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ZT
1987年，是反右運動三十周年。反右運動，是影響中國曆史進程的重大事件，認真吸取反右運動的曆史教訓，深入研究這個運動產生的原因和結果，對於推動中國人民思 想的解放，對於總結曆史教訓，開創未來，是有積極意義的。1986年底的樣子，當年的一些曾經當過右冤派分子的著名的共產黨員，許良英，方勵之，劉賓雁三 人，給全國三四十個比較有名望的右冤派分子寫了封私人信件，信中說，他們建議召開反右運動三十周年座談會，征詢對參加會議的意願和意見。
錢偉長收到了這封信。他看了這封信，經過了種種考慮後，他將此信轉輾交到了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手裏。並且附了這樣的話：“方勵之是一個政治野心家，他自稱是 中國的瓦文薩；我的問題雖然沒有完全解決。”（指尚未恢複清華大學副校長的官職）這封信對方勵之是聲色俱嚴，大加批判，稱之為野心家；對自己則羞答答地欲 語又止。意思是說，雖然我的問題沒有解決，職務也沒有恢複，但是，我是緊跟黨的，是效忠鄧小平的，您當年打我右冤派，也是必要的正確的。
鄧小平看到了這封信，龍顏大怒。它雖然不是黨的領導人，也不是國家領導人。但是，他的發怒也可以算是龍顏大怒。他是一個不是領導人的領導人。他無職無名，卻 有權廢止、罷免黨和國家領導人。因此，鄧的大怒，完全夠得上“龍顏大怒”的資格。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召見胡耀邦、趙紫陽、萬裏、胡啟立及何東 昌等人談話，他把寫信的許良英誤為王若望，對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等人惱怒地說：
“我看了方勵之的講話，根本不像一個共產黨員講的，這樣的人留在黨內幹什麽，不是勸退的問題，要開除。”
他下令，將王若望、劉賓雁、方勵之開除出黨。他還批評，這些自由化分子，都是胡耀邦對批自由化不積極的結果。鄧小平還認為，學生上街，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 一個很重大的事件。他認為胡耀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態度不堅決、旗幟不鮮明。他聲色俱厲地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要搞20年；要嚴酷對待學生運動。 他說，“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對為首鬧事觸犯刑律的依法處理。不下這個決心是製止不了這場事件的。如果不 采取措施，我們後退了，以後麻煩會更多。”從那個時刻起，他已經有了不怕流血的概念。果然，過了兩年，他將思想變成了行動。
在嚴厲批判自由 化知識分子和胡耀邦總書記的同時，他大大地表揚了自己當年的將他圈入右冤派群體的錢偉長。他說：“這次錢偉長表現很好，應予重用！”林彪曾說毛澤東的話， 一句頂一萬句，鄧小平雖然不是黨的總書記，也不是國家主席，他的話，也夠得上一句頂五千句。果不其然，不久，錢偉長就當上了全國政協副主席。也大小算是個 國家領導人了。一封信的功能有多大啊！這是方勵之們想不到的，也是錢偉長所想不到的。
這樣的信，是不是一定要告密，一定要上交呢？我認為完全可以不必。
第一，這完全是私人信件，私人領域的事以私人領域的方式處理。你可以不回覆方勵之等人，也可以表示你不參加不支持那個會議，也可以直言批評他們準備開會的想 法。意見可以不同，但如果堅持這個邊界，我認為是合理的。而將私人信件上交，應該考慮到可能給朋友帶來的影響，也應該考慮到這種行為的性質。第二，這封信 上的紀念反右運動三十周年的會，從法律層麵上講是合法的。99%以上的右冤派分子分子已經糾錯，平反，或改正。擺脫了右冤派分子陰影的人們，從曆史的角度 講，反思一下這場運動，對國家對個人，也是有益的。同學一場會想到同學聚會；鄰裏一場，會想到彼此走動；右冤派一場，也希望能相聚一起，回首往事，吐點苦 水。這於國無損。於黨無害。就是中國的憲法，也說集會是公民的權利。錢偉長對此信的處理，失當了；鄧小平對此信的看法，過敏了。反右運動，99.99%的 人搞錯了，雖然中國之大，隻鄧小平為首的幾個人堅持著反右運動的正確性和必要性，連薄一波、李維漢、周揚等當年反右運動的大將，都一個個表示了懺悔。這 樣，鄧小平會敏感地感到，前右冤派分子方勵之等人的右冤派三十周年座談會，矛頭是對準他的。他的腳上的尖眼仿佛被不當心踏上了一腳，馬上跳起來破口大罵， 馬上行動起來要顯示自己的無比的權威。一時間，他指示要開除這幾個右冤派分子的黨籍，決心要趕走人們愛戴的胡耀邦。
告密，是斯大林主義式的 社會製度大抓階級鬥爭的一個常見現象。在東德解體後，大量檔案解密了。人們猛然發現，自己當年在私下裏發的一句牢騷，對黨的領導的某些不滿，都被放進了自 己的檔案。告密的人不是別的，正是自己當年十分親近、十分投緣、甚至十分相愛的同事、朋友，甚至自己的妻子。有的人忍受不了人心竟是如此醜陋，自殺了。告 密問題還似乎拍了一個電影，還得了獎。告密和告密產生的迫害是一種罪惡，這當然要由專製製度負主要責任的。但是，告密者本人，也有自己的責任，至少不能說 是一種高尚行為吧。告密者總不能稱為精神的高貴者吧。
在新中國，告密的事業更是興旺發達，它還有美名曰，向黨靠攏，與黨保持一致。在告密者 來說，是減輕自己壓力、改變自己命運的一條捷徑。偉大的中國當年不僅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著稱，也以告密者大國著稱。如果將來中國的檔案解密，我相信中國 的告密者之多、告密之奇，將超過東德，將以世界第一告密大國的形象卓立於世。現在已經有一些告密的故事流傳。舉例來說，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有個叫舒蕪的作 家，向領導上交了胡風等一些朋友之間的私人通信，最後，偉大領袖毛澤東給這些信件一一寫了按語。舒蕪的告密經過專製製度的釀造發酵，創造了胡風反革命集團 案，導致數千人挨整，數百人流放，數十人坐牢，一些人自殺。胡風坐了二十幾年的牢。著名翻譯家馮亦代也成功地向領導告了章伯鈞的密。他裝作是章伯鈞的知 音，有事沒事地到章伯鈞家蹭吃蹭喝聊天（在那個年代，吃飯是要糧票的，吃一頓飽飯、好飯是很不容易的，）他有時候會順著章的話薦，有時候則主動挑起話題， 讓章發表感想，他則默默地記著，好向上頭密報。他雖然沒有進過告密學校培訓，但水平很高，他竟贏得了章伯鈞一家的好感。他每次從章家出來，肚子裏和腦子裏 總是都有所收獲。他會通過電話或寫信向有關領導一五一十地告密。他得到的好處是並不太多：一、他早早地摘掉了右冤派的帽子。但是，為了他前往章家充當告密 者角色的方便，馮亦代右冤派摘帽的事秘而不宣。二、他有時可以得到一點告密勞務費，報銷一些費用。三、還有其它一些好處，例如，有關領導請他在有名的飯店 吃一頓鈑，送他幾張緊張的演出的票子，他因此而生一種自豪感，等等。
受到許多中國人敬仰的科學家錢偉長，也曾經充當過這樣一種角色。他們有 一點是相同的，都是告密者。所告的密，對被告沒有好處。而對自己則不無好處。至少他們希望會有好處。所不同的是，第一，他們告密的密度不同，一個密，一個 稀。馮亦代一次又一次地告密，可以說是周周有告，月月有告。而錢偉長難得告一次密，告密的密度差異很大。第二，接受告密的層次不同。馮亦代將密告之於處長 科長之類的小角色；而錢偉長所將密告到了老佛爺手裏，從告密的層級來講，是最高級了。第三，同是告密，後果迥然不同。馮亦代隻得到幾張演出票，幾頓好飯。 是告密的小兒科。而錢偉長則大受鄧小平表揚，迅速成為政協副主席，晉身國家領導人之列。一個隻是小打小鬧，一個則不告則已，一告驚人。不飛則已，一飛飛 天。
看來，告密也如做生意，有些告密者就如沿街擺擺地攤、做做小生意的小商人，雖然做成了一筆又一筆生意，但是，其利甚薄；而錢偉長則不 同，要麽不做，一做就做成大大的一筆生意，一輩子就夠吃夠用了。他是一個做大生意的人。如果將來有學者經數年辛勤，寫成《告密學》的巨著，我想錢偉長的案 例一定會寫入書中，也有可能永載史冊。這當然是後話了。
話說回來，蓋棺論定，錢偉長作為一個科學家，在科學上是有貢獻的；留學歸來，為國效 勞，其情懷是愛國的；作為一個教育家，主張通才教育（此理念並非他提出）、教授治校等，是有進步意義的。他被鄧小平打成右冤派是悲劇，是極權製度的罪惡。 然而，他向鄧小平密告朋友的信件，卻是很萎瑣的行為，人格上是很卑下的。
可悲的不僅是當年錢偉長告密的可卑可憐，而是後人的不以為恥，反以 為榮。近來，遼沈晚報著文《高貴紳士錢偉長》，居然稱頌備之。此文轉輾流傳，被南方周末所摘編。文中說，錢偉長不僅在於“學術上的偉岸”，而且在於“靈魂 上的超越”。文章還說，“信仰是最好的營養，信仰使大學無堅不摧。那種大學熏陶出來的一批又一批學子，也才能夠超越紅塵。錢老無疑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將朋友的私人信件向當年把自己推入苦海的人告密，又導致了朋友們一個個地被批判，一個個被清除出黨，又導致了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因為理解過或寬容過這幾個右冤 派朋友的一些理念，而被鄧小平認為是反對自由化不力，策動一些顧問老人們將他罷免。這樣一種行為，這樣一種後果，怎麽說得上靈魂的超越？怎麽說得上是“高 貴”？怎麽說得上“超越紅塵”？一個民族需要精神上的高貴者，這話並不錯。但是，錢偉長向最高領導告密這樣的行為，能夠稱得上是“精神上的高貴者”嗎？他 真的能算是一個“高貴的紳士”嗎？如果告密者成了精神上的高貴者，那麽，中國將成為一個什麽樣的國家呢？中國的國民將成為一種什麽樣的國民呢？
1987年，是反右運動三十周年。反右運動，是影響中國曆史進程的重大事件，認真吸取反右運動的曆史教訓，深入研究這個運動產生的原因和結果，對於推動中國人民思 想的解放，對於總結曆史教訓，開創未來，是有積極意義的。1986年底的樣子，當年的一些曾經當過右冤派分子的著名的共產黨員，許良英，方勵之，劉賓雁三 人，給全國三四十個比較有名望的右冤派分子寫了封私人信件，信中說，他們建議召開反右運動三十周年座談會，征詢對參加會議的意願和意見。
錢偉長收到了這封信。他看了這封信，經過了種種考慮後，他將此信轉輾交到了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手裏。並且附了這樣的話：“方勵之是一個政治野心家，他自稱是 中國的瓦文薩；我的問題雖然沒有完全解決。”（指尚未恢複清華大學副校長的官職）這封信對方勵之是聲色俱嚴，大加批判，稱之為野心家；對自己則羞答答地欲 語又止。意思是說，雖然我的問題沒有解決，職務也沒有恢複，但是，我是緊跟黨的，是效忠鄧小平的，您當年打我右冤派，也是必要的正確的。
鄧小平看到了這封信，龍顏大怒。它雖然不是黨的領導人，也不是國家領導人。但是，他的發怒也可以算是龍顏大怒。他是一個不是領導人的領導人。他無職無名，卻 有權廢止、罷免黨和國家領導人。因此，鄧的大怒，完全夠得上“龍顏大怒”的資格。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召見胡耀邦、趙紫陽、萬裏、胡啟立及何東 昌等人談話，他把寫信的許良英誤為王若望，對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等人惱怒地說：
“我看了方勵之的講話，根本不像一個共產黨員講的，這樣的人留在黨內幹什麽，不是勸退的問題，要開除。”
他下令，將王若望、劉賓雁、方勵之開除出黨。他還批評，這些自由化分子，都是胡耀邦對批自由化不積極的結果。鄧小平還認為，學生上街，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 一個很重大的事件。他認為胡耀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態度不堅決、旗幟不鮮明。他聲色俱厲地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要搞20年；要嚴酷對待學生運動。 他說，“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對為首鬧事觸犯刑律的依法處理。不下這個決心是製止不了這場事件的。如果不 采取措施，我們後退了，以後麻煩會更多。”從那個時刻起，他已經有了不怕流血的概念。果然，過了兩年，他將思想變成了行動。
在嚴厲批判自由 化知識分子和胡耀邦總書記的同時，他大大地表揚了自己當年的將他圈入右冤派群體的錢偉長。他說：“這次錢偉長表現很好，應予重用！”林彪曾說毛澤東的話， 一句頂一萬句，鄧小平雖然不是黨的總書記，也不是國家主席，他的話，也夠得上一句頂五千句。果不其然，不久，錢偉長就當上了全國政協副主席。也大小算是個 國家領導人了。一封信的功能有多大啊！這是方勵之們想不到的，也是錢偉長所想不到的。
這樣的信，是不是一定要告密，一定要上交呢？我認為完全可以不必。
第一，這完全是私人信件，私人領域的事以私人領域的方式處理。你可以不回覆方勵之等人，也可以表示你不參加不支持那個會議，也可以直言批評他們準備開會的想 法。意見可以不同，但如果堅持這個邊界，我認為是合理的。而將私人信件上交，應該考慮到可能給朋友帶來的影響，也應該考慮到這種行為的性質。第二，這封信 上的紀念反右運動三十周年的會，從法律層麵上講是合法的。99%以上的右冤派分子分子已經糾錯，平反，或改正。擺脫了右冤派分子陰影的人們，從曆史的角度 講，反思一下這場運動，對國家對個人，也是有益的。同學一場會想到同學聚會；鄰裏一場，會想到彼此走動；右冤派一場，也希望能相聚一起，回首往事，吐點苦 水。這於國無損。於黨無害。就是中國的憲法，也說集會是公民的權利。錢偉長對此信的處理，失當了；鄧小平對此信的看法，過敏了。反右運動，99.99%的 人搞錯了，雖然中國之大，隻鄧小平為首的幾個人堅持著反右運動的正確性和必要性，連薄一波、李維漢、周揚等當年反右運動的大將，都一個個表示了懺悔。這 樣，鄧小平會敏感地感到，前右冤派分子方勵之等人的右冤派三十周年座談會，矛頭是對準他的。他的腳上的尖眼仿佛被不當心踏上了一腳，馬上跳起來破口大罵， 馬上行動起來要顯示自己的無比的權威。一時間，他指示要開除這幾個右冤派分子的黨籍，決心要趕走人們愛戴的胡耀邦。
告密，是斯大林主義式的 社會製度大抓階級鬥爭的一個常見現象。在東德解體後，大量檔案解密了。人們猛然發現，自己當年在私下裏發的一句牢騷，對黨的領導的某些不滿，都被放進了自 己的檔案。告密的人不是別的，正是自己當年十分親近、十分投緣、甚至十分相愛的同事、朋友，甚至自己的妻子。有的人忍受不了人心竟是如此醜陋，自殺了。告 密問題還似乎拍了一個電影，還得了獎。告密和告密產生的迫害是一種罪惡，這當然要由專製製度負主要責任的。但是，告密者本人，也有自己的責任，至少不能說 是一種高尚行為吧。告密者總不能稱為精神的高貴者吧。
在新中國，告密的事業更是興旺發達，它還有美名曰，向黨靠攏，與黨保持一致。在告密者 來說，是減輕自己壓力、改變自己命運的一條捷徑。偉大的中國當年不僅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著稱，也以告密者大國著稱。如果將來中國的檔案解密，我相信中國 的告密者之多、告密之奇，將超過東德，將以世界第一告密大國的形象卓立於世。現在已經有一些告密的故事流傳。舉例來說，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有個叫舒蕪的作 家，向領導上交了胡風等一些朋友之間的私人通信，最後，偉大領袖毛澤東給這些信件一一寫了按語。舒蕪的告密經過專製製度的釀造發酵，創造了胡風反革命集團 案，導致數千人挨整，數百人流放，數十人坐牢，一些人自殺。胡風坐了二十幾年的牢。著名翻譯家馮亦代也成功地向領導告了章伯鈞的密。他裝作是章伯鈞的知 音，有事沒事地到章伯鈞家蹭吃蹭喝聊天（在那個年代，吃飯是要糧票的，吃一頓飽飯、好飯是很不容易的，）他有時候會順著章的話薦，有時候則主動挑起話題， 讓章發表感想，他則默默地記著，好向上頭密報。他雖然沒有進過告密學校培訓，但水平很高，他竟贏得了章伯鈞一家的好感。他每次從章家出來，肚子裏和腦子裏 總是都有所收獲。他會通過電話或寫信向有關領導一五一十地告密。他得到的好處是並不太多：一、他早早地摘掉了右冤派的帽子。但是，為了他前往章家充當告密 者角色的方便，馮亦代右冤派摘帽的事秘而不宣。二、他有時可以得到一點告密勞務費，報銷一些費用。三、還有其它一些好處，例如，有關領導請他在有名的飯店 吃一頓鈑，送他幾張緊張的演出的票子，他因此而生一種自豪感，等等。
受到許多中國人敬仰的科學家錢偉長，也曾經充當過這樣一種角色。他們有 一點是相同的，都是告密者。所告的密，對被告沒有好處。而對自己則不無好處。至少他們希望會有好處。所不同的是，第一，他們告密的密度不同，一個密，一個 稀。馮亦代一次又一次地告密，可以說是周周有告，月月有告。而錢偉長難得告一次密，告密的密度差異很大。第二，接受告密的層次不同。馮亦代將密告之於處長 科長之類的小角色；而錢偉長所將密告到了老佛爺手裏，從告密的層級來講，是最高級了。第三，同是告密，後果迥然不同。馮亦代隻得到幾張演出票，幾頓好飯。 是告密的小兒科。而錢偉長則大受鄧小平表揚，迅速成為政協副主席，晉身國家領導人之列。一個隻是小打小鬧，一個則不告則已，一告驚人。不飛則已，一飛飛 天。
看來，告密也如做生意，有些告密者就如沿街擺擺地攤、做做小生意的小商人，雖然做成了一筆又一筆生意，但是，其利甚薄；而錢偉長則不 同，要麽不做，一做就做成大大的一筆生意，一輩子就夠吃夠用了。他是一個做大生意的人。如果將來有學者經數年辛勤，寫成《告密學》的巨著，我想錢偉長的案 例一定會寫入書中，也有可能永載史冊。這當然是後話了。
話說回來，蓋棺論定，錢偉長作為一個科學家，在科學上是有貢獻的；留學歸來，為國效 勞，其情懷是愛國的；作為一個教育家，主張通才教育（此理念並非他提出）、教授治校等，是有進步意義的。他被鄧小平打成右冤派是悲劇，是極權製度的罪惡。 然而，他向鄧小平密告朋友的信件，卻是很萎瑣的行為，人格上是很卑下的。
可悲的不僅是當年錢偉長告密的可卑可憐，而是後人的不以為恥，反以 為榮。近來，遼沈晚報著文《高貴紳士錢偉長》，居然稱頌備之。此文轉輾流傳，被南方周末所摘編。文中說，錢偉長不僅在於“學術上的偉岸”，而且在於“靈魂 上的超越”。文章還說，“信仰是最好的營養，信仰使大學無堅不摧。那種大學熏陶出來的一批又一批學子，也才能夠超越紅塵。錢老無疑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將朋友的私人信件向當年把自己推入苦海的人告密，又導致了朋友們一個個地被批判，一個個被清除出黨，又導致了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因為理解過或寬容過這幾個右冤 派朋友的一些理念，而被鄧小平認為是反對自由化不力，策動一些顧問老人們將他罷免。這樣一種行為，這樣一種後果，怎麽說得上靈魂的超越？怎麽說得上是“高 貴”？怎麽說得上“超越紅塵”？一個民族需要精神上的高貴者，這話並不錯。但是，錢偉長向最高領導告密這樣的行為，能夠稱得上是“精神上的高貴者”嗎？他 真的能算是一個“高貴的紳士”嗎？如果告密者成了精神上的高貴者，那麽，中國將成為一個什麽樣的國家呢？中國的國民將成為一種什麽樣的國民呢？
評論
中衡
2011-01-31 18: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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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話
如何理解葉劍英告了張國燾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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