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001年7月13日，北京獲得08年奧運會主辦權，隨後北京樓價一路飆升，一位國外投資商信心十足地表示：看好2008年前的中國房地產市場。幾乎同時，2001年7月12日，國務院發文明確2005年第十屆全國運動會由江蘇省（南京市）承辦。然而，與北京不同的是，直到2003年初，這座以“生活慢節奏”著稱的古城才表現出“漲價”的巨大潛力。是年，南京拆遷約400萬平方米，爆發“鄧府巷自焚事件”，推動了中國拆償補償製度的完善，並引發了中央對房地產市場的警覺。
時間順序上的緊密聯係使很多人堅信：奧運會、全運會、世博會這些有影響力的賽會所引發的城市大規模拆遷是中國房價上漲的始作俑者和罪魁禍首，然而，事實真的是這樣的嗎？
縱觀全國，從名不見經傳的縣級市，到迅速崛起的一線都市，從相對落後的中西部，到發達的沿海地區，出現了全局性普遍的住房價格上漲，這就不是一個“重大賽會”所能解釋的了，甚至於房地產價格上漲過快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問題。那麽，真正的原因又是什麽呢？中國樓市將往何處去？
在中國，談論任何問題都離不開“有中國特色的國情”，那麽，就讓我們結合國情探討一下中國樓市泡沫的成因和趨勢。
第一，二十年“嬰兒潮”和大學擴招造就了中國樓市的“忠實客戶群”，也決定了中國樓市的“短命”特征。
“市場需求”是分析任何經濟問題最關鍵的出發點之一，那麽，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強大需求究竟源於哪裏呢？有人認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必然帶動數以億計的農民進城，從而使中國房地產的市場需求持續旺盛，這正是很多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經過大量數據調查後得出的貌似強有力的結論。然而，理論上的強大並不等於現實的可行，中國的城市化並不像專家頭腦中想的那樣“順理成章”和成為房價飆升的發動機。
首先，中國城市化任重道遠，不可能複製歐美日模式。中國是一個城鄉“二元結構”社會，政府通過嚴格的戶籍製度把中國人區分為“城裏人”和“鄉下人”，這與西方國家根本不同。長期以來形成的“既得利益”和“社會保障”的困擾使得積重難返的中國戶籍改革推行了8年仍無實質進展，為農業人口的城市化製造了巨大障礙，數以億計的進城農民並沒有順利地成為城裏人，相反卻成為“新城市流民”，導致社會治安狀況急劇惡化。政治製度的“滯後”造就了中國的“城市化假象”。中國有14億人口，要實現70%人口的城市化，遠遠超出了中國乃至全世界資源的承受能力。有專家做過有趣地統計：如果中國人全部達到美國人民的生活水平，那麽，中國的GDP至少要達到美國的50倍，這顯然是不可能的。“資源瓶頸”成為中國城市化“不可承受之重”。大家不要隻看到歐美日的高消費生活，實際上他們是建立在對全球第三世界國家自然資源、廉價勞動力“掠奪”的基礎之上的。日本擁有67%的森林覆蓋率，卻嚴格控製林業采伐，而是從東南亞大量砍伐熱帶雨林，從中國廉價進口一次性木筷；美國近幾年把大量工廠搬遷到中國，卻通過對技術和品牌的壟斷攫取了利潤中的絕大部分。據報道：一台中國製造的美國品牌的ipod機，美國公司的利潤是62美元，中國加工廠僅得到了4美元的加工費。一位叫“謝國忠”的中國人說“中國在國際交換中僅獲得了一點麵包屑而已”，讓我們看到了中國模式的悲哀；美國《華而街日報》發表了一篇《我們思考，他們流汗》的文章，顯示了美國人的優越感；中國媒體頻發的《中國價格被貼全球，中國人為美國養老》類的文章，引發了全民對“中國模式”的反思；也許正因為這樣，中國政府才痛定思痛地提出了“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構想。
總之，處於經濟全球化“食物鏈底層”的中國億萬廉價勞動力，想要與經濟大鱷們“分享全球經濟盛宴”，僅僅是“畫餅充餅”而已。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中國人不可能達到歐美日的發展水平，單憑熱情、勤奮和“經濟大躍進”的勇氣是無法完成市場經濟製度再造和全民素質提高的“城市化”任務的。
其次，中國建國50年來落後的基礎教育使中國城市化不得不付出“時間推後”的慘重代價。日本之所以能從一個資源貧乏的彈丸小國一躍成為經濟強國，與其從明治維新開始的“重教國策”分不開的。而社會主義的中國，雖然到處都能看到“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之類的標語口號，但基礎教育的投資卻始終處於世界的“後進行列”。我們無法想象數以億計的家庭貧困、知識貧乏的農民，僅僅因為進了城，就能在一夜之間脫胎換骨，擠身白領行列，並擁有購房實力。現實是，絕大多數進城的農民，甚至包括包工頭一類的“上層民工”，都難以承受城市中高昂的房價。雖然他們的確希望能在城市中擁有一套屬於自己的住房，雖然這個階層人口眾多，但由於其現實收入和預期收入的雙重低下，把他們歸結為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巨大有效需求，顯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那麽，一定程度上導致本輪房價上漲的真實需求又來自哪裏呢？
統計顯示：1962年至1982年是中國出生人口最為龐大的二十年嬰兒潮，累計出生人口超過4億5千萬人，而這批人現在全部進入就業期，購房需求旺盛。但真正的有效需求還在於1998年朱鎔基政府推出的“高校擴招”政策。當時麵對巨大的就業壓力，朱鎔基出於“減輕全社會失業壓力，讓年青人回歸高校”的戰略考慮，強力推行“高校擴招”。顯然，這隻不過是“權宜之計”，暫時緩解的就業壓力必然在四年之後更大規模的爆發。2002年，第一批擴招大學生畢業，這群大多離鄉背井的年青知識分子們，擁有了較高的收入，不願意回到落後的農村。僵硬的戶籍製度使他們在城市中始終缺乏“歸宿感”，由於沒有“戶口”，他們無法在本地登記結婚，無法公平地讓孩子享受當地教育資源，甚至於買輛自行車都上不了牌照。這群無依無靠的大學生，隻能通過購房實現人生最基本的夢想，他們才是中國房地產市場最剛性的需求。
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注意到，隨著“嬰兒潮”期間最晚出生的人都已進入就業、結婚、購房期，那麽，這股由“嬰兒潮”和“擴招潮”部分引發的“購房潮”也已經到了“退潮”的時候了。根據中國人口普查數據，1964年至1982年，中國每年淨增人口約1700萬；1982年至1990年，中國每年淨增人口約1500萬；1990年至2000年，中國每年淨增人口約1200萬；2000年至2005年，中國每年淨增人口約800萬。隨著新生兒的減少和嬰兒潮人口的陸續老齡化，中國社會的老齡化已不可逆轉，2020年後50歲以上的人口將會高達約六億人，屆時老年人口將占人口總數的40%以上。這對於中國房地產市場絕對算不上一個好消息，隨著青壯年人口的不斷減少，建立在幾億超廉價勞動力基礎上的中國經濟真的能長久維持房產不敗的神話嗎？那些越來越多的老年人，是沒有多少購房的強烈動機的，越來越少的年青人麵對“兩個年青人養活四個老人”的沉重壓力，其購房需求到底還有多少“剛性”？值得人們深深地懷疑。那些買房養老的朋友們，可能在自己進入老年後麵臨著房產長期穩步貶值，租賃市場也因無數中小城市對流動人口的分流而迎頭向下的窘境。古人雲：世事難料，三思後行。
諺語雲：福無雙至，禍不單行。“老齡潮”剛剛湧起，“失業潮”又緊隨而至，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繼“知青返鄉”和“國企職工下崗”的“兩次失業潮”之後，由於產能過剩和產業升級導致的“第三次失業浪潮”也即將來臨，大家可以關注一下近期的各大媒體。本輪失業浪潮的主體將不再是國企職工和返鄉知青，而將是擁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年青白領們。成幾何級數增長的大學畢業生，麵對的卻是效益下滑的企業，這導致了畢業生起薪連年下降，這在中國物價“全麵快速上漲”的大背景下是“十分不正常的”。以“縮水的薪水”如何買得起“大大注水的商品房”？中國經濟如果不能讓外來白領這樣一群“最剛性的購房者”富裕起來，中國房價就必然掉頭向下。
第二，中國失敗的住房市場化改革為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混亂提供了製度保障，這種失敗的製度是不可能支撐中國樓市的長期繁榮的。
我們說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福利分房製度是不好的，因為它無法達到資源的最優化配置，造成了全社會性的住房緊張和分配不公，所以，中國政府大力推動住房市場化改革，從長遠來說是中國經濟市場化戰略的重要一步，從當時情況看，也是政府急於借助房地產市場來啟動國內疲軟的“內需”，拉動經濟增長。雖然想法是好的，但由於中國政府在政治改革上的“不思進取”導致了中國房地產“能猜中開頭，卻猜不中這結局”的宿命式的悲慘命運。應該說，直到令天，中國仍然沒有建立起一個真正規範的、市場化的房地產市場，而且，就政府對待自身利益的曖昧態度而言，我們也不能指望在短期內，中國房地產市場能夠真正建立起來。為什麽這麽說呢？
所謂市場經濟有兩個關鍵的“必要條件”，一是所有權的獨立，二是交易雙方地位的平等；因為隻有“所有權獨立”，市場中的雙方才能夠展開交換。改革開放前，中國一切財產都是公家的，也就無所謂交換。另外，如果沒有交易雙方地位的平等，一方就可以強迫另一方接受不全理價格，也就不能起到市場優化配置資源的作用，所以，沒有交易雙方地位的平等，就沒有市場經濟。我們看一看中國房地產市場，這兩個條件一個也沒有實現。
雖然中國政府自1998年就宣布取消福利分房製度，但作為房地產行業最關鍵的要素土地，一直被各級政府牢牢控製，哪塊土地可以開發，哪塊不可以開發，每年開發量是多少，都由政府說了算。沒有土地所有權的獨立，雖然購房人買了房子，但房子下麵的土地仍然是政府的，也就是說，你買的房子，你自己沒有所有權。“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給購房人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風險”。比如說，中國住宅用地使用年限為70年，但你以為你能在70年間擁有它的可能性有多大？你可以到大街上看看，還有多少70年前的住宅（除了文物）沒被拆除？現實是，隨著地方政府“經營城市”的政績衝動，上世紀80年代的住宅（僅使用20多年）很多都已經麵臨被拆遷的命運，真正能挺過70年的確屬鳳毛麟角。有人可能會問：房子是我花了一生的錢買的，有合法的三證，怎麽可能說拆就拆呢？的確，房子是你的，但房子不是建築在空氣中的，它所依存的土地是你花多少錢也買不來的，中國的每一寸土地都屬於國家（由各級地方政府代為行使所有權）。既然土地是國家的，那麽當政府要征用你家所占用的土地的時候，自然是說一不二、合理合法的。2004年和2005年發生在南京仁和嘉園的居民小區公共綠地被暴力強行征用的事實就是很好的證明，雖然你對房產擁有合法的所有權，但政府強拆你的房子也是合法的，這是不是象一個悖論？1991年，北京北辰集團在北京中軸線上開發了一座名為“觀天下”的別墅社區，2400多美金/平方的售價在當時實在可以稱得上“天價”，當幾百戶具有相當社會影響力的富豪們陸續搬入他們的家園之後僅僅十年之後，就因為奧運會主體育場選址在此而被“毫無商議”地給拆掉了。2005年，在六朝古都南京，也發生了一件引起市民巨大爭議的事件，即盛世華庭將被拆除的消息：1996年，6000元左右/平方米的盛世華庭形成了南京比較早的富人區。可是這些擁有財富、地位、社會影響力，以及房屋合法產權的社會名流，依然麵臨自己的私人財產得不到保障的尷尬境地，而且原因居然滑稽到“政府要將盛世華庭建成一個商業性休閑娛樂區”，還大言不慚地聲稱是為了“保護玄武湖”。近幾年，全國各地由於拆遷而引發的暴力事件，絕大多數都與房屋產權與土地所有權分離的荒謬製度有關。
其實，從以上列舉的案例就可以看出，在中國所謂的“房地產市場”上，交易的雙方是嚴重不平等的。賣方是擁有億萬財富的開發商，開發商的資本和政府的權力在利益的共識下結成聯盟，其強勢地位不言自明。而作為交易另一方的普通民眾，不但沒有土地所有權，沒有拆遷的發言權，沒有商品房定價的參與權，甚至連真實的售房信息都得不到。明明是欺騙顧客，卻自稱“銷控”；明明是縱容房價，卻自稱“市場經濟，政府不能幹涉定價”；明明是托市，卻自稱為了保障絕大多數擁有住房的百姓的資產不縮水；明明自己大肆建設自建房，卻以“政策真空”為由，千方百計地阻撓老百姓的自建房努力。沒有“公平”的所謂市場經濟，不但起不到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甚至還不如計劃經濟。其實，這種投機資本和權力結合壟斷的“經濟怪物”不僅僅隻會損害普通百姓的利益，甚至連富裕階層也無法幸免。前不久傳出的哈爾濱“天價醫藥費事件”、南京“盛世華庭即將拆除事件”都是針對富人開刀的案例。
那麽，這種失敗的製度又是如何導致中國樓市的短期繁榮的呢？而它又能撐多久？
1998年，中國取消福利分房後，除了政府機關和“體製內單位”（利研、高校等）還暗地裏建設自建房福利分配外，絕大多數老百姓都被迫隻能以“市場的方式”解決住房問題。老南京都能體驗到，計劃經濟時代分的房子大多存在戶型單調、不合理，沒有像相的社區景觀，規劃落後等一係列問題，這就使人們改善居住條的願望空前強烈。另一方麵，長期的福利分房積累了大批因資曆不夠而居住空間狹小的有效需求。這些因製度原因造成的“補償性住房需求”在2002年後集中爆發，是中國房價飛漲的又一重要原因。但是，這一需求來的快，去的快，不可能長時間持續。應該說，近兩三年的購房潮已經消化了這些“補償性需求”中絕大多數的有效成份（主要針對沿海發達地區，中西部地區稍稍延後），指望這一塊需求支撐中國房地產大廈二十年高歌猛進，顯然是癡人說夢。
第三，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金融市場的混亂，為中國房地產市場提供了充足的資金。
說一千，道一萬，如果沒有充足的資金，中國房地產市場不可能如此“過度繁榮”，那麽錢從哪裏來呢？這麽多的錢又為何願意進入房地產市場呢？
首先，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導致貨幣發行量的巨增，造就絕對數量龐大的“先富階層”（相對比例不高）。中國的“先富階層”是很有中國特色的，絕大多數都是權力階層和資本階層，真正靠所謂“誠實勞動”合法致富的人並不占多數。中國的官民比例是1：28，占中國人口1/28的公務員階層可以說是中國最大的富裕階層。前幾年，公務員工資偏低的報怨還屢有耳聞，公務員辭職下海的新聞不絕於耳。可幾乎一夜之間，公務員成了“最搶手”的職業，去年，100萬人爭考公務員的壯觀場麵恐怕大家還記憶猶新吧！為什麽人們這麽喜歡當公務員呢？最近在網上看了一個上海24歲女公務員的工資條，這個剛剛大學畢業的小女孩，雖然月薪隻有1200餘元（未達到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但奇怪的是一年七七八八下來，到手的收入竟高達9萬餘元，平均每月8000多元，加上完善的福利和保障利益，相當於月薪9000餘元。剛畢業即有這樣的收入，即便在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也足夠令人驚歎的了。第二個“先富階層”是壟斷和國有企業的中高層幹部。網上比較有名的一個帖子：年薪十三萬不敢交女友，說的是一個供職於南京供電局的研究生，年薪十三萬，卻深感生存壓力的故事。由此，我們可以看看這些壟斷部門的利潤有多麽豐厚。這種脫離了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薪酬是市場優勝劣汰的結果，還是權力保護傘的保佑，想必不用我說吧！再說國有企業，中國五十餘年的發展積累了數以萬億計的國有資產，但隨著國企的MBO改革，大批國企一賣了之，如此眾多的資產在如此短的時間之內從“全民所有”就成為某些人“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怎能不民怨沸騰，怎能不導致貧富分化，這也就是為什麽老百姓支持“朗鹹平”的根本原因。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中央意識到國有資產拍賣存在問題的時候，卻發現國有資產已經基本賣光了。2005年，這種刮分國有資產的不良之風又漫延到了國有大中型企業。以山東中部某大型國企為例，車間主任、廠長等一線中層領導，最高合法年薪甚至高達20萬，即便技校畢業的班組長，隻要在要害車間，每月僅獎金收入即可達5000餘元，而普通工人月薪隻有1000多元。這種分配的巨大不公是具有普遍性的，以至於中央在06年初發文要求扼製國有企業管理層收入增長過快的問題，但顯然“政策出不了中南海”的中央政府已經無力控製這種係統化、合法化地刮分國有資產的行為了。還有一股不可忽視的富裕階層就是“資本買辦階層”，比如南京華僑路茶坊裏很有名氣的司褲特曼先生，就是這一階層的典型代表。洋人在大賺中國消費者的錢，讓大量的勞工以低廉的價格出賣勞動力，但同時，他們也造就了一大批有錢的洋買辦，通過借助跨國集團的超額利潤獲得自己的“成功”。
既然社會上有這麽多有錢人，在深具“買房置地”傳統的中國，不買房又買什麽呢？更何況房價叫著歡地上漲。
其次，中國城鄉割裂的“二元製社會”結構，從根本上造成了地區發展極端不平衡，促使購房資金過度集中。東部上海很多人的收入已經和國際同步，而中西部大量農村還為了每月500元的收入而在田間勞作，這就形成了一個“馬拉鬆式的社會結構”。俗話說：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自然導致貧困地區的“先富階層”向發達地區集中，農村“先富階層”向城市集中，這一群體的數量不容小視。山西暴富的煤老板們北京、上海炒房的行為，即是這一趨勢的極端反應。
再次，是中國長期溫和通貨膨脹導致的不明朗前景和爛掉的股市導致資金湧向樓市。筆者接觸過一位在南京從事藥材生意的中年人，月入三萬，他最擔心的就是資產的貶值和養老問題。錢存銀行，一年期固定利率2.25，但大家都感覺得到，每年物價上漲的幅遠不止這個數，所以，錢存銀行實際就是在緩慢地燒錢，直到有一天，你一生的積蓄一文不值，這在蘇聯解體時是真實發生過的。還有養老問題，中國養老金賬戶虧空25000多億，與中國年財政收入差不多，而且隨著勞動人口減少和老齡化進程的加速，這一數字還將擴大到10萬億以上。指望這樣的資金養老，你放心嗎？那麽怎麽辦？隻好買房。這位藥材商的計劃是買三套高檔住宅，再買一兩間商鋪，老年時指望租金生活，和他有同樣想法的人不在少數。從宏觀環境看，股市的低迷、銀行理財產品回報率的低下，國債的低息，似乎隻有投資房產一條捷徑。
雖然，有錢人很多，但中國房地產市場還是需要絕大多數平民百姓來支撐。換句話說，基於中國貧富極端分化的國情，中國房價必然隻能大起大落。當房價處於上行周期的時候，絕對數量龐大的先富階層大規模炒房，在銀行資金的幫助下，這種投機資本可以擴大三到五倍。而當房價滯脹下跌的時候，大規模資金斧底抽薪，處於價格高位的房地產市場將形成“富人不敢買，窮人買不起”的尷尬境地，於是，降價也就不可避免。中國目前的房地產市場就處於這樣的一個階段。但有人會疑問，為什麽房價似乎依然堅挺？易憲容從理論上告訴了我們一個關鍵的原因：一隻有形的大手托住了房市。那麽，誰在托市？答案是地方政府和銀行，從南京今年大規模的拆遷規劃就知道了，這實際上是用一種損害老百姓利益的方式來延緩一個不健康肌體的死亡。正是因為有了權力的介入，中國房地產這個“百足之蟲”才能夠“死而不僵”。
第四，地方政府和銀行對房地產市場的愛護有加，一個提供權力保護，一個提供資金保護，在把中國房地產市場變成“老百姓養老金的屠宰場”的過程中傾盡全力。
大家可能注意到，南京政府近期通過媒體放出風來，聲稱今年南京將加大拆遷力度，總計1.5萬戶300萬平方米，隨後又自我否定，說是很可能達到5.1萬戶，總計約800萬平方米。一個堂堂的市政府，竟然在拆遷規劃上如此“兒戲”，連“1.5萬戶”和“5.1萬戶”這兩個相差萬裏的數字都搞不清楚。這隻能說明一點，政府在故意製造信息假象，故意製造“恐慌”，力托樓市。所謂“1.5萬戶”是為了迷惑中央，所謂“5.1萬戶”是為了恐嚇老百姓。據擔任公務員的朋友介紹，今年拆遷量可能會達到3萬戶，合計400-500萬平方米。大家應當明白，這樣的一個南京有史以來最大的拆遷規模是在一個什麽樣的背景下出台的。中央三令五申要調控房價，並鑒於拆遷中的暴力違法，嚴令各地控製拆遷規模，甚至於把穩定房價上升到“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高度。在調控政策的影響下，南京房價停漲，供需比例發生大逆轉，據估計2006年，南京待售麵積可達1800-1900萬平方米，而去年銷售量隻有900餘萬平方米，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房價下跌已不可避免。恰恰在這樣一個敏感的時期，恰恰在老百姓都看著政府指望它能做一點順應民意的事的時候，南京政府卻逆天而行，放出了這麽一個“大拆遷”通告，怪不得開發商都歡天喜地——因為保護費沒有白交，老大又發話了。
為什麽政府敢於公然托市？這是由它的根本利益決定的。政府的各級官員想要升遷，就必須要有政績，而城市建設恰是政績的源泉，此外，各級官員想要撈取個人好處，也必須創造這樣大量資金經手的大工程，才能撈個盆滿缽滿，畢竟，南京房價這麽高，以前撈個幾百萬就可以了，現在也至少要千萬了。
南京政府從來沒有向今天這樣需要如此眾多的城建資金，河西新城還沒建成，麵積巨大的板橋新城又要匆匆上馬了，以南京的財力，同時建設兩座新城，老百姓是要勒緊褲腰帶了；長江二橋、三橋建設欠的一屁股債還沒還清，長江四橋的建設又提上了日程；數條過江隧道的建設即將啟動；地鐵建設也如火如荼，一號線剛剛建成，花掉的和被貪掉的錢不計其數，虧空尚未填平，一號線南延、二號線又紛紛上馬。這一係列令人眼花瞭亂的“民心工程”和“政績工程”都是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周期內開工和建設的，資金壓力可想而知。在這種情況下，“拆房子，倒地皮”就成了政府緩解資金壓力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此外，中央鑒於地方政府對土地管理的混亂，決定將土地管理權限上調，這也始得地方政府有一種“權力即將到期”的“危機感”，因此拚命地拆遷賣地，趕這“最後一班車”。
拆遷成本是相對低廉的，城市拆遷戶的補償金由官方機構出具市場價值評估，人們很難指望能得到真正的“市場價”。由於政府住房保障的失職造成的大量的“城市違章建築”的拆遷，更是“無本萬利”。當然，這些都遠不能和剝奪農民土地那樣“一夜暴富”，城郊一望無際的肥沃農田，被政府以“公益性”的理由低價剝奪，然後以幾十萬、上百萬每畝的價格賣給開發商，甚至隻要來一個什麽“新城”的炒作，就可以賣出上千萬每畝的天價。從土地征用中，政府得到了麵包，農民和市民朋友僅得到了一點點麵包屑。而在這一過程中，銀行“安全”地貸出了積壓的存款，並獲得了利息；開發商除了正常利潤外，賺取了其它行業做夢也不敢奢望的“超額利潤”，很多人幾乎一夜之間從名不見經傳的“萬元戶”成功升級為“億萬富豪”。
銀行、開發商、政府都賺取了“超過正常範圍的超額利潤”。大家知道，在社會財富沒有增加的情況下，一部分人得利，必然是以另一部分人利益的受損為代價的。那麽，誰的利益受到了損失呢？被拆遷的人，他們的房屋被低價拆除，卻要支付高價到市場上購房；廣大購房的老百姓，他們支付了遠遠超出其價值的金錢，獲得了一個不知什麽時候將被拆除的安身立命之所，因此，被套牢一生；中小工商業者，由於住房消費的擠出作用，導致居民消費萎縮，生意越來越難做。當然，在這一過程中，也有一些掌握小額資本的平民通過投機房產發了財，隻不過比起“三巨頭”（銀行、開發商、政府）而言可謂是“小巫見大巫”了。然而，由於這些小嘍囉數量眾多，所以其投機行為又大大加劇了普通百姓的購房負擔。老百姓的日子真可謂是“屋漏偏逢連陰雨，逆行又遇打頭風”，誰叫咱是社會食物鏈的最低層呢！誰叫中國打碎了一個“計劃經濟”之後，卻沒有建立起一個“市場經濟”，事實上成了資本和權力狼狽為奸的“強權經濟”和“壟斷經濟”呢，最宿命的一點——誰叫你偏偏生在今日之中國。
但是，政府的意誌能夠阻擋社會前進的腳步嗎？特別是在中央政府還相對清醒的情況下。即便今年南京政府利用“大拆遷”托市，不也隻能拆個四五百萬嗎？加上900多萬的需求，比起最少1800萬的供應量仍然是供過於求。況且，有病不治拖著，其結果隻有一個：加重病情。換句話說，今天的大拆大建，必然大大加劇明後年的住宅供應量，屆時，恐怕就不僅僅是一個降價的問題了。每一個善良的老百姓都應該深深地為政府的“短視政策”報以深深的憂慮。
第五，房地產是中國經濟的“私生子”和中國“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小農意識的最佳體現，已經把中國“深度套牢”。
前文已經說過，中國房地產市場裏，開發商、銀行、政府實現了“共贏”，隻有老百姓要承受三巨頭“賺取超額利潤”的“合理要求”帶來的巨大經濟負擔。房價下跌，對於資本和權力階層而言，對誰都沒有好處。然而，房價不下跌，共產黨政權將麵臨著巨大的政治風險，而這正是統治階級最不願意看到的。所謂政治風險，是一種平時似乎風平浪靜，而一旦因某種誘因爆發，就會具有極大的政治危險性的風險。大家可以看看東歐劇變，都是在一夜之間爆發的政權更迭。
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由於與權力的“無限接近性”，使得它具有很強的“排它性”。從房地產業的上遊產業——如鋼鐵、水泥、建材，到建築承包商、開發商、代理公司，基本上都是中國人和中國人做生意，所以的利潤都進了中國人的口袋，很少聽說跨國集團等國際資本在中國開發房地產。因此，房地產也具有了某種“民族產業”的道德優勢，似乎老百姓勒緊褲腰帶成了一種愛國行為，很多專家甚至聲稱：房地產業是中國經濟的支柱，房價絕對不能下跌。但越是這樣，危機就是越大。其實，外國人賺我們的錢，我們憂慮忡忡，反而減小了危險性，而中國人賺中國人的錢，我們卻是在不知不覺中被宰的，其危害性更大。1937年日本軍隊製造的“南京大屠殺”使30萬中國人含冤而死，讓億萬國人至今仍義憤填膺，很多年青人甚至抵製日貨。但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蔣介石屠殺70萬民眾的事實，卻隻有在考試之前的中學生還會想起，難道這些人的命都不值錢嗎？1959年至1961年三年天災人禍，僅安徽一省就餓死200萬人（《中國農民調查》），全國估計數千萬人喪命，難道這些都不值得人們氣憤嗎？難道中國人隻有在被外國人殺害後才顯得更有價值嗎？從中國人對內對外區別對待的曆史傳統，我們可以感知，中國房地產對中國經濟和民眾的傷害已經到了一種什麽樣的程度。
很多人拿日本和香港的房價下跌對比中國大陸，另外一些人予以反擊，理由是香港、日本由於經濟下滑才連帶房價下跌，而中國經濟增長勢頭強勁。這一理由似乎無屑可擊，從每一個中國人的感情上講，雖然對唯GDP增長頗煩感，但誰也不希望中國經濟走下坡路。但中國經濟真的會持續地一直向上嗎？在過去的一年中，中國經濟為世界創造了約4%的GDP，卻消耗了近40%的能源；中國GDP連創新高，國內消費率卻一再走低；中國這樣一個泱泱大國，自己生產的東西自己不能消化，外貿依存度高達80%，一再遭到西方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的製裁，外貿增長舉步維艱，從戰略上已經走到了懸崖邊；中國貧富分化的現實，在造就一個中產階層的同時，造就了更加龐大的貧困階級，受外國品牌思想的影響，中國實力消費階層，基本成了洋品牌和洋奢侈品的忠實客戶（從上海、南京舉辦的奢侈品展可知），而買國內產品的大多是平民百姓，這就使中國民族產業注定麵對先天不足，後天“貧血”的尷尬境地；在中國，為什麽外資享受眾多優惠，而民營企業倒像是“後娘養的”？據一項調查得知，中國80%的出口都是外資企業創造了，而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又是出奇的高，這就是說：外資已經把中國政府“套牢”。
如此眾多的經濟問題糾集在一起，可以說，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我們必須“登船上岸”了。記得上小學的時候，廣播裏就時常聽到中國經濟要從“粗獷型”到“集約型”轉變，可直到現在，二十年過去了，中國依然是“能源消耗型經濟增長”，依然“粗獷”到令世界不安。按現有模式，即便中國把全世界的能源都搜歸己有，經濟也不過能比現在增長兩倍，中國人的人均月收入也不過3000多元，中國已經威脅到世界的能源安全，這是一個我們不願意卻不得不麵對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麽中國突然把“創新”提到了戰略高度，再不創新，靠出賣廉價勞動力發展的“中國模式”隻有死路一條。我們注意到，2006年，中國FDI已經出現了負增長，說明中國勞動力的價格優勢正在被“高昂的權力成本”抵消，相對民主的印度正在接替中國，成為外資的新寵。內需連年下降，外貿嚴重依賴外資的情況下，又接連遭遇貿易保護主義壁壘，外商投資出現“負增長”，中國經濟的三台發動機全部麵臨“停滯”，單純依靠效益極其低下的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究竟還能拉動中國經濟這架破車走多遠。經濟的蕭條，對房地產來說隻能是一個“負麵消息”，妄想中國房價大漲二十年的預期，顯然是出於對國情的無知。
據媒體報道：截止2005年10月末，中國共有1.12億平方米的空置商品房，空置率高達26%，遠遠超過國際公認10%的警戒線。如果一種過剩的商品，卻依然能夠價格飛漲，那麽，單純的經濟問題就會演變為政治問題，這是中央政權所無法承受的，統治階級不能承受之重正是房價終結最為有力的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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