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滄海（當代人物 往事鉤沉）
他半生徘徊於學術與政治之間，本可以創立自己的哲學體係，也可以成為政治領袖，但最終兩者都沒有結果。他有心提攜了一位偉人，也無心忽視了一位偉人，栽了花也栽了刺。他參與籌建了一個政黨，中途退出後仍與之合作；但當這個政黨即將在內戰中獲勝時，他卻又呼籲和平。為此，他在共和國成立後坐了二十年冷板凳，晚年才成為"出土文物"——他就是先父的老友張申府先生。
少年時代翻閱父親書架上的《新名詞詞典》，讀到"張申府"這個詞條，關於他的曆史隻簡述到他被民盟開除盟籍為止。我有一個習慣，就是喜歡刨根問底，於是向父親詢問。他回答說："申府先生是周總理的入黨介紹人，也是我在救國會的老同事。後來因為一篇文章犯了錯誤，如今在北京圖書館工作，養起來了。"
一 坐擁書城：怡然相忘於曆史
美是一切事理的標準。
而忘為人生最大目的。
柏格森說，要活不得不有所忘。
豈但如此，要快活便更不得不有所忘。
——張申府《續所思》
我初識申府先生已是八十年代初，那時剛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不久。有天章伯鈞夫人李健生對我說："我要帶你去見見申府先生，他可是你父親的老朋友。你研究近代史，可以幫他寫自傳。" 我那時對老先生的曆史已有所了解。一天下午，她帶我前往阜成門內王府倉胡同29號，見到了久仰大名的申府先生。
這是一個已經破敗的大院落，大門敞開著，第一、二進住的是普通居民，後院比較整齊，申府先生就住在後院的正房裏。
儒雅、恬淡，是我對老人的第一印象。他端坐在書桌前一張舊轉椅裏，一頭灰白的頭發向後梳著，雖然多年沒有教書，但仍保持著教授風度。書桌上堆滿了書，周圍的空間大部分也被書籍占據，其中主要是線裝書，還有一些硬皮的外文舊書。房子古老而結實，但多年沒有修繕，堆積著一層塵垢，所有的家具也都是舊的，整個環境的色調趨於灰褐色，很符合他的"出土文物"身份。
見章夫人和我進門，老人緩緩起身，互道問候。章夫人說："這就是乃器的小兒子立凡，他剛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我和乃器是老朋友了，乃器這個人......唉，可惜了！"老人慢慢坐下，開始用略帶河北口音的京腔，與我們敘舊。這時申府先生的老伴關夫人也過來了，她是老先生與前夫人劉清揚離異後再娶的，原籍鑲藍旗（我想是瓜爾佳氏）。關夫人此時已患半身不遂，行動不甚方便，但目光是銳利的。
章夫人很健談，與老人一直談到傍晚時分，談的都是民盟和農工兩個黨派的新聞舊事，我則用目光四下掃描老人的藏書，經過"文革"的劫難，一個知識分子能保存下這麽多書，真是令人羨慕。這時房門開了，一位品貌端莊的女孩走進來，她就是申府先生的掌珠燕妮，剛剛從單位下班。
這天章夫人跟申府先生說定了一件事，就是要他抓緊時間寫回憶錄，並指定我協助，此後我一度成為他家的常客。那時還不時興"口述史學"的名詞，但我後來做的事，也是這個路數。
我大體上每周去張府一次，記錄他所談的往事，並根據查到的史料予以核實，按時段整理成文。畢竟是故人之子，老人對我的態度很自然也很親近，凡是我提出需要了解的問題，他都盡可能地滿足。但他從不為追憶某件事而冥思苦想，而是一切隨緣。
按照"遺忘律"，人到了上年紀的時候，對越遠的事情記得越清楚，越近的事情則越模糊。申府先生那時已年近九旬，我所記錄的往事中，青少年時代最詳盡，中年以後的回憶則隻剩下片段了，很難連串成一部回憶錄。於是我提出想看看老人的日記，結果大失所望。他的日記寫得極其簡單，比如抗戰期間在重慶的日記，往往是某月某日，過江，買燒餅一枚，用錢若幹。我懷疑這中間或許有什麽隱語，因為那正是救國會和其他黨派籌劃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時期，但老人卻什麽都記不得了。
老人曾被曆史遺忘，待到曆史想起他的時候，他卻記不起曆史了。
回憶錄的撰寫工作最後不得不中止，我把整理出來的記錄交給了燕妮，後來她又整理了一些，在老先生逝世後收入《所憶——張申府憶舊文選》一書。為此我曾提醒李健生先生："申府先生的回憶錄動手太晚，有很多事情記不起來了，我的任務沒有完成。您得趁記憶力還好，抓緊時間寫回憶錄。"李先生說："我是要寫的。"但她身為全國政協常委，社會活動太多，辭世後留下的回憶錄也象《所憶》一樣，隻是薄薄的一冊。
史家不忍遺忘，哲人情願遺忘。申府先生早年就寫下過這樣的話："知道一切，恕宥一切。忘了一切，乃得一切。"
也許對老人而言，遺忘真是一種快樂。如今我隻能翻開塵封的筆記，搜尋往日的雪泥鴻爪......
二 邃密求真：從數學轉向哲學
數學是科學的規範。
哲學是學之學。科學利用厚生。哲學正德明倫。
——張申府：《所思》（其一）
如果不是一段陰錯陽差的求學史，申府先生可能成為數學家，那他就成不了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中共黨史也許就會因此改寫。
老先生1908年在順天高等學堂中學班學習時，與同學朱羲胄、李毓、李光宇、劉同度相友善，他早年的排滿革命思想，即是受朱羲胄影響。該校當時有兩個公認的怪人，一是梁煥鼎（漱溟）、一是郭仁林（願名人麟，號曉峰），學級都比他高兩年，後來皆與他成為至交。1912年順天高等學堂停辦，申府先生轉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翌年又考上北京大學預科。他回憶說：
"我在中學時期對數學很感興趣。當時北大數學係主任馮祖荀，是我叔叔在京師大學堂時的同學，他注意到我在數學方麵的特長，就特意給我以指導和提攜。記得有次馮在一個講演會上講演，看到我也在聽講，便叫著我的學名說：‘張崧年，你來講講。'以後他又鼓勵我報考北大數學係。
1914年我考入北大，當時預科尚未畢業，按規定無文憑的學生隻能考北大文科，我就是先考入文科哲學係，又通過馮先生的關係轉到理科數學係的。沒想到這樣一來，我又對哲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他還在另一篇文章中回憶說：
"到了數學係，我又不能忘情哲學。所以對數學正課常 用心理會，而縱情讀哲學書，尤其邏輯書。邏輯這個名字，自從民國元年（1912）讀章行嚴（士釗）先生在《民立報》上發表的文章，我已經很熟悉。同時也讀了些嚴幾道（複，又字又陵）自己的譯著。所以我以後所最重視、最集中學的隻是數理哲學，數學的哲學，數學基礎，而最中心在數理邏輯或稱數學的邏輯，也就是數學樣的邏輯，或數學裏的邏輯。也可以說，我所說的是兼乎數學與哲學的，也是介乎數學與哲學的，是數學與哲學之間的東西。"
其實申府先生對哲學的興趣，在中學時代已經萌生。他說："我當時對《老子》雖不真懂，而甚喜讀。" 在1912年給《民國報》投稿時，他給自己起名張弓，號見素，即是受古人老子的影響。老先生平生喜歡寫短文，則是受時人於右任的影響。他曾回憶說，"當時於右任常以"騷心"的筆名，在上海《民立報》上發表一些短小精悍、生動潑辣的文章，對我的思想影響很大，我也寫了一些短小的文章，發表在京津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國報》上，總題目為‘零金碎玉'。"當時他的老同學郭仁林、梁漱溟都是該報編輯，總編輯是孫炳文（孫維世之父），他自己也曾在那裏短期工作。
翻開老先生早年所著哲學隨想錄《所思》，開卷便說："自然與人，個人與群；東西思想所由分，人生問題於此盡。"簡潔的文體如同一本白話版的現代《老子》，充滿著辯證法的睿智。這本薄薄的小書我讀過不止一遍，每遍都會有新的領悟。
三 "五四"人物：過從於師友之間
有的人是要日進有功的，有的人則翔而後果。這或者也是改良者與革命者的一個分點。
過者皆不當。
——張申府《續所思》一二五
申府先生回首往事，談自己少，談朋友多。而他當年的這些老朋友，雖然後來政治傾向不一，甚至不乏"過而不當"者，卻幾乎個個在曆史上留下腳印：
民國五年（1916年）我因同窗好友郭仁林與李大釗的同鄉關係，結識了從日本回來的李先生。記得李先生曾以"亞細亞學會"的名義，在湖廣會館邀蔡元培、陳獨秀、章士釗、張繼、李石曾（可能還有吳稚暉）等在會館演講，其中蔡先生口才最好，不緊不慢，抑揚頓挫。
當時李石曾、蔡元培、吳稚暉等都是歐事研究會的負責人，蔡先生在民國六年出掌北大，請章行嚴（士釗）做教授及圖書館主任，章讓主任一職於李大釗。我認識行嚴先生可能是因為蔡元培介紹。此前章主編的《甲寅日刊》上登過我一篇討論青年問題的長文，因此他已知道我。我曾請行嚴看文章，並送書給他看。
這時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常去李處閑談，我亦與之熟識了。後一同辦《每周評論》。陳獨秀對我影響較大。陳有一次散發傳單被捕，關在警察廳，半月後獲釋，我們一起到他家歡迎。
我認識魯迅是在北大二院（北河沿）開大會時，和周作人也很熟，至今還保留著他的很多信。高長虹也是在北京認識的，當時我已在北大任講師。我和顧頡剛的宿舍毗鄰。
王光祈、陳愚生是少年中國學會的活躍人物，曾琦、李璜、惲代英、李大釗和我都是其成員，經常借李大釗的辦公室開會。我在學會刊物《少年世界》上發表過文章，該會分裂前四川人居多。
民國六年我在北大肄業時，胡適剛回國。我到他的宿舍（馬神廟西齋）中初見。我在《少年世界》上談過美國的情況，有些情況胡適還不知道，我們一起談了三個小時，午飯都忘了吃。
我認識羅家倫、傅斯年時候已在北大任助教，在圖書館主任室中常常遇見他倆。 "五四"前某日，我和李大釗在主任室又碰到他們，這樣就認識了。兩人對我說：我們原來以為您是教授。他們辦了《新潮》雜誌，社址就設在主任室北邊的一個房間，我和汪敬熙也是該社成員。傅孟真（斯年）和我意見相左，爭論很多。他不同意我的激進觀點，曾多次通信作激烈的爭論。"五四"那天下午，我和李大釗在主任室閑談，羅家倫跳進來說：我們把趙家樓燒了，傅斯年鞋掉了一隻。劉清揚被捕，有一天津南開學生（名字不記得了）也被捕。
五四"前"劉清揚常來圖書館，李大釗也常去天津，與之結識。天津學生是劉帶頭的。1920年 "覺悟社"全體到北京，在陶然亭慈悲庵招待進步人士，共商"改造聯合"；由劉清揚主席，郭隆真、張若溟接待，李大釗、陳愚生和我代表"少年中國學會"應邀出席，劉清揚、周恩來、李大釗和我都講了話。我與周恩來由此相識，以後周來京，常一道在來今雨軒茶話。
四 建黨退黨：從革命回歸學術
社會的問題在於群與己。
學問的問題在於全與分。
——張申府《續所思》
1920年初，"南陳北李"與申府先生等已開始醞釀創建共產黨之事。他回憶說："1920年8月創黨，北京有李和我兩人，第三個要發展的就是劉清揚。她曾和張國燾代表全國學聯到南洋募捐，劉在嚴氏小學任教，張當時是北大學生。暑期回來，我和李大釗在北大圖書館主任室和劉談話，希望發展她入黨，劉不同意；張國燾同意入黨，因此第三個黨員是張國燾。"
同年冬，申府先生以蔡元培先生秘書的名義，到法國深造。這也是他父親張濂先生早年的一個心願。申府先生曾對我說："家中人以父親對我的影響為大。父親年輕時脾氣不好，老時就好了。我在京時，有一次在櫃子上用小紙寫了一個"碧"字。父親某日看見，問母親何人所寫，母親答長崧（我的小名）寫的。父親頗為讚賞。我十二、三歲時，某日早晨醒了，父親對我說，希望你將來出國留學。我一直記著這話，後來做到了。"
行前他曾到上海，住法租界漁陽裏陳獨秀家中，這是中共籌備時期的中央所在。他說當時在上海的黨員，還有施存統（複亮）、沈雁冰、陳望道、楊明軒等。
11月間申府先生隨同蔡元培先生登上了去法國的輪船，同行的還有留學生李光宇、徐彥之、陳大齊、劉清揚、鄭毓秀等。年底抵達法國，他見到了先期到達的周恩來。
李大釗、陳獨秀在國內就委托他到法國後繼續發展黨員、建立黨的組織。安定下來之後，申府先生於1921年初發展了劉清揚入黨，又一同介紹周恩來入黨，並與後來到達的黨員趙世炎、陳公培在巴黎成立了共產黨小組。
申府先生1923年底取道蘇聯回國，翌年他經李大釗介紹到廣東大學任教，並參與了國共合作的黃埔軍校的創建，擔任了軍校政治部副部長。他又向廖仲愷、戴季陶鄭重推薦了周恩來，從此這位曆史偉人正式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
上述史實，在申府先生的《所憶》及其他黨史著作中都有記述，這裏就不多說了。
申府先生還回憶了國共合作時的其他人物：民國十三年我到廣州，在黃埔軍校負責口試學生，並為蘇聯教官做翻譯。當時鄧演達是教練部副部長。他很好學，並希望把國內的名人都羅致來，曾提議"要想法子把郭沫若請回來"。譚鳴謙（平山）任國民黨農民部長，與我在中央黨部認識的。抗戰期間又在重慶遇到。孫蓀荃後來與譚平山結婚。在廣州還認識了陳公博，三十年代我在清華任教時，陳應學生之邀去演講。後來我到上海，和他一起辦了一所私立大學，陳擔任校長，許德珩任教務長。
關於在1925年退黨的原因，申府先生說主要是由於在中共第四次黨代表大會上與張太雷等發生衝突。當時討論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後，要不要接受國民黨的領導問題，他曾表示反對。申府先生回憶說："‘四大'時在樓上開會，我住樓下。退黨的話是在上海說的，退黨是在北京退的。趙世炎曾多次勸我勿退。"
"民國十四年我因章行嚴關係入教育部任編審委員，李大釗反對說：‘人家都知道你是共產黨員，怎麽能去做官？'當時我已表明要退黨，章行嚴則對我說，編審不算做官。"
關於"四大"上的爭論，美國學者舒衡哲在《張申府訪談錄》中，還記述了申府先生的一段話："我當時怒不可遏，走出會場。周恩來在大堂過道截住我，跟我說他讚同我的觀點，但請求我不要脫離黨。以後幾個月在北京，趙世炎設法改變我的主意，但我不為所動。這是我的脾性：寧折不彎......這或者是我的缺點。"
申府先生在退出中國共產黨時曾與李大釗等約定：保持友誼關係，做外圍工作。此後，他繼續從事各種革命工作，曾參與鄧演達等創建第三黨的活動，並開始了著述和教學生涯，而劉清揚當時則繼續留在黨內。大革命失敗後，他曾在數所大學執教；自1930年起，應清華大學哲學係主任馮友蘭之邀，到清華講授邏輯和西洋哲學。
中共建黨時的大知識分子，除李大釗被軍閥張作霖殺害外，其他人如李達、陳望道、沈雁冰、陳獨秀等，也與申府先生一樣，先後脫離黨派關係，走上學術道路。他們所創建的事業，是由一批較年輕的革命知識分子完成的。這種曆史現象很值得研究。
五 國難深重：參政迎頭遭"尚黑"
"無私心不發公論。"
你不必批評人，待機會給你，你也是這樣作的。
你不妨批評人，待你這樣作時，同樣受批評，就是了。
您批評人，必是人家不合您的意思了，您的意思就是對的麽？
——張申府《肺腑語》
經過近十年的教育與學術生涯，隨著華北危局的日益嚴重，申府先生開始從學術重歸政治。他始終認為："變動時代的人，如要能生存，最必須是能戰鬥的。不管這個戰鬥是馬克思列寧所說也罷，還是羅曼羅蘭所說也罷。"
1935年冬，他與劉清揚、姚克廣（依林）、孫蓀荃等共同發動和領導了北平的"一二九"學潮，並因此在1936年3月與劉清揚一同被捕入獄，出獄後不久即被清華解聘，從此開始了長達11年的政治活動生涯。他在北平組織了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並加入了在上海成立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全麵抗戰爆發後，他被國民政府遴選為國民參政員。這段曆史已見諸很多史料，這裏就不重複了。
申府先生1923年從歐洲返國時，曾在蘇聯與奉派考察軍事的蔣介石相遇。在創建黃埔軍校時期，更一度與身為校長的蔣共事。老先生說當時蔣有平易近人的一麵，和學生同吃同住，每日黎明訓話；但同時也顯示出專斷作風，事事要作主，常常違反組織原則，不經黨代表廖仲愷同意，就獨自簽署布告。抗戰期間，他與位高權重的蔣介石再度共事，情況就更不愉快了。老先生回憶說：
"我在抗戰時到開封勞軍二十多天後到陝西，原擬赴延安。在西安中共辦事處見到習仲勳，用電話聯係，當地氣候惡劣，於是飛到成都，又從成都坐長途汽車到重慶。到重慶後即發生與蔣介石衝突之事。
1940年4月，武漢失守，民心動搖。當時我擔任國民參政員和政治部設計委員，各黨派人士去見蔣介石，坐下之後，我第一個發言。言猶未了，蔣突然變色，大罵我是‘反對政府'，說什麽‘你不但在報紙上反對政府，還在防空洞裏反對政府！'並說曾任山西省財政廳長的某人，在防空洞裏當場聽我講的。我說根本不認識這個人，哪來的這件事？局麵搞僵了陳布雷隻好站出來為蔣打圓場，才算下了台。告辭出來後，左舜生對我說：‘申府，你這是代人受過，在防空洞裏講話的是伯鈞。'事後，伯鈞也感到過意不去，到住所來安慰我。我平白無故地挨了蔣一通責罵，怒氣未平，就提出要辭官去打遊擊。當時政治部部長已換了張文白（治中），跑來挽留我，我才留任。但後來改選參政員和設計委員，蔣把我和伯鈞都除名了，足見此人胸襟狹小，睚眥必報。後來伯鈞的參政員又恢複了，但我的職務則沒有恢複。"
申府先生抗戰期間在重慶還有一段逸事：某日參政會座談，他發議論說，中國的事情都是被"黨"搞壞的，因為"黨"字就是"尚黑"。此言一出，各位在黨的參政員都有些不自在，而無黨無派的社會賢達們則麵有德色。此事見諸報端後，流傳甚廣。
他早年曾說："你如不信奉掌權者的教條，立時且永遠會給你以經濟的迫害。而未獲得政治經濟權力者之布教，便設下種種罵名，使你開口不能。" 申府先生自認是個"寧折不彎"之人，這兩種報複他後來都嚐到了。
六 黨派聯合：吾兄主持之成果
人生而無理想，人生值不得生活；人生而有理想，非有相當的疑，非有相當的作，非有相當的求，必不會趨近而實現。
——張申府《所思》（其二）
民主憲政，是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追求了一個多世紀的理想，至今仍未放棄。申府先生抗戰期間在重慶從事的民主運動，是我比較關注的一段曆史。
雖然申府先生對於這段曆史多已淡忘，但保留了鄒韜奮先生在1939年11月給他的兩封信，茲照錄如下。
申府吾兄：
昨日座談會事，結果不壞，是皆吾兄辛苦主持之成果，深為佩慰，特此慰勞。
昨日所決三點，當待積極推動與督促，始能有實際功效。衡老一時尚未能來，須多多偏勞吾兄，尚希再接再厲，至所珍禱。即頌
大安
弟 韜奮 上
中華民國廿八年十一月六日
申府吾兄：
日前奉一函諒蒙察閱。頃得衡老來函，雲飛機票買不到，須十四五始有，其勢不能提早趕回矣。明日所商之問題，似應推動最後推定之，希左、章諸先生在事前作充分之準備，以免聚餐時匆匆而散，無具體成就，因時期已迫也。弟已有一信致章先生，仍乞兄鼎力加工為盼。即頌
早安
弟 韜奮 上
中華民國廿八年十一月九日
當時申府先生對信中所談之事，記憶已經模糊。最近我又重新考證了一下，這兩封信，應當是民主同盟的前身--統一建國同誌會的重要文獻。
抗戰期間為促使國民黨結束一黨專政，大後方興起了民主憲政運動。當時經常召開的"憲政座談會"，會務例由申府先生一人辦理。但他很有民主作風，開會時總是請別人做主席。
1939年10月，國民參政會中的三黨三派的參政員和個別非參政員，在重慶醞釀實行聯合，在國共兩黨之外形成"第三方麵"的政黨。參與者有國家社會黨的羅文幹、羅隆基、胡石青；青年黨的曾琦、李璜、左舜生、餘家菊；第三黨的章伯鈞、丘哲；救國會的沈鈞儒、鄒韜奮、張申府、章乃器；中華職業教育社的黃炎培、江恒源、冷遹；鄉村建設學會的梁漱溟；以及無黨派人士張瀾、光昇等人。11月23日，三黨三派負責人在重慶舉行會議，正式發起 "統一建國同誌會"。
兩信的發出時間正好在這一時段。從書信的內容來看，申府先生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已昭然凸顯。信中的"衡老"即救國會的老家長沈鈞儒先生，"左"即左舜生先生，而"章"係指伯鈞先生還是先父乃器先生，我判斷是後者。當時統一建國同誌會的《信約》和《簡章》，是父親與左舜生一同起草的，故信中"希左、章諸先生在事前作充分之準備"一語，當指此事。
但救國會內部當時也有不少糾紛，父親翌年即因對《日蘇中立條約》表態問題的分歧，退出了救國會。他在回憶錄《我和救國會》中談到申府先生和沈老的矛盾，周天度先生主編《救國會》一書時，將此文收入。申府先生對於這類不愉快的往事，往往不願意多說，曾表示希望將這句話刪掉。我商之天度先生，他說："還是要保留，當時確實有人事糾紛。"
隨著抗戰勝利，申府先生代表民盟參加了舊政協。1946年國民黨撕毀政協決議，執意召開"國大"，他拒絕參加，決定由南京重返北平。老先生回憶說："我在南京時住藍家莊，離梅園新村很近，幾乎天天和周恩來見麵。周問我，你回北平幹什麽？我說，要辦個研究所。周說，經費怎麽辦？我答，自己籌備。周代表中共每月送我二百元。兩月後因開戰中止。周在最後（偽國大開會前）還問我，是否一定會破裂？"
申府先生回北平後，仍負責民盟華北總支部的工作。國共內戰爆發後，他在1948年因發表《呼籲和平》一文，受到中共的嚴厲批判，並被民盟開除了盟籍。
申府先生是民盟的創始人之一。翻閱民盟的曆史，有關他在創建過程中的貢獻記載寥寥，隻剩下名字而無事跡。蓋因曆年出版的民主黨派曆史，多以中共黨史為藍本；甚至在中共黨史研究已經向曆史真相靠攏時，民主黨派史的研究仍然滯後。
七 曆史輪回：從圖書館到圖書館
人非任情，即是矯情。
矯情者奴情。
任情者奴於情。
太上忘情。
——張申府《續所思》
關於申府先生在北大圖書館要求毛澤東重抄卡片的故事，流傳過不同的版本。當時館長李大釗每年暑假都要回昌黎老家五峰山休假，申府先生曾兩度代他主持館務，這件事就發生在1918年的暑期。我為此專門請老先生談談與毛澤東的過從，他的答複十分簡略：
"我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已是助教了。毛潤之來館做見習書記，月薪八元。一次我拿了一份書目交給他繕寫，寫完後一看，全部寫錯了，隻好又退給他重寫。
1945年毛潤之到重慶，他請我吃飯，十分客氣。但當我把自己寫的一本書送給他時，他麵上頓現不豫之色。我在這本書扉頁的題詞是：‘潤之吾兄指正'。
解放後我因《呼籲和平》一文受到批判，被禁止發表文章和從政。章行嚴（士釗）曾請潤之緩頰，讓我出來工作。潤之說：‘當初他是我的頂頭上司'。未允。"
關於《呼籲和平》一文的發表經過，老先生是這樣說的：
"1947年4月國共分裂，我回到北平，從此未再離開過北方。我回京後同時再北平華北學院和天津育德學院執教，並應《世界日報》主筆成舍我之請，為該報寫過文章。
在華北學院任教時，有山西籍記者某，要辦一刊物，向我約稿。我一貫是反對內戰的，便寫了《呼籲和平》一文，給華北學院的山西人某某看，他建議我投給《觀察》雜誌。過去我是不給《觀察》投稿的，這次破例照辦了，儲安平很高興。這篇文章便登在《觀察》五卷九期上，送來稿費三十元，並請我再寫文章。
中共方麵當時在軍事上進展順利，對此文之發表甚為不快，認為動搖了軍心。我受到激烈的批評，後來又寫了一些文章解釋此事。"
這場批判的結果，除了因言廢人，還導致了一對患難夫妻的仳離。據李健生先生對我說：建國前夕，民主人士都到西柏坡去見毛主席等中共領導，伯鈞和我都去了，劉清揚大姐也去了。她在那裏等了好些天，沒有被接見，於是跑去問鄧穎超。鄧大姐說，申府先生寫的那篇文章，毛主席看了很不高興，你要有所表示才行。於是劉清揚便與申府先生離了婚。
但申府先生在同我談及此事時，隻淡淡地說："解放前夕劉清揚去石家莊，我因書籍及家庭事務未去。解放時有人勸我走，我未同意。"
老人對與結褵二十餘年的伴侶勞燕分飛，同樣沒有一句怨言。曆盡塵世間的盛衰榮辱、悲歡離合，他確已達到"太上忘情" 的境界。
1949年以後，早年資助過毛澤東的章士釗，受到崇高禮遇，是眾所周知的事情了。他的另一位恩師符定一，雖然很多人對他在北平敵偽時期的曆史有疑問，還是被任命為中央文史館的首任館長。申府先生則一直被塵封在北京圖書館的故紙堆裏，直到毛澤東逝世，才擔任了全國政協委員。
他與毛澤東的曆史輪回，自圖書館始，至圖書館終。
八 故紙堆中：板凳須坐廿年冷
中國之唁人者，常用順變二字。
盛哉言也！此實表現中國人之宇宙人生哲學。
人果能一切順變，尚何有於艱難？
——張申府《續所思》
"49年2月周總理派齊燕銘來安慰我，每月送三十元生活費。8月底，彭真任北京市長，張友漁任副市長。彭曾請我吃飯，席間談到我和黨的曆史關係，彭說：‘你要是不脫黨就好了。'後來張友漁又和我談工作安排問題，他提出兩個方案供我選擇：一是回北京大學教書，一是回北京圖書館（42年在重慶時，我在車站遇見北大舊同學袁同禮，他當時任北平圖書館館長，邀我到北圖駐重慶辦事處主編過兩年《圖書季刊》）。張友漁的意思，學校易生風潮，難免波及，不如以去北圖為好，我即於1949年9月2日到北圖任職迄今。"
談起與彭真等華北局領導人的交往，申府先生說："1936年我被釋後，住學院胡同甲2號，專門從事救國會活動。那時經楊秀峰、徐冰介紹，認識了彭真，他化名‘高先生'，常到我家去。同時還認識林鐵、肖明，當時北平共產黨的黨部在南新華街附近，我曾去過那裏。解放後林鐵很關照我，土改時他問我：‘地是否留一些？'我說：‘地誰種就歸誰。'鄉親們很感動，便把這件事編了一個戲。林鐵怕我沒錢花，還托人帶了三兩黃金給我。
"周公對我一直很照顧，我到京後定居黃化門的一所住宅，原係敵偽產業。解放後曾有人想要這所房子，經北京市政府向國務院請示，周公批示：‘此房繼續由張申府居住，自管自修，不交房租。'北京市政府特派李續綱來將此事通知了我。後來遷居王府倉，這項待遇未變。"
據李健生先生對我說：在齊燕銘去看望申府先生後，伯鈞也曾代表周恩來去看他，後來又提出安排他重新加入民主黨派。伯鈞想讓他回民盟，但盟內原救國會的領導人都反對，於是隻好安排他重新加入了農工民主黨。不料這件事反而害了申府先生，1957年"反右"時伯鈞遭批判，申府先生在農工的會上站出來說："伯鈞過去一直是左派，現在怎麽成了右派？"於是申府先生也被劃為"右派"。大概是由於周恩來的關照，申府先生的"右派"帽子，後來很快摘掉。
他也對我談起過"文革"的經曆：66年7、8月間，曾將文化部所屬係統有名人物集中，後將我調回圖書館，但不許回辦公室。我原是選購外國圖書的，這時不許我看了，留館一個月後回家。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從4月29日留館，到次年2月回家。說我是"不戴帽的右派"。
事實證明，張友漁建議申府先生棄北大而選擇北圖，確有先見之明。隻須看看張東蓀、翦伯讚等人的下場便可知。申府先生是一位"書癡"，到北圖真是得其所哉，那地方的人事關係也比較單純，不象高等學府總處在"階級鬥爭"的風口浪尖上，使他在曆史的縫隙中得以幸存。
我初訪申府先生時所見藏書，日後方知隻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老先生愛書的習慣，是少年時代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中上學時養成的，當時的校址和住處毗鄰琉璃廠，他從購買數學舊書開始，逐步擴展到其他領域。後來在北大圖書館協助李大釗工作，李先生是一位學者，對圖書管理不甚內行，這就迫使申府先生自學了圖書管理學。
老先生自雲："一生何所好，首要在群集"， 他博覽廣搜群書，但不甚注重版本。他曾對我說："我買不起太貴的書，不象伯鈞那樣注重版本。" 不過也有一個例外，那就是許槤的家刻本，申府先生一生致力搜集，諳熟版本，連許家後人姬傳先生都自愧弗如。據他的愛女燕妮女士回憶，為買一些書而不得不賣掉一些書時，父親總是左挑右揀，舍不得賣，連賣舊報紙也是一張一張地仔細篩選。
另據趙儷生先生回憶，五十年代某日在琉璃廠巧遇老師申府先生，挾著剛購得的一函四冊本《麻衣相書》。下午老先生打電話來，說《麻衣相書》丟了一冊，問他見到沒有，結果當然是沒見到。趙先生曾為因言廢人而倍感淒涼，我則暗想：如果申府先生早讀此書，或許不至於讓毛澤東重抄卡片。
九 我行我"素"：自由之要義在獨立
......羅素一生最反者乃是宗教，但卻有人說他的行動是"宗教的"，這是不無意義的。
什麽是宗教的精神呢？宗教的精神之一點便是把一切生死毀譽等等都置於度外而力行自己之所信。
——張申府《續所思》
申府先生曾將自己的書齋命名為"羅名女人許之齋"，"羅"即羅素，"名"則名學（邏輯），"女"是《列女傳》，"人"為《人物誌》，"許"乃許刻本。他一生讀書的愛好集中於此，而以羅素排位第一。
老先生對我說："羅素、馬克思的觀點是我在北大圖書館時接觸到的。當時比較重視馬克思，主要是蘇俄革命的影響，實際上羅素的影響甚大。"他晚年在一篇紀念羅素的文章中還談到："我讚佩羅素，敬仰羅素，最主要的是他在哲學上的偉大貢獻——數理邏輯深深地吸引了我。" 當然，這也是從他自己少年時代對數學的興趣所引發的。
除了"五四"期間在《新青年》、《每周評論》、《少年世界》等雜誌上，向國人介紹馬克思主義外，申府先生也是最早將羅素哲學介紹到中國來的學者，這項工作直到1949年以後才被迫中斷。羅素在1920年9月來華講學，他曾代表北京大學前往上海迎接；不久羅素來到北京，申府先生行將赴法留學，梁啟超先生曾感歎："羅素來了，你卻要走了！"行前兩位學者又曾多次見麵。此後一直保持著通訊關係，老先生還珍藏著羅素的信件。
羅素訪華之前曾訪問俄國，使之改變了過去的態度，對俄國革命多有批評，也曾向申府先生談到自己的觀感，但在當時並未改變這位中國年輕學者對共產主義的信仰。
申府先生在"五四"時期經常用"赤"、"赭"為筆名，1922年巴黎共產黨小組創辦刊物《少年》後，他常用"R"為筆名發表文章，這個字母有三個涵義："俄國"（Russia）、"紅色"（Red）和"羅素"（Russell）。老先生說：取這個筆名，就是"我是紅色的羅素"的意思。但這三個"R"最終無法調和，從革命的激情重歸理性的學術，這也是我認為需要研究的"五四"知識分子現象。
申府先生認為"羅素最能察識主觀，所以最能客觀" ；"我以大客觀為法。但大客觀之所證，則我謂亦不可執。萬般任何，一執便滯，便差。如如隻是如如，而可執著之耶？"
對於革命，申府先生曾說過這樣的話："革命被人誤解了。革命是一樁人為的自然的事。革命是不得已的。然而人乃以為名貴。然而人乃以為名高。" "迷戀現實，必無革命之可說。脫離現實，革命也必失其根據。" 他對於大同的理解是："個人主義之極致，即是大同之極致。大同之極致，即是個人主義之極致。故此個人主義為大同個人主義。解釋群與己之糾者，在於是。""自由之要義在獨立。"
我曾問老先生："如果早年你沒有退黨，或者48年沒有發表《呼籲和平》，是否就不是現在這樣了？"他說："事已至此，也無可如何了。" 我又問："你當年呼籲和平，是否因為受羅素的影響？"（羅素是和平主義者，曾因此在歐戰期間曾被英國政府拘禁）他答："是的。"
老先生回憶說："五十年代有一次在碧雲寺舉行的孫中山紀念儀式上遇到周恩來，他說，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羅素要來了。我們談笑敘舊後握別，後來羅素因年高未能成行。"
羅素在1970年逝世，相識並神交了半個世紀的兩位中西哲人，從此永遠相失於塵世。
十 真話真理：暮年心境有誰知
什麽是真理呢。
真理就是實話。
我相信，說實話是今日人類第一急務。
......我更相信：說破人心裏的情實，是改造世界的第一個根本手段。
——張申府《肺腑語》
申府先生雖是"五四"的先進，但並不否定傳統。他一生求索於舊學新知之間，中西貫通，天人合一，出入無礙。他指出："‘仁'與‘科學法'，是我認為人類最可寶貴的東西。仁出於東，科學法出於西。......其實這法的精神，本不外乎誠實二字。"
老人曾向我談起："三十年代初我曾在《大公報》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目大約是《紀念孔誕》，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張季鸞特來信請我去編副刊《世界思潮》；在此期間我曾在一文中提到熊十力，後他給我來信，相交甚多。" 他的三弟岱年先生的名篇《論外界的實在》也是在這個時期所發表，並得到申府先生的讚揚。
申府先生晚年的遺憾，是沒有將自己一生的學術思想，整理成一部有係統的專門講學的著作。這不僅是他個人的不幸，也是那個罷黜百家時代的不幸。不過老先生的薪火，已由岱年先生發揚光大，成為一代宗師。
申府先生嚐以《石頭記》為喻："玉即是欲。故雲，銜玉而生。" 他解釋"欲"與"仁"的關係說："所謂為人類，起於為自己。所謂仁，期於人之勿迫害己。故曰客觀難。"
關於"天理"與"人欲"的關係，申府先生的觀點是："理是好東西。但是理是敵不過欲的。其實，理，就不見得不在欲之中。羅素的道德哲學以欲為出發點，曠古以來最為不偽善，不自欺。上善，就是滿足極大量之欲。‘最高的道德規則應是：要行為得可以造就諧和而非不和之欲，'羅素說。因為諧和之欲比不和之欲，能滿足的多。但是怎麽才能行為得造成諧和而非不和之欲？在良製度與良習慣"
1982年6月7日，申府先生虛齡九十初度。那天上午，王府倉胡同29號的張宅裏，前來祝壽的親朋們濟濟一堂。他的二弟崇年、三弟岱年先生及老友李健生、蔣中光先生等都來了，還有訪問過他多次的美國學者舒衡哲，晚輩章詒和及我也忝陪末座。我刻了一方"崧年長壽"的印章送給老人，他很高興。
壽筵上當然少不了老人喜愛的紅燒肉。他一生除卻讀書無嗜好，平日布衣粗食，自承愛吃的東西唯有紅燒肉，而且要吃幾塊肥的。這點愛好，倒是與戲稱他為"頂頭上司"的毛澤東相同。後來我在家要求吃肉時，就以老先生為榜樣："申府先生一生愛吃紅燒肉，還不照樣活了九十多歲。"
雖是欣然接受大家的祝壽，其實哲人是參透了生死的，早就悟出："人之大欲，表麵為生。人之大欲，裏麵為死。" 1986年6月20日，申府先生老成凋謝，享壽九十有三。同年7月12日是個極其炎熱的日子，我前往八寶山向他告別，此後大病了半年。老人的最後曆史頭銜是"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和"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
"金劍已沉埋，壯氣蒿萊......"李後主的這首《浪淘沙》，是老人晚年經常吟誦的。晚年成為"出土文物"之時，他已是垂垂老矣的耄耋老翁，曾對舒衡哲說："說真話的日子不多了"。但他對於遲到的"參政議政"，似乎也建言不多，更不在乎什麽"曆史地位"之類的事，一副"鎮之以無名之樸"的氣度。
老人理想中的大同世界，或許就是"滿足極大量"的"諧和之欲"。他曾認為："革命被人誤解了"，而有人則感歎他的"一度輝煌半生黯淡"——"政治於他，也是一種令人傷感的‘曆史誤會'" 。究竟誰誤解了誰呢？
我不禁又想起老人早年說過的話："有的人重視過去。有的人重視現在。有的人重視將來。我所重視的在現在未來之間。有的人重視過去。有的人重視海。有的人重視空。我重視海陸空之外。有的人重視天。有的人重視人。我重視在天人之際。"
這是一片什麽樣的時空呢？
經過二十多年的禁欲和"文化大革命"，摧毀了一切舊文化、舊道德之後，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時代，卻因來不及建立一套"良製度與良習慣"，不得不麵對一片"不和之欲"橫流的世界。申府先生嚐說："凡是嚷精神文明的，凡是要精神文明的，都是因為沒有物質文明的緣故，都是因為物質文明倒塌了的緣故。" 我們先是幾乎沒有物質文明，如今享受到了些許物質文明，卻又麵臨著倒塌。
我忽然頓悟，他要告訴世人的真話，早在幾十年前就說完了。
2004年9月16日 風雨讀書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