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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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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有人問我跑馬拉鬆了沒有，我總是老老實實地回答：沒有，我不敢，我怕馬拉鬆都跑了，人生就沒有追求了。
後來我為什麽跑了呢？想來想去，一定是受了這個人的刺激。下班的時候，經常看到一輛黑色的SUV從我旁邊衝過去，牌照是極其醒目的六個字母“MIT PHD”。我不由自主地攀比開了：人家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而我是州大的；我的車上貼了13.1邁（半程馬拉鬆），人家是個粉紅的26.2（全馬）；況且，人家開車都比我快，總是超過我揚長而去。人比人，氣死人哪。某天遇紅燈，這輛車停在我前麵，我仔細一端詳，她的車也比我的好，是奔馳的。人家處處比我厲害，怎麽辦？思來想去，再讀名校不可能，買新車費錢，看來隻有跑個馬拉鬆才能趕上她了。
第一次馬拉鬆，快到終點的時候，我邊跑邊掏出口袋裏的iPhone，準備拍等在終點的人們。忽然，我注意到對麵幾十個長槍短炮的大鏡頭緊緊瞄著我，哦，我們。原來，我旁邊半米外是一個人推著輪椅在跑，鏡頭大多是對著他的。麵對這麽多記者，我手裏攥著手機，沒敢拍照。
跑過終點，拿了獎牌，頭一抬，巨大的屏幕上正是輪椅跑者，記者在采訪他。幾天後我的比賽照片出來了，好幾張都是我和輪椅合影。我才知道這個輪椅賽者的故事，他們是兩個人。坐在輪椅裏的是32歲的黑人安爵，他天生患有嚴重腦癱，口齒不清，站不起來，也不能用手推輪椅，一直由政府照顧長大。這麽慘的命運，可是安爵性格積極，總是給身邊的人傳遞正能量，盡量過好每一天。
推他的是40歲的澤克，長發，全身刺青，算美國人裏的一朵奇葩。澤克自學了海地語，到海地工作了幾年，給記者、宗教人士、和其它非盈利性的組織做翻譯和帶路。他曾因示威遊行被抓，在海地的監獄裏坐了兩個月的牢，吃帶蛆的食物。一年多前，澤克從監獄裏出來，身體不佳，還患有糖尿病。
澤克回到美國，找了份工作，每天開麵包車送安爵和其它殘疾人去參加社區活動。後來，他又做了安爵的健康助理。有一次，他推著安爵的輪椅，在外麵跑了幾公裏，安爵一向愛看體育比賽，他高興地說感覺象他自己跑一樣。他們倆一拍即合，決定挑戰馬拉鬆。美國有對著名的Hoyt父子，爸爸推著腦癱的兒子，參加過30次波士頓馬拉鬆和6次大鐵三項賽，是他們的榜樣。
組委會考慮安全問題，討論了很久，才同意他們跑。醫生說安爵的骨頭脆的跟玻璃似的，給他做了骨密度的檢查後才放行。一個非盈利組織借給他們倆一個專門的跑步輪椅。
這是澤克的第一次馬拉鬆，他推著加起來一百多斤的輪椅和安爵上陣了。前半程他隻花了2小時7分，但是後半程的大上坡讓他非常吃力，有的地方幾乎推不上去。
接受記者采訪時，安爵說，我從來都想親身參加體育運動，輪椅飛奔的時候，我覺得我自己好像飛出去了，好像我在起跳、投籃。他吃力地不太清楚地說，““just because you’re in a wheelchair doesn’t mean you have limitations in life（被困在輪椅上，並不意味著你的生活就要被限製住）。”
跑完第一個馬拉鬆，我的粗淺體會是，跑馬拉鬆不難。和農民抱小豬過小溝一樣，隻要循序漸進慢慢訓練，幾乎人人都可以跑下來。可是，馬拉鬆訓練很花時間精力，尤其對一個全時工作、家有孩子的中年婦女來說。如果隻是為了鍛煉身體，沒必要跑馬拉鬆。比賽中看到有抽筋的人、撞牆的人，馬拉鬆畢竟是挑戰人體極限的運動。比賽很好玩，有打雞血的效果，我建議距離隨意，重在摻和。
我們為什麽要跑馬拉鬆呢？想完成一個看似艱難的目標？像我一樣受刺激了？像安爵和澤克一樣希望超越生活的限製？為了跑過終點時high的感覺？為了享受跑時和跑後的快樂？就愛跑，沒有別的愛好？燃燒激情、娛樂大眾？下雨天打孩子，閑著也是閑著，找點事情做？為了超越自我、挑戰極限？也許，隻是想證明你能做到……不管什麽原因，隻要你想，那你就盡情地飛跑吧！
賽完開車回家，我到處翻東西，想找出我的一個“26.2”的貼紙，我現在終於可以把它貼在我的車上了。兒子過來說，人有幾種需要，有證明自己能力的高級需要，也有人體吃飯洗澡的這些基本需求，對你現在來說，身體的需要是第一的。哦，他是暗示我一身汗味，應該立刻洗澡。
在家找了兩天，也沒找到那個貼紙。罷了，就算找到了，人家MIT的博士那麽厲害，肯定比我跑得快。你說呢？
豁然開朗，喜笑顏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