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堂:1980年獨生子女政策決策內幕

1980年獨生子女政策決策內幕
--宋健、田雪原兩個月的“研究”改變中華民族的未來

　　作者：梁中堂

梁中堂個人網站《我的自述》http://www.liangzhongtang.cn/
　　　　
梁中堂教授簡曆：男，1948年出生，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國務院批準的享受政府津貼的優秀專家，山西省"優秀專家"，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家委員。1983年以來先後任中共山西省委黨校教授、省計劃生育委員會顧問、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長、省社科院副院長，山西省政府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財經大學兼職教授。國際人口科學研究聯盟會員、中國國情研究會理事、中國人口學會理事、山西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山西人口學會副會長等。現在為上海社科院教授。梁中堂從1978年就開始參入中國人口政策討論，一開始就反對獨生子女政策，反對宋健的“人口控製論”，在他的力爭下，1985年國家特批他選擇山西翼城縣試點他的二胎晚育理論，成為中國人口政策的特區。本來指望幾年後推廣全國，但是在“獨生子女”派的反對下，至今隻是試點。在1980年代的政治環境下，梁中堂先生提出的折衷的二孩晚育方案相對於獨生子女政策來說是不錯的，是萬不得已的。由於經濟發展所伴隨的生育意願下降，以及不孕人群增加，山西翼城縣（農業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地區）的生育率現在也遠遠低於世代更替水平，說明現在“二胎專家”提出的“二孩晚育軟著陸”方案是錯誤的。
　　　　
1979年12月11-14日，全國第二次人口理論討論會在四川成都召開。會議的主題當然是人口控製問題了。令人完全可以感受到，會議的主題是迎合全國的氣氛，有不少的人文章都是鼓吹“人口革命”，認為實行“一胎化”不僅可以削平中國人口生育高峰，而且是中國人口史上的革命。
　　　　
我在發言中主要講了實行“一胎化”政策可能產生的各種後果：　　　　
（1）人口老化過程由於出生率連續劇烈降低，將十分嚴重。　　　　
（2）無子女照顧的老年人太多，社會問題嚴重。　　　　
（3）經濟年齡結構特殊，社會負擔加重。　　　　
（4）人口年齡構成顯著變化，對國民經濟發展將帶來直接的影響。　　　　
（5）人口政策的反複變化，將對社會政治生活帶來很大的影響。
　　　　
中國人已經習慣了一個時期隻聽一種聲音，猛然聽了這不同的批評觀點，一下子炸了鍋，會上就有不同的反響。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栗秀珍就在參加我所在的那個小組會上說：“問題哪裏會有那麽嚴重？”那時國家還沒有設立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國務院有一個計劃生育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衛生部。陳幕華副總理擔任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的組長，栗秀珍是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是實際主持這方麵工作的領導同誌。陳幕華副總理是12月11日大會結束的那一天趕到成都的。她沒有參加理論討論會，而是留下各省計劃生育辦公室的主任又開了五天會。在返回太原的路上聽到了廣播中陳幕華副總理的講話要點，可以看出，這幾乎完全是反駁我論文中的觀點。她總結說：“總之，對提倡‘最好生一個’的種種擔憂是沒有必要的。”
　　　　
人口學從70年代複蘇開始，大多是起因於行政因素。1978年第一次全國人口理論討論會僅限於計劃生育部門、高校係統、社會科學院係統、黨校係統和軍隊係統。成都會議又殺出一支新的生力軍進入人口學領域，而且，由於特殊原因，這支隊伍在之後的幾年裏不僅十分活躍，且在中國人口及計劃生育領域裏一度還執牛耳，影響極大。這就是由七機部（後稱航空航天部）第二設計院和西安交大為主的搞計算機的一些同誌。70年代末的還沒有微電腦之類的東西，計算機在國內是很神秘的玩藝。所以，人們並不了解它。第一次人口理論討論會時，七機部的李廣元在北京大街上看到大街上到處張貼的“全國第一次人口理論討論會由此向前走”的路標，不禁喜出望外，一路找到會上，要求參加會議。工作人員向劉錚請示，劉錚也以為這些搞數學的人起什麽哄。但既然來了，就算列席吧。連材料也沒有發給他。我在大會發言後，李廣元聽出我有對中國人口的預測，所以來和我聊天。都是年輕人，聊過之後，就已經相當熟悉了。李廣元是“文化大革命”中畢業的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70年代中後期，任他們二院副院長的宋健去歐洲做訪問學者，某研究所向他提議測算象謎一樣對國外既為迷惑又很有魅力的人口問題。宋鍵也十分奇怪用控製論還能預測人口。他把從國外帶回的一大摞資料摔給李廣元。李廣元從此跑統計局，跑公安部，就開始了人口預測。
　　　　
李廣元問我：“你關於今後20年的人口數字是怎麽算的？”
“用筆算的。”我回答說。
“那多慢呀？用計算機簡單多了。把參數向裏邊一代，給個指令，要多少年的結果都能很快打出來。比如今後一百年的人口預測，要不了一個小時，就全打出來了。絕對準確。”
　　　　
李廣元那時有34、5歲，長得很精幹，熱情活躍，很快在會上就成了令人注目的人物。不幾天，許多人都知道了用計算機預測人口既準確又可靠。隻要收一些手續費，不論全國的或那個省的，數字往他那裏一輸，計算機就打印出來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國人口沒有普查，包括各省的人口，雖然有個統計數據，但大家都知道是不一定可靠的。至於未來的人口，傳統的辦法就是手工或者手搖計算器計算，要個10年、20年的數據，也要算上個把月。各地做計劃生育工作的人，莫不希望有個讓別人都信服的人口數據。所以，不少人都向李廣元預約，要會後替他們計算本省市的人口數字。大會最後一次發言時，李廣元在會上介紹了他們怎樣用控製論方法測算中國未來的人口。1979到1980年前後是我國從上至下崇尚科學技術的時代，尤其是控製論和係統工程，都是大多數人聞未所聞的學科，感覺神秘的不得了。加上李廣元很會演說，進一步感染了會議的氣氛。我清楚地看到坐在主席台上的栗秀珍是如何被征服的，並且在那時已經意識到，國家計劃生育辦公室將由此轉而依靠這批人。
　　　　
其實，在會議上交流用計算機預測人口結果的，還有西安交大的一位中年女教師，叫王月娟。
　　　　
成都會議之後，“提倡一對夫婦隻生一個孩子”的活動迅速升級，同時對隻生一個的政策的詮釋，宣傳也逐步形成強大的攻勢。正如我所預料的，在這強大的宣傳活動中，七機部二院搞計算機的那批很有能量的人，被緊緊地抓住，為其拚命地使勁鼓吹。1979年12月中旬全國第二次人口科學討論會和全國省、市和全軍計劃生育辦公室會議結束後，1980年2月13日，一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工作者”合作“應用現代控製論的方法”預測百年中國人口的研究結果就發表了。根據這個小組科學研究表明，“從現在起大力提倡一對夫婦隻生一個孩子，到1985年普遍做到‘一胎化’，那麽本世紀末人口自然增長率可接近零，全國總人口可控製在十一億以下。”因為這是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和我國控製論最高權威合作的“課題”結論，在中央及民眾中影響都相當大。但是，我清楚地知道這不是科學論證，而是以科學的形式為長官意向詮釋。1980年3月7日，《光明日報》又發表了宋健、田雪原、李廣元、於景元《關於我國人口發展目標問題》的文章，《人民日報》3月18日發表了田雪原《關於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章。同時，在內部的許許多多會議上，“一胎化”被解釋成為解決我國人口問題唯一科學和正確的選擇。
　　　　
我對這一時期所謂“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工作者”合作進行的所謂“成果”以及這些人的表現，極為不滿。這種不滿程度甚至超過對那些倉促製定政策的人。當然，就是到現在我也不認為這些學者應對“一胎化”後果負有主要責任。但是，如果當時沒有這些人裝腔作勢，以偽科學唬人和推波助瀾，也許1980年中央不會有一個號召人們隻生一個的“公開信”，全國也就沒有一個“一胎化”的生育政策，成千上萬的農民就不會經受10多年來的磨難，80年代以來的我國曆史就是另外的樣子。至少，現今新的國家領導人不會以為“一胎化”的政策是經過科學論證製訂的，也許改變生育政策不至於像現在這樣仍然遙遙無期，農民不再無限期地經受折磨，也許……。因為，參加“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工作者”合作的各個成員，並不具有解決預測、論證我國人口發展目標這一課題的素質。可能許多人會認為我這一段話講得過於尖刻，但我要在這裏申明一下，和那些在關乎我國人民切身利益的大事麵前所持有的態度比較的話，我這裏講的都是相當嚴謹和負責任的。人們可以檢索或者要求那個由“自然科學工作者”和“社會科學工作者”合作組成的研究小組的任何一位成員自己提供一份科研成果目錄，在1980年2月13日發表這個要求中國必須實行“一胎化”的結果前，有哪一位曾經有過同類的研究成果問世或者具有較長時間從事這方麵的研究經曆？和七機部二院大約同時以相同方法研究人口預測的是西安交大的幾位搞數學和係統工程的老師，王月娟參加會議提交王浣塵、蔣正華、王月娟、邵福慶的文章《用係統工程方法研究人口問題》。從這兩撥研究人員這一時期提交的文章看，我國學術界用係統工程預測和研究人口問題都剛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在1980年以前沒有一個能像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那樣具有人口研究素質的學者。田雪原(1979年 4月 )剛從教育部的行政崗位上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不久。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中央要為馬寅初先生平反，任務落實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也可能因為田雪原剛來，加上他過去也在教育部門工作、北京大學畢業，或者還應該包括他自己也可能對這個問題具有獨特、敏銳的認識和積極性，為馬寅初平反的一些工作就落到他的頭上。直到兩個月前的成都會議上，田雪原的文章是《要建立科學的社會主義人口理論》及有關馬寅初平反的資料，而沒有涉及人口預測及人口發展目標方向的研究。我不清楚“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具體是怎樣結合的，但我知道在成都會議上還沒有這樣的結合。所以，滿打滿算所有的時間，也不到兩個月。在這麽短的時間裏就能夠做出一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工作者合作進行人口研究首次對我國未來一百年人口發展趨勢作了多種測算》的重大成果，就能夠對“中國人口發展目標”發表結論性意見，並且擺出一副“舍我其誰”的架勢，要求7、8億之眾的民族用自己的生活、生命實踐他們倉促計算的結果，至今回憶起來，仍然認為這些人不僅不具有一位科學家應該具備的誠實品格，而且缺少一個為百姓、為自己民族負責的起碼良知。
　　　　
其次，在我國的控製論專家做人口發展目標預測時，我們國家從1964年開始已經15年未做過人口普查了。搞人口學研究的人那時還不太理解，但現在終於知道，這意味著沒有條件進行人口預測。人們那時能得到的人口年齡性別等構成，是從公安部門得到的。這樣的數字是經過許多變通處理之後，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使用這些數據也不是不可以，但必須認為這是一種假設，是一種可能的趨勢，以此作為依據製定政策，要中華民族按此付諸行動，讓所有的中國人都按照一種模式生活，使成千上萬的農民傾家蕩產和流離失所，在那時所有從事這方麵研究的人都很明確的。在1981年初春召開的全國第三次人口科學討論會上，1987年中國人口學會召開的“中國人口發展戰略研討會”上，以及許許多多內部會議上，他們公開為“一胎化”的後果進行辯解。說中國要現代化，農民就必須做出這些犧牲，盡快地減少人口，更何況許多地方的農民生活水平極低，一代一代地周而複始地生存下去有什麽意義？記得當時我就氣憤地反駁說，再窮的人也有他的歡樂，他的幸福。任何人都不能因為他窮，就取消他存在的權利。有幾次會議期間，我曾直接給他們說，農民被計劃生育折騰成這個樣子，你們這批人是有責任的。
　　　　
如果是個人素質的不高，出道時間不長，並且沒有意識到材料上不充分，所以，仍有一種自信，似乎也無可指責。“初生牛犢不怕虎”，此之謂也。但是，這些人在發表其所謂研究成果的手段和對一些計算結果的解釋上瞞天過海，毫無職業道德的做法，實在讓人不能不小看他們。譬如，堅持實行“一胎化”為最佳政策，就必須回答由此導致的“老化”和負擔指數上升的問題。這個問題是由人口生育政策引起的，它討論的問題當然是從1980年開始執行“一胎化”的這一代年輕人老年時的人口老化程度和社會負擔問題。但是，首都的“自然科學工作者和社會科學工作者”在其報告和文章中總是喋喋不休地說“本世紀內不致發生‘人口老化’，到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內，這一問題也不嚴重”。我們知道，當時討論的人口政策主要是針對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平均每年出生2500萬左右總計4億多人口的這一代人的生育行為，老化之類的社會問題也應是他們晚年的事。而這一部分人進入65歲的人口統計範圍，就是二十一世紀第一個二十年之後。用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之前的老化狀況來搪塞，就是偷換概念，就是所答非所問，同時還是對沒有人口學知識的民眾的誤導和欺騙。為什麽本世紀最後二十年和下個世紀最初二十年老化問題“不嚴重”？根本原因就是從50年代開始的30多年的高出生率。我們由此作為“一胎化”的生育政策的論據，反而是該感謝過去的高出生率。還有，這個小組稱對各種方案的人口預測作了100年的測算，但在論述‘“一胎化”導致2020年以後的老化指數將可能最高時就不提了。1980年3月18日《人民日報》上的一篇文章是這樣說的：“如果從今年起平均生育率大幅度降低，到1985年降低到並且一直保持為一（簡稱“一胎化”方案），2000年六十五歲以上老人所占比重為百分之八點九。二零一七年為百分之十六點二，二零二二年為百分之二十點八，二零二七年為百分之二十點六。”為什麽舉例分析到二零二七年嘎然而止了？我們知道，人口統計上講的老化指數是指65歲以上老人在總人口中的比例。1959-1962年是我國“三年困難”時期，每年生育人口很少。從1963年補償性生育開始，我國進入了一個連續近15年以上的高生育時期，這些年平均每年出生人口大約在2500萬，1963年開始的最初5年，每年接近3000萬。比如根據1982年的人口普查，1963年出生的人口是2700多萬，而1962年僅隻有1500多萬。2027年是包括1962年在內的“三年困難”時期出生少的人口進入老化年齡的統計年份，2028年是從1963年高出生年代的人口開始進入老化年齡的統計年份。就是說，2028年開始，我國老齡化指數將迅速提升。
　　　　
從1980年初開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都論證“一胎化”的可行性和科學性，搞得舉國上下沸沸揚揚。外人不知，無論中國的“自然科學”也好，或者“社會科學”也好，主客觀條件都不具備論證那時必須出台的人口生育政策的條件。現在看，那時真有點“鬧劇”的味道。但真實性也的確如此。我國此後就開始步入這一陷阱，至今還未能從其中走出來。
　　　　
從全國第二次人口理論討論會開始，到1988年，是我從事學術活動最為活躍，成果最多的10年，發表了一係列文章。這些文章因為直接反對“一胎化”，當然很難發表。不過，那時人口學界還有個好風氣，即寫下文章相互寄送，也是一種內部交流方式。那時我常常對自己說，“你存在的理由就是要表明世界上還有不同的聲音”。若非如此，我可能早就告別人口學了。
　　　　
因為那時我們從極“左”的禁錮中還沒有完全走出來，科學淪為政治“婢女”的現象還很嚴重。在這樣的條件下做研究，所以又無不時時處處感到的一種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