地表示了歡迎。大家又閑聊了片刻,便告辭了。
齊白石送他們出了門,臨別,不放心地囑咐道:“對聯的事,就不用往外傳了,免得不好。”張伯駒見老人慎重的樣子,覺得挺有意思,又勸了幾句,便離去了。
二 大年初三,家裏來了一位稀客:譚得侃。
一晃幾年不見,譚得侃明顯地老了,皮膚鬆弛、粗糙,抬頭紋又密又深。走起路來,步子也不那麽穩了。一雙黑黑的眼睛,全無昔日的光彩。一身毛料的中山裝,隻能帶給人一點兒強打精神的感覺。看得出,這幾天他的日子不那麽好過。 他從廣東來。
北平解放後,為還欠款和維持家用開支,張伯駒把護國寺的一處老宅賣了,全家遷到了後海南沿的一個小院裏。這是他最後一點兒不動產。院子不大,也不夠規矩,一排四間北房,西邊是一個偏廈。街門衝著後海的南沿,進門是個不大的天井。右手拐過去,便是那一排北房。院子裏,種了幾棵桃樹,到南牆,不過幾米寬。早年間,這個小院是安頓老家來人臨時住一住的,全然是尋常百姓之家的模樣。張伯駒會住到這種地方來,譚得侃也是萬萬沒有想到。若不是傅湘領路,他根本就找不到這裏了。
一見張伯駒,譚得侃便直截了當地說:“我打算在這兒住幾天,方便不方便?”
張伯駒自然應承了,讓榮管家把譚先生帶到客房裏安頓了下來,譚得侃一路勞累,洗了洗,便關上門睡了,直到傍晚,才出了房。 雖說睡了一大覺,可他的氣色依舊不大好,分明有什麽心事。
譚得侃是有心人,禮數上是周到的。傍黑,有人把他的行李送了來,是沉甸甸的兩口大號木箱。譚得侃讓人把其中一箱抬到上房,打了開來,居然全是各地的名產,有南京的板鴨,金華的火腿,姑蘇的酥糖,山東的牡蠣,江蘇的銀耳,廣西的猴頭,浙江的鯉魚,廣東的龍眼和月餅。一個大箱子,裝得滿滿登登。張伯駒頗覺意外,客氣了兩句,譚得侃卻隨意說道:“一點土儀,不成樣子,胡亂送人算了。不值幾個錢的。”“譚先生好似有什麽心事?”張伯駒關切地問。
譚得侃目光發澀,微微一歎,好一會兒才說:“張先生,我是來求你幫忙的。”他回身看了看,又道:“請借一步說話。” 張伯駒好生疑惑,便把譚得侃請到了書房裏,關上了門。
譚得侃悶悶地吸上了煙,沉默了好一會兒才說:“聽傅湘兄說,你把城裏的房子家裏的地,都賣了?” 張伯駒點點頭道:“哦,是四九年初,正是北平解放前後。”
譚得侃目光發滯,點點頭說:“你是聰明人,聰明!得侃當初不服,還想同仁兄一爭高下,如今才知道,確是萬不及一。” “譚先生這話是從何講起?”張伯駒更加不解了。
譚得侃一歎,搖搖頭說道:“這事,說來話長。本來,我這個人是抱定宗旨,一件古董不賣的。可那一陣,地賤得讓人流口水,錢又毛。我想著是機會來了呢,一下子買了八千多畝上好的水田。辛辛苦苦攢了幾十年的古董,一下子賣掉了一多半。想不到,共產黨真得了天下,上來就搞土改。開頭,我以為是減租減息呢,沒怎麽當回事。唉,結果是分田地。八千多畝良田,一下子全分了!”
張伯駒默然地看著他,不知說什麽好。是命中注定,還是因為貪心不足呢?
譚得侃又道:“好在,那些地不是用我的名義買的,要不,非得劃個地主,戴上高帽兒遊街不可。”譚得侃咽了口唾沫,唏噓了幾聲,又說:“這還不說。最慘的,是上海的那些房。我想著上海自古便是塊風水寶地,寸土寸金。打上海的那陣,房子稀爛賤,買幢三層的樓,才幾百塊大洋。正好,上海有幾個南洋來的商人想買古玩,我就把餘下的都拿出來,換了幾十萬現洋,買了大大小小八千多間房子,有樓,有店鋪,還有廠。” “也沒收了?”張伯駒問。在他的印象中,似乎這不屬於沒收之列。
“麻煩就出在這兒!”譚得侃連呼吸也粗重了起來,說道:“這個事,外界一般還不知道呢。民國十七年,孫殿英不是掘了慈禧太後和乾隆的陵麽?民國三十四年冬天,曹誌福又帶著遵化縣縣長賀年漢、民兵隊長穆樹軒一夥,偷著把同治的惠陵、康熙的景陵也給盜了。東西裝了幾輛大車。中間,因為穆樹軒私藏,讓曹司令給崩了。接著,又一口氣把鹹豐的定陵也給掘了。那東西,真是沒少弄。”
張伯駒點著頭說:“皇室的載濤、載潤上書政府清查,但沒有下文,對吧?”
譚得侃恨恨地說:“事情,又毀在項林這個混蛋頭上。不知怎麽搞的,他同賀年漢這夥人拉扯上了,勸我買下一點兒來。那價錢,也真是過得去。我動了心,弄了一批回來。在上海賣給那些南洋來的商人的古玩,就是這批東西。事情,就麻煩在這批東西上。” 他說得有些氣促,喘籲籲的。張伯駒給他倒了一杯水,他雙手把杯子捧著,喝了幾口,一聲長籲道:“那些東西,讓上海軍管會的人發現了,全扣了下來。張伯公,聽說,你跟共產黨的上海市市長陳毅,交情挺深。能不能幫著……通融一下。我實在是……傾家蕩產了。一念之差,竟落了這麽個下場,真是太沒想到了…… 說到這裏,譚得侃突然停住了。 張伯駒的麵色一下子變得十分難看起來。他停頓了一會兒,說道:“譚先生,你讓我為難了。”
譚得侃身子一震,呆呆地望著張伯駒,嘴唇動了動,喉嚨裏呼嚕了兩聲,沒說出話來。
張伯駒道:“譚先生知道,我是國民黨的舊人。同陳仲弘先生,我隻是以文會友。陳先生精於詩詞,每有佳詠,令伯駒欽敬。至於別的方麵,他當他的市長,我當我的百姓,是沒什麽聯係的。這類事,我看,倒是譚先生的不是。審時度勢,順乎潮流,是我們文化人的立身之本。發國難財,趁亂投機,正是伯駒一向所不齒的。” “張伯公,你和陳市長講一下,成不成另外再說。堂堂一市之長,這麽點小事,打個哈欠就辦了。在我,卻是一生的心血。我家上有老,下有小,這輩子,真是不敢吃、不敢喝,有了病,連劑藥都是舍不得吃的……” 他說得聲淚俱下,張伯駒卻不為之所動。
“譚先生,這件事,伯駒實在難以開口,你還是聽憑軍管會處理吧。”
譚得侃臉上的肌肉滾動,眉目中,是一種使人看不下去的絕望。 第二天,譚得侃便離去了。
兩口箱中的土產,一箱給張伯駒,一箱是打算由張伯駒拿去送給陳毅家的。張伯駒執意讓譚得侃把東西帶回去,譚得侃死活也不肯拿。張伯駒無奈,便把家中的最後一百塊銀元包了一包,拿給了譚得侃。 送走譚得侃,慧素道:“他這是貪心不足、機關算盡,聰明過頭了。”
張伯駒道:“古人雲:欲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他這是一個太好的例子了。” 這時候,門外一陣熱鬧,竟是何香凝老太太同幾位女畫家一齊來串門了。一塊來的還有一個人是張伯駒夫婦所沒想到的--西諦。 西諦比張伯駒略小,三十年代初便已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著述甚多,尤以藏書豐富著稱。抗戰期間,他在上海留居,致力於進步文化。他所著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二書,享譽甚高,亦為張伯駒十分推重。以往,張伯駒同他來往不多,隻是一般的相識,打打招呼而已。一九四一年張伯駒被韋江魂綁架,慧素找到了他,他當即鼎力相助,當成自己的事來辦,不但慷慨解囊,而且通過輿論界向歹徒施加壓力。張伯駒脫出樊籠之後,曾同慧素一道登門道謝。解放後不久,他出任中央政府的文化部副部長,事務多多,二人之間的往來便少了。張伯駒為人倨傲,尤其對當官的人,你不理我,我決不去求你,免得讓人看低了。一上歲數,他的這股勁就越來越突出了。
“伯駒,老鄭來請你出山呢,”何香凝熱切地說:“為新中國,你應當幹點什麽。一個人悶在家裏,會老得快!” 西諦的本名為鄭振鐸。 張伯駒忙道:“我一個衰朽之人,能幹什麽?” “起碼可以自食其力。”何香凝不客氣地搶白道:“新中國不喜歡吃閑飯的。我這個人,別看七十多歲了,這些年,還不全是靠著事撐著。真閑下來,什麽也不幹,早就死了。李濟深、蔡廷鍇、程潛,還有馮玉祥夫人李德全,都是你熟悉的,哪個不在幹事?昨天我碰見了李書城,比你歲數大多了,光緒七年(1881)生人,才比我小三歲,還不是幹得熱火朝天?最近,準備出任農業部的部長呢。”
張伯駒連連搖頭道:“曉圓先生(李書城字曉圓)乃一代人才,伯駒怎麽和他比?辛亥武昌舉事時,他便是漢陽總司令部的參謀長了,後來又出任過北京攝政內閣的陸軍部總長,乃國之耆宿。伯駒何德何能,隻要不給人家添麻煩,也便心滿意足了,不敢再奢望什麽。” 何香凝衝著西諦一笑,指指張伯駒說道:“瞧叢碧這股勁,竟是比我還老了呢。” 滿屋一陣哄笑,鬧得張伯駒也有些不大自在起來。
三 何香凝她們是來看畫的,於是,慧素取出了《雪峰圖》。《雪峰圖》畫心不大,高二尺許,寬一尺許,原本乃是清六家之一吳曆所作。吳曆字漁山,號墨並道人、桃溪居士,江蘇常熟人,生於1632年,歿於1718年。他五十歲上入天主教,後至澳門進耶穌會。在上海、嘉定一帶,傳教三十年。其善畫山水,初學黃公望、王蒙,丘壑層疊,筆墨蒼潤。自澳門歸來後,畫風有變,構圖設色更為邃密蒼鬱,多用幹筆焦墨,格調獨特。 慧素臨這件東西,其中還有一段故事呢。 《雪峰圖》原為傅湘之父所藏,傳到傅湘手中,自是極為珍貴。傅湘個人收藏不多,唯有這一件《雪峰圖》,是可以自豪的。 民國二十七年夏天,突然一場豪雨,使傅湘家那棟年久失修的房子四處漏雨。傅湘的夫人和孩子們幫著搬東搬西,竟然把掛在牆上的這幅畫給疏忽了。傅太太也知丈夫對這件東西的珍愛,當時,傅湘碰巧外出,沒在家。傅太太把畫摘下來,卷好,因為孩子在裏麵叫,她隨手把畫放到了櫃子頂上,一轉身,便忘了。雨停了,傅湘回來,一進屋便找這幅畫,傅太太竟不知放到什麽地方去了,急得傅湘又摔碟子又摔碗。後來,總算在櫃子頂上找到,已經讓漏進來的雨水泡得麵目全非了。傅湘一急,登時說不出話來。傅太太知道這下禍事大了,嚇得周身發抖。
“就你的破衣爛衫是金的,我這東西全不是東西!”傅湘恨得直罵,然後,把自己關在房裏,尋死覓活。書房裏的盆盆碗碗,全讓他摔了。 他一輩子也沒發過這麽大脾氣。 傅太太跪在房門口,央求他看在孩子分上,看在她多年操持這個家的分上,饒了她這一次,開開門。傅湘不聽,房門緊鎖,整整一天不吃不喝,傅太太怕出人命,打發孩子去請來了張伯駒夫婦。 張伯駒夫婦和傅家,說不上是世交,門第也相去甚遠。但張伯駒一向喜歡傅湘的為人,聞聽這事,馬上同慧素趕到了傅家。
聽見是張伯駒夫婦來了,傅湘總算是開了門,淚流滿麵,痛不欲生。
“這是要我死哇……”他一聲長歎。
張伯駒把殘畫拿在手裏,看了看,又看看慧素。
慧素凝目想了好一會兒,點了點頭。 心有靈犀一點通。
張伯駒上前一步,不屑地一笑道:“傅湘,虧你也是搞了幾十年古董字畫的人。這幅畫,就完了麽?” “這……”傅湘不解。
“古來傳下的那麽多畫,曆盡幾多風波?吳曆的東西,才有幾年曆史?莫非那古書古畫,一浸水,便都不能要了麽?這畫補一補,重新揭裱一下,根本沒問題,行家都看不出來!” 張伯駒的語氣肯定而自信。他平素的學問和威望,更為他的話增加了分量。 傅湘半信半疑。 張伯駒道:“傅湘,這件事就由我來辦吧,沒問題的。小事一樁,何必生那麽大的氣?瞧把你太太嚇的,真有個好歹,你就該後悔了!” 張伯駒夫婦回到家中,馬上就開始著手臨摹。仿製古畫,第一位重要的是紙。一個時代同一個時代的紙不同,外行人看不出來,內行人一看就能見真假。張伯駒是鑒賞名家,認出那紙是一種涇縣出的熟宣紙,恰好家裏收著有一張,找出來一量,剛好可以畫兩幅。
“一幅先練練筆,一幅定稿。印章,我找金禹民幫幫忙。”張伯駒說。 於是,慧素便畫了起來。 她胸有成竹。傅湘的原畫,經水一浸,已然麵目全非,顏色盡脫,隻剩下依稀的輪廓,模模糊糊。不過,這難不倒她。她不但熟悉吳曆的畫風,便是這張《雪峰圖》,她也臨摹過多次。
整整十天,她足不出戶。有伯駒在一旁指點,她更放心大膽了。伯駒的目光如炬,十分挑剔,些微不足,也瞞不過他的眼睛。 這天,金禹民刻的章也送來了,張伯駒親自試了幾個樣子,拿準了分寸,小心地印在了臨摹成的畫上,終於說了一句:“成了。” 慧素這才長出了一口氣。
他說成了,那就是問題不大了。這方麵,慧素佩服得五體投地。 兩件臨本,一模一樣,毫無二致,張伯駒隨意拿了一幅,讓榮管家拿去榮寶齋裱了,另一幅則留在了家中。
沒過幾天,便是八月十五了,家裏來了許多客人,好幾位都是書畫界的名家。有文壇耆宿章士釗、著名畫家黃賓虹、書法大師沈尹默、於右任、孔子的後裔孔德成等。後來,張大千和溥儒也來了。
這幅畫竟騙過了“偽造大師”張大千。
“哦,叢碧兄,你從哪兒弄了一幅吳曆的真家夥來?還沒裝池呢!”
“是吳曆的東西麽?”
“騙得了我麽?我是幹什麽的!”張大千的口吻十分肯定。
“值不值三百塊大洋?”張伯駒故意問。 張大千道:“你賣麽?”
張伯駒嗬嗬笑起來。 “張大千騙過了漢卿,騙過了羅振玉、陳半丁,天下傳奇,想不到,也有受騙的時候!這一幅,是假的!”張伯駒說。 張大千把畫又細細地看了一遍,搖搖頭道:“叢碧兄便沒有看走眼的時候麽?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他叫了另外幾位道:“心佘兄,沈默老,黃公,潘(伯鷹)兄,你們看看,這件東西莫非有假麽?” 章士釗已把畫拿在手裏,正在細看,沈尹默、黃賓虹都湊了上來。 畫麵風情古樸,景致深鬱,韻味十足,實為佳作。 章士釗點點頭道:“確是吳曆的風格,真若是臨本,臨者的技藝也當十分驚人了。” 正在這時,榮管家從外麵進來,把一軸剛裱好的字畫遞到張伯駒手上。 張伯駒愛和大千開玩笑,故意走到大千麵前,笑笑說道:“那麽,我們賭個東道如何?” 張大千自付便是輸了,也可賴三分,便不假思索道:“可以。不過,我不會輸。你拿出證據來。”
“你若輸了,便拜這臨畫的人為師,不過分吧?” “可以。”大千叫道:“真有這等高手,還怕求不到呢!” 張伯駒取過畫竿,挑住手中那幅畫的一頭,把另一幅《雪峰圖》掛了起來。
兩幅畫,一模一樣。 張大千叫道:“怎麽能說這一件便是真本、那一件便是臨本呢?幹這行,我的經驗多了。有一回,羅振玉借給我一張苦瓜和尚石濤的中堂山水,我臨了一幅,把假的還他,他深信不疑。後來我拿真的去和他換,他還不換呢!這套貓匿的東西,不新鮮了。”
張伯駒卻不理他,招手叫過慧素,笑著說:“哈,人道南張北溥,如今南張要拜到你的門下了,來,看看你這個學生。大千兄,還不快來見過師傅!” 張大千愕然。
他不相信這畫竟出自慧素之手。 慧素臉邊兒一紅,說道:“你胡說什麽,能給張先生當學生,慧素便感激不盡了。” 張大千知道慧素為人一向認真、不苟言笑的,聽她這麽一說,開始相信了,問道:“那……吳曆的真本呢?” 慧素從書櫥中取出那幅已被水浸壞了的原件,遞給了張大千。張大千細細看了,連連跺足而歎。他這個人卻是應了便做的,恭恭敬敬站在慧素麵前,行了個大禮,直弄得慧素麵紅耳赤。 張伯駒把事情原委一說了,眾人皆驚歎。這兩幅畫,慧素臨了十四天,伯駒也在邊上指點了十四天,可謂爐火純青。慧素的功力,加上伯駒的眼光,在這幅畫上達到了完美的結合。 章士釗道,“慧素將來定有造就,我們每人題一句,也為今天留下紀念,如何?”
眾人一致說好。伯駒便讓家人備好了紙筆。公推之下,章士釗最先揮筆,題了一句。接下來是黃賓虹、孔德成、沈尹默、潘伯鷹、溥心佘。張大千早已想好了句子,拿過筆來,也不猶豫,便寫了一行: 神韻高古,直逼唐人,謂為揚升可也,非五代以後所能望其項背。
放下筆,張大千又道:“叢碧兄,這重男輕女,實在是要不得了。依弟之見,莫若讓大家都看一看,你把這一幅也裱了,裱得大一點兒,給人們留下題詞的地方,將來,也算是個紀念物兒呢。” 張伯駒點頭稱是。 待眾人走後,張伯駒便親自拿上另一幅《雪峰圖》,讓人裱成了中堂大幅,所留空白,遠大於畫心,幾位名家的題字,也裱在了上麵。未久,這件事越傳越廣,許多人聞訊而來,一飽眼福,並於畫上題詞。時間不長,便已題滿了。題詞的人,達五十多個,蔚為奇觀。 畫一掛出來,便是滿堂彩!
大家細辨著在畫上題名的人,隻見夏敬觀題道:“妙似冰蟾筆,能追墨井蹤,為諳鬆柏性,寫出歲寒容。” 陳庸題道:“墨井安能獨擅名,纖纖女手白描成。漫勞重立門前雪,雲水光中老眼明!”
傅湘題道:“瀑光寒不流,山容靜逾嫵,幽入夜未眠,坐玩群玉府。”
眾人一一看去,五十多家題詠,直看得眼都花了。
“真正叫人揚眉吐氣!”王雪濤的女弟子劉繼瑛不勝興奮地說:“潘大姐給我們女人好好地出了一口氣!” 何香凝喜愛地把慧素攏在懷裏,笑著說:“我們的張夫人勝過了當年的管夫人(傳說中的女畫家)呢。女人畫山水,也能有這樣的造就,真讓我們這些老派人羨慕了。是誰說的,女人隻會‘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這不是也有大匠之筆麽?那些老封建,該都讓他們看看!”
劉繼瑛道:“何老,您也應當在這上麵題一句什麽。” “不,我不題,”何香凝得意地一笑道:“讓男人們題,也殺殺他們的威風霸氣。憑什麽就該女人眾星拱月地捧著男人?”
眾人都道痛快,在邊上的西諦和張伯駒反倒像是做了天大的錯事一般,成了眾矢之的。眾人說笑一陣,何香凝又問:“伯駒,慧素自打解放後,可是幹了不少事,你呢?你幹了些什麽?”
張伯駒喏喏連聲,竟無言以對。當下,勉強答應了到文化部去工作,先當顧問。
又坐了一會,何香凝等人便離去了。臨走時,何老把《雪峰圖》借了去,說是要讓更多的人看一看。送走何老一行人,張伯駒一個人坐在書房裏,手裏拿著一支筆,呆呆地發愣。慧素知道他有心事,給他沏了一杯熱咖啡,放到桌邊,便悄悄地退了出去,掩上了門。 他在想到文化部當顧問的事。
每逢朝代更迭,總會有一批這樣或那樣的“遺老遺少”。前朝為官,新朝又為官,向為張伯駒所不齒。他更欣賞史可法、鄭成功,自然還有鄭所南。作為一個老資格的國民黨人,他應當效忠於誰呢?他這個人,無論幹什麽,都特別認真,不盲從。一旦決定了,便義無返顧。
他還想看看共產黨到底怎麽樣。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化冰三尺,又怎能賴一日之暖呢? 好多人奇怪他為什麽沒有走。張學良去了台灣,溥心佘、梁容若,都去了台灣。張大千則去了海外。陳誠1948年底便去了台灣,給他來過信,勸他去台灣,詞義懇切,並誇了一番台灣如何好,如何有發展。可是,他連封信也沒回。 他也曾想過:共產黨得了天下,會和他們這些國民黨的人過不去。解放後,共產黨一邊搞土改,一邊搞鎮壓反革命運動,中間還搞了一陣“三反”和“五反”運動,聲勢大得很。可是,卻沒有觸及他。相反,把他當作“開明人士”對待。從內心來說,他喜歡現在的這種樣子,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近乎透明,簡單,坦率,很少等級的觀念,似乎大家都是從老遠的地方來,在這兒聚到一起了,彼此之間相敬如賓,沒有什麽爾虞我詐、勾心鬥角。人際關係簡單、直接。而從前,則複雜得多。那時,每個人都把自己武裝了,像一個個圓球。所謂接觸,隻是那麽一點點。禮貌多,真情少。誰也不願意自己那個球削掉一部分,因為一廂情願,仍舊隻是一個小小的觸點。像傅湘那樣的人,王樾、張大千那樣的人,委實太少了。如今呢,卻比比皆是……
或許,真是自己的腦子太舊了?門“砰”地一聲開了,女兒闖了進來,打斷了他的思路。 “爸,有空兒麽?”女兒問得突兀。她已經十六歲,十足的大姑娘了,剛剛讀高中一年級。
“坐吧。”張伯駒指指旁邊的一把椅子。 女兒坐下了,問:“爸,咱們算是什麽出身?學校裏要填登記表呢?” “出身?”張伯駒皺眉反問:“問這幹麽?”
“都要填的呢!”女兒的聲音有些發急:“有人說,你是舊官僚,屬於資產階級。”
張伯駒正色道:“官僚?誰?你爸爸是舊官僚?去問你媽,你爸爸什麽時候當過官?”
“那……是什麽呢?”女兒有些迷惘了。 “算什麽都行,就不能算官僚。寫上去,人家該說咱們吹牛了。你爺爺,倒可以算個官僚,當過河南督軍。你爸爸這一輩子,從來都不想當官,要想當,也早當了。” “那……算資產階級麽?”女兒認真地問。
“資產階級?”張伯駒沉吟了一會,說道:“這個麽,也算,也不算。咱們家有什麽資產呢?抽屜裏還有三千多萬塊錢(當時發行的貨幣,一萬元相當於現在的一元),這所房子,或許能值五千萬,就這麽多。”
女兒頗有點失望:“終不能算地主吧?”
“不能。”張伯駒搖搖頭:“咱們家沒有地,一分地也沒有,河南老家還有塊墳地,一個宗祠。”他想了想說:“你把表放在這兒吧,明天我問問再說。”
“爸,您為什麽不出去工作呢?女兒扁著嘴道:“人家的父親都上班兒的,您……”
“明天爸爸就到文化部上班了,怎麽說不工作?”張伯駒不願被女兒看不起,不假思索地說道:“不信,去問你媽!”
女兒高高興興地走了,張伯駒也站了起來,用力舒展了一下筋骨,似乎剛剛丟掉了一些什麽,也像是剛剛得到了一些什麽,覺得一陣輕鬆。
許多時候,失去信仰同得到信仰一樣,都是一種精神上的飛躍與解脫。 第二天,他真的去文化部上班了。 從此,他的精神找到了新的歸宿。
他這個人的特點,是從不輕易決定,也不輕易轉變。一旦決定了的東西,便不後悔,而且不再去考慮這決定是否正確,隻是想怎樣才能把事幹好。這一次,他的轉變可以說是緩慢的,沉重的,卻也是發自內心的。 從這時起,一直到十多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到二十多年後他去世,他的信念便再也沒有改變過。 四 他開始熱愛新社會,熱愛新社會中的人際關係,熱愛蓬蓬勃勃的建設事業。上麵布置下來的一點小事,他也是盡心盡力去做,忘早忘晚,似乎比什麽都重要。他這個人多才多藝,對美術、書法、文物鑒定、戲劇、音樂等等,都有過專門的研究。在文化部裏,他經常會提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問題,抒發一些使人吃驚的見解。他坦白,直率,熱情,無所顧忌,把國家的事看成是自己的事,很快,便受到了周圍同誌的好評。雖然已經垂垂老矣,但他終日想的,是怎樣多幹一點事情。
事業使他年輕了,他慶幸自己在關鍵時刻做出了正確的抉擇--沒有到台灣去。
可是,不久,他的熱情便經受了一次嚴峻的考驗。
這件事,改變了他今後的命運,使他的人生之路充滿了更多的坎坷和不幸。 他透過厚厚的鏡片看著麵前這個貌不驚人的小老頭,目光雖然遊動,卻是有力的,堅定的。
“康生。”他自我介紹,同時,伸出了一隻又濕又軟的手。 多骨的手,棱角分明的嘴唇,挺直的腰板,配上那副黑框的近視眼鏡,使人一望而知他是個執著、自信而富有學識的人。
張伯駒雙手伸出,同康生相握了。 他知道,康生是共產黨裏的大文豪。
因此,那股肅然起敬的神情也全然出自內心。 “我們隨便一點,好麽?”康生的問話頗有風度,有著一點山東人的豪爽,也有著一種領導者的從容。 然後,他不等主人讓,便坐下了。
“聽夏衍同誌說,張伯駒先生在戲曲方麵很有研究,今後,這方麵的擔子,你還要多擔一點嗬!”康生微笑著說,“新中國需要自己的新戲,不能總是《打漁殺家》、《鳳還巢》、《借東風》。這些天,我一直在考慮請一位專家來牽頭,搞點現代戲。毛主席有一封寫給延安平劇院的信,張先生不妨看一看。新中國的舞台上,如果還是讓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統治著,恐怕說不過去。當然,搞新戲,會有很多阻力,有些人不讚成,有些人不熱心,遺老遺少的那一套,讓人不舒服。聽陳毅同誌說,當年你也登過台,唱過《空城計》,對麽?那個時代,是這樣的,現在不行了。文藝要為政治服務。中央打算成立一個現代戲創作小組,想請你來牽頭,你看怎麽樣?” “我不行。”張伯駒出言無忌,馬上回道:“我是個局外人,剛參加革命工作不久,打打雜,或許還可以,讓我牽頭,這個我可真是幹不來。” “哦?”康生皺皺眉,頗覺意外,頓了一下,用手輕輕壓了壓前額的頭發,目光炯炯地說:“不要這麽肯定,可以先試一試嘛。張先生,這也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舊瓶要裝新酒,抱殘守缺,是不行的喲!” 張伯駒無言以對。 康生站起來,抱著膀子,在書房中來回踱了兩圈,最後站在了牆上掛的那幅《雪峰圖》前,細細地看了好一會。畫是昨天何香凝托劉繼瑛送回來的,張伯駒想再欣賞一下,便掛在了那裏,沒有收起來。
“你認為這種情致很好麽?”康生背著身子問。 張伯駒不知他想說什麽,便道:“這是好多年前的了。” 康生微微一笑道:“可現在仍掛在這裏。” 張伯駒道:“終是一種傳統,似也無可厚非吧?” 康生搖搖頭,轉過身來,口吻寬和地說:“作為一個國家幹部,就要走在時代的前麵。傳統,說到底,其實是一種惰性,一種阻力。月下花前,弄月吟風,這是封建階級士大夫的那一套。我看,張先生是人到了社會主義,心還沒到。一腳在門外,一腳在門裏,是不是?”
張伯駒覺得有些氣悶。解放以後,他見過不少國家領導人,還從未有人用這種教訓的口吻同他說話。 康生又道:“所以,思想改造問題,是一個長期、艱巨的大問題,不可小看。搞現代戲,也就是為了促進人們的思想改造。對那些不願意走的人,羞羞答答的人,就要在後麵推他一把。” “我是說,對現代戲,我一點也不懂,恐怕……” “這沒什麽,會推碾子就會推磨。舊瓶裝新酒,舊瓶還是要的嘛。自古以來,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則不能矯枉。所以,我們的步子就要大一點兒,口號就要響一點兒,決心也要堅定一點兒。為什麽要批判《武訓傳》?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抓意識形態。如果思想仍停留在從前,就會被曆史所拋棄!” 張伯駒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
康生揮了揮手道:“好吧,這個事,你自己再想一想。考慮好了,再答複我。”他的聲音低了一低,關切地說:“張先生,大家都是讀書人,我這也是為了你好。識時務者為俊傑,別人搶著幹,我還不一定相信呢。” 說著,他走到了大書架前,拿起一函線裝的清版《宋元學案》,隨意翻了翻,用一種漫不經心的口吻說:“聽人講,你收藏了不少古畫,可以看一看麽?”
張伯駒謙詞道:“多少有一點,不過大都不在這裏。” “哦,沒關係,隨便看一看也好。我這個人,革命幾十年,對古書古畫,卻一直有所偏愛,也愛瞎寫幾筆。有時間,我們還可以好好切磋一下呢。”康生興致勃勃地說。方才那些關於“傳統”之類的議論,一下子全丟到一邊去了。 張伯駒讓慧素從裏間小書房中取了七八幅字畫來。這都是北平解放前夕買的,基本上是明清兩朝畫家的作品。 張伯駒把畫一幅一幅地全掛了起來。 康生摘下眼鏡,用衣角擦了擦,又戴上,湊近一幅明代畫家戴進(字文進,號靜庵)的山水畫卷,眯著眼睛看了起來。他看得認真、仔細,甚至有點兒挑剔。 “這……是真跡麽?”
“是的。”康生點點頭,又看第二幅。 這一幅是明代畫家吳偉(字士英、次翁,號魯夫)的《江夏秋居圖)。吳偉於明弘治年間被皇帝賜“畫狀元”之印,名動一時,筆觸恣肆而秀勁,山水畫的意境很獨到。康生看了,不住點頭。 再下一幅是清代畫家黎簡(字簡民,號二樵,廣東順德人)的山水畫,畫風又是一脈,蒼潤而淡遠,康生看得如醉如癡。 接下來是一幅任伯年的人物和一幅虛穀的山水畫,康生看得更入神了,竟情不自禁地連聲讚了起來。張伯駒站在一邊,心下甚是打疑。他不明白,這位康生心裏到底是怎麽想的。 “這幾件東西,能不能借給我看一看。內人伴竹(曹軼歐的筆名)也喜歡寫寫畫畫的,讓她也欣賞欣賞。” 張伯駒自無不允,痛痛快快地答應了。慧素去找了個布兜,張伯駒則把畫一一取下來,卷好,放進布袋裏。最後,康生又握著張伯駒的手說:“張先生,方才的話,請你再考慮考慮。記住,千萬別錯過了機會。”
送走康生,張伯駒隻覺心中很亂。他不知道自己錯在什麽地方。 康生是共產黨的大幹部,說出來的話,似乎不無道理。可是,那些畫,難道便不是“封建階級士大夫”的那一套了麽?到底哪一種說法更對呢? 此外,對現代戲,他真是一竅不通,連這個名詞,也是第一次聽說。突然讓他去搞現代戲,還要讓他去牽頭,這不是開玩笑麽? 他所說的“機會”,又是什麽意思呢? 他不得其解。
三天後,他措詞謹慎地給康生寫了一封信,表明他“實在難以勝任”,請康生同誌“另擇高明”。
然而,一晃兩個月,康生那兒再沒了一點兒消息。 五 本打算春節一過,就去看從香港重金購回的《伯遠帖》的。因為齊白石一直忙,身體又不大好,不能一塊兒去。所以,拖到年底,才算辦好了看《伯遠帖》的手續。手續是由文化部報到中央批的,可見對這件文物的重視。雖然拖了這麽久,但張伯駒反倒有一種寬慰的感覺。 古時候,那些王府的千金小姐,也是難得一見的。太輕易了,反倒會失了身份呢!這比喻雖不甚恰當,從道理上說,卻是差不多的。想當初《伯遠帖》流落街頭,被人一次次翻賣,成了一件有價的商品,簡直是一種褻瀆呢。後來,在張伯駒手上,又呆了整整八個月。八個月中,他幾乎每天都要把《伯遠帖》細細地看上好一陣,對上麵的一筆一劃,都印象極深。可以說,已經深深地刻到了腦子裏。便是上麵的漬點,也印象深深。今天,他又站到了《伯遠帖》前。“是它!”他在心中狂喚。
他強作鎮定,凝視著《伯遠帖》。《伯遠帖》放在一個玻璃罩裏,平素罩上蒙著不透光的布套,以免紫外線的照射而損壞畫麵。張伯駒他們進去時,布套才取下來。一塊兒去的,還有一位《人民日報》社的記者,背著一架照像機。但是,那裏不許拍照,以防對畫有破壞作用。這些,他都一一看在眼裏,百感交集。
國民政府時代,他曾幾次上書, 大聲疾呼,要政府出麵,把流落於民間的珍貴文物盡數收購下來,以存國粹。後來,也曾自行成立了保存國故委員會,可直到最後,甚至得不到一紙政府的委任。為了和美國老板交誼,政府甚至勸他把《平複帖》拿出來,送給美國人。解放後,正是百端待舉,到處都在用錢之時,國家卻不惜重金,將此畫從香港購回。天淵之別,隻一比較,又怎不令人感慨萬千!在這一件東西上,反映出來的內容卻實在太多了。 《伯遠帖》靜靜地躺在絨布的襯底上,顯得華貴而精美。書右,是兩款乾隆皇帝的親題,寫道: 唐人真跡,已不可多得,況晉人耶?內府所藏右軍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dang此幅,蘭紙家風,信堪並美。幾餘清賞,亦臨池一助也。
禦識 又一款題曰: 乾隆丙寅春月,獲王dang此帖,遂與快雪、中秋二跡,並藏養心殿溫室中額,日三希堂。
禦筆又識 書左,是一幅吳昌碩的題字,並有一幅小畫,老樹半石,別有雅趣。
同去的河北束鹿畫家趙望雲道:“張伯老,都雲你收藏巨富,這一件又在你手中留過,為什麽你沒把它買下來?” 張伯駒不知從何說起。 千頭萬緒,又怎麽能一下子說得清。
趙望雲小張伯駒近十歲,是王樾的學生,為長安畫派的創始人。石魯、黃胃、方濟眾等後起之秀,都師承於他。他久在西北,這邊的事不大清楚,這時,正好王樾過來了,說道:“那時候,他也差不多是個‘無產者’了,買不起呢。” 驀地,張伯駒又想起了衛福海將《伯遠帖》拿走時的情景。可惜,衛福海已於去年底去世。否則,讓他一同來看一看,怕是會有更多的感歎呢。
於潛移默化之中,他對共產黨的認識也更深了一步。 回到家,他特別興奮。慧素因為有病在床,未能一同去看。張伯駒把參觀的情形細細地向慧素說了,慧素也是感觸萬千。當晚。張伯駒夜不能寐,披衣而起,卻見外麵月色正好。時鍾悠悠地敲了十二下,恰是午夜。
他鋪紙振筆,寫了起來: 鍾敲夜半窺長溝,平生願,幾曾休。琴棋書畫,難係天下憂。便是杜鵑盡啼血,心不老,鬢先秋。一帖《伯遠》千慮收。看中流,放蘭舟。風發意氣,百舸競上遊。抖擻精神狂歌去,新中華,萬民謳。 他覺得寫的很不理想,太淺,也太雜亂。他的心太衝動,像年輕人呢。 第二天上午,他接到兩封信。第一封是陳毅寄來的,照例是最近寫的幾首詩,請他指正。陳毅的詩詞有一種大將風度,不拘成格,用字大膽,貌似淺顯,其義卻深,很為張伯駒所喜愛。說起來,當初他與陳毅認識,也是命中有緣呢。 全國解放後,張伯駒與慧素前往蘇州掃墓,回來時,應一些朋友之邀,在上海小居。一天,舊友豐子愷、靳以、魏金枝一同邀他出席上海文化界同仁的一個聚餐會,他去了。席間,見到了南社創始人之一、老詞人柳亞子。趣味相投,二人不免談起詩詞來。聽說柳亞子同陳仲弘先生相熟,張伯駒很想一見,便托柳亞子將自己的一本詩詞集轉呈仲弘先生。文人以文會友,古來便是一件雅事,本來沒什麽。這幾年,他不斷地見到一些陳仲弘的詩作,有幾首,甚至他都能背出來了,可謂心儀已久。他發覺,在陳仲弘的詩詞中,有一種他最缺少的豪邁之氣。比起來,陳仲弘的東西是豪放派,若辛棄疾的“醉裏挑燈看劍”之悲壯,若蘇東坡的“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之深邃,若嶽武穆的“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之雄壯,而他的東西,則每每總有一點“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或是“小橋流水人家”的遁世之感。他幾次想寫一些奔放的東西出來,總不能如願,苦惱了好久。也正因為這樣,他才對陳仲弘的詩文特別欣賞。
有這樣幾句,他最為歎絕: “後死英雄多努力, 捷報飛來當紙錢!” “此去泉台集舊部, 旌旗十萬斬閻羅。” “嚴冬到來時,百花跡已絕。 紅梅不屈服,樹樹立風雪!” “三峽束長江,欲令江流改。 方知破夔門,東流成大海!” 淋漓酣暢,恣肆痛快。
文如其人。可以想見,作此詩詞的人,一定是卓葷不凡之人。 後來,他才知道陳仲弘竟然就是共產黨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長,原來的新四軍軍長陳毅。 他愕然,失悔當初不該那麽輕率。 “人家一個共產黨的大將,會理睬你一個不足掛齒的國民黨遺老麽?”他在心中暗說。 想不到的是,聚餐會後不久,陳毅便給他來了信,信中對他的詩詞大加讚賞,並指出尤其對哪幾首最為喜歡。顯見,陳毅已把那本詩詞仔細看過了。信中,還給張伯駒寄來幾首他的近作,並邀他有時間到家中一坐。張伯駒猶豫再三,終於去了,在陳毅家吃了一餐飯,並談到很晚。從此,便開始了他們之間長達二十年的友誼。
第二封信是康生寄來的。信封很大,用的是牛皮紙的公文口袋。打開來,是一封便函,很短,僅寥寥幾句話,無非是問候一下,並說那幾幅借去的畫,夫人和朋友見了都很喜歡之類。信尾,是一行小字: 昨,心血來潮,書章單一幅,尚覺滿意,寄上。 張伯駒打開了那幅字。
字是用的二乘四的整張宣紙,中間,分兩行寫了十六個字: 古為今用,洋為中用, 百花齊放,推陳出新。 署款為:“康生左手”。 一側,別有一行行書,寫道: 值康生同誌參加中央會議歸來,興酣而草。 署款為“伴竹”。 慧素走進書房,把這幅字看了看道:“這也是草書麽?”
張伯駒點點頭道:“對,早期的草書,是隸書的草寫,由草隸發展而成的一種字體。字字不連寫,流行於兩漢時期,史遊的《急就章》便用的這種字體,所以叫‘章草’。應當說,這一幅寫得不錯。”
慧素道:“怪不得口氣那麽大,果然有點本事。這一幅,要不要裱起來?” “先放著吧!”張伯駒淡淡地說。 不知為什麽,他不願同這種人打交道。一想起他,心中便有一種悶悶的感覺。
他不願意勉強自己。 六 1956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提前完成,使得新中國的國民經濟形勢空前高漲。 幾年的工夫,張伯駒更有了一種“新中國的主人翁”的感覺。
熱愛從來離不開參與。
在文化部,他幹著力所能及的事情,提意見,提建議。有時,便是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也拿到桌麵上來,供具體辦事的人參考。他的見解獨特,從不人雲亦雲、旅進旅退。文化部負責文物的整理與收集、鑒定工作,這上麵,張伯駒也付出大量的心血。康生的那個現代戲創作小組一直沒搞起來,以後就無聲無息了。借走的那幾幅古畫,也再沒了下文。從內心深處說,他不願意同那些愛教訓人的人在一起,更不願意聽那些口是心非的誇誇其談。康生不再找他,他也樂得少一點應酬。幾件明清的古畫,雖說算不了什麽,可他總覺不那麽對滋味。若是康生痛痛快快地開口說:“我喜歡,想要”,他不會皺一下眉頭。這般以借代取,未免缺了一點兒君子的風度。 陳毅從上海調到北京來了。由於住得近了,二人之間走動更多。一天,無意之中,張伯駒把這件事說了出來。陳毅是個耿性子人,當下十分生氣,回去後,便把這件事告訴了周恩來。周恩來是“西安事變”時才聽說張伯駒這個人的。當時,他在張學良的官邸見到了一幅字體很怪的條幅,上麵寫了這樣一段話: 舉人不望其報,惡人不顧其怨; 官非其任不處,祿非其功不受;
見人不正,雖貴不敬; 得不為喜,去不為恨; 非其罪,雖累辱而不愧也。
周恩來很欣賞這段話,於是,張學良便把張伯駒的為人細細向周恩來講了,並把這幅字轉贈給了周恩來。以後,周恩來戎馬倥傯,這幅字同許多東西一道都遺失了,可張伯駒這個名字他卻記了下來。後來,他又聽傅作義、何香凝、茅盾等人談起過他,印象就更深了。此番聽陳毅這麽一說,周恩來想了想說:“事情雖然不大,可影響不好。康生同誌也許忘了,不記得有這回事了,我們想個辦法提醒他一下。”
陳毅有些不服氣,說道:“他這是老毛病了,見了好東西不肯撒手,開頭說得好聽,借。借借就不還了。” 周恩來微微一笑道:“我讓穎超和小曹談一下,慢慢來。否則,對張先生也不好。康生同誌是聰明人,一點就透的。” 鄧穎超找到了曹軼歐,談話是十分委婉的。 “小曹,聽說康生同誌借了幾幅不錯的明清山水畫,不知還了沒有?恩來說,想借來看看呢。他那個人,別看忙,也喜歡看畫,真的,看一幅好畫,也是一種不錯的享受呢!” 曹軼歐一怔,馬上說:“哦,那幾幅畫,剛剛還了。總理喜歡,我想辦法再借來。” 鄧穎超搖搖手:“既然還了,就不麻煩了。以後若借到什麽好的字畫,告訴我一下。”
當晚,康生便讓人把那幾幅畫兒送到了張伯駒家。見了畫,張伯駒好生慚愧,以為是錯怪了人。對陳毅一說,陳毅聽說畫已經送回,心中暗覺好笑。見到總理時,便把這件事說了。大家都知道康生一向的為人,也便沒再說什麽,這件事就算放下了。 便是連周恩來、陳毅也沒想到的是康生對這件事竟然耿耿於懷! 曹軼歐把鄧大姐的話對康生一說,康生馬上就明白是怎麽回事了。張伯駒這般小氣,不識時務,委實是他所沒想到的。這幾年,光是地方上送的古玩字畫、碑帖硯墨,也有幾百件呢。有些人想送,他還未必收呢!張伯駒算個什麽人,國民黨的遺老。解放初鎮壓反革命的時候,沒拉他去“打靶”,已經便宜他了。如今神氣活現起來,以為這天下還是國民黨的,真正讓人切齒。前番讓他出山搞現代戲,太高抬他了,他居然不幹。為幾張破畫,居然告到了總理那兒去,實在是太過分了!表麵上,他讓人把畫送了回去,心底裏,卻牢牢地記下了這筆帳。 有帳就不怕算,等著吧! 這些,張伯駒一點兒也不知道。
雖說張伯駒婉言拒絕了參加現代戲的創作一事,但他內心裏,對中國傳統的京劇藝術還是極為偏愛的。1942至1943年間,高慶奎、言菊朋、餘叔岩接連去世,令張伯駒極為悲悼,所以,好多年中,他不聽戲,不去戲園子,怕觸動傷心事。高、言、餘三位同庚,均生於1890年,又幾乎是同死,死時均不過五十歲出頭,怎不讓人難過。憶起依稀往事,每每愴然淚下。解放後,四宇寧和,萬象崢嶸,人的精神好了,加上有了幾分歲數,從前的愛好又濃了起來。北京的票友、戲迷最多,不相識的人,也常常可以在京戲中找到共同的語言,像張伯駒這樣的老戲迷,自然不甘閑呆。他不懂現代戲,但對傳統的保留劇目如《讓徐州》、《臥龍吊孝》、《李陵碑》、《哭秦庭》、《逍遙津》等幾十個劇目,還是耳熟能詳的,高興時便哼上一段。天橋戲院隻要有演出,他除非有特別的事,肯定是場場必到的。北京的一批著名京劇演員,如長於“方巾醜”的蕭長華,演旦角的梅蘭芳、荀慧生、尚小雲、程硯秋,文武善能的譚富英,演淨角的襲盛戎,演老生的馬連良,他都熟得很。若去上海,無論如何也要看一場周信芳的《四進士》或是《徐策跑城》。這一年,文化部搞傳統劇目的整理等項工作,征求他的意見,他欣然地參加了,任顧問。雖忙,卻樂此不疲,為傳統保留劇目的整理工作出了許多點子,被授予中國戲劇家協會的名譽理事。康生見到名單上有張伯駒,心底的火更盛了。
因為這等於是在對著幹了。
而張伯駒,卻以為這是在為革命做貢獻,年屆六旬,他反倒更覺年輕了。 七 文化部開了整整一下午會。 會議的主題是動員大家為支援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購買公債。
晚飯後,在部機關的大會議室,又繼續開小會。參加會的,除了幾位部領導外,還有一些文化界的知名人士。 晚上的會由副部長鄭振鐸主持。因為下午部裏已經開過全體大會,部長茅盾做了動員報告。購買公債的意義,就不必再重複了。今天晚上的任務,是抓落實。在許多時候,數量也反映了態度。
解放後,中央各部都吸收了一些民主人士擔任各種職務。從經濟狀況來說,大家的收入都不高。解放初,實行供給製,從部長到科員,都是掙分。1950年,實行包幹製,大部分東西都是統一發的,現金津貼很少。自1955年,供給製和包幹製才改為工資製,大家的手中多少有了一點錢。工資製才實行一年多,錢很有限,所以,要搞好這次買公債的工作,也不那麽簡單。 小會是座談式的,沒有什麽程序,大家隨便議論。文化部文人居多,古來便是“窮文富武”,便是舊時出名的文人,也沒有幾個是真正有錢的。靠“爬格子”掙稿費,終是有限的幾個錢。而那些工業部、商業部之類,留用人員的經濟基礎則好多了。
先是部長茅盾帶頭。他的稿費多一些,在文化部算是“大財主”了,一上來,先自報買五千元的公債,接下來是夏衍副部長,自報了四千。鄭振鐸的經濟基礎好一點,又是黨外人士,頭一定是要帶的,報了八千元。接著,會場便沉默了。 沈部長笑笑說:“沒關係,大家量力而行,條件好的就多報一點兒。支援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人人有責。今天在座的,都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扭臉看看夏衍和鄭振鐸:“包括我們幾個,也算是知名人士吧?”說完他又把目光在會場上掃了一圈,繼續說道:“自古‘人怕出名’,為什麽呢?因為時時處處有人在看著你。名人的‘名’不是在家裏,而是在社會。所以說,當了一個名人,便不僅僅屬於你那個家庭,而是屬於社會了。全國的文化工作者幹千萬萬,最出名的今晚差不多都在這兒了。希望大家都能帶個好頭,別讓人家在後麵戳脊梁骨。” 會場又是一陣靜寂。
鄭振鐸的目光落在了張伯駒的身上。 今晚在座的幾十個人中,他是公認最有錢的人了。關於他傾家蕩產買古字畫的事,還很少有人知道。 “叢碧先生,你來講幾句巴。”鄭振鐸笑著說。?
張伯駒如坐針氈,讓鄭振鐸這麽一叫,更有點兒不知所措了。 憋了好一會兒,他才吃力地說:“我……一定帶頭,一定。回去,我和內人商量一下,爭取……買多一點兒。” 會又開了半個多小時,散了。後來大家都說了些什麽,張伯駒一個字也沒聽進去。 他有口難言。誰相信他會沒有錢呢?
當年的“四大公子”,哪個不是家財巨富、揮金如土?若在以往,十萬八萬,絕不在話下。可如今,讓他湊一千塊錢出來,也是太難了。而且,又能找誰去借呢?從前,憑他的一個名字,隨便到哪個銀行、錢莊,都可以借幾萬塊錢,可如今,誰會借給他呢? 終不能隻報一千元吧? 而這一千元,已經是在“瘦驢屙硬屎”了。能不能湊夠,還難說呢。
話說回來,堂堂張伯駒,買公債隻報一千塊錢,還不會讓人笑掉下巴!大家會怎麽看,又會怎麽說呢? 他這個人,把麵子看得比命都重要。此番,才生平第一次嚐到了“阮囊羞澀”的滋味。 散會了,大家三三五五地一邊說著話,一邊往外走。張伯駒雙腿發沉,腦子發木,也往外走,心裏亂糟糟的,真的,這又不是硬朝你要,而是買公債,和在銀行裏存款差不多,到時候既還本,又付利息,個人是一點兒也不吃虧的。最難的,是他家裏實在拿不出錢來。 鄭振鐸跟在他身側,關切地問:“叢碧兄,你怎麽了,不舒服?”
“沒……沒什麽。”張伯駒悶悶地答道。 他說不出口,因為一言難盡。
“有什麽顧慮麽?”鄭振鐸關切地問:“商業部有位民主人士,擔心買多了,政府會沒收。其實,根本不會。買得越多,越表明你愛國。這方麵,當然也因人而異。周揚部長不是才買了兩千塊錢麽他們這些共產黨的幹部,沒有錢的。” 張伯駒回到家,便一頭紮進書房裏,一個人愣愣地出神。能想到的主意都想遍了,也想不出個辦法來。家中,除了那些字畫外,真是別無長物了。桌椅板凳,就是賣,又能值幾個錢?
可是,賣字畫……他覺得不可思議。 他早就抱定了一個宗旨:無論怎樣,也不賣字畫的。這話,他對親戚、朋友,對慧素,都講過許多次。 況且,解放前夕,他已經留下遺囑,把包括《平複貼》、《遊春圖》在內的最珍貴的二十件古董字畫給了慧素。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那便已是屬於慧素的東西了。既然已經給了慧素,又怎麽往回要呢?這就像他送給妻子一件首飾一件衣服一樣,送出去以後怎麽能再要回來呢? 當然,他沒死,財產依舊屬二人共有。可這個大家庭中,人與人的關係特別複雜,還有前兩房夫人在世。慧素年輕,把東西賣了,慧素將來怎麽生活呢?自己已是半截子入土的老人了,可慧素還年輕,才四十歲出頭,孩子又小。將來,她們靠什麽維持生活呢? 若在以往,他可以不去顧忌這些。有房子,有地,租出去,一年總可以收到萬兒八千塊的租息。如今,隻剩下這麽一個自己住的小院子了。以前大手大腳慣了,現在隻靠那麽一點兒工資--加起來隻有二百多塊錢,月月花光。將來自己死了,她們怎麽辦呢? 再有,女兒已經大了要給她今後的婚事考慮了。沒一份像樣的嫁妝,在他們這麽樣的一個家裏是很丟人的…… 他要強了一輩子,如今老了老了,卻要丟人現眼了呢!
慧素見他悶悶不樂,知道一定是有了什麽解不開的心事。她已經有好多年沒見他這種樣子了。他這個人心寬,一般的事,從來不會皺眉頭。 “吃飯了?”她小聲地問。
“唔。”他隨意應了一句。 她在桌角放了一杯綠茶,一隻手搭到了他的肩上。 他心中一陣酥暖。 人一老,便更覺得妻的可貴了。這麽多年了,她總能理解他,總能幫助他。可自己,卻總給她添事。 不知為什麽,他感到深深的內疚,似乎做了什麽錯事。 “有什麽不順心的事麽?”妻子的聲音分外柔和,充滿了關心。 “沒……沒有。能有什麽呢?”他勉強地一笑,沒有再說下去。
因為他自己還沒有想好該怎麽辦。 “老傅今天下午來了,說是譚先生故去了,死的時候很孤淒,身邊一個人也沒有。” “噢!”張伯駒若有所思,應了一聲。
譚得侃也算是個精明人呢。對古董字畫,稱得上是個真正的行家。若是不那麽貪心,何至於落得這麽一個下場?上次譚得侃從這裏走後,不久,他便聽說了,譚得侃被劃成了漏網的地主。在新社會,地主是很讓人憎的。譚得侃在上海那些房子的事,張伯駒也向陳毅問過了,其中的情況比譚得侃講得還複雜。陳毅告訴他:那是一批官僚買辦的資產,中間的內容很肮髒,政府已按規定全部沒收了。
也許,這就叫“雞飛蛋打”吧? 人世間,有沒有“命運”這種東西呢?如果有,一定和人的品質相聯係。能說譚先生是一時糊塗、走火入魔麽?他本來是可以很有發展的,他的收藏之豐富,是罕見的。然而,從一開頭,他的心術便不正,為的是錢,是待價而沽……
這麽多年,他也算是閱盡滄桑了。光他認識的人名字寫出來,也夠挺厚的一本書了。老謀深算的大帥張作霖,英雄一世,蓋棺卻仍無法定論;力主封建的大文豪辜鴻銘,反對白話文,卻提倡納妾。還有張勳的辮子軍,袁世凱的籌安會,陳獨秀的激進,蔡元培的寬容,胡適的風流,曹錕的滑稽;魯迅、郭沫若和一班舊派人物的論戰,周作人、張資平的鴛鴦蝴蝶派,胡秋原、蘇汶的“第三種人”。文壇上,有郭沫若、蔣光赤提出的“革命文學”,馬上便有了王平陵、朱應鵬、傅彥長、黃震遐的“民族主義文學”。哦,讓人眼花繚亂呢!《玩偶之家》,《溫少奶奶的扇子》,林語堂,嚴複,易卜生,陀斯妥耶夫斯基。幾十年中,社會像個大戲台,你方唱罷我登場。人都變得警覺,也變得麻木了。每一種愛,都像一個裂得很深的傷口,充滿了痛楚;而每一種恨,卻又像吸剩下的煙頭,馬上就被丟在了腦後。人人身如不係之舟,進,身不由己;退,身不由己,不但失去了選擇,而且失去了自身的存在。從光怪陸離的上海十裏洋場,到老氣橫秋的北京遺老遺少,都讓中國這幅大畫兒變得讓人無法理喻、也無法琢磨了。兵荒馬亂,勾心鬥角,腐敗,墮落,麵上的誇誇其談,實際的口是心非。人們為意氣、也為主義而爭著,為麵子、也為實惠而打著。三民主義,總理遺訓,聯合政府,國共合作,有真誠相見,也有同床異夢,有聽天由命,也有恬不知恥。三十多年的民國史,就這樣走馬燈似地一場又一場地演著,終於轟然一聲大幕落下,讓共產黨坐了江山。開始,他以為恐怕也是一陣子的事。到底江山誰坐,還不一定呢。曆史上,大凡根基牢一點的朝代,滅亡之後,都是要好好亂上幾年的。漢朝完了,有三國,魏、蜀、吳,打了幾輩人,歸到了晉朝的司馬氏坐天下。兩晉一百五十六年,亡了,又是一場大亂,南北朝,鬥了一百七十年,歸到了隋朝。隋朝短命,權歸李唐。唐朝二百九十年,氣數盡了,出了五代,梁、唐、晉、漢、周,都是曇花一現。大清二百多年,亡了,誰知道會亂多少年呢?可是…… 共產黨倒真是替天行道呢!這江山,看樣子真會坐下去了呢。當初,真是把共產黨看小了!
北京還是從前的北京,不過名字變了。中央公園改成了中山公園,從前的社稷壇改成了文化宮。可大街上,揚眉吐氣的,是從前的那些泥腿子了。這朝代真是變了呢!孫中山先生提出的“平均地權”,國民黨沒能實現,卻讓共產黨實現了。天下事,就是這麽讓人不可琢磨…… 他微微一歎,閉上了眼睛。 八 整整一天,張伯駒沒去上班,關在書房裏,一個人悶坐。
他隻覺欠慧素的太多了。他不忍把這個帳再增加,因為他恐怕來不及償還。 毫無疑問,他的心中還有很濃厚的舊的意識,認為女人同男人不一樣,即便不叫男尊女卑,終是女人更軟弱一點兒。況且,他從未把慧素當成妾,而一直把她作為夫人。慧素嫁給他這麽多年,幾乎沒有過上什麽好日子。自古以來,大戶人家的女眷,從來都是什麽都靠男人的。可如今…… 他看了那麽多書,一部《古文觀止》,可以倒背如流。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他二十歲時便已讀完了兩遍。三百五十四卷的《資治通鑒》,他可以從頭講到尾,如數家珍。唐詩宋詞,脫口而出的,便有一兩千首。沒點兒本事,又怎能名登“四大公子”?然而,今天,他卻沒了一點兒主張。 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這個家,還沒有真正窮過呢。 慧素不知什麽時候站在了他的身邊,也不知已經站了多久。 “告訴我。”她的語氣平穩而堅定,不容有別的選擇。 他頓了一下,長出了口氣,低聲說道:“部裏開會,動員大家帶頭買公債。西諦一次就買了八千,以後還準備再多買一些。” 慧素心中一寬。
“那就買嘛,何必愁成這樣子,讓我擔心了一天,昨天夜裏也沒敢睡。”語氣從容而輕鬆,全無一點兒顧忌。 “可是,我們……哪兒有多少錢?千把塊錢,怎麽拿得出手?”
慧素淡淡一笑,看著他,似乎也在等著他。 她已經猜到他的想法了。
“實在不行,恐怕……就得賣……賣點兒字畫了。”他的語氣實在艱難。“咱們……可不能丟這個人,不能的,慧素。讓人家在後麵指手劃腳,我心裏……不安穩。” “賣《平複帖》?”慧素故意問。 張伯駒囁嚅,不知說什麽好。 “你打算賣給誰呢?誰有那麽多錢?”慧素又問道。
張伯駒立時怔住了。這一點,他竟完全沒有想到。 慧素又道:“另外,你打算把這些字畫傳給誰呢?” “那些,我都已經做囑,留給你了……”
“給我?”慧素一笑道:“我可背不了這麽重的包袱,也操不起這份心。就算是天下太平了,不怕人來搶,可萬一蟲蛀了,黴壞了,我也負不了責。” 張伯駒有些茫然。
藏在老家的那些古畫,他們去年已經全部取回來了。有一部分因為保管不當,讓蟲咬壞了。所幸埋在地下的那些完好如初。一點沒變。不過,張伯駒也明白,放在家裏,終非長久之計。漢唐以來,人們畫了多少畫,可以說數也數不清。一個畫家,一輩子能畫幾千張畫。一千個畫家,就是幾百萬張。然而,真能傳到後世的,又有幾張呢?
據史書記載,最早的畫家可考的,是三國時代吳國的曹不興。相傳,孫權命他畫屏風,他不小心將一個墨點濺到屏風上,便隨手繪成了一隻蒼蠅。孫權見了,以為是真的,竟用指去彈呢。但在當時,曹不興的畫已屬珍品,為人們所珍藏,名氣甚大,可是,在南北朝時代,他的畫便已經失傳。唯有南朝的謝赫,在秘閣中見過一個曹不興畫的龍頭,讚曰:觀其風骨,名豈虛成!
在記載中居第二名的,是西晉時的畫家衛協,師法曹不興,擅畫神佛及人物,據傳筆法細如蛛絲,尤工人物點睛。古人曾評道:古畫皆略,至協始精。“六法”之中,迨為兼善。雖不該備形似,頗得壯氣。他一生作畫甚多,但亦已全部失傳。排在第三的是東晉畫家戴逵,第一次有了卒年的記載,歿於公元396年。他是安徽宿縣地方人,擅畫人物山水走獸,被譽為“情韻連綿,風趣巧拔”,名重一時,可是,作品也全部失傳了。
再接下來,是東晉時的畫家顧愷之,比戴逵略晚,時稱“才絕、畫絕、癡絕”。他在建康瓦棺寺繪《維摩詰像》壁畫,光彩耀目,據說三天便為該寺募捐款幾十萬。存世的《女史箴圖》,1900年八國聯軍進北京,被劫去英國,現藏於倫敦不列顛博物館。可惜的是,這張圖隻是後人的摹本,原畫早已失傳。他的另一幅《洛神賦》,其實是宋朝人畫的,不過偽托了他的名而已。再往後,是南朝畫家宗炳(375~443)、陸探微、張僧繇,都是名噪一時的大畫家。
像那古傳“畫龍點睛,破壁飛去”的故事,便說的是張僧繇,然而,這幾位畫家,傳世的真跡也已經一件也沒有了。因此,比他們都晚的隋朝畫家展子虔,才領受了“傳世第一”的榮譽。由此,亦可見保存之艱難。千千萬萬珍貴的古畫,被無情的曆史、滄桑的歲月,一點點地吞噬了,因而才使得傳下來的東西那般稀少而珍貴。
這件《平複帖》,這件《遊春圖》,又能傳多久呢? 想起來讓人心顫。 兩幅東西都傳了一千多年了,被無數的人珍玩過,占有過,幾千幾萬隻手拿過它。它是曆史的見證,也是曆史本身。萬一有了什麽不測,前人心血盡失,後人又將如何評論!
它們真真都是有靈性的呢!否則,為什麽單單它們能傳下來? 不難想見,便是那權傾天下的帝王將相,在觀賞它們的時候,也會肅然起敬,屏住呼吸,在遐思中作冥冥之想,仿佛麵對著神聖的祖先一般。再有,那天他去看《伯遠帖》,不是也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嗎?那種神聖,那種莊嚴,那種忘我的勁頭,便是在大雄寶殿裏,也難以得到。 那麽,誰又能保證它們以後的命運呢?
他感到周身長久的震顫。 慧素的話聽上去很平淡,細一想,卻包含了更深刻的東西。
“我……隻是擔心你……和孩子……” “我?”慧素粲然一笑道:“我有兩隻手,可以自食其力。如今是新中國了,解放七年,天下安寧,四宇和平,你卻擔心有一天我會吃不上飯、靠賣畫過日子?伯駒,別忘了你自己也曾說過:有些時候,財產其實是一種負擔。所以,許多有錢人家的孩子才那麽笨,念不好書;貧窮人們的孩子,反倒聰明伶俐,幹成了大事。再說,就算那些畫值幾百萬,能賣麽?當初我們買這些畫,難道目的就是為了賣大錢麽?譚先生的教訓,已經足夠了!” “那……你的意思是……”張伯駒看著慧素,似乎在期待。 “你也知道,”慧素不假思索地說:“再珍貴的東西,在私人手裏,也很難傳到三代人以上。項元汴可謂一代收藏大家,卻有了項林這樣的敗類。他的那些收藏,也早不知都流落到了什麽地方。現在,《平複帖》、《遊春圖》在我們手上,可十年後百年後呢?” 張伯駒不住地點頭。
“所以,依我看,幹脆,都捐出去,給國家,也算了卻一樁心願。你不相信共產黨會把它們保存得很好麽?” 慧素說得從容、輕鬆,仿佛已經深思熟慮過了。對她的態度,張伯駒深感吃驚。 他在更深的層次上發現了她的美好。 在一般人的眼中,女人愛計較,太實際,顧慮多,私心多。可是慧素卻全然不同。驀地,他有了一種感覺,似乎自己隻是一個小小的土丘,而她卻是在他麵前突兀而起的一座高山!
他的顧慮、擔心顯得多可笑噢。 飯桌上,慧素一邊給丈夫倒了一小杯北京特產的二鍋頭酒,一邊用體貼的口吻埋怨道:“你呀,六十歲的人了,還像小孩兒似的,一遇上點兒什麽事,飯就不好好吃了,一點兒不知道愛惜自己。瞧,肩胛骨都高出來了!” 張伯駒聽著,心中甜甜的。
“哎,我怎麽那麽有福氣,會找上了你呢?”他傻傻地一笑,問得沒頭沒腦。 “又說傻話,吃菜呀!”慧素吟吟一笑,也抿了一口酒,臉邊紅暈暈的。 “人家家裏的那些太太,淨是把家虎,什麽都看得緊緊的。可你,真就那麽想得開。瞧吧,這事,老傅知道了,能愣得說不出話來,你信不信?”他的話顯得特別多。周身的每個汗毛孔似乎都充滿了興奮。
“我倒覺得輕鬆了許多呢。”慧素的口吻淡淡的,很平靜,像是沒有什麽大事發生一般。 她這個人,喜歡把高興埋在心底。 “把我名下的那二十件,都一起捐出去吧。”她又說了一句。 “嘿!”張伯駒把杯中的酒一口吞了,放下杯子,使勁地搓著雙手道:“你可真舍得!你說,別人眼裏,會怎麽看我們呢?”
“管他呢!”慧素道:“普天之下,沒有一件事會人人說好的。我們做得光明磊落、坦坦然然的,就行了,又不想當官,又不想撈什麽好處,問心無愧,由他們說去吧。你瞧著吧,便是老傅,也不理解呢。” 這一晚,張伯駒怎麽也睡不好,幾次一個人爬起來,到書房裏坐上一陣。那二十件東西已經找出來了,用包袱皮包成了一個包,靜靜地放在桌子中間。他呆呆地望著它們,若有所失,又像是若有所得。像是送兒女出遠門,又像是準備接受一項新的使命。這麽多年中,它們帶給他的牽掛太多了,感情上,真有點依依不舍呢。 他覺出來了,這一夜,慧素也沒睡好。 這麽大的一件事,她又怎麽可能不想呢!
九 張伯駒夫婦把多年珍藏的二十件珍貴書畫捐獻給國家的消息,在中國的文化界,引起了鎖鏈般的震動。文化部大張旗鼓地舉行了正式的捐獻儀式,為他們夫婦發了“褒揚獎”和三萬元人民幣的獎金。各大報紙都發了消息,讚譽鵲起。 那三萬塊錢,張伯駒本意堅辭不受,怕沾上“賣畫”之嫌。後經鄭振鐸一再勸說,告訴他這不是畫款,隻是對他們這種行為的一種鼓勵,他們才勉強把錢收了下來,並全部拿去買了公債。 了卻了這樁心事,他們都像卸掉了一個沉重的包袱那般輕鬆,同時,也像肩起了一個神聖的使命,腳步分外地莊嚴了起來。他們把那張獎狀仔細地收好,放到箱子裏,依舊像從前那樣生活,工作。所不同的,是那種主人翁的參與感更強烈了。此後,又陸續捐了一百多件。
看著報紙,康生的心中陣陣燥熱。 如果他早一點兒知道張伯駒夫婦的手中藏著這樣的寶貝,他會對他們采用另一種態度的,會更含蓄,更柔和,更從容。 他有一種被戲弄了的感覺,惱火,想發脾氣。這麽糊裏糊塗地“敗”在一個無足輕重的“資產階級分子”手中,他心不甘。
因為他懂行,所以才分外痛惜。 那張伯駒也太囂張了!那次,他看張伯駒的藏品,張伯駒隻拿出了那麽幾件破爛充景,真正的好東西卻藏起來,秘而不宣。真是太張狂了!
這麽多年,有幾個人敢這樣對他呢? 西太後的一句“名言”跳進了他的腦際:你若讓老子一件事不痛快,老子就讓你一輩子不痛快!
不收拾收拾他,他就不知道馬王爺到底有幾隻眼。這年頭,還輪不到這些資產階級站起來說話呢。 況且,整人,這幾乎可以說是他的本行了。這方麵,他的經驗可以寫一本厚厚的書。任你張伯駒有天大的本事,跳得出如來佛的手心麽?
張伯駒有足夠的學識,卻缺少最起碼的狡詐。他又怎麽能知道,在他的身後,已經張開了一張報複的大網。 任何時代,當權者隻要想找,便一定能夠找到那種特務式的幫手。那種人不但機智、靈活,而且忠心耿耿。在許多時候,你甚至會承認他們並不是壞人,而是在履行一種神聖的職責,在表現對事業的忠誠。 羅邁便是這樣一個人。
他是廣東客家人,大高個,肩很寬,全無廣東人的那種瘦小與靈巧勁兒。從延安整風時起,他便被康生看中了。他總是那麽嚴肅,那麽深沉,不苟言笑,說話時喉音很重,一舉一動,都有著一種階級與使命的莊嚴。他辦事認真,仔細,韌性十足,不達目的決不罷休。雖然他從未真正上過戰場,但是,無人會懷疑他在革命需要的時候,把一腔熱血交給黨的事業。他屬於那種根本不可能被收買的一種人,生活簡單而無奢求,不吸煙,不喝酒,連茶也很少喝,以“清貧,潔白而樸素的生活”(方誌敏語)為榮,參加革命的目的,絕不是為了發財或當官。可惜的是,他們這種人的思維方式太簡單,隻習慣於接受和服從,從不會用自己的腦子去思索與分析。因此,康生選中了他,把他視為心腹。
因為他無需偽裝,他表裏如一,他能夠堅決服從。康生需要他的無私,他的坦白和他的忠誠。許多時候,這樣的人才更有威力,因為他身上無懈可擊。不客氣地說,這種人一旦被邪惡所掌握,其破壞力常常是毀滅性的。從延安整風、以後的反右鬥爭,直到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常常都是這種人充當了最出色的打手。當他們從事著破壞的時候,與那些幕後人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還堅定地以為是在為革命事業而獻身。 康生找來了羅邁,親手為羅邁倒了一杯上好的碧螺春茶。臉上,是長者慈祥而耐心的微笑。
“小羅,最近很忙麽?昨天軼歐同誌還問起你,怎麽不去家裏玩?沒有事,聊一聊也好嘛。不能讓人家說我們一進了城,便忘了當年的老戰友了。” 羅邁聽著這親切的話語,隻覺周身一股暖流在遊走。 “康生同誌,您那麽忙,我怕……打擾您的工作。”
“這難道就不是工作了麽?作為一個革命人,應當是從頭到腳、從裏到外,都是革命的。因此,我們聊天、吃飯、看戲、看書,其實也都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火車跑起來是工作,難道停下來加水加煤,就不是工作了麽?”康生說得從容,沒有一點兒架子,完全像是一位老人在同一個年輕人嘮家常,平易而近人。 羅邁認真地點了點頭,把這番話記到了心裏。
從延安整風的時候起,他便崇拜康生在錯綜複雜的黨內鬥爭中的大將風度了。在那次整風運動中,康生同誌的一雙眼睛多麽尖銳,挖出了多麽隱蔽的“第五縱隊”(即隱藏的特務和異己分子)嗬。在康生同誌身邊工作,可以說是一種莫大的榮幸呢。因為可以學到許許多多東西。 “本來,我是有點兒私心的,想把你調到我身邊來工作,辦事放心。可是再一想,又怕影響了你的發展,所以,就沒有調。革命事業蒸蒸日上,哪兒都需要人。我們這些人老了。需要你們這些年輕人挑更重的擔子呢!”康生喝了一口茶,把茶杯輕輕地放在寬大的寫字台上,一隻手按在玻璃板上,眼睛望著掛在牆上的大幅絲織中國地圖。那地圖高一丈,寬一丈五,把整麵牆都擋住了。他的樣子十分嚴肅,眯著眼,挺著胸,另一隻手拿著一支紅藍鉛筆,叉在腰間,像一位決戰前夕的將軍。“羅邁同誌,你對當前的國內政治形勢有什麽看法?” 羅邁有些惶惑。他知道,自己無論怎樣回答,都會淺得可笑。而且,康生根本不需要回答。
“應當看到,新中國並不平靜。有那麽一些人,在磨刀霍霍,伺機向黨進攻。他們不會甘心失敗,他們會懷念失去的江山!解放七年了,可以說,這場鬥爭,沒有一分鍾平息過。蔣介石還在台灣,虎視眈眈;大陸上,還有他們留下的殘渣餘孽,遺老遺少。一有機會,他們就會興風作浪。”康生以極為嚴峻的口吻語重心長地說:“因此,我們也不能睡大覺,要準備戰鬥。這是在另一個戰場上的、不流血的戰鬥,卻會更尖銳、更複雜,也更殘酷。昨天我見到毛主席了,他也說,不能睡大覺!”
他的樣子像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言,沉著,嚴肅,平緩的聲音也顯得格外有力。 “是的,康生同誌,是的。”羅邁認真地點著頭,仿佛是在接受大戰前夕的使命。康生同誌對他--一個小小的副處長--一下子講了這麽多重要的話,使他連呼吸都覺得分外沉重了。 “現在,”康生踏著絨絨的織花地毯,站到了辦公台前,凝視著台上的一部暗紅色的電話機說:“文化界、學術界,都有一大批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講怪話,煽動不滿情緒。尤其是一些舊社會留下來的遺老遺少,正在不遺餘力地向黨內滲透,腐蝕我們的幹部,這問題就更嚴重了,我考慮,讓你到文化部去工作一段時間。去了以後,重點是摸情況,做到心中有數。你知道人為什麽有兩隻眼睛、兩個耳朵,卻隻有一張嘴麽?那就是要人們多看,多聽,少說話,平時說得太多,到該說話的時候,就沒話可說了。” “是的,康生同誌。”羅邁連連點頭。
“要特別注意那些表現特別積極、特別主動的代表人物。這些人很具有迷感性,腦子裏有一套歪理論,能講、會說會寫,因此影響力也特別大。這樣的人物,政府裏、民主黨派裏、學術團體裏、大學裏,都有一批,不可低估他們的能量。要能夠識破他們的嘴臉,在時機成熟的時候,給予狠狠地打擊。但是,現在還不到時候,要等他們充分表演、充分暴露。你去了以後,第一步是先要得到他們的信任,讓他們失去戒心。有什麽情況,隨時告訴我。” 第二天,羅邁便到文化部上班了。
幾乎沒有人注意到他的到來。在文化部這樣的大機關中,幹部調動是經常性的事。他為人樸實、隨和,騎一輛很破的自行車上下班,穿著補丁的褲子,中午在機關食堂吃飯,總是吃最便宜的飯菜。張伯駒雖然同他談得不多,卻對他印象不錯,甚至為共產黨中間有這樣的幹部而高興。 十 1957年,夏。 大規模的反右鬥爭,隨著天氣的炎熱,也一天天地推向了高潮。 算總帳的時候到了!
一切,都是深思熟慮的,經過充分準備了的。 4月,中央下發了關於在全黨進行一次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號召各界給黨提意見。態度是認真的,也是誠懇的。
許多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的人,紛紛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建議。應當說,這些建議並不是都對,可能很片麵,也有些偏激。與此同時,也有極少數確實是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不滿的人,認為機會到了,打出了“輪流執政”、“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成立政治設計院”的反動口號。 立時,形勢分外地嚴峻了。 人們的傳統心理,開始潛在地發生作用。 於是,魚龍混雜了,一小撮變成了一大撮,變成了一批、一大批。 每天,都有許多羅邁那樣的“忠誠的”幹部,向中央報去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動態。他們確信,報得越多,越能夠表現忠誠。對這些殘渣餘孽,不但要毫不客氣,而且要一網打盡,留下一片幹幹淨淨的土地與藍天。
康生果然沒用錯人。
在羅邁整理出來的“文化部右派分子活動情況匯報材料”中,密密麻麻地開列了一大群人的名字和他們的言行錄。羅邁工作認真而審慎,他開列的名單,分成了三大類:極右分子、右派分子、偏右分子。搜集的“反黨言論”,不但有現在的,還有以前的。時間、地點、證明人,清清楚楚。 張伯駒被劃在中間那一類裏麵。 他的右派言論有這樣一些: “一九五六年十月五日。中午,在部機關外籃球場,張對秘書處的趙文中說:既然講了民主黨派和共產黨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就要有個互相的樣子,不能隻走形式,伸手算一票。從法律上,便要有保證。否則,幹脆取消,反倒痛痛快快,直截了當。”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下午,在機關會議室,討論現代戲的創作問題。張發言說:文藝不一定都要為政治服務,也可以欣賞,陶冶性情。從這一點來說,對社會主義建設也是有好處的。換句話說,炒一盤好菜,能表現政治觀點有什麽毛病嗎?吃好了,吃飽了,工作有精神了,也就是政治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部機關新年茶話會上,張發言說:每逢佳節倍思親,這是古語了。我有一些朋友去了台灣,應當說,其中也有一些是好人,艱苦樸素、兩袖清風。他們隻是走錯了路,跟錯了人,從人品上說,並不是壞人。如果強調階級性,便把別的都一筆勾銷,是不對的。”
“一九五七年四月,在部裏舉行的整風工作會上,張說:共產黨早該清一清了,不能撥拉腦袋算一個,什麽人都是共產黨。一個字不識的黨員,能懂馬列主義麽?據我看,一百個黨員裏麵,有九十個不懂馬列主義到底是怎麽回事。” “一九五七年六月,在整風小組會上,張發言說:黃紹hong的話,我看就有幾分道理。(有會議記錄為證)”
“一九五七年九月,在整風小組會後,張對我說:丁玲、陳企霞他們那樣講,也無可厚非。提意見,就有可能對,有可能不對,用心是好的就行。” “一九五七年十月一日,有人親眼看見,張同黃紹hong在一起,談了足有一個小時。黃是極右分子,舊官僚,曾經任過國民黨政府內政部長、監察院副院長,同張很談得來。” 可謂是深文周納了。 康生把關於張伯駒的言論部份仔細地看了兩遍,微微一笑。
然後,他用紅鉛筆在張伯駒的名字旁邊,大大地寫了“極右”兩個字。 在文化部公布的第二批“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的名單中,有了張伯駒的名字!
因為有中央領導同誌的親筆批字,事情已經無可挽回了。雖然茅盾、夏衍、鄭振鋒等部裏的領導都為他做解釋工作,特別提出他曾在不久前把二十幅珍貴的書畫捐獻給國家。然而,功不抵過。有人甚至提出:他那樣幹,其目的不過是為了“撈取政治資本”。並說:他那些東西,剛解放時便應當視為官僚資產,予以沒收呢。 張伯駒看了自己的“言論匯編”,也驚得目瞪口呆。
他萬萬沒想到,自己的行為,已經屬於反黨反社會主義了! 他痛悔,發自內心地痛悔。不管自己主觀上怎樣想,客觀上,起到了危害黨和國家的作用。回頭細想一想,委實嚇了一跳。
部裏的反右鬥爭領導小組成員羅邁親自找他談了話,指出:“你的靈魂深處,還有一些沒落的、腐朽的東西在作怪。可怕的是,恐怕你自己還不大清楚!”
張伯駒連連點頭。 他開始懂得思想改造的意義,也開始重新認識自己、檢點自己、反省自己。 直到名單最後公布,全部上下開始大批判的時候,張伯駒才把被劃成右派的事情告訴慧素。 他怕她傷心! 慧素聽了,什麽也沒說。
他希望她埋怨,她落淚,可是,她的樣子卻異樣平靜。
“伯駒,你說心裏話。你真的是要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麽?” 張伯駒沉默了許久,搖了搖頭。 慧素輕輕一攏耳邊的頭發,笑笑說:“吃飯吧。”
張伯駒木然。 他心裏很亂,似乎有許多話要說。 事情是他自己弄下來的,他沒有權力讓妻子受牽連。這麽多年中,她為他承擔的不安與煩惱實在太多了。 “你……為什麽……”他呆呆地望著她:“右派分子,這帽子……好重呢。我可能……要離開文化部……”
慧素泰然地說:“你對我講過,春秋時楚國有位孫叔敖,三次當宰相,不因此而高興,因為他認為這是自己的能力使然。三次被罷官,他也不因此而生氣,因為他認為這並非他有什麽過失。既然你的內心深處並不是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戴頂帽子,又有什麽大不了的呢?大不了,到鄉下去種田。早晚,事情會弄清楚的,你說呢?” 張伯駒的臉上,終於露出了一抹微笑。
人在這種時候,最最需要的不就是這種深深的理解與同情麽?
十一 陳毅挺著身子,一手叉著腰,氣衝衝地坐在沙發上,樣子像一隻健碩的正在發怒的公牛。連呼吸,也顯得分外粗重了。
他剛剛看過中辦發來的關於國務院各部反右派鬥爭的材料。那上麵,有不少人是他認識的,數量之大,令人不可思議。“亂彈琴!”
看了關於張伯駒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摘編”之後,他把那本材料重重地往地上一摔,狠狠地罵了一句。 張伯駒會反黨反社會主義?他根本不信!多年的交往,他對張伯駒夫婦不但了解,而且說得上是理解了。不久前,他們夫婦把最最珍愛的二十件堪稱國寶的書畫捐給了國家,他一點兒也不覺意外。不過一年工夫,張伯駒居然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他根本不相信。別的人可能會這樣,但他相信張伯駒絕對不會。 因為毫無道理!
由此,他對整個的反右鬥爭都有了看法。他根本不相信那些“言論匯編”。這種斷章取義式的東西,他見得太多了,也早領教夠了,知道那是些什麽貨色。同樣一篇文章,到了那些別有用心的人手中,這裏摘一段,便是最革命的了,那裏摘一段,卻又會是反革命的呢,又有什麽奇怪的。
是什麽人在這船挖空心思呢? 他驀地想起了最近的一次支部會。會上,有人曾經很委婉地說:“有些領導同誌,交朋友不大注意,其中有一些如果是右派分子的話,就會給這些右派分子當了保護傘,影響了黨的光輝形象。”此刻,他才品出那句“如果是右派分子的話”的弦外之音。那分明是有所指。
他開始漸漸冷靜了。 當一種思想變成一股思潮的時候,便應當考慮更深刻的原因了。任何現象的出現,都有其內在的原因,有自身的基礎。不改變這個基礎,便也不能改變這種現象。這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 因此,要等待。等待基礎的改變,等待人們的覺悟。當然,這種等待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積極的,也需要等待,需要用時間和比較去糾正。 每天,都有關於右派分子被批鬥的消息。便是在外交部大院,大字報也已經占領了每一寸空間。千千萬萬羅邁那樣的忠誠勇士,正以高度的階級覺悟和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廢寢忘食、焚膏繼gui,同“一大批”右派分子做著堅決的鬥爭。舉國上下,一片熱騰。人們不再喜歡冷清,卻熱衷於鬥爭。右派分子的數量在直線上升,越來越多的大人物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高帽:羅隆基、章乃器、章伯鈞、儲安平、黃紹hong、丁玲、林希翎。有一些,還是頗有才氣的年輕人,後起之秀,甚至是共產黨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共產黨員、大有希望的年輕作家。
才一個月工夫,形勢的變化更令人擔憂了。被揪出來的右派分子,數量已經達到了二十萬! 令人瞠目! 二十萬,當年的八路軍,才不過五六萬人。一個一個挽起手來,能把北京城裏裏外外圍上幾層了。真的會有這麽多“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麽? 陳毅無法相信。
每個禮拜,他都會聽到張伯駒被批鬥的消息,有時是一次,有時是兩次、三次。大會、小會不停地批鬥,大字報鋪天蓋地。他開始擔心張伯駒的身體會吃不消。然而,這種時候,他無法出麵。因為搞不好,張伯駒會又多了一條罪狀。 缺少理解的地方,往往也缺少同情。雖然沒有親見,但他能想象得出來此時張伯駒夫婦的處境會多麽艱難。已經有些人經不住打擊而自殺了,張伯駒是個耿性子人,受得了苦,卻受不得冤屈,一腔熱血,卻落得這樣個下場,會不會一時想不開呢?
應當設法為他們安排一條出路! 陳毅想了許久,想到了一個人:宋振庭。 宋振庭是當年新四軍中的紅小鬼,聰明好學,黽勉求進,如今,已經當上了吉林省委的宣傳部部長,他這個人熱誠、坦白,可信,尤其可貴的,是他能夠用自己的腦袋去分析這個世界。
他富有學識,善於思索,因此,他能夠理解。 理解是需要用自己的腦袋去想問題的,而且,還需要很高的思想水平。它是不能用階級覺悟或者階級感情所代替的。在現階段,這樣的人還不多。 陳毅伏在桌前,縱筆給宋振庭寫了一封長信,然後,便讓人拿去寄發了。
連日的頭戴紙糊高帽子、滿處遊走地批鬥批判,使張伯駒筋疲力盡,腦子也有些發木了。慧素雖然不出聲,卻也顯見地瘦了下去。鬢角,出現了根根白發。 她努力從生活上關心丈夫,給他做他喜歡吃的水餃、餡餅。便是去挨鬥,也要讓丈夫穿得幹幹淨淨、整整齊齊。頭發、胡須都是每天早晨她為他梳理的。作為夫妻,還有什麽能比共患難更為珍貴的呢。 沒有她做他的精神支柱,他會倒下去。
這天吃過了晚飯,傅湘悄悄地來了,給他們帶來了一包山西的木耳和聞喜的煮餅。他剛從兒子那裏回來,他的大兒子在運城鹽化局工作,他去看兒子,在運城住了半年多。回來一聽說張伯駒出了事,就馬上來了。 “老了老了,又攤上這路事[害!”傅湘的樣子極為傷感,歎著氣說:“都說大起才有大落,若沒有去年那個事,興許這回就不會。有人說,去年你們那是‘冒進’呢,一下子把那麽多東西捐了出去,太惹眼了。樹大招風,人怕出名,這麽大歲數了,還圖個什麽呢,消消停停地呆幾天,比什麽不好?”
張伯駒不知道怎麽向他解釋。 前些天王越來,兩個人談起來,倒還投緣。許多事不必解釋,便能理解。而且,王樾的日子也不見得好過。
王樾從武漢回來,便到了中央美術學院當教授。他這個人也有點兒像張伯駒,看見不對的事便要講,倔起來也是誰也沒有辦法。由於和院領導意見相左,他頂了幾次,一氣便退休了。就這樣,運動中,還有人貼他的大字報呢。若不是因為他已經退了休,這次,少不了也要戴上“右派”帽子。二人認識已久,惺惺相惜,百感交集,談談心裏話,精神上多少算是有點安慰。中間,王樾曾問過他:“你是不是得罪了什麽人?” “沒有。”
“可你那些《言論》,分明是有人去年就開始整理了。你再想一想;肯定是有什麽不妥的地方。” 張伯駒暗付。 王樾又道:“這個事,應當讓上邊知道,給總理寫信,剖白自己,不能這麽糊裏糊塗地算了!將來,對孩子也有影響。” 張伯駒也曾想過,向上麵反映一下。可是,一拿起筆,又覺得無從說起,便又放下了。此刻,聽傅湘一說,張伯駒的情緒立時變得很壞,臉繃得鐵青,一句話也不想說。
冤屈比打擊更難忍受。傅湘走後,他開始暗想:是不是真的有人在存心整自己呢?否則,為什麽那些“言論”那麽清清楚楚,時間、地點、證明人,都有。若不是存心整人,誰會記得那麽清楚。運動是今年夏天才搞開的,可那些材料,大部分都是去年的呢。
他茫然,惶惑,期待。總想,也許,這一切都是一場誤會吧? 歲月顯得異樣地沉重與壓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