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停止計劃生育比政治改革更為迫切
作者：水寒
一、中國政治改革不能走台灣、韓國、東歐的老路
二、人口政策改革應是政治改革的前提
三、人口問題遠遠超越意識形態
四、停止計劃生育比政治改革更為迫切
五、大道至簡：生生不息
六、無限風光在險峰--出生高峰就是政績高峰
一、中國政治改革不能走台灣、韓國、東歐的老路
《禮記.雜記》認為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眾寡而己倍,君子恥之。
相對於很多發達國家和地區（如德國、英國、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地區）來說，中國確實是“地有餘而民不足”，這些地區已經在鼓勵生育，中國為什麽還堅持計劃生育？
政治人物，都會萌生出名垂青史的願望，都希望“居其位,有其言,有其行”，這種願望在任期的後期往往還非常強烈。蔣經國就是個例子，1980年代中後期，蔣經國已經到了人生暮年，並且疾病纏身，自覺來日不多，有強烈的急迫感，要在有生之年啟動政治改革。很多人認為，當今能讓中國決策層名垂青史的隻有像蔣經國那樣的政治改革。其實這種想法值得商榷，因為蔣經國改革隻是暫時成功，從長遠看，是失敗的。
蔣經國的改革忽略了最不應該忽略的問題—人口。1975年蔣介石去世之後，蔣經國繼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1978年正式當選為台灣領導人。蔣經國主政台灣時期，台灣經濟發展迅速，並使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在政治上，蔣經國於1980年代中後期，加速民主改革，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及報禁、進行國會改革。但是台灣生育率卻從1975年的2.83下降到1978年的2.71，1984年之後低於世代更替水平2.1，到他1988年去世的時候台灣生育率降低到1.85。李登輝主政台灣的時候（1988-2000），政治改革進一步深化，並完成了政黨更替，但是卻難阻生育率下降勢頭，到2000年生育率降低到1.68。陳水扁上台之後，台灣生育率更是急劇下降，2001年就降低到1.4，2005年隻有1.1。盡管台灣出台了鼓勵生育的政策，生育率仍然徘徊在1.1左右。2008年馬英九上台之後，仍然無法逆轉台灣生育率下降的勢頭，2008年台灣生育率隻有1.05，2009年隻有1.0了，全球最低。
台灣的政治改革使得全民皆政，女性參政熱情高漲。美國建國這麽久，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女副總統。2008年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佩林也是有五個孩子的母親，眾議院女議長佩洛西（民主黨）也有五個孩子，美國女性參政大多是完成人口再生產這個“主業”之後。而台灣民主才幾年，就有了一個單身女性副總統呂秀蓮。現在兩黨之一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是單身，兩大直轄市之一的高雄市長陳菊是單身，蕭美琴、陳文茜、洪秀柱、賴幸媛等政治人物都是單身。台灣女性被過度的驅使參加政治活動和經濟活動，將生育當成“副業”，生育率不降才怪。在台灣這種選舉文化下，政治是高於人口的，為人口做出貢獻的朱木蘭（生育了包括美國勞工部長趙小蘭在內的6個女兒）是不會被人視為英雄的，而一個孩子也沒有生的政治人物呂秀蓮、蔡英文卻被視為英雄。
台灣的最大的危機不是統獨，而是生育率持續低迷，正在淪落為一個老氣沉沉、毫無生氣的地區。陳水扁對台灣最大的危害不是貪汙，而是將生育率降低到1.1。但是台灣的學界和政界都沒有意識到台灣真正問題所在；或者是意識到了，但是在目前的製度下無能為力。比如馬英九能夠犧牲短期政績而降低養育成本？能夠犧牲女性選票？他顯然不能，隻能放任生育率下降到1.0的極度危險的水平，等於是讓台灣坐以待斃！
韓國也是在1980年代啟動政治改革。但是韓國的政治民主化也伴隨著生育率的下滑，生育率從1980年的2.83下降到2005年的1.08。韓國現在仍然在享受1980年之前繁衍的人口所創造的人口紅利，根據聯合國的預測，韓國2010年老年撫養比隻有15%（6.7個勞動人口對應1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但是到2030年老年撫養比將增加到37%（2.7個勞動人口對應1個老年人口），到2050年更是增加到73%（1.4個勞動人口對應1個老年人口）。韓國漢城大學社會學教授殷基洙說：“除非能把人口問題處理好，否則，韓國社會將會在20至30年內崩潰。”
台灣和韓國已經是民不聊“生”了，社會徹底喪失了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了，這種急性自殺的製度難道值得複製？
七七憲章發起人之一、捷克劇作家哈維爾被中國一些人士視為楷模，因為他讓捷克斯洛伐克實現了民主。在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化後，哈維爾於1990年出任捷克斯洛伐克聯邦總統。1992年由於斯洛伐克獨立，1993年哈維爾出任捷克共和國總統，並且於1998年連任，2002年卸任。相對於東歐和原蘇聯其他國家來說，哈維爾治理下的捷克的社會發展是很不錯的。根據聯合國2009年的資料，捷克的人類發展指數從1990年的0.847提升到1995年的0.857，2007年的0.903；人均購買力也從1990年的1.7萬美元提升到2007年的2.4萬美元；平均預期壽命也從1990年的72.1歲延長到2007年的76.4歲。而俄羅斯的社會發展卻出現倒退，人類發展指數從1990年的0.821降低到1995年的0.777，到2007年仍然還沒有恢複到1990年的水平；預期壽命從1990年的67.9歲降低到2007年的66.2歲。
估計在哈維爾有生之年，仍將享有盛譽。但是今後曆史可能會重新評價他的功過。因為他的任期出現了生育率的急劇下降，捷克的生育率從1985年的1.96下降到1990年的1.90，1995年的1.28，2000年的1.14。1985-1990年，捷克每年出生人口占全球0.95‰，但是到1995-2000年，這個比例下降到0.67‰，10年之內下降30%。雖然近年捷克在鼓勵生育，但是生育率仍然隻有1.2左右。斯洛伐克也一樣，生育率從1985-1990年的2.15快速下降到2000-2005年的1.22。捷克目前經濟發展不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處於人口紅利時期（以前較高生育率出生的人口還是勞動力），現在的撫養比空前地低，隻有42%，其中老年撫養比隻有22%。但是，捷克的撫養比將快速上升，根據聯合國的中方案預測，到2025年捷克的撫養比將提高到56%（老年撫養比為32%），2050年總撫養比增加到75%（老年撫養比為48%）。但是近年捷克的生育率走勢卻與聯合國的低方案基本一致，那麽依照低方案的預測，2050年捷克的老年撫養比將增加到54%，也就是說勞動力與老年人的比例從目前的4.5：1增加到1.9：1。
換句話說，哈維爾一方麵讓捷克現在的人民“活得更加民主、自由”，但是另一方麵卻讓捷克人民“活不下去”了！
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外，其他東歐國家在政治民主化之後，也都出現生育率的跳躍性下滑。俄羅斯、烏克蘭、波蘭、保加利亞的生育率分別從1985-1990年的2.12、2.03、2.15、1.92都下降到1995-2000年的1.25左右。匈牙利、羅馬尼亞現在的生育率也隻有1.3左右。很多西方人口學者認為俄羅斯正是自我走向死亡（Russia is dying）。
從人口學角度看，台灣、韓國與俄羅斯一樣已經是難以逆轉地走向了“自絕”的道路，今後經濟崩潰和政治崩潰是不可避免。
二、人口政策改革應是政治改革的前提
相對於同等發展水平的其他地區，台灣、韓國、以及東歐的政治民主化都導致生育率急劇下降。是不是政治民主化本身是錯誤的？筆者並不這麽認為。
但是這些地區的政治改革方案確實存在很大的弊病，沒有進行配套的人口政策改革。政治活動的主體是“人”，政治體製改革的目的是更好地為“人”服務，但是如果政治改革成功了，但卻損失了人口，那麽是得不償失。脫離人口可持續發展這一底線的政治改革，隻是過把癮就死。
近代世界最重要的兩件事情，一是工業化，二是政治民主化。這兩件事情都是有前提的。工業化的前提是必須完成農業革命，農業革命一方麵為工業化提供了充足的糧食和原材料，又使一部分農業勞動力能夠從土地上脫離，為工業革命提供了勞動力來源；否則農業人口轉移到工業領域，農村勞動力不夠，將引起糧食短缺。
英國在18世紀工業革命前，除了推廣美洲高產作物外，還把三葉草和蕪菁引入大田，改三輪製為四輪製，開始農業革命。1865年美國南北戰爭後的工業革命也是建立在農業革命的基礎上的，農業生產的機械化和科學化促進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迅速提高。中國1979年改革開放也是先進行農村改革，再進行工業化的。
同樣，政治改革的前提是必須完成人口政策改革，否則生育率下降，社會喪失可持續發展的能力。當年歐美國家政治民主化的時候，生育率都很高，人口不是問題，就像水雖然重要，但是對於在江南的人們來說不算問題一樣。但是1980年代後期，台灣、韓國、東歐政治改革的時候，情況已經大不一樣了，已經進入 “人口沙漠”，需要注意 “水”的安全了。當時這些地區的人類發展指數都已經在0.8左右或以上了，生育率自發下滑的“勢能”本身就已經很大，需要小心翼翼地防止生育率下滑，需要政府出台一些措施，提供“動能”來對抗生育率下滑的“勢能”。
但是這些地區卻沒有出台措施防止生育率下滑；而當時的激烈的政治改革等於是觸發了蓄勢待發的生育率的球，導致生育率跳躍性下滑；並且經濟體係的改變，等於將個體置於高度競爭的鬥獸場，經濟安全大為降低，生育意願也大為降低；東歐的改革還導致貧富差別的擴大，降低普通老百姓的養育孩子的能力。這種政改所引發的生育率跳躍性下滑的原因值得專門研究，筆者隻是拋磚引玉。
政治改革可以解決中國強製計劃生育問題，但是不能解決生育率下滑的問題。比如韓國民主化之後，金泳三徹底停止了計劃生育，但是生育率卻繼續下降。
三、人口問題遠遠超越意識形態
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秦始皇統一天下後，稱為始皇帝，意圖“二世三世於萬世，傳之無窮”，怕儒生“不師今而學古”、“道古以害今”，故焚書後坑儒以消除對政權的潛在威脅。但僅過了十多年，“坑灰未冷”就天下大亂，造反的劉邦和項羽卻是“不讀書”之人。
六十多年前，很多知識精英以為隻要實行共產主義，就能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現在很多知識精英以為隻要實行民主，就能解決中國所有問題。但事實並非如此。對今後中國社會威脅最大的是人口危機，而不是政治危機。當然，人口危機也將轉變為政治危機。超低生育率和人口萎縮也將是今後全球麵臨的最大危機。
人口投資是高投入，高產出，但是這種產出卻有幾十年的滯後性。人口再生產的長周期性與政權的任期製之間的矛盾，導致人口投資和產出脫鉤，表現在兩個方麵：人口投資主要在家庭，但是產出卻主要在社會；現任政府進行人口投資，但是產出卻在幾十年之後，而後麵的政府卻並不領情，比如1979年之後中國改革開放在享受1950年-1979年人口投資所帶來的人口紅利，但是卻反而指責毛澤東時期的人口政策；再比如羅馬尼亞現在在享受1966-1989年的人口投資所帶來的人口紅利，但是卻也指責當年的人口政策。
民主製度下當政者需要為自己和政黨連任拿出快效的政績，是不可能進行長期投資的。比如台灣生育率隻有1.0了，從長遠看，當務之急是提高生育率，降低養育成本（比如提高包括幼兒園在內的教育投入），讓生育婦女能夠安心養育孩子。但是如果在生育上投資之後，就無力完成短期的政績，下一屆選舉必敗。
從全球看，自由主義是自絕的主義，因為自由主義支持者生育率普遍低，比如美國自由主義的民主黨的州的生育率比保守主義的共和黨的州要低，而加拿大和歐洲比美國的民主黨還要“自由”，生育率也更低。但中國的自由主義比較複雜，既有美國那種保守主義，又有美國那種自由主義。
從某種角度講，現代民主製度是急功近利的製度，而人口政策卻需要高瞻遠矚。古代的世襲製（其實是符合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卻反而能夠做出一些高瞻遠矚的決策，因為得考慮“子孫帝王萬世之業”（現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了不可能恢複世襲製了）。現在發達國家除了美國外，其他國家的生育率都遠遠低於世代更替水平，人口不能持續發展，意味著社會也難以持續發展。1950年發達國家總人口占全球32.1%；但是2005年總人口隻占全球18.7%，尤其是0-4歲人口隻占全球的10.6%了。發達國家的老年撫養比從1950年的12%（8.3個勞動人口對應1個老年人口）增加到2005年的23%，而到2050年將達到50%（2個勞動人口對應1個老年人口）。
筆者無意否定自由、民主的價值，無意全盤否定發達國家的政治製度，事實上他們的製度有很多值得借鑒的地方，但是他們的製度確實存在很大問題，需要完善，需要升級。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政治追求，有不同的政績標準，祖父當年追求不上的漂亮女孩現在已經成了行將就木的老太婆，難道你還要將她作為追求對象？中國不能像台灣、韓國那樣采納原始版的民主自由製度，而需要探索升級版的民主自由製度。
有些左派學者提出恢複到公有製。但是當年蘇聯就是因為公有製，生孩子是大鍋飯，並且破壞依附宗教的生育文化，在1950年代生育率就急劇下降（而歐美國家卻在戰後出現了嬰兒潮）。1950-1955年、1955-1960年、1960-1965年、1965-1970年蘇聯的生育率分別為2.85、2.82、2.55、2.02，而同期美國的生育率分別為3.45、3.71、3.31、2.55。美國著名未來學家Peter Schwartz甚至認為人口決定了蘇聯的崩潰。中國在1960年代生育率還比較高，是因為當時的社會發展水平還不夠高。朝鮮現在的社會發展水平遠遠比中國落後，但是生育率也已經隻有1.8了；而與朝鮮同等發展水平的其他國家生育率還在世代更替水平以上。同為加勒比海地區的古巴和墨西哥社會發展水平一致，但是現在社會主義的古巴的生育率隻有1.5，而墨西哥卻還有2.2。
可見，現有的各種製度都不能解決人口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有什麽樣的生產力水平，就有什麽樣的經濟製度。有什麽樣的經濟基礎，就需要什麽樣的人口政策。有什麽樣的媒體方式，就有什麽樣的決策方式和政治運作模式。很多時候，一種技術的出現，就足以改變曆史進程。
比如西周、春秋時期生產力水平低下，集體經濟的井田製是必然的選擇，否則人類社會難以延續下來；鐵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廣，生產力水平提高，個體勞動者可以生存了，廢除井田製是必然的趨勢，商鞅“廢井田，開阡陌”的改革是順應曆史潮流。造紙術發明之後，中國文明迅速趕超歐洲。歐洲發明活字印刷機器之後，歐洲出現文藝複興和工業革命，西方文明又超越中國。以報紙為媒體，產生了政黨製度。在紙媒體的時代，領導層隻要征求學者、士子（學術界）的建議就夠了，參與決策的隻有少數精英人士。中國很多政策，就是幾個學者主導下完成的，公眾沒有發言權。1980年代宋健、田雪原的獨生子女的建議能夠被采納，是得益於當時“不爭論”的政治氣候。
但是互聯網時代就不一樣了，互聯網上的用戶越多，觀點碰撞就越頻繁，新的觀點就越容易迸發。領導與下屬不再處於信息不對稱之中，海量的信息來源，決策層獲取信息的渠道大增，隻有經過網絡千錘百煉的觀點才經得住檢驗，少數學者憑借“奏折”是難以壟斷決策了（他們的觀點在網絡都不堪一擊）。中國的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將取決於互聯網。互聯網將在全球範圍帶來一場政治改良（改朝換代是血腥風雨，政黨輪替是痛心疾首，但是互聯網時代的政治改良卻是溫和得多，這也反映出人類文明的進步軌跡）。形勢比人強，鐵器時代，不能用青銅器的老思維；互聯網時代，不能用紙媒體的老思維。
《禮記.雜記》認為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1980年對正確的人口觀點是“未之聞”，現在是“聞之”了，然後是“學之”、“行之”。難道決策層對於網絡一麵倒要求停止計劃生育的呼籲能夠視若罔聞？計生委利益集團當然會盡量隱瞞真相，但是決策層應該有足夠的信息渠道來擺脫這種信息不對稱給自己造成的損害。
中國1950年代後期的經濟大鍋飯導致三年大躍進；1979年的改革開放，實行包產到戶，將經濟上的投入與產出掛鉤，大大激發了生產積極性。但現在各國的人口投資和產出脫鉤，導致人口再生產的大鍋飯，家庭不願意投資，政府也不願意投資，生育率不斷降低。那麽能否也在人口領域進行“包產到戶”以提升生育率？但現在生產力水平決定了社會化進程是不可能逆轉的（就像政治民主化是不可能逆轉的一樣），人口再生產不可能完全“私有化”了，那麽生育率上升需要的強大動能（物質動能和精神動能），隻能由國家來提供，國家行使生育公權為生育私權保駕護航，讓生育有所回報，人口投資與養老受益適當掛鉤。也就是說人口政策需要“私有製”與“公有製”合理地搭配。
任何一種政治製度，首要責任是讓國家能夠持續發展下去，首先是必須保證人口能夠世代延續下去。提升生育率，就是為未來投資，並且這種投資將收獲上千年，推動世界的手是搖搖籃的手！因此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需要站在更高的高度，人口的持續發展應該成為政治製度改革的首要考慮因素。
人口可持續發展是最高層次的普世價值。人口問題遠遠超越意識形態。受精卵之所以能發育成一個完整的生命，就是因為它有多方麵分化潛能，是全能幹細胞。受精卵分化成成體幹細胞之後，就不能發育成完整的生命了，而隻能定向分化出特定的細胞和組織（如心肌、骨骼）。人口相當於全能幹細胞，而意識形態隻相當於成體幹細胞。人口問題是“能否活”的問題，而意識形態是“如何活”的問題。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在民族千年的存亡繼絕問題上，左、右之爭就顯得是無病呻吟了。
鐵器的發明，導致井田製的廢除，春秋戰國時期紛紛實行改革，原本落後的秦國最後改革成功，統一中國。世界正麵臨史無前例的人口變局，全球低生育率必將導致全球範圍的政治經濟體係改革，哪個國家能夠成功，就將主導未來的世界格局。
二戰時期，美國和蘇聯能夠聯合起來對付共同敵人納粹，中國國共兩黨也摒棄前嫌共同抗日；現在人口生態災難正席卷而來，中國各派需要摒棄意識形態之爭，在人口政策上達成共識：停止計劃生育，建立提升生育率的經濟、文化製度，讓人口恢複持續發展的能力，並形成全民共識，將此作為今後的政治改革的底線（比如固定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
四、停止計劃生育比政治改革更為迫切
政治體製改革是規模龐大的係統工程，周期長（超過當政者的任期）、風險大，改革結果難以預料。政治體製改革的“受害者”是官僚階層，需要對抗整個官僚體係，而且還需要通過官僚體係來貫徹，難度可想而知。並且還麵臨各派別的阻力。
而人口政策改革（停止計劃）規模小，周期短（就改革本身來說），結果已經一目了然，副作用甚小。停止計劃生育是全民收益，隻“損害”計生委係統的利益，而計生委係統在整個官僚係統中人數最小，2008年國家部委編製調整，國家計生委縮編到隻有143個，不到國家發改委的1/7，是所有部委中最少的。並且停止計劃生育，需要撤消計生委，根本不需要通過計生委係統來貫切，完全可以無視他們的阻力。我與各級計生委係統有聯係，據我所知，計生委係統很多人也是支持停止計劃生育的（計劃生育政策同樣損害他們的利益），隻是擔心自己的前途，真正頑固反對者並不多。有些計生幹部還擔心，如果遲遲不停止計劃生育，今後他們將成為錯誤政策的替罪羊，他們希望停止計劃生育的願望比其他人還要強烈（有些還在網上宣傳我的觀點）。據我所掌握的情況，無論左派還是自由派，都支持停止計劃生育。法學界幾年前就幾乎一麵倒反對計劃生育，現在經濟學界也開始覺醒。停止計劃生育可以說已經達成全民共識，停止計生可以盡收人望，是一項巨大的民心工程，何樂而不為？
從“政治成本”看，停止計劃生育成本低，難度低，風險小，收益卻巨大，尤其是影響深遠（遠遠超過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是功近而德遠！
並且人命關天，時間就是生命！相比於政治改革，停止計劃生育更加迫切。停止計劃生育有高度時限性（事實上現在就已經太晚了），每延遲一年就將多損失至少數百萬人命，現在最後一次育齡婦女高峰已經過去了一大半，停止計劃生育已經不能再拖下去了，這已經是最後的時機了！如果再等幾年，一方麵生育婦女已經不到現在的一半了，一方麵年輕一代生育意願很低了，停止計劃生育後生育率也難以提升了。
《周易》上講“天地之大德曰生”，意謂天地最大的品德就是“生”。文明和野蠻的分野，就是能不能尊重人的生命。胡錦濤總書記強調，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俄羅斯現任總統梅德韋傑夫說：“任何理由都無法為生命的損失辯護， 我認為，不能以人類的苦難和損失為代價，來實現國家的發展、成功和遠大抱負。人類生命的價值高於一切。”生命不是命題，生命的存在不隸屬於任何可討論的範疇之內！人命關天的事情，能夠平穩過渡嗎？
對於中國大陸來說，停止計劃生育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曆史性政績。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曆史機遇悄悄地來過了，又在飛速地離去。立即停止計劃生育，還能抓住這個曆史機遇的尾巴，這一項英明決定必將永載史冊，被後人稱頌；否則隻能望洋興歎、遺恨千古！
我要申明的是，我並不反對政治改革（雖然我本人對政治並無興趣），事實上中國領導人也一再強調要進行政治改革，比如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要“深化政治體製改革”，溫家寶總理也借用《詩經》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和《詩品》“如將不盡，與古為新”來說明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但我認為，人口政策改革比政治改革更加迫切，沒有足夠比例的青壯年勞動者，即使上帝當國家領導人也無濟於事！人口政策改革成功，一方麵給政治體製改革打下人口學基礎，一方麵讓當政者將更加自信，還可以攜民意啟動“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的政治改革。指望通過政治手段來停止計劃生育，那是舍近而求遠，並且今後很可能像現在台灣、韓國那樣陷入低生育率的泥潭之中。
五、大道至簡：生生不息
計劃生育已經三十多年了，獨生子女政策也已經三十年了，現在看來當初出台計劃生育政策是非常草率的，計劃生育是無功於當代，有害於千秋。全球200多個國家都不實行的政策肯定不是什麽好政策。雖然幾十年來一直有質疑的聲音，但是總有人用“政策連續性”為理由來反對調整人口政策。到現在，計劃生育的惡果已經開始顯露，對今後的後果也能夠預測了，但主流學家仍然用“政策連續性”來阻止停止計劃生育，而建議用不同的二胎方案來“軟著陸”。政界和民間的一些人士也支持二胎方案，但也並不是認為二胎方案是正確的，而是認為二胎方案更加符合“政策連續性”。
其實這種思維是有悖於中國的維新傳統的。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延續數千年，成為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就是因為中華文明強調“生生不息”：人口的世代更替，製度的不斷更新。
《周易》中解釋“易”說：“生生之謂易”。“生生”，就是生命永遠不息的運動。這種運動的最大特點是“新”， 儒家經典《大學》還引經據典指出，早在商湯時期，“盤銘”上就刻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字句，這就是《周易》所說的“日新之謂盛德”。《詩經.大雅.文王》： “文王在上，於昭於天。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見，我國傳統文化要求人們適應和推動社會發展，而不能因循守舊，阻擋曆史進步。在製度上，也為當政者糾錯維新設置了一些台階，如天人感應（古代一場天災就足以啟動一場政治改革）、清君側等；可惜現在“唯物”時代，既不畏天，又不畏人，這些台階也沒有用了。
在公元二世紀以前，中國文化一直不如西方文化先進，中國春秋時期的科學文明遠不如希臘文明，戰國和西漢的政治文明不如羅馬文明。希臘湧現了亞裏士多德、阿基米德等科學大師。古羅馬建立了共和政製，出現了最初的人本主義精神，“人是萬物的尺度”的思想非常普及。但是希臘和羅馬文明都不能保證人口延續下去，最終滅亡，歐洲出現了長達千年的黑暗中世紀。文藝複興之後歐洲發生了工業革命，啟動了世界現代化進程，但是現代歐洲文明仍然有希臘、羅馬文明的影子。這個文明一大特點是在非常輝煌的時候因為人口不能持續發展而導致文明嘎然而止。希臘如此，羅馬如此，現在歐洲也如此（生育率隻有1.4了）。
而中華文明由於有一種“生生不息”的元素在裏麵，具有再生能力，能夠自我更新，因此一直延續下來了，在歐洲黑暗中世紀的時候，中國卻是輝煌的隋、唐、宋文明。解放之後的幾十年也是不斷糾錯維新的曆史，大躍進三年，果斷停止；文革十年，也被果斷停止。
但是最近三十年，雖然名為“改革開放”，事實上卻不敢改。中國數千年的“生生不息”的糾錯維新的優良傳統，在這三十年幾乎消失殆盡，一方麵是獨生子女政策限製生育，不讓人口生生不息；一方麵是在政治上保守，不讓製度生生不息。
穩定壓倒一切，作為一種執政策略並沒有錯；但是需要在政局穩定的同時，也通過維新從根本上消除不穩定的因素。如果一味用政治高壓手段來維持穩定，不但代價高，而且不持久。
領導人也不是超人，也會出現失誤，作為後來者，應該毫不猶豫地改正前任的失誤（其實也是對前任的負責），而不能用所謂的“政策連續性”繼續前任的錯誤。很多時候，改正一件錯誤的功績遠遠比開拓一項新的事業的功績更大。
“日新之謂盛德”，拘泥於政策連續性而不“日新”，哪來的盛德？停止計劃生育，標誌著我們的製度還有自我糾錯能力、還有活力。
六、無限風光在險峰--出生高峰就是政績高峰
受“穩定壓倒一切”、“政策連續性”的政治思維的影響，人口學界也形成了因陋守舊的學風，希望出生人口越平穩越好，擔心停止計劃生育之後會出現出生堆積高峰,建議“二胎軟著陸”。
其實平穩意味著僵化，僵硬代表死亡，靈活才代表生命力，中國古代風水學就強調連綿起伏，沒有起伏的高峰就不算好風水。春秋時期的老子曾解釋過齒亡舌存的道理：堅硬的牙齒較早脫落，而柔軟的舌頭卻至死猶存。老子說：“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僵化的計劃生育政策，為什麽遲遲還不廢除？
縱觀人類數千年文明史，人口從來就不是平穩的，人口出生高峰往往導致此後的綜合國力的提升。古今中外，盛世的最重要的標誌是人口的增長。無論是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還是康乾盛世，都出現較大的出生高峰。
日本戰後的出生高峰“團塊世代”是日本後麵經濟騰飛的主力，1947-1949年這三年的出生高峰（每年出生270多萬孩子，而1960年左右每年隻出生160萬孩子）奠定了幾十年的繁榮。歐洲戰後嬰兒潮也導致經濟的快速發展。美國現在一霸獨強，很大程度是得益於戰後兩次出生高峰。美國1955年到1965年這10年平均每年出生415萬，是1930年代的1.7倍。美國在1980年代之後由於生育率的回升，又出現新的出生高峰。而歐洲和日本1980年代之後卻沒有出現出生高峰，經濟也開始走向衰退了。
中國1963年到1971年平均每年出生2646萬，是1959年到1962年的1.88倍。中國1961年隻出生1100萬孩子，但是1963年超過3000萬，差不多是1961年的三倍，不是一樣過來了？1962年到1980年這次出生高峰共出生4.4億人口，沒有這4.4億青壯勞動力和旺盛的消費能力，改革開放還談什麽成就？
人口資源是最寶貴的資源，出生高峰就是政績高峰。出生的平穩，標誌著政策的僵化、政治的平庸。出生平穩了，政績也沒有了。
1996年韓國總統金泳三雖然停止計劃生育，但是在人口學家的誤導下，強調“政策連續性”，擔心會出現“堆積生育高峰”，滑稽地將目標生育率定在1.6，提出要“穩定低生育率”、結果沒有出現出生高峰，沒有任何政績可言。
而美國總統裏根卻逆轉了美國生育率下降的勢頭，美國出現了二戰後的第二次出生高峰，每年出生人口從1976年的317萬上升到1990年的416萬（增加1/3），奠定了美國強盛的基礎，這是巨大的政績高峰，裏根總統將因此而成為美國最偉大的總統之一。
並且高峰不高峰要看參照物。如果停止計劃生育，每年能夠出生2500萬左右人口，相對於現在的1300萬是高峰，但是相對於1980年代後期卻不是高峰（當時每年出生2500萬），相對於1963年左右來說還算低穀，相對於印度現在來說也不算高峰。
無限風光在險峰，如果中國停止計劃生育真的能夠出現一個較大的出生堆積高峰，這是天大的好事，將成為後人難以跨越的政績高峰，本屆政府無疑將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領袖之一！
天予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遭其殃！停止計劃生育的時機已經熟透了。人口政策調整要幹淨利落，不要拖泥帶水。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停止計劃生育是勢不可擋的！
作者：水寒
一、中國政治改革不能走台灣、韓國、東歐的老路
二、人口政策改革應是政治改革的前提
三、人口問題遠遠超越意識形態
四、停止計劃生育比政治改革更為迫切
五、大道至簡：生生不息
六、無限風光在險峰--出生高峰就是政績高峰
一、中國政治改革不能走台灣、韓國、東歐的老路
《禮記.雜記》認為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眾寡而己倍,君子恥之。
相對於很多發達國家和地區（如德國、英國、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地區）來說，中國確實是“地有餘而民不足”，這些地區已經在鼓勵生育，中國為什麽還堅持計劃生育？
政治人物，都會萌生出名垂青史的願望，都希望“居其位,有其言,有其行”，這種願望在任期的後期往往還非常強烈。蔣經國就是個例子，1980年代中後期，蔣經國已經到了人生暮年，並且疾病纏身，自覺來日不多，有強烈的急迫感，要在有生之年啟動政治改革。很多人認為，當今能讓中國決策層名垂青史的隻有像蔣經國那樣的政治改革。其實這種想法值得商榷，因為蔣經國改革隻是暫時成功，從長遠看，是失敗的。
蔣經國的改革忽略了最不應該忽略的問題—人口。1975年蔣介石去世之後，蔣經國繼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1978年正式當選為台灣領導人。蔣經國主政台灣時期，台灣經濟發展迅速，並使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在政治上，蔣經國於1980年代中後期，加速民主改革，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及報禁、進行國會改革。但是台灣生育率卻從1975年的2.83下降到1978年的2.71，1984年之後低於世代更替水平2.1，到他1988年去世的時候台灣生育率降低到1.85。李登輝主政台灣的時候（1988-2000），政治改革進一步深化，並完成了政黨更替，但是卻難阻生育率下降勢頭，到2000年生育率降低到1.68。陳水扁上台之後，台灣生育率更是急劇下降，2001年就降低到1.4，2005年隻有1.1。盡管台灣出台了鼓勵生育的政策，生育率仍然徘徊在1.1左右。2008年馬英九上台之後，仍然無法逆轉台灣生育率下降的勢頭，2008年台灣生育率隻有1.05，2009年隻有1.0了，全球最低。
台灣的政治改革使得全民皆政，女性參政熱情高漲。美國建國這麽久，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女副總統。2008年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佩林也是有五個孩子的母親，眾議院女議長佩洛西（民主黨）也有五個孩子，美國女性參政大多是完成人口再生產這個“主業”之後。而台灣民主才幾年，就有了一個單身女性副總統呂秀蓮。現在兩黨之一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是單身，兩大直轄市之一的高雄市長陳菊是單身，蕭美琴、陳文茜、洪秀柱、賴幸媛等政治人物都是單身。台灣女性被過度的驅使參加政治活動和經濟活動，將生育當成“副業”，生育率不降才怪。在台灣這種選舉文化下，政治是高於人口的，為人口做出貢獻的朱木蘭（生育了包括美國勞工部長趙小蘭在內的6個女兒）是不會被人視為英雄的，而一個孩子也沒有生的政治人物呂秀蓮、蔡英文卻被視為英雄。
台灣的最大的危機不是統獨，而是生育率持續低迷，正在淪落為一個老氣沉沉、毫無生氣的地區。陳水扁對台灣最大的危害不是貪汙，而是將生育率降低到1.1。但是台灣的學界和政界都沒有意識到台灣真正問題所在；或者是意識到了，但是在目前的製度下無能為力。比如馬英九能夠犧牲短期政績而降低養育成本？能夠犧牲女性選票？他顯然不能，隻能放任生育率下降到1.0的極度危險的水平，等於是讓台灣坐以待斃！
韓國也是在1980年代啟動政治改革。但是韓國的政治民主化也伴隨著生育率的下滑，生育率從1980年的2.83下降到2005年的1.08。韓國現在仍然在享受1980年之前繁衍的人口所創造的人口紅利，根據聯合國的預測，韓國2010年老年撫養比隻有15%（6.7個勞動人口對應1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但是到2030年老年撫養比將增加到37%（2.7個勞動人口對應1個老年人口），到2050年更是增加到73%（1.4個勞動人口對應1個老年人口）。韓國漢城大學社會學教授殷基洙說：“除非能把人口問題處理好，否則，韓國社會將會在20至30年內崩潰。”
台灣和韓國已經是民不聊“生”了，社會徹底喪失了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了，這種急性自殺的製度難道值得複製？
七七憲章發起人之一、捷克劇作家哈維爾被中國一些人士視為楷模，因為他讓捷克斯洛伐克實現了民主。在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化後，哈維爾於1990年出任捷克斯洛伐克聯邦總統。1992年由於斯洛伐克獨立，1993年哈維爾出任捷克共和國總統，並且於1998年連任，2002年卸任。相對於東歐和原蘇聯其他國家來說，哈維爾治理下的捷克的社會發展是很不錯的。根據聯合國2009年的資料，捷克的人類發展指數從1990年的0.847提升到1995年的0.857，2007年的0.903；人均購買力也從1990年的1.7萬美元提升到2007年的2.4萬美元；平均預期壽命也從1990年的72.1歲延長到2007年的76.4歲。而俄羅斯的社會發展卻出現倒退，人類發展指數從1990年的0.821降低到1995年的0.777，到2007年仍然還沒有恢複到1990年的水平；預期壽命從1990年的67.9歲降低到2007年的66.2歲。
估計在哈維爾有生之年，仍將享有盛譽。但是今後曆史可能會重新評價他的功過。因為他的任期出現了生育率的急劇下降，捷克的生育率從1985年的1.96下降到1990年的1.90，1995年的1.28，2000年的1.14。1985-1990年，捷克每年出生人口占全球0.95‰，但是到1995-2000年，這個比例下降到0.67‰，10年之內下降30%。雖然近年捷克在鼓勵生育，但是生育率仍然隻有1.2左右。斯洛伐克也一樣，生育率從1985-1990年的2.15快速下降到2000-2005年的1.22。捷克目前經濟發展不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處於人口紅利時期（以前較高生育率出生的人口還是勞動力），現在的撫養比空前地低，隻有42%，其中老年撫養比隻有22%。但是，捷克的撫養比將快速上升，根據聯合國的中方案預測，到2025年捷克的撫養比將提高到56%（老年撫養比為32%），2050年總撫養比增加到75%（老年撫養比為48%）。但是近年捷克的生育率走勢卻與聯合國的低方案基本一致，那麽依照低方案的預測，2050年捷克的老年撫養比將增加到54%，也就是說勞動力與老年人的比例從目前的4.5：1增加到1.9：1。
換句話說，哈維爾一方麵讓捷克現在的人民“活得更加民主、自由”，但是另一方麵卻讓捷克人民“活不下去”了！
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外，其他東歐國家在政治民主化之後，也都出現生育率的跳躍性下滑。俄羅斯、烏克蘭、波蘭、保加利亞的生育率分別從1985-1990年的2.12、2.03、2.15、1.92都下降到1995-2000年的1.25左右。匈牙利、羅馬尼亞現在的生育率也隻有1.3左右。很多西方人口學者認為俄羅斯正是自我走向死亡（Russia is dying）。
從人口學角度看，台灣、韓國與俄羅斯一樣已經是難以逆轉地走向了“自絕”的道路，今後經濟崩潰和政治崩潰是不可避免。
二、人口政策改革應是政治改革的前提
相對於同等發展水平的其他地區，台灣、韓國、以及東歐的政治民主化都導致生育率急劇下降。是不是政治民主化本身是錯誤的？筆者並不這麽認為。
但是這些地區的政治改革方案確實存在很大的弊病，沒有進行配套的人口政策改革。政治活動的主體是“人”，政治體製改革的目的是更好地為“人”服務，但是如果政治改革成功了，但卻損失了人口，那麽是得不償失。脫離人口可持續發展這一底線的政治改革，隻是過把癮就死。
近代世界最重要的兩件事情，一是工業化，二是政治民主化。這兩件事情都是有前提的。工業化的前提是必須完成農業革命，農業革命一方麵為工業化提供了充足的糧食和原材料，又使一部分農業勞動力能夠從土地上脫離，為工業革命提供了勞動力來源；否則農業人口轉移到工業領域，農村勞動力不夠，將引起糧食短缺。
英國在18世紀工業革命前，除了推廣美洲高產作物外，還把三葉草和蕪菁引入大田，改三輪製為四輪製，開始農業革命。1865年美國南北戰爭後的工業革命也是建立在農業革命的基礎上的，農業生產的機械化和科學化促進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迅速提高。中國1979年改革開放也是先進行農村改革，再進行工業化的。
同樣，政治改革的前提是必須完成人口政策改革，否則生育率下降，社會喪失可持續發展的能力。當年歐美國家政治民主化的時候，生育率都很高，人口不是問題，就像水雖然重要，但是對於在江南的人們來說不算問題一樣。但是1980年代後期，台灣、韓國、東歐政治改革的時候，情況已經大不一樣了，已經進入 “人口沙漠”，需要注意 “水”的安全了。當時這些地區的人類發展指數都已經在0.8左右或以上了，生育率自發下滑的“勢能”本身就已經很大，需要小心翼翼地防止生育率下滑，需要政府出台一些措施，提供“動能”來對抗生育率下滑的“勢能”。
但是這些地區卻沒有出台措施防止生育率下滑；而當時的激烈的政治改革等於是觸發了蓄勢待發的生育率的球，導致生育率跳躍性下滑；並且經濟體係的改變，等於將個體置於高度競爭的鬥獸場，經濟安全大為降低，生育意願也大為降低；東歐的改革還導致貧富差別的擴大，降低普通老百姓的養育孩子的能力。這種政改所引發的生育率跳躍性下滑的原因值得專門研究，筆者隻是拋磚引玉。
政治改革可以解決中國強製計劃生育問題，但是不能解決生育率下滑的問題。比如韓國民主化之後，金泳三徹底停止了計劃生育，但是生育率卻繼續下降。
三、人口問題遠遠超越意識形態
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秦始皇統一天下後，稱為始皇帝，意圖“二世三世於萬世，傳之無窮”，怕儒生“不師今而學古”、“道古以害今”，故焚書後坑儒以消除對政權的潛在威脅。但僅過了十多年，“坑灰未冷”就天下大亂，造反的劉邦和項羽卻是“不讀書”之人。
六十多年前，很多知識精英以為隻要實行共產主義，就能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現在很多知識精英以為隻要實行民主，就能解決中國所有問題。但事實並非如此。對今後中國社會威脅最大的是人口危機，而不是政治危機。當然，人口危機也將轉變為政治危機。超低生育率和人口萎縮也將是今後全球麵臨的最大危機。
人口投資是高投入，高產出，但是這種產出卻有幾十年的滯後性。人口再生產的長周期性與政權的任期製之間的矛盾，導致人口投資和產出脫鉤，表現在兩個方麵：人口投資主要在家庭，但是產出卻主要在社會；現任政府進行人口投資，但是產出卻在幾十年之後，而後麵的政府卻並不領情，比如1979年之後中國改革開放在享受1950年-1979年人口投資所帶來的人口紅利，但是卻反而指責毛澤東時期的人口政策；再比如羅馬尼亞現在在享受1966-1989年的人口投資所帶來的人口紅利，但是卻也指責當年的人口政策。
民主製度下當政者需要為自己和政黨連任拿出快效的政績，是不可能進行長期投資的。比如台灣生育率隻有1.0了，從長遠看，當務之急是提高生育率，降低養育成本（比如提高包括幼兒園在內的教育投入），讓生育婦女能夠安心養育孩子。但是如果在生育上投資之後，就無力完成短期的政績，下一屆選舉必敗。
從全球看，自由主義是自絕的主義，因為自由主義支持者生育率普遍低，比如美國自由主義的民主黨的州的生育率比保守主義的共和黨的州要低，而加拿大和歐洲比美國的民主黨還要“自由”，生育率也更低。但中國的自由主義比較複雜，既有美國那種保守主義，又有美國那種自由主義。
從某種角度講，現代民主製度是急功近利的製度，而人口政策卻需要高瞻遠矚。古代的世襲製（其實是符合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卻反而能夠做出一些高瞻遠矚的決策，因為得考慮“子孫帝王萬世之業”（現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了不可能恢複世襲製了）。現在發達國家除了美國外，其他國家的生育率都遠遠低於世代更替水平，人口不能持續發展，意味著社會也難以持續發展。1950年發達國家總人口占全球32.1%；但是2005年總人口隻占全球18.7%，尤其是0-4歲人口隻占全球的10.6%了。發達國家的老年撫養比從1950年的12%（8.3個勞動人口對應1個老年人口）增加到2005年的23%，而到2050年將達到50%（2個勞動人口對應1個老年人口）。
筆者無意否定自由、民主的價值，無意全盤否定發達國家的政治製度，事實上他們的製度有很多值得借鑒的地方，但是他們的製度確實存在很大問題，需要完善，需要升級。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政治追求，有不同的政績標準，祖父當年追求不上的漂亮女孩現在已經成了行將就木的老太婆，難道你還要將她作為追求對象？中國不能像台灣、韓國那樣采納原始版的民主自由製度，而需要探索升級版的民主自由製度。
有些左派學者提出恢複到公有製。但是當年蘇聯就是因為公有製，生孩子是大鍋飯，並且破壞依附宗教的生育文化，在1950年代生育率就急劇下降（而歐美國家卻在戰後出現了嬰兒潮）。1950-1955年、1955-1960年、1960-1965年、1965-1970年蘇聯的生育率分別為2.85、2.82、2.55、2.02，而同期美國的生育率分別為3.45、3.71、3.31、2.55。美國著名未來學家Peter Schwartz甚至認為人口決定了蘇聯的崩潰。中國在1960年代生育率還比較高，是因為當時的社會發展水平還不夠高。朝鮮現在的社會發展水平遠遠比中國落後，但是生育率也已經隻有1.8了；而與朝鮮同等發展水平的其他國家生育率還在世代更替水平以上。同為加勒比海地區的古巴和墨西哥社會發展水平一致，但是現在社會主義的古巴的生育率隻有1.5，而墨西哥卻還有2.2。
可見，現有的各種製度都不能解決人口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有什麽樣的生產力水平，就有什麽樣的經濟製度。有什麽樣的經濟基礎，就需要什麽樣的人口政策。有什麽樣的媒體方式，就有什麽樣的決策方式和政治運作模式。很多時候，一種技術的出現，就足以改變曆史進程。
比如西周、春秋時期生產力水平低下，集體經濟的井田製是必然的選擇，否則人類社會難以延續下來；鐵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廣，生產力水平提高，個體勞動者可以生存了，廢除井田製是必然的趨勢，商鞅“廢井田，開阡陌”的改革是順應曆史潮流。造紙術發明之後，中國文明迅速趕超歐洲。歐洲發明活字印刷機器之後，歐洲出現文藝複興和工業革命，西方文明又超越中國。以報紙為媒體，產生了政黨製度。在紙媒體的時代，領導層隻要征求學者、士子（學術界）的建議就夠了，參與決策的隻有少數精英人士。中國很多政策，就是幾個學者主導下完成的，公眾沒有發言權。1980年代宋健、田雪原的獨生子女的建議能夠被采納，是得益於當時“不爭論”的政治氣候。
但是互聯網時代就不一樣了，互聯網上的用戶越多，觀點碰撞就越頻繁，新的觀點就越容易迸發。領導與下屬不再處於信息不對稱之中，海量的信息來源，決策層獲取信息的渠道大增，隻有經過網絡千錘百煉的觀點才經得住檢驗，少數學者憑借“奏折”是難以壟斷決策了（他們的觀點在網絡都不堪一擊）。中國的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將取決於互聯網。互聯網將在全球範圍帶來一場政治改良（改朝換代是血腥風雨，政黨輪替是痛心疾首，但是互聯網時代的政治改良卻是溫和得多，這也反映出人類文明的進步軌跡）。形勢比人強，鐵器時代，不能用青銅器的老思維；互聯網時代，不能用紙媒體的老思維。
《禮記.雜記》認為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1980年對正確的人口觀點是“未之聞”，現在是“聞之”了，然後是“學之”、“行之”。難道決策層對於網絡一麵倒要求停止計劃生育的呼籲能夠視若罔聞？計生委利益集團當然會盡量隱瞞真相，但是決策層應該有足夠的信息渠道來擺脫這種信息不對稱給自己造成的損害。
中國1950年代後期的經濟大鍋飯導致三年大躍進；1979年的改革開放，實行包產到戶，將經濟上的投入與產出掛鉤，大大激發了生產積極性。但現在各國的人口投資和產出脫鉤，導致人口再生產的大鍋飯，家庭不願意投資，政府也不願意投資，生育率不斷降低。那麽能否也在人口領域進行“包產到戶”以提升生育率？但現在生產力水平決定了社會化進程是不可能逆轉的（就像政治民主化是不可能逆轉的一樣），人口再生產不可能完全“私有化”了，那麽生育率上升需要的強大動能（物質動能和精神動能），隻能由國家來提供，國家行使生育公權為生育私權保駕護航，讓生育有所回報，人口投資與養老受益適當掛鉤。也就是說人口政策需要“私有製”與“公有製”合理地搭配。
任何一種政治製度，首要責任是讓國家能夠持續發展下去，首先是必須保證人口能夠世代延續下去。提升生育率，就是為未來投資，並且這種投資將收獲上千年，推動世界的手是搖搖籃的手！因此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需要站在更高的高度，人口的持續發展應該成為政治製度改革的首要考慮因素。
人口可持續發展是最高層次的普世價值。人口問題遠遠超越意識形態。受精卵之所以能發育成一個完整的生命，就是因為它有多方麵分化潛能，是全能幹細胞。受精卵分化成成體幹細胞之後，就不能發育成完整的生命了，而隻能定向分化出特定的細胞和組織（如心肌、骨骼）。人口相當於全能幹細胞，而意識形態隻相當於成體幹細胞。人口問題是“能否活”的問題，而意識形態是“如何活”的問題。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在民族千年的存亡繼絕問題上，左、右之爭就顯得是無病呻吟了。
鐵器的發明，導致井田製的廢除，春秋戰國時期紛紛實行改革，原本落後的秦國最後改革成功，統一中國。世界正麵臨史無前例的人口變局，全球低生育率必將導致全球範圍的政治經濟體係改革，哪個國家能夠成功，就將主導未來的世界格局。
二戰時期，美國和蘇聯能夠聯合起來對付共同敵人納粹，中國國共兩黨也摒棄前嫌共同抗日；現在人口生態災難正席卷而來，中國各派需要摒棄意識形態之爭，在人口政策上達成共識：停止計劃生育，建立提升生育率的經濟、文化製度，讓人口恢複持續發展的能力，並形成全民共識，將此作為今後的政治改革的底線（比如固定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
四、停止計劃生育比政治改革更為迫切
政治體製改革是規模龐大的係統工程，周期長（超過當政者的任期）、風險大，改革結果難以預料。政治體製改革的“受害者”是官僚階層，需要對抗整個官僚體係，而且還需要通過官僚體係來貫徹，難度可想而知。並且還麵臨各派別的阻力。
而人口政策改革（停止計劃）規模小，周期短（就改革本身來說），結果已經一目了然，副作用甚小。停止計劃生育是全民收益，隻“損害”計生委係統的利益，而計生委係統在整個官僚係統中人數最小，2008年國家部委編製調整，國家計生委縮編到隻有143個，不到國家發改委的1/7，是所有部委中最少的。並且停止計劃生育，需要撤消計生委，根本不需要通過計生委係統來貫切，完全可以無視他們的阻力。我與各級計生委係統有聯係，據我所知，計生委係統很多人也是支持停止計劃生育的（計劃生育政策同樣損害他們的利益），隻是擔心自己的前途，真正頑固反對者並不多。有些計生幹部還擔心，如果遲遲不停止計劃生育，今後他們將成為錯誤政策的替罪羊，他們希望停止計劃生育的願望比其他人還要強烈（有些還在網上宣傳我的觀點）。據我所掌握的情況，無論左派還是自由派，都支持停止計劃生育。法學界幾年前就幾乎一麵倒反對計劃生育，現在經濟學界也開始覺醒。停止計劃生育可以說已經達成全民共識，停止計生可以盡收人望，是一項巨大的民心工程，何樂而不為？
從“政治成本”看，停止計劃生育成本低，難度低，風險小，收益卻巨大，尤其是影響深遠（遠遠超過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是功近而德遠！
並且人命關天，時間就是生命！相比於政治改革，停止計劃生育更加迫切。停止計劃生育有高度時限性（事實上現在就已經太晚了），每延遲一年就將多損失至少數百萬人命，現在最後一次育齡婦女高峰已經過去了一大半，停止計劃生育已經不能再拖下去了，這已經是最後的時機了！如果再等幾年，一方麵生育婦女已經不到現在的一半了，一方麵年輕一代生育意願很低了，停止計劃生育後生育率也難以提升了。
《周易》上講“天地之大德曰生”，意謂天地最大的品德就是“生”。文明和野蠻的分野，就是能不能尊重人的生命。胡錦濤總書記強調，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俄羅斯現任總統梅德韋傑夫說：“任何理由都無法為生命的損失辯護， 我認為，不能以人類的苦難和損失為代價，來實現國家的發展、成功和遠大抱負。人類生命的價值高於一切。”生命不是命題，生命的存在不隸屬於任何可討論的範疇之內！人命關天的事情，能夠平穩過渡嗎？
對於中國大陸來說，停止計劃生育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曆史性政績。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曆史機遇悄悄地來過了，又在飛速地離去。立即停止計劃生育，還能抓住這個曆史機遇的尾巴，這一項英明決定必將永載史冊，被後人稱頌；否則隻能望洋興歎、遺恨千古！
我要申明的是，我並不反對政治改革（雖然我本人對政治並無興趣），事實上中國領導人也一再強調要進行政治改革，比如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要“深化政治體製改革”，溫家寶總理也借用《詩經》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和《詩品》“如將不盡，與古為新”來說明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但我認為，人口政策改革比政治改革更加迫切，沒有足夠比例的青壯年勞動者，即使上帝當國家領導人也無濟於事！人口政策改革成功，一方麵給政治體製改革打下人口學基礎，一方麵讓當政者將更加自信，還可以攜民意啟動“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的政治改革。指望通過政治手段來停止計劃生育，那是舍近而求遠，並且今後很可能像現在台灣、韓國那樣陷入低生育率的泥潭之中。
五、大道至簡：生生不息
計劃生育已經三十多年了，獨生子女政策也已經三十年了，現在看來當初出台計劃生育政策是非常草率的，計劃生育是無功於當代，有害於千秋。全球200多個國家都不實行的政策肯定不是什麽好政策。雖然幾十年來一直有質疑的聲音，但是總有人用“政策連續性”為理由來反對調整人口政策。到現在，計劃生育的惡果已經開始顯露，對今後的後果也能夠預測了，但主流學家仍然用“政策連續性”來阻止停止計劃生育，而建議用不同的二胎方案來“軟著陸”。政界和民間的一些人士也支持二胎方案，但也並不是認為二胎方案是正確的，而是認為二胎方案更加符合“政策連續性”。
其實這種思維是有悖於中國的維新傳統的。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延續數千年，成為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就是因為中華文明強調“生生不息”：人口的世代更替，製度的不斷更新。
《周易》中解釋“易”說：“生生之謂易”。“生生”，就是生命永遠不息的運動。這種運動的最大特點是“新”， 儒家經典《大學》還引經據典指出，早在商湯時期，“盤銘”上就刻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字句，這就是《周易》所說的“日新之謂盛德”。《詩經.大雅.文王》： “文王在上，於昭於天。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見，我國傳統文化要求人們適應和推動社會發展，而不能因循守舊，阻擋曆史進步。在製度上，也為當政者糾錯維新設置了一些台階，如天人感應（古代一場天災就足以啟動一場政治改革）、清君側等；可惜現在“唯物”時代，既不畏天，又不畏人，這些台階也沒有用了。
在公元二世紀以前，中國文化一直不如西方文化先進，中國春秋時期的科學文明遠不如希臘文明，戰國和西漢的政治文明不如羅馬文明。希臘湧現了亞裏士多德、阿基米德等科學大師。古羅馬建立了共和政製，出現了最初的人本主義精神，“人是萬物的尺度”的思想非常普及。但是希臘和羅馬文明都不能保證人口延續下去，最終滅亡，歐洲出現了長達千年的黑暗中世紀。文藝複興之後歐洲發生了工業革命，啟動了世界現代化進程，但是現代歐洲文明仍然有希臘、羅馬文明的影子。這個文明一大特點是在非常輝煌的時候因為人口不能持續發展而導致文明嘎然而止。希臘如此，羅馬如此，現在歐洲也如此（生育率隻有1.4了）。
而中華文明由於有一種“生生不息”的元素在裏麵，具有再生能力，能夠自我更新，因此一直延續下來了，在歐洲黑暗中世紀的時候，中國卻是輝煌的隋、唐、宋文明。解放之後的幾十年也是不斷糾錯維新的曆史，大躍進三年，果斷停止；文革十年，也被果斷停止。
但是最近三十年，雖然名為“改革開放”，事實上卻不敢改。中國數千年的“生生不息”的糾錯維新的優良傳統，在這三十年幾乎消失殆盡，一方麵是獨生子女政策限製生育，不讓人口生生不息；一方麵是在政治上保守，不讓製度生生不息。
穩定壓倒一切，作為一種執政策略並沒有錯；但是需要在政局穩定的同時，也通過維新從根本上消除不穩定的因素。如果一味用政治高壓手段來維持穩定，不但代價高，而且不持久。
領導人也不是超人，也會出現失誤，作為後來者，應該毫不猶豫地改正前任的失誤（其實也是對前任的負責），而不能用所謂的“政策連續性”繼續前任的錯誤。很多時候，改正一件錯誤的功績遠遠比開拓一項新的事業的功績更大。
“日新之謂盛德”，拘泥於政策連續性而不“日新”，哪來的盛德？停止計劃生育，標誌著我們的製度還有自我糾錯能力、還有活力。
六、無限風光在險峰--出生高峰就是政績高峰
受“穩定壓倒一切”、“政策連續性”的政治思維的影響，人口學界也形成了因陋守舊的學風，希望出生人口越平穩越好，擔心停止計劃生育之後會出現出生堆積高峰,建議“二胎軟著陸”。
其實平穩意味著僵化，僵硬代表死亡，靈活才代表生命力，中國古代風水學就強調連綿起伏，沒有起伏的高峰就不算好風水。春秋時期的老子曾解釋過齒亡舌存的道理：堅硬的牙齒較早脫落，而柔軟的舌頭卻至死猶存。老子說：“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僵化的計劃生育政策，為什麽遲遲還不廢除？
縱觀人類數千年文明史，人口從來就不是平穩的，人口出生高峰往往導致此後的綜合國力的提升。古今中外，盛世的最重要的標誌是人口的增長。無論是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還是康乾盛世，都出現較大的出生高峰。
日本戰後的出生高峰“團塊世代”是日本後麵經濟騰飛的主力，1947-1949年這三年的出生高峰（每年出生270多萬孩子，而1960年左右每年隻出生160萬孩子）奠定了幾十年的繁榮。歐洲戰後嬰兒潮也導致經濟的快速發展。美國現在一霸獨強，很大程度是得益於戰後兩次出生高峰。美國1955年到1965年這10年平均每年出生415萬，是1930年代的1.7倍。美國在1980年代之後由於生育率的回升，又出現新的出生高峰。而歐洲和日本1980年代之後卻沒有出現出生高峰，經濟也開始走向衰退了。
中國1963年到1971年平均每年出生2646萬，是1959年到1962年的1.88倍。中國1961年隻出生1100萬孩子，但是1963年超過3000萬，差不多是1961年的三倍，不是一樣過來了？1962年到1980年這次出生高峰共出生4.4億人口，沒有這4.4億青壯勞動力和旺盛的消費能力，改革開放還談什麽成就？
人口資源是最寶貴的資源，出生高峰就是政績高峰。出生的平穩，標誌著政策的僵化、政治的平庸。出生平穩了，政績也沒有了。
1996年韓國總統金泳三雖然停止計劃生育，但是在人口學家的誤導下，強調“政策連續性”，擔心會出現“堆積生育高峰”，滑稽地將目標生育率定在1.6，提出要“穩定低生育率”、結果沒有出現出生高峰，沒有任何政績可言。
而美國總統裏根卻逆轉了美國生育率下降的勢頭，美國出現了二戰後的第二次出生高峰，每年出生人口從1976年的317萬上升到1990年的416萬（增加1/3），奠定了美國強盛的基礎，這是巨大的政績高峰，裏根總統將因此而成為美國最偉大的總統之一。
並且高峰不高峰要看參照物。如果停止計劃生育，每年能夠出生2500萬左右人口，相對於現在的1300萬是高峰，但是相對於1980年代後期卻不是高峰（當時每年出生2500萬），相對於1963年左右來說還算低穀，相對於印度現在來說也不算高峰。
無限風光在險峰，如果中國停止計劃生育真的能夠出現一個較大的出生堆積高峰，這是天大的好事，將成為後人難以跨越的政績高峰，本屆政府無疑將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領袖之一！
天予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遭其殃！停止計劃生育的時機已經熟透了。人口政策調整要幹淨利落，不要拖泥帶水。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停止計劃生育是勢不可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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