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塵封的曆史--記張申府先生(圖)

翻開塵封的曆史--記張申府先生(圖) -------------------------------------------------------------------------------- http://cul.sina.com.cn/p/2004-11-19/94807.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4/11/19 12:21 南方周末 　　作者：章立凡(北京)
1923年在柏林合影。左起：張申府、劉清揚、周恩來、趙光宸我初識申府先生是在1980年，那時剛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不久。有一天章伯鈞夫人李健生對我說：“我要帶你去見見申府先生，他可是你父親的老朋友。你研究近代史，可以幫他寫自傳。”她帶我前往阜成門內王府倉胡同，見到了久仰大名的申府先生。
　　這是一個已經破敗的大院落，大門敞開著，第一進住的是普通居民，後院比較整齊，申府先生就住在後院的正房裏。
　　見章夫人和我進門，老人緩緩起身，互道問候。章夫人說：“這就是乃器的小兒子立凡，他剛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我和乃器是老朋友了，乃器這個人……唉，可惜了！”老人慢慢坐下，開始用略帶河北口音的京腔，與我們敘舊。這時申府先生的老伴關夫人也過來了，她是老先生與前夫人劉清揚離異後再娶的，原籍鑲藍旗(我想是瓜爾佳氏)。。
　　章夫人很健談，與老人一直談到傍晚時分，談的都是民盟和農工兩個黨派的新聞舊事，我則用目光四下掃描老人的藏書。這時房門開了，一位品貌端莊的女孩走進來，她就是申府先生的掌珠燕妮，剛剛從單位下班。。
　　這天章夫人跟申府先生說定了一件事，就是要他抓緊時間寫回憶錄，並指定我協助。此後我差不多每周去張府一次，記錄他所談的往事，並根據查到的史料予以核實，按時段整理成文。畢竟是故人之子，老人對我的態度很自然也很親近，凡是我提出需要了解的問題，他都盡可能地滿足。。
　　按照“遺忘律”，人到了上年紀的時候，對越遠的事情記得越清楚，越近的事情則越模糊。申府先生那時已接近九旬，我所記錄的往事中，青少年時代最詳盡，中年以後的回憶則隻剩下片段了，很難連串成一部回憶錄。。
　　老人曾被曆史遺忘，待到曆史想起他的時候，他卻記不起曆史了。。
　　回憶錄的撰寫工作最後不得不中止，我把整理出來的記錄交給了燕妮，後來她又整理了一些，在老先生逝世後收入《所憶———張申府憶舊文選》一書。。
　　史家不忍遺忘，哲人情願遺忘。申府先生早年就寫下過這樣的話：“知道一切，恕宥一切。忘了一切，乃得一切。”(《所思》，三聯書店1986年版，第83頁)。
　　也許對老人而言，遺忘真是一種快樂。如今我隻能翻開塵封的筆記，搜尋往日的雪泥鴻爪……。
　　邃密求真。
　　如果不是一段陰錯陽差的求學史，申府先生可能成為數學家，那他就成不了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中共黨史也許就會因此改寫。。
　　老先生在中學時期對數學很感興趣，受到當時北大數學係主任馮祖荀先生的提攜，準備學習數學。他說：“1914年我考入北大，當時預科尚未畢業，按規定無文憑的學生隻能考北大文科，我就是先考入文科哲學係，又通過馮先生的關係轉到理科數學係的。沒想到這樣一來，我又對哲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他還在另一篇文章中回憶說：“到了數學係，我又不能忘情哲學。所以對數學正課常用心理會，而縱情讀哲學書，尤其邏輯書。”他認為自己所最重視的“是兼乎數學與哲學的，也是介乎數學與哲學的，是數學與哲學之間的東西”。(《所憶》，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84-85頁)。
　　其實申府先生對哲學的興趣，在中學時代已經萌生。他說：“我當時對《老子》雖不真懂，而甚喜讀。”(《所憶》，第81頁)他在1911年給京津同盟會的刊物《民國報》投稿時，給自己起名張弓，號見素，即是受老子的影響。老先生平生喜寫短文，則是受時人於右任的影響。當時他的老同學郭仁林、梁漱溟都是該報編輯，總編輯是孫炳文(孫維世之父)，他自己也曾在該報短期工作。。
　　建黨退黨。

　　1920年初，“南陳北李”與申府先生等已開始醞釀創建共產黨之事。他回憶說：“1920年8月創黨，北京有李和我兩人，第三個要發展的就是劉清揚，她曾和張國燾代砣?a href=http://chanews.sina.com.cn/s.cgi?k=國學&c=60 class=akey target=_blank>國學聯到南洋募捐。暑期回來，我和李大釗在北大圖書館主任室和劉談話，希望發展她入黨，劉不同意；張國燾同意入黨，因此第三個黨員是張國燾。”
　　同年冬，申府先生以蔡元培先生秘書的名義，到法國深造。行前他曾到上海，住法租界漁陽裏陳獨秀家中，這是中共籌備時期的中央所在。
　　李大釗、陳獨秀在國內就委托他到法國後繼續發展黨員、建立黨的組織。抵達法國後，他見到了先期到達的周恩來。申府先生於1921年初發展了劉清揚入黨，又一同介紹周恩來入黨，並與後來到達的黨員趙世炎、陳公培在巴黎成立了共產黨小組。
　　申府先生1923年底取道蘇聯回國，翌年他經李大釗介紹到廣東大學任教，並參與了國共合作的黃埔軍校的創建，擔任了軍校政治部副部長。他又向廖仲愷、戴季陶鄭重推薦了周恩來，從此這位曆史偉人正式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
　　關於申府先生在1925年退黨的原因，他說主要是由於在中共第四次黨代表大會上與張太雷、彭述之、蔡和森等發生分歧。當時討論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後，要不要接受國民黨的領導問題，他曾表示反對。美國學者舒衡哲在《張申府訪談錄》中，則記述為要不要接受資產階級領導的問題，並談到周恩來“跟著他走出了會場，對張的觀點表示支持的同時，勸張不要一怒之下就宣布退黨，他們應該回去和大家一道達成與黨的紀律相一致的共識”。
　　申府先生在退出中國共產黨時曾與李大釗等約定：保持友誼關係，做外圍工作。此後，他繼續從事各種革命工作，曾參與鄧演達等創建第三黨的活動，並開始了著述和教學生涯。大革命失敗後，他曾在數所大學執教；自1930年起，應清華大學哲學係主任馮友蘭之邀，到清華大學講授邏輯和西洋哲學。
　　國難當頭

　　1935年冬，申府先生與劉清揚、姚克廣(依林)、孫蓀荃等共同發動和領導了北平的“一二.九”學潮，並因此在1936年3月與劉清揚一同被捕入獄，出獄後不久即被清華解聘，從此開始了長達11年的政治活動生涯。
　　申府先生在北平組織了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並加入了在上海成立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全麵抗戰爆發後，他被國民政府遴選為國民參政員。
　　申府先生1923年從歐洲返國時，曾在蘇聯與奉派考察軍事的蔣介石相遇。在創建黃埔軍校時期，更一度與身為校長的蔣共事。他說當時蔣有平易近人的一麵，但同時也顯示出專斷作風。抗戰期間，他與位高權重的蔣介石再度共事，情況就更不愉快了。老先生回憶說：
　　1940年4月，武漢失守，民心動搖。當時我擔任國民參政員和政治部設計委員，各黨派人士去見蔣介石，坐下之後，我第一個發言。言猶未了，蔣突然變色，大罵我是‘反對政府’，說什麽‘你不但在報紙上反對政府，還在防空洞裏反對政府！’並說曾任山西省財政廳長的某人，在防空洞裏當場聽我講的。我說根本不認識這個人，哪來的這件事？局麵搞僵了，陳布雷隻好站出來為蔣打圓場，才算下了台。告辭出來後，左舜生對我說：‘申府，你這是代人受過，在防空洞裏講話的是伯鈞。’事後，伯鈞也感到過意不去，到住所來安慰我。我平白無故地挨了蔣一通責罵，怒氣未平，就提出要辭官去打遊擊。當時政治部部長已換了張文白(治中)，跑來挽留我，我才留任。但後來改選參政員和設計委員，蔣把我和伯鈞都除名了，足見此人胸襟狹小，睚眥必報。後來伯鈞的參政員又恢複了，但我的職務則沒有恢複。
　　抗戰期間為促使國民黨結束一黨專政，大後方興起了民主憲政運動。申府先生在重慶主持“憲政座談會”，推動成立了民主同盟的前身——統一建國同誌會。隨著抗戰勝利，他代表民盟參加了舊政協。1946年國民黨撕毀政協決議，執意召開“國大”，申府先生拒絕參加，由南京重返北平，並負責民盟華北總支部的工作。國共內戰爆發後，他在1948年因發表《呼籲和平》一文，受到嚴厲批判，並被民盟開除了盟籍。
　　關於《呼籲和平》一文的發表經過，老先生是這樣說的：1947年4月國共分裂，我回到北平，從此未再離開過北方。我回京後同時在北平華北學院和天津育德學院執教，並應《世界日報》主筆成舍我之請，為該報寫過文章。
　　在華北學院任教時，有山西籍記者某，要辦一刊物，向我約稿。我一貫是反對內戰的，便寫了《呼籲和平》一文，給華北學院的山西人某某看，他建議我投給《觀察》雜誌。過去我是不給《觀察》投稿的，這次破例照辦了，儲安平很高興。這篇文章便登在《觀察》五卷九期上，送來稿費30元，並請我再寫文章。
　　故紙堆中
　　“周公對我一直很照顧，我到京後定居黃化門的一所住宅，原係敵偽產業。解放後曾有人想要這所房子，經北京市政府向國務院請示。周公批示：‘房子仍由張申府先生住，不收房租。’後來遷居王府倉，這項待遇未變。”
　　據李健生先生對我說：在齊燕銘去看望申府先生後，伯鈞也曾代表周恩來去看他，後來又提出安排他重新加入民主黨派。伯鈞想讓他回民盟，但盟內原救國會的領導人都反對，於是隻好安排他加入了農工黨。不料這件事反而害了申府先生，“反右”時伯鈞遭批判，申府先生在農工的會上站出來說：“伯鈞過去一直是左派，現在怎麽成了右派？”於是申府先生也被劃為“右派”。
　　大概是由於周恩來的關照，申府先生的“右派”帽子很快摘掉。“文革”大難降臨時，他作為“不戴帽的右派”靠邊站，但沒有受大的衝擊。
　　申府先生經彭真、張友漁等人安排，於1949年9月2日到北京圖書館任職。他是一位“書癡”，到北圖真是得其所哉，那地方的人事關係也比較單純，不像高等學府總處在“階級鬥爭”的風口浪尖上，使他在曆史的縫隙中得以幸存。
　　申府先生愛書的習慣，是少年時代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中上學時養成的，當時的校址和住處毗鄰琉璃廠，他從購買數學舊書開始，逐步擴展到其他領域。後來在北大圖書館協助李大釗工作，他又自學了圖書管理學。
　　老先生自雲：“一生何所好，首要在群集”，他博覽廣搜群書，而不甚注重版本。他曾對我說：“我買不起太貴的書，不像伯鈞那樣注重版本。”不過也有一個例外，那就是許的家刻本，申府先生一生致力搜集，諳熟版本，連許家後人姬傳先生都自愧弗如。
　　我行我“素”

　　申府先生曾將自己的書齋命名為“羅名女人許之齋”，“羅”即羅素，“名”則名學(邏輯)，“女”是《列女傳》，“人”為《人物誌》，“許”乃許刻本。他一生讀書的愛好集中於此，而以羅素排位第一。。
　　老先生對我說：“羅素、馬克思的觀點是我在北大圖書館時接觸到的。當時比較重視馬克思，主要是蘇俄革命的影響。”。
　　除了“五四”期間在《新青年》、《每周評論》、《少年世界》等雜誌上，向國人介紹馬克思主義外，申府先生也是最早將羅素哲學介紹到中國來的學者，這項工作直到1949年以後才中斷。羅素在1920年9月來華講學，他曾代表北京大學前往上海迎接；不久羅素來到北京，申府先生行將赴法留學，梁啟超先生曾感歎：“羅素來了，你卻要走了！”行前兩位學者又曾多次見麵。此後一直保持著通訊關係，老先生還珍藏著羅素的信件。。
　　申府先生在“五四”時期經常用“赤”、“赭”為筆名，1922年巴黎共產黨小組創辦刊物《少年》後，他常用“R”為筆名發表文章。這個字母有三個涵義：“俄國”(Russia)、“紅色”(Red)和“羅素”(Russell)。老先生說：取這個筆名，就是“我是紅色的羅素”的意思。但這三個“R”最終無法調和，從革命的激情重歸理性的學術，這正是我認為需要研究的“五四”知識分子現象。。
　　我曾問老先生：“如果早年你沒有退黨，或者1948年沒有發表《呼籲和平》，是否就不是現在這樣了？”他說：“事已至此，也無可如何了。”我又問：“你當年呼籲和平，是否因為受羅素的影響？”(羅素是和平主義者，因此在歐戰期間曾被英國政府拘禁)他答：“是的。”。
　　老先生回憶說：“五十年代有一次在碧雲寺舉行的孫中山紀念儀式上遇到周恩來，他說，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羅素要來了。我們談。
　　笑敘舊後握別，後來羅素因年高未能成行。”。
　　真話真言。

　　申府先生雖是“五四”的先進，但並不否定傳統。他一生求索於舊學新知之間，中西貫通，天人合一，出入無礙。他指出：“‘仁’與‘科學法’，是我認為人類最可寶貴的東西。仁出於東，科學法出於西。”(《所思》，第94頁)他曾向我談起：“三十年代初我曾在《大公報》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目大約是《紀念孔誕》，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
　　申府先生晚年的遺憾，是沒有將自己一生的學術思想，整理成一部有係統的專門講學的著作。
　　1986年6月20日，申府先生老成凋謝，享壽九十有三，最後曆史頭銜是“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和“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
　　他晚年成為“出土文物”之時，已是垂垂老矣的耄耋老翁。“金劍已沉埋，壯氣蒿萊……”李後主的這首《浪淘沙》，是老人晚年經常吟誦的。他曾對舒衡哲說：“說真話的日子不多了。”但對於遲到的“參政議政”，似乎也建言不多，更不在乎什麽“曆史地位”之類的事，一副“鎮之以無名之樸”的氣度。
　　我不禁又想起老人早年說過的話：“有的人重視過去。有的人重視現在。有的人重視將來。我所重視的在現在未來之間。”(《所思》，第62頁)。
　　這是一片什麽樣的時空呢？(原文約8000字，發表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