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009年11月26日經濟參考報發表了胡鞍鋼的文章《穩健調整計劃生育政策 穩定未來人口規模》（http://jjckb.xinhuanet.com/yw/2009-11/26/content_193524.htm，簡稱“胡文”），提出“穩健”的調整人口政策的方案：“花上一代人的時間”，從“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向“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軟著陸和轉變。“胡文”在網上引起很大的轟動，得到很多網友的支持，稱胡鞍鋼為開明派人口學家。網友們期待生二胎已經很久了，看到“胡文”的“二胎”就歡呼，卻不細細體味胡鞍鋼觀點的真正內涵。其實該文不過是胡鞍鋼與曾毅等人的“二孩晚育軟著陸”的老調重彈。“胡文”的中心思想是“穩健”、“花上一代人的時間”、“軟著陸”。如果中央采納胡鞍鋼的建議，那麽中國將是萬劫不複！
我在2004年就明確提出“不停止計劃生育更待何時？”，當時就認為停止計劃生育難以防止人口銳減，反對僅僅放開二胎。我2006年8月在光明觀察的一篇文章（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223
）中說過：“1980年要是有人提出“二胎方案”，相對於獨生子女方案來說還算是功臣；現在要是還隻是提出“二胎方案”，就不是功臣而是罪人了”。我在《大國空巢》裏重申了這一觀點。這幾年我在多篇文章中駁斥了二胎方案。我在《二胎方案是錯誤的》（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5/04/content_916921.htm
）係統分析了為什麽二胎方案是錯誤的。2009年《財經文摘》7月刊出了一期題為《計劃生育謀變？》的人口專輯，請我寫的主文（http://www.21fd.cn/?action_category_catid_379.html），我在文章中重申：中國不能將放開二胎作為人口政策選項。本文再次駁斥胡鞍鋼等人的二胎方案。
梁中堂在1980年代就反對獨生子女政策，而胡鞍鋼當是卻是獨生子女政策的堅決擁護者，斷言中國人口上限，認為計劃生育促進經濟發展，並因此被選為國家計生委專家委員會專家。胡鞍鋼得出結論：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並進而推論：“人口自然增長率隻要降低幾個千分點就會明顯促進人均GDP增長”。2000年胡鞍鋼依此向中央提出“十五”計劃製定的建議：繼續計劃生育，不能因城市老齡化改變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應保持其穩定性和連續性。
由於胡鞍鋼等人口學家的阻攔，中國早已錯過了停止計劃生育的最佳時機。現在人口問題已經是紙包不住火了，民眾已經開始覺醒，各界名流也在媒體撰文呼籲停止計劃生育。計生委麵臨生存壓力，而李斌的活動能力顯然比張維慶更強，主動出擊，通過田雪原、程恩富糾集保守派學者主辦“研討會”，得出需要繼續從嚴實行計劃生育的結論，直線救計生委。但是人口政策調整可以說是大勢所趨，是勢不可擋的。於是胡鞍鋼等“開明派”學者出麵，試圖收獲民意，將人口政策調整的強大民意收獲到“放開二胎”中，一方麵曲線救計生委，一方麵避免自己的學術信用破產。除了胡鞍鋼外，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和中國社科院人口所所長（原所長是獨生子女副總設計師田雪原）蔡昉也有類似動作。李建民建議2015年才開始調整計生政策，逐步允許生“二胎”（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908/0825_17_1318734.shtml）。蔡昉在他的人口紅利理論（他將人口高利貸當成人口紅利，認為計劃生育降低總撫養比對人均GDP增長貢獻率在26.8%）的基礎上再深入一步，認為人口紅利並不如其他學者所認為的那樣會消失，而且可以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一方麵擴大就業，可以延續第一次人口紅利，另一方麵，提高勞動者的素質，通過社會保障製度的安排形成新的儲蓄動機，這些措施合起來，不但創造出第二次人口紅利，而且等於把兩次人口紅利重合了”（http://finance.hebei.com.cn/hdzx/cjpd/jjrw/jjxr/200909/t20090914_460046.shtml) 。蔡昉卻不知道，正是計劃生育減少了上億消費者而導致中國就業壓力大（正常情況下，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比例是50%，而中國卻高達63.5%），消費者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如何去擴大就業？中國目前經濟問題是內需不足，儲蓄率太高，需要鼓勵大家消費而不是儲蓄，而蔡昉卻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要“形成新的儲蓄動機”。
有關部門應該已經意識到停止計劃生育的必然性，深圳的機構改革方案已經定下來了，決定撤並計生委。順德的機構改革也撤並計生委。王鑫海在深圳衛視的采訪節目（中央電視台的荊慕瑤擔任主持人）裏明確提出不但需要停止計劃生育，而且需要鼓勵生三個孩子。深圳衛視的這個節目順利通過審查而播出。中央電視台主持人白岩鬆在央視公開說需要調整計劃生育政策，並沒有說隻是放開二胎。2008年全國政協新聞發言人吳建民也說中國在考慮調整人口政策，並沒有說用二胎方案取代獨生子女政策。現在決策層最需要的是告知人口真相，而不是學者們的自我妥協。可見，所謂的“放開二胎”隻是胡鞍鋼等人的自作多情。
“胡文”中認為中國現在生育率在1.8左右，如果采納他們的“二孩軟著陸”方案，生育率會達到2.1。這種觀點是胡說八道！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生育率隻有1.22，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證實生育率隻有1.3。我在《大國空巢》中國用三十多種理由質疑了計生委的1.8的生育率。國家計生委自己的調查數據顯示現在生育意願隻有1.73了，意味著停止計劃生育之後生育率很難穩定在1.5（因為有不育和單身人群的存在），采納胡鞍鋼的“二孩軟著陸”方案，生育率反而會達到2.1？
胡鞍鋼認為中國的世代更替水平是2.1，這也是胡說八道！隻有發達國家的世代更替水平為2.1，發展中國家由於嬰兒死亡率較高，世代更替水平普遍在2.5-3.3。中國不但嬰兒死亡率比發達國家要高，而且出生性別比也比發達國家的105要高，2005年1%抽樣調查數據顯示0-4歲性別比高達123，難道中國的世代更替水平也是2.1？
胡鞍鋼引用聯合國人口基金的資料，比較中國和印度的人口結構，該數據認為中國2000年0-14歲人口為3.26億，2010年印度0-14歲人口隻高出中國近50%，中國15-59歲勞動人口大約在2015-2020年之間才達到最高峰。
但是中國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0-14歲隻有2.84億，沒有3.26億，中國15-59歲人口在2011年達到最高峰，然後就減少。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中國0-4歲人口隻占全球10.9%了；而印度2005年0-4歲人口卻占全球20.4%。意味著今後印度勞動人口將是中國的兩倍。
胡鞍鋼為什麽與其他主流人口學家一樣不敢采納中國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樣調查這樣耗費巨資獲得的客觀數據，而采納聯合國的推測的樂觀數據？原因是聯合國人口基金認為中國1995年以來的生育率一直穩定在1.8。如果胡鞍鋼采納中國人口普查數據，那麽意味著他的“二孩軟著陸”方案是錯誤的，也意味著他1980年代以來關於中國人口問題的所有研究成果都是錯誤的！
胡鞍鋼除了直接插手人口政策、一再阻攔人口政策調整外，還間接地對生育率下降做出了關鍵性的“貢獻”—他的分稅製改革是中國生育率在1990年代直線下降、現在生育率持續低迷的重要原因！我將另文分析（胡鞍鋼在人口方麵的“曆史地位”將僅僅亞於宋健等人）。
胡鞍鋼的觀點看似開明，其實是非常保守，與他過去的錯誤觀點是一脈相傳的，是被迫跟著形勢走，而不是引領形勢走。
學者的職責是告知真相，決策層周圍有足夠的智囊將學者的觀點綜合成決策。但胡鞍鋼並不是告知人口真相，而是試圖將水攪渾，好渾水摸魚。
包括胡鞍鋼在內的主流人口學家根本沒有為人口政策調整提供正確建議的信用。他們過去的觀點一次次被證明是錯誤的，為什麽現在還迷信他們的觀點？
國際國內的經驗表明二胎方案是錯誤的。而停止計劃生育卻是千載難逢的曆史性政績。如果采納胡鞍鋼的“二孩軟著陸”方案，將使得中國人口政策調整變成夾生飯，讓決策層背上千古惡名。胡鞍鋼的“穩健”，看起來是為了決策層考慮，其實隻是為他個人和計生委考慮，並沒有為中華民族長遠利益考慮和決策層的曆史定位考慮。說嚴重點，胡鞍鋼等人這樣做是政治陷害決策層！
我在2004年就明確提出“不停止計劃生育更待何時？”，當時就認為停止計劃生育難以防止人口銳減，反對僅僅放開二胎。我2006年8月在光明觀察的一篇文章（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223
）中說過：“1980年要是有人提出“二胎方案”，相對於獨生子女方案來說還算是功臣；現在要是還隻是提出“二胎方案”，就不是功臣而是罪人了”。我在《大國空巢》裏重申了這一觀點。這幾年我在多篇文章中駁斥了二胎方案。我在《二胎方案是錯誤的》（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5/04/content_916921.htm
）係統分析了為什麽二胎方案是錯誤的。2009年《財經文摘》7月刊出了一期題為《計劃生育謀變？》的人口專輯，請我寫的主文（http://www.21fd.cn/?action_category_catid_379.html），我在文章中重申：中國不能將放開二胎作為人口政策選項。本文再次駁斥胡鞍鋼等人的二胎方案。
梁中堂在1980年代就反對獨生子女政策，而胡鞍鋼當是卻是獨生子女政策的堅決擁護者，斷言中國人口上限，認為計劃生育促進經濟發展，並因此被選為國家計生委專家委員會專家。胡鞍鋼得出結論：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並進而推論：“人口自然增長率隻要降低幾個千分點就會明顯促進人均GDP增長”。2000年胡鞍鋼依此向中央提出“十五”計劃製定的建議：繼續計劃生育，不能因城市老齡化改變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應保持其穩定性和連續性。
由於胡鞍鋼等人口學家的阻攔，中國早已錯過了停止計劃生育的最佳時機。現在人口問題已經是紙包不住火了，民眾已經開始覺醒，各界名流也在媒體撰文呼籲停止計劃生育。計生委麵臨生存壓力，而李斌的活動能力顯然比張維慶更強，主動出擊，通過田雪原、程恩富糾集保守派學者主辦“研討會”，得出需要繼續從嚴實行計劃生育的結論，直線救計生委。但是人口政策調整可以說是大勢所趨，是勢不可擋的。於是胡鞍鋼等“開明派”學者出麵，試圖收獲民意，將人口政策調整的強大民意收獲到“放開二胎”中，一方麵曲線救計生委，一方麵避免自己的學術信用破產。除了胡鞍鋼外，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和中國社科院人口所所長（原所長是獨生子女副總設計師田雪原）蔡昉也有類似動作。李建民建議2015年才開始調整計生政策，逐步允許生“二胎”（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908/0825_17_1318734.shtml）。蔡昉在他的人口紅利理論（他將人口高利貸當成人口紅利，認為計劃生育降低總撫養比對人均GDP增長貢獻率在26.8%）的基礎上再深入一步，認為人口紅利並不如其他學者所認為的那樣會消失，而且可以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一方麵擴大就業，可以延續第一次人口紅利，另一方麵，提高勞動者的素質，通過社會保障製度的安排形成新的儲蓄動機，這些措施合起來，不但創造出第二次人口紅利，而且等於把兩次人口紅利重合了”（http://finance.hebei.com.cn/hdzx/cjpd/jjrw/jjxr/200909/t20090914_460046.shtml) 。蔡昉卻不知道，正是計劃生育減少了上億消費者而導致中國就業壓力大（正常情況下，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比例是50%，而中國卻高達63.5%），消費者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如何去擴大就業？中國目前經濟問題是內需不足，儲蓄率太高，需要鼓勵大家消費而不是儲蓄，而蔡昉卻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要“形成新的儲蓄動機”。
有關部門應該已經意識到停止計劃生育的必然性，深圳的機構改革方案已經定下來了，決定撤並計生委。順德的機構改革也撤並計生委。王鑫海在深圳衛視的采訪節目（中央電視台的荊慕瑤擔任主持人）裏明確提出不但需要停止計劃生育，而且需要鼓勵生三個孩子。深圳衛視的這個節目順利通過審查而播出。中央電視台主持人白岩鬆在央視公開說需要調整計劃生育政策，並沒有說隻是放開二胎。2008年全國政協新聞發言人吳建民也說中國在考慮調整人口政策，並沒有說用二胎方案取代獨生子女政策。現在決策層最需要的是告知人口真相，而不是學者們的自我妥協。可見，所謂的“放開二胎”隻是胡鞍鋼等人的自作多情。
“胡文”中認為中國現在生育率在1.8左右，如果采納他們的“二孩軟著陸”方案，生育率會達到2.1。這種觀點是胡說八道！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生育率隻有1.22，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證實生育率隻有1.3。我在《大國空巢》中國用三十多種理由質疑了計生委的1.8的生育率。國家計生委自己的調查數據顯示現在生育意願隻有1.73了，意味著停止計劃生育之後生育率很難穩定在1.5（因為有不育和單身人群的存在），采納胡鞍鋼的“二孩軟著陸”方案，生育率反而會達到2.1？
胡鞍鋼認為中國的世代更替水平是2.1，這也是胡說八道！隻有發達國家的世代更替水平為2.1，發展中國家由於嬰兒死亡率較高，世代更替水平普遍在2.5-3.3。中國不但嬰兒死亡率比發達國家要高，而且出生性別比也比發達國家的105要高，2005年1%抽樣調查數據顯示0-4歲性別比高達123，難道中國的世代更替水平也是2.1？
胡鞍鋼引用聯合國人口基金的資料，比較中國和印度的人口結構，該數據認為中國2000年0-14歲人口為3.26億，2010年印度0-14歲人口隻高出中國近50%，中國15-59歲勞動人口大約在2015-2020年之間才達到最高峰。
但是中國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0-14歲隻有2.84億，沒有3.26億，中國15-59歲人口在2011年達到最高峰，然後就減少。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中國0-4歲人口隻占全球10.9%了；而印度2005年0-4歲人口卻占全球20.4%。意味著今後印度勞動人口將是中國的兩倍。
胡鞍鋼為什麽與其他主流人口學家一樣不敢采納中國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樣調查這樣耗費巨資獲得的客觀數據，而采納聯合國的推測的樂觀數據？原因是聯合國人口基金認為中國1995年以來的生育率一直穩定在1.8。如果胡鞍鋼采納中國人口普查數據，那麽意味著他的“二孩軟著陸”方案是錯誤的，也意味著他1980年代以來關於中國人口問題的所有研究成果都是錯誤的！
胡鞍鋼除了直接插手人口政策、一再阻攔人口政策調整外，還間接地對生育率下降做出了關鍵性的“貢獻”—他的分稅製改革是中國生育率在1990年代直線下降、現在生育率持續低迷的重要原因！我將另文分析（胡鞍鋼在人口方麵的“曆史地位”將僅僅亞於宋健等人）。
胡鞍鋼的觀點看似開明，其實是非常保守，與他過去的錯誤觀點是一脈相傳的，是被迫跟著形勢走，而不是引領形勢走。
學者的職責是告知真相，決策層周圍有足夠的智囊將學者的觀點綜合成決策。但胡鞍鋼並不是告知人口真相，而是試圖將水攪渾，好渾水摸魚。
包括胡鞍鋼在內的主流人口學家根本沒有為人口政策調整提供正確建議的信用。他們過去的觀點一次次被證明是錯誤的，為什麽現在還迷信他們的觀點？
國際國內的經驗表明二胎方案是錯誤的。而停止計劃生育卻是千載難逢的曆史性政績。如果采納胡鞍鋼的“二孩軟著陸”方案，將使得中國人口政策調整變成夾生飯，讓決策層背上千古惡名。胡鞍鋼的“穩健”，看起來是為了決策層考慮，其實隻是為他個人和計生委考慮，並沒有為中華民族長遠利益考慮和決策層的曆史定位考慮。說嚴重點，胡鞍鋼等人這樣做是政治陷害決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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