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獵殺中國龍》- 捍衛國家利益的力作

獵殺中國龍作者：江湧書評：捍衛國家利益的力作――評《獵殺中國龍》中央財經大學 張蘇教授讀完江湧博士的《獵殺“中國龍”》，我為之深深震撼，書中擺出的事實把我再一次從若隱還現的新自由主義麻痹中拽出來――1820年以後的不到兩百年，世界人均收入增長了800%以上，而中國從1820年到1949年，卻開始由“世界經濟中心”走向衰落，到1949年GDP占世界GDP總量的百分比降為。建國以後，國力開始逐步強盛，短短的六十年，我們從積弱積貧的起點走到經濟總量世界前列，國人為之揚眉吐氣，西方媒體也開始高呼“龍的國度”在崛起――但《獵殺“中國龍”》一書，用鐵的事實向我們證明，我們的國家經濟處在危險的包圍之中，已經到了必須吹響軍號準備作戰的時刻了。用江湧博士的話說，“中國就像一支巨型蠟燭，燃燒了自己（消耗著自己的資源，汙染者自己的環境，傷害著自己的勞工），照亮了別人（壓低了世界通脹，給世界製造了利潤與經濟榮景）……一個缺乏戰略性預見的國家注定要被國際資本洗劫……馳騁於不平世界，中國有翻生落馬的風險”！作者指出，新自由主義學者誤導、輿論追捧、以及掌握審批權的官員為主體的買辦的幫助，共同促成了國際資本屠龍的局麵：第一，資源劫難在中國上演。“幾十年過去了，中國在做大了GDP與外匯儲備的同時，我們的自然被破壞了，北方越來越多的城市地基下沉；環境汙染了，眾多地區藍天白雲變朦朧，綠水青山皆不見；黃金肆意被人家開采，煤炭被人家拿去填海，寶貴的稀土廉價送給別人儲存”。比如水資源，全世界每年人均淡水擁有量為8559噸，而移植進來國外用水多、汙染重的工業項目直接導致我國每年人均淡水擁有量接近1700噸的“供水緊張”指標，中國600個城市中的400個城市都已經出現長期缺水問題。第二，環境惡性汙染。西方國家把環境汙染嚴重的分工環節移到中國，他們卻享用著清潔的產品。“中國製造”形成的環境汙染不僅僅危害了中國居民的身體健康、危及中國社會穩定，影響國際聲譽，還導致了中國境內生態環境整體功能的不可恢複性下降。作者尖銳的指出，“富人在富裕過程中製造汙染卻不承受汙染，也不支付治理汙染的成本，這就是典型的環境不公平”。據世界銀行計算，目前中國每年GDP的8%-13%都在支付環境成本。第三，中國巨大的市場已經被外資控製。作者指出，零售業控製消費品價格的終端，消費品定價權正在向巨型零售企業轉移，而且這些零售企業在中國大城市的市場集中度不斷提高，控製價格的能力越來越強，中國的外資零售商擠壓中資中資企業的利潤，侵蝕中國製造業的基礎，並逐步成為行業主導。國家允許外資進入零售事實上是對國內民族商業乃至民族經濟的沉重打擊！第四，外資擾亂中國資本市場。西方高盛的那個投資公司通過與中國“政商勾結”，在中國從事內幕與欺詐交易，不僅僅直接從中國掠奪了數量驚人的資本，還幹擾了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能力：每一個國家的經濟體係是由三大市場組成的:商品市場、貨幣與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從而宏觀經濟健康運行需要三大均衡, 即商品市場上總需求總供給均衡; 貨幣市場上貨幣需求與實際貨幣供給均衡; 國際聯係方麵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共同決定的國際收支平衡。三大市場是緊密關聯, 觸一發而動全身的。高盛等大型投資公司可能和某些國家政府組成“經濟軍團”, 對宏觀經濟管理製度還不完善的國家進行經濟掠奪。比如投資公司可能從一個國家的商品市場入手, 利用少量的資金收購某種生活必需品(比如生豬) , 引起商品市場總需求增大; 這勢必傳遞到貨幣市場: 人們的交易需求增大了, 如果貨幣供給量保持不變, 必然導致利率有上升壓力, 這使得國際資本湧入利率市場化程度不高的國家牟利; 國際資本湧入必然打破外匯市場均衡, 使得東道國貨幣升值――而在投資公司攻擊商品市場的時候早已經在外匯市場做好埋伏, 一旦形成東道國貨幣升值壓力, 作為“經濟軍團”成員的一些國家政府再配合一係列財政貨幣政策, 進一步促使匯率按照投資公司預期的方向發展, 由此可以形成巨額套利。《獵殺“中國龍”》的特點不僅僅是用大量事實論述了這些觀點，我相信，每一個讀者都會發現，這部著作承擔了學術為國家之利器的重任，這是一部“為生民立命”的著作。自序（1）艱難成就書稿，按常理常例應有個序，如此###得“完滿”。但是，想來思去，還是自己套寫一個。因為文章寫作甘苦，自己身受。更何況，拙稿不少有“離經叛道”的意味，在單篇發表過程中，已經令諸多部門與相關人士不快，有的甚至還興過師問過罪。如今，雖然細致打磨，自覺圓潤不少，但是對一些眼睛中容不得沙子的人士，可能依舊有些衝擊力。倘若真的有仗義執序者，一旦問罪過來，豈不是拖人家下水。好壞還是一人承受，是故自序。一2009年是偉大的“五四運動”90周年，新中國成立60周年，恰好也是改革開放“河東與河西”的分水嶺。新中國建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昏睡百年的“中國龍”開始覺醒、舒展、騰飛。實踐證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是我們黨、我們國家興旺發達和長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是我們黨、我們國家生存發展的政治基石；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是我們黨、我們國家發展進步的活力源泉。改革開放作為一場新的偉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風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對外開放伊始，總設計師鄧小平同誌就提醒國人，打開門窗，新鮮空氣進來了，蚊子、蒼蠅也會進來。一開始，進入中國的“不好的東西”恐怕真的隻是些蚊子、蒼蠅。但是，後來形勢就不同了，蚊子、蒼蠅發現中國“錢多、人傻”，便呼朋引伴，由此大蟲、大鱷皆魚貫而入，“第五縱隊”迅速滋生且不斷壯大。對外開放的局麵由此日趨複雜，過去“摸著石頭過河”而獲得的經驗，對於如今“過海”、“越洋”的實踐，越來越捉襟見肘。在中國經濟周期正處於下滑之際，恰遇世紀金融大危機，屋漏偏逢連陰雨。在內外因素相互激蕩下，外儲縮水，樓市股市高危，企業倒閉，店鋪關張，員工紛紛下崗，民工大批返鄉。這在貧富加速分化、城鄉差距不斷擴大、地域發展嚴重落差的大背景的烘托下，夾雜著各種利益的社會矛盾日趨複雜與尖銳，嚴峻地考驗著黨和政府的執政能力。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中國今日之局麵，緣由眾多，但是發展模式應居於首位。新中國成立60年，以改革開放為分水嶺，其成功經驗與挫折教訓可以先後集中到兩大發展模式，一個是蘇聯高度計劃模式，另一個是美國自由市場模式。中國宏觀經濟出現的大問題恰恰是先前過分偏執於計劃，而後又越來越偏執於市場，從恪守馬列主義教條到恪守自由主義教條。在紀念改革開放30年、新中國成立60年之際，我們當然要大力宣揚30年來、60年來我們取得的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但是同時我們也應當實事求是地對待我們當今麵臨的緊迫問題，回首我們走過的道路，反思我們的發展模式。就縱向而言，我們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人民幸福，社會和諧，國家富強，國際地位提高。但橫向來看，尤其是與近鄰日本、“四小龍”的成長曆程比較來看，不難發現：我們的經濟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我們的人民本可以過上更好的生活，我們的環境本可以比現在更加宜人，我們的社會本可以更加和諧，我們的國家本可以更加富強；世紀金融大危機下，我們的經濟本可以損失更小，社會本可以震動更小；我們是美國最大債權國，在與美國的博弈中，我們本可以更加主動；……而實際情形恰恰遠不如人意。我們的社會經濟麵臨越來越多的隱患，我們的社會經濟安全麵臨越來越大的威脅，我們的未來將麵臨更大的不確定性與風險。自序（2）影響我們在總體方麵變得“更好”或在一些方麵變得“更壞”的，有很多因素，但是對外資的迷信、崇拜而忽視其消極作用是中國遭遇當前諸多困境的一個重要因素。改革開放之初，外資的確給我們帶來了先進的技術與管理，給我們帶來了全新的理念與氛圍，尤其是給我們帶來了靚麗的GDP。但是，在今日中國，外資早就告別散兵遊勇態勢，呈現利益集團化、組織代理化、訴求政策與法律化，而且其行為與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及相關集團利益交織在一起，逐漸顯露出其壟斷、寄生與貪婪的本性。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跨國壟斷資本在今日中國近乎無孔不入，無利不圖。在世界，跨國壟斷資本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挖掉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在中國，跨國壟斷資本不僅要挖掉中資企業的民族基礎，要挖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更主要的是要挖掉共產黨執政的社會基礎。在世紀金融大危機引發世界經濟持續衰退與低迷之下，在掃蕩全球的自由資本主義喪鍾敲響之後，在整個世界貿易、投資、金融等領域保護主義愈發嚴重之際，中國應思考：嚴重依賴外貿、外資、外腦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思路是否已經走到了盡頭？高消耗、高汙染、低收益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思路是否已經走到了盡頭？“以美為師”的經濟發展思路是否已經走到了盡頭？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目前麵臨的日益棘手、緊迫的問題，是前進中的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在總結改革開放30年、世界遭遇“百年一遇”的經濟大危機之時，中國向世界宣誓，中國決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蘇聯的高度計劃模式，也決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美國的自由市場模式。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在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終於找到了一條適合自己發展的路，一條前人未走過的路，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康莊道路。二對中國前途的信心，不僅來自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與偉大的中國人民，也來自作為共產黨與人民重要組成部分的政府官員。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推進，權錢交易盛行，官員腐敗與時俱進，大眾不滿與日俱增。俗話說，林子大了，什麽鳥都有。中國官僚相對數量龐大，因此貪官的絕對數量當然不少。2005年，本人被分派一個課題，研究《部門利益對國家重大決策的影響》。剛涉及此題，一頭霧水，到哪裏尋求實證。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在我私下調研過程中，得到了多個部門中眾多官員的大力支持，他們給我提供了諸多鮮活素材，很多是聞所未聞，有的甚至是駭人聽聞。近些年來，頻繁遊走於中國政治人叢，我的認知是，中國的官員絕大多數不僅有很好的知識素養，而且也有很好的道德水準，尤其是“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價值觀一直得到較好的傳承。相較於已經失去道德羅盤、失去自我反省能力的華爾街、華盛頓的那幫商僚與官僚，有著天壤之別。這是西方早就預言並急切期待“中國崩潰”，而實際迄今中國仍然屹立不倒並不斷壯大的重要原因。倘若中國政治體製能不斷改進完善，那麽這些具有很好知識素養與道德水準的官僚就能更好地造福大眾、社會與國家。本書稿中有眾多對相關政府部門與官員的指責批評，但我並不否認相關部門與官員的大多數，總體上對中國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國家崛起所作出的巨大貢獻。自序（3）“2008”，中國人曾經給予很多期盼，而後卻帶給了中國諸多不幸。有天災，有人禍，還有天災夾雜著人禍。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曆史上，巨型天災人禍曾經擊倒過許多民族，但是中華民族卻在各種災難中持續五千年文明，生生不息。天災人禍隻能使這個民族更加成熟、更加堅韌，民族崛起的基礎更加堅實。“2008”，一個非常特殊的年份，清晰地揭示，人民群眾是中國的真正主人，是社會曆史的真正創造者。一段時期以來，一度遠去的英雄史觀在中國又悄然出現，成形成勢。不可否認的是，精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寶貴財富，中國曆史尤其是中國近現代史，正是一個個精英在關鍵時刻，置個人安危、利益與家庭於不顧，為民族存亡，為國家崛起，奔走呼號。正因如此，魯迅先生感言，“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輝，這就是中國的脊梁。”但是，如今一些中國人，以精英自居，卻無昔日精英之胸襟與作為，利之當頭，難之麵前，首先是為自己打算，總是把自己、家庭、家族與小團體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有時為了個體與小團體的利益，不惜犧牲國家利益與民族利益。他們口口聲聲愛國愛民族，要與國家民族患難與共，私下裏卻將子女親屬悄悄送到海外，在境外機構開設不幹淨賬戶，有的還擁有西方綠卡，隨時做好“棄船登岸”的準備。有的長期以來拿境外錢財，為境外提供數據資料信息，為境外利益代言，肆無忌憚。世紀金融大危機，連美國總統奧巴馬都於國際場合承認，美國是金融危機的源頭。但是，中國的親美精英卻一個勁地鼓噪，中國是這場危機的重要源頭，甚至要承擔20%~50%的責任。這些精英們肆意妄為在中國泛濫，雖然沒有普遍成災，但是在一些領域（如產業化下的教育、市場化下的醫療、產權明晰下的國有企業賤賣等），災難已經出現，而且仍在不斷擴散。多年來，中國在一些領域實際所奉行的社會經濟路線是“打左燈向右轉”。在日趨多元化的社會結構中，那些先富起來的人群處於強勢地位；原先作為國家主人的工農大眾，一部分已經成為弱勢群體，處於社會的底層與邊緣；而中產階層遠不夠強大，遠不足以對社會穩定起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且在兩極分化的急速擴大中，他們屬於“失落的一族”，多數是左翼力量的同情者。近年來，經濟上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使中國社會對立日趨嚴重，左翼與右翼的理論、政策路線的爭論日益激烈，利益基礎的嚴重反差，決定了共識少之又少。而且在主管部門長期奉行“不爭論”的指導思想下，變相助長了右翼聲勢。“惟大英雄能本色，極高明而到中庸”。總結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成就的深刻緣由，重要一點是高端決策多數時候是“執兩端而用其中”，很好地克服了極左極右、忽左忽右。在利益集團於社會生活與國家政治日趨活躍的情形下，國家政策的公正、科學、合理依賴於相關利益集團的平衡博弈。但是，環顧當今中國的利益集團，強的超強，弱的過弱，政治博弈天平指針明顯傾向強勢集團。自序（4）在北京的理論圈子內，主流會議一般都有很好的禮品與可觀的出場費，會議往往官蓋雲集，場麵有時一個比一個奢華，直至令人咋舌。相比之下，那些被“貼牌”為左翼的會議不知寒酸多少倍，往往連頓飯都招呼不起，罔談什麽禮品與車馬費。所謂“為窮人辦事，為窮人說話”，對於當事人沒有一點好處，因此是否為窮人辦事、說話，是否認真為窮人辦事、說話，全憑良心。正因如此，代表著長期處於弱勢、未富裕的大多數的左翼，情緒化的言語日益突出，這是一個應特別給予關注的動向。在中國經濟周期向下、弱勢群體日子日趨窘迫、下崗不斷增多、諸多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的情勢下，中國決策者再也不能忽視左翼的聲音。中國實現社會相對和諧與國家長治久安，出路首先在於左右和解。但是，無原則、無是非標準、無大義、無基本共識，左右和解何易？為此，輿論必須照顧社會大多數的情緒，決策應當向弱勢群體傾斜，完善社會保障，減少失業，提高勞動就業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節製資本無度與肆意擴張。三本人生在安徽省無為縣昆山鄉一個非常偏僻的鄉村，小時候從未覺察，那裏的景色很美，山圍著湖，湖中有山，有野鴨、菱角、芡實和蓮藕，還有血吸蟲和“水鬼”（後來知道其實是一種水獺）。改革開放的春風一輪又一輪，可是那個倔強的鄉村在現代化上至今也沒有多大起色。我一貫認為，孤陋寡聞者莫過於我。上初中才見到手扶拖拉機，到縣城中考才乘上公共汽車，到武漢上大學才真正見到並坐上了輪船，還是“東方紅”號。進大學第一個星期天，與一個來自河南商丘的同學，在長江大橋上看到了真正的火車。那同學一直表現得比我有見識，當時很驚歎，“如此龐然大鐵，能在水麵浮起行駛，不能不說是鬼斧神工。”如今，這位仁兄早就不願意提及那段劉姥姥進大觀園式的笑話，大學畢業後不久就毅然下海，信誓以實業報國，如今在深圳置辦企業，經營有道，日進鬥金，世紀金融大危機也絲毫沒有延緩他賺錢的步伐。兒時的同伴眾多，放牛種田，成家生子，獨我上了大學，還是重點名牌。20世紀80年代的大學生還是值得炫耀的，“天之驕子”（當時說起一點也不臉紅），沒有學費一說，月有補貼，還有困難補助，雖然不算寬餘，但是隻要不找女孩子，也可以平靜度日完成學業，關鍵是皇帝女兒不愁嫁，畢業後工作全包，重點大學還可以挑三揀四，如此當然神氣活現。遠不像今天的學子，為學費而愁眉苦臉，為戀人而擠眉弄臉，為考試而歪鼻斜臉，為工作而灰頭土臉。盡管後來時事滄桑，命運多舛，盡管距離意想的成功目標還十分遙遠，但是在跋涉的路途上，在有誌者事竟成的努力過程中，每每提醒自己，不要忘本。一段時間以來，有一個研究經濟的學長，標準的主流精英，其講話每每引起公憤。據好事者考究，該學長也出生鄉村寒門，後來沐浴國家的陽光雨露，上大學，去海外，得洋“打狗脫”，身價倍增，憑借占得先機，終日裏忙著給企業與富人打點，多年來難見經濟學新造詣，卻時而不時拋出莫名其妙的論點。前不久，學長又言：大學生上不起大學是因為學費太便宜。網友評論，此公太不厚道了，忘本啦！印度聖雄甘地教誨，要當心可令我們毀滅的“七種罪孽”：沒有責任的享樂，沒有勞動的財富，沒有道德的生意，沒有是非的知識，沒有人性的科學，沒有奉獻的崇拜，沒有原則的政治。吾人當小心翼翼，引以為戒。生我者父母，養我者國家。對父母盡孝，對國家盡忠，天經地義。筆者的母親是個非常普通的母親，普通的即便用大段語句、甚至整篇文章也很難把她與眾多的中國鄉村女性區別開來。母親一生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識，平日裏總是圍著柴米油鹽打轉轉，專長就是洗衣做飯、養雞喂豬。2002年我博士畢業，最後敲定選擇北上北京工作，她非常高興，直接向我提出要求，說等我安頓下來後，要接她來北京，去看天安門。然而，等我剛剛從異地初任培訓回北京，還未正式上班，她就辭世了，非常突然。她辛苦一輩子，辛苦到最後一刻。我發表文章諸多，編寫書籍不少，但是能拿出手的尚無。本書一開始我就認真打磨，就是要獻給這個平凡的、默默無聞一生的母親大人，今年是她的本命年，祝福她在另一個世界平安、健康、快樂！今年又是新中國成立60周年，本書若能在“十一”前出版，也算為這個多災多難又多姿多彩的祖國母親盡一份忠心。江湧於紫竹院2009年5月導讀1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英國評論家登寧的話說：“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 馬克思所處的是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代，他所集中闡述的隻是一般資本。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進入了壟斷時代，金融寡頭成了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事實上的主宰者。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文中引述利西斯《論反對法國金融寡頭》的話，“金融寡頭統治一切，既控製著報刊，又控製著政府”。“今天是部長，明天是銀行家；今天是銀行家，明天是部長” 。日本前首相池田勇人直言不諱：“在日本，政府是船長，財界是羅盤，船長始終按羅盤指引的方向前進的。”如今，發達國家的壟斷資本普遍國際化。跨國公司對國外市場的滲透，對於母國來說意味著其影響範圍的擴大，這就延伸了國家權力的地域界線。跨國公司在國際競爭中形成對東道國的某些行業、領域或部門的控製，為母國增加了新的權力手段。一些發達國家利用本國的跨國公司收集情報早已成為公開秘密，這已不僅是實現一般的經濟擴張力，而且是謀取一種戰略控製力，便於在“關鍵時刻發揮關鍵作用”。改革開放後，我們通過“坐，請坐，請上座；茶，敬茶，敬香茶”的方式引進了外資，有一段時期，外資的確給我們帶來了先進的技術、管理，給我們帶來了全新理念與氛圍，尤其是給我們帶來了靚麗的GDP。但是，在今日中國，外資早就告別散兵遊勇的狀態，告別“先將予之”的階段，呈現利益集團化（集中體現在組成一個個協會、商會）、組織代理化（跨國壟斷資本普遍通過代理人、代言人在中國各行各業頻繁活動）、訴求政策與法律化（通過遊說，將跨國壟斷資本的利益寫入中國法律、政策），而且其行為與我國國內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及相關集團利益交織在一起，逐漸顯露出其壟斷、寄生與貪婪的本性。在世界，跨國壟斷資本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挖掉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在中國，跨國壟斷資本不僅要挖掉中資企業的民族基礎，要挖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更主要的是要挖掉共產黨執政的社會基礎。公有製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體，國有經濟與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公有製與國有企業構成中國經濟的基礎，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是人民當家做主的基礎。因此，消除國企，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進行釜底抽薪，是國際壟斷資本處心積慮的目標。如此，長期以來，跨國壟斷資本不僅自己直接行動，而且通過他們精心培育的代理人、代言人，始終不渝地向中國灌輸經濟自由主義，宣揚經濟無國界，用“在中國合法注冊的企業就是中國企業”來模糊決策者與大眾視線，以“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市場換技術”等似是而非的理論，來誘導決策者，放棄自主研發。如此，中國相對完整的工業體係被折騰得支離破碎，強大製造的基礎被嚴重侵蝕，陷入“越引進，越落後”的困境。尤其嚴重的是，在“產權明晰”的招牌下，肢解公有製，瓦解國企，消除與跨國壟斷資本相抗衡的市場力量；使一大批一大批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國家的主人下崗失業，成為弱勢群體，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力量；將一時不能瓦解的國企改造成為中國老百姓日趨厭惡唾棄的壟斷力量。壹 無孔不入的跨國壟斷資本（1）跨國公司，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與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對派怎樣惋惜，跨國公司還是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在我們睡大覺的時候世界正在發生著驚人的變化。地球是圓的，但世界是平的。世界正在被快速的攤平或鏟平，全球化也正在進入繼國家全球化、公司全球化之後的全球化時代，即個人全球化時代。全球化將深刻地影響我們的經濟、社會、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麵，改變每個人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生存的方式。不論是政府部門、商業部門、社會部門，各行各業的管理者、員工還是自由職業者，概莫能免。新一波的全球化，正在抹平一切疆界，世界變平了，從小縮成了微小。――（美）托馬斯・弗裏德曼《世界是平的》改革開放以來，通過持續大量引進外資、發展外貿，中國經濟獲得長足發展。外資企業對中國提高技術與管理水平、培育與鍛煉人才、促進市場發育等諸多發麵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外資給中國帶來的並非都是陽光雨露，隨著外資在華成長壯大，作為壟斷資本的本性開始顯露，其積極作用日漸消減，消極影響逐步顯現，對中國經濟安全的危害正日趨嚴重。“第五縱隊”長驅直入環顧當今世界，當數美國國家政權與壟斷資本交織最為緊密。銀行和工業日益融合（列寧提出的壟斷資本主義五個特征之一）而生成的金融資本與金融寡頭，一直是國家政權的幕後操縱者，有時為了需要甚至直接跳到前台。金融寡頭是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事實上的主宰者，“金融寡頭統治一切，既控製著報刊，又控製著政府”。 “今天是部長，明天是銀行家；今天是銀行家，明天是部長” 。戰後，美國聯邦政府國防和外交的權力分配形成了一條規律：由發家最早、實力最強的東部梅隆金融財團和洛克菲勒石油財團瓜分。通常情況下，國防部長來自梅隆財團，國務卿則屬於洛克菲勒財團。如今，官商結合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隻是相關形式發生改變而已。單看財政部長多半來自華爾街，而政府部長離職後進入大公司當老總或顧問早已比比皆是，而布什總統父子本身就是金融寡頭。日本則是另一個壟斷資本登峰造極的國家，著名的“財界四團體”（經團聯、日經聯、同友會和商工會議所）不僅對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製訂和實施發揮著重大作用，而且還在相當程度上直接影響著政治結構與政府更迭。前首相池田勇人曾經直言不諱：“在日本，政府是船長，財界是羅盤，船長始終按羅盤指引的方向前進的。”外資在中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早已告別“散兵遊勇”的狀態。隨著外資的強大，早先的一般資本如今已演變為壟斷資本，正積極謀求對中國經濟、社會乃至政治產生影響，並實現控製與壟斷，以獲取暴利。為鞏固和擴大在華利益，這些壟斷資本依靠自身雄厚的經濟實力與母國強大的政治後盾，通過各種方式，活躍於中國各級政府部門與重要民間團體之間，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經濟與政治力量。強力公關　跨國壟斷資本憑借其雄厚經濟實力，巧妙利用各方人脈，進行公關。越來越多的外企總管熟諳中國政治運行之道，想方設法接近與拜會中國政府與國家領導人，一方麵私圖進行政策遊說；另一方麵可作炫耀資本，為商業活動鋪路。壹 無孔不入的跨國壟斷資本（2）為擊敗競爭對手（法國興業銀行）對廣東發展銀行的並購，花旗銀行請出與華關係良好的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給中國××部寫信，“以個人名義力諫中國政府支持美國公司對廣東發展銀行的收購努力”，並稱“這將有利於中國及中美關係的全麵發展”。該部門如何反應不得而知，但事實是花旗不僅持有廣發20%的股份，而且還以20%的股份贏得廣發100%的經營管理權。以收購各國“命脈產業”為宗旨的美國私募基金凱雷投資，一直以強大的政府公關能力著稱，為實現對中國工程機械龍頭企業徐工的並購，積極遊說當地政府相關主管部門，並取得後者鼎力支持。利益輸送　跨國壟斷資本或收買、利用高幹子女、親屬，或聘請一些部門領導與職員做谘詢師，或將相關課題配以豐厚的課題經費，給予各大部委研究機構與學者，對中國相關部門決策與立法施加影響。百事可樂等國際大公司曾多次以課題研究的名義，向××部跨國公司研究中心與相關個人提供研究經費；投桃報李，該中心長期以來一直為跨國公司的在華利益而奔走呼號。此外，跨國壟斷資本還以安排出國觀光、子女國外就讀、協助轉移資產與洗錢等條件，或以參加國際學術研討、邀請做訪問學者、收錄論文進SCI（科學引文索引）、授予名譽學位職稱等為誘餌，吸引一些中國官員、學者為其效力。為強化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直銷市場地位，美國###公司對中國相關政府部門以及高級官員進行集體公關，通過向清華大學的“中國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提供巨額讚助，送相關高官到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進修。福特基金會每年在華開展數十個資助項目，很多項目是麵向官員與學者的。由此不僅能得到相關信息，而且借機可以施加政治影響，推廣美國的民主價值觀與治國理念。與國內利益集團結成共同體　在對外開放的進程中，在中國滋生了一大批從事買辦活動的掮客，這些掮客一般有著複雜乃至顯赫的政治背景，法力極大，影響力無邊。他們與涉外利益集團形成日趨緊密的“共生”態勢，遊走在外資與國內各級政府部門之間，翻雲覆雨，獲取巨額收益。與跨國壟斷資本結成利益共同體的不僅有個人，還有法人。一些大型中資企業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甘願充當外資的“鋪路石”。為占領中國壽險市場，外資保險巨頭紛紛與中國非保險業的大型企業集團“聯姻”。比如，法國安盛保險集團與中國五礦集團合資成立金盛人壽保險，意大利忠利保險與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合資成立中意人壽等等。這種有違常理（同行合作）的合資路線，一開始就體現出外資保險公司的獨資圖謀。在合資壽險公司中，中資企業往往缺乏保險經營經驗，因此合資公司實際上是由外資主導。跨國壟斷資本結成聯盟　中國第一、世界第五的電池生產商福建南平南孚公司已成為跨國壟斷資本結成聯盟的經典案例。1999年南平市相關部門為改善治理結構而主導引進外資，但竭力避免被同行產業資本（主要是美國吉列）所並購。然而，以摩根斯坦利為首的國際基金在2002年對南孚實現控股後，2003年就將所持股份全部轉售給南孚的直接競爭對手――美國吉列。2005年1月，54家在華跨國公司聯合向國務院上書（《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對新企業所得稅法的若幹看法》），反對“兩稅合一”。在《郵政法》重新修訂之際，已在中國國際快遞市場居於壟斷地位（份額達80％）的四大國際快遞公司――德國敦豪（DHL）、美國聯合包裹（UPS）、美國聯邦快遞（FEDEX）、荷蘭天地快運（TNT），共同派代表會晤商務部等部門高官，通過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中國國際貨運代理協會等組織機構傳達意見，並且於2005年7月聯合通過亞太國際速遞商協會（CAPEC）發表聲明，希望中國郵政改革能堅持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和政事分開，在快遞領域引入公平競爭機製。壹 無孔不入的跨國壟斷資本（3）借助與培育政治力量　以政治促進商業利益，是西方社會的“通行規則”，跨國壟斷資本自然精於此道。當獲悉中國鐵路大提速需要數億美元的設備和技術時，法國阿爾斯通集團董事長兼CEO柏柯龍極力遊說法國政府與中國政府溝通，前總統希拉克由此帶著“重要的經濟使命”訪華，阿爾斯通由此與中方簽署了總額達15億歐元的供貨協議。當凱雷收購徐工案陷入膠著狀態時，美國商務部副部長富蘭克林・拉文訪華，在公開場合呼籲中國政府按照“商業原則”處理凱雷收購徐工的交易。以非常手段操縱腐敗官員　進入中國的許多外企老板，也由最初單純的賄賂收買官員，逐漸發展為支配這些墮落者。2006年6月，北京市副市長劉誌華因生活腐化墮落被免去職務，而直接扳倒劉誌華的，就是一盤長達60分鍾的性愛錄像帶，錄像帶記錄了劉在香港進行色情交易的整個過程。一位業內人士在接受采訪時認為，這盤錄像帶顯然不是偶然拍攝到的，肯定經過周密策劃。由於涉入新的權色交易與收受更多賄賂，劉“背信棄義”，將原本給予某個“很有來頭”的外資企業、位於北京黃金地段的房地產開發項目，又授受給另一家房地產開發商，惱羞成怒的外企相關人員便出此下策，使劉身敗名裂。坊間認為，像劉這樣被涉外利益集團操縱玩弄（始“弄”終棄）的官員絕對不是特例，而對劉的“懲治”對那些正為涉外利益集團服務的官員也具有“殺一儆百”的作用，使他們以後忠心耿耿為其利益服務。侵蝕中國經濟主權經濟主權是政治主權的基礎，也是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內容。保持經濟主權的獨立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前提，也是實現經濟繁榮、國家富強、民族自決的重要保障。一國的經濟主權不僅體現在領海、領土的管轄與治理權，更重要的是集中在經濟自主決策權。活躍在中國境內的跨國壟斷資本，在中國攻城略地，通過各種方式與各類途徑，越來越多、越來越大地影響中國重大決策乃至立法，中國經濟主權正受到越來越嚴重的侵蝕。影響立法，損害法律威嚴1998年4月14日，中央頒發一個重要文件――《關於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提高利用外資水平的若幹意見》，文件的基調積極，總體設計科學合理，但是文件當中被塞入某些玄機，例如文件開篇就有“依法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作為中國企業的一部分，是混合所有製經濟和非公有製經濟的形式之一。這種所有製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實行對外開放，就必須堅持利用外資不動搖”。值得注意的是，該《意見》過去一直是個秘密文件，在2008年總結改革開放30年成績的時候，才將該文件公開。大眾不禁要問：一個關係到中國對外開放方向、大張旗鼓引進外資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為什麽是“秘密的”？其實，正是跨國壟斷資本的積極活動，使相關部門設定“在中國設立的外資企業是中國企業的一部分”，而後又被悄悄塞進上述重要文件，從而具有法律效力。如此，涉外利益集團、跨國壟斷資本便借此“拉大旗做虎皮”，作為“中國企業”橫行中國。2006年8月，中國銀監會修訂《外資銀行管理條例》，要求外資銀行在華注冊為獨立的法人機構。該舉措遭到跨國壟斷資本的強烈反彈。美國“金融服務論壇”呼籲美國政府抵製中國銀監會的新《條例》，敦促美國財政部長、商務部長和貿易代表出麵幹涉。壹 無孔不入的跨國壟斷資本（4）跨國公司在中國大舉並購，當中不乏涉及謀求或實現市場壟斷的情形，我國頒布反壟斷法無疑是解決外資並購壟斷問題的重要手段。但是，由於跨國公司竭力阻止，致使我國反壟斷法遲遲難以出台，被擱置長達十多年之久。跨國壟斷資本甚至直接參與中國的法律起草。××部在爭取到直銷法的部門立法權後，曾與###等外資直銷企業多次溝通，甚至還請###、雅芳等外商草擬直銷法。2005年《直銷管理條例》頒布，正式開放直銷市場後，近千家直銷企業隻有13家獲得直銷牌照，其中外資企業就獨占了10家（此後國內拿到直銷牌照的企業已達19家，其中外企14家）。業內專家認為，《直銷管理條例》完全是為外資量身打造的。2006年3月，全國人###律工作委員會向全社會征求《勞動合同法（草案）》的修改意見，由於外企違法用工比比皆是，比如肯德基公司不與勞動派遣者簽訂勞動合同，辭退這些員工時，就不用支付賠償金。很多日資公司形成一種慣例，解雇員工用“勸退”代替“裁員”，這樣就無須支付違約賠償。針對《勞動合同法（草案）》的修訂，一些外企駐華代表機構（如中國歐盟商會、北京和上海的美國商會等）迅速行動，積極進行有組織遊說。一些外企甚至以“撤資”相威脅，抵製《勞動合同法》的出台。中國《工會法》規定，在中國境內的企業、事業單位、機關中的勞動者，都有依法參加和組織工會的權利，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阻撓限製。但是，許多外資企業以“建立工會組織不符國際慣例”等理由拒絕參加和組織工會。在華外企近50萬家，雇傭職工2000多萬人，但組建工會的外企長期不到20萬家。依法納稅是每個公民與法人的義務，依法征稅是每個國家的稅收主權。眾多在華外企長期存在“長虧不倒”和“越虧損越投資”的怪象，2005年賬麵虧損的外企占總數60％以上。其實質就是通過各種避稅手段轉移利潤，並通過各種公關活動持續避稅獲利。國家稅務總局的不完全統計資料顯示，一些跨國公司利用非法手段避稅，每年給中國造成的稅收收入損失保守估計達300億元以上。在中國經濟平均增長約10%、稅收平均增長高達20%~30%的態勢下，2004年外資百強納稅增長率為零！影響重大決策，損害政府威信跨國壟斷資本利用在華獲得的豐厚利潤，自己培育分析師，或高薪聘請優秀華人學者當顧問或董事，通過境內外媒體刻意包裝、打造，提供各類交流平台與活動舞台，提高這些學者的知名度、美譽度，使其成為中國國內行業“精英”，擁有越來越大的話語權，影響中國行業乃至宏觀經濟決策。如國有企業股份製改造、股權分置、引進戰略投資者，都有相關經濟學者搖唇鼓舌的影響。這種市場化、國際化傾向，使得一些國有企業逐步淪為外資企業並購的對象。在“產權明晰”的招牌下，肢解公有製，瓦解國企，消除與跨國壟斷資本相抗衡的市場力量；或將一時不能瓦解的國企改造成為中國老百姓日趨厭惡唾棄的壟斷力量。多年來，跨國壟斷資本還不遺餘力地鼓搗中資優質大型企業或國有壟斷企業境外上市。這不僅為外國金融服務機構提供巨額谘詢、審計、評級、承銷費用，而且將中國財富源源不斷輸送到境外！中石油、中石化、###、中國聯通等四家公司當初海外上市融資不過百億美元，但隨後四年海外分紅就超過千億美元，這種“分紅”的實質就是將通過壟斷盤剝國內消費者獲得的財富轉手奉送給外國投資者。壹 無孔不入的跨國壟斷資本（5）許多在華跨國壟斷資本的行為還損害中國政府的威信。中國政府明文規定，中國金融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但是習慣“全能運作”的外資機構，利用中國混業監管上的缺失，加速在中國金融業的網狀布局，德國安聯集團與德意誌銀行、美國AIG集團與保德信集團、英國匯豐集團與保誠集團、荷蘭國際集團（ING）等外資金融機構都擁有銀行、證券、保險等多種分支機構，“明目張膽”地實施混業經營。為抑製房地產市場泡沫膨脹，自2004年開始，中央政府實施以“緊縮銀根與地根”為主的宏觀調控。但是，外資機構憑借其強大的經濟實力，以及獨特與優越的法人地位，向中國本土房地產公司提供包括融資在內的各類金融服務。高盛、摩根斯坦利、花旗、瑞銀、華平投資、凱德置地等國際頂級公司，直接或間接進入內地的房地產市場，中國房地產價格由此居高不下且不斷上漲，宏觀調控政策因此大打折扣，損害了政府的威信。謀取壟斷優勢，擾亂市場秩序沒有一個美國大公司不是通過某種程度、某種方式的兼並而成長起來的，幾乎沒有一家大公司主要是靠內部擴張而成長起來的。對外擴張與兼並是西方企業發展的常態。通過多種途徑，謀取壟斷優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報告指出，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製；在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製權。技術密集等高附加值產業越來越多地為跨國公司所控製：跨國公司已在中國的網絡設備、計算機處理器與服務器等行業占有絕對壟斷地位；外國汽車品牌占銷售額的90％；最大的5家電梯企業均為外商控股，占全國產量的80％以上；彩色顯像管占65％，程控交換機占90％，移動通訊電話行業占95％。美國沃爾瑪公司實施“虧損戰略”，以其本土市場對海外市場補貼的方式，擴張中國市場份額。麥肯錫報告稱，外資零售企業可能在WTO開放5年後占據80%的中國零售業市場份額，屆時中資零售企業將麵臨嚴峻的生存競爭考驗。全球最大的工程機械製造商美國卡特彼勒公司從1995年開始，就著手對中國工程機械行業實行整體性、規模化並購，如今已在華建立了11個生產基地，兩個研發中心，一個培訓中心，2003年正式提出100億美元的收購計劃，旨在占領整個中國工程機械市場。依照國際經驗，工程機械製造業，平時製造推土機、挖掘機等工程用機械，戰時則可轉產坦克、裝甲車等戰爭機器。一旦中國工程機械製造業由外資壟斷或控製，則中國的國防軍工業與國家安全必然受到損害。根據國家發改委國有資產研究中心課題組調查發現，跨國公司已將並購目標集中在我國能源生產和供應領域、基礎材料工業領域、具有巨大市場規模和長期增長潛力的消費品生產領域、新技術服務和正在逐步走向開放的商業、金融服務業領域。利用壟斷優勢，獲取壟斷利益隨著市場份額的增加，跨國壟斷資本對相關商品價格的影響越來越大。無錫威孚有限公司自主擁有轎車用柴油的電噴射係統技術，生產的噴油泵價廉物美，但是德國博世並購威孚後，威孚品牌沒了、相關研究團隊被剃光了，博世壟斷了這一技術與產品生產，而產品售價翻了一番。壹 無孔不入的跨國壟斷資本（6）濫用知識產權。國家工商總局和科技部先後發布在華跨國公司“限製競爭報告”和“知識產權濫用報告”，指出包括柯達、利樂、微軟、思科、通用電器、飛利浦等在內的跨國企業濫用知識產權。部分跨國公司作為一些產品、技術的標準製定者，把專利嵌入各種國際標準中，讓中資企業在遵循、使用標準的過程中不知不覺發生侵權行為，然後通過訴訟維權，坐收漁利。如跨國公司利用“DVD專利使用聯盟”，迫使中國的DVD碟機生產企業每年交近百億元的專利費。這迫使相關中資企業退出生產領域，或淪為跨國壟斷資本的貼牌生產企業。不當利用話語權。跨國壟斷資本及其代言人在相關市場擁有越來越大的話語權，利用話語權謀取不當利益，進行市場投機。股票與房地產市場易於掀起泡沫，是跨國壟斷資本投機的理想場所。跨國壟斷資本及其代言人利用其豐富的國際經驗，利用大陸A股與香港H股之間的聯動以人民幣升值、宏觀調控、市盈率高低等名義誤導民眾的預期，導致股市與樓市劇升劇降，從中賺取巨額利潤。使中國企業家“英雄氣短”，中國企業落入“引進，落伍；再引進，再落伍”的惡性循環企業家精神是企業與產業成長壯大的關鍵因素，也是國家實現自主創新戰略的重要源泉。但是，跨國壟斷資本實現與謀求壟斷，嚴重抑製了本土企業家精神。實施並購　喬治・J・斯蒂格勒在《通向壟斷和寡占之路――兼並》一文中認為“一個企業通過兼並其競爭對手的途徑發展成巨型企業，是現代經濟史上一個突出的現象”。 在華跨國公司需要能夠執行其全球戰略的經理人，而不是有獨立意誌的企業家。本土優勢企業被收購後，雖然“本土品牌可能保持”，“團隊可以繼續經營”，但事實是本土企業成了跨國公司全球戰略的“棋子”，不少企業家變成了職業經理人，本土品牌與企業家的命運完全落在跨國公司董事會的手中，一些曾滿懷豪情的企業家因此而悔恨不已。前文提到，在美國吉列對中國第一、世界第五的電池生產商福建南平南孚公司實現控股後，南孚品牌雖然保留，但是南孚人昔日征戰全球的雄心壯誌已不複存在。重金收買　外資一方麵大肆偷稅漏稅，另一方麵在吸引中國企業家、科研人員等方麵則不惜重金。樂百事、雙匯、徐工等知名本土企業的優秀管理團隊以及企業家都是因為跨國壟斷資本許諾並購後給予豐厚待遇而紛紛倒向外資的。當荷蘭天地快運（TNT）與聯邦快遞（FedEx）以遠遠超出預期的價格分別收購華宇和大田兩家中資物流企業後，眾多曾誓言與外資物流公司一決高下的本土民營物流企業，便不約而同地集體投奔外資。跨國壟斷資本憑著優厚的薪水和待遇，持續挖掘中國本土企業、機構的優秀科研人才。統計表明，中國最優秀人才的40%、優秀人才的都流向了外企或其在華設立的研發機構。嚴密設防　中國製造業在做大、做強或國際化的征程中，普遍遭遇跨國公司在知識產權和專利、產業和技術標準方麵設置的壁壘與陷阱，使中國企業家“英雄氣短”。在強大的外資企業麵前，一些本土企業陷入了“不搞研發等死、搞研發找死”的兩難境地。“中外合資”一度是中國試圖獲得國外技術的理想方式。但是，一些外資通過多種手段遏製合資企業開發新產品或新技術。如在合資條款中，外方一般都要求中方，隻有生產許可權而沒有產品設計確認權，不能對外方的產品技術進行任何修改和創新。不少國企在與外商合資的過程中，原有的研發機構被分拆，技術力量流失。壹 無孔不入的跨國壟斷資本（7）戰略誤導　在跨國壟斷資本代言人的鼓搗下，中國長期推行“以市場換技術”而忽視“自主創新”戰略，由此陷入了“引進，落伍；再引進，再落伍”的惡性循環。這不僅嚴重扼製了本土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而且還貽誤了中國產業發展的最佳時機。目前，中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以上，產業發展的主導技術基本上依靠國外。製造光纖、集成電路、石油化工、轎車和數控機床的裝備，依賴進口的比率分別達到100％、85％、80％、70％和70%。“圍剿”中國海外利益，欲使中國成為跨國壟斷資本的“超級提款機”戰後，日本用了18年時間（1956~1973年），經濟發達程度就趕上了美國，如今人均財富世界第一。中國改革開放30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與當年日本相當，但是國家人均財富不及美國的一個零頭。中國的財富哪裏去了？被跨國壟斷資本卷走了！中國股市從6124高點，一度跌穿1700點，數以十萬億計的財富被“蒸發”，跨國壟斷資本“功不可沒”。價格訛詐　近年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導致對國際鐵礦石的需求急劇增加，進口占世界需求量的1/3以上。按常理，中國具有戰略買家優勢，不僅擁有一般的定價“話語權”，甚至可以說具有定價“壟斷權”。但在2006年進口價格談判期間，跨國壟斷資本與國內買辦等聯手大肆炒高鐵礦石價格，導致鐵礦石價格居高不下，如此原本合同壓價17%的期望非但沒有實現，反而漲價19%。鐵礦石定價隻是個代表，“中國買什麽，什麽就貴；賣什麽，什麽就便宜”說法的背後或多或少都隱藏著類似玄機。如今，被媒體近乎鋪天蓋地、熱炒的“力拓案”隻是揭示巨大玄機之冰山一角。借機敲詐　由於國家嚴格限製外盤代理，中國期貨經紀公司隻能長期局限在國內市場。中資企業要參與國際套期保值一般需借助外資投行渠道，因此相關商業活動絲毫無機密可保，交易過程中很容易陷入被動。如中航油進行期權交易的渠道，是包括日本三井、法國興業、英國巴克萊等在內的國際知名投資銀行，與此同時這些投資銀行也是中航油的交易對手，因此當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於2004年進行5200萬桶原油的投機交易時，對各大投資銀行而言則是公開的秘密。有諸多報道顯示，獵殺中航油、導致億美元巨虧的元凶正是這些投資銀行，2005年國儲銅巨虧6億美元以及2008年東航巨虧7億美元，近乎都是同樣的問題。將中國企業變成“圈錢道具”　伴隨中國“入世”過渡期結束，摩根斯坦利、高盛等投資銀行以及凱雷、華平等私人股本公司對中資企業的並購異常活躍，這是因為這些國際金融機構有很好的海外退出渠道，將中國企業適度包裝後於境外上市融資，一般三年左右就可以實現上市股權退出，賺取豐厚利潤。因此，相關國際金融機構通常隻關心企業的短期業績，並不在意發展中存在的基礎性問題。這使得中資企業成為國際資本到股市圈錢的“道具”，傷害中資企業的後續發展能力，破壞中資企業的長久聲譽。影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在部門與地方政府的庇護下，一些跨國公司長期漠視中國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以至於相關勞動糾紛愈演愈烈。惡劣的工作條件、低廉的工資水平、缺乏各類勞動保障等因素，使各地職工群體性事件有逐年上升的趨勢，引發社會動蕩，威脅經濟安全。2005年10月，因嚴重不滿資方加班超時、加大勞動強度等舉措，大連一家日資公司員工發起罷工，由此引爆長期潛伏在外企的勞資矛盾，一場原本一家企業五六百人的罷工迅速蔓延成當地20多家日資企業3萬多名員工。壹 無孔不入的跨國壟斷資本（8）此外，跨國企業在華行賄事件近十年來一直呈上升趨勢，在中國調查的50萬件腐敗案件中，64%與國際貿易和外商有關。國外中國問題專家警告，中國產業正日趨“邊緣化”、“外圍化”，“進步中的貧困”正加速生成。在跨國壟斷資本的催化下，中國兩極分化加劇，社會衝突日趨尖銳，資源急劇耗盡、生態嚴重破壞，民族工業加速解體，科技創新不斷滯後，社會經濟愈發呈現出某些“增長而不發展”的跡象，這是否表明中國正步入“拉美化”境地？“家賊”與“內鬼”值得關注跨國壟斷資本之所以能對中國經濟安全實施越來越大的危害，主要在於某些學者的誤導、輿論的追捧、買辦的幫忙；在於政府的錯誤決策、監管能力不足、監管行為滯後；在於某些中央政府部門利益膨脹、部分地方政府急功近利。學者的誤導、輿論的追捧、買辦的幫忙跨國壟斷資本在華網羅了一大批依附力量，形成了以跨國壟斷資本為核心的不同層次的利益共同體。學者誤導　長期以來，新自由主義者主導著中國改革開放的話語權，直接或間接影響著中國的重大決策。這些學者或學者型官員食洋不化，對外國的資本、技術、管理以及生活習俗等迷信備至，崇拜有加，在平時的思考與決策中，自覺與不自覺地站在跨國壟斷資本的立場，有些甚至為跨國壟斷資本代言。例如，陷入“GDP增長”迷思，鼓吹跨國壟斷資本已是中國經濟的一部分，且是最重要、最有活力的組成部分；陷入“經濟效益”迷思，鼓吹“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執迷“以市場換技術”；陷入“私有產權”迷思，鼓吹以西方的產權製度、經濟運行機製來全麵置換中國現有的經濟體製；等等。輿論追捧　伴隨地方政府的紅地毯，麵對新聞媒體的鎂光燈，在各地方，跨國公司CEO往往被大群記者眾星拱月般簇擁，其音容笑貌總能進入電視的黃金時段、報紙的頭版頭條。輿論這種對跨國壟斷資本的極力跟從、無限追捧，客觀上賦予了跨國壟斷資本越來越顯赫的地位，以及越來越大的話語權。買辦幫忙　改革開放以來形成了一大批依附於跨國壟斷資本的、為其鞍前馬後效力的買辦階層。其中一些買辦有著複雜乃至顯赫的背景，法力極大，影響力無邊，與跨國壟斷資本形成日趨緊密的“共生”態勢，為跨國壟斷資本在中國的發展壯大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部的跨國公司研究中心，不僅隨意接受，而且還主動尋求跨國公司的資助，名為專事跨國公司研究和谘詢的機構，但眾多業內人士與廣大網民早就“認定”其為跨國公司在華的“話語中心”、“政策公關中心”。每年發布的“跨國公司在中國報告”對跨國公司近乎充滿了肯定和讚譽。跨國壟斷資本在華的每一次擴張，都能找到政府“不當決策”的影子由於政府職能僵化、一些部門衙門化與領導官僚化，民主決策難以落實，決策科學性每每出現問題，導致在資金、技術、管理、營銷等方麵形成對跨國壟斷資本的全方位依賴。資金方麵　中國儲蓄率居世界前列，中資銀行雖然存差高達數萬億元，但仍迷信外資為所謂“高功能貨幣”（可帶來先進的技術與管理，增加本土市場的競爭活力）給予各種優惠（包括稅收減免、優惠的用地用水用電、降低環保與勞工標準）吸引外資。由此，導致外資對內資日益嚴重的替代與排擠，金融市場發育嚴重滯後。壹 無孔不入的跨國壟斷資本（9）技術方麵　迷信盲從新自由主義者鼓吹的“以市場換技術”的偏方，滿足於引進“適用”技術，放棄自主研發，最終“賠了夫人又折兵”，關鍵技術、高新技術沒換來，反而令諸多重要的國內市場紛紛被外資搶占，原有技術與研究團隊被肢解，自主創新之夢逐一被粉碎，類似“運十”飛機、汽車行業等悲劇一再發生。管理方麵　自輕、自暴、自棄，迷信“外來和尚念好經”，會帶來先進的管理經驗。相關監管部門頒布一紙文書，要求上市公司融資時，財務報告必須由國際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補充審計”，四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由此迅速占領並壟斷中國審計市場。實際表明，這些國際事務所在“道德風險”上絲毫不遜色於國內同行。市場方麵　迷信“GDP增長”，迷信外匯儲備（實際就是國外印刷的紙張）的“戰略價值”，不惜資源、環境與勞動者的生命健康等進行出口與創匯，導致對國際市場的嚴重依賴，與主要貿易夥伴的摩擦日益激烈，外經外貿乃至部分外交受製於人。宏觀調控方麵　在缺乏科學論證的情形下，沒有因時、因地製宜，倉促出台措施，而且“一刀切”，使得國民經濟與關鍵行業大起大落，導致外資乘虛而入，迅速占領中國市場。如1992年銀根鬆弛，銀行對企業大規模放款。1993~1994年銀根緊縮，清理“三角債”，融資渠道堵塞，本土企業舉步維艱，紛紛轉向與外資合作，導致外資大規模擴張。新一輪外資在華並購擴張，則與2004年開始的緊縮銀根，抑製部分行業過熱緊密相關。日益膨脹的部門利益與地方利益“助紂為虐”部門挾洋以自重　隨著開放日漸擴大，越來越多的機構打著“國際化”、“全球化”、“與國際接軌”的旗號，利用增進對外交往、開展對外談判、加強對外合作等時機，以“接受國際慣例”、“增強國際競爭力”、“提高國際資源控製力”等為借口，挾洋以自重，鞏固、謀取部門利益，一些機構已經將部門利益與境外利益集團利益緊密交織在一起，甚至形成俱榮俱損的“共生”態勢，部門政策製定乃至部門立法都向跨國壟斷資本敞開，這是跨國壟斷資本在華活動日益猖獗的重要原因，如金融業隻對西方而不對內的“定向開放”，長期給外企“超國民待遇”等等。地方外資崇拜　在以GDP增長作為主要考核政績的製度安排下，地方政府普遍爭相招攬外資，大搞優惠政策攀比，甚至不惜動用行政資源為外資進入“保駕護航”，導致日趨嚴重的“外資崇拜”。在珠江三角洲，當出現勞工與外資糾紛時，一些地方政府總是站在外資立場，包庇、袒護、縱容外資，想方設法隱瞞、推延甚至打壓勞工為合法權益進行的行政與司法抗爭。相比沿海，一些內陸地方政府給予外資的優惠有過之而無不及，早已超出經濟領域，甚至把過去帝國主義在華租界的政治法律特權都搬了出來。××省××市明文規定，外資享有各種政治法律特權，包括不受交通法規的製約、醫院看病享受半價、出入娛樂場所不受公安機關檢查等；此外還規定，每月1~25日為企業“安靜日”，包括司法機關在內的全市任何部門不得進入外企，違者立刻開除。很多地方政府既不相信國企能搞好，也不信任民企能做大，因此鐵了心思要把地方企業賣給國外資本。2004年年中，徐州市在篩選徐工的戰略投資者時，首先排除的就是國企與民企，使競爭者為“清一色”的國際資本。2005年4月5日《珠江時報》自豪地宣稱，外資並購民企在佛山已成“流行色”；同年10月24日《新華日報》報道南京市的自豪：南京民企成為外資並購的“香餑餑”。監管能力不足，監管行為滯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政府充分發揮“守夜人”的功能，強化對市場主體的監管。但是，快速市場化、國際化以及管理體製僵化，使相關監管部門難以很好適應對跨國壟斷資本的有效監管。監管能力存在問題　外資創造了中國約33%的GDP，卻隻繳納了約20%的稅收。眾多在華外企長期存在“長虧不倒”和“越虧損越投資”的怪象，就是利用中國的管理與政策漏洞進行利潤轉移以逃避稅收的結果。外資之所以能長期成功避稅，且不論在某些地方是否存在具體稅務人員與外企的合謀，但可以推定中國稅務部門的監管、審計能力存在問題與漏洞，即地方稅收部門的能力難以應對外企在財務管理體係上的繁雜性。監管機構設置存在問題　中國行政機構設置及其職能配備至今尚缺乏嚴密的科學性與法定程序，很多是部門利益博弈的結果。例如，針對外資銀行理財產品，風險控製由銀監會監管，所涉及的外匯管製規則由外管局製定，反洗錢問題則由央行反洗錢局來管理。注冊會計師行業所涉及的監管“婆婆”就有財政部、證監會、審計署等多家機構。多頭監管難免會出現“監管真空”和“重複監管”。國家反洗錢工作部際聯席會議有23個成員單位，也就是說至少有23個機構與這項監管有關，各機構分工配合的效率可想而知。監管行為滯後　由於監管水平不高，專業能力有限，加上監管機構設置欠缺，從而使監管滯後，有時相當嚴重，由此造成重大甚至無法挽回的損失。四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就是在監管部門的“幫助”下，迅速占領並壟斷中國審計市場的。凡是要融資尤其是在境外融資的企業與機構，都要接受國際會計師事務所“法眼”的檢驗，如此，企業的商業機密乃至國家機密（很多企業屬於戰略行業或敏感行業）何以得到有效保障？中國金融業實行分業監管，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三部門分工協作，理論上周密有效，但實際上，外資金融機構“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實行混業經營。中國“入世”協議明確規定中國各類金融市場及其業務的開放時間表，然而外資金融機構利用其混業經營及技術管理等優勢，早就積極從事跨地域、跨期限展業活動，使我國很多規定形同虛設。貳 處心積慮消除國企（1）資本來到人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肮髒的東西。壟斷資本則不知比一般資本血腥和肮髒多少倍。國有企業則是肩負著替代私有資本、狙擊壟斷資本、清潔世界的使命來到人世間。在國際市場由跨國壟斷資本占主導地位的情形下，在經濟自由主義甚囂塵上的態勢下，國有企業注定會命運多舛。一些私有資本與跨國壟斷資本在不斷從國有企業“掘金”的同時，還不停地咒罵國有企業，更加顯示出其“血和肮髒”的本性。國有企業是抗衡跨國壟斷資本的主力軍自國家誕生後就有國際競爭，隻是於全球化之下日趨激烈而複雜。就競爭主體而論，不僅有國家之間的競爭，還有企業之間以及國民之間的競爭。國家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　從世界曆史發展的脈絡來看，國家之間的競爭先於企業及國民之間的競爭。自國家誕生後，國家之間的政治與軍事競爭就始終存在，競爭的常見方式是對抗，極端形態就是戰爭。經濟全球化下，國家之間的政治與軍事等方麵的競爭退居次要地位，而經濟競爭越來越激烈。這不僅體現於不同國籍企業之間的競爭，而且直接體現在國家之間經濟發展戰略的競爭、重要戰略資源的擁有權與定價權的競爭、國際話語權的競爭以及國際經濟規則的競爭。當今，發達國家在重要戰略資源的定價權、國際話語權以及國際經濟規則上仍占據統治地位，但是隨著“金磚四國”等一批新興市場的崛起，發達國家的主導地位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全球經濟嚴重失衡、國際金融市場日趨動蕩、國際貿易摩擦不斷加劇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這“兩大經濟板塊”激烈碰撞的體現。可以想見，隨著新興市場經濟實力的不斷壯大，國家之間的競爭將越來越激烈，國際經濟秩序最終也會因之而調整。發展中國家，能夠抗衡富可敵國的跨國公司，唯有國有企業　在企業競爭層麵，發達國家的企業占據絕對優勢，諸多來自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不僅經濟實力富可敵國（如微軟公司銷售額與利潤額超過世界多數國家的經濟規模與財政收入），而且在技術、管理、營銷等諸多方麵普遍超出發展中國家與新興市場的民族企業。市場開放與自由競爭的國際規則是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顯然有利於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實力嚴重懸殊下的自由競爭，必然使後進國家的弱小的民族企業淪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獵食與並購對象。在廣大發展中國家，能夠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相抗衡的，唯有國有企業。環視全球，市場不斷開放下的各國民營企業多半成為跨國公司的附庸，長期為基本生存而不斷掙紮。當然，在一些後進國家與地區的某些行業，也有成長為可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相競爭的民營企業，但那是特例，而且通常是在市場保護下成長壯大的。消除發展中國家的國有企業是發達國家壟斷資本處心積慮的目標　新自由主義就是因應這一需要而誕生的。發達國家壟斷資本通過各種途徑向發展中國家大肆兜售新自由主義，其基本要義就是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與國際化，以掃清資本擴張的障礙。在新自由主義思想指導下，阿根廷、俄羅斯等國大張旗鼓地出售國有企業。阿根廷基本賣光了戰略性行業的國有企業，包括銀行業、自然資源和公用事業，並實現了所有國有資產進入市場的“全流通”。但是，這些被變賣的國有企業經過“私有化”實現短暫民營後，很快在“國際化”下被跨國企業尤其是美國金融寡頭所收購，阿根廷由此喪失了戰略性行業和經濟命脈的控製權，社會經濟發展基本由外資主導，國家政治社會生活深受外國利益集團的影響。當金融危機爆發時，阿根廷因為沒有國有企業的抵押或擔保，美國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拒絕給予其資金援助。而墨西哥能在爆發危機後獲得及時援助，則是以該國的國有石油與鐵路企業的股權與收入作擔保的。普京總統掌權下的俄羅斯，對葉利欽時期的自由經濟政策來了個180°大轉彎，全力收複石油等戰略資源行業，重組國有企業，保證國家對經濟命脈的控製，經濟、社會乃至政治生活與國際地位因此有了明顯改觀。拉美與蘇東的經驗與教訓顯示，國有企業是抗衡跨國壟斷資本進行壟斷與擴張的主力軍，是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微觀基礎，是國家經濟危難時最可靠的依托。貳 處心積慮消除國企（2）“主力軍”的地位與作用已被嚴重侵蝕綜觀全球化下發展中國家的國有企業，同時具有增進經濟效益、社會效益以及維護國家安全的三大職能。應該按照這三大職能，重新認識中國國有企業的地位與作用。作為一個企業，盈利是國有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基本前提　生產財富、創造就業、依法納稅是國有企業與其他各類企業的共同特征。近年來，我國國有企業不斷加大改革、管理與創新力度，經濟效益有了明顯的提高。統計數字顯示：2007年國有企業累計實現銷售收入18萬億元，同比增長；實現利潤萬億元，同比增長。中央企業核心競爭力進一步提高。中央企業實現銷售收入11萬億元，同比增長；實現利潤萬億元，同比增長。地方國有企業改革發展不斷取得新進展，帶動了地方經濟的較快發展，實現銷售收入7萬億元，同比增長；實現利潤萬億元，同比增長。 盡管這些數字令一向不滿國有企業效益的人士質疑，但是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的發展統計數字同樣也令人懷疑，尤其是向國家上繳的稅收與其所炫耀的增長成就（集中在對國家GDP的貢獻）遠不成比例。實際上，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競爭是“兄弟之爭”，《詩經・小雅》有言：“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如果說民營企業避稅至少還可以變相實現藏富於民的話，那麽外資企業則完全不然。外資企業雖然創造了GDP，但要拿走財富，並留下了支離破碎的民族工業與經濟體係、嚴重的資源破壞與環境汙染以及日趨嚴峻的金融風險。國有企業承擔諸多社會職能　發達國家的企業尤其是大型企業會承擔一些社會職責，這同樣與這些大型企業的經濟能力相適應。這些大型企業一般都在國內、地區乃至國際同行業中居於壟斷（市場或技術壟斷）地位，獲得豐厚的壟斷利潤，因此有能力、有條件承擔一些社會職責。中國的國有企業自誕生以來，不論規模大小、盈利多少、層次高低都“一籃子”承擔了各項社會職能。它們不僅要全盤考慮本企業職工的就業、培訓、住房、醫保、養老等一切問題，而且還有子女、老人乃至周邊社區的負擔，並且要盡其所能地體現職工當家做主的權利。改革開放後，國有企業不僅要背負如此重任，與“輕裝上陣”的民營企業以及外資企業競爭，而且還承擔社會經濟轉型的重任。以此指責國企的效率，就好像拿滿載的大卡車與單人摩托車比油耗，誰的油耗高就推定誰缺乏效率，豈不荒唐。中國社會經濟今天有如此成績，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能獲得如此迅速成長，不能切割與國有企業所肩負重任的關聯。且不論眾多民營企業脫離不了轉移國有資產的“原罪”，就是諸多外資企業的發展也直接是“國退洋進”的結果。如果說，作為國民經濟“生力軍”的民營企業在經濟效益增進上成效顯著，在社會效益增進上有待進步，但是在維護國家安全（現階段主要是經濟安全）上，則不能也無法寄托期望　且不說拉美、蘇東、東南亞等地區有層出不窮的教訓，即便在中國，這樣的例子也越來越多。就拿前文提到的物流行業來說，中國民營企業通過各種途徑爭取到了發展空間，贏得了很好的發展勢頭，但是在中國全麵“入世”，國際“四大”物流巨頭大兵壓境後，過去一向信誓旦旦與外資物流巨頭一決高下的中國民營物流企業紛紛“繳械投降”，競相向外資物流企業“投懷送抱”。原因很簡單，就是外資物流巨頭報出了遠遠高於這些中資物流企業自己評估的收購價格。大利當頭，脊梁股一下子便軟了。當然，民營企業家逐利，無可厚非；要求他們考慮國家利益，反而有些過分。君不見，為獲得外資待遇，通過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等國際避稅港“回流”中國大陸的大量“外資”多半是民營資本。大凡比較成功的民營企業家，在境外不開設資金賬戶的恐怕是鳳毛麟角，擁有多國護照乃至他國國籍的也不在少數。倘若中國這隻大船遭遇風疾浪高，危在旦夕，準備與普通大眾同舟共濟的民營企業家會有幾人？所以，能承擔國家經濟安全職責的，責無旁貸地落到國有企業的肩上。貳 處心積慮消除國企（3）國有企業的戰略價值不可替代　國有企業通過部分資源（包括政策與自然資源）與市場壟斷，積累起一定的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在一國、地區乃至國際市場可以有效應對跨國壟斷資本的擴張，形成有力的經濟製衡，從而維護東道國的市場穩定與經濟安全。此外，由於發展中國家市場體係不成熟、市場機製不健全，國有企業理所當然地成為政府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有效手段。這是世界各國國有企業的一項重要的共同職能。近年來，我國中央政府宏觀調控政策難以落實，宏觀調控成效不彰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外資力量的強大與國有經濟的削弱。當今世界，技術創新越來越成為增強企業乃至國家競爭力的關鍵所在。實踐經驗表明，技術創新是國有企業最具優勢的領域。可以推斷，國有企業為中國建設創新性國家必將發揮巨大作用。確保“三分天下”，“主力軍”頑強抗爭當今，發達國家的經濟保護主義勢頭越來越盛，一些國家針對“中國製造”、“中國企業”的情緒近乎達到了歇斯底裏的程度。“山雨欲來風滿樓”，這隻是國際保護主義因應中國快速崛起的開始。未來，中國將麵臨越來越強烈的經濟摩擦，越來越大的開放壓力，以及越來越嚴峻的經濟尤其是金融風險。新中國成立後，在“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幹工業、幹農業、幹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綱領下，中國建立起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獨立的完整的現代化的經濟體係”。由此，我們才得以克服一個又一個經濟難關，並為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國退洋進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取得顯著成績，但這基本是在“國退洋進”的基礎上取得的。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在“產權明晰”與“減員增效”的口號下，出售國有資產，甚至包括戰略性國有企業（實行民營化與私有化）在中國國內非常有市場，這恰好便於跨國壟斷資本實施行業收購與經濟控製，最終實現一些新自由主義者所鼓吹的“接管”中國經濟的目標。國有企業一再退讓，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戶數占全國工業企業的比例已不到10％，而且還在不斷下降。前文已提及，國際經驗與教訓顯示，國有企業是抗衡跨國壟斷資本進行壟斷與擴張的主力軍，是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微觀基礎，是國家經濟危難時最可靠的依托。至於國有經濟的治理則是另外一個話題，而其治理好壞與產權形式並不必然相關。當然，壟斷性國有企業的治理直接影響社會大眾的觀感，甚至直接影響國有企業存在與興盛的社會基礎，因此輕視不得。主導作用正“名存實亡”　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說明了國有經濟需要控製的行業和領域，主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幹企業。國有企業退守的領域已經越來越小，即便如此，新自由主義者對國有企業依舊不依不饒。而且隨著國有企業數量的減少，國有資產的流失觸目驚心。量變會引起質變，民企、外企與國企“三分天下”的態勢已經顯現，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正“名存實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經濟基礎已經受到嚴重侵蝕。而且在現有改革開放的邏輯思維下，未來，為確保“三分天下”態勢進行頑強抗爭的，隻能是國企。因此，中共十七大報告強調“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製力、影響力”適逢其時！叁 全球化沒有改變“國家利益至上”觀（1）全球化是以各國跨國公司為動力，以美國為主導，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銀行為組織實施者，以新自由主義為旗幟，國際政界、商界、學界精英共謀的人為過程。所謂“華盛頓共識”即是“共謀”存在的證據。――韓德強《全球化與世界經濟大蕭條》奇異“中立”再次上演國內媒體就杭州娃哈哈集團與法國達能集團並購糾紛自2007年4月後被媒體炒得熱火朝天。多位學界騷人紛紛擱筆費評章，孰是孰非爭得不可開交。就主要媒體所披露的資料來看，娃哈哈與達能的各自是非都很明顯，管理者或代理人一己之私利不僅是矛盾的重要肇始，也使並購糾紛更加撲朔迷離。2008年7月30日，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駁回了法國達能集團要求撤銷杭州仲裁委員會於2007年12月就“娃哈哈”商標轉讓協議所作出的裁決的申請。至此，圍繞“娃哈哈”商標歸屬問題長達一年多的爭議塵埃落定，最終確認“娃哈哈”商標依法歸屬於杭州娃哈哈集團。學者畢竟無法代替或擔當仲裁者與執法者，但是學者的道德水準、立場觀點會影響相關輿論，甚至影響相關決策與仲裁。在並購糾紛過程中，中國一些學者與官員的立場與思考令人詫異，他們還不甚清楚問題的原委，劈頭蓋臉“就是娃哈哈的不是”，迫不及待大聲疾呼要仲裁者與執法者“一視同仁，公正對待，否則影響到吸引外資”。主管相關事務的××部更為荒唐，舉起“中立”大旗，不免讓人想起，當年晚清政府袖手旁觀日俄在中國土地上打仗的情形。晚清政府作壁上觀的是外人在本土的廝殺，如今咱們橫眉冷對的是自己與別人在本土的廝殺。連普通老百姓都清楚，外資在中國享有“超國民待遇”，而該部門此前卻有高官抱屈“外資遭遇不公正待遇”等莫名其妙的言行。本著職業習慣，筆者不由自主地思考：一國法律政策到底為誰的利益服務，一國學者還有官員在遇到類似紛爭中為什麽會出現在本國大眾來看“很是離譜”的觀點與立場。全球化導致“經濟無國界”？“很是離譜”的觀點與立場，也都有一定的思想淵源，其中之一就是所謂“經濟無國界”論。為什麽在一些學者那裏會出現“經濟無國界”的幻覺，約略推敲，主要有以下緣由。“經濟全球化”盛行，“經濟無國界”雀起　二戰後，世界出現一股跨越國家邊界、超越民族藩籬的社會經濟文化潮流，這一潮流在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呈現加速趨勢，理論家稱之為“全球化”。由於經濟因素占據主導地位，因此人們習慣喚之“經濟全球化”。為經濟全球化提供有力佐證的有：國際商品貿易不斷擴大，國際資本流動迅速增加；企業全球生產營銷布局，跨國公司紛紛湧現；越來越多的人員受雇於跨國公司、國際機構，從事國際業務活動，遊走於國家之間，成為“國際公民”；世界領袖峰會不斷，國家之間的雙邊與多邊合作如火如荼，在西歐一向被無比珍視的國家主權被重新審視，一個超越國家的聯盟在逐漸生成。中國所在的東亞地區因實施外向型經濟戰略，取得了巨大成功，似乎有力地證實了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充分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便可以有效利用全球化帶來的好處。叁 全球化沒有改變“國家利益至上”觀（2）“經濟無國界”實質就是為跨國壟斷資本的全球資本擴張掃清障礙　“經濟無國界”不僅有實踐明證，而且更有理論支撐。新自由主義者就是“經濟無國界”的積極鼓吹者。不容否認，新自由主義本是一類平常的經濟理論，有其科學與合理的一麵，但在被政治化、範式化以及其功用被近似無限放大化後，逐漸成為美國對外擴張的重要工具。美國政府通過各種途徑在國際上大肆兜售新自由主義，並強調這是發展中國家通過改革而獲得經濟持續增長的“最低要求”、最低限度的“共識”。為兜售新自由主義，美國充分利用其占據的理論高地與國際話語權，大肆宣揚新自由主義，持續地為他國培育了一大批信奉新自由主義理論的高級人才，並千方百計利用國際組織施壓、誘導發展中國家實施經濟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與國際化。在美國的長期努力下，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逐漸成為主流思想，經濟自由化由此在全球蔚然成風。正因如此，有多個國際學者認為，經濟全球化的實質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美國化。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旨在推平中國的國界　中國在推行改革開放後，經濟獲得巨大成功。這一方麵提高了中國人堅持走改革開放道路的意誌力，另一方麵也強化了經濟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力，由此生成了相關利益集團，強化了相關部門利益。中國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獲得巨大好處的同時，也付出資源、環境、勞動者生命健康、社會矛盾加劇以及民族產業受到空前擠壓、民族文化遭到嚴重侵蝕等諸多代價。但是，在一些學者與官員眼中，隻看到獲得巨大好處的光環，而不見付出重大代價的陰影。在利益集團、部門利益以及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持續影響下，出現了更危險的傾向，國家利益、民族利益日漸模糊淡薄，代之以消費者權益至上、股東權益至上。近年來，隨著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大力擴張，涉外利益集團的積極遊說，一些學者也不斷呼應國際思潮，認定“國籍現在隻有一種形式上的參照意義”；“跨國公司增加了中國的GDP，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一部分”；“民族企業則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觀念。全球化下，隻有民族文化，沒有民族企業。企業在市場經濟全球化中，是沒有民族認同、民族歸屬問題的，隻有利潤認同、利潤歸屬” 。民族國家依舊是當今世界的基礎公民有國籍　筆者有過多次經曆，當進入另一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的國境時，東道國的關檢人員對他國人員的檢查要比本國人員細致得多、嚴格得多。不用出國，同樣可以感知，美國駐華使館簽證處長年累月都有長長的、等候簽證的隊伍。這些都在暗示：世界不僅國家界限分明，而且國家大小、強弱、富窮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相關公民、企業在國際場合也享受著不同的待遇與體會到不同的尊嚴。遊走於國家間的所謂“國際公民”，從國際組織或不同國家領取薪水，其地域與國家觀最為淡薄，但在發展中國家這樣的人畢竟是極少數，而且一般非富即貴。即使這樣的人一旦出現重要麻煩時，還是要向自己的母國尋求保護的。對於絕大多數公民，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公民，他們無法選擇自己的國籍，無法遊走於國家之間，無法在海外開設賬戶，無法將自己的子女送到國外就學就業。他們隻能固守本土，全身心地建設自己的家園，把自身的全部希望與民族命運捆綁在一起，敏感地捍衛著自己民族的利益與國家的尊嚴。叁 全球化沒有改變“國家利益至上”觀（3）企業有國別　逐利是資本的本性，哪裏有利可圖，企業的身影就活躍在那裏。即便如此，企業仍然有著明確的國界。且不論企業有法人注冊地與出資人國籍的差異，跨國公司賺取的利潤都有比較穩定的流向，那就是母國。跨國公司對母國的認同遠遠超過對東道國的認同，盡管為其發展需要通常也能部分反映與滿足東道國的利益，但是一旦東道國的利益與跨國公司及其母國的國家利益發生大的衝突時，跨國公司會毫不猶豫地站到母國一邊。“跨國公司對國外市場的滲透，對於母國來說意味著其影響範圍的擴大，這就延伸了國家權力的地域界線。跨國公司在國際競爭中形成對東道國的某些行業、領域或部門的控製，為母國增加了新的權力手段” 。母國利用本國的跨國公司收集各類情報早已成為公開秘密或國際慣例，這已不僅是實現一般的經濟擴張力，而且是謀取一種戰略控製力，便於在“關鍵時刻發揮關鍵作用”，如製造或加劇東道國經濟與金融動蕩，以便火中取栗，東亞金融危機時美國信用評級機構與對衝基金就曾扮演過這類角色；或在兩國交惡時擴大諸如貿易禁運、技術封鎖等經濟製裁，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裏根政府就曾利用美國公司在法國的分公司阻止向蘇聯出售技術。國家依然有國界　全球化下國家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即便欣欣向榮的國際合作也未能動搖這一趨勢。競爭是市場經濟最基本的運行機製，是市場經濟賴以存在的前提與基礎。國際競爭存在於各類市場以及各類市場主體之間，不僅個人、企業、機構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而且政府、地區、國家之間的競爭也不斷增強。當今國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活動由於經濟實力、發展意願、國際秩序等局限，一般都停留在商品、資源等低層次上競爭，相互之間甚至為既定的市場規模而怒目相向，打得頭破血流；而發達國家尤其是經濟強國，利用其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的主導與壟斷地位，在規則、標準、話語權（如知識產權、貿易規則、金融市場準入等）上展開競爭，以維護或謀取更大的主導與壟斷地位，由此坐享其成，取得一本萬利的經濟收益。曠日持久的WTO談判就是國家之間激烈競爭的縮影與集中體現。所謂“經濟無國界”隻能是一種暢想、幻想甚至妄想　隻要有國家邊界，就有經濟國界；隻要有經濟國界，就有國家之間的利益爭奪。全球化時代，國家之間的競爭越來越多地表現為經濟競爭、財富分配的競爭，這在宏觀上越來越集中於經濟戰略的競爭、規則的競爭、話語權的競爭，在微觀上則越來越集中於企業之間的市場份額的競爭、技術管理的競爭、品牌的競爭。國際商品與資本的大規模流動、“國際公民”的出現以及跨國公司的崛起不僅沒有改變這一事實，而且使國家利益在更加複雜的表象下爭奪得更加激烈。各國政府也都是從本民族、國家的戰略利益出發，相機製定對外經濟政策。2005年，當出現百事可樂欲以300億歐元收購達能的傳聞後，立即激起法國從上到下的反對，法國總理就此事向法國公眾公開表示，他已向達能公司CEO保證，政府將盡一切可能“保護法國達能的利益，確保法國達能在法國的未來”。“國家利益至上”不可動搖叁 全球化沒有改變“國家利益至上”觀（4）2006年6月，三一重工老板向文波的一記博客（有關對美國凱雷並購徐工的質疑）引發了一場大討論、大爭論。2007年4月杭州娃哈哈與法國達能的並購糾紛又將這一爭論推向高潮。鑒此，有人將2006年看作是“中國並購爭論年”。持續發燒的爭論，給中國熱絡的互聯網狠狠燒了一把火，中國的網民由此激發出參政、議政的無限熱情。筆者建議，未來的中國史學家應將2006年當作“中國大眾社會元年”。近乎兩整年，紛紛擾擾，未有休止。包括“振龍拍虎”在內，在2008年都有結論，結果自然是網民的勝利，是大眾的勝利，也是民族的勝利。其時本人在媒體與形勢的感召下，也湊了幾回熱鬧。下文是本人應《中國經營報》之約撰寫的一篇短文，題目是《外資並購爭論熱絡下的冷思考》（2006年9月24日發表），自以為能代表本人對這場大爭論的膚淺見解，也能融入本書的邏輯體係之中。一段時間以來，有關外資並購引起的國家經濟安全受到威脅的爭論十分熱絡，這應是一個好兆頭，以眾說紛紜替代“一言堂”，以不斷爭論替代迅速定論，當然是曆史的進步。本人本無意參與，因為很多東西的確是霧裏看花，謹慎行事就是顧慮“以己昏昏豈能使人昭昭”，但是並不是沒有自己的看法。然而，這些本不成熟的看法不經意被登報後，發覺記者的解讀與我的思考有些出入，因此不得不就此作些澄清。首先，不可逾越的工業化決定了製造業是現階段國家經濟安全的基礎外資並購徐工等中國製造企業所涉及的產業安全問題很重要，相關討論也並非都是民族情緒的流露，而且即便流露出某些民族情緒，也並非都是不好的。國際經驗反複表明，大國在向強國邁進的征程中，必須建立起強大的、相對獨立的製造業體係，更何況作為一個具有“鮮明個性”、近代史充滿了被欺辱記錄的發展中大國。製造業安全問題不僅涉及一般的經濟安全，而且還涉及國防安全――堅實的國防依賴強大的製造業，更關係到國家自主創新戰略的實現，而強大、獨立的製造業體係的基礎則是重裝備製造。因此，徐工並購案不是普通的一般製造業並購案，其所掀起的產業安全問題的討論無論象征意義還是實際意義都是深遠的。此外，當前，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經濟民族主義都出現抬頭趨勢，這對中國企業跨出國門，實現全球化戰略十分不利。在此情形下，中國國內民族情緒的適當流露，可以增加我國國際政治與經濟博弈之籌碼，同時也是對相關部門因部門利益膨脹，或為境外利益集團驅使充當代言，而忽視國家利益與安全的一個有效製約。其次，比製造業安全問題更重要的是金融安全　本次由外資並購所引發的國家經濟安全討論還遠遠沒有結束。不過，相關的討論似乎有些不夠冷靜，輿論過分把焦點放在徐工並購上，模糊了細致、全麵審視國家經濟安全的視線。實際上，外資並購所帶來的製造業（狹義產業）安全並不是我國經濟安全的最大問題，金融安全應該更為重要。所以，回顧總結這次大討論，討論的方法和重點出現了偏差，金融安全沒有納入重點討論的範圍。在國際上，極少聽說因為製造業安全而導致國家經濟和社會動蕩的，相反由於金融風險所導致的經濟乃至社會危機卻屢見不鮮。原因很簡單，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雖然難以立國，但是可以強國，可以弱國，還可以亡國。非常遺憾的是，在本次討論過程中，由於將注意力過多地給予製造業，而忽視了中國金融業本身存在的巨大風險。此前，國有銀行業的操作風險、不良資產、股份製改造、引進戰略投資者等一連串問題引起學者、輿論以及社會的廣泛關注。但是，不知為何，視線轉移了，焦點轉移了，丟了西瓜，撿到的即便不是芝麻，相對於西瓜來說也小了許多。況且，製造業安全問題不是體係性的，而中國金融則是在脆弱的基礎上正在醞釀著整個金融體係性的風險。不僅各類銀行積重難返，而且證券、保險、基金等問題堆積如山，此外，不斷飆高的外匯儲備麵臨縮水、人民幣匯率機製調整、國際熱錢投機炒作等壓力絡繹不絕。這些都需要強而有力的監督管理，而我們的監督管理無論在體製、機製、能力以及道德操守上都與確保金融穩定發展的監督管理要求相去甚遠。最後，國家整體安全大於局部安全，綜合經濟安全要大於個別產業安全　一方麵，隨著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主題，大國之間的武力衝突已漸行漸遠，非傳統安全已逐漸取代傳統安全，成為大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內容。另一方麵，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中國應當以更新的安全觀來應對全球化下的經濟安全，這不僅要求對外奉行“互利、協作、共贏”，而且對內要實施“整體、綜合、核心”。即在經濟全球化使相互依賴加深的前提下，隻有“互利、協作、共贏”才能確保自身的安全，而要實現之，則必須有所取舍，不能通吃獨占，什麽產業都力求安全則最終什麽都不安全，因此國家經濟安全應追求的是整體安全、綜合安全、核心產業安全，而且這些安全的追求還應是動態的。綜觀國際經濟大勢，商業資本驅使產業資本，而金融資本又統領商業資本。具體落實在經濟結構中，則是商業物流業控製製造業，而金融業又控製商業物流業。因此，發達國家避實就虛，向外轉移製造業，大力發展服務業，美國則通過金融業牢牢占據國際分工的製高點。所以，從國際經濟秩序與競爭態勢來看，金融業仍是全球化下市場經濟的核心，金融安全是最核心的安全。當然，全球化下的經濟安全同樣是整體安全與綜合安全，因此大國在構建經濟安全體係時，必須關注各方安全漏洞，防範“千裏之堤，潰於蟻穴”，防範出現安全鏈條上的最薄弱環節。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中國經濟薄弱環節依照金融資本――商業資本――產業資本之內在邏輯，可約略羅列出主要的經濟隱患：信息、自主知識產權、商業物流、裝備製造業、礦產資源、糧食食品等安全。這些領域的問題都已相當突出，而且相互作用，這表明中國經濟安全已進入高風險時期。因此，如何在“矛盾凸顯期”緩解矛盾，抓住“黃金發展期”的難得機遇，是擺在中國人麵前的艱難課題。肆 “市場換技術”忽悠了誰（1）改革開放以來，在某種奇特思想指導下，中國出現了很多奇特的認識，如“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以市場換技術”、“靚女先嫁”等等。如果這些思想隻是一些人、一群人、一些行業的主張也便罷了，言論自由，文責自負，然而這些思想曾經卻是實實在在地指導中國改革開放的整體指導思想。如今，我們又回到了起點，強調自主創新，強調建立創新型國家，強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回頭看，當初這些看起來很前衛、很新穎、很革新的思想，現在反思，是多麽的荒謬、荒唐與荒誕。新華社2007年6月24日電，中國首架完全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型支線飛機――ARJ21飛機，將於2008年首飛，2009年首架飛機將交付使用。分析人士認為，這應是中國航空工業第一集團公司為國家擬定的“大飛機”重大研究專項所做的技術和人才準備。目前，在中國內地進行民用航空運營的1100多架飛機中，波音占55%，空客占30%，其餘的支線客機同樣還是歐美各國所生產。近乎與歐洲空客同時啟動的我國的“運十”大飛機前後隻製造了兩架樣機，在1980年9月成功試飛後，在“以市場換技術”思想的指導下匆匆下馬，以至於今在中國的日益龐大的機群中，竟然沒有一架“中國製造”的標記。“以市場換技術”這個曾令多少有識之士扼腕長歎的決策，使我們坐失良機，錯過整整一代人的時間。如今，我們終於有勇氣從頭再來，以試圖圓航空大國、強國之夢，可喜可賀。但是，這一夢想的實現，不僅需要數千億元資金的投入，而且要麵臨諸多不測。對“市場換技術”的癡迷“市場換技術”的悲劇一再上演。“市場換技術”的悲劇當然不隻發生在中國民用航空領域，在汽車等技術相對密集等行業都或多或少出現了“馬失前蹄”的情形。盡管如此，我們的一些學者、一些部門依舊癡迷、著魔於“市場換技術”，依舊抱守“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信條不放。不久前，××部信誓旦旦，要充分運用“戰略買家”的策略，在高速鐵路上實現“以市場換技術”。最新又有媒體人士透露，××部門又在擬訂以市場換新能源與碳減排技術。一次失誤可能屬於偶然，一而再，再而三，犯同樣“愚不可及”的錯誤，肯定有其深層次原因。以稀缺市場資源換取二三流的技術得不償失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與西方國家技術差距巨大，西方國家一些已經落伍的技術在中國則成了先進技術。比如，早在1978年就在歐洲淘汰的桑塔納汽車技術，中國當寶貝買過來生產，一度還占了中國市場的“半壁江山”。當然，早期以各類手段“換來”的技術的確使中國生產力獲得躍進，從而有力地拉動了中國的經濟增長，但是，隨著中國技術水平的提高，與西方國家技術差距的縮小，中國經濟需要的不再是一般的適用技術，而是先進技術、核心技術與關鍵技術。這時再迷戀“市場換技術”，自然也就如刻舟求劍那樣滑稽可笑。而且在一國社會經濟發展中，技術進步本身不是目的，隻是促進生產力提高、促進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手段。以失而不可複得的稀缺資源――市場，換取二三流的技術，使中國長期處於國際分工的不利處境，當然得不償失。肆 “市場換技術”忽悠了誰（2）國家是“市場換技術”的真正唯一輸家　“運十”的匆匆下馬，不排除有難以名狀的政治原因。而“市場換技術”在中國前赴後繼，則與個人、集團與部門利益密切相關。隨著對外開放的擴大，在中國不僅滋生了境外利益集團，而且也培育了一大批買辦與掮客，他們法力極大，影響力無邊，遊走在外資與國內各級政府部門之間，翻雲覆雨，獲取巨額收益。這應是“市場換技術”長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此外，外資入鄉隨俗，公關遊說力量驚人，憑借其獲得的壟斷收益，進行利益輸送，近乎無堅不摧。而一般相關辦事與公務人員，在“市場換技術”的由頭下，可以出國參觀考察，周遊世界，不亦樂乎。因此，“市場換技術”是一個相關者都能得到好處，利益均沾的博弈，而輸家往往隻有一個，那就是國家。“市場換技術”――理論荒謬，實踐證偽“市場換技術”策略的深層理論依據就是迷信市場萬能　即，市場機製可以自動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其調節的不僅有國內資源，而且還有國際資源；不僅有一般要素資源，而且還包括技術等戰略資源。但是，國際市場並不是西方經濟學教科書所宣稱的自由競爭市場，而是被國家或地區割裂的市場，是發達國家壟斷資本主導的市場，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市場。與眾多非市場的“看得見的手”相比，市場機製那隻“看不見的手”遠遠相形見絀。其實，約略懂得國際經濟學的人都清楚，“市場換技術”這種想法是幼稚可笑的。按照“技術生命周期”理論，先進技術、核心技術、關鍵技術是跨國公司的“命根子”，是其競爭力的核心所在，是其在國際市場安身立命的本錢。將自己的先進技術、核心技術、關鍵技術拱手讓予別人，豈不是自尋絕路。因此，“市場換技術”即使得到了技術，也絕對不是先進技術、核心技術、關鍵技術。在國際社會於整個國家層麵大張旗鼓鼓吹“以市場換技術”，似乎隻有中國一家，別無分店　在亞洲確實有新加坡、韓國與中國台灣以及日本引進技術的成功，但是這些不僅遠不足以為“市場換技術”提供背書，而且恰恰是反證。首先，這些經濟體的成功是在“冷戰”背景下取得的，美國出於與蘇聯爭霸的需要，拉攏、聯合同盟國家，在資金、技術、市場等方麵給予了巨大關照，甚至可以說是作出了“經濟犧牲”。而且這些經濟體並不滿足一般技術引進。資料顯示，日本引進技術時期，平均花1美元引進，要花約7美元進行消化、吸收和創新。從20世紀50~80年代，曆經短短30年，日本便走過了從引進到創新的全過程，進入了技術輸出國家的行列。韓國明確規定，同類技術隻能引進一次，餘下的功課就是消化吸收和自主創新。在這些成功經濟體中，不僅從未出現過“市場換技術”的奇談怪論，而且他們主要是在封閉市場下，通過保護民族產業發展而實現經濟振興的。“市場換技術”實踐證偽　西方經濟學研究沒有發現外資本身會自動促進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阿特金森和哈裏森兩學者對委內瑞拉的統計研究表明，除了對與外資合作的夥伴企業有正麵影響外，外國直接投資對內資企業的影響是負麵的，正負相抵，因此對整個經濟影響不大。 中國自身實踐也表明，在經濟蓬勃發展的80年代，幾乎沒有像樣的外商直接投資，而引入外資很少的浙江省的經濟增長速度和本土企業的創新能力，超過了大量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江蘇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的呂剛分析，外資在中國並沒有明顯的技術溢出效應，因為跨國公司大多傾向於隻向子公司轉讓技術，大部分國際技術轉讓都發生在跨國公司及其在華子公司之間，本地企業從跨國公司獲得的技術轉讓比較有限。肆 “市場換技術”忽悠了誰（3）回歸原點：“市場換技術”的代價“市場換技術”使中國付出了沉重代價，套用古語“賠了夫人又折兵”應是恰如其分的寫照，市場丟了，真正需要的技術又沒拿到。“越引進越落後”中國在相關技術與製造上，陷入了“越引進越落後，越落後越引進”的惡性循環之陷阱。一些學者津津樂道，通過引進，我們已經製造出自己的彩電、冰箱、手機、DVD等等，但是這些“仿造”產品所帶來的利潤極其微薄，很多知名企業長期處在破產邊緣。例如，我們生產出全世界絕大部分的DVD，但是DVD的核心技術均從國外進口，跨國公司利用“DVD專利使用聯盟”，迫使中國的DVD碟機生產企業每年交十幾億美元的專利費。高額的技術專利費已使國內生產企業被迫退出這一生產領域，或淪為外資的貼牌生產企業。據稱，2006年我國汽車（乘用車）“自主品牌”銷量已占全部銷量的57％，然而所謂的“自主品牌”實質是“中國貼牌”，跨國公司在中國汽車市場的占有率已達90%。在國際汽車市場排序坐三望二的情形下，中國在乘用型汽車中至今還沒有一個世界級的自主品牌，沒有一個世界級的汽車企業，自主品牌的乘用車幾乎都集中在中低排量和經濟車型領域。而作為一種對照，中國堅持自主開發的卡車領域，生產技術不斷創新，使卡車製造成為今天中國汽車工業中不必依賴合資模式的主要領域。“夠用就好”長期以來，我們一些學者、官員、企業家一直鼓吹“夠用就好”，把引進的“適用技術”當作所謂的高新技術與關鍵技術，以此自欺欺人。與此同時，企業、政府都在相對減少自主研發（R&D）的投入。中國企業R&D投入占其銷售額的比例（即企業R&D投入強度），近十年一直徘徊在左右，而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則是3%左右。隻有國外引進，沒有自主創新，不能掌握同行業的高新技術與關鍵技術，我們的企業永遠隻能是個二流企業，我們的相關行業、產業永遠隻能處於國際分工的低端。“中國無馬”由於落入“引進――落後”惡性循環的陷阱，中國由此形成了對外資的技術依賴，從而形成了對國際壟斷資本的依賴。根據《中國科技統計年鑒》的統計，中國對外技術的依賴程度已經到了危險的境地，2003年中國大中型工業企業技術引進與消化吸收的比例僅為1∶，而日、韓兩國技術引進與消化吸收的比例均保持在1∶10左右。這使我們的國際分工長期停留於勞動密集、低技術密集。人們難以想象，8億件中國襯衫才能換回1架空客380，這就是“中國製造”的尷尬 。不僅如此，外資對內資、外國技術對本國技術、外國人才對本國人才的“擠出效應”日益明顯。我們一方麵在拚命引進外資（地方政府為外資都殺紅了眼），另一方麵銀行巨額存差難以貸放；我們一方麵在挖空心思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其實頂多就是3~5年的適用技術）與“先進技術人才”（包括華爾街金融誣術人才），另一方麵卻在不斷忽視、丟棄自己的技術與人才。以前，上海、長春都擁有一批能征善戰的汽車研發隊伍，可是引進德國大眾後，自己的品牌廢掉了，研究隊伍、研究平台沒有了，科技創新無從談起，由此形成了購買一套生產線，生產一批汽車；再購買一套生產線，再生產一批汽車的狀況 。在“引進――落後――再引進”的不斷循環中，中國的技術人員實際被邊緣化，難有用武之地，昔日的“千裏馬”或有望成為“千裏馬”的“小馬駒”因此而碌碌無為，長此以往也就有了“中國無馬”的慨歎。“利用外資”結果是“被外資利用”由於沒有掌握核心技術，我們口口聲聲說要“利用外資”，實際往往是“被外資利用”。外資占領了我們越來越多的市場份額，對國內相關商品價格的影響越來越大。前麵提到的無錫威孚有限公司被德國博世並購後產品售價由此翻了一番便是一例。由於陷入“市場換技術”的迷思，中國整個民用航空電子調度係統、中國銀行業的電子結算係統等都是成套引進的，據說連係統升級、維護與維修都是外國人。這裏存在的安全隱患，誰評估過？將來出現安全問題，又由誰來承擔責任？“市場換技術”的實踐不僅威脅到國家經濟安全，而且還威脅著國防安全。現在，從高性能戰鬥機到潛艇，到驅逐艦，從雷達到預警機，等等，除了當年不是靠市場換來的核武器及空間技術外，我們的先進武器或其中的關鍵部件多半都是購買的，這能不存在隱患嗎？回到原點如今，盡管反思“市場換技術”、提倡“自主創新”成為壓倒性的輿論導向，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一五’規劃建議”也確立了國家“自主創新”的發展戰略。但是，盲目迷信外資、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在一些人的腦海中根深蒂固，巨額利益又驅使一些個人、團體與部門置若罔聞，我行我素。不久前，一知名人士還在鼓吹，“全球千餘家研發機構開始向中國轉移，說明我國用市場換技術的時代已經來臨”。“千餘家研發機構”，不知道該人士是如何統計的？也不清楚，研發機構的轉移與中國獲得高新技術和關鍵技術之間有何必然聯係？即便有大批跨國公司將研發機構轉移到中國，中國就能獲得先進技術、核心技術與關鍵技術嗎？中國如今也有一批企業在海外（集中在發達國家）設立研發機構，這是否也將中國的高新技術與關鍵技術帶給了這些發達國家，由此而產生所謂的“技術外溢”呢？導讀2金融業與流通業是現代國家經濟的血脈。各行各業以及消費者與投資者，都仰賴金融業與流通業提供各類資金流、物流與相關信息流服務，猶如“機體細胞”仰賴“血脈”提供氧氣、養分並帶走廢棄物。對金融與流通的忽視，成為中國經濟安全的重大隱患。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百舸爭流，製造業興旺發達，生產出來的產品眾多，門類齊全，琳琅滿目。由此，中國獲得了“世界工廠”的稱號。然而，中國這種“世界工廠”能光彩照人的地方卻不多。因為是低端、是加工、是貼牌，中國賺取的是一些道道地地的辛苦錢，眾多現代化工廠其實就是一種裝置，即把中國和諧的自然、優美的環境、健康的勞動者等優質資源，置換成為現代市場價值，置換為印有華盛頓頭像的“紙張”。前文提到，前商務部部長薄熙來曾經不無憂慮地指出：中國隻有賣出8億件襯衫才能換回1架空客380，中國出口的襯衫平均一件隻有30~40美分的利潤，還要老是遭受反傾銷製裁的折磨。其實，“中國製造”的低端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而且遠不是主要方麵。中國在國際分工中孜孜不倦“為人做嫁衣”的被動局麵，是中國“大製造、小流通、低消費”的經濟格局決定的。製造出產品，流通出商品，最終零售消費則是用品。國際產業分工鏈決定著利潤分配比例，當今國際的現實是，流通業控製或直接影響製造業，其增值部分一般占據最終消費品價格30%~50%的比例；零售特別是現代大賣場同樣可以直接影響製造，其增值部分一般占據最終消費品價格20%~30%的比例。因此，在現代經濟中，製造業尤其是低端製造業已經被排擠為經濟結構的底層、基層，沒有自主知識產權、沒有“流通航母”（類似日本商社）、沒有零售巨頭，單單隻是一個“世界工廠”，不僅現在沒有“錢圖”，未來也沒有什麽前途。中國片麵重視製造，忽視創造，忽視流通與銷售。在不斷擴大開放的旗幟下，將越來越關鍵的流通業與零售業，拱手讓給跨國壟斷資本。而那些跨國壟斷資本不僅自己在中國流通業與零售業大肆跑馬圈地，而且還努力抑製中國民族流通業與零售業的發展，防範、遏製與之相抗衡的中資“流通航母”與零售巨頭的崛起。如今，中國經濟周期向下，恰逢國際金融大危機，屋漏偏遭連陰雨，中央掄起胳膊，捋起了袖，要求“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準、工作要實”，全力以赴確保經濟增長，而保增長關鍵在於保就業。但是，通過扶植各類製造企業來增加就業，事倍功半。健康的經濟結構，在製造、流通與零售三大行業的就業構成比例一般是1∶2∶3，大力發展流通業與零售業，不僅能促進經濟的健康發展，壯大製造業，而且能夠有效增加就業。金融業本是服務業的一種，但是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金融業異常發達，不僅成為壟斷資本大耍煉金術的賺錢工具，而且還是壟斷寡頭們控製下的國家實現霸權的工具。因此，金融業意義遠遠超出它自身的行業屬性。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競爭是當今國際競爭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國家經濟安全的核心。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上一係列的金融危機已清晰表明：金融雖然難以立國，但是可以強國，可以弱國，還可以亡國。因此，主權國家必須從技術深度與戰略高度全麵重視金融安全。當前，國際金融環境日趨複雜險惡，跨國投行、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與三大評級機構等跨國金融機構在中國隨意興風作浪，中國金融市場已經成為跨國金融資本的嬉水樂園，中資機構、各類資產正在成為國際金融大鱷伺機狙擊的對象。雖然中資金融機構因大張旗鼓的改製而露出浴火重生的曙光，但是金融內在脆弱性仍不斷增加，巨額外匯儲備縮水、海外投資與投機巨虧、國際熱錢伺機炒作、金融不斷擴大開放與自由化等風險日益緊迫。凡此種種，中國金融業依然詬病叢生而積重難返，依然是製約中國經濟增長、社會和諧、國家崛起的最大風險因素，依然是中國經濟安全的最薄弱環節。壹 “三公裏死亡圈”凸顯零售隱憂（1）誰控製了法國的商業流通業，誰就控製了法國經濟，誰也就擁有了法國。――法國經濟界名言北京奧運火炬接力期間，由於法國放任“###”，在中國民間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抵製家樂福”運動。在華外資零售巨頭一時間又成為關注的焦點。中資零售企業的“最佳選擇”：賣掉自己1992年，北京、上海等6個城市和5個經濟特區開始試點合資零售企業，中國零售業開始了對外開放的“試水”。法國家樂福、德國麥德龍等國際零售巨頭開始紛紛進入中國。2004年11月，根據WTO承諾，中國零售業全麵向外資開放，外資零售企業大量進入。在中國加入WTO後零售業全麵開放僅一年多時間內，相關部門批準來華投資的外資零售商高達1027家，而此前12年時間內，批準入境的外資商企僅是314家。對外開放使中國零售企業得到長足進步，零售行業隻用了十多年的時間就走完了國外零售業150年的商業曆程，大型綜合超市、超級市場、便利店、專業店、專賣店、家居中心、倉儲商場等新型零售業態得到快速發展。在欣喜之餘，零售業的安全隱憂日益凸顯。零售業的繁榮遮掩著諸多深層問題。中國零售業在服務理念、營銷策略與方式、產品結構調整、規模與組織化程度、連鎖化經營程度、物流配送水平、人才、現代信息技術應用水平、資金實力、經營管理能力、業態創新能力以及國際競爭能力等諸多方麵，與外資零售巨頭還存在著相當的差距。國內有專家認為，中國零售業的整體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在50年左右，相當於發達國家“二戰”後初期的水平。在規模上　近年來，雖然通過兼並重組，湧現出了幾個在國內堪稱巨頭的零售集團，但與國外零售巨頭相比，相距甚遠。2007年，沃爾瑪全球銷售額為3788億美元，而中資零售業龍頭上海百聯僅為871億元人民幣，隻相當於沃爾瑪12天的銷售額。在營銷方式上　大多數中資零售企業規範化水平低，沒有建立起完善的配送中心和信息係統；沒有形成完善的、規範化運作的經營管理體製，從而阻礙了零售業連鎖經營的發展。美國的連鎖經營已占全國零售額的80%以上，而中國這一比重僅為25%左右。在績效上　近幾年，我國零售企業平均毛利率水平在17%左右，而平均純利水平不到2%，我國500強零售企業的平均利潤率隻有，前100強的平均利潤率僅為。而國外大型零售企業的毛利率一般都在10%左右，純利也有。外資正是憑借其壓倒性優勢，在中國“大展宏圖”，由早先“跑馬圈地”轉向業內兼並購買。豐富的國際經營管理經驗、雄厚的資金實力以及低成本高效益的運作，令國內零售商望而生畏，乃至望風而逃，如今正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賣身”運動，“賣掉自己”、“完成套現”已成為中資零售企業的一種趨勢與“最佳選擇”。2008年1月，美國會計師事務所安永發布報告稱：中國零售業並購浪潮將5年不退。報告指出，目前中國零售業整合度僅有20％，遠遠低於其他發達國家和地區。而中國零售100強企業的市場占有率僅為10％，市場呈嚴重分散狀態，需要強大的整合力度。問題是誰在整合？誰將主導中國零售業？“錢圖”與前途都給了外資零售巨頭壹 “三公裏死亡圈”凸顯零售隱憂（2）加劇通貨膨脹，影響宏觀調控　2007~2008年的通貨膨脹的一個顯著特征是，消費者價格指數領先生產者價格指數；在消費品價格上漲中，食品價格領先一般消費物品價格；在食品價格上漲中，外資控製的食用油一馬當先，而且是由外資零售企業提供“舞台”。中國糧食價格一直明顯低於國際水準，對成品油持續進行補貼，也就是說，在中國生產成本、運輸成本沒有明顯增加的情形下，“結構性的物價上漲”就這樣誕生了。在短缺經濟體製下，生產決定零售、決定消費；在買方市場條件下，零售決定生產、決定消費。零售業控製消費品價格的終端，消費品定價權正在向巨型零售企業轉移，而且這些零售企業在中國大中城市的市場集中度不斷提高，影響商品價格的能力在不斷增強。有專家早在中國全麵開放零售市場時就預計，一旦外資聯合在價格和運營模式上有所動作，國家將較難控製。如今，這種情形正在出現！增加社會就業壓力，危及傳統城市生活　零售業多為小商小販，經營規模小，提供的就業機會表麵看微不足道，但是由於數量多，聚沙成塔，最終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而且，城內居住密度高，小商店方便了居民生活。以零售業為主體的流通業就業人員占就業人口比重，發達國家一般都在20%以上，而中國不到10%，這預示著巨大的增長空間。據中華全國商業信息中心調查，沃爾瑪、家樂福營業麵積在8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店，每銷售1000萬元的商品，需要從業人員20人，而中國中等以下店鋪，則可以吸納從業人員50人，就業比率或直接的擠出效應是1∶~1∶3。此外，由於外資零售大店強勁的市場競爭力，也迫使內資商業企業減員，即造成間接擠出效應。有研究表明，在美國，沃爾瑪每創造1個就業機會，會帶來個人失業；在中國，至少會帶來3個人失業；平均每家外資零售巨頭開業後，就有3家較大規模和30多家中小型國內零售企業關張。家樂福在上海開張第二家分店，一個月之內，其周圍5公裏內32家中小超市、百貨商店的營業額下降了50%。法國前總統希拉克在當巴黎市長期間，就曾經下令不再批準新的超市進入城區。巴黎市政府對市內商業機構進行的研究表明，小型商店是保證、促進就業的手段，也是保留傳統城市生活框架必不可少的手段。擠壓中資企業利潤，侵蝕中國製造業基礎　外資零售巨頭的一個重要成功之道，就是“天天低價”，即充分利用其市場主導以及部分壟斷經營的優勢，擠壓供應鏈成本，實現價差策略。其利潤主要來源是上遊的供應商，而不是來自下遊的消費者。從世界最大的日用洗滌、護膚品製造公司（寶潔公司）與世界最大零售商（沃爾瑪）之間的博弈，足可見零售巨頭所具有的競爭優勢。2004年在寶潔514億美元的銷售額中，有18％來自沃爾瑪在世界範圍內5100家超市的經營業務，而沃爾瑪2560億美元銷售額中的％歸功於寶潔的產品。顯然，寶潔對沃爾瑪的依賴更大。沃爾瑪要求寶潔公司降低商品價格，寶潔公司加以抵製。沃爾瑪發出警告：如果你們拒絕，我們會把高露潔的產品擺在你們產品的旁邊，而且每樣都比你們便宜，這樣等著看結果。當然，寶潔不得不讓步。像寶潔這樣的著名公司都得屈從於零售商，那麽其他供應商就可想而知了。中國製造業集中於勞動與低技術密集領域，競爭尤為慘烈，受外資零售巨頭的擠壓尤為殘酷。有業內人士分析，20世紀90年代時，如果供應商在家樂福一年的營業額100萬元，大概有10多個點的賺頭，家樂福也會有10多個點的賺頭（生鮮應該會高點）。現在呢？家樂福的利潤不到10個點（刨除正常競爭帶來的影響），而供應商大概有5~6個點。有報道顯示，一些外資零售巨頭擔心中國品牌迅速成長，而對本國相關知名品牌形成挑戰，拒絕或有意抑製中國品牌的銷售。壹 “三公裏死亡圈”凸顯零售隱憂（3）私自從事金融操作，擾亂金融秩序　外資零售巨頭在進貨上善於向供應商“借雞生蛋”，通常與供應商簽訂3~6個月甚至9個月的付款合同。如此，貨賣得越快，供應商往零售商那裏投入的資金就越多；外資巨頭將獲得的這些周期性的無成本“短期融資”投入企業的日常經營，或用於擴張並購，或通過變相手段轉做他用，包括金融操作。在歐美發達國家，隨著金融自由化，超市已成為重要的金融機構，既可參與資本市場，也能直接為企業提供融資。在中國，由於金融機製不健全，金融體係不完善，金融監管水平不高，因而相關操作被嚴格禁止。但是，相關外資巨頭早就“暗渡陳倉”，或直接進入股市房市，或把資金直接拆借給企業，或通過外資銀行進行相關金融操作。當前，中國境內熱錢激蕩，金融風險急速上升，當然少不了相關外資零售巨頭的“貢獻”。謀求市場控製，實現行業主導　2004年11月中國零售業全麵開放後，沃爾瑪在中國的發展速度明顯加快，在中國的發展戰略是“占位居首，盈利其次”，公開聲稱3年不要利潤，以本土收益來補貼在中國境內擴張。在全麵履行“入世”承諾時，中國相關主管部門很清楚，憑借中國零售業的現狀和企業的競爭力，根本無以抗衡外資零售巨頭，因此設想，加強與外資巨頭“聯姻”，吸取他們的管理經驗，提高自己的競爭力。但是，如今，不斷有媒體報道，這種“聯姻”合作沒有幾個是成功的。例如，中資廣百集團高層透露，其與法國家樂福的合作過程中，廣百非但沒有盈利，在管理和服務方麵也未能學到外資的先進經驗，而且廣州5家賣場不斷虧損，因此廣百要求將其在合資企業中所持的25％股份減至5％。中資零售龍頭上海百聯集團董事長指出，在全國範圍內，外商完全主導我國零售業的可能性非常大。多個報道顯示，外資零售企業，除了帶來一個品牌與相應管理外，其餘全部經營要素包括資金、貨品、人員都是中國的。外資零售巨頭用足中國的資源，積極主導中國市場，賺足中國人的錢。不作為，亂作為，有選擇作為外資在華急速肆意擴張，與各級政府有關部門的態度密切相關。一些部門、地方或個人為了自己的一點小利，有時候不顧國家利益、民族與大眾利益，或不作為，或亂作為，或有選擇作為，為外資在華肆意擴張提供便利。不作為：對眾多外資零售企業違規展業視而不見　在國內零售業未完全開放的背景下，家樂福就采取了諸如“違規”、“繞道”、“假合資”、“借道地方政府繞開牌照審批”等非常規手段，在華快速擴張。有數據顯示，到1999年底，正式獲得批準，能夠合法進入中國的中外合資零售商業企業隻有21家，但實際上進入中國的外資商業企業近300家。而我相關部門對眾多外資零售企業違規展業，以及隨意擠壓中資企業利潤，侵蝕製造業基礎；私自從事金融操作，擾亂金融秩序等行為，往往視而不見。相比之下，家樂福韓國公司曾因從事不公平交易，被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處以約146萬美元的罰款。亂作為：給予外資超國民待遇　外資零售商總是出現在中國一些城市最繁華的地段，業內人士分析，像這種地段，利潤率極低的大賣場是無法支付昂貴的地價的，因此肯定是得到了地方政府的“特殊關照”。地方政府為了“政績”，通過廉價土地、優惠稅收、便利融資等等手法以吸引外資，降低外資零售巨頭的經營成本。許多上好的商業地段被拱手讓給外資企業，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拆除原來屬於國有商業企業所在黃金地段的店鋪，讓給外資企業，從而使中央政府一再強調的商業網點規劃變成了擠壓國內企業、給外資“騰地方、送網點、圈地盤”的規劃。這變相給予外資“超國民待遇”，實際上使中資零售企業麵臨不平等競爭。截至2001年底，經國家正式批準的外商投資零售商業項目有49家，但是各地越權審批的達到316家。 由於越權審批現象嚴重，各類外商投資商業企業大量湧入，影響了國內商業的正常發展秩序。壹 “三公裏死亡圈”凸顯零售隱憂（4）有選擇作為：在利益集團的影響下，有利可圖則積極作為，無利則不作為，或少作為，或消極作為　2003年12月，某部門起草了《外商投資商業企業管理辦法》，將外資在中國商業領域投資過程中無違規行為的列為A級，有違規行為但予以規範的列為B級，違規且未規範的列為C級。《辦法》規定，違規行為在進行規範後1年內，不能申請開設新店。在經曆了一係列的博弈（八易其稿）後，《辦法》終於出爐，然而對違規企業進行分級管理的條文因為外資企業的激烈反對而被取消。家樂福利用其局部壟斷優勢，收取供應商“進場費”早已是個公開秘密。“進場費”五花八門，包括“出廠價讓利”、“法國節日慶”、“新店開張”、“老店翻新”等二十多項，所有企業無一幸免；特別大的特定客戶進場費隻有5%，而炒貨行業則高達銷售額的30%。其實，這應是一種嚴重的不正當競爭。20世紀30年代中期，美國出現大型連鎖超市向供貨商亂收費的現象，全美中小製造商及經銷商聯合起來向美國聯邦法院起訴，最終促使《羅賓遜波特曼法案》的出台，規定具有市場壟斷地位的商家不得向供貨商收取進場費等。法案有效遏製了超市亂收費的現象，我們的管理部門也應當有所作為。經驗表明，外資零售巨頭一旦落地開張，一般會造成所謂的“三公裏死亡圈”現象，三公裏之內的同業態店鋪都會受到影響。2006年12月底，一份北京報紙報道了一條小消息，傳說家樂福要在北京北部一個龐大的居民區開業，結果導致一些中國超市紛紛撤離，因為他們無法與家樂福抗衡。美國有的州直接禁止沃爾瑪這樣的公司進入，有的州允許進入，但必須課以重稅，並且在營業時間上有著苛刻的規定。我們的管理部門應當學習學習。20世紀90年代後期，法國經濟界一句名言曾廣為流傳，即“誰控製了法國的商業流通業，誰就控製了法國經濟，誰也就擁有了法國”。法國政府的確也如此作為，限製外資商業企業在法國的發展。世界多個國家政府也是像法國那樣作為的，法國家樂福集團因此在全球屢遭挫折：早在1993年就完全退出美國零售業市場；2005年，虧損3億歐元，退出日本市場；2005年退出捷克與墨西哥市場；2006年，退出韓國市場；2007年，退出瑞士市場。我們並非要逼退外資零售巨頭，而是要問，我們的管理部門做了些什麽？2008年9月相關部門將外商投資商業企業的審批權（包括營業麵積超過3000平方米的大型超市的審批權）下放到省級商務主管部門，大幅度簡化外資商業企業的審批程序，審批時間可以從幾個月縮短到幾天。家樂福等外資商企摩拳擦掌，積極部署，大展在華宏圖。地方政府則如久旱逢甘霖，為了GDP政績，新一輪引進外資的熱潮正在掀起。在2009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步步高商業連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填指出，將外商投資商業企業的審批權下放到省級商務主管部門，這一決策對國內民族商業企業的發展是個沉重打擊，政府應將大型超市審批權回收中央，從長遠來說，內需的拉動必須依賴於發展和壯大國內零售企業。貳 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強盜”（1）凡是媒體說是真的就是真的，就算是假的也變成了真的；反之，凡是媒體說是假的就是假的，就算是真的也變成了假的。――法國《外交世界》主編拉莫內2008年，圍繞“中國製造”、“拉薩3・14”與奧運火炬傳遞等係列事件，一向以真實、客觀、公正自居的西方主流媒體公然違背新聞倫理，歪曲報道，甚至製造傳播謠言，激起全球華人義憤，引起國際輿論嘩然。在這場聲勢浩大的中西輿論較量中，中國的傳統主流媒體顯得軟弱無力，而網絡、手機等新媒體在愛國主義的鼓舞下顯示出強大力量。在西方媒體牢牢掌握國際話語權、競爭主導權的態勢下，如何堅守陣地、突破重圍、贏得主動，是中國傳媒業必須直麵的挑戰。信息時代的“流氓”“打鳴的公雞”與“下蛋的母雞”所謂傳媒是指“大眾傳播媒介”。廣義傳媒包括報紙、雜誌、電視、廣播、電影、圖書、音像製品與互聯網。其中報刊、電視、廣播與互聯網是四種主要的新聞信息傳播媒介。媒體作為政治的“喉舌”或大眾的“看門狗”，長期具有“打鳴的公雞”的職責；而作為經營性的文化產業，媒體同樣有“下蛋的母雞”的功能。作為社會信息傳播的媒介，傳媒業涵蓋了信息的生產、加工和傳播等領域，具有典型的信息服務業的特征，進入門檻較高，是資本與技術密集產業；同時，各類媒體所傳播的內容（即傳媒的信源）具有強烈的文化、人文特征，使得傳媒業屬於文化事業的一部分；傳媒業還具有鮮明的國家、民族、宗教或意識形態特色，是一個比較特殊的領域。因此，傳媒業不僅僅具有經濟屬性，而且還兼有文化、政治等多種屬性，從而融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攔路強盜”與“第四權力”傳媒是基於社會共同的信息需要而產生的，通過褒揚、貶斥、勸服、引導等手段來影響社會成員的思想和行為，由此產生一種道德意義上的權力。美國著名學者、國防部前部長助理約瑟夫・奈把這種權力稱為“軟權力”。奈認為，在全球傳媒時代，媒體的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強，它可以讓突發事件不致演變為不可收拾的危機；與此同時，也可以使危機升級，毀滅現有的價值體係。在西方社會中，大眾傳媒已經成為國家政治生活中除了立法、司法及行政權力外的“第四權力”。法國《外交世界》月刊主編拉莫內則更進一步認為：今天，媒體巨頭已經一躍成為繼經濟力量之後的世界第二大支配力量，政治力量退居第三位，必須服從於經濟和媒體。媒體巨頭、金融寡頭與巨型高新企業CEO是當今世界最有力量的核心人群。新聞記者埃莉斯・奧肖內西把他們稱為信息時代的“流氓”或者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攔路強盜”：“他們是計算機、娛樂以及電信行業的領袖，他們擁有的權力和影響力足以在華爾街和華盛頓興風作浪。”其中，媒體巨頭尤為突出，金融寡頭與巨型高新企業CEO都要借助媒體擴大其影響力。在英國一家家政雜誌公布的“英國100名最有權勢的女人”中，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排名第89位，而默多克的長女伊麗莎白・默多克（英國的天空廣播公司的節目總監）卻排名第一。拉莫內如此勾勒媒體無與倫比的力量：當今社會，真與假有了新的定義，凡是媒體說是真的就是真的，就算是假的也變成了真的；反之，凡是媒體說是假的就是假的，就算是真的也變成了假的。中國古代“三人成虎”的寓言故事不斷被西方媒體真實演繹。溫室氣體排放是否導致地球變暖，而地球變暖是否導致氣候變化，本身是個極具爭議的話題，但是近年來這個充滿爭議的話題已經成為無可爭辯的定論，而被世界廣泛接受，這就與西方媒體的步調一致的宣傳報道密切相關。貳 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強盜”（2）政媒聯手，法力無邊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為防止大公司對信息的絕對壟斷，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本著反托拉斯原則，限製電視網絡在全國的占有量，對電台、電視台的並購實行嚴格限製，規定一家公司在一個大的當地市場隻能擁有4家電視台，在小的市場隻能擁有3家，電視網不能占有全國市場的25%。但是，媒體巨頭通過各種途徑進行公關遊說，默多克還向美國眾議院議長金裏奇預付450萬美元稿費，以讓他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將相關電信法案盡早在國會通過。1996年，國會批準了《1996年聯邦電信法》，法案取消了一家公司擁有電視台數量的限製，電視網可以占有全國市場份額由原來的25%增加到35%，由此廣播電視業並購興起，傳媒壟斷由此形成。默多克的一位資深助手曾感歎說，在操縱政客為自身利益服務方麵，從未見過比默多克更精明的人。媒體背後總不難找到國家的支持力量。西方傳媒多數由私人和財團投資興辦，其控製權掌握在私人機構手中，但政府機構可以通過多種“軟手段”，對大眾傳媒進行製約和調控，如政府廣告選擇、決策傳播業發展規劃、提供技術支持、基礎設施改善、遠程傳輸光纜提供、衛星技術幫助，以及對傳媒的傳播活動進行管理，對傳媒內容進行監督和審查，控製消息發布源等等。政府的影響力無處、無時不在。美國批判學派的先驅赫伯特・I・席勒在《思想管理者》一書中揭示：美國媒介受到的是雙重束縛，一方麵受到來自大廣告商和大公司在經濟上的控製，另一方麵受到政府在政治上的嚴格管理。因此，政府和媒體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媒體受到政府束縛與管理的同時，也得到政府力量的支持，由此媒體通過市場與國家的雙重力量向世界擴張。翻雲覆雨，馳騁全球　當今，全球50家媒體公司占據了95%的世界傳媒市場，90%以上的新聞由西方媒體壟斷，其中有70%是由時代華納、迪斯尼、貝塔斯曼、維亞康姆、新聞集團、索尼等巨型跨國傳媒集團控製，僅美國就占據了全球75%的電視節目生產和製作。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市場調研表明：在全世界跨國流通的每100本書中，就有85本是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在跨國流通的每100小時的音像製品中，就有74小時的製品是從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2007年，美國時代華納集團營業收入447億美元，依照年末匯率折算，約合於3300億元人民幣，這一數字與2004年中國文化產業3440億元人民幣總收入相當。時代華納旗下有130種期刊，其中《時代周刊》年收入約10億美元，《人物周刊》年收入7億美元。另一個傳媒巨頭――魯伯特・默多克所創建的新聞集團，是當今世界上規模最大、國際化程度最高的綜合性傳媒公司之一，淨資產就超過400億美元，業務涵蓋電影、電視節目的製作和發行，無線電視、###和有線電視廣播，報紙、雜誌、書籍出版以及數字廣播、加密和收視管理係統開發，是個道地的龐大的傳媒帝國，默多克本人的影響力則遍及西方朝野。“本土化”親近中國未被征服的“帝國信息邊疆”2007年中國傳媒業總產值為4811億元，比2006年增長。從內部產業結構看，圖書出版和移動媒體在市場規模上居前兩位，遠超其他媒體。2008年中國傳媒業的總產值估計為5440億元，同比增長，其中圖書出版和移動媒體繼續占據市場前兩位，將分別達到1316億元和1249億元。世紀金融大危機，西方傳媒市場集體遭遇重創，廣告業迅速萎縮，但是中國仍舊保持持續增長態勢，取代英國成為僅次於美國、日本與德國的世界第四大廣告市場。擁有13億受眾且持續快速增長的中國傳媒業是西方傳媒巨頭尚未實施控製的最大一塊“處女地”，而中國獨具特色的政治與文化，則被西方傳媒視為最大一塊尚未被征服的“帝國信息邊疆”。因此，這些傳媒巨頭總是竭盡所能要進入這一市場，影響、滲透中國的政治文化。貳 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強盜”（3）強大而持久的叩門攻勢　為進入中國市場，拓展這塊尚未被征服的“帝國信息邊疆”，西方媒體發動了強大而持久的叩門攻勢。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在線時代華納、維亞康姆、新聞集團、迪斯尼集團、貝塔斯曼集團等巨型傳媒集團就拉開了進入中國傳媒業、娛樂業的序幕。西方國家的政府當然對傳媒業的跨國擴張給予積極的支持，借中國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機，為西方傳媒要價、開路。1993年，德國總理科爾首次訪華，貝塔斯曼乘機將“書友會”的概念帶到了中國，這在當時的中國市場上是少有的案例。西方傳媒巨頭深諳中國政治的運行之道，想方設法拜會中國政要，以借機進行公關遊說。2001年3月，維亞康姆總裁雷石東在拜會中國領導人之後，就與中央電視台以及上百家地方電視台展開一係列合作。不過，長袖善舞者非默多克莫屬，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他就頻繁造訪中國，拜會中國政要，每次都不會空手而歸，由此新聞集團成為令其外國同行豔羨不已、深入中國腹地最深，同時也是對中國傳媒業影響最大的西方媒體巨頭。“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落實”西方媒體對中國滲透的重要策略就是“本土化”。跨國傳媒巨頭清楚地認識到，要讓具有深厚文化底蘊與鮮明政治特色的中國人接受西方媒體，絕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新聞集團星空衛視確實是境外電視頻道中本土化做得最徹底的，不僅全部用普通話播出，連英文名字也直接用拚音“xingkong”。星空衛視還網羅了一批中國觀眾熟悉的主持人。與其他洋電視把賣點放在“開洋葷”的做法不同，星空衛視一個節目都不引進，從創意到製作全部在中國完成，用星空傳媒一位人士的話說，“壓根不考慮老外觀眾”。維亞康姆在“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落實”的經營策略下，選擇了音樂電視作為進入中國電視市場的主打產品，利用其旗下的“MTV”著名品牌，製造MTV中文頻道，主持人本地化，通過數十個有線電視台深入到幾千萬戶家庭。此外，還有大量境外傳媒的節目，通過贈送、低價銷售、甚至支出播出費的方式進入內地有線電視係統，或者通過與內地電視台合辦節目而逐步滲入，星空衛視還與中國地方電視台合辦春節聯歡晚會。媒體巨頭與金融寡頭的“雙簧”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參議院政府事務委員會的一項報告中說：“四家廣播機構（美國廣播公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全國廣播公司和威斯汀豪斯公司）在美國最大的國際銀行業第一花旗公司的董事會中全有代表，而且這些廣播公司與其他金融公司和工業公司彼此都有聯係。”在各種錯綜複雜的大機構連鎖董事會中，媒體巨頭與金融寡頭之間形成了“大公司的亂倫”之中的“亂倫”。媒體巨頭與金融寡頭的融合由來已久，由此形成一股巨大的市場力量，肆無忌憚的金融投機主導著國際金融市場。如今，席卷世界的糧食危機與其他大宗商品價格危機隻不過是西方媒體巨頭與金融寡頭“雙簧”的故伎重演，吞噬著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紅利。2004年，西方媒體大肆報道，因為天氣災害導致大豆減產，大豆價格迅速攀升，超過50%。等到中國商家大量吸進大豆期約後，西方媒體又說先前的數據失真，世界大豆產量將大增，大豆價格因此暴跌50%，中國商家損失慘重，跨國糧商乘機收購中國大豆企業。如今中國的70％油脂加工廠是外資或合資企業，80％的大豆壓榨能力為跨國糧商控製，由此出現“豆子比牛奶貴，豆粕比大米貴，豬吃的比人吃的貴”的局麵。貳 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強盜”（4）“妖魔化”遊戲中國現代中國雖不乏主流媒體、權威媒體、私人媒體，卻唯獨缺少強勢媒體，加上長期韜光養晦的政策，以及近年來對西方媒體的敬畏與追捧，使得西方媒體牢牢地掌握著傳媒業的話語權，使得中國在整個格局上處於西方媒體的包圍與單向影響之中。西方媒體本身既相互競爭，又彼此合作。作為有線電視和傳媒領域的巨人――TCI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約翰・馬隆使用了許多不同的詞匯來描述他與默多克之間的關係――“競爭對手、合作夥伴、共同策劃者”。在政治、經濟與文化滲透上，西方媒體對華有一致的利益，因此一直采取聯合態勢，而且這一聯合早已成為一種默契。低成本、高收益的“遊戲”西方媒體對華的聯合，集中體現就是“妖魔化中國”。對眾多西方媒體而言，這是一個低經濟成本、高政治與社會收益的“遊戲”。“妖魔化中國”成為西方媒體的常態，眾多西方新聞記者編輯固執己見，不斷地用放大鏡尋找中國的陰暗麵，製作詆毀中國的新聞作品。美國斯坦福大學一位教授做過一項統計：從1996年之後的5年時間內，包括《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以及《時代周刊》等在內的美國主要媒體出現的關於中國負麵報道與正麵報道的比例高達30∶1。西方媒體對中國媒體有著絕對強勢與優勢，因此中國總是處於被動受罵挨打的境地，而且中國政府與新聞界多數時間保持沉默，往往被西方解讀為默認。這無形中鼓勵著西方媒體在醜化、妖魔化中國上更加肆無忌憚。迎合西方政府的需要　西方傳媒“妖魔化中國”一方麵是迎合西方社會的需要，另一方麵則是迎合政府的需要。西方媒體標榜的“自由、獨立與公正”在巨大的政府政治幹預力以及經濟誘惑力（如政府廣告）麵前，往往不堪一擊。因此，西方媒體一直充當政府的政治工具，由此不僅引導輿論，而且為政府大搞輿論戰。在戰爭時期，輿論戰體現為一種直接的戰鬥力，即軍事行動不可替代的有機組成部分，如在北約推翻南斯拉夫聯盟政權以及美國侵略伊拉克的戰爭中，美英的媒體輿論戰就發揮了關鍵作用；在和平時期，輿論戰體現為通過“沒有硝煙的戰爭”，在意識形態競爭和國家形象塑造上，對目標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等社會各個方麵產生重要影響。如1988~1993年美國無償向弱小國家贈送圖書達460多萬冊；在1989年蘇東巨變中，美英的媒體對這些國家的長期影響就發揮了重要作用。商業利益與政治利益一個都不能少　在成功實施蘇東巨變後，中國成為西方政府與媒體的演變重點。1993年，默多克曾表示###將“削弱極權統治”。1994年美國製定了《國際廣播法》，把中國定為電波戰的第一對象國，建立了主要針對中國的自由亞洲電台。值得關注的是，目前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等西方國家的國際廣播電台、電視台的網站基本上都有中文網站，而且音頻與視頻並用，形成廣播、電視、互聯網等多種手段齊頭並進，對中國實行全方位、立體式的強烈信息轟炸。美國前國務卿杜勒斯曾直白：“我們的政策是設法鼓勵中國的經濟和政治自由化勢力，來促進這個偉大國家的和平演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迅速，在經濟領域積累起龐大的實力與巨大競爭力，但是經濟的市場化與多元化，並沒有給中國帶來西方所預期的政治民主化與自由化。因此，西方媒體對中國的不實乃至歪曲報道越來越多，越來越密集，也越來越離譜。早先是對中國宗教自由、人權等意識形態問題橫加指責，後來則越來越多地借機生事，對中國的香港、台灣、西藏及核售等具體問題說三道四，把自己扮演成道義的捍衛者、正義的仲裁者與國家社會的領導者。近年來，針對中國的經濟崛起以及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轉而密集製造“###”、“中國崩潰論”，竭盡醜化、妖魔化中國之能事。在北京爭取到奧運會舉辦權後，西方媒體在奧運議題上又做足文章，掀起一波接一波的輿論宣傳戰。奧運會的成功舉辦，一般都會提振東道國的形象，誕生一批民族品牌。於是凡是有助於暗淡中國國家與產品形象的，西方媒體都不厭其煩加以報道，甚至無中生有，歪曲誇大。在北京奧運會舉辦前，聲勢浩大的詆毀“中國製造”輿論宣傳戰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粉墨登場的。中國崛起步伐穩健與快速，於是西方媒體紛紛就貿易順差、人民幣升值、溫室氣體排放、氣候變暖等議題向中國施加所謂“大國責任論”。叁 跨國“水龍王”攪渾中國水務市場（1）在一次調研中，××市自來水公司老總告訴筆者他的一個親身經曆。一段時期以來，市場化、國際化在中國城市水業中大行其道，在有關部門要求下，××市自來水公司也承受著引進國際投資者的重壓。於是，他們組織了一個考察團，赴美了解學習美國華盛頓、紐約這些大都市是怎麽市場化、國際化的。當他們提出相關要求時，美方有關人士聳聳肩：Sorry！你們必須向國防部申請，因為自來水公司屬於準軍事設施，由美國軍方管轄。國際水務私有化的深刻教訓水務私有化是為利益集團牟利　一直以來，國際壟斷資本為獲取壟斷利潤幾近瘋狂。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美壟斷資本控製了政府，自由經濟之風由英美強勁刮向世界。自由經濟理論強調，效率是經濟的核心，要使效率最大化，最好的辦法就是使其市場化、私有化。1984年英國國有電信被出售，“市場化”、“私有化”似乎一發而不可收，並很快搖變為世界“主流”。邁克爾・赫德森在其《全球分裂》（2005年4月美國普盧托出版社再版）一書序言中指出，美國大力推動的自由化不是為了促進真正的創新或發展，其興趣不在於創造新財富，而是以自由化的名義接收第三世界已有的人民的財富，如資源、不動產或者奪取水、電、交通等公共服務業的壟斷權，以牟取暴利。作者許由在其《水的危機與商機──兼談大陸水務私有化浪潮》一文中指出，資本主義工商業是汙染及破壞淡水資源的元凶。諷刺的是，它越是這樣破壞，就越為自己帶來商機，因為水越缺乏，就越值錢，而供水成本也越貴，在此情形下官商勾結推行私有化就更有借口。21世紀初，世界最大的200家跨國公司銷售總額比全球191個國家中182個的總經濟實力還高。如果把跨國公司與國家按經濟實力一起排名，那麽前100名中將有53名是跨國公司而不是國家。富可敵國的跨國公司，運用其強大財力，糾集政府的高級官員、學術界與傳媒界人士，組成旨在為經濟徹底鬆綁的類似“三邊委員會” ，聯合向所在國政府、國際組織施加壓力，使其接受一個理念，即“任何東西都可以作為商品出售。即使人的生命中過去被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一些方麵，比如健康和受教育權、文化與傳統、遺傳密碼與種子，甚至包括空氣、水在內的自然資源，現在都可被當作商品。”世界銀行一直是水務私有化的積極推動者。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振振有辭：當今世界水危機的根源是因為水太廉價，差不多等同免費，水由此被人們大量浪費，而隻需讓水價確實反映成本就能使人珍惜水，這就必須通過市場機製進行調節。自由經濟學家為國際壟斷資本量身定做了一套經濟自由政策，1990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約翰・維廉森將其命名為“華盛頓共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此後便不遺餘力地加以推銷。而世界銀行始終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相呼應，從未間斷為私有化、市場化造勢。2000年，在世界銀行讚助下，第二屆世界水務論壇在海牙召開，出席論壇的是大型水務公司代表、言必稱市場的政府官員以及自由派經濟學家。論壇最後的結論是，有水吃不應視為“人權”，隻應視為“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最好由市場及私人企業來滿足。叁 跨國“水龍王”攪渾中國水務市場（2）水務私有化得不償失　跨國水務公司、相關政府官員與自由經濟學者競相標榜，私有化、市場化會惠及所有人。可是，世界各地的經驗說明，水務私有化往往令水費持續提高，服務質量卻不斷下降。對私營公司的老板和股東來說，其首要目標是獲取最大利潤，而不是保證人人有水可用。在私有化、市場化後遇到的常見情形或跨國水務的經營方針是，鼓勵消費而不是節約用水，大眾消費越多，企業賺得越多。英國是最早實行水務私有化的國家，在私有化五年內，水費平均上升1倍，同時水務公司利潤上升近7倍。印度水務私有化後，一些家庭用於購水的支出竟然占家庭收入的25%。非洲部分國家的水務私有化不僅沒有擴大服務的範圍，反而導致貧困地區的設施得不到及時維修，窮人飲水更為困難。而且，跨國水務公司破壞環境、貪汙賄賂的案件不斷被報道。正因如此，水務私有化、市場化在全世界正遭到越來越廣泛的抵製。在###、烏拉圭、阿根廷和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在印度、斯裏蘭卡等南亞國家，在南非等非洲國家，紛紛掀起各種抵製水資源私有化的運動，甚至出現起義或騷亂（左派讚譽為“起義”，右派、跨國公司則指責為“騷亂”）。此外，在發達國家，意大利反對水資源私有化的運動也很有影響力，比利時政府一直就對水的私有化持懷疑態度，2004年荷蘭議會通過法律禁止水資源管理私有化。最典型的例子是，1998年世界銀行以拒絕為###的2500萬美元貸款作擔保，來威逼###政府把該國第三大城市科恰班巴（Cochabamba）的水務私有化。結果由美國工程巨頭貝克特爾公司（Bechtel，參與建造中國三峽工程）的分公司獨家中標，並獲得16%的利潤保證。1999年1月，該公司接手科市水務後，立即把水價提高了一倍，甚至連那些吃井水的社區居民也要安裝水表以便付水費給貝克特爾。眾多貧民不堪重負，一些家庭因此所付水費竟然達到收入的兩成。被收買與要挾的政府官員忠實執行與世界銀行、貝克特爾公司達成的協議，在多方努力無效後，科恰班巴市民最終於2000年3月發動大規模抗爭。這時候，政府不得不向人民低頭，宣布取消私有化，但要補償貝克特爾公司4000萬美元的“經濟損失”。###市民與買辦政府、跨國水務公司的宏大抗爭，引起了世界多國民間團體聯合起來，積極反對水的商品化與私有化。當2000年世界水務論壇召開時，全球幾十個民間團體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批評跨國公司以及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機構推動水務私有化。同年12月，幾百個民間團體代表在###的科恰班巴市召開會議，發表以下聲明：“水理應屬於地球及一切物種，水對生命來說是神聖的。因此，為了將來世代以及自然環境，世界水資源必須好好保護及由人民拿回來。用水是基本人權，必須受各級政府所保護。因此，不能把水商品化、私有化或為商業目的而買賣。這些權利必須得到各級政府尊重，特別需要一條國際公約來保障這些權利。由當地居民來保護水資源是最恰當的，因此在保護水源及其調節上，當地居民應被視為同政府平起平坐的夥伴。人民自己才是促進民主及保護水資源的力量所在。”叁 跨國“水龍王”攪渾中國水務市場（3）跨國資本“試水”中國“電老虎”、“水龍王”是中國傳統的壟斷行業，是###十年代的大學生就業的心儀對象。如今，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下，在經濟自由化聲勢下，昔日無限風光的行業，正不斷黯然失色，甚至要不斷為自己的合理存在而證明辯解。水務改革創造“渾水摸魚”良機　長期以來，壟斷性與福利性製約著中國水務的發展，老牛破車般勉強維持著城市的基本需求。但是，在中國水資源日趨短缺，水汙染日益嚴重的今天，水務管理體製的不適應性越來越明顯。中國城市與農村水務管理分屬於不同部門，涉水部委管理衙門眾多，地下水屬於國土資源部，水汙染監測屬於環保部，飲用水水質屬於衛生部。此外，水利部、農業部，還有“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等等都有不可忽視的發言權。各部門一般都是從部門利益而不是全局出發，有利便均沾，不利則皆逃。水務條塊分割，各地方畫地為牢，摻雜著各種地方利益因素，從而使水的問題異常複雜。隨著城市發展進程的加快及公用事業改革的深化，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的匱乏，讓各地方政府捉襟見肘。水務是資本密集型行業，在沒有更有效手段解決資金短缺問題時，市場化、私有化自然成為部門與地方最簡單、便捷的選擇。2002年12月，建設部發布《關於加快市政公用行業市場化進程的意見》，鼓勵社會資金、外國資本采取獨資、合資、合作等形式，參與市政公用設施的建設。2004年3月，建設部發布《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由此，大規模的外資和民營資本開始進入水務市場，掀起了水務改革“第一波聲浪”。威立雅、中法水務等外資水務巨頭紛紛與國內水廠進行合資。在2006年9月召開的第五屆世界水大會上，建設部進一步明確中國未來水務市場發展方向，就是鼓勵水務行業的市場化運作。政府部門出台市場化舉措理由更是言之鑿鑿，核心是“欠賬太多”，尤其是環境欠賬太多，國家要加大環境監管力度，就必須建設更多的市政設施，這些市政設施的投資令國家不堪重負。據建設部估計，僅“十一五”期間，我國城鎮的汙水處理以及再生利用設施建設、城市建設和老城區改造、南水北調、水安全體係的建設等總投資超過1萬億元。利用非國有資本是解決資金問題的一種全新融資方式。在決策部門那裏，水務市場化的初衷是推進特許經營製度，即經營層麵的改革。但是，隻有市場方向，沒有實施細則。自由化理論本身就存在諸多不足，加上政策的粗糙，如此到貫徹執行時，必然會出現嚴重問題。如同賽場哨聲吹響，運動員卻不知道跑往何方，一時間隻能亂作一團。如此，就給了一些貪官、惡商渾水摸魚的機會。正是有些部門的語焉不詳，地方政府膽子更大、步伐更快，在“特許經營”之中，塞進了“產權改革”的私貨，“市場化”升級為“私有化”，即出讓當地水處理企業的股權，再限定經營年限。地方之所以紛紛“偷天換日”，是因為“產權改革”比“特許經營”更有短期“油水”。當然，地方也有地方的苦衷，中央與地方分灶吃飯時，肥油精肉都給中央拿走，隻給地方留下一塊塊硬骨頭。地方收入約束增大，而肩負的責任未減甚至還在不斷提高，開支剛性增加，因此往往隻能拆東牆，補西牆，甚至殺雞取卵，包括出售水權。但是，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地方的苦衷確實存在，不過相關開支是否公開、透明，吃喝、旅遊等公款消費競賽，形象工程大比拚，什麽時候消停過，不斷增加的財政開支，有多少花在正道上？叁 跨國“水龍王”攪渾中國水務市場（4）跨國水務巨頭“試水”中國　國外水消費一般占個人收入的4%，而在中國城市目前平均僅為左右。由於相關水費一般由政府定價，價格始終處於低位，一些城市甚至十多年沒有上調過水價，成為被“遺忘的角落”，因而未來上升空間很大。更何況，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不斷加速的城市化、工業化與居民家庭生活現代化的進程，都給未來水務市場留下足夠的空間。巨大的市場空間則像磁石一般吸引著跨國與民間資本紛紛進入。在“市場化”與“私有化”尤其是“國際化”的感召下，包括威立雅、蘇伊士裏昂、泰晤士等跨國水務巨頭挾其強大競爭實力紛紛登陸。它們憑借雄厚的資本、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在中國水務市場競爭中占有明顯優勢，並以特許經營、BOT模式（“建設―經營―轉讓”模式）、TOT模式（“移交―經營―移交”模式）、控股、合作等投資方式，打入北京、上海、天津等10多個大城市的水務市場。2002年5月，上海自來水浦東公司與法國著名的威立雅水務集團簽約組建中國第一家大型中外合資城市自來水公司。一開始中方報出的轉讓評估價為億元的國有股股權，而威立雅的報價超過這一評估價的2倍。這讓中方各界諸多人士驚詫不已，也迷惑不解。尤其是到2007年，跨國水務公司在中國大地上掀起了波瀾壯闊的溢價大戰。是年1月，威立雅水務與蘭州供水集團簽署了45%的股權轉讓意向性協議，報價億元，遠遠超過同時競標的中法水務報出的億元和首創股份報出的億元。8月，揚州自來水股權轉讓項目招標，轉讓49%的淨資產，中法水務以億元的投標獨占鼇頭，報價為資產價值的5倍左右。9月，威立雅水務以億元奪得天津市北水業49%股權轉讓項目，超出淨資產額3倍。跨國水務公司動輒以3~5倍的高溢價競購中國水務資產，令相關地方政府欣喜若狂，不僅增加了政府收益，而且還引進了外資，提高了GDP與政績。然而，中國水協會長李振東一針見血：“外商今天高溢價收購供水資產，明天都要成倍地賺回去。一屆政府的政績，將成為今後曆屆政府的嚴重隱憂，最終都會轉嫁給老百姓。”高溢價競購隱藏諸多玄機　逐利是資本的本性，而且跨國壟斷資本積極謀取的還是高額壟斷利潤，外資高溢價競購水務資產隱藏諸多玄機。2007年9月，全國工商聯環境服務業商會發出《關於城市水業資產溢價轉讓行為的公告》指出：在政府定價的背景下，水業資產溢價是地方城市用以後預期的水價和水量收益進行的短期資產融資，溢價的收益最終將進入消費者的支付體係中。跨國水務付給中方的高溢價最終都要在中國收回。中國城市水務市場容量巨大，不必擔心沒有市場盈利；水務行業很少受國家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影響，收益相當穩定；水務現金流特別好。這三方麵決定了水務行業風險很低，外資的風險收益比是可控的。許多地方為了引資而不惜向外資做了高利潤保證。外資之所以高溢價進入中國水務，就是非常清楚這是穩賺不賠的。BOT等合作模式要涉及資產回購問題，跨國水務肯出、敢出高價購買內地水務資產，看重的是未來（15~30年不等的“特許經營”期）資產回購時可以大做文章。它可以在“特許經營”期間把資產規模做得很大，然後從政府回購中獲取很高的利潤。叁 跨國“水龍王”攪渾中國水務市場（5）跨國水務公司可以通過關聯交易轉移成本與利潤。工程和設備服務關聯是成本轉移的途徑之一，跨國水務公司與地方政府約定，合資企業的某個項目，或者全部的工程服務項目，或者主要設備，必須由投資人所屬的工程公司或設備公司提供，而提供服務的價格則回避了競爭機製。更為關鍵的是，跨國水務公司利用在我國政府中的廣泛人脈，清晰地把握了中國水務發展的血脈。早在修改的《循環經濟促進法》中，就已經透露出“水價即將改革”的信息。跨國水務公司高價收購後，迅速於幾年內做大，待其全麵掌握某個城鎮供水主動權後，便要求調漲水價。前人種刺，後人遭殃　發展中國家水務私有化、市場化與國際化的弊端，如今正一一在中國再現。跨國水務公司在華並購，通常第一項要務，就是裁減原國營水務公司的員工，以提高效率；緊接著就是投資改建與擴建，積極從事關聯交易以轉移成本與利潤；其後，在萬事俱備、控製供水主動權後，便調漲水價。威立雅自1997年進入天津獲得第一個項目起的10多年時間，天津居民生活用水的價格先後上調了8次，由每噸元提高到元，水價上漲近5倍。昆明市自來水集團2005年底開始與威立雅合作，次年1月昆明市就上調水價，2007年7月再次上調，漲價幅度和頻率都令當地百姓驚詫。2007年7月，威立雅旗下的青島威立雅水務被曝向自來水管道排放汙水，通過自來水進行稀釋，以使汙水處理達標，導致多人身體嚴重不適，引起社會震動。但願“為水而戰”不會出現在中國水務，永遠的朝陽產業　水的戰略價值遠沒有被我們所認知。《財富》雜誌在2000年5月的一期特刊中宣布：“水在21世紀中的地位將相當於20世紀中的石油，它將決定一個國家的窮富”。在戰略家看來，水：不隻是一般資源，是藍金，是21世紀的石油，而與石油不同的是，作為生命之源的水，沒有替代品。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克勞斯・特普費爾在1999年這樣評述：在不久的將來，最激烈的衝突可能是為水而戰。為水而戰不僅是國與國之間，還有一國之內的階層之間，更多的恐怕是跨國壟斷資本與東道國貧民之間，從###市民的宏大抗爭中就應看出這個端倪。拉美、東南亞、蘇東等國的教訓反複表明：一個缺乏戰略性預見的國家注定要被國際資本洗劫。中國從外匯儲備到石油等資源，因為缺乏清晰的國家戰略，引狼入室，與狼共舞，因此一直就是被敲詐的對象。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地方利益使得一些部門與地方政府完全拋棄了水業的公益性、長期性、戰略性，於是便出現了“把自己賣了還要給別人數錢”這樣啼笑皆非的困境。水業不是夕陽產業、不是一般競爭性行業，它是關係到國計民生的戰略行業，是永遠的朝陽產業。新自由主義教條禍害深遠　以“私有化、市場化、國際化”為核心內容的“華盛頓共識”在多次金融危機的衝刷下，已經在國際社會式微，但是在中國依然盛行，因為中國迄今尚未遭遇大規模經濟與金融危機的衝擊，新自由主義勢力異常強大。我們一些高級幹部國外進修，中層幹部國內進修，他們主修的經濟管理，近乎全部都是新自由主義的貨色。一些幹部高喊著要打破馬克思主義教條，廢除社會主義教條，置換的卻是新自由主義教條。叁 跨國“水龍王”攪渾中國水務市場（6）是否市場化以及市場化方式與程度的高低，在不同行業應依據不同國情而定，不同國家根據具體情況來確定其與之相適應的市場機製。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就明顯區別於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從世界範圍來看，水務完全市場化也有比較成功的案例，但是集中在一些小國；完全采用國有經營管理形式，也不乏成功的範例。1996年世界銀行對比了6個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後，也不得不強調指出，智利的公共水業服務是高效率的典型。世界上最大的公共供水服務係統是巴西聖保羅省的聖保羅供水公司SABESP，自1995年以來，經過多次改造，其運作更加現代化、效率更高。SABESP向省內2200萬居民中的一半以上提供水業服務，在增加收入的同時，降低了運行成本，而且還不斷增加了環保投入，是國際公共服務中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典型。跨國水務公司、自由派經濟學家以及政府中的買辦官員一般都認為，國有企業低效、滋生腐敗，但是國際勞工組織下屬的國際公共服務組織（PSI）根據他們多年的跟蹤研究認為，“無論是水業還是其他公共服務業，私有化過程的特征之一就是腐敗”。世界銀行的報告也證實“私有化過程本身就是可能產生腐敗的溫床。一家公司可能使用行賄的方法擠進合法競標者名單或減少名單上競標者的數目、壓低要租賃或購買的公共財產的估價、在競標過程中受到優待等等。……行賄公司可能不僅僅滿足獲得合同，它還可能希望在將來獲得政府補貼、壟斷權以及政府對其管理的放鬆。”在改革開放初期，眾多公用設施欠賬多，政府資金缺乏，國內可以利用的資金和融資工具奇缺，很多地方政府不得不把目光瞄向了外資，多數外資因為“奇貨可居”而獲得了較高回報。據國家統計局早幾年的統計結果顯示，外商對華投資中，供水是外商在中國投資回報率最高的行業。但是，隨著市場機製的健全、市場體係的完善、投資主體的明晰、資金的充裕、技術與管理水平的提高，再大張旗鼓地引進外資，尤其是對具有穩定收益的水業來講，則是異常的、非理性的。如果沒有腐敗摻雜其中，沒有不可告人的交易摻雜其中，是無法進行合理解釋的。每一個奇異的引資背後，都有見不得人的交易　2002年3月《南方日報》曾報導，在90年代，沈陽市政府給予興建沈陽第九水廠的香港匯津公司的保證回報率異常得高：第2~4年為，第5~14年為21%，第 15~20 年為11%。這種異常穩定的高回報拖垮了沈陽自來水總公司，因為它向市民供水的價格隻是每噸元，而向匯津公司買水的價格每噸卻是元。這種隻有傻子才做的買賣竟然由政府達成。後來，沈陽市原政府副秘書長、前自來水公司總經理遲若岩因涉及“慕馬案件”落馬，由此方才揭開原先的“水務黑幕”。中國在處置國有資產、推進市場化、引進外資過程中，奇異交易眾多，有多少黑幕等待揭示？外資大舉收購中國水務資產以及黑幕交易重重，也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關注。中國水協曾上書國務院，力陳跨國水務公司高溢價收購中國水務資產可能造成的“陷阱”和“隱患”，“把水務行業與其他一般競爭性行業同等對待，是方向性錯誤。應該保證國家對水務行業的控製力，計劃產權改革的水務企業在對引進外資還是內資的問題上要慎重，已經引進外資的水務企業應保證國有企業的控股權。”據悉，在2007年7月，由發改委和建設部組成了聯合調查組，針對“外資收購城市供水項目”進行了專項調研。2008年以來，跨國水務的高溢價收購戛然而止，全年似乎未見有一個外資水務項目獲批。但是，憑借此前在中國水務市場上的布局，跨國水務已經在中國水資源上占據了諸多控製權，已經引發國內多地水價的上漲。國人期待，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中國水務將會成為與石油、電力同等規模甚至更大的產業，長期兼並重組後，產業內也將出現與中石油、國家電力齊名的“中水集團”。政府應當切實破除部門利益、地方利益，更多地考慮國家利益、大眾利益，為中國的水安全、水清潔提供切實保障。肆 外國評級機構為中國資本市場“看門”（1）肆 外國評級機構為中國資本市場“看門”（2）其次是長期奉行雙重標準。一方麵，三大評級公司在美國本土評級時，主要依據被評估公司自身或經美國會計公司發布的報告，但對於美國以外的企業，除少數進行“自願評估”（需要付費）外，大多數則是所謂的“獨立評估”。另一方麵，對美國本土市場存在的問題經常視而不見，而對他國尤其是美國不喜歡的國家的金融市場動態往往“明察秋毫”。在1995年英國巴林銀行破產的同時，美國銀行的金融衍生品不良投資高達23萬億美元，但三大評級公司都不曾降低美國銀行的信譽等級。從“9・11”襲擊，到安然等巨型企業財務醜聞，到眾多華爾街股票分析師不法行為，到2003年11月摩根大通等知名銀行金融欺詐，再到伊拉克戰爭與持續恐怖襲擊威脅，以及美國巨額的已超過國際警戒線的“雙赤字”等等，美國金融市場遭遇一次又一次衝擊與持續威脅，國際資本一度紛紛逃離美國，但是三大評級公司都不曾也不打算降低美國主權評級。三大評級公司有欠客觀　其一，長期以來，三大評級公司在對亞洲新興市場尤其是對中國進行評級時，總是因為該地區“環境特殊”而另眼相看。多年來，中國快速經濟增長和良好發展預期令全球為之矚目，但直到2003年底，標普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10年不變，即“適宜投資”的最低限――BBB級。眾多國際著名的投資機構都認為標普的這一評級“保守得有些可笑”。中國誠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曾經指出，評級本身是一個非常市場化的產物，現代評級業在評級原理、評級方法等技術層麵都非常接近，決定評級的關鍵並不是技術手段，而是立場。其二，存在明顯的利益動機與利益衝突。評級公司首先是贏利至上，必須對股東負責，因此在運營時難免會傷害立意良好的政策目標、危及公益；評級公司的贏利主要來自其所評估的公司，若過於客觀，則肯定不受歡迎；評級公司目前的核心業務存有潛在的利益衝突：被評估企業付錢為自己購買信用等級，而由投資者來使用這些評級結果；評級公司在向客戶主動提供信用評級時，往往變相要求客戶購買其他服務。1996年穆迪就曾受到美國司法部的反壟斷調查，原因是穆迪在向客戶主動提供信用評級時，被懷疑變相進行了捆綁銷售，迫使客戶購買其全套服務。三大評級公司在方法上也並不像其標榜的那樣科學　主要體現在：一是評級使用的方法與模型過時，其模型引用的數據對於美國本土公司一般一個季度方才更新一次，而對於境外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公司的數據更新周期往往超過一年甚至更長，遠遠不能適應瞬息萬變的市場實際。二是信用評級旨在增加市場的透明度，但是長期以來，三大評級公司的收集和發布信息的活動一直是灰色的，乃至暗箱操作，信息可靠性存在嚴重問題。當為安然公司評級的評級師被質問為什麽對安然財務報告的重大疑點視而不見時，該評級師承認，他沒有能力把握安然的業務和財務結構，也沒有認真讀過這些財務報告。三是一般上市企業與主權國家都是在固定的時間發布金融信息與經濟數據，但是信用評級公司缺乏信息發布工作的規則，不是有規律地而是隨時地、出其不意地發布信息，由此往往造成金融市場動蕩。有我國台灣專家指出，台灣地區金融製度與法規有自己的特性，金融環境又瞬息萬變，而每年都對台灣地區進行金融業年度評級的穆迪，在台灣當地竟然沒有辦公室與分析師。肆 外國評級機構為中國資本市場“看門”（3）三大評級公司加劇金融市場動蕩三大評級公司因為已經存在而合理，因為美國政府而獲得壟斷地位，因為壟斷地位而具有強大影響力。但是，由於三大評級公司缺乏應有的獨立、公正、客觀與科學性，因此難以發揮市場期望同時也是自己所標榜的預警作用。評級公司常步市場後塵，在國際屢屢失信　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醞釀階段，三大評級公司未能發出任何警告，等到危機爆發後，慌張應對，降級過激，加劇市場恐慌。1996年9月，穆迪及標普分別給韓國開發銀行的長期債信評級為“A1”及“A+”，均屬於投資等級。韓國危機發生後，隨即調整為“Ba1”及“B+”，連降八級至垃圾等級。1997年7月，泰銖發生危機，穆迪及標普仍給泰國政府公債“A”級，直到10月才加以改變。更為滑稽的是，1997年11月23日，日本山一證券公司提出歇業申請，但穆迪於11月21日的評級報告，仍隻將山一證券長期債信評定為“Ba3”，直到當晚才降為“Caa1”級。同日，標普隻再將其列入可能降級的觀察名單，直到23日才緊急降為“CC”級。此後，在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以及2000年土耳其危機問題上，穆迪及標普都沒有提前預測危機，直到危機已經成型，才遲遲降低有關信用等級。難以發揮預警功能，在美國本土備受質疑　三大評級公司或根據被評估企業公布信息資料進行評估，或根據自己掌握的信息進行所謂獨立評估。但實際表明，這兩種評估的科學性都存在疑問。1992年，加州保險司長控訴標普及穆迪先前給予倒閉的Executive Life保險公司不實且過高的評級，導致投資人遭受損失；1996年，美國加州橘郡指控標普未能對該郡所投資的基金風險進行恰當評估，以致該郡擴大舉債終至破產。自2001年底，一連串巨型公司出現財務欺詐醜聞，美國金融市場由此出現嚴重的信用危機，信用評級公司反應滯後，並未能發揮所期望的預警作用，自身信譽備受質疑。信用評級公司要麽有意隱瞞不報，這意味其喪失了應有的公正性；要麽真的沒有發覺，那麽這意味其喪失了應有的客觀性與科學性。連美國國會和聯邦調查人員都出來指責信用評級公司的失職，沒有在“大廈將傾”之前發出警告。在內外壓力下，SEC出具的報告羅列了信用評級業存在的12種問題與缺陷，使三大評級公司陷入空前尷尬境地。加劇國際金融動蕩，受到越來越多的指責　三大評級公司壟斷了近乎整個國際資本市場的話語權，儼然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調節者，往往一個業務聲明就能引發金融市場震蕩。1997年以前的東南亞國家，經濟增長率、外匯儲備、外貿順差、製造業競爭力、儲蓄率等眾多指標都好於美國等諸多發達國家。但是，由於話語權掌握在三大評級公司手中，所獲得的信用評級都比美歐國家低，由此促發資本外逃，導致金融危機。1997年11月28日到12月11日，穆迪將韓國外匯債券和票據的評級從原來的A1急速調降到Baa2，由此韓元對美元匯率暴跌，股市一落千丈，中型企業接二連三倒閉，從而引發韓國全麵金融危機。德國《經濟周刊》1998年2月5日載文評論，國際信用評級公司對亞洲危機毫無預感，它們根本就沒有起作用，而現在正火上澆油。1999年巴西金融危機與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機也都因評級公司過早地降低有關信用等級，迅速惡化兩國的金融形勢，加快了金融危機的到來。2008年由美國次貸引爆的世紀金融大危機，與三大評級公司直接有關。三大信用評級公司為了眼前收益，一直“以價定級，價高級高”，使得投資銀行開發的眾多“低質高險”金融衍生品得了高等級標號，以光鮮靚麗的外表呈現在國際債券市場上，眾多國際金融機構購買這些“有毒”資產，如此美國次貸危機一爆發，眾多持有“有毒”資產的國際金融機構便紛紛陷入困境。肆 外國評級機構為中國資本市場“看門”（4）評級機構已成為美國強權的新工具誰來為信用評級機構評級　三大評級機構之所以能夠危害一國（東道國）的主權與安全，是因為它們有一種介乎市場私權與政府公權、或兼有私權與公權的獨特權力，而且一直在積極運用這種權力。它們在不停地給別的機構與國家打分、評級，說三道四、指指點點，但是“誰來為信用評級機構評級”則是一個突出的問題。經過百年的積累，評級機構樹立起一定的市場公信力。獨立、公正、客觀與科學是信用評級機構存在的前提與基礎，三大機構也不遺餘力地宣傳它們是如何一貫地保持獨立、公正、客觀與科學。但是，一係列嚴重問題乃至危機出現，使三大評級公司存在的前提與基礎正在受到廣泛質疑。三大評級機構得到美國政府的高度庇護　市場公信力更多隻是三大評級機構向世界擴張經營的外衣，而其之所以可以施行壟斷與強權，主要來自政府認可強化。三大機構的評級結果為美國監管部門所認可，並作為重要的監管指標來監督金融機構，如規定銀行、保險公司、養老基金不能購買低於一定等級的債券，以及金融機構資產組合的質量由外部評級機構來測算等，這無形中將一個民間中介服務機構的私權轉化成了公權。長期以來，美國的標準就是國際標準，因此很多國家的監管部門便沿用或默認美國的做法，如此便自然擴張了三大機構的權力。三大評級公司所標榜的“科學”集中在評級模型上。根據筆者的研究與觀察，在所謂的評級模型中，故弄玄虛成分比實際科學成分要多。而且，評級模型很少更新，相關數據更新周期太長。全球化下的經濟越來越變幻莫測，評級公司“以不變應萬變”明顯不合時宜。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8年3月撰文指出，從數學意義上講堪稱一流的模型也無法捕捉到驅動全球經濟的全部主要變量，更難以預測出金融危機或經濟衰退的出現。當評級公司不斷出錯，屢屢跌破人們的眼鏡時，社會便呼籲要評級公司公布評級模型。歐盟早就要求美國增加評級機構評級的透明度，但是都遭到美國的拒絕。美國當局稱，評級模型作為評級技術的載體，是評級機構的核心競爭力，應該受到保護。2006年9月29日美國出台的“信用評級法案”（The Rating Agency Act）規定評級模型可以作為商業機密受到保護。由此可知，三大國際評級機構的權力主要來自政府、其強大力量來自國家。美國政府一直在支持、鼓勵三大評級機構的壟斷，為什麽？個中原委其實很簡單：“政企合作，實現共贏”。三大評級機構成為國際的新強權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穆迪與標普不僅通過大力宣傳、積極公關等多種手段建立市場信譽，影響與操控市場，謀取壟斷利益；而且還充分利用其壟斷利潤，通過利益輸送、直接向本土評級公司購買、聘請政府官員講座或擔任谘詢師、與高校及研究機構搞學術合作等各種途徑，獲取各類商業與非商業信息，然後利用這些信息，為客戶提供谘詢服務等方式獲取非正常利益；更為重要的是，協助美國政府攫取政治利益，“在關鍵時刻發揮關鍵作用”。《紐約時報》曾在社論中指出：評級機構是冷戰結束後，國際的另一個新強權。其一，配合美國公司的經營擴張　穆迪與標普的評級直接決定融資成本，製約企業的生存與發展空間，已變相掌握了企業的生殺大權，這種權力正被悄悄運用於美國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與經營戰略。日本證券市場相對閉塞，長期為本土四大券商壟斷，美國投資銀行垂涎已久。東亞金融危機使日本金融業陷入動蕩，四大券商之一的山一證券成為金融鏈條中最薄弱環節。1994~1996年，山一股票價格一直在600~1000日元之間波動。但是，自穆迪1997年6月宣布要降低山一評級後，山一股價便一路下滑，從300日元滑落到8月的200日元。11月穆迪宣布正式降級後，山一股價狂瀉，最後降到1日元，形同廢紙。而且在山一被降級後，美國證券公司立即大量拋售其股票，不僅造成山一股價狂瀉，還斷絕其從短期資金市場籌資以起死回生的希望。山一倒閉後，美國券商美林公司乘機接管了山一證券，原本屬於山一的50間店麵、2000名精幹員工以及經營技巧，都歸屬美林。肆 外國評級機構為中國資本市場“看門”（5）其二，擾亂主權國家的經濟秩序　評級公司作為一個公共服務機構，本隻具有引導資本市場的服務性功能，然而穆迪與標普的權力不斷膨脹，幾乎充當起金融市場的“調節大師”。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經濟陷入衰退，銀行業累積了巨額不良債權。按傳統習慣，日本官方、民間機構與傳媒不會輕易觸及國內累積巨額不良債權的銀行與金融公司，而依照日本獨有方式悄然漸進處理，不會出現重大金融風波。但是，美國評級公司毫無保留地重估日本企業的投資安全度，結果打破了日本傳統的遊戲規則，擾亂了日本經濟秩序，使金融陷入持續動蕩。日本媒體將美國評級公司給日本企業、經濟帶來的衝擊描述為：不單像曆史上用大炮打開日本鎖國大門的“黑船”，還像最終全麵占領日本的赫爾“最後通牒”，具有強大無比的破壞力，以至於在工商界普遍出現“評級恐懼症”。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後，“盎格魯―亞美利加體係”（即美式自由資本主義）首當其衝，欲以金融立國的冰島更為堪憂，然而標普、惠譽落井下石，連續下調冰島主權評級，冰島銀行業由此幾乎崩潰，麵臨國家破產的險境。2008年11月，標普將韓國7家主要銀行的信貸評級列入負麵觀察名單，引發了韓元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最大跌幅。韓國《國民日報》援引該國證券市場一位高級人士的話說，這些評級公司似乎是有意從亞洲金融市場“淘金”。其三，直接為美國政治利益服務　有研究顯示，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是美國對東盟吸納緬甸加入不滿的一次政治報複，而穆迪和標普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視。1997年4月中旬，穆迪公司將泰國政府的長期最高借貸級別從A2下降為A3，4月25日又宣布降低泰國大城、京都和泰軍人三家主要銀行的信用級別，從而加劇市場恐慌，誘發資本外逃，導致金融危機爆發。時任馬來西亞總理就此嚴詞批評西方信用評級公司缺乏客觀，助紂為虐。美國執意發動伊拉克戰爭，德國一直加以反對，兩國的裂痕加深。2003年3月，德國企業接二連三地被標普降低信貸評級，由此導致包括最大的鋼鐵製造商蒂森克虜伯（Thyssen Krupp）在內的相關企業股價跌至有史以來的最低點。時任德國社民黨經濟委員會領導人溫德稱，“近期的降級引起我們高度的關注，我不排除德美緊張的外交關係甚至間接地影響了評級結果的可能。”十分“巧合”的是，澳大利亞全力支持美對伊戰爭，標普將澳外匯債務評級升至AAA最高級。德國政府為此曾憤怒不已，明確表示向美國信貸評級領域的“霸權”發起絕地反擊，並要求歐洲信貸機構聯合起來抗衡美國評級公司。德國財政部表示，將對標普和穆迪進行更嚴格的審查，並宣稱德國將在2003年或2004年初通過立法以“保證評級的公正性”。早在2008年初時穆迪便曾警告，若房地美和房利美（“兩房”）需要財政大舉投入，則將降低美國主權評級。然而，在美國政府動用2000億美元接管“兩房”後，穆迪的警告也不了了之。截至2008年底，美國已經積累了萬億美元的國債，占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超過80%，超過60%的國際警戒線，而且債台仍在不斷高築，巨額財政赤字使美國經濟更難保持平穩健康發展；如果再加上或有負債（即過去事項引起的、未來可能發生的各類潛在債務，如社會保障、醫療保險、退伍軍人福利等等），美國的債務規模超過65萬億美元（《流氓・國家》一書所揭示，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人均約22萬美元，超過其人均財富（15萬多美元），從一般財務視角看已經破產。但是，三大評級機構給美國的主權評級依然保持AAA 級別。肆 外國評級機構為中國資本市場“看門”（6）三大評級公司尤其是標普和穆迪的壟斷與危害，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認知。越來越多的國家將信用評級看成是一項非常特殊的行業，扮演著一個國家資本市場“看門人”的角色，涉及國家主權，關係一國經濟、金融與信息安全。因此，紛紛采取措施，消除對三大評級公司的迷信與盲目追捧，限製與三大評級公司的聯係，加強對三大評級公司的監督，減少直至消除對三大評級公司的依賴，促進本土評級公司的發展。外國評級機構損害中國利益與主權中國信用評級市場的過度開放經過十多年的長期準備，外國評級機構利用中國在信用評級管理方麵的薄弱環節，在幾乎沒有任何障礙的情況下，長驅直入中國的信用評級市場。如今，他們控製了中國2/3以上的評級業務，並通過收購中資評級公司，深入至中國的經濟腹地，涉及國家經濟技術安全。2005年，中國人民銀行推動的短期融資券市場建設形成了中誠信、大公、聯合、新世紀和遠東五家評級機構的評級業新格局。2006年美國評級機構全麵開始了對中國信用評級機構的滲透與控製。2006年，穆迪收購中誠信49%股權並接管了經營權，同時約定七年後持股51%，實現控股。同年，新華財經（美國控製）公司收購上海遠東62%的股權，實現了對該機構的直接控製。2007年，惠譽收購了聯合資信49%的股權並接管其經營權；標普也與上海新世紀開始了戰略合作，商談合資事宜。穆迪、標普、惠譽三大評級公司都曾與大公洽談合資，提出對大公控股或控製經營權，穆迪願意出價3000萬美元購買大公控股權，但都遭到拒絕。這樣，中國5家全國性的信用評級機構除大公始終堅持民族品牌國際化發展外，其餘已經或正在被以三大公司為代表的外國評級機構所控製。美國評級機構借助被收購的中資公司的分支機構，迅速將觸角伸展到全中國，直接或間接從事所有評級和相關業務。美國評級機構占據我國評級市場的大半份額之後，將憑借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極大地壓縮民族評級機構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很顯然，中國信用評級市場已過度開放。導致中國信用評級市場過度開放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對信用評級缺乏了解　信用評級是事關金融產品定價的高端產品，但多數人不了解信用評級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安全的重要性，更多的人根本就不懂什麽是評級。這樣一種帶有普遍性的思想認識基礎，使信用評級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層次影響和作用沒有引起有關方麵足夠的重視，信用評級業長期處於自生自滅的生存環境中。與此相反，發明了信用評級並深知其利害的美國人，正是利用了中國人對信用評級不甚了解的弱點，輕易敲開了中國信用評級市場的大門。二是盲目迷信外國技術，認為美國評級機構比中國的好　由於對信用評級特殊性的不了解，很多中國人認為信用評級就是一般中介服務，甚至認為按照國際標準，由美國人給中國企業評級更公正、更權威。特別是一些政府管理部門，根本瞧不起中國本土評級機構，而對美國機構卻頻頻安排高規格級別接待，聽取他們的意見。有的政府部門在評級業務的準入標準上明確首選國外機構。政府部門過分相信外國評級機構，在沒有明確政策法規的情況下，實際上鼓勵了外國機構迅速占領中國評級市場。肆 外國評級機構為中國資本市場“看門”（7）三是信用評級機構處於無人管理狀態，國家尚無明確政策法規限製外國機構進入中國評級市場　迄今為止，中國沒有法規明確評級機構歸口哪個政府部門管理，有關部門僅依據其業務需要選擇用誰的評級結果，是選中資還是外資也無法規和政策依據。中國政府在“入世”承諾中並未包括信用評級業，但麵對美國機構的淩厲攻勢，政府部門找不到政策依據，特別在對評級業對國家的戰略影響作用認識不清晰的情況下，沒有製定相應的對策，實際上形成了對美國全麵開放中國信用評級市場的局麵。四是美國評級機構持續公關，敲開中國市場大門　美國評級機構利用中國人對信用評級不完全了解、崇洋心理以及政府的監管缺位，持續進行政府高層公關，引導高層對外國機構進入中國市場原則表態，以此形成對具體業務部門的心理壓力，並向公眾傳遞一種中國政府支持他們進入國內市場的信息。比如穆迪、標普總裁多次拜訪中國高層，經常性地與中國最高決策層進行交流，而中國本土評級機構從未有過這種殊榮。中外評級機構與中國政府決策層接觸交流機會的不對等，使得中國政府官員對美國評級業的了解程度遠遠多於本土機構。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中資評級機構沒有一家在美國境內開展信用評級業務，在亞洲和歐美評級市場上沒有中國的評級聲音，中國在世界評級界的“話語權”很弱。這種開放的不對等性使得中國民族信用評級業的發展處於不利地位，不利於中國評級業的長遠發展。美國控製中國信用評級市場，直接威脅中國金融主權、經濟和技術信息安全美國控製中國信用評級旨在謀求控製中國資本市場主導權　中國政府決定大力發展債券市場，鼓勵企業依靠自身的信用在市場中融資，債券市場對國家未來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而信用評級則是債券市場健康運行的基石，債券的發行和交易完全依賴信用評級，交易利率費用也由信用級別的高低所決定，而債券的價格走勢又與股票等其他證券價格的走勢密切相關。實際上，信用評級掌握著發債企業的生殺大權和債券發行交易的定價權，是控製資本市場走向的製高點，與國家的金融主權息息相關。美國信用評級機構一旦控製了中國評級業，就意味著掌握了中國資本市場的定價權，中國未來的金融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的發展就必須依賴美國評級機構。這勢必嚴重侵蝕中國通過金融手段調控宏觀經濟的能力。直接威脅中國經濟安全　美國信用評級機構控製中國評級業，除了追求商業利益外，他們代表的是美國國家利益，將使中國金融市場長期處於不安全狀態。隨著債務工具品種的增多，中國企業通過發行債券融資的比例會越來越大（美國這一比例達到70%）。也就是說，整個債券市場對信用評級的依賴程度會日益增加，信用評級的狀況將直接影響債券市場，乃至整個資本市場。一個國家的經濟金融與資本市場密切相關，經濟金融狀況直接受資本市場走勢的影響。美國評級機構通過對中國資本市場的控製，就有能力影響中國的宏觀經濟，甚至擾亂中國的經濟秩序。目前，美國評級機構已經通過操縱香港金融市場，逐漸強化對中國大陸的影響。美國評級機構通常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對中國外幣主權以及在香港上市的中資企業進行評級，每次評級都會引起香港股市的震蕩。鑒於美國評級機構對香港金融市場的影響與日俱增，2002年7月，香港交易所與標普簽署合作協議，創立一係列以香港聯交所上市股份為成分股的新指數係列。有專家認為，這是香港以金融主權出讓，換取美國評級機構“口下留情”，這種做法在當今國際上實屬罕見。肆 外國評級機構為中國資本市場“看門”（8）嚴重威脅中國技術信息安全　信用評級需要掌握債務人的經營環境、市場競爭、核心技術、內部治理、發展戰略以及財務狀況等全麵信息。美國評級機構控製中國信用評級業，將嚴重威脅中國的技術信息安全，進而危及中國的國際競爭力和國家安全。隨著中國金融改革的深化，企業、銀行、甚至政府的融資都將越來越多地依賴資本市場。目前美國評級機構在中國可以不受限製地參與包括具有政府和軍工背景企業在內的各類企業的評級。美國評級機構很快就能夠全麵係統地掌握中國各大骨幹企業、主要金融機構、各個行業、各地政府乃至國家較為全麵的經濟和技術信息，掌握中國技術發展動態和各種重大商業機密。在目前軍民技術結合日益緊密、中國軍工企業逐步走向市場的環境下，即使采取相應的隔離措施，外資機構通過對外圍企業或相關民用技術的了解，仍可以掌握中國軍工企業的技術狀況。事實上，美國評級機構早就借助在香港的子公司和影響力，對中國經濟金融領域進行滲透，獲取中國政府與中資企業（包括國防工業或與國防有關的企業）的全麵信息。中國的經濟和技術信息，甚至一些國防技術信息在美國人麵前暴露無遺，不但危及中國國家整體競爭力，使我國企業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處於非常不利位置，還將直接威脅到中國的國家安全。有意壓低中國主權與企業評級，增加中國海外融資成本　三大評級機構長期以來堅持以美國的價值觀來審視亞洲文化與市場環境，以至於他們對亞洲進行評級時總是“另眼相看”，對中國則更是“特別關注”。直至2004年前，標普依然宣布維持其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10年不變的BBB級。由於一國機構、企業評級不得超過該國主權評級，因此中國的企業、機構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BB級以下的“投機級”。2004年迫於中國的壓力，標普將中國的主權評級調升到BBB+，2005年調為A-；2006年再調為A。中國經濟在全球遭遇經濟寒冬時，算是為數極少的“陽光地帶”，但是所獲得的評級，不僅與美國，而且與眾多發達國家、新興市場以及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仍有差距。我國的主權信用級別被人為壓低，不但嚴重影響我國政府和企業的國際形象，還導致我國政府、特別是企業海外融資的成本大大增加。引導中國經濟決策，危及中國發展戰略　中國銀行業通過海外上市尋求國際化本身就是一個引起廣泛爭議的話題。2003年底，正值中國銀行業謀求海外上市之際，標普將中國13家商業銀行的信用級別都評為不具備投資價值的“垃圾等級”。有意思的是：他們一方麵將中國金融機構定為“垃圾等級”，另一方麵高調肯定中國金融機構參與國際化的努力，顯然在示意，隻要積極參與國際化，引進海外投資者，就能獲得更高評級。中國金融機構為了國際化，紛紛股改上市、走向國際，引進境外投資者。同時美國評級機構又高調肯定境外投資者參股中國銀行，使其在與中國商業銀行談判時得以壓低價格，為國際壟斷資本攫取我國的國有資產助一臂之力。2005年10月27日，中國建設銀行在香港的公開發行價格是每股港元，而此前出售給戰略投資者――美國銀行的價格僅為每股元。據有關專家統計，僅2006年，境外投資者在工、建、中、交等國有銀行身上就狂賺了7500億美元，加上從其他中國股份製商業銀行享受到的利潤，保守估計，外資一年從中國銀行業賺取的利潤超過1萬億元。世界銀行在2007年5月30日公布的《中國經濟季報》中明確指出：中國銀行股被賤賣，問題並不在IPO環節，而是出在此前引入戰略投資者的定價上。較低的入股價格使得境外戰略投資者們在中國金融股身上享受著暴利。目前國內政界、學界越來越清楚地感受到，中國的銀行被賤賣造成的損失和危害，但對美國評級機構在其中所起的關鍵作用卻依然沒有充分的認識。隨著經濟實力的迅速增強和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中國經濟的全球化發展戰略是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美國評級機構壟斷了中國評級業，中國就完全喪失了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取得話語權的可能。在複雜的國際經濟金融環境中，美國人控製的金融服務體係不但不會為中國的全球化發展戰略提供任何保障，還將使中國麵臨各種難以預知的巨大風險。世紀金融大危機，使三大評級公司尤其是標普和穆迪的壟斷與危害，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認知。越來越多的國家將信用評級看成是一項非常特殊的行業，扮演著一個國家資本市場“看門人”的角色，涉及國家主權，關係一國經濟、金融與信息安全。歐盟早就對美國的評級機構存有不滿，此次危機給歐盟一個極好的機遇。根據歐盟委員會的建議，今後在歐盟境內開展業務的信用評級機構必須向歐洲證券管理委員會統一登記注冊，以獲得經營許可，並由各成員國證券主管部門負責監管，從而結束了信用評級機構長期遊離於歐盟金融監管體係之外的局麵。中國應當積極呼應歐盟的義舉，積極發展民族評級業，維護國家經濟主權與經濟安全。首先，此次金融危機再次清晰展示，“美國製造”神化破滅，三大評級公司所標榜的獨立、公正、客觀與科學是徹頭徹尾的偽善；使世人進一步認清三大評級公司的特權以及協助美國搞強權的實質，消除對三大評級公司的迷信與盲目追捧。其次，中國信用評級業多頭監管，有利都趨之若鶩，有責則相互推諉。因此，應盡快統一對信用評級業的監管，加強對在華活動的三大評級公司的監管、監督，包括媒體監督與其他社會監督，減少直至消除對三大評級機構的依賴。最後整合評級市場（機構多、經營亂），肅清假冒中資機構（名義中資，實際外資），促進本土評級公司的發展。在中國資本市場蓬勃發展的今天，中國有理由、有能力扶植本土評級公司、民族評級機構的發展。伍 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當中國的“賬房先生”（1）當三匹狼和一頭羊坐到一張餐桌前，決定要吃什麽的時候，無論他們投票與否，結果早就注定。如今，坐到中國餐桌前的是四匹狼，中國的羔羊如何結局？金融信息：被安全遺忘的角落2007年8月28日，中央領導集體學習，安排的內容是關注世界金融形勢和深化我國金融體製改革。這是繼年初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之後，高層將視角再次聚焦於金融領域。高層聚焦金融風險，並非偶然。除了美國冷不丁鬧了個次貸危機掀起國際金融一陣恐慌外，大凡稍有理性的人士，都會對中國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外匯市場所累積的風險惴惴不安。不安的不隻是一般市場風險，更是監管者對這些風險的判斷以及應對措施，方寸正亂，這是一個普通投資者都能感覺到的――中國的金融風險與報道的金融改革成績一樣不斷攀升。關於中國現在的金融風險，一般都關注金融市場的風險，卻普遍忽略了另類金融風險，即不當開放帶來的金融信息風險。信息是信息時代的關鍵要素，金融信息是金融市場的稀缺資源。一個有效的金融信息，足可令金融市場“潮起潮落”，相關財富轉瞬間即實現重新分配。因此，有效金融信息不僅是金融監管當局、金融機構以及投資者孜孜以求的一般要素資源，而且也是企業與企業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競爭的戰略資源。國際金融機構、金融大國都通過各種途徑盡其所能地獲取有效金融信息。中國金融信息安全正麵臨的日趨嚴重的威脅，集中在四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已經控製並試圖壟斷中國的會計審計業，三大國際評級機構在中國的積極展業如入無人之境，國際投資銀行對中資企業境外上市的谘詢承銷已形成壟斷，國際戰略投資者的引進使中資金融機構的投資經營活動近乎無密可保。由於篇幅所限製，這裏僅集中論述四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給中國信息安全所帶來的危害。天掉餡餅――“四大”主導中國市場與信用評級機構一樣，會計師事務所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金融服務行業，通常被看成是金融服務的“中樞”。1932年《財富》雜誌推出的排行榜，首次凸顯出“八大”會計師事務所，後來合並為“六大”、“五大”，即普華永道、安達信、安永、畢馬威、德勤――“清一色”的美資。由於悠久的曆史、完善的管理製度、全球的業務網絡、全方位的服務，以及許多成功的案例，使得“五大”成為國際知名品牌。20世紀90年代初，“五大”陸續登陸中國大陸，獲準在華設立合資會計師事務所。2001年因卷入安然等大公司的嚴重作弊醜聞，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破產，“五大”變成了“四大”。“9・11”事件後，世界經濟低迷、企業經營活動放緩，歐美資本市場的股票承銷和並購業務劇減。“屋漏偏遭連陰雨”。2001年美國巨型公司倒閉，對審計欺詐的恐懼，不僅結束了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的風光，也令“四大”陷入困境。但是，天佑“四大”。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審計以及財務谘詢市場越來越大，國內市場對會計師事務所的需求前所未有，整個行業的規模幾乎每年都以不低於10%的速度增長。2001年，一些本土會計師事務所陸續卷入“銀廣夏”、“鄭百文”、“藍田股份”等會計醜聞，中國證監會由此頒布“補充審計16號文”，要求上市公司IPO及再融資時，財務報告除國內會計師事務所進行法定審計外，還必須由國際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補充審計”。一些銀行也相繼規定，貸款的公司必須到指定的外資會計師事務所進行信用審計。令“四大”倍感意外的不僅有中央監管部門、大金融機構，還有一向對外資“無比友善”的地方政府。如，2004年1月底，深圳市要求深圳基礎產業國有企業年度審計工作全部由“四大”承擔。借助這些優惠政策，“四大”在中國狂飆突進。伍 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當中國的“賬房先生”（2）據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發布的“2004年度會計師事務所全國百家信息”顯示，普華永道中天、畢馬威華振、德勤華永、安永華明分別以9億元、億元、億元和億元位居業務收入前四名，而位居其後的國內會計師事務所中收入超過1億元的僅有上海立信長江一家。“2005年度會計師事務所全國百家信息”顯示，普華永道中天、畢馬威華振、德勤華永、安永華明分別以億元、億元、億元、億元的收入位居前四名。根據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的統計，“四大”在中國的業務總收入，2002年為億元，占該年度中國百強事務所業務總收入的；2005年為億元，占該年度中國百強事務所業務總收入的；2007年為億元，較上年同比增長，占該年度中國事務業務總收入的。由此清晰顯示，“四大”在中國市場份額在不斷提高。“四大”已幾乎壟斷了中國高端會計審計業務，壟斷了中國海外上市企業的所有審計業務。在1400多家A股上市公司的審計業務中，“四大”審計的資產超過40%。當中行、建行、工行分別以數億計費用主動向普華永道、畢馬威、安永投懷送抱時，5600多家本土會計師事務所卻在為每筆幾萬元甚至幾千元的業務打得頭破血流。“四大”獨立、客觀、公正的神話已被戳穿長期以來，中國相關主管部門與企業的自信嚴重不足，對“四大”崇拜有加，都想借助其所謂的“卓越聲譽”在國內外市場中樹立起信譽。但是，令人失望的是，審計實踐表明，“四大”沒有能夠提供更高質量審計服務的證據。“四大”多“門”早在2001年財政部公布的會計信息質量抽查公告中，畢馬威就因為中石化河南分公司、廣西玉柴機器股份有限公司的會計報表數據失真等受到通報批評，2001年更因為“錦州港事件”而創造了國際著名會計師事務所在華成為被告等三項第一。安永因為2004年的“中航油事件”風險手冊而廣為詬病；2006年安永全球發布《不良貸款報告》，在遭到中方嚴正駁斥後，宣布收回報告，承認其中關於中國銀行業不良貸款的數額估計“沒有根據，是個錯誤”。2005年財政部公布例行的會計信息質量檢查公告，普華永道因上市公司“黃山旅遊”問題被責令整改；緊隨其後，因失察，普華永道被G外高橋提起仲裁，要求追究審計責任並賠償巨額損失。德勤則深陷“科龍門事件”，因在存貨、應收賬款、銷售收入等審計過程中，執行的審計程序不充分而遭受普遍指責，並因科龍資不抵債而成為訴訟重點。此外，德勤在中芯國際、古井貢、創維等多個審計事項中不斷在為自己的清白辯護。我們很多媚外人士很善於自我解剖，認為“四大”在中國遭遇的誠信問題根源在於我國司法製度不健全，社會風氣不好，誠信普遍不足，使得外資事務所難免出現“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困境。這種自我解剖精神可嘉，但是妄自菲薄實在不可取。作為壟斷資本，“四大”逐利而且是暴利之本性絲毫沒有因國而異。“四大”在美國本土與西方世界的“獨立、客觀、公正”的神話早已被戳穿。2005年8月，德勤因涉嫌為羅孚汽車公司避稅而獲取額外報酬，遭到英國會計調查與紀律委員會的獨立調查。2005年9月，持續數年的日本保險公司狀告德勤一案有了結果，德勤付出至少2億美元，成為全球有史以來審計公司為訴訟和解付出的最昂貴代價的。2006年5月，普華永道的日本公司被日本金融廳責令停止最大客戶審計業務兩個月，原因是該公司的內部控製措施鬆懈，導致化妝品公司嘉娜寶出現會計欺詐行為……。伍 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當中國的“賬房先生”（3）陸　國際金融大鱷為中國發展“出謀劃策”（1）長期以來，中國的一些政府高官、企業高官不能或不願意正視高盛、摩根斯坦利等國際金融玩家的本性。一些政府高官、國企高官與美國金融大鱷們勾肩搭背、稱兄道弟，不僅是“坐，請坐，請上坐”，而且還“茶，敬茶，敬香茶”，請狼入室！高盛、摩根斯坦利等國際金融玩家一直以來是中國諸多政府部門、地方政府以及機構的顧問。如此，境外戰略投資者、境外投資融資顧問等好賺錢、賺大錢的機會都給了這些玩家。香港一著名愛國學者曾經不斷提醒，中國的政府高官、企業高官應當像遠離毒品一樣，遠離國際金融大鱷。世紀金融大危機不僅重創了華爾街，重創了美國，更重創了世界。作為金融資本主義圖騰的五大投資銀行，作惡多端、罪孽深重，不論是依照市場規律還是道德標準，五大投行理當全死，而且還死有餘辜。但是，在美國政府的全力救助下，作為華爾街“最賺錢的機器”――高盛與摩根斯坦利，一起搖身一變，成為銀行控股公司，不僅得以保全，而且還在積蓄能量，有可能在未來國際金融市場更加“囂張”。美國政府有選擇破產（挽救高盛，拋棄雷曼），一方麵是美國金融資本內鬥的結果，另一方麵也是美國政府幹預的產物。以高盛為代表的美國投資銀行，是美國金融霸權的重要爪牙 。在自由市場經濟的旗幟下，美國犧牲了雷曼；但是當自由市場經濟威脅美國霸權手段時，美國毅然決然選擇了幹預。高盛這個“華爾街最詭秘的投行”，自1994年進駐中國以來，於中國市場積極布局，不僅賺取巨額壟斷利潤、控製主導中國的相關產業，而且誤導我國政府與企業經濟決策，涉嫌危害中國經濟安全。後來居上的成功秘密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 Group Inc.）是當今世界曆史最悠久、規模最大、最具影響力、行為也最為詭秘的華爾街投資銀行，是華爾街“最賺錢的機器”。2006年，高盛集團薪酬福利支出165億美元，平均每名員工收入超過62萬美元。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摩根斯坦利、美林、貝爾斯登和花旗集團等華爾街金融巨擘普遍受挫，唯有高盛收益數據節節攀升，全年淨收入為億美元，薪酬福利支出為億美元。“最賺錢的機器”之秘訣在政商勾結　高盛將它成功的秘訣歸結為獨到的經營管理。但是，有諸多報道披露，高盛成功的秘訣在於與華府的密切關係。多年來，高盛向華府輸送眾多要員。1985年，時任高盛聯合董事長的約翰・懷特黑德加入裏根政府，官居副國務卿，不久時任高盛副總裁的羅伯特・霍爾邁茨成為裏根政府的助理國務卿；1992年，時任高盛聯合董事長的羅伯特・魯賓離開高盛，出任克林頓政府的首席經濟顧問，兩年後調任財政部長。在前任布什政府中，除了財長亨利・保爾森外，其他諸多要職（白宮辦公室主任、國務卿賴斯顧問等）都有高盛任職背景：高盛總裁兼首席運營官約翰・塞恩出任過紐約證券交易所首席執行長；高盛前合夥人肯尼思・普羅迪曾經擔任美國政府下屬的美國進出口銀行總裁兼董事長；高盛前任執行合夥人魯本・傑弗裏擔任大宗商品期貨及期權交易負責人；高盛前任聯合董事長斯蒂芬・弗裏德曼成為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後任白宮外國情報谘詢委員會主席；高盛原執行董事喬舒亞・博爾頓擔任白宮辦公室主任；高盛前副總裁羅伯特・斯蒂爾擔任財長的國內金融顧問；原高盛全球股票業務主管蘭德爾・福特擔任國務卿賴斯的顧問。陸　國際金融大鱷為中國發展“出謀劃策”（2）華府要員卸任後，進入高盛擔任高管也不乏其人，如前副國務卿羅伯特・左利克在2006年6月辭去公職後，擔任了高盛擔任拓展國際業務的副董事長。除此以外，還有不少高盛“畢業生”走入國會山，成為舉足輕重的國會議員。盡管美國製定了嚴格的法律，限製“旋轉門腐敗”，禁止政府官員參與可能導致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實質性衝突的事務。但是，由於官學商之間的“人員流動”十分頻繁，這些限製都隻是具有象征意義。疑竇叢生的眾多“第一”與其他同行相比，高盛是中國市場的姍姍遲來者。日本野村證券1973年就開始拓展中國金融和投資業務。摩根大通1980年就在北京設立了代表處。高盛在1984年在香港設亞太地區總部，1994年分別在北京和上海開設代表處，正式進駐中國市場。但是，高盛進入中國市場後，迅速創造令國內外同行羨慕不已的眾多“第一”，甚至“唯一”：唯一一家作為主承銷商全程參與中國政府每次主權美元債務海外發售項目的國際投行；第一個外資機構投資中國金融企業股份（平安保險，1994年）；第一家獲準交易B股的外國證券公司；第一批獲得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資格的外資機構之一；第一次成功地使中國通信、中國航空、金融以及石化行業踏上民營化和公開發行之路的外國證券公司；第一家中標處理中國銀行業不良資產的外資機構；第一個組建合資資產管理公司，處置中國不良資產的外資金融機構；等等。高盛將大量的時間、精力還有資金用於在華公關，主攻目標就是政府高官與國企高管，這是高盛在華後來居上的重要原因。精心布局中國市場2007年高盛稅前收入第一次有超過一半來自美國以外的地區，其中中國是高盛收入增長最快的市場。像在美國本土市場一樣，高盛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充滿了神秘色彩，令人質疑。鑽法律漏洞進入中國證券市場　2004年12月，中國證監會批準高盛與北京高華證券有限責任公司合資成立高盛高華證券有限責任公司，“恰逢其時”地在一輪牛市開始之前介入了中國證券市場。根據《外資參股證券公司設立規則》（2002年中國證監會頒布）的規定：境外股東持股比例或者在外資參股證券公司中擁有的權益比例，累計（包括直接持有和間接持有）不得超過1/3。高盛名義擁有合資公司33%股權，高華擁有67%的股權。但是，高華是由高盛借款1億美元組建的，另一出資人高盛的重要客戶聯想集團則隻是扮演“掩護”角色。高盛高華證券近乎100%是高盛控股，這是業內早已公開的秘密。而且有報道顯示，監管機構對高華證券與高盛高華證券的組建的內幕心知肚明。在高盛高華成立之初，雙方協議規定，高盛集團具有“選擇權”，即擁有收購相關中方持有的股權的權利，一旦監管環境允許，馬上就能控製高華證券。而且高華證券成立的注冊資金均為“待繳”。英國《金融時報》就此評論，高盛此舉已迫使其他投資銀行改變策略，大多數外資銀行過去將時間花在收購中國本地券商少數股權的談判上，現在卻希望達成與高盛類似的交易，但他們能否如願以償卻是個未知數，也許是因為沒有哪家金融機構像高盛那樣與中國官員有如此密切關係？陸　國際金融大鱷為中國發展“出謀劃策”（3）以隱形渠道滲入中國房地產市場　2001年初，華融資產管理公司進行的不良資產的國際拍賣，2001年12月高盛中標。2003年，高盛與華融成立合資公司――融盛資產管理公司，收購了價值19億元人民幣的不良貸款及地產資產組合。同年，高盛與華融資產和長城資產簽署的近百億元的不良資產處置協議中，約50%屬於地產不良資產。通過處置不良資產，高盛悄悄地進入了中國尚對外資限製進入的房地產市場。2003年以來，國際炒作人民幣幣值低估，施壓人民幣升值的一浪高過一浪，大量熱錢由此紛紛湧向中國，房地產是熱錢棲身的重要領域。擅長投機的高盛當然不會坐失良機，2005年底，向21世紀中國不動產公司注資2200萬美元，成為該公司的第二大股東；2005年，在上海以億美元的價格買下凱德置地有限公司的百騰大廈（商業寫字樓）用於出租，成為上海成交價格最高的地產買賣，直接拉抬上海房地產價格；2006年10月，高盛以7000萬美元買下了上海虹僑花苑酒店式公寓。當時就有專家評論，高盛進入商業寫字樓與高檔住宅市場，很可能是進行短線炒作，即便房地產本身並不升值，也將因為人民幣升值而獲利。通過並購農產品加工企業進入中國農產品市場　2006年11月，中國商務部批準香港羅特克斯有限公司（高盛控股）以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中國最大的國有肉類加工企業雙匯集團的100%股份。此後，羅特克斯直接或間接控製雙匯發展約61％的股份。此前，高盛已持有中國雨潤食品集團有限公司13%的股權。高盛在擁有雙匯和雨潤兩家巨型肉類加工企業以及成熟的銷售渠道和品牌後，便開始向上遊養殖領域進軍。自2007年中國農產品價格出現上漲後，“在中國最有投資價值的就是農產品”（金融大鱷羅傑斯語），因此高盛斥資數億美元，在中國生豬養殖的重點地區湖南、福建一帶一口氣全資收購了十餘家專業養豬廠。以高盛為代表的國際資本滲透的不僅是中國養殖業的整條產業鏈，更涉及中國農業上下遊各個領域。另外，德意誌集團已經注資天津寶迪集團。這樣，中國三大肉類加工企業均被外資染指。業內人士擔心，繼中國大豆與豆油淪陷後，生豬養殖與豬肉正在成為外資的盤中餐，由此引發的食品與糧食安全隱患不容忽視。通過對國有骨幹企業債券主承銷等渠道，掌握中國重要行業的商業及戰略信息　美國大型投資銀行都有自己的情報部門，研究能力驚人，信息采集、處理、分析的能力超乎想象。一家大型投資銀行對於經濟信息的處理能力遠遠超過一個普通國家的水平。在高盛等境外機構的遊說下，中國大型骨幹企業紛紛於海外上市、引進戰略投資或海外並購。而企業海外融資必須請外資中介服務機構（包括投資谘詢、審計、評級等）進行全麵、徹底的“家底盤查”。凡是經過外資中介機構“周密服務”的，都近乎無秘密可言。高盛因為在全球金融市場的突出地位，在中國大型骨幹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一直扮演關鍵角色。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與中化等中國石油巨頭，在股份配售承銷、賬簿管理、海外並購等各方麵都得到高盛等相關美國金融機構的“周密服務”。如此不難發覺為什麽美國對中國石油企業的海外布局了如指掌，為什麽國際金融炒家總能輕易利用“中國因素”進行成功炒作。當然高盛介入的中國戰略行業遠不止石油。陸　國際金融大鱷為中國發展“出謀劃策”（4）電信業直接涉及中國信息安全，在日益走向一體化的歐洲，英法德之間的電信業都是明顯的禁區。1997年，高盛擔任###40億美元首次公開上市的主承銷商，這是當年除日本外亞洲地區最大的民營化項目之一，也是###行業第一個民營化項目。1999年高盛擔任###價值20億美元二次股票發行項目的主承銷商。2000年，高盛擔任###創紀錄的價值72億美元後續/可轉債發行項目的聯席全球協調人。2001年，高盛收購了中國三大綜合固線電信服務公司中國網通價值6000萬美元（合）的股份。其他如金融、汽車、大眾傳媒、醫藥等行業高盛早就染指，而且無一例外都是龍頭骨幹企業。更值得關注的是，高盛還擔任一些省政府的財務顧問，多次在中國政府的大型全球債務發售交易中擔任顧問及主承銷商。上麵提到的德勤從1993年開始，就作為項目顧問參與××部製定中國會計準則，此後長期協助該部推進此發展方案。而高盛與德勤等會計師事務所都有著緊密的業務合作，因此美國機構對我國中央及重要地方的財政運行狀況相當清楚。近年來，高盛對中國經濟的預測與國家統計局等相關部門事後發表的報告數據，經常出現驚人的一致，有時連小數點後數字都分毫不差！欺詐交易與誤導決策在美國頻繁涉及內幕與欺詐交易的指控　2003年，因涉嫌安然、世通等上市公司財務製假欺騙投資者醜聞，高盛支付了億美元的賠償金。2007年12月，美國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克裏斯托弗・多德對有關高盛在次貸危機中異常突出的業績“深表關注”，要求財長保爾森就高盛在次貸危機中扮演的角色進行說明。2008年7月，因涉嫌“欺騙性地”賣空抵押支持證券（MBS），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向高盛發出了傳票。此外，美國紐約州立檢察院、康涅狄格州檢察院表示將對高盛“是否有意對投資者隱瞞高風險債券的關鍵信息”進行聯手調查。最具代表性案例是，高盛收買美國財政部新聞發布人透露相關商務信息（如1987年10月發行的30年期主要債券停止銷售）。2003年９月，高盛與聯邦證券交易委員會達成和解協議，因“不當使用實質性非公開信息”而支付930萬美元的罰款。2004年4月高盛集團前副總裁、資深經濟學家約翰・揚代爾被紐約曼哈頓聯邦法院判刑入獄33個月。在中國從事內幕與欺詐交易不勝枚舉　中國市場的透明度不太高，本來這應是跨國資本的最大障礙。但是，高盛通過本土化戰略，“不透明”反而給了高盛更好的保護，更多的拓展空間。中國不良資產處置問題重重，因內訌，摩根斯坦利暴露出在中國不良資產處理中的利潤達到900%。在中國不良資產處理上，高盛比摩根斯坦利更加活躍，因此國內外輿論也不斷懷疑高盛存在內幕甚至欺詐交易。2006年7月20日，高盛全資子公司Delaware投資9615萬元持有西部礦業10%的股份，每股約為3元。到2008年7月上市交易時，高盛以不到1億元的投資成功套現70億元。業內人士質疑，高盛先簽約後注冊的做法涉嫌編造虛假合同，因為Delaware於2006年7月24日才在美國特拉華州成立注冊。就在與高盛簽約注資前，西部礦業其他投資者（如維維集團等）的股權轉讓價格每股為7~元。高盛獲得的股權價格低得離奇。陸　國際金融大鱷為中國發展“出謀劃策”（5）高盛收購雙匯存在明顯違規：首先，高盛本來就不符合雙匯提出的禁止同業競爭的招標條件，因為高盛擁有雙匯在肉製品領域的最大競爭者（雨潤食品集團）的股權；其次，香港羅特克斯有限公司不符合雙匯原先要求的擁有500億元資本的條件。配合美國對華政策的需要，引導、誤導中國經濟決策　在相關媒體追捧以及相關重要人士的偏愛下，高盛在中國金融界擁有極大聲望，高盛也不斷利用這種聲望積極謀取利益。中國大型骨幹企業紛紛於海外上市、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的決策的始作俑者就有高盛。有專家分析統計，“境外戰略投資者”在中國10家銀行所獲得的資產收益就高達萬億元人民幣，若加上在廣發行、深發展、華夏和北京銀行的控股所得約7000億元，合計達到萬億元，其中絕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取得的。高盛一直善於以中國最習慣、最受用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2001年11月，高盛發表了題為《全球需要更好的經濟之磚》的報告，即將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四國的英文起首字母組合起來為BRICs（譯稱“金磚四國”）。2002年8月，高盛發布題為《關於中國與世界的五大神話》的報告稱：中國要主導全世界。2003年10月，高盛在《與BRICs一起夢想：通往2050年的道路》的全球經濟報告中預言，如果不出意外的話，中國可能會在2015年趕超日本，在2039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前任總裁保爾森直接吹捧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領袖”。高盛對中國的大肆吹捧，討好相關官員，一方麵是炒作公關的需要，另一方麵不僅有自己的私利，而且還有配合美國對華政策的需要。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黃靖博士認為，吹捧中國是要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第一，經濟和物質上的責任，在國際問題上更多地出錢出力。第二，開放金融市場方麵的責任，中國政府必須放棄對金融市場的控製，讓外國企業進入中國金融市場。許多發展中國家向西方大開金融之門，導致經濟受製於人。第三，道義上的責任。西方想讓中國逐步按照他們的價值理念和博弈規則來出牌。近年來，高盛及其分析師針對中國宏微觀經濟不斷發表報告與評論，影響相關部門決策，影響金融市場走勢。當國際油價攀升至120美元時，高盛發表報告預計未來6~24個月，油價有可能每桶升到150~200美元，誘導中國加快購進價格不斷上漲的石油，填充剛剛建成的四個戰略儲備基地。根據海關統計，2008年中國進口原油9億噸（同比增加％），累計用匯1292億美元（同比增加％），平均單價美元/噸（同比上漲％）。而實際上，身為中國相關機構的投資顧問的高盛本身就是國際石油期貨市場的“四大玩家”之一。業內人士披露，高盛非常肯定且一再強調2008年人民幣要升值10%，直接誘導熱錢湧向中國；利用A股與港股連動，不失時機發表評論，引發內地A股與港股暴漲暴跌，從中獲利。關鍵是高盛的一些報告明顯存在誤導中國決策嫌疑，如：人民幣應一次性大幅升值；資本項目應盡快開放；“港股直通車”有利於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熱錢對中國不是大問題等等。總之，高盛在華行為早已遠遠超出一個普通商業機構的一般商業行為，社會大眾與相關部門應當給予高度關注。尊敬的書友，本書已選擇精華部分供您閱讀，同時網上版本正在連載，我們隨後會持續更新,請您繼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