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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洞觀鄧小平逝世十年後的中國

(2007-02-14 17:54:31) 下一個
洞觀鄧小平逝世十年後的中國
  
  章立凡
  
   “有話要說,給我一隻貓”,是鳳凰衛視《有報天天讀》的一句廣告語,大家耳熟能詳。今年2月19日,我有話要對一隻偉大的貓說。因為這隻貓不僅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的格局。
  
  “貓論”的曆史貢獻
  
   十年前逝世的鄧小平有一句名言:“不管黃貓黑貓,隻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1962年 7月2日,他在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包產到戶”時引用的四川諺語。後來被訛傳為“不管白貓黑貓,隻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文革”中更被冠以“貓論”的罪名而遭批判。鄧的形象從此與貓結下不解之緣。
  
   “文革”結束,鄧小平二次複出,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務實的“貓論”提升為治國方略。鄧小平不同於毛澤東之處在於:毛似乎是一個天生的秩序破壞者,任何不喜歡的東西都可以推倒重來;而鄧則是秩序的建立者,不會憑著浪漫的革命詩思橫掃一切,而是腳踏實地,朝著現實目標探索前行,“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口號由此應運而生。
  
   鄧小平對中國現代化的最大貢獻,在於摒棄了“階級鬥爭為綱”的教條,結束了那種隨時“觸及靈魂”的革命,實現了“經濟工作為中心”的基本國策轉移。他以快刀斬亂麻式的果決,使國家迅速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陰影,推動國民經濟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才有了今天經濟上的驕人成就。與此同時,中國承襲毛的外交思路,利用冷戰時代東、西方陣營的對立,將自己定位於第三世界,形成了不容忽視的第三極;並通過對外開放,擺脫了毛澤東時代的國際孤立狀態,迅速融入國際大家庭。國際外交格局因鄧小平而改觀。
  
   為推動國家的現代化,鄧小平發動了對“兩個凡是”的批判,打破了意識形態的堅冰,“思想解放”成為80年代最響亮的政治口號。鄧小平作為執政黨的領袖,對維護本黨的執政地位同樣不遺餘力。在對“凡是派”的鬥爭占據上風後,他迅速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並堅持保住毛澤東的偶像地位。雖然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相對保留了對“反右”的評價。這兩個曆史問題至今仍是禁區。
  
  總設計師的遺憾
  
   中共第二代領導人曾力圖通過民主與法製建設,推動政治體製改革,這也是當時朝野的共識。但民間訴求操切,僵硬的意識形態則不時吹動寒流,迫使鄧在執政地位與政治改革之間作出抉擇。不按指令捉“老鼠”,當然夠不上“好貓”,社會矛盾的加劇令衝突日增,導致他的兩位親密助手先後下台。1989年的重大曆史事件後,鄧小平淡出政壇。
  
   進入90年代,當鄧的改革開放路線再度受到嚴重挑戰時,這位自稱為“平民”的老人拍案而起,用顫抖的聲音和手勢發表“南巡講話”,最後一次捍衛了自己的尊嚴和曆史功業。他以政治餘熱開創了一個政治學上罕見的先例,至今無人有勇氣和能力仿效。
  
   “北京風波”以及叫停“姓社姓資”的爭論,使國人自毛時代以來養成的高度政治熱情被強力退燒;作為化解手段,鄧機智地撬動經濟杠杆,將全民推入了一場風起雲湧的經商大潮,“一部分人先富”成為最時尚的口號。50-60年代被消滅的民營經濟,自90年代迅速崛起。一些失意精英的政治怨憤,也從經濟發跡中得到補償。政治體製改革處於停擺狀態。
  
   鄧小平在淡出政壇前作了這樣的檢討:"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裏我主要是講思想政治教育,不單純是對學校、青年學生,是泛指對人民的教育。對於艱苦創業,對於中國是個什麽樣的國家,將要變成一個什麽樣的國家,這種教育都很少,這是我們很大的失誤。"
  
   總設計師作為執政黨領袖所表達的遺憾,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特征,但也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實用哲學所須支付之代價。在“文革”造成的社會道德真空狀態下,將全黨全民推入經濟大潮;直到他逝世,未能完成政治體製改革和道德重建的任務;這些都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曆史遺產中的債務
  
   全社會追求物欲的急功近利心態,使執政黨內腐敗風氣上升,知識精英社會責任感淪喪,其道德後果在鄧逝世十年內日益凸顯:領導為彰顯政績而罔顧民生,官員因謀求私利而貪贓枉法,商人因追逐利潤而放棄誠信,學者為出名出書而弄虛作假,百姓因蠅頭小利而你爭我奪,企業為追求效率而忽視安全環保……
  
   鄧小平早在20年前認識到:“不改革政治體製,就不能保障經濟體製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製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作為鄧時代的遺產,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繁榮與民主監督功能的缺失,使轉型中的社會逐漸失衡:一黨執政體製下的“權力尋租”,造成普遍的權錢交易和官場腐敗;“諸侯經濟”的迅速崛起,令執政黨的各項政策麵臨“下有對策”的挑戰;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的種種弊端,隨著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加快而日見突出。
  
   鄧小平早年受過傳統和新式的教育,青年時代有著在法國工廠務工四年的履曆。嚴格的工業化啟蒙訓練,使他超越了“國際農民工”水準,具備了產業工人和知識分子革命家的素質,並有著不同於毛澤東式農民領袖的眼界。對設計師而言,工業化設計的思維是縝密而務實的,目標明確,不受浪漫理想的支配,注重技術上的可操作性和製造工藝。
  
   與當今世界多數發達國家領導人的法學、政治學教育履曆不同,自上世紀末起,中國逐步進入了“工程師治國”的時代,鄧的“貓論”在繼任者手中持續發揚光大。曆經江澤民時代之後,作為鄧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錦濤在繼承經濟遺產利益的同時,也不得不接受政治遺產中的債務。
  
   胡錦濤、溫家寶等現任領導人所麵臨的,是大量前任及隔代遺留的問題,權力壟斷下無數因侵權引發的群體事件,經濟訴求的對象是政治體製。麵對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衝突,依靠傳統威權以及法律等技術手段,也隻能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現代化的高速列車,已不再是“技治主義”手段所能駕馭,需要引入更多的人文理念,從道德和政治層麵解決社會難題。
  
   有鑒於此,在承襲固有意識形態的前提下,胡錦濤去年提出“社會主義榮辱觀”,試圖以“八榮八恥”的設教,重建社會道德標尺;繼而重拳出手,懲治貪腐諸侯,重振中央權威。關注民生和社會公正的舉措與姿態,年來也頻頻出現於媒體。但基本上都屬於執政黨自查自處。
  
  改革的危險來自內部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及互聯網時代的來臨,國際資本大舉進入中國,重回計劃經濟的後路已斷。國內市場經濟化催生的股票、房地產等市場,促使法律逐步健全,人民的財產權利意識日益蘇醒。與其說“改革不可動搖”,毋寧說已無回頭路可走。
  
   從經濟民主走向政治民主,雖僅一步之遙,行進卻無比艱難。如果說鄧小平、胡耀邦等第二代領導人所遭遇的改革阻力主要來自上層,則當今中共領導人所麵臨的局麵要複雜得多:由於政治體製改革滯後,“科層化”的弊端尾大不掉,自中層上下,已膨脹為一種利益盤根錯節、規模龐大無比的官僚體製,且不斷有新生代踴躍躋入。政治體製改革的風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沒有人民的支持不會成功。
  
   1989年“北京風波”後不久,發生“蘇東劇變”,社會主義陣營解體,近年又出現了第二輪的“顏色革命”浪潮。所謂關係到執政黨生死存亡的大事,無非是對執政地位而言。去年智囊們提出“一黨執政,黨主立憲”等策論,也是圍繞這一主題做文章。最擔心會失去的,往往是最有可能失去的。足以動搖改革和顛覆執政地位的危險,並非來自什麽“國內外敵對勢力”,而是蟄伏於執政黨體內。
  
   毛澤東走了,“兩個凡是”失效了;鄧小平走了,“摸著石頭過河”的時代結束了;今後“貓捉老鼠”光靠“目的正義”和威權利爪不好使了,要講究“程序正義”了。社會沒有民主不會健康,改革要使大多數人獲益才會成功,政治家要有曆史感才可擁抱未來。
  
   政治上實現社會民主,經濟上實現分配公正,將遠近積累的曆史問題作個了斷——這是鄧小平身後留下的三道待解之題。
  
   2007年1月10日 北京風雨讀書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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