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統一中國的人口因素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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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國統一中國的人口因素

作者：易富賢 （中山水寒）[e-mail]
　　　　
刊發時間：2008-09-11 15:23:47　光明網-光明觀察 [字體：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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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群雄紛爭，一統天下勢在必然。最終統一天下的，不是強大的楚國，也不是殷實的齊國，而是起初很不起眼的秦國。曆史學者眾說紛紜，但是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最重要的因素—人口。

戰國初期的中國的秦國類似於後麵歐洲的俄國，地理位置偏僻，人口稀少，政治、經濟、文化製度都比較落後，被人看不起。

俄國是東歐一個人口稀少、閉塞的小國，在歐洲曆史上沒有太多發言權，公元1500年人口隻有600萬。彼得大帝的革新使俄國走向強國之路，1815年人口達到4500萬（其時法國、德國、英國人口分別約為3000萬、2200萬、1900萬），躋身世界強國之列。1814年，沙皇亞曆山大一世被推舉為歐洲神聖同盟的盟主，俄羅斯成為歐洲事務的仲裁者。恩格斯曾這樣指出：“驚慌的西歐，在伊凡統治之初還不知道北方存在著一個莫斯科公國，現在由於看到一個碩大的帝國出現在東部邊境而目瞪口呆。”俄國後麵更是崛起為人口2.89億的世界超級大國蘇聯。

秦孝公相當於俄國的彼得大帝。公元前361年，21歲的秦孝公登基。根據《史記》記載，當時，黃河、崤山以東有六個強國，齊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悼王、韓哀侯、趙成侯不相上下。淮河泗水之間有十餘個小國。楚、魏和秦國界相接，魏築有長城，從鄭縣開始，沿洛河北上，直抵上郡。楚地由漢中向南，包括巴蜀、黔中。周王朝衰微，諸侯都靠武力征伐，爭相兼並。秦地處偏僻的雍州，不能參加中原各國諸侯的結盟，不為各國重視，大家都用夷狄的態度對待秦國，還不時派兵侵奪其土地。秦孝公感到秦國外受強鄰欺壓，內有貴族專橫，處境很是艱難，憤然喊出：“國家內憂，未遑外事……諸侯卑秦，醜莫大焉”，決心奮發圖強，改變國家落後的麵貌。為了尋求政改賢才，秦孝公頒布了“求賢令”：“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尊其官而封之地。”在這種情況下，衛國人公孫鞅，即商鞅來到秦國，取得孝公信任。經過商鞅的兩次有力的改革舉措，使秦國走上了富國強兵之路。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如下：
1、廢井田，開阡陌。
2、廢除世卿世祿製，建立軍功爵製。
3、重農抑商，獎勵耕織。
4、廢除分封製，推行縣製。
5、改革戶籍製度，實行連坐法。
6、統一度量衡。
7、“明法令”。申明“刑無等級”，並公布於眾。
8、遷都鹹陽，以適應向東發展的需要。

商鞅認為：“人眾兵強，此帝王之大資也”，“國之所以重，王之所以尊者，力也”。商鞅認識到，人力資源是第一資源，人眾兵強是國家強盛的根本。而在古代，農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隻有發展農業才能獲得足夠的糧食，才能促進人口增加。因此，“力”之主要來源在於農業。土地等其他資源必須轉變為人口資源才能成為國家實力。商鞅認為：“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者同；民眾而不用者，與無民者同。”隻有農業發展，糧食豐收，才能為國家強盛打下雄厚的人口和物質基礎，也才能“兵出、糧給而財有餘” ，如果“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眾力不足也”。所以商鞅認為：“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國家的實力即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盡來自於農戰。因此，商鞅變法的核心就是“農戰”：對內讓民眾專注於農耕，對外讓民眾專心於作戰。他堵塞民眾從“農戰”以外獲得名利的一切途徑。《商君書》說：“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也就是說，獲取秦爵的途徑隻有兩種：作戰時，一個人可以憑借立下的戰功獲取爵位；休戰時，爵位則可以根據農耕的業績獲得。即使最卑賤的奴隸也可以獲得爵位。民眾看見國家給人們的好處都是從農耕與作戰發出，那麽便會專心從事農耕和作戰。如此這般，人們就會“喜農而樂戰”了。

商鞅的農戰思想其實包含一套完整的與當時生產力水平相一致的人口經濟學思想。商鞅的變法非常有利於人口發展：

第一、獎勵耕織，為人口發展提供物質基礎。

民以食為天，古代製約人口增長的最重要因素是糧食。商鞅積極發展農業，鼓吹農業至上論，鄙視其他一切職業。盡管他也認為“農、商、官三者，國之常食官也”，也即農民、商人和官員都是食客，但是他同時又認為，商人和官吏尤其是那些以技藝為業、遊說好辯為業、學詩書為業的人，都是一些不事生產的遊食之人，這部分人多了，會影響農業生產的發展，“食口眾者，敗農者也”，造成國家的貧困危弱，“農者寡，而遊食者眾，故其國貧危”。商鞅主張應盡量減少非農業人口的比例，認為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的比例最好是百比一，最多不超過十比一的主張。他認為：“百人農，一人居者（指非農業人口），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如果一百人從事耕作，一個人閑著，這個國家就能稱王天下；十個人從事農耕，一個人閑著，這個國家就會強大；有一半人從事農耕，有一半人閑著，這個國家就危險了）。戰國時期生產力水平低下，需要90%的勞動力從事農業才能獲得足夠的糧食，需要抑製商業等行業；而現在生產力水平提高，隻需要10%的勞動力從事糧食生產就可以養活全部的人口，需要發展其他產業。換句話說，戰國時期“麵粉”是第一位的，“製麵包的技術”是第二位的，因此要保證“麵粉”的供應；現在“麵粉”理論上沒有太大問題，因此“製麵包的技術”成為第一位了，但是仍然需要提防“麵粉”的問題。我們要從曆史角度，而不能從現在的產業結構看待商鞅變法。

根據《商君書》等記載，商鞅不惜采取一切措施來增加農業人口、促進糧食生產：
1、廢除奴隸製土地製度（井田製），確立封建土地製度。並推行縣製，有力地配合了“廢井田、開阡陌”政策，用政治手段保證了土地私有。鞏固了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削弱了豪門貴族在地方的權力。國家承認土地私有，允許自由買賣。“舍地而稅人”，將秦國軍賦從過去的“因地而稅”（不利於墾荒）改為按人口征收（等於是鼓勵人們開荒），百姓承擔的賦稅公平，就會盡力從事農業生產不改做其它行業。原來奴隸製度下的奴隸轉變為封建製度下的農民，社會地位得到極大的提高，生產積極性高漲，社會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2、規定宗室貴戚中凡是沒有立軍功的人，不得列入宗室的屬籍，廢除沒有軍功的舊貴族的特權，依軍功大小定貴族身分之高低。又根據軍功大小製定了尊卑爵秩的等級，軍功越大，賜田宅也越多，官職也越高。軍功爵的建立，打擊了舊貴族封建領主的勢力，培植了一大批新興的軍功地主和自耕農，廣大農民成為這一製度的主要受益者。

3、重農抑商。以農業為“本業”，以工商為“末業”。規定“耕織致粟帛多者，複其身；事末利而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生產糧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勞役。因棄本求末，或遊手好閑而貧窮者，全家罰為官奴。農民不準賣糧食，那麽懶惰的人就會努力積極從事農業生產。商人不準買糧食，就不能靠買糧謀利來謀生，隻好轉行務農。商鞅主張對農業以外的其他行業，尤其是盈利率較高的商業征收重稅，即“不農之稅必多，市利之租必重”，“重關市之賦”。並根據商人家的人口數量向他們攤派徭役，而農民的徭役遠比商人要少，即“農逸而商勞”。那麽農民的負擔就會輕，商人的負擔就會重。這樣，農民就會討厭經商，商人就沒有厚利可圖而會轉而務農。

4、提高糧食價格，減輕農民負擔。“欲農富其國者，境內之食必貴”，“食貴則田者利，田者利則事者眾”。通過提高糧食價格來保障農民利益，提高農民種地的積極性；而非農人員買不起糧食，隻好轉行務農。禁止官吏擾民。減少官吏的從員，讓這些從員轉行去務農。士大夫貴族的俸祿高並且收稅多，吃閑飯的人也眾多，這是危害農業生產的事，就要憑他們吃閑飯的人數收稅，從重役使他們。那麽這些邪僻、淫蕩、四處遊說、懶惰的人就沒處混飯吃，就隻能務農。士大夫貴族也沒有辦法多收留食客。商鞅反對大興徭役，認為“農逸則良田不荒”，“征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征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農業就能得到發展。商鞅變法還規定，把100方步為一畝的周代畝製，改為240方步為一畝，並按照新的畝製納稅，但稅率不變。這樣，農民的納稅負擔實際上就減輕了一大半，自然會激勵農業生產。

5、“無以外權任爵與官”，這樣百姓就不會看重學問，也不會輕視農業，就會盡力從事農業生產不偷懶了。

6、不準雇用傭工，那麽卿、大夫、族長們就沒有辦法大興土木，他們那些嬌生慣養的兒女就無法不勞動吃閑飯，懶惰的人也不能偷懶，那些靠給人作傭工生活的人就沒有地方混飯吃，這樣他們就一定去務農。

7、國家統一管理山林、湖澤，那麽討厭務農、怠慢懶惰、非常貪婪的人就沒有吃飯的地方，那麽一定會去務農。

8、減少旅館，那麽奸邪偽詐、不安心本職、私下交遊、對從事農業生產遲疑不定的人就不會外出四處周遊，而且那些開旅館的人就沒有辦法謀生，那麽他們一定會去務農。

9、不準浪費糧食，禁止糧食走私，提高糧食運轉效率。抬高酒肉等奢侈品的價錢，那麽國家就不會浪費糧食。命令運送糧食的人不能花錢雇別人的車，更不準運糧車輛在返回時攬載私人貨物。如果這樣的話，那麽運糧車就會去得迅速回來得也快，運糧的事就不會危害農業生產。

第二、營造有利於生育的社會環境。

1、樹立清純的民風。規定供人享樂的音樂和奇異的服裝不準在各郡縣流行。商鞅認為：“民樸則不淫。民不偷淫則多力，多力則國強”，“樂則淫，淫則生佚”，“淫則越誌”，“民貧則弱，國富則淫。故貧者益之以刑，則富；富者損之以賞，則貧。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國強”。讓受過刑的人在社會上沒有地位，犯過罪的人在朝廷上沒有官做。

2、禁止私鬥，實行連坐製，加強社會治安。商鞅下令“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爭，各以輕重被刑”，以獎勵軍功而禁止私鬥。居民以五家為“伍”、十家為“什”，責令互相監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須連舉告發，若不告發，則十家同罪連坐。不準許犯罪的人向官吏求情並且給他們送飯吃，那麽奸民就沒有了依靠。做壞事的人沒有靠山，那麽農民就不會受到危害。

3、推行小家庭政策，休養生息，鼓勵生育。商鞅認為，民眾努力從事農業生產，資本就會增多；作戰積極，鄰國就會危險。民眾資本多就不容易帶著出逃，鄰國危險就不會去投靠。為鼓勵小農經濟，還規定凡一戶有兩個兒子，到成人年齡必須結婚分家，獨立謀生，否則要出雙倍賦稅。商鞅讓90%的民眾依附於土地，不能隨便搬遷，並且讓耕者有其田，農民地位高，還可以通過農戰獲得名利，這樣就會安居樂業，心理安全度高。

這種農耕環境是最適合繁衍人口的。而遊牧民族由於四處飄蕩，人口很難增加，古代很多遊牧民族因為人口減少而消亡；現在發達國家生育率低，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流動性大，就業壓力等導致心理不安全，心理在遊蕩（古代遊牧民族是身體在遊蕩）。

第三、開疆辟土，鼓勵移民。

商鞅提出了“人地比例”觀點。他認為，一個國家不論進行農和戰都需要一定數量的人力，而人口數量又必須和土地數量保持適當的比例：“地狹而民眾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如果人與地的比例不合，則應當“民勝地務開，地勝其民者事徠”，換言之，人口多土地少的時候就應當開荒、辟土，而土地多而人口少的時候就應當移民。因此，商鞅認為一方麵需要提高土地利用率（開荒、灌溉），一方麵通過“戰”獲取土地，另一方麵需要“徠民”（引進外國移民）以增加人口。“敵國兵力弱了，我們兵力就強了。”就是說我們沒有失掉進攻的條件，敵人就失掉自衛的條件。商鞅總結認為，秦國以前雖然從其他國家獲得一些土地，但是自己並沒有獲得什麽好處，對方也還不屈服，就是因為秦國僅能取得他們的土地，而不能奪去他們的人民，而人口遠比土地更為重要。商鞅建議秦孝公發布大的優惠政策，凡是各諸侯國來歸附的人，立刻免除他們三代的徭役，不用參加作戰。秦國四界之內，嶺坡、土山、窪濕的土地，十年不收賦稅，並把這些都寫在法律中，足夠招來上百萬從事農業生產的人。秦讓原有的民眾對付敵國的軍隊，而讓新招來的民眾從事農業生產，軍隊雖然住在國外上百天，國境內也不會耽誤一點農時，既富國又強兵。大王用軍隊在春天包圍敵國的農田，夏天去吃他們貯藏的糧食，秋天奪取他們已經收割的糧食，冬天挖出他們藏好的糧食，用強大的武力動搖他們的國本，他們的人口就無法繁衍起來；我們同時用寬厚的文德吸引他們的人口、安撫他們的後代，我們人口卻不斷增加。這樣對敵國是雙重打擊。商鞅的這一觀點與管子的觀點類似，管子認為“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眾者王，得其半者霸。”秦國在其後的征伐中，“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不光是獲得土地，而且還獲得人口。商鞅的移民政策不但使得秦國人口增加，而且吸引了很多外國人才，如張儀、範雎、李斯等人都是外來移民。

第四、注重掌握準確的人口統計數據。

戶籍法規定“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舉民眾口數，生者著，死者削”。商鞅認為強國要知道十三個數目：境內糧倉數、金庫數、壯年男女人數；老人、體弱者數目，官吏、士人的數目，靠遊說吃飯的人數，商人的數目，馬、牛、喂牲口飼料的數目。不知道國家的這十三個數目，土地即使肥沃，人民雖然眾多，國家也難免越來越弱，直到被別國分割。

在文明程度相近的情況下，綜合國力取決於人口數量。目前發達國家中人口最多的三個國家分別是美國、日本、德國，而根據美國2008年《全球綜合國力排名》，綜合國力最強三個國家也是美國、日本、德國。中國雖然仍是發展中國家，但是由於人口數量優勢，現在綜合國力卻能排世界第四位。戰國後期，各國的文明的差別程度就與現在的發達國家之間文明的差別程度類似。人口的增加意味著國力的增加。

商鞅的變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於重視農耕，糧食和人口大為增加；由於推崇戰功，秦國軍隊的戰鬥力大大增強。商鞅變法使秦走上日益強大的道路，為秦後來翦滅群雄統一中國奠定了製度基礎。據《史記》記載，商鞅在秦國推行改革十年之後，“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依照李斯《諫逐客》的說法：“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裏，至今治強。”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這就是秦惠文王。惠文王為太子時犯法，商鞅掌刑法，曾黥（在麵上刺字）其師以辱之。故孝公一死，惠文王即位，就將商鞅車裂。但是“商鞅雖死，而秦卒行其法”，商鞅的新法未廢。

秦惠王用魏國人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並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製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麵事秦。”（李斯《諫逐客》）。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寫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到公元前313年的時候， “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史記.張儀列傳》）

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拜魏國人範睢為相，改行遠交近攻的策略，又在長平大勝趙軍。占領和蠶食東方六國大片國土，使楚國國土縮小一半，魏國、韓國國土縮小2/3，趙國縮小1/3公元，並不斷離間六國關係，又在 前256年滅亡東周。秦昭襄王後期秦國實際控製國土已經超過東方六國總和。秦國的土地和人口不斷增加，而六國的土地和人口不斷減少。

根據司馬遷的記載，秦軍的數量超過了100萬。公元前260年秦趙長平之戰，秦軍曾經投入了60萬左右的兵力。長平離秦國的都城鹹陽將近500公裏。60萬的軍隊，遠離國土，連續作戰達三年之久，可見秦國兵力和人口之眾和後勤保障之有力。而趙國在本土作戰，還被斷糧四十六天，四十萬士兵全部被坑殺。

至公元前246年秦王政（秦始皇）即位時，秦國疆域已北抵秦昭襄王所建長城（由今甘肅臨洮經陝北吳旗、靖邊、神木等縣，至內蒙古準格爾旗之十二連城），南包巴、蜀，東逾函穀關。也就是占有黃土高原與四川盆地兩個地理單元之大部及其東緣部分區域。

商鞅認為：“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者同。”因此秦國在繼續開疆辟土的同時，也積極修建水利工程以充分利用已有的土地資源。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派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未修以前，岷江是一條經常發生洪水的河流，洪水暴漲，淹沒農田、房屋無數，洪水一退，大片平原又因缺乏灌溉用水而經常幹旱。自都江堰建成後，成都平原“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

公元前 246 年（秦王政元年）秦王采納韓國人鄭國的建議，並由鄭國主持興修大型灌溉渠，西引涇水東注洛水，長達 300 餘裏。鄭國的真實目的是通過這項大型工程來耗竭秦國實力以延緩攻打韓國的時間。修建過程中，鄭國的間諜身份暴露。鄭國辯解說：“臣為韓國延數歲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功”。秦始皇認為鄭國說的有理，繼續要鄭國主持水渠工程。渠建成後，經濟、政治效益顯著，《史記》、《漢書》都說：“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因名曰鄭國渠。”

都江堰和鄭國渠的修建，使得關中平原和成都平原成為秦國的糧倉，對秦國之統一事業奠定了人口和物質基礎。公元前230年，秦始皇發動統一戰爭的時候，秦國土地和人口已經超過全國的一半。在楚國人李斯的輔佐下，於公元前221年終於統一中國。

而同為法家的韓非子卻不但不能為秦始皇重用，反而被殺。很多人為韓非子抱屈。其實秦始皇不重用韓非子是有其道理的。韓非子的人口思想與商鞅和李斯剛好相反。商鞅認為“人眾兵強，此帝王之大資也”，“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者同；民眾而不用者，與無民者同”，“民勝地務開，地勝其民者事徠”，要求積極發展人口，充分利用土地和人口資源。李斯也繼承了商鞅的人口思想，提出“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士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士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而韓非子卻認為，人口飽和將導致社會秩序混亂。韓非子在《五蠹》中說：“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貨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財貨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韓非子的人口思想與兩千多年之後的歐洲的馬爾薩斯非常相近。韓非子隻見樹木，而商鞅和李斯卻看見森林。所幸的是，中國兩千多年來一直將《韓非子》視為邪說而不加采納，否則，中華民族早已淪落為默默無聞的小民族了。

秦國人口思想對當代的啟示

1、政策需要輕重緩急。商鞅意識到人眾兵強是國家強盛的根本。而當時製約人口發展的是糧食。但是由於農活是苦活，而戰爭由是危險的，如果聽憑人們自由選擇獲取名利的途徑（例如經商、遊說），人們自然不願選擇“農戰”。他堵塞民眾獲得名利的其他一切途徑，隻許“利出於地”、“名出於戰”，即隻允許從農業耕作中獲得利潤，從戰爭中獲得名聲（軍功章）。

現在為國家貢獻最大的人群卻是報酬最低的人群，而為國家貢獻小的人群卻是暴富的一族，這是非常危險的。目前發達國家也同樣麵臨人口危機，人口減少將動搖國家的根本。現在製約人口發展的不再是糧食，而是就業模式、養育成本以及民生需求（住房、教育、醫療等）。養育孩子本身就已經是很辛苦的了，而現在婦女不但不能從生育中獲利，反而會因為生育而造成經濟損失。如果聽憑人們自由選擇的話，越來越多的人不願意多生孩子，生育率將不斷降低。政府就需要徹底改變現有的分配製度、稅收政策、就業模式，讓生育獲得名利，這樣才能有效提升生育率。

2、人力資本的報酬是遞增的。商鞅認為：“有了金子，糧食就沒有了；糧食有了，金錢才能有。糧食價格低賤，錢就值錢，農民窮而商人富，如果這樣兵力就弱，國家的實力一定會被削弱直到滅亡。一兩黃金輸入到國境內，十二石的糧食就會運到國境外；十二石糧食輸入到國境內，黃金一兩運到國境外。國家喜歡在境內積聚黃金，那麽黃金和糧食都會喪失，糧倉和金庫都會空虛，國家會弱小；國家喜歡在境內囤積糧食，那麽糧食和黃金都能產生，糧倉、金庫都會充實，國家就強大。”商鞅的這種觀點其實非常符合現代人力資本理論：因為當時糧食是製約人口和經濟的最主要因素，糧食可以養活更多的人口，轉變為人力資本，而人力資本是遞增的；而黃金是物質資本，難以增值。因此要注重積聚實物而不是金錢，投資人口（通過糧食等實物）是最大的投資。現在中國很多經濟學家還達不到商鞅的學術境界，還在鼓勵出口實物以換取外匯儲備，外匯儲備不斷增加，同時民生壓力卻也在不斷增加，老百姓養不起孩子了，中國生育率從1990年的2.2左右下降到1995年之後的1.2、1.3左右。如果用這些外匯投資於人口，今後的收益將是巨大的。

3、自然資源的國際觀。李斯在《諫逐客書》中說：“如今陛下得到昆山的美玉，擁有隨侯珠、和氏壁之類寶物，懸掛明月珠，佩帶太阿劍，駕乘纖離馬，建置翠鳳旗，樹立靈鼉鼓。這麽多的寶貝，秦國不出產一樣，而陛下卻喜歡它們。倘若一定要秦國出產的東西才可以用，那麽就該是夜光玉壁不能裝飾宮廷，犀角、象牙製成的器具不能作為玩物，而駃騠好馬不能充實宮外的馬圈，江南的金錫不能使用，西蜀的丹青不能繪畫。因此，物品中不出產在秦國，而可值得寶貴的很多。”就是說，即使像秦國這樣資源豐富的國家，也有很多東西不能自足，需要通過貿易等途徑從其他六國獲得。現在美國人均資源非常豐富，但是很多資源仍然以來進口。而現在中國很多人口學家卻以資源不足為理由而要求減少人口。

4、積極應對人口與自然資源的矛盾。商鞅注意到了“人地矛盾”，但是他采取積極的態度解決這一矛盾。他認為，“民勝地務開”。就是說，人口多土地少的時候就應當“開”以提供足夠的糧食。這裏的“開”有多種方式，比如秦國修建都江堰和鄭國渠，使得關中平原和成都平原成為秦國的糧倉。其中鄭國渠“收皆畝一鍾”。一鍾為六石四鬥，比當時黃河中遊一般畝產一石半，要高許多倍。而中國一些人口學家卻主張采取用“減少人口”的消極的方法來應對人口與自然資源之間的矛盾，而不是通過科技進步來提高土地對人口的承載能力。

5、充分利用土地和人口資源。商鞅認為：“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者同；民眾而不用者，與無民者同。”因此商鞅鼓勵人們耕種，一方麵利用了土地資源，一方麵利用了人口資源，通過人的勞動，將土地和人口資源都變為國力。商鞅的這一觀點與管子、墨子的觀點一致。管子認為，“地大而不為，命曰土滿；人眾而不治，命曰人滿；兵威而不正，命日武滿。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地大而不耕，叫作“地滿”；人多而不加利用，叫作“人滿”；兵威而不正，叫作“武滿” 。不製止這“三滿”，國家也就不能保有了）。墨子認為，缺少人口耕種的土地，隻是一種得不到收獲的“虛地”，要生產出足夠的衣食必須用“力”（勞動），而“力”則來自勞動人口。所以，賢明的統治者應當使國家富、人口多，“人民寡則從事乎眾之”（《墨子·節葬下》）。現在中國很多學者卻反其道而行之，看到中國“人多”，不積極利用人口資源，而認為是“人滿為患”，希望減少人口。中國現在人口和土地都沒有得到充分利用，一方麵是“人滿”，一方麵是“地滿”（土地無人耕種，工廠缺人幹活，出現民工荒）。

5、人口流動意味著實力的流動。商鞅說：“地勝其民者事徠”。商鞅認為，移民可增強我方的實力而削弱敵方的實力，因此鼓勵移民。商鞅的這一觀點應該是受孔子的觀點的影響。孔子認為：“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而現在北京、上海、廣州的一些學者、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卻提議要限製人口流入；他們卻不知道，北京、上海等地生育率隻有0.7，不到世代更替水平的1/3，如果不移民的話，這些地區的經濟不用20年就會崩潰。湖南、四川、重慶等人領導則是鼓勵民眾到沿海打工；他們卻不知道，現在人口流動幾乎是有去無回，今後誰來建設湖南、四川、重慶？

6、縮小貧富差別。商鞅認為，“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富者貧，國強。”縮小貧富差別有利於理順生產和消費的關係，有利於社會治安的穩定，更有利於普通百姓生兒育女。如果貧富差別過大，富人不願意生孩子（這是人口學規律），窮人養不起孩子。

7、消費要適度，防止超前。商鞅提出要“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使其價格上漲到原先的十倍，這樣商賈之人就會減少，農民就不會過度地飲酒作樂，官吏們也不會沉醉於吃喝玩樂之中。當時酒肉是奢侈品，需要耗費大量糧食。如果大量生產酒肉的話，會影響很多人的口糧，人口無法增殖。現在，主流家庭養育三個孩子才能維持人口可持續發展，這是第一消費。必須在保證這個第一消費前提下才發展其他的消費。無序的其他需求擠壓了對人口再生產的投入，比如以2008年的消費能力如果追求2050年的消費，必然降低養育孩子的能力。

8、百家爭鳴。凡事都有個度，過猶不及。商鞅的戰時經濟學在135年之內將弱秦變為強國並最終統一中國，但其不講以德服人而以嚴刑酷法維係其統治的思路又播下了得天下後“二世而亡”的種子。秦國過分崇尚行政權力、軍事征服，“仁義不施”，方式粗暴，強硬推行，剛性有餘，彈性不足。商鞅本人也是其變法的受害者，商鞅以峻法嚴刑積怨甚多，其靠山秦孝公一死，秦惠文王派人去逮捕他，他被迫逃跑，想住旅店，但旅店的主人不敢讓他住店，因為這是商鞅本人的命令，由於無人敢收留他，最後落得個五馬分屍的下場。大雨使陳勝、吳廣在內的900名戍邊的壯丁耽誤了行期，按照秦法，誤期當斬，無奈之下，揭開了反秦的序幕。春秋戰國是思想和文化最為輝煌燦爛、群星閃爍的時代。但是秦國統一中國之後，法家獨強，焚書坑儒，“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鉗製了人們的思想、妨礙了文化的發展。漢朝再度實現統一後，繼承了秦政中有益部分，又以道、法並用，王道、霸道兼行，才贏得一段穩定發展期。但是公元前134年，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文明大倒退。中國至今沒有恢複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繁榮。如果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用法家立柱，道家蓋頂，儒家砌牆，墨家等裝修，那麽其後兩千多年的中國曆史必將更加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