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各類大型企業慘遭外資並購
送交者: 西龍
民間爭論多年後，在中國這個全球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對於外資並購的政策正在變得謹慎起來。
並購，外資進入的新方式
自199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全麵進入中國，2003年開始更是大量並購裝備業骨幹企業，行業涉及電力、石化通用機械、工程機械、內燃機以及齒輪軸承等。
國內最大的柴油燃油噴射係統廠商無錫威孚、惟一能生產大型聯合收割機的佳木斯聯合收割機廠、最大的電機生產商大連電機廠、最大的精密刀具生產商哈爾濱第一工具廠……一長串被外資合資、控股的名單，記錄了中國裝備業遭遇並購的軌跡，GE、卡特彼勒、ABB、西門子等跨國公司紛紛以並購的方式兼並他們的中國對手。
更讓國人關切的，是現象背後的數據：在裝備業這個核心與基礎的工業行業，中國公司沒有一家堪與GE、卡特彼勒等巨頭比肩，而年銷售額在1億人民幣以上的外資獨資、合資企業已達2000多家；裝備設備國產化率不足50%，100%的光纖製造裝備、80%以上集成電路製造裝備、石油化工裝備，70%的轎車製造、紡織機械設備、數控機床依靠進口，每年各種裝備的進口耗費GDP的8%以上。
如果再將目光投向更多的行業，便會發現：膠卷業全軍覆沒，零售業80%被沃爾瑪、家樂福們控製，啤酒隻剩燕京和青島……“大多數行業的前5名不是被合資就是在談，”王巍翻著他們編製的《中國產業地圖》說，“現在是外資在我們的地盤上打仗。”
王是全球並購研究中心秘書長，萬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一直致力於推動中國並購。5年前他就在每一個場合奔走呼號，一再強調“威脅，威脅，威脅”。
當年讓他感覺到“膽戰心驚”的是阿爾卡特的閃電崛起。從1983年開始，阿爾卡特不動聲色在全國建立了許多家合資和獨資企業，2001年並購上海貝爾後突然合為一家，一個電訊巨頭一夜之間“橫空出世”。
這時，中國已經成為跨國公司全球產業布局中重要的一環。從1990年代中後期以來，跨國公司在全球產業價值鏈與供應鏈戰略整合的驅動下進入新一輪並購時代，而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工地、最大的製造工場，無論從市場還是生產而言，對外資都具有無法抗拒的巨大吸引力。
早在1980年代初期，外資已開始試探進入中國，但當時隻能建立合資公司，而且麵臨諸多政策限製。
1986 年《關於鼓勵外商投資的規定》、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對外進一步開放，諸如外資企業實行優惠稅率、將批準權從中央下放到地方等實質性政策，伴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外國直接投資也呈大幅上揚之勢。中國成功加入WTO之後，開放的步伐更是不可逆轉，進入既定軌道。
1979—2000年，中國共吸收FDI（外國直接投資）3462億美元，93%發生在1992年之後。外資給中國帶來的變化，世人有目共睹。目前，中國已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資地，FDI全球第一。
盡管無論是政府、學界還是業界都未能提供外資並購的統計數據，但各界的共識是並購已成為近幾年來外資進入的主要方式，跨國公司的並購策略從過去的相對分散不約而同調整為：對象必須是競爭力較強、市場占有率較高的企業，最好能絕對控股。
裝備業由於其核心地位，在不知不覺之間成為外資競逐場所。從已經披露的10多個案例看來，外資並購基本采取堅持控股、進而獨資的策略，一些遏製競爭的現象時有發生。
跨國公司通過並購減少競爭者以進行市場壟斷。曾經掌控中國電池市場一半份額的南孚，與摩根合資並被控股後不久，摩根便將股權悉數轉讓給南孚的美國對手----生產金霸王電池的吉列公司。
真正觸動國人神經的是，代表國內行業最高技術水平的重要企業被並購，將意味著中國本已崎嶇的自主創新之路更為難行：失去了佳木斯聯合收割機廠，中國失去了在大型農業機械領域的自主研發平台；無錫威孚與德國博世合資後，技術中心被撤銷合並，歐III以上產品隻能仰仗由博世控製的合資企業。“總得有個地盤有個平台才能自主創新吧？這樣下去，誰來自主誰來創新？”3月17日，發改委體改所國有資產研究中心主任高梁麵對記者難掩憂慮。
並購的邏輯
就像美國朝野在討論中海油收購尤尼科一案時，彌漫著強烈情緒一樣，在評論驚動中國朝野的徐工並購案時，眾多的評論使用了“廉價掠奪”、“入侵”、“淪陷”等感情色彩強烈的語匯，跨國公司們似乎成為不懷好意的入侵者聯盟，這無疑令人警惕。
一位多年為外資並購擔任財務顧問的中國專家對此不無擔憂：“跨國公司不是青麵獠牙的魔鬼，不是有統一指揮的政治力量，而是各自為政為自身利益而戰的商業企業。”
其實，麻省理工大學副教授黃亞生早已指出，外資在中國的擴張，有中國國內的因素。
目前披露的並購案例中，明顯可見的驅動力來自地方政府。在裝備行業，企業大多為地方國企，是外資得以大規模收購的主要原因之一。
對地方政府來說，外資是最好的選擇：既可完成國企改革的任務，又有招商引資的成績。但更為重要的是，長久以來的製度設計，使得可供他們選擇的對象幾乎隻能是外資。
國企間的重組難以實現，一則因為普遍虧損往往自身難保，二則由於經濟長久以來條塊分割，使得31個省份就像31個獨立的經濟體各自為戰，如除了青海與西藏外，其他省份均有自己的汽車工業。
這使167家中央國企之外的13萬家地方國企難以跨區域整合。一個典型的案例是在1990年代中期，當香港中策公司馳騁9個省份大肆收購國有輪胎企業時，中國最大的汽車廠商之一上海汽車集團所有的子公司卻隻能囿於上海。
與此同時，本土資本中的另一支力量民營資本則因為長期的政策、金融歧視而實力弱小。
1999年3月，中國憲法寫上私人部門是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非隻是“補充”。即使身份已明，但各種政策歧視依然存在，尤其是缺乏金融支持，使民營企業難改孱弱。
2004年，數據顯示，國內銀行業的資金還是70%以上貸給國有部門，對中小企業的拒貸率超過56%。
缺乏融資渠道的民營企業從何運作動輒上億的改製資金？何況與這些骨幹企業相比，他們在品牌、技術等諸多方麵本來就難望其項背。
黃亞生在其《改革時期的外國直接投資》一書中寫道，當中國撤銷FDI限製後，國企與民企都不具有與外資相競爭的能力，外國投資企業的主導性繼之而起。
與外資進入加速並行的，是不斷深化的國企改革。這項改革由於國有企業的普遍虧損而起步於1980年代，1990年代末確定“有進有退”的方針，2003年後政策鼓勵外資並購。
這一年，國資委成立，掌門人李榮融公開警告央企負責人，倘若做不到行業前三名就另找婆家。這一年一係列關於國企改革的文件出台，諸多內容鼓勵並購。11月，國資委主持召開並購重組高峰論壇，諸多國際投行機構和跨國公司負責人盛裝與會。
此時，國企改革已經從“抓大放小”走到了大中型重要企業的改製。
隨著這些資產基礎更優良的、利潤率更高、行業更具重要性的大中型國企進入並購市場，蓄勢已久的國際資本們隨之起舞。而地方政府幾乎沒有選擇的餘地。
發改委在報告中也承認地方政府此舉是不得已而為之：“背負沉重的政策性負擔、冗員和陳年債務，改製迫在眉睫，需要支付的巨大成本沒有著落，地方政府一般采取在產權市場招標出售國有股權以換取改製所需資金。”
一位受訪官員形象地描述了他們的心態：“（國企）改不好，也管不好，遲早是包袱，怎麽辦？賣吧。”
徐工收購案正是如是發生。在選擇買方時，管理層收購完全沒有可能----淨資產有10多億元，經營管理層和技術骨幹隻有不到500人，怎麽支付收購成本？向公眾募集又麵臨國有股一股獨大、機製無法徹底轉換、資本市場長期低迷等一係列問題；向民間資本的出售既無法找到可信任的買家，也麵臨道德風險；其他國企大多麵臨同樣困境，更不是考慮的對象。無奈之下，徐工最終決定采用招投標的方式選擇國際投資者，凱雷正是在此時介入。
“設立紅綠燈”
裝備業情勢驚動高層。李德水公開指出，“國家經濟安全”受到威脅，無疑反映了高層的擔憂。裝備業外資並購引發的爭論在中國已多次出現。早在1994年，“中策現象”引起震驚，後以叫停而結束；2003年，西門子並購沈陽變壓器廠引發強烈反應，也被阻止。但這些均為個例，外資的進入並未受到整體影響。
此次，發改委的調查顯示，“並購造成了裝備行業市場過度集中和壟斷，國內企業失去自主創新能力和自主品牌，並購後國內企業處於弱勢地位。”
反思顯然並非保守主義情緒的蔓延。如果說美國以“威脅國家利益”為由審查尤尼科、聯想收購案，有過於政治化之嫌，那麽中國重新審視外資並購政策顯然有足夠充分的事實從事國企改製工作的官員感情複雜地告訴記者，“不打開門，國內企業不見風雨不見世麵長大不了，但門開得太大，一衝就垮，以後成長的基礎也沒了。”
保護與開放之間的分寸拿捏，這是對中國管理智慧的新挑戰。“既不能把外資理想化，也不能將其妖魔化。積極對待、慎重選擇、互利共贏，應該是我們的指導原則”，有媒體對此作出了自己的闡述。
這正是一個未有定論的全球性的新難題：如何在尊重市場經濟規律與維護國家經濟安全之間尋得平衡。
即使是在最信奉自由主義的美國，去年讓中海油折戟沉沙，今年又阻止了迪拜公司收購握有美國6個港口的鐵行輪船公司。他們設有外國投資委員會對跨國並購進行審查，有的還要被提上國會討論。
西方國家對重要行業的跨國並購一直實行嚴格的管製，包括製定法律和審查程序，實行積極的行政和法律幹預。美國更是全球第一家對外資並購進行管製的國家。
德國《公司法》規定，跨國收購中，當收購德國公司25%或50%以上股權時，必須通知聯邦卡特爾局；當收購產生並加強市場控製地位時，這種收購將被禁止。而韓國則在2005年生效了抵禦外資惡意收購的新規則。
“毫無疑問，設了紅綠燈，照樣要出交通事故，”王巍說，“但對中國來說，當務之急是先設紅綠燈。”
而“紅綠燈”的缺失，正是中國的現狀。中國沒有完善的審查機製，而且各項管理規定均出自不同部門的規章，要求並不完全相同。一位在幾十次並購中擔任財務顧問的人士告訴記者，“所有的管製都在灰色地帶，處理不好得頭破血流，處理好了就長驅直入，即使不符規定也能找到辦法，比如分成兩次交易，或者特批一事一辦。”
依據國際通行規則，製定透明、穩定的外資並購政策，成為眼下的頭等要務。有關部門提出明確建議，包括：劃定戰略性行業和敏感性行業（包括涉及國家安全行業，自然壟斷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骨幹企業），對這些行業明確外資股比限製，不允許外資設立控股和獨資企業；設立跨部委的外資並購聯合審查機構，對項目從市場供需總量、行業發展、生產力布局、國家經濟安全和社會公眾的角度全麵審查，必要時舉行聽證會；建立外商並購投資項目的例外情況評估審查機製，設立跨部門的評估審查機構，審查重點是裝備製造業外資並購重組，確保國家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和產業安全，防止壟斷。
同時，外資在中國享受的超國民待遇被全麵反思：外資企業進口設備可減免稅，一年免稅額達數百億；所得稅“二免三減”；地方政府大量提供的用地用工優惠等等。
一係列法律調整正在進行中：關於內外所得稅合並的立法今年將要審議，反壟斷法的立法正在進行中，關於外資並購的法律也被建議盡快列入立法計劃。
但僅僅限製並購，顯然隻是中國產業發展的條件之一，上述官員說，“根本上來說，目前裝備業的失守，是因為民族企業太弱小。無論門打不打開，都得承認得一個事實，我們在國際舞台上無長袖，所以不善舞。”
化解危局的根本之道無疑在於自身強大。自主創新被提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我國每花10美元引進技術，隻花1美元消化吸收，而在韓國，這幾乎是可以顛倒過來的兩個數字，這一情形將不再持續。
從更廣的範圍來看，調整過去僵硬、扭曲的產業製度則是一個更大的係統工程。在黃亞生看來，在對外開放的同時保持對內同等的開放，給本土企業更多的商業機會，是治療“外資依賴症”最好的辦法。他說，“患者最好的辦法就是能夠從各種藥物進行選擇，而不是被限定為隻可以選擇一種藥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