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先驅導報》中國首次組團赴日本淘寶

據《國際先驅導報》15日報道：5月4日，正在東京平和島舉行的2006年度古董市迎來了一批特殊的客人。由中華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會牽頭組織的“淘寶團”，特地趕到日本淘寶。拉開了首次“國寶工程·海外淘寶行動”的序幕。

　　此次淘寶活動共有來自北京、浙江、湖北、河南、江西等地的十餘名文物收藏家參與，還有故宮博物院的專家以及活動組織者——專項基金工作人員。“淘寶團”一行共20人於5月3日抵達東京，翌日開始淘寶活動。和平島是他們此行的起點，此後還要依次去橫濱、河口湖、箱跟、名古屋、京都、大阪，期間光顧東京國立博物館、橫濱中華街、京都古玩一條街等地，5月9日回國。

　　中華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會副總幹事牛憲鋒向《國際先驅導報》記者介紹，這是他們首次組織代表團到海外淘寶，也是今後一係列淘寶活動的開端。隨團的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潘深亮指出：“俗話說‘盛世興收藏’，現在人們越來越重視文物收藏，是我國經濟實力日益強大的一個證明。”　　日本攤主考驗中國專家　　平和島古董市是日本最大的古董市，每年舉行5次，每次都有來自日本全國各地的250家店鋪參加，出售的古董達到數十萬件。其中不時可見來自中國的文物，包括各個時代的字畫、青銅器、瓷器等等。中國文物在日本曆來受到人們珍視，因此古董市上的中國文物也都價格不斐。例如“伊勢屋”出售的民國時期的一對仕女大瓶就要價60萬日元。

　　在一家專門出售中國字畫的攤位前，來自故宮博物院的書畫鑒定專家潘深亮被幾幅吳昌碩的字畫吸引住了，這個攤位是書畫古董美術品拍賣公司“研美會”的。在日華人王先生剛剛在這裏以35萬日元的價格買下了清康熙年間馬元馭所繪的一幅《秋菊圖》，據他說，在日本的古董市確實能淘到寶貝，因為古董市在日本檔次並非最高，很多攤主本身並不是很識貨，他曾以50萬日元買下一個明治時期的火缽，實際價格可能要高出10倍。　

　店主中島克實對吳昌碩《花卉四條屏》要價280萬日元，另一幅《梅鬆圖》要價180萬日元。但是經過潘深亮鑒定，吳昌碩的幾幅作品都屬於當時人的高仿，雖有一定價值，但並非真跡。中島克實又拿出了清代“揚州八怪”之一金農的一幅條幅，但是立即被潘深亮看出是贗品，中島克實也痛快地承認確實是贗品。　　回避文物來曆和歸屬　

　另一個專門經營中國古董的30多歲模樣的攤主出售的古董包括磁州窯、耀州窯以及漢唐宋明清等各個時代的瓷器。一個磁州窯的白釉瓜形瓶要價20萬日元，一個青銅尊據攤主稱是從越南出土的，要價25萬日元，由於漢代時越南也是中國領土，所以算在了中國古董的範圍內，店主還指著裏麵的穀物痕跡，自稱貨真價實。對於這些古董的來曆，店主指出上世紀80年代以前主要由留學生帶來，現在也有中國人往日本帶。當記者問現在這些文物中國已經禁止出口，是怎麽帶來的呢，他則拒絕回答。　

　當參加淘寶團的兩家國內媒體的記者請本報駐東京記者做翻譯，追問主辦古董市的“古董事股份公司”的負責人倉持英二對“英法日等國是否應該將戰爭期間掠奪的文物歸還給中國”的看法，但是倉持英二顧左右而言他，隻是稱“應該促進文物的交流，日本也有很多文物在海外，現在有很多回流到日本展出”。記者又追問是否有的古董是戰爭期間被帶到日本的，他則說自己是戰後出生的，並不知曉那時的情況。　

　代表團成員在古董市分頭行動，雖然尚未發現價值驚人的文物，但不少人都頗有收獲。中方領隊楊秀方指出：“淘寶本身就是大海撈針，很多文物正是通過淘寶獲得的，淘寶本身就是一種樂趣。” 據淘寶團團員們反映，古董市的檔次不像想像的那麽高。不過也在情理之中，堪稱寶物級的文物，往往在拍賣會上出售，而不會拿到古董市這種地攤上來。

　　走進日本古董店　　第二天，淘寶團又專門前往位於東京西新宿的專門經營中國古董的小川商店淘寶，據說要拿出幾十件不輕易示人的寶貝。進入小川商店，裏麵麵積不大，但是中國古董可不少，龍泉窯的瓷器、明代的宣德爐、明代崇禎年間的字畫、清代的玉器等擺了滿滿的一屋子，一個龍泉窯的香爐就賣到400萬日元。

　　來自浙江麗水市處州青瓷博物館的葉英挺想購買一個龍泉窯的青瓷瓶，作為自己博物館的展品，買賣雙方在年代上產生分歧，葉先生認為是清代的仿製品、小川忠壽則認為是明代的仿製品，再加上價格有分歧，雙方留下聯絡方式，準備繼續協商。　

　記者在與老板娘聊天時，得知東京、大阪等地有很多類似的古董店，東京一地就為數不少。可以說，中國文物在日本是浩如煙海。此後幾天，代表團成員前往橫濱、名古屋、京都等地，繼續進行淘寶行動。　　大量中國古董藏於民間　　記者8日前往橫濱中華街，一家名為“北京堂”的古董店裏各時期的中國古董可謂琳琅滿目。前一天，淘寶團也來到“北京堂”，淘得幾件古董。　

　點主張張樹墩來日17年了，據他介紹，他曾參觀過多位日本古董商的倉庫，對裏麵中國古董數量之多感到震驚。據他說，日本的中國古董有中國人帶來的，有日本人購買的，很多日本農村地區的富戶家的倉庫裏存著大量中國古董，有的包裝完好，上麵的訂貨單都原封不動。他認為在日本的中國古董至少也有上千萬件。他拿出一個日本風格的青花糖罐，乍一看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是中國瓷器，原來這是日本人當年向景德鎮訂購的，所以采用了日本風格的青花。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日本確實是一個中國人淘寶的寶庫。 　　在淘寶團離開日本之際，記者特地打電話給中方領隊楊秀方，他表示此次的收獲超乎預料，今後還將繼續組織類似的代表團。可以說，對於流入日本的古董，民間的收購是文物回流的重要手段。 　

　鏈接：中華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 　

　中華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是中國國內第一家以搶救流失海外文物為宗旨的民間公益組織，成立於2002年10月，隸屬於由國家文化部主管的公益性社會團體中華社會文化發展基金會，主要職責是通過民間渠道，協助政府，促成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回歸中國。2003年7月5日，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啟動“國寶工程”。活動宗旨是：協助政府，動員社會力量，聯合國內外尊重人類文化遺產、熱愛中華文明的組織和個人，廣募資金，通過回贈、回購、討還等方式，多渠道促成流失海外的國寶早日回歸祖國。2006年“五一”期間專項基金首次展開“國寶工程·海外淘寶行動”，組團赴日本淘寶。 探訪日本的中國國寶 目前日本收藏的中國文物極為豐富，本報記者進行了一次尋訪以窺其全豹 （記者藍建中、記者韓軒、實習記者陳思）

5月7日，持續一個多月的“天台宗國寶展”在國立東京博物館落下了帷幕，此次展覽匯集了分散在日本全國各地的眾多天台宗寺院的國寶級藏品，即使是非休息日也是觀者雲集，記者也有幸得以兩次目睹國寶風采。 隋代刺納衣·王羲之真跡 在參展的166件展品中，有31件被列為日本國寶，100件被列為重要文化財產，而其中來自中國的文物也格外引人注目。其中隋代的刺納衣、唐代的七條刺納袈裟、唐貞元年間的《傳教大師入唐牒》《六祖惠能傳》、唐大中年間的《越州都督府過所》《尚書省司門過所》《福州溫州台州求法目錄》都被列為日本國寶。此外，唐代的犀角如意、宋代的《六道繪》、南宋張思訓的《天台大師像》也被列為重要文化財產，此外還包括宋代的青白瓷香爐、青白瓷壺形合子、青白瓷鳳凰形合子等。 單單一個佛教宗派的展覽就有如此之多的中國文物麵世，可以說這是由於古代的宗教交流使大量中國文物流傳到日本。
 
 1月11日至2月19日同樣在東京國立博物館舉行的“書法至寶——日本與中國”特別展更是盛況空前，中國藏與日本藏中國書法珍品同時與世人見麵。 在展品中，日本皇室收藏的王羲之的《喪亂帖》最為引人關注。因世人絕少得見原作而真假莫辨。有專家指出，如果“書聖”王羲之尚有一件真跡存世，非《喪亂帖》莫屬。這件“寶物”是1300多年前的奈良時代傳到日本的，雖然有人說是鑒真大師東渡時帶來的，但是並沒有確鑿證據。

 此外參展的還有王羲之的《孔侍中帖》，收藏在東京前田育德會，被列為日本國寶。分別存放於日本不同博物館的王羲之《妹至帖》《定武蘭亭序》《十七帖》《集王聖教序》也在展覽中露麵。 參展的前涼時代的《李柏尺牘稿》是京都西本願寺宗主大穀光瑞派遣的探險隊上世紀初在新疆塔裏木河支流孔雀河流域發掘出土的，由於是與王羲之同代的作品，被認為對了解王羲之書法的真實麵目具有重要意義，現在收藏在京都龍穀大學學術情報中心大宮圖書館。歐陽洵《化度寺碑》（翁方綱本）是唐拓孤本，現收藏在京都大穀大學，虞世南《孔子廟堂碑》和褚遂良的《孟法師碑》也是唐拓孤本，現在收藏在三井紀念美術館。此外，收藏在日本的鮮於樞、蘇軾、米芾、黃庭堅、蔡襄、趙孟睢⑺胃咦詰鵲淖髕範嫉靡哉鉤觶??廡┤災皇侵泄?諶帳櫸ㄕ淦返謀?揭喚恰? 除了特展之外，在東京國立博物館的9萬多件藏品中，包括上萬件中國文物，上自新石器時代的良渚文化玉器、唐宋元瓷器，下迄清代的瓷器字畫，可謂無所不包。馬遠的《洞山渡水圖》《寒江獨釣圖》，梁楷的《雪景山水圖》《李白行吟圖》《六祖截竹圖》、李迪的《紅白芙蓉圖》等等都是曠世名作。

此外，日本各地的博物館中，中國的文物珍品也是數不勝數，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館幾乎都有中國藏品，數量應該在數十萬件。 明代和尚肉身·敦煌古籍 日本古代一直向中國學習，對中國文化極為推崇，一直到江戶時代，高級舶來品還被稱為“唐物”。日本的文物不同於中國，一般不是發掘出土，而是傳世文物，所以保存狀態非常好，記者在奈良興福寺曾看到據說是唐高宗贈送給興福寺的“銅造華原磐”，毫無鏽跡，如同新品。奈良東大寺的正倉院更是保留了大量國寶級文物，其中來自中國的文物也不勝枚舉，其中的唐刀據說是日本刀的起源。

 以前在國內一直有傳聞說唐代衡山南台寺禪宗第八代祖師石頭希遷大師（唐德宗賜諡號“無際大師”）的肉身被供奉在橫濱鶴見區總持寺。總持寺是曹洞宗的兩個大本山之一，規模宏大，1975年由新澙縣一小寺將肉身迎到寺內供奉。為了證實此事，記者8日專程前往總持寺探訪，據寺院的一名年輕和尚才證實確實有一尊肉身，供奉在放光堂後麵的常照殿內，但是他都無緣相見。 記者找到寺院的接待處，被告知肉身未被列入開放內容。這尊肉身在衡山的潮濕環境中曆經千餘年不腐，堪稱國寶，其防腐技術至今尚未被解開，據說是抗戰末期被日本人渡邊四郎偷運至日本。不過現在國內有學者考證，這尊肉身並非石頭希遷大師肉身，而是漳州玄壇宮供奉的明代和尚肉身，是1911年被日本牙醫山崎彪偷運至日本的。不論如何，如果是通過非正當手段偷運出境的，中國理應有權要求其返還。

 不可否認，在日本的很多中國文物是曆史上的正當交流和貿易進入日本的，但是由於清末民國之時中國的混亂狀態，加之尚無文物保護製度，也導致大量文物流失到海外。敦煌發現的4萬件古代文書，其中約有1000卷流入日本，收藏在龍穀大學、大穀大學、天理大學、東京國立博物館等，基本都是大穀光瑞探險隊的橘瑞超等人勾結道士王圓籙運到日本的。 同時日本通過侵華戰爭無疑也掠奪了大量中國文物。日軍參加八國聯軍侵華時期，將司令部設在北海靜心齋，大肆搶掠北海文物，萬佛樓內大小1萬尊金佛被係數掠走。

 日軍全麵侵華時期，對中國文物的摧毀更是影響深遠，日軍甚至於1939年將雍和宮前3座牌樓的金絲楠木大柱更換成水泥柱，導致牌樓光輝頓減，而將換下的楠木柱運到日本，據說用其在名古屋建立了幾座鳥居，由此可見日軍對中國文物掠奪的一斑。 盜取文物的追討難題 對於中國在戰爭期間被掠奪到日本的文物，中國自然也有要求歸還的權力，但是有不少工作要做。據《日本侵華對文物的破壞》一書作者孟國翔介紹，戰後日本歸還了一部分戰時掠奪的文物，有158000多車，其中有2000多件是比較珍貴的，但這隻是很少的部分。此後由於多種因素我國沒有再繼續追討。 追討的前提是掌握流失文物的清單，目前還缺少比較全麵的調查。曾主持國家級項目“中國被劫文物尋蹤研究”上海大學陳文平教授有過親赴日本調查的經曆。據他向《國際先驅導報》介紹，“我曾去的日本九州大學藏有一些中國青銅、陶瓷，它標明了是中國東北某地墓葬出土的，這本身就是個證據，可以想像肯定是盜取的，我提出拍照，但是他們說外國人不讓拍。
 
日本一些曆史悠久的企業，有不少有自己的博物館，這些企業在戰爭時期或者來華做生意，或者招過勞工，他們藏有的文物很可能是非法的，或者用極低的價格購買的，但是你無法了解它們的背景。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
 
 瑞典：淘寶團下一站 在赴日本之後，與中國文物淵源頗深的瑞典可能成為“淘寶工程”的下一個目的地 記者王凱梅、記者韓軒報道 在探險家蜂擁而至中國的年代，瑞典人也沒有落在後麵，但與其它西方國家相比，瑞典顯得有些特別。這段曆史為中國尋找海外國寶提供了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據本報記者獲悉，在赴日本之後，中國的民間公益組織正準備把瑞典作為下一個目的地。 存有“中國之前的中國”的文物 “我們已經開始準備，包括搜集瑞典當地中國文物、收藏家和文物商店的信息。”中華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副總幹事牛憲鋒告訴《國際先驅導報》。 究竟是什麽令關心中國國寶命運的人們如此心動？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中心有一個方圓約1公裏的小島。300年前，這裏是為瑞典皇家海軍打造戰艦和炮台的工業基地，故名“船島”。在其中一座１７世紀的軍火庫當中，是“中國以外收藏中國史前文物最豐富的博物館”——東方博物館。 它之所以獲此殊榮，是和博物館創始人安特生在中國的發現緊密相關的。1921年受聘幫助中國尋找鐵礦的地質學家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發掘到史前彩陶。安特生認定那裏可能是新石器時代遺址，為之命名“仰韶文化”。這是中國近代考古學史上被命名的第一個考古學文化名稱。由於這一發現，中國的曆史由此被追溯到數千年以前的史前時代。

 1926年，７艘裝載著仰韶遺址發現的彩陶、工具以及居住地的人和動物的骨骼的船，抵達瑞典，構成今天東方博物館的“震館之寶”。根據當年安特生同丁文江為所長的中國地質研究所的條約，仰韶的發現被送往瑞典進行研究整理，之後一分為二，一半留在瑞典，另外一半送回中國。送回中國的部分被標以P（Peking，北京），留在瑞典的部分被標以S（Stockholm，斯德哥爾摩）。

 自1927年起，東方博物館先後七次向中國政府歸還了仰韶遺址文物。然而，在那個亂世的年代裏，這批文物的最終下落卻成了中國文化史上一個永遠的謎團。 2004年９月，東方博物館在經曆一年多的閉館裝修後重新開館，以仰韶彩陶為主體的名為“中國之前的中國”的展覽將沉睡在博物館倉庫中的文物首次公諸於眾。 在籌辦展覽中，博物館工作人員在整理大約３萬件陶片和彩陶器的過程中，從一些藏品上找到了P字母的標誌，這表明這是當年應該歸還給中國的文物，東方博物館已經就這些文物如何處理聯係了中國文物主管部門。 不能不說的樓蘭文物 瑞典人在當時中國留下了太多的傳奇：除了仰韶文化，安特生還在北京龍骨山發現了具有鋒利刃口的石英石片，從而推斷“我們的祖先，很可能就沉睡在這下麵！”後來，其助手在周口店相繼發現的兩枚北京人牙齒驗證了他的推斷。

 當時還是王儲的瑞典國王古斯塔夫六世到中國收集瓷器。而與安特生同時代的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則在1921年的探險中發現了樓蘭古城。 1927年，斯文·赫定作為中瑞西北考察團瑞方團長，進行了他最後一次亞洲探險。中瑞所簽定的考察合同中，規定中外雙方利益共享、資料共同發表、標本和文物作為研究目的可以離開中國、但研究完成後必須送還中國等條件。這些條件第一次限製了西方考察家在中國領土上肆意挖掘的自由，直到今天還仍然是中國考古界在同國外合作時的參考。在這次考察中，赫定的徒弟貝格曼在內蒙古發現了著名的“居延漢簡”，這一同甲骨文、敦煌佛經一起被稱為２０世紀中國考古最重大發現之一的文獻，由於受到這份合同的牽製終於被留在了中國。

 瑞典是中國瓷器寶庫 記者發現，東方博物館中國收藏中最豐富的部分是進口到瑞典的中國瓷器。這不禁讓人想起2005年9月在北京故宮舉行的“瑞典藏中國外銷瓷展”，當時展出的18件瓷器由瑞典讚助商無償捐贈給故宮博物院永久收藏。瑞典的中國外銷瓷器是中瑞經貿往來的見證。從1732年開始的100年間，瑞典東印度貿易公司的商船往來於中瑞之間，將瑞典人的白銀換成輕柔的絲綢、美麗的瓷器。據了解，目前在瑞典至少有七家博物館收藏著該公司當時從中國買回的珍貴瓷器。 值得一提的是，1831年瑞典東印度貿易公司無力卷入以英法等國為首的殖民行為而正式關閉，這一經濟上不那麽合算的舉動卻在道義上拯救了瑞典的國際名聲。這也是為什麽瑞典沒有卷入鴉片戰爭，也沒有介入到搶劫故宮的八國聯軍之列的原因。

 瑞典藏中國文物的未來 東方博物館前館長馬思中先生曾經撰文說：“今天，歐美博物館中數量巨大的亞洲文物收藏見證了在不平等條件下把亞洲文化遺產強行掠奪到歐美的曆史。”為了體現反對在國際市場非法走私文物的風氣，東方博物館正式啟動了電子數據庫，將藏品的來源，編目全都公諸於眾。

 2004年11月，中華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首次在中國國內舉辦了“海外遺珍圖片展”，瑞典東方博物館特別提供了安特生考古發掘的文物的圖片和相關的研究資料。

2003年1月13日，針對18家歐美博物館聲明反對將藝術品歸還給原屬國，中華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發表公開信，指出“藝術品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我們不反對中國的文物在世界範圍內傳播，但隻能共享，不能共有，保護文物最好的方式就是讓文物回歸到它原有的人文環境和文化序列中去”。

在2004年重新開館儀式上，東方博物館還將一件通過非法渠道流入瑞典的漢代陶馬歸還中國政府。 瑞典同世界許多國家一樣，加入了打擊走私文化遺產的國際合作。以東方博物館為例，已決定不在國際拍賣市場上購進任何來源不詳的曆史文物。該館研究員埃娃·米達爾認為：“應該從每一件文物的來源和它承載的曆史、文化和民族感情多方涵義上分析文物的歸還問題，涉及到走私偷盜來源的文物，歸還是責無旁貸的。在這之前，作為博物館能做到的最好的就是把這些文物拿給更多的觀眾看，為世界各地的文物研究工作者提供方便，博物館之間可以采取交換藏品、巡回設展、長期借用等方法，更好地利用文物。” 應該說，這是對人類文化遺產共享的更符合我們這個時代的一種解析。“與不道德的掠奪截然相反，安特生對中國仰韶文化的考古發掘貢獻頗豐，以其考古和研究成果建立的東方博物館，長期以來與中國在考古、學術研究等領域友好合作，並大力宣傳中華文明，成為國際文化交流與合作的成功範例。”

牛憲鋒說。 來源：《國際先驅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