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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口政策的調整方向與中國人口學會翟振武副會長商榷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familyyi@yahoo.com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以及推遲四年多的13億人口日象兩聲驚雷一樣驚醒了人口學界的很多學者，這些學者開始反思人口政策的走向，認為人口結構比人口數量重要。但是以翟振武為代表的一大批學者還是堅持“人口數量過多仍然是中國第一位的人口問題，人口結構是第二位的問題，現行的人口控製和計劃生育政策不能動搖”，反對人口政策的調整[1]。
翟振武教授是我國改革開放以後第一批選派出國（美國）攻讀學位的留學生。現任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點研究基地的人口學基地主任，人口學國家重點學科的第一責任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是全國公認的人口科學的學術帶頭人之一[2]。
翟振武反對“通過放寬生育政策，依靠增加出生人數來延緩或改變人口老齡化趨勢”的觀點。他認為：“首先，現在中國的老齡化問題，直接原因是老年人口規模龐大、數量過多，與人口年齡結構關係並不密切。控製出生人數，等於減少60年後的老年人口數量，有利於老齡化問題的緩解；而主張放寬生育政策，隻會加重老齡化問題。其次，目前中國的年輕勞動力已經過剩，並將持續幾十年。主張提高出生率，提高年輕人的比重，可能增加失業人口的數量，加劇勞動力供大於求的不平衡狀況，這不僅無助於老年人的養老，反而會從老年人手中爭奪資源”。
筆者對翟振武的這些觀點不敢苟同。翟教授說“現在中國的老齡化問題，直接原因是老年人口規模龐大、數量過多，與人口年齡結構關係並不密切”。老年人規模再龐大，隻要有合理的人口結構，老年化程度並不一定嚴重，比如印度；相反，老年人規模不龐大，但是因為有不合理的人口結構，老年化程度卻反而嚴重，比如日本。日本的65歲及以上老年人為2553萬，美國為3720萬，日本老人規模遠遠沒有美國龐大，依照翟教授的觀點，日本不用擔心老年化，反而是美國需要擔憂老年化了。但是事實如何？日本人口1.275億，0-14歲的占總人口14.2%，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占總人口20%，中間年齡43歲（一半的人老於43歲）。美國人口2.984億，0-14歲的占總人口20.4%，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占總人口12.5%，中間年齡為36歲。到2025年日本中間年齡將超過50歲，而美國不到39歲[3]。
翟教授說“控製出生人數，等於減少60年後的老年人口數量，有利於老齡化問題的緩解；而主張放寬生育政策，隻會加重老齡化問題”。控製出生人數，確實等於減少60年後的老年人數量，但同時也減少他們兒子和孫子的數量。比如，現在25歲年輕人100個，維持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2.1的話（每個婦女生育2.1個孩子，由於部分人口在生育年齡前麵去世，使得每一代人口一致），那麽他們的兒女、孫子女、重孫子女都將為100人，假如都是25歲生孩子的話，60年後的人口結構為50個85歲老人（假設這100個人口死亡一半），100個60歲人口，100個35歲人口，100個10歲人口，等於是200個勞動人口養活50個老年人口（每個老人口由4個勞動人口扶養）。再過10年，現在的25歲的人口都去世，剩下的人口結構為100個70歲老人，100個45歲人口，100個20歲人口，等於是200個勞動人口養活100個老人（每個老人由2個勞動人口扶養）。俗語說得好：“千棺從門出，其家好興旺。子存父先死，孫在祖乃喪。”就是死得多，生得也多，盡管成千的棺材從門內抬出，但是大門之內卻有數千的嬰兒在啼哭，薪火相傳，永續發展。
而要是依照1.26的生育率（人口普查顯示隻有1.22），那麽這100個人口的兒女60人，孫子女36人，重孫子女21.6人，那麽60年後的人口結構為50個85歲老人，60個60歲人口，36個35歲人口，21.6個10歲人口，等於是96個勞動人口養活50個老年人口（每個老人口隻由1.92個勞動人口扶養）。再過10年，現在的25歲的人口都去世，剩下的人口結構為60個70歲老人，36個45歲人口，21.6個20歲人口，等於是57.6個勞動人口養活60個老人（每個老人口隻由0.96個勞動人口扶養）。
這麽簡單的計算，人口學會副會長然道算不出來？
翟振武說：“老齡化是指的老年人口的比例在總人口當中的比例越來越大。比如，現在老年人口比例百分之七點幾，65歲以上，將來可能變成百分之十幾、百分之二十幾。但是未來老年人養老的問題，養老設施和養老保障金的獲得以及醫療設施等等，這些跟現在的老齡化過程確實是無關的，這個可能是大家有一些誤解的地方。比如說，今年進入老齡的人口，需要有病床、醫院、養老保障、養老設施、下棋、保健、娛樂等等配套設施。這種設施的多少跟老齡化是沒有關係的，因為現在進入60歲的人有多少，取決於60年前生了多少人，他們都是60年前出生的，不管人口是老齡化，甚至人口現在是年輕化，今年進入到這個年齡的人數是不會發生變化的。所以我們現在隻是說由於老年人規模大，養老設施供應不足，養老資金缺乏，而這個跟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當中占的比例並不構成直接的關係。假如說一個國家的政策讓每個人都生三個孩子，那麽這個國家立刻變成年輕化的過程，但是在養老方麵還是不變的。幾億老年人，將來還會有幾億老年人，這個數不會減少，一個是絕對數需求，一個是相對數，講的是老齡化的比例。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意義來說，調整政策跟改善養老設施，與資金需求量是沒有太大關係的，政策調不調，反正進入老年的人口都已經確定下來了，比如我再過十幾年變成老年人，調和不調，反正我這一撥進入老年的人有一兩千萬，每年都有一兩千萬，跟現在生幾個孩子並沒有關係”[4]。
聽到翟教授這席話，我嚇得一身冷汗。翟振武教授講這種話有點“在我百年之後，哪管它洪水滔滔”的味道。翟振武教授與李小平教授的觀點何其相似！李小平教授認為：“人口老齡化是中國和世界的福音”[5]。翟振武與李小平都是在美國學成歸國的學者，您們的觀點怎麽與您們在美國的老師們的觀點截然相反？翟振武教授考慮的原來隻是您們這一撥五、六十歲的人的養老問題，翟教授1954年出生，2019年您到65歲的時候，中國老年人口也隻有12%左右，還有5、6個勞動人口來養活一個老年人口；但是現在25歲的年輕人到65歲的時候，老年人口超過30%，兩個勞動人口對應一個老年人口。依照翟教授的思路，現在一個孩子都不生，對您們的養老更有利，因為現在出生的孩子要20年後才能成為勞動力，您們是難以沾上光的，現在養孩子不會增加您們的養老設施，相反可能還占用社會資源，影響您們的養老。但是現在多出生的孩子對於現在50歲以下的人口的養老卻很有意義，這些孩子長大後，能夠提供更多的養老設施給現在的年輕人。現在老年人比例隻有百分之七點幾，9個左右勞動人口對應1個老年人口，養老設施都成問題（現在的養老金短缺是政策失誤所致，而不是因為老年人口比例太高，政府不應該用老年人增加來回避這個問題）；今後老年人口超過30%，2個勞動人口對應1個老年人口，難道養老設施反而沒有問題了？要是翟教授是國家領導人，那麽人口政策根本用不著調整， 因為一屆領導的任期隻有幾年，這幾年人口不會有大問題，問題是在十幾年之後。
翟教授說：“政策調不調，反正進入老年的人口都已經確定下來了”。但正因為未來的老年人口是已經確定下來的，所以才需要停止計劃生育（以中國的社會發展水平和生育意願，千方百計鼓勵生育都達不到世代更替水平），多出生一些孩子來幫現在年輕人養老。大字不識幾個的老農民都知道的邏輯，經過人口學界一倒騰，怎麽就反過來了？人口學難道是魔術？
翟教授說“目前中國的年輕勞動力已經過剩，並將持續幾十年。主張提高出生率，提高年輕人的比重，可能增加失業人口的數量，加劇勞動力供大於求的不平衡狀況，這不僅無助於老年人的養老，反而會從老年人手中爭奪資源。我國的‘人口紅利期’預計將持續到2030年左右，如果到那時，我們的經濟增長仍主要依賴廉價的勞動力，而不是通過提高人員素質、產業升級換代來支撐，那麽，社會發展將嚴重遲滯，‘人口紅利’也就沒有意義”。
依照翟教授的邏輯，現在勞動總量過剩，怎麽可能出現民工荒？但要是年輕勞動力嚴重過剩的話，就不會出現民工荒了（不光是技工荒，也缺普通工人），農村大量耕地就不會拋荒了。依照類似翟教授的邏輯，雖然現在嬰兒出生性別比為120-130，但現在總人口中男女性比例為106，用的著擔心今後光棍問題？ 但結婚一般是在同齡人之間，今後20多歲的男人過多，60歲的女人過多，總不能要20多歲人小夥子娶60歲的老太婆吧？同樣的道理，一些企業由於工種的特殊性，隻有年輕勞動力才能勝任，現在的民工荒就是意味著年輕勞動力的缺乏，雖然五、六十歲的勞動力仍然充足，但是這些企業寧願停工或者撤離中國也不願意招收老年員工，不存在“從老年人手中爭奪資源”的問題。筆者也認為中國的勞動力價格應該有所提高，並且呼籲提高農民工的待遇，但是提高的空間是有限的。中國人均GDP才1.4萬元人民幣，中國工資占GDP的比例為22%左右，即使這個比例提高到美國的58%，那麽中國人均工資又有多大的漲幅空間？等到農民工的平均工資漲到2000元（美國人均GDP 4.2萬美元，藍領工人年薪在3萬多）的時候，公務員、醫生、教師等工資將不得不減少，否且國家財政無法運轉；糧食價格是與國際接軌的，工資提高後，農村有限的農動力將大量進城，民工荒倒是緩解了，但是在農業基本設施沒有改善、農業勞動效率沒有提高的情況下，已經開始的農村耕地拋荒將加速，誰來保證中國的糧食安全？
“提高人員素質、產業升級換代”需要有原始積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格局仍然沒有大的改變(要說有改變的話就是亞洲幾個小國家的興起)，發達國家仍然是發達國家，窮國仍然是窮國。但近些年開始，世界格局開始改變，主要是中國和印度的興起：足夠的勞動人口重新推動了這兩國的崛起。這兩國都沒有現在發達國家當初興起的條件，既不能掠奪資源，本身資源也不算豐富，也不能去殖民。但都利用內部勞動力進行原始集累。
改革開放這麽多年來，還沒有完成產業升級換代，根本的原因是在於政策問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計劃生育減少孩子數，家庭結構畸形，等於是政府和企業克扣勞動力用來養育子女的這部分工資。企業和政府獲取大量利潤，有這個利潤，就可以補償其他要素的高成本，導致粗放式的發展，沒有產業升級的動力 [6]。等到勞動力優勢喪失的時候，中國是有產業升級的動力，但卻沒有產業升級的能力。
國際社會把中印目前的崛起形象地比喻為龜兔賽跑，中國就象一隻兔子，跑在前麵，印度則象是一隻烏龜，跟在後麵。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相信：印度龜將戰勝中國兔。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印度沒有“計劃生育”政策，因此人口增長能夠跟上經濟發展對勞動力需求的增長，而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卻使中國經濟麵臨著勞動力供應不足的難題[7]。
翟教授說“目前中國的年輕勞動力已經過剩，並將持續幾十年。‘人口紅利期’預計將持續到2030年左右”，大概是根據他2001年的文章《中國人口規模與年齡結構矛盾分析》[8]。在這篇文章中，翟教授引用國家計生委“中國未來人口發展與生育政策”課題組2000年關於未來人口預測的資料，說中國人口在2010年達到13.8億，到2020年14.7億，2040年達到15.4億的頂峰然後下降，根據這個數據，翟教授認為中國今後勞動力供應將一直充足。2000年中國人口12.6743億，要在2010年達到13.8億，這10年每年平均得增加1125.7萬人口，由於死亡人口不斷增加，2005年之前應該比2005年之後每年增加人口要多，那麽2005年底中國人口至少要達到13.2372億，但是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05年底隻有13.0756億人口，每年平均隻增加802.6萬（事實上還有300萬左右的水分）。五年的預測就遠離實際，對今後30年的預測就更加不可能準確了。
2005年1月7日，翟振武接受人民日報的訪談時說：“13億本身表明中國人口還要持續增長30年到40年左右，挑戰便首先表現在巨大的人口規模，以及給經濟社會發展和環境資源帶來的巨大壓力”[9]。依照翟振武教授的說法，中國人口還要持續增長到2040年左右。就是說翟振武到2005年還相信國家計生委“中國未來人口發展與生育政策”課題組2000年關於未來人口的錯誤預測。
2006年1月18日翟振武做客新浪網，翟振武將人口高峰時間前移了10年，將高峰人口也減少了7千萬。翟振武說：“按照現在我們測算，中國人口達到高峰值的時間大概在2030年前後，達到高峰值的數量大概是14.7億到14.8億”[4]。
真得如此嗎？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05年底中國人口為13.0756億，依照翟振武教授2030年達到14.7億--14.8億（姑且為14.75億）高峰的說法，意味著2005年之後的這25年需要增加1.6744億。我們假設這25年人口增加是直線遞減（根據已知的前麵16年的數據，是接近直線遞減的），到2031年的時候為0（零增長）。假設2006年人口增量為X，每年增量減少Y，那麽2007年人口增量為X-Y，2008年人口增量為X-2Y，2009年人口增量為X-3Y，以此類推，2031年人口增量為X-25Y=0，也就是X=25Y。那麽這26年人口總增量為26X-325Y=16744萬。計算結果：Y=51.52萬，X=1288萬。
那麽依照翟振武教授的預測，2005年以後每年人口增量和人口總量（單位：萬人）應該是這樣的（至少接近）：
根據“翟振武2030年14.7億--14.8億人口”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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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增量--總人口
2005--------130756
2006--1288--132044
2007--1236--133280
2008--1185--134465
2009--1133--135599
2010--1082--136681
2011--1030--137711
2012---979--138690
2013---927--139617
2014---876--140493
2015---824--141318
2016---773--142090
2017---721--142812
2018---670--143481
2019---618--144100
2020---567--144666
2021---515--145182
2022---464--145645
2023---412--146057
2024---361--146418
2025---309--146727
2026---258--146985
2027---206--147191
2028---155--147345
2029---103--147448
2030----52—14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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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依照翟振武教授的說法，近年每年人口增量應該在1300萬左右，但是從2000年到2005年平均每年隻增加802.6萬（還有300萬左右水分）。就是說翟振武教授的 “中國人口達到高峰值的時間大概在2030年前後，達到高峰值的數量大概是14.7億到14.8億”的說法也是不可靠的。
可見翟振武教授的“中國年輕勞動力過剩將持續幾十年，我國的‘人口紅利期’預計將持續到2030年左右”的依據就不成立。中國社科院人口所所長蔡昉教授認為隨著出生率的下降，中國的勞動人口數量可能在2013年從增長變為穩定，然後逐漸下降，這意味著中國的“人口紅利”即將枯竭，然後轉入"負債"階段[10]。近年沿海的勞動力短缺已經用事實駁斥了翟振武教授的勞動力過剩的觀點。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日前透露，在最近進行的一項對全國13個省的1600多個行政村的調查顯示，74%的行政村認為，本村30歲以下的青壯年勞動力都已外出打工，幾乎已沒有青年勞動力可以再繼續向外轉移[11]。
翟教授可能是用完全消滅失業人口來衡量勞動力是否過剩，要是這樣的話，中國勞動力永遠過剩，計劃生育將一直進行下去，因為即使勞動力十分短缺的國家也不可能完全消滅失業，比如俄羅斯勞動力短缺，但是仍然有比較高的失業率。就像一個國家即使適婚男女比例為100：200，也不能保證每個男子都結婚。
日本人口開始減少，早就出現嚴重勞動力短缺，並且在千方百計鼓勵生育，日本皇室2006年9月6日誕生了繼承人，讓日本舉國歡呼，認為王妃為提高日本生育率作出了典範，但是日本仍然有失業。安倍晉三（Shinzo Abe）2006年9月19日當選日本自民黨總裁，安倍的朋友Keiichiro Nakamura提醒說：“日本不僅僅隻是東京。如果你前往地方各省份，會發現年輕人失業率很高，人口數量不斷下降，城市中心死氣沉沉。安倍將必須認清這些問題，並拿出一些應對措施”[12] 。翟振武可能大吃一驚，日本人口數量不斷下降，年輕人失業率怎麽會高？城市怎麽會變得死氣沉沉？依照翟振武教授的觀點，既然失業率很高，意味著勞動力過剩，應該減少人口才行，日本不應該鼓勵生育。翟振武教授是否也象李小平教授一樣呼籲發達國家停止鼓勵生育？
翟振武教授說：“不像經濟，經濟今年增長率是8%還是9%，經濟學家三五個月變一次說法，人口預測相對來說準確得多，特別是長期預測”。既然翟教授認為人口預測準確得多，那麽為什麽計生委和人口學界的人口預測一次次落空（中國人口預測從來沒有準確過），人口預測結果一次次變動？為什麽獨生子女總設計師宋健1980年關於人口的所有預測全部落空？
要是預測準確的話，為什麽現在人口學界對於未來頂峰人口預測還眾說異詞？國家計生委主任張維慶2004年8月說：“今後20年左右，中國總人口仍以每年淨增1,000萬左右的速度持續增長。16億後方實現零增長”。2005年1月6日中國計劃生育協會副秘書長顧寶昌也說：“中國人口以每年1000萬的速度增長，這樣推測再過30年中國人口將達到極限”[13]。中國社科院人口所蔡昉教授說中國人口到2030年左右達到14.4億的頂峰[14]。國家計生委“中國未來人口發展與生育政策”課題組2000年認為中國人口到2040年達到15.4億的頂峰。翟振武教授2006年說2030年達到14.7億--14.8億頂峰。
中國人口網 2006-08-13：國家人口計生委副主任、中國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王國強指出，從人口總量控製看，根據測算與規劃，到2010年，我國人口要力爭控製在13億7千萬；到2020年，要能夠控製在14億6千萬；到2033年左右達到峰值，大約在15億左右[15]。
依照王國強的說法，中國人口到2033年達到頂峰。我們假設今後年人口增加是直線遞減，到2034年的時候為0（零增長）。假設2006年人口增量為X，每年增量減少Y，那麽2007年人口增量為X-Y，2008年人口增量為X-2Y，2009年人口增量為X-3Y，以此類推，2034年人口增量為X-28Y=0。那麽這29年人口總增量為29X-406Y=(150000-130756)=19244萬。計算結果：Y=47.399萬，X=1327.172萬。
那麽依照國家計生委副主任王國強的預測，2005年以後每年人口增量和人口總量應該是這樣的：
根據“王國強2033年15億人口”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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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增量--總人口
2005--------130756
2006--1327--132083
2007--1280--133363
2008--1232--134595
2009--1185--135780
2010--1138--136918
2011--1090--138008
2012--1043--139051
2013---995--140046
2014---948--140994
2015---901--141895
2016---853--142748
2017---806--143554
2018---758--144312
2019---711--145023
2020---664--145687
2021---616--146303
2022---569--146872
2023---521--147393
2024---474--147867
2025---427--148294
2026---379--148673
2027---332--149005
2028---284--149289
2029---237--149526
2030---190--149716
2031---142--149858
2032----95--149953
2033----47--150000
2034-----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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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見，2010年（13億7千萬）、2020年（14億6千萬）、2033年（15億）都與王國強的說法一致，說明筆者的“直線遞減”的方法沒有大問題（統計局資料顯示1987年到2005年每年人口增量也確實是直線遞減的）。
就是說近年每年增加人口在1300萬多萬，但是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這前兩年分別隻增加761、768萬，哪來的1300多萬？
既然人口學界和計生委係統都認為中國人口會增加到2030-2040年後才開始負增長。我們看看計生委和人口學界的上述說法是否可靠。
人口負增長就是死亡人口多於出生人口。2003年0.982‰調查顯示，近5年每年平均隻出生1283萬，其中女孩隻有579萬，到25年後，這些女孩成為生育主體。而1990年左右每年出生女孩1200萬左右。也就是說今後育齡婦女將從2015年左右的1200萬快速下降到2028年左右的579萬。即使不生育人群隻有15%（其實會遠遠不止的，現在發達國家光是不孕人群就高達15-20%，單身和丁克比例很高，日本一半婦女到33歲還沒有生育一個孩子），意味著到時候每年隻有493萬生育婦女。而那個時候每年死亡人口1800多萬（是現在的2倍多；1950年代初、中期出生的人口死亡）。這493萬生育婦女生的了1800多萬孩子？每個婦女要生育近4個孩子才能防止人口減少。
而中國過去婦女在十幾歲開始生孩子、不避孕，不育人口比例隻有1-2%的情況下，一生才能平均生育6個孩子，而現在初育年齡已經是25歲多，浪費了1/3生育時間，今後更會延遲，到時候每個婦女能夠平均生育近4個孩子？有生育4個的意願？
現在香港每個婦女隻生育0.93個孩子，台灣、韓國不到1.2個孩子。要是到時候中國婦女也隻生育1.2個孩子，那麽這579萬婦女隻生育696萬孩子，而每年死亡人口1800萬，而2040年左右每年死亡人口2500多萬（1960年代中期每年出生人口2500萬以上），恐怖啊！
即使現在每年出生人口不是1283萬，而是人口學界“修正”的1600萬，那麽每年出生女孩722萬，扣除15%不生育人群，還剩下614萬，需要每個婦女生育3個孩子才能防止人口負增長。而這722萬婦女以1.2的生育率計算，那麽隻生育866個孩子，還是恐怖！
翟振武教授說：“和美國人口總量相比較，中國至少在未來100年內根本無需擔憂人口過少的問題”[8]。但是中國今後有4億老人需要扶養，比美國總人口還要多。牛能夠健康地從100公斤長到400公斤，但大象體重從4—5噸降低到1噸肯定會死亡。
雖然人口預測一次次落空，但是翟振武的核心觀點象“1.8的生育率”一樣穩定，一直堅持認為“在人口規模問題與年齡結構問題的比較中，規模問題在目前和今後十幾年仍然是第一位的問題，結構是第二位的問題。在設計新世紀中國人口發展戰略的框架時，人口控製應當始終是它的主旋律和核心原則。在這個問題上，是不能也不應該動搖的”［1,8］。
翟振武反對人口政策調整地另外一個理由是：“部分地區的超生比例已經超過30%”[16]。
那麽我們看看翟振武的這個理由是否成立。計生委和翟振武都承認中國政策生育率為1.46，就是每個婦女依照政策平均生育1.46個孩子。翟振武認為部分地區的超生比例已經超過30%。我們誇張性地假設所有地區都超生30%，20%超生1個孩子，10%超生兩個孩子，那麽1000個婦女是這樣分布：550個婦女響應政策，每個婦女生育1.46個孩子，共生育803個孩子；200個婦女超生，平均每個婦女生育2.46個孩子，共生育492個孩子；100個婦女超生，平均每人生育3.46個孩子，共生育346個孩子；150個不生育婦女（光是不孕家庭就已經超過12.5%，還有丁克、單身，因此15%不生育人群是非常保守的，比如北京政策生育率1.0以上，現實生育率隻有0.7左右，意味著30%婦女不生育）。那麽這1000個婦女共生育1641個孩子，平均生育率為1.64，遠遠沒有1.8，更沒有2.1。而依照曾毅教授的統計，中國政策生育率隻有1.38，那麽依照上麵同樣推測，平均現實生育率隻有1.57。要是隻有1/3的地區的超生比例為30%，2/3的地區超生比例為10%的話，那麽生育率就隻能在1.4左右。而計生委數據顯示全國不到6%人違背政策（這6%的人還不全是因為超生，有些是沒有結婚證而生育，有些是沒有到二胎間隔時間而生育，有些是因為沒有來得及辦理生育證），那麽1.3左右的生育率是可信的。
我們再看看翟振武教授的兩段幾乎是同時的講話：
A、2005年12月8日至10日，首屆中國人口學家前沿論壇在北京大學舉行，針對客觀數據顯示中國1990年代中期之後隻有1.3左右的生育率，翟振武說：“按照中國現行的生育政策，即使全國老百姓沒有一例計劃外生育，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即政策生育率也應該為1.46，在廣大農村仍然存在大量計劃外生育的現實下，怎麽可能低於1.46呢？”[17]。
B、2006年1月18日翟振武做客新郎網時候說：“部分‘421的家庭現象’不是政策導致的。現在在城市中，包括北京和上海，如果夫妻雙方都是獨生子女，他們可以生兩個孩子，這是政策明文規定的。所以他們在生了兩個孩子以後，實際上家庭結構變成422結構，不會變成421結構，這不是政策問題。但隨著城市發展，即使城市允許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夫婦生兩個孩子，但是他們可能也隻願意生一個，甚至有的人還不生，所以形成了421的家庭，甚至還包括420個家庭。這個問題不是政策能夠調整的。這隻是這兩個夫婦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他的養老問題以及怎麽解決這些問題，是他自己按照他理想去設計的規模，是他自己選擇的結果，跟政策沒有關係。政策允許他生三個，他也隻生一個。甚至覺得他完全扶養得起父母，不要小孩也沒有關係。我覺得這是個人生活在現代都市中選擇的結果，從政策上來說應該是422家庭結構，而不是421家庭或者420家庭結構”［4］。
才過了一個月，翟振武就恍然大悟：原來有人不願意生孩子！那麽生育率低於1.46就不奇怪了。
難道421和420家庭真的“不是政策問題”？雖說政策沒有強製實現，可是當大多數庭隻生一個（抬高養育成本），你怎麽能要求雙獨家庭生兩個孩子呢？人口學界和計生委有能力解決不斷增加的不孕症？你們有鼓勵生二個孩子的政策嗎？國家有政策降低他們的撫養費用嗎？當你們一再宣傳生孩子可恥時，許多人選擇不生孩子時，不正是你們所期望的嗎？到現在還對自願放棄生二胎的家庭進行物質和精神獎勵。上海到2004年才取消對丁克家庭的獎勵。421和420家庭的出現，計生委和人口學界難道沒有責任嗎？
翟振武教授說：“甚至覺得他完全扶養得起父母，不要小孩也沒有關係”。這是什麽邏輯？依照翟振武教授的意思，現在年輕人養小孩的目的是希望小孩幫忙養爺爺奶奶，自己養得起父母就用不著養小孩來幫忙了。你養得起你父母，但你沒有小孩，誰來養你？你是想剝削別人的小孩來養你而已。這種自私思想竟然被人口學界高度讚揚！
在出生性別比為正常的102-107的情況下，每個婦女生育2.1個孩子才能維持世代更替，這是國際社會所追求的生育率。但在中國出生性別比為120-130的情況下，翟振武教授和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還認為中國的最佳生育率是1.7-1.8之間，並將此作為中國人口工作發展的目標[4]。又是“中國獨具”！1980年獨生子女政策以來，出生性別比不斷增加，有人認為中國正常出生性別比是“獨具108”（而不是國際公認的102～107），出生性別比增高是因為 “女嬰隱報”，從而釀成曆史性失誤[18]。看來類似的錯誤又將發生。
人口學界和計生委認為農村思想落後導致性別比過高。但是避害趨利是人的本性，男性是物質再生產的主力，在“魚和熊掌不能得兼”的情況下，選擇男孩有其原因，不能簡單歸因於思想落後。過去農村雖然也有歧視女孩現象，但是女孩還是有生存權；現在在計劃生育的“協助下”，很多女孩連生存權都沒有了。
翟振武還用小學在校人數估算出中國生育率在1.7，從而成了維持現行人口政策的最重要依據，筆者已經在《從人口結構看今後勞動力短缺和高校破產》一文質疑了這種觀點[19]，並將另文詳細駁斥這種觀點。翟振武除了通過理論維持計生委的生存外，還積極呼籲為計生委擴權，他認為：“國家人口和計生委應該拓展具體的工作職能，比如婚姻登記職能就可以並入人口和計生委”[20]。此外，翟振武還參與“社會撫養費”政策的製定。由於翟振武教授的突出貢獻，翟振武榮獲第五屆中華人口獎。
何新有句座右銘：“社會科學是一個異說紛呈的領域，學者競爭的領域。但也是一個有是非的領域，求真理的領域。唯利於天下者，則雖反潮流，逆多數，我必堅執之。唯利於天下者，則執我今日之是而攻我昔日之非。”
這句話用在其它學科是不錯的，但是人口問題是慢性問題，人口政策涉及到所有家庭的利益，涉及到國家持續發展，學者需要有至少20-30年的預見力，可以在戰術上修正自己的觀點，但是戰略方向不能錯，國家和家庭是承受不起學者的“執我今日之是而攻我昔日之非”的。
比如何新1986年在其《中國曆史中的人口規律與社會治亂》一文將人口過多視為動亂的根源，認為當前中國所麵臨的大量嚴峻社會問題，均與人口的巨大壓力有關（事實上毛澤東在1950年代就駁斥了這種觀點，可惜何新沒有看《毛澤東選集》），推測到21 世紀的上半葉，中國人口規模將倍增到25億左右（即使1986年就徹底停止計劃生育，中國人口也難以達到17億）。從而建議國家有必要更加強化對人口增長的控製力度[21]。
學者可以“執我今日之是而攻我昔日之非”而求心安，甚至步步高升。比如當初人口學家建議獨生子女政策，認為2030年之前不會出現老年化，結果導致中國1999年就進入老年化，國家在想方設法解決養老金的時候，這些學者搖身一變反而當上了老年協會會長（老年化不提前來臨，你哪有機會當會長？） ；又如， 1990年代初一些學者設計、倡議分稅製，哪知道導致縣鄉財政破產，加重三農、四農問題，中央政府承受很大壓力，這些學者反而搖身一變當上了三農、四農專家。
有些學者不過是政策的應聲蟲，現在中央提出“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這些學者疾呼勞動力短缺、養老金短缺，但勞動力培養周期是20年左右，十幾年前您們在幹什麽？您們在提出人口上限理論，反對人口政策的調整。現在應該做的是將功補過。
有些學者認為自己動機是好的，就可以自安。但是正如老子說：“善之與惡，相去若何？”善與惡若是往深一層去觀察，那也許是劃分不出距離的。善惡之間，很難分辨。往往自認為是做了一件好事，反而得到惡果。這在曆史上出現過很多次。現在所認定的、賣國賊當初做事時候本意大多是為了國家和民族利益的，但後果卻對國家和民族造成巨大損害。當年秦檜的主觀意識也是希望國家好的，但是結果卻賣了國。西漢江充也不是尋常之人，漢武帝初次召見他的時候，驚歎“燕趙之地果然多奇士”，遂問以時政，江充也對答如流，武帝很滿意，認為他是個人才。武帝命其出使匈奴，回來亦很稱旨，遂正式拜官直指繡衣使者，執法如山。但正是江充導致“巫蠱之禍” 、“戾太子之變”，不僅白白死了好幾萬人，就連漢武帝自己也弄得骨肉相殘，太子全家被殺（僅存一孫），差點斷送漢朝江山。可見對待曆史人物，要看全局、結果，而不能光看動機和局部（任何一個人都有優點，連貪官包二奶都可能拍成感人的愛情故事）。學術水平越高，要是方向有問題，對國家和民族的損害更大。小時候隔壁的二愣子看抗日片子，一個勁想當賣國賊（有車開，有好吃的），他爸爸罵他：你小子這種水平，別說賣國，連自己都賣不掉。
相信人口學者本來是希望為民族做好事，但事實上卻相反。
自然科學的研究是search，search 再 search＝research，少部分研究成為科學大廈的棟梁，大部分研究成為大廈的磚瓦。100個人的研究隻要有一個人有重大突破對全人類就是很大的貢獻。一個人一輩子大多數時間都是做磚瓦工，但是可能某一項研究成為棟梁，就算很對得起自己了。
其他國家的人口學研究也一樣，search+search =research。
但中國人口學不一樣，中國人口學科的reseach過程是以犧牲數億人口為代價的，是用國家和民族的持續發展為賭本的。中國人口學的每一項錯誤的結果都直接威脅著中國的持續發展。從當初的人口控製論、“人口上限”，到現在的1.8的生育率，中國人口學科無論如何是脫不了幹係的。
人口學界提出“避免出現大的波動”，“在政策連續性的基礎上進行”、“調整需花至少一代人時間”、“由國家人口計生委支持和監督，穩步實施，以免引起國內外強烈震動”，好像是為政府著想似的，其實不過是自己思想轉不過灣而已。人口學家不是政治家，盡管依據事實說話就是，怎麽決策是領導人的事情。現在人口學界角色錯位，老是以政治家自居，想著政策連續性和波動。政策是否連續是政治家們考慮的事情，用不著人口學界操心，領導人需要的是人口真相。其實從有作為的領導人來看，政策連續性不一定是好事，很多事情就是因為“政策連續性”而耽誤時機的。國家級別的領導人考慮的更多的是國家的可持續發展，考慮的是曆史定位，而不是暫時幾年的“好日子”。隻要是有利於國家和民族可持續發展的事情，肯定是有利於黨和政府的。暫時的震蕩絕對是控製得住的，有利於千家萬戶利益的事情怎麽可能引起失控的震蕩？政府能夠承受人口政策調整的震蕩，這種震蕩對本屆政府隻有好處沒有壞處，功近而德遠，會得到老百姓的一致擁護。延誤人口政策的調整時機，不但對人民不利，對黨和政府同樣不利。
2003年SARS流行，幾天前北京市長和衛生部長還信誓旦旦說問題不嚴重，後麵紙包不住火了，顧不上政策連續性了，顧不上政府的臉麵，胡主席、溫總理斷然撤掉北京市長和衛生部長，親臨抗疫第一線，從政策連續性來看是不對的，但卻得到國內外同聲稱讚，改變了很多國際人士對中國政治的看法。想想看，要是等到SARS蔓延全國的時候再采取行動，還有政績可言嗎？
胡錦濤主席已經明確指示：“凡是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就全力以赴地幹，凡是不符合的就毫不猶豫地改”。人口學的任務就是判斷現行政策是否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是人口學主流觀點認為，現在人口政策不符合科學發展觀，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否且將造成曆史性後果。麵對這樣的建議，一個提出“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的政府，難道會不同意調整人口政策？
可見中國人口政策的失誤主要是因為學者的短視。
1980年，學者認為中國人口會在2050年達到40億，而要提高人均GDP就得減少人口。在當時“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時代，當時的領導人當然覺得需要計劃生育。1980年要是人口學界認為獨生子女政策不可行，強烈質疑“人口控製論”的各項預測的科學性，比較日本、韓國等地的生育情況，認為中國生育率會自發下降，人口隻會低慣性增加不長的時間，用簡單的數學分析減少人口對人口GDP不會有太大的影響。我想國家領導人絕對不會草率地實行獨生子女政策。
2000年人口普查結果出來，要是人口學界正視1.2的生育率而不是一味修正，那麽任何一個負責任的領導都會立即停止計劃生育的。
現在人口學對外宣傳是：現在還有1.8的生育率，繼續現在的人口政策，中國人口也會達到15－16億，那麽要是停止計劃生育的話，肯定就會一直增加下去，至少也會超過20億。現在國家人口戰略組的組長都還認為生育率有1.8，人口學主流公認1.8的生育率，而國家人口戰略組的結論是：1.8的生育率是最佳生育率。麵對這樣的“一致的”信息，國家領導人怎麽去調整人口政策？
顧寶昌教授雖然傾向於人口政策調整，但是他2005年說中國將有16億，2006年仍然說“到本世紀30年代初，中國人口將達到零增長，之後走向負增長”。既然現在政策下人口會到2030年之後才負增長，要是國家領導人光聽他的建議，根本沒有必要調整人口政策。
再如梁中堂先生雖然也認為人口政策需要調整，但他認為目前生育率有2.3，有2.3的生育率，還要調整什麽？國家領導人會擔心調整後人口過度增加的。
正象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Joseph E. Stiglitz戲說的那樣：“拉美國家經濟之所以糟糕，是因為拉美國家外出留學的經濟學者回了國而工程師卻沒有回國參加拉美國家的經濟建設；台灣經濟之所以發展的很快，是因為台灣外出留學的大批工程師學成後回了台灣而學經濟學的學者沒有回台灣”。同樣，中國的人口結構畸變，就是中國有太多的人口學家，有人口控製論。 中國人口學如其說是學術，不如說是巫術。
老子曰：治大國如烹小鮮。現在人口政策這條魚該翻了，否且會燒糊，人口政策的調整不要拘泥於政策連續性，要麵向未來，要一步到位，不要過五、十年又調一次，老子就曾經說過，“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左傳》叔向也說，“國將亡，必多製”。頻繁地改動法製不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容易讓利益集團“挾法以自肥”。
傳說中，鳳凰每500年就會自焚一次，這就是所謂的鳳凰涅磐。自焚前，它會孤單的站在火焰裏，唱一首挽歌，用翅膀扇動火苗把自己化為灰燼，然後從灰燼中飛旋而出，獲得嶄新的重生。每一份偉大都要經曆鳳凰的涅磐，受烈火洗禮，褪去稚氣，換來成熟。人口學現在就到了涅磐的時候，隻有與過去徹底決裂，浴火才能重生。筆者的語言可能有些不中聽，但事實上是有助於人口學浴火重生的。
借用唐代駱賓王的《為徐敬業討武曌檄》一文寄語人口學界：“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高舉“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的大旗，以此製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網民蜂擁，民意沸騰，匡複之功何遠？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公等或家傳漢爵，或地協周親，或膺重寄於爪牙，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倘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師，無廢舊君之命。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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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口政策的調整方向與中國人口學會翟振武副會長商榷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familyyi@yahoo.com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以及推遲四年多的13億人口日象兩聲驚雷一樣驚醒了人口學界的很多學者，這些學者開始反思人口政策的走向，認為人口結構比人口數量重要。但是以翟振武為代表的一大批學者還是堅持“人口數量過多仍然是中國第一位的人口問題，人口結構是第二位的問題，現行的人口控製和計劃生育政策不能動搖”，反對人口政策的調整[1]。
翟振武教授是我國改革開放以後第一批選派出國（美國）攻讀學位的留學生。現任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點研究基地的人口學基地主任，人口學國家重點學科的第一責任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是全國公認的人口科學的學術帶頭人之一[2]。
翟振武反對“通過放寬生育政策，依靠增加出生人數來延緩或改變人口老齡化趨勢”的觀點。他認為：“首先，現在中國的老齡化問題，直接原因是老年人口規模龐大、數量過多，與人口年齡結構關係並不密切。控製出生人數，等於減少60年後的老年人口數量，有利於老齡化問題的緩解；而主張放寬生育政策，隻會加重老齡化問題。其次，目前中國的年輕勞動力已經過剩，並將持續幾十年。主張提高出生率，提高年輕人的比重，可能增加失業人口的數量，加劇勞動力供大於求的不平衡狀況，這不僅無助於老年人的養老，反而會從老年人手中爭奪資源”。
筆者對翟振武的這些觀點不敢苟同。翟教授說“現在中國的老齡化問題，直接原因是老年人口規模龐大、數量過多，與人口年齡結構關係並不密切”。老年人規模再龐大，隻要有合理的人口結構，老年化程度並不一定嚴重，比如印度；相反，老年人規模不龐大，但是因為有不合理的人口結構，老年化程度卻反而嚴重，比如日本。日本的65歲及以上老年人為2553萬，美國為3720萬，日本老人規模遠遠沒有美國龐大，依照翟教授的觀點，日本不用擔心老年化，反而是美國需要擔憂老年化了。但是事實如何？日本人口1.275億，0-14歲的占總人口14.2%，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占總人口20%，中間年齡43歲（一半的人老於43歲）。美國人口2.984億，0-14歲的占總人口20.4%，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占總人口12.5%，中間年齡為36歲。到2025年日本中間年齡將超過50歲，而美國不到39歲[3]。
翟教授說“控製出生人數，等於減少60年後的老年人口數量，有利於老齡化問題的緩解；而主張放寬生育政策，隻會加重老齡化問題”。控製出生人數，確實等於減少60年後的老年人數量，但同時也減少他們兒子和孫子的數量。比如，現在25歲年輕人100個，維持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2.1的話（每個婦女生育2.1個孩子，由於部分人口在生育年齡前麵去世，使得每一代人口一致），那麽他們的兒女、孫子女、重孫子女都將為100人，假如都是25歲生孩子的話，60年後的人口結構為50個85歲老人（假設這100個人口死亡一半），100個60歲人口，100個35歲人口，100個10歲人口，等於是200個勞動人口養活50個老年人口（每個老人口由4個勞動人口扶養）。再過10年，現在的25歲的人口都去世，剩下的人口結構為100個70歲老人，100個45歲人口，100個20歲人口，等於是200個勞動人口養活100個老人（每個老人由2個勞動人口扶養）。俗語說得好：“千棺從門出，其家好興旺。子存父先死，孫在祖乃喪。”就是死得多，生得也多，盡管成千的棺材從門內抬出，但是大門之內卻有數千的嬰兒在啼哭，薪火相傳，永續發展。
而要是依照1.26的生育率（人口普查顯示隻有1.22），那麽這100個人口的兒女60人，孫子女36人，重孫子女21.6人，那麽60年後的人口結構為50個85歲老人，60個60歲人口，36個35歲人口，21.6個10歲人口，等於是96個勞動人口養活50個老年人口（每個老人口隻由1.92個勞動人口扶養）。再過10年，現在的25歲的人口都去世，剩下的人口結構為60個70歲老人，36個45歲人口，21.6個20歲人口，等於是57.6個勞動人口養活60個老人（每個老人口隻由0.96個勞動人口扶養）。
這麽簡單的計算，人口學會副會長然道算不出來？
翟振武說：“老齡化是指的老年人口的比例在總人口當中的比例越來越大。比如，現在老年人口比例百分之七點幾，65歲以上，將來可能變成百分之十幾、百分之二十幾。但是未來老年人養老的問題，養老設施和養老保障金的獲得以及醫療設施等等，這些跟現在的老齡化過程確實是無關的，這個可能是大家有一些誤解的地方。比如說，今年進入老齡的人口，需要有病床、醫院、養老保障、養老設施、下棋、保健、娛樂等等配套設施。這種設施的多少跟老齡化是沒有關係的，因為現在進入60歲的人有多少，取決於60年前生了多少人，他們都是60年前出生的，不管人口是老齡化，甚至人口現在是年輕化，今年進入到這個年齡的人數是不會發生變化的。所以我們現在隻是說由於老年人規模大，養老設施供應不足，養老資金缺乏，而這個跟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當中占的比例並不構成直接的關係。假如說一個國家的政策讓每個人都生三個孩子，那麽這個國家立刻變成年輕化的過程，但是在養老方麵還是不變的。幾億老年人，將來還會有幾億老年人，這個數不會減少，一個是絕對數需求，一個是相對數，講的是老齡化的比例。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意義來說，調整政策跟改善養老設施，與資金需求量是沒有太大關係的，政策調不調，反正進入老年的人口都已經確定下來了，比如我再過十幾年變成老年人，調和不調，反正我這一撥進入老年的人有一兩千萬，每年都有一兩千萬，跟現在生幾個孩子並沒有關係”[4]。
聽到翟教授這席話，我嚇得一身冷汗。翟振武教授講這種話有點“在我百年之後，哪管它洪水滔滔”的味道。翟振武教授與李小平教授的觀點何其相似！李小平教授認為：“人口老齡化是中國和世界的福音”[5]。翟振武與李小平都是在美國學成歸國的學者，您們的觀點怎麽與您們在美國的老師們的觀點截然相反？翟振武教授考慮的原來隻是您們這一撥五、六十歲的人的養老問題，翟教授1954年出生，2019年您到65歲的時候，中國老年人口也隻有12%左右，還有5、6個勞動人口來養活一個老年人口；但是現在25歲的年輕人到65歲的時候，老年人口超過30%，兩個勞動人口對應一個老年人口。依照翟教授的思路，現在一個孩子都不生，對您們的養老更有利，因為現在出生的孩子要20年後才能成為勞動力，您們是難以沾上光的，現在養孩子不會增加您們的養老設施，相反可能還占用社會資源，影響您們的養老。但是現在多出生的孩子對於現在50歲以下的人口的養老卻很有意義，這些孩子長大後，能夠提供更多的養老設施給現在的年輕人。現在老年人比例隻有百分之七點幾，9個左右勞動人口對應1個老年人口，養老設施都成問題（現在的養老金短缺是政策失誤所致，而不是因為老年人口比例太高，政府不應該用老年人增加來回避這個問題）；今後老年人口超過30%，2個勞動人口對應1個老年人口，難道養老設施反而沒有問題了？要是翟教授是國家領導人，那麽人口政策根本用不著調整， 因為一屆領導的任期隻有幾年，這幾年人口不會有大問題，問題是在十幾年之後。
翟教授說：“政策調不調，反正進入老年的人口都已經確定下來了”。但正因為未來的老年人口是已經確定下來的，所以才需要停止計劃生育（以中國的社會發展水平和生育意願，千方百計鼓勵生育都達不到世代更替水平），多出生一些孩子來幫現在年輕人養老。大字不識幾個的老農民都知道的邏輯，經過人口學界一倒騰，怎麽就反過來了？人口學難道是魔術？
翟教授說“目前中國的年輕勞動力已經過剩，並將持續幾十年。主張提高出生率，提高年輕人的比重，可能增加失業人口的數量，加劇勞動力供大於求的不平衡狀況，這不僅無助於老年人的養老，反而會從老年人手中爭奪資源。我國的‘人口紅利期’預計將持續到2030年左右，如果到那時，我們的經濟增長仍主要依賴廉價的勞動力，而不是通過提高人員素質、產業升級換代來支撐，那麽，社會發展將嚴重遲滯，‘人口紅利’也就沒有意義”。
依照翟教授的邏輯，現在勞動總量過剩，怎麽可能出現民工荒？但要是年輕勞動力嚴重過剩的話，就不會出現民工荒了（不光是技工荒，也缺普通工人），農村大量耕地就不會拋荒了。依照類似翟教授的邏輯，雖然現在嬰兒出生性別比為120-130，但現在總人口中男女性比例為106，用的著擔心今後光棍問題？ 但結婚一般是在同齡人之間，今後20多歲的男人過多，60歲的女人過多，總不能要20多歲人小夥子娶60歲的老太婆吧？同樣的道理，一些企業由於工種的特殊性，隻有年輕勞動力才能勝任，現在的民工荒就是意味著年輕勞動力的缺乏，雖然五、六十歲的勞動力仍然充足，但是這些企業寧願停工或者撤離中國也不願意招收老年員工，不存在“從老年人手中爭奪資源”的問題。筆者也認為中國的勞動力價格應該有所提高，並且呼籲提高農民工的待遇，但是提高的空間是有限的。中國人均GDP才1.4萬元人民幣，中國工資占GDP的比例為22%左右，即使這個比例提高到美國的58%，那麽中國人均工資又有多大的漲幅空間？等到農民工的平均工資漲到2000元（美國人均GDP 4.2萬美元，藍領工人年薪在3萬多）的時候，公務員、醫生、教師等工資將不得不減少，否且國家財政無法運轉；糧食價格是與國際接軌的，工資提高後，農村有限的農動力將大量進城，民工荒倒是緩解了，但是在農業基本設施沒有改善、農業勞動效率沒有提高的情況下，已經開始的農村耕地拋荒將加速，誰來保證中國的糧食安全？
“提高人員素質、產業升級換代”需要有原始積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格局仍然沒有大的改變(要說有改變的話就是亞洲幾個小國家的興起)，發達國家仍然是發達國家，窮國仍然是窮國。但近些年開始，世界格局開始改變，主要是中國和印度的興起：足夠的勞動人口重新推動了這兩國的崛起。這兩國都沒有現在發達國家當初興起的條件，既不能掠奪資源，本身資源也不算豐富，也不能去殖民。但都利用內部勞動力進行原始集累。
改革開放這麽多年來，還沒有完成產業升級換代，根本的原因是在於政策問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計劃生育減少孩子數，家庭結構畸形，等於是政府和企業克扣勞動力用來養育子女的這部分工資。企業和政府獲取大量利潤，有這個利潤，就可以補償其他要素的高成本，導致粗放式的發展，沒有產業升級的動力 [6]。等到勞動力優勢喪失的時候，中國是有產業升級的動力，但卻沒有產業升級的能力。
國際社會把中印目前的崛起形象地比喻為龜兔賽跑，中國就象一隻兔子，跑在前麵，印度則象是一隻烏龜，跟在後麵。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相信：印度龜將戰勝中國兔。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印度沒有“計劃生育”政策，因此人口增長能夠跟上經濟發展對勞動力需求的增長，而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卻使中國經濟麵臨著勞動力供應不足的難題[7]。
翟教授說“目前中國的年輕勞動力已經過剩，並將持續幾十年。‘人口紅利期’預計將持續到2030年左右”，大概是根據他2001年的文章《中國人口規模與年齡結構矛盾分析》[8]。在這篇文章中，翟教授引用國家計生委“中國未來人口發展與生育政策”課題組2000年關於未來人口預測的資料，說中國人口在2010年達到13.8億，到2020年14.7億，2040年達到15.4億的頂峰然後下降，根據這個數據，翟教授認為中國今後勞動力供應將一直充足。2000年中國人口12.6743億，要在2010年達到13.8億，這10年每年平均得增加1125.7萬人口，由於死亡人口不斷增加，2005年之前應該比2005年之後每年增加人口要多，那麽2005年底中國人口至少要達到13.2372億，但是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05年底隻有13.0756億人口，每年平均隻增加802.6萬（事實上還有300萬左右的水分）。五年的預測就遠離實際，對今後30年的預測就更加不可能準確了。
2005年1月7日，翟振武接受人民日報的訪談時說：“13億本身表明中國人口還要持續增長30年到40年左右，挑戰便首先表現在巨大的人口規模，以及給經濟社會發展和環境資源帶來的巨大壓力”[9]。依照翟振武教授的說法，中國人口還要持續增長到2040年左右。就是說翟振武到2005年還相信國家計生委“中國未來人口發展與生育政策”課題組2000年關於未來人口的錯誤預測。
2006年1月18日翟振武做客新浪網，翟振武將人口高峰時間前移了10年，將高峰人口也減少了7千萬。翟振武說：“按照現在我們測算，中國人口達到高峰值的時間大概在2030年前後，達到高峰值的數量大概是14.7億到14.8億”[4]。
真得如此嗎？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05年底中國人口為13.0756億，依照翟振武教授2030年達到14.7億--14.8億（姑且為14.75億）高峰的說法，意味著2005年之後的這25年需要增加1.6744億。我們假設這25年人口增加是直線遞減（根據已知的前麵16年的數據，是接近直線遞減的），到2031年的時候為0（零增長）。假設2006年人口增量為X，每年增量減少Y，那麽2007年人口增量為X-Y，2008年人口增量為X-2Y，2009年人口增量為X-3Y，以此類推，2031年人口增量為X-25Y=0，也就是X=25Y。那麽這26年人口總增量為26X-325Y=16744萬。計算結果：Y=51.52萬，X=1288萬。
那麽依照翟振武教授的預測，2005年以後每年人口增量和人口總量（單位：萬人）應該是這樣的（至少接近）：
根據“翟振武2030年14.7億--14.8億人口”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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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增量--總人口
2005--------130756
2006--1288--132044
2007--1236--133280
2008--1185--134465
2009--1133--135599
2010--1082--136681
2011--1030--137711
2012---979--138690
2013---927--139617
2014---876--140493
2015---824--141318
2016---773--142090
2017---721--142812
2018---670--143481
2019---618--144100
2020---567--144666
2021---515--145182
2022---464--145645
2023---412--146057
2024---361--146418
2025---309--146727
2026---258--146985
2027---206--147191
2028---155--147345
2029---103--147448
2030----52—14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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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依照翟振武教授的說法，近年每年人口增量應該在1300萬左右，但是從2000年到2005年平均每年隻增加802.6萬（還有300萬左右水分）。就是說翟振武教授的 “中國人口達到高峰值的時間大概在2030年前後，達到高峰值的數量大概是14.7億到14.8億”的說法也是不可靠的。
可見翟振武教授的“中國年輕勞動力過剩將持續幾十年，我國的‘人口紅利期’預計將持續到2030年左右”的依據就不成立。中國社科院人口所所長蔡昉教授認為隨著出生率的下降，中國的勞動人口數量可能在2013年從增長變為穩定，然後逐漸下降，這意味著中國的“人口紅利”即將枯竭，然後轉入"負債"階段[10]。近年沿海的勞動力短缺已經用事實駁斥了翟振武教授的勞動力過剩的觀點。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日前透露，在最近進行的一項對全國13個省的1600多個行政村的調查顯示，74%的行政村認為，本村30歲以下的青壯年勞動力都已外出打工，幾乎已沒有青年勞動力可以再繼續向外轉移[11]。
翟教授可能是用完全消滅失業人口來衡量勞動力是否過剩，要是這樣的話，中國勞動力永遠過剩，計劃生育將一直進行下去，因為即使勞動力十分短缺的國家也不可能完全消滅失業，比如俄羅斯勞動力短缺，但是仍然有比較高的失業率。就像一個國家即使適婚男女比例為100：200，也不能保證每個男子都結婚。
日本人口開始減少，早就出現嚴重勞動力短缺，並且在千方百計鼓勵生育，日本皇室2006年9月6日誕生了繼承人，讓日本舉國歡呼，認為王妃為提高日本生育率作出了典範，但是日本仍然有失業。安倍晉三（Shinzo Abe）2006年9月19日當選日本自民黨總裁，安倍的朋友Keiichiro Nakamura提醒說：“日本不僅僅隻是東京。如果你前往地方各省份，會發現年輕人失業率很高，人口數量不斷下降，城市中心死氣沉沉。安倍將必須認清這些問題，並拿出一些應對措施”[12] 。翟振武可能大吃一驚，日本人口數量不斷下降，年輕人失業率怎麽會高？城市怎麽會變得死氣沉沉？依照翟振武教授的觀點，既然失業率很高，意味著勞動力過剩，應該減少人口才行，日本不應該鼓勵生育。翟振武教授是否也象李小平教授一樣呼籲發達國家停止鼓勵生育？
翟振武教授說：“不像經濟，經濟今年增長率是8%還是9%，經濟學家三五個月變一次說法，人口預測相對來說準確得多，特別是長期預測”。既然翟教授認為人口預測準確得多，那麽為什麽計生委和人口學界的人口預測一次次落空（中國人口預測從來沒有準確過），人口預測結果一次次變動？為什麽獨生子女總設計師宋健1980年關於人口的所有預測全部落空？
要是預測準確的話，為什麽現在人口學界對於未來頂峰人口預測還眾說異詞？國家計生委主任張維慶2004年8月說：“今後20年左右，中國總人口仍以每年淨增1,000萬左右的速度持續增長。16億後方實現零增長”。2005年1月6日中國計劃生育協會副秘書長顧寶昌也說：“中國人口以每年1000萬的速度增長，這樣推測再過30年中國人口將達到極限”[13]。中國社科院人口所蔡昉教授說中國人口到2030年左右達到14.4億的頂峰[14]。國家計生委“中國未來人口發展與生育政策”課題組2000年認為中國人口到2040年達到15.4億的頂峰。翟振武教授2006年說2030年達到14.7億--14.8億頂峰。
中國人口網 2006-08-13：國家人口計生委副主任、中國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王國強指出，從人口總量控製看，根據測算與規劃，到2010年，我國人口要力爭控製在13億7千萬；到2020年，要能夠控製在14億6千萬；到2033年左右達到峰值，大約在15億左右[15]。
依照王國強的說法，中國人口到2033年達到頂峰。我們假設今後年人口增加是直線遞減，到2034年的時候為0（零增長）。假設2006年人口增量為X，每年增量減少Y，那麽2007年人口增量為X-Y，2008年人口增量為X-2Y，2009年人口增量為X-3Y，以此類推，2034年人口增量為X-28Y=0。那麽這29年人口總增量為29X-406Y=(150000-130756)=19244萬。計算結果：Y=47.399萬，X=1327.172萬。
那麽依照國家計生委副主任王國強的預測，2005年以後每年人口增量和人口總量應該是這樣的：
根據“王國強2033年15億人口”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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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增量--總人口
2005--------130756
2006--1327--132083
2007--1280--133363
2008--1232--134595
2009--1185--135780
2010--1138--136918
2011--1090--138008
2012--1043--139051
2013---995--140046
2014---948--140994
2015---901--141895
2016---853--142748
2017---806--143554
2018---758--144312
2019---711--145023
2020---664--145687
2021---616--146303
2022---569--146872
2023---521--147393
2024---474--147867
2025---427--148294
2026---379--148673
2027---332--149005
2028---284--149289
2029---237--149526
2030---190--149716
2031---142--149858
2032----95--149953
2033----47--150000
2034-----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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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見，2010年（13億7千萬）、2020年（14億6千萬）、2033年（15億）都與王國強的說法一致，說明筆者的“直線遞減”的方法沒有大問題（統計局資料顯示1987年到2005年每年人口增量也確實是直線遞減的）。
就是說近年每年增加人口在1300萬多萬，但是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這前兩年分別隻增加761、768萬，哪來的1300多萬？
既然人口學界和計生委係統都認為中國人口會增加到2030-2040年後才開始負增長。我們看看計生委和人口學界的上述說法是否可靠。
人口負增長就是死亡人口多於出生人口。2003年0.982‰調查顯示，近5年每年平均隻出生1283萬，其中女孩隻有579萬，到25年後，這些女孩成為生育主體。而1990年左右每年出生女孩1200萬左右。也就是說今後育齡婦女將從2015年左右的1200萬快速下降到2028年左右的579萬。即使不生育人群隻有15%（其實會遠遠不止的，現在發達國家光是不孕人群就高達15-20%，單身和丁克比例很高，日本一半婦女到33歲還沒有生育一個孩子），意味著到時候每年隻有493萬生育婦女。而那個時候每年死亡人口1800多萬（是現在的2倍多；1950年代初、中期出生的人口死亡）。這493萬生育婦女生的了1800多萬孩子？每個婦女要生育近4個孩子才能防止人口減少。
而中國過去婦女在十幾歲開始生孩子、不避孕，不育人口比例隻有1-2%的情況下，一生才能平均生育6個孩子，而現在初育年齡已經是25歲多，浪費了1/3生育時間，今後更會延遲，到時候每個婦女能夠平均生育近4個孩子？有生育4個的意願？
現在香港每個婦女隻生育0.93個孩子，台灣、韓國不到1.2個孩子。要是到時候中國婦女也隻生育1.2個孩子，那麽這579萬婦女隻生育696萬孩子，而每年死亡人口1800萬，而2040年左右每年死亡人口2500多萬（1960年代中期每年出生人口2500萬以上），恐怖啊！
即使現在每年出生人口不是1283萬，而是人口學界“修正”的1600萬，那麽每年出生女孩722萬，扣除15%不生育人群，還剩下614萬，需要每個婦女生育3個孩子才能防止人口負增長。而這722萬婦女以1.2的生育率計算，那麽隻生育866個孩子，還是恐怖！
翟振武教授說：“和美國人口總量相比較，中國至少在未來100年內根本無需擔憂人口過少的問題”[8]。但是中國今後有4億老人需要扶養，比美國總人口還要多。牛能夠健康地從100公斤長到400公斤，但大象體重從4—5噸降低到1噸肯定會死亡。
雖然人口預測一次次落空，但是翟振武的核心觀點象“1.8的生育率”一樣穩定，一直堅持認為“在人口規模問題與年齡結構問題的比較中，規模問題在目前和今後十幾年仍然是第一位的問題，結構是第二位的問題。在設計新世紀中國人口發展戰略的框架時，人口控製應當始終是它的主旋律和核心原則。在這個問題上，是不能也不應該動搖的”［1,8］。
翟振武反對人口政策調整地另外一個理由是：“部分地區的超生比例已經超過30%”[16]。
那麽我們看看翟振武的這個理由是否成立。計生委和翟振武都承認中國政策生育率為1.46，就是每個婦女依照政策平均生育1.46個孩子。翟振武認為部分地區的超生比例已經超過30%。我們誇張性地假設所有地區都超生30%，20%超生1個孩子，10%超生兩個孩子，那麽1000個婦女是這樣分布：550個婦女響應政策，每個婦女生育1.46個孩子，共生育803個孩子；200個婦女超生，平均每個婦女生育2.46個孩子，共生育492個孩子；100個婦女超生，平均每人生育3.46個孩子，共生育346個孩子；150個不生育婦女（光是不孕家庭就已經超過12.5%，還有丁克、單身，因此15%不生育人群是非常保守的，比如北京政策生育率1.0以上，現實生育率隻有0.7左右，意味著30%婦女不生育）。那麽這1000個婦女共生育1641個孩子，平均生育率為1.64，遠遠沒有1.8，更沒有2.1。而依照曾毅教授的統計，中國政策生育率隻有1.38，那麽依照上麵同樣推測，平均現實生育率隻有1.57。要是隻有1/3的地區的超生比例為30%，2/3的地區超生比例為10%的話，那麽生育率就隻能在1.4左右。而計生委數據顯示全國不到6%人違背政策（這6%的人還不全是因為超生，有些是沒有結婚證而生育，有些是沒有到二胎間隔時間而生育，有些是因為沒有來得及辦理生育證），那麽1.3左右的生育率是可信的。
我們再看看翟振武教授的兩段幾乎是同時的講話：
A、2005年12月8日至10日，首屆中國人口學家前沿論壇在北京大學舉行，針對客觀數據顯示中國1990年代中期之後隻有1.3左右的生育率，翟振武說：“按照中國現行的生育政策，即使全國老百姓沒有一例計劃外生育，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即政策生育率也應該為1.46，在廣大農村仍然存在大量計劃外生育的現實下，怎麽可能低於1.46呢？”[17]。
B、2006年1月18日翟振武做客新郎網時候說：“部分‘421的家庭現象’不是政策導致的。現在在城市中，包括北京和上海，如果夫妻雙方都是獨生子女，他們可以生兩個孩子，這是政策明文規定的。所以他們在生了兩個孩子以後，實際上家庭結構變成422結構，不會變成421結構，這不是政策問題。但隨著城市發展，即使城市允許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夫婦生兩個孩子，但是他們可能也隻願意生一個，甚至有的人還不生，所以形成了421的家庭，甚至還包括420個家庭。這個問題不是政策能夠調整的。這隻是這兩個夫婦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他的養老問題以及怎麽解決這些問題，是他自己按照他理想去設計的規模，是他自己選擇的結果，跟政策沒有關係。政策允許他生三個，他也隻生一個。甚至覺得他完全扶養得起父母，不要小孩也沒有關係。我覺得這是個人生活在現代都市中選擇的結果，從政策上來說應該是422家庭結構，而不是421家庭或者420家庭結構”［4］。
才過了一個月，翟振武就恍然大悟：原來有人不願意生孩子！那麽生育率低於1.46就不奇怪了。
難道421和420家庭真的“不是政策問題”？雖說政策沒有強製實現，可是當大多數庭隻生一個（抬高養育成本），你怎麽能要求雙獨家庭生兩個孩子呢？人口學界和計生委有能力解決不斷增加的不孕症？你們有鼓勵生二個孩子的政策嗎？國家有政策降低他們的撫養費用嗎？當你們一再宣傳生孩子可恥時，許多人選擇不生孩子時，不正是你們所期望的嗎？到現在還對自願放棄生二胎的家庭進行物質和精神獎勵。上海到2004年才取消對丁克家庭的獎勵。421和420家庭的出現，計生委和人口學界難道沒有責任嗎？
翟振武教授說：“甚至覺得他完全扶養得起父母，不要小孩也沒有關係”。這是什麽邏輯？依照翟振武教授的意思，現在年輕人養小孩的目的是希望小孩幫忙養爺爺奶奶，自己養得起父母就用不著養小孩來幫忙了。你養得起你父母，但你沒有小孩，誰來養你？你是想剝削別人的小孩來養你而已。這種自私思想竟然被人口學界高度讚揚！
在出生性別比為正常的102-107的情況下，每個婦女生育2.1個孩子才能維持世代更替，這是國際社會所追求的生育率。但在中國出生性別比為120-130的情況下，翟振武教授和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還認為中國的最佳生育率是1.7-1.8之間，並將此作為中國人口工作發展的目標[4]。又是“中國獨具”！1980年獨生子女政策以來，出生性別比不斷增加，有人認為中國正常出生性別比是“獨具108”（而不是國際公認的102～107），出生性別比增高是因為 “女嬰隱報”，從而釀成曆史性失誤[18]。看來類似的錯誤又將發生。
人口學界和計生委認為農村思想落後導致性別比過高。但是避害趨利是人的本性，男性是物質再生產的主力，在“魚和熊掌不能得兼”的情況下，選擇男孩有其原因，不能簡單歸因於思想落後。過去農村雖然也有歧視女孩現象，但是女孩還是有生存權；現在在計劃生育的“協助下”，很多女孩連生存權都沒有了。
翟振武還用小學在校人數估算出中國生育率在1.7，從而成了維持現行人口政策的最重要依據，筆者已經在《從人口結構看今後勞動力短缺和高校破產》一文質疑了這種觀點[19]，並將另文詳細駁斥這種觀點。翟振武除了通過理論維持計生委的生存外，還積極呼籲為計生委擴權，他認為：“國家人口和計生委應該拓展具體的工作職能，比如婚姻登記職能就可以並入人口和計生委”[20]。此外，翟振武還參與“社會撫養費”政策的製定。由於翟振武教授的突出貢獻，翟振武榮獲第五屆中華人口獎。
何新有句座右銘：“社會科學是一個異說紛呈的領域，學者競爭的領域。但也是一個有是非的領域，求真理的領域。唯利於天下者，則雖反潮流，逆多數，我必堅執之。唯利於天下者，則執我今日之是而攻我昔日之非。”
這句話用在其它學科是不錯的，但是人口問題是慢性問題，人口政策涉及到所有家庭的利益，涉及到國家持續發展，學者需要有至少20-30年的預見力，可以在戰術上修正自己的觀點，但是戰略方向不能錯，國家和家庭是承受不起學者的“執我今日之是而攻我昔日之非”的。
比如何新1986年在其《中國曆史中的人口規律與社會治亂》一文將人口過多視為動亂的根源，認為當前中國所麵臨的大量嚴峻社會問題，均與人口的巨大壓力有關（事實上毛澤東在1950年代就駁斥了這種觀點，可惜何新沒有看《毛澤東選集》），推測到21 世紀的上半葉，中國人口規模將倍增到25億左右（即使1986年就徹底停止計劃生育，中國人口也難以達到17億）。從而建議國家有必要更加強化對人口增長的控製力度[21]。
學者可以“執我今日之是而攻我昔日之非”而求心安，甚至步步高升。比如當初人口學家建議獨生子女政策，認為2030年之前不會出現老年化，結果導致中國1999年就進入老年化，國家在想方設法解決養老金的時候，這些學者搖身一變反而當上了老年協會會長（老年化不提前來臨，你哪有機會當會長？） ；又如， 1990年代初一些學者設計、倡議分稅製，哪知道導致縣鄉財政破產，加重三農、四農問題，中央政府承受很大壓力，這些學者反而搖身一變當上了三農、四農專家。
有些學者不過是政策的應聲蟲，現在中央提出“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這些學者疾呼勞動力短缺、養老金短缺，但勞動力培養周期是20年左右，十幾年前您們在幹什麽？您們在提出人口上限理論，反對人口政策的調整。現在應該做的是將功補過。
有些學者認為自己動機是好的，就可以自安。但是正如老子說：“善之與惡，相去若何？”善與惡若是往深一層去觀察，那也許是劃分不出距離的。善惡之間，很難分辨。往往自認為是做了一件好事，反而得到惡果。這在曆史上出現過很多次。現在所認定的、賣國賊當初做事時候本意大多是為了國家和民族利益的，但後果卻對國家和民族造成巨大損害。當年秦檜的主觀意識也是希望國家好的，但是結果卻賣了國。西漢江充也不是尋常之人，漢武帝初次召見他的時候，驚歎“燕趙之地果然多奇士”，遂問以時政，江充也對答如流，武帝很滿意，認為他是個人才。武帝命其出使匈奴，回來亦很稱旨，遂正式拜官直指繡衣使者，執法如山。但正是江充導致“巫蠱之禍” 、“戾太子之變”，不僅白白死了好幾萬人，就連漢武帝自己也弄得骨肉相殘，太子全家被殺（僅存一孫），差點斷送漢朝江山。可見對待曆史人物，要看全局、結果，而不能光看動機和局部（任何一個人都有優點，連貪官包二奶都可能拍成感人的愛情故事）。學術水平越高，要是方向有問題，對國家和民族的損害更大。小時候隔壁的二愣子看抗日片子，一個勁想當賣國賊（有車開，有好吃的），他爸爸罵他：你小子這種水平，別說賣國，連自己都賣不掉。
相信人口學者本來是希望為民族做好事，但事實上卻相反。
自然科學的研究是search，search 再 search＝research，少部分研究成為科學大廈的棟梁，大部分研究成為大廈的磚瓦。100個人的研究隻要有一個人有重大突破對全人類就是很大的貢獻。一個人一輩子大多數時間都是做磚瓦工，但是可能某一項研究成為棟梁，就算很對得起自己了。
其他國家的人口學研究也一樣，search+search =research。
但中國人口學不一樣，中國人口學科的reseach過程是以犧牲數億人口為代價的，是用國家和民族的持續發展為賭本的。中國人口學的每一項錯誤的結果都直接威脅著中國的持續發展。從當初的人口控製論、“人口上限”，到現在的1.8的生育率，中國人口學科無論如何是脫不了幹係的。
人口學界提出“避免出現大的波動”，“在政策連續性的基礎上進行”、“調整需花至少一代人時間”、“由國家人口計生委支持和監督，穩步實施，以免引起國內外強烈震動”，好像是為政府著想似的，其實不過是自己思想轉不過灣而已。人口學家不是政治家，盡管依據事實說話就是，怎麽決策是領導人的事情。現在人口學界角色錯位，老是以政治家自居，想著政策連續性和波動。政策是否連續是政治家們考慮的事情，用不著人口學界操心，領導人需要的是人口真相。其實從有作為的領導人來看，政策連續性不一定是好事，很多事情就是因為“政策連續性”而耽誤時機的。國家級別的領導人考慮的更多的是國家的可持續發展，考慮的是曆史定位，而不是暫時幾年的“好日子”。隻要是有利於國家和民族可持續發展的事情，肯定是有利於黨和政府的。暫時的震蕩絕對是控製得住的，有利於千家萬戶利益的事情怎麽可能引起失控的震蕩？政府能夠承受人口政策調整的震蕩，這種震蕩對本屆政府隻有好處沒有壞處，功近而德遠，會得到老百姓的一致擁護。延誤人口政策的調整時機，不但對人民不利，對黨和政府同樣不利。
2003年SARS流行，幾天前北京市長和衛生部長還信誓旦旦說問題不嚴重，後麵紙包不住火了，顧不上政策連續性了，顧不上政府的臉麵，胡主席、溫總理斷然撤掉北京市長和衛生部長，親臨抗疫第一線，從政策連續性來看是不對的，但卻得到國內外同聲稱讚，改變了很多國際人士對中國政治的看法。想想看，要是等到SARS蔓延全國的時候再采取行動，還有政績可言嗎？
胡錦濤主席已經明確指示：“凡是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就全力以赴地幹，凡是不符合的就毫不猶豫地改”。人口學的任務就是判斷現行政策是否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是人口學主流觀點認為，現在人口政策不符合科學發展觀，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否且將造成曆史性後果。麵對這樣的建議，一個提出“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的政府，難道會不同意調整人口政策？
可見中國人口政策的失誤主要是因為學者的短視。
1980年，學者認為中國人口會在2050年達到40億，而要提高人均GDP就得減少人口。在當時“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時代，當時的領導人當然覺得需要計劃生育。1980年要是人口學界認為獨生子女政策不可行，強烈質疑“人口控製論”的各項預測的科學性，比較日本、韓國等地的生育情況，認為中國生育率會自發下降，人口隻會低慣性增加不長的時間，用簡單的數學分析減少人口對人口GDP不會有太大的影響。我想國家領導人絕對不會草率地實行獨生子女政策。
2000年人口普查結果出來，要是人口學界正視1.2的生育率而不是一味修正，那麽任何一個負責任的領導都會立即停止計劃生育的。
現在人口學對外宣傳是：現在還有1.8的生育率，繼續現在的人口政策，中國人口也會達到15－16億，那麽要是停止計劃生育的話，肯定就會一直增加下去，至少也會超過20億。現在國家人口戰略組的組長都還認為生育率有1.8，人口學主流公認1.8的生育率，而國家人口戰略組的結論是：1.8的生育率是最佳生育率。麵對這樣的“一致的”信息，國家領導人怎麽去調整人口政策？
顧寶昌教授雖然傾向於人口政策調整，但是他2005年說中國將有16億，2006年仍然說“到本世紀30年代初，中國人口將達到零增長，之後走向負增長”。既然現在政策下人口會到2030年之後才負增長，要是國家領導人光聽他的建議，根本沒有必要調整人口政策。
再如梁中堂先生雖然也認為人口政策需要調整，但他認為目前生育率有2.3，有2.3的生育率，還要調整什麽？國家領導人會擔心調整後人口過度增加的。
正象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Joseph E. Stiglitz戲說的那樣：“拉美國家經濟之所以糟糕，是因為拉美國家外出留學的經濟學者回了國而工程師卻沒有回國參加拉美國家的經濟建設；台灣經濟之所以發展的很快，是因為台灣外出留學的大批工程師學成後回了台灣而學經濟學的學者沒有回台灣”。同樣，中國的人口結構畸變，就是中國有太多的人口學家，有人口控製論。 中國人口學如其說是學術，不如說是巫術。
老子曰：治大國如烹小鮮。現在人口政策這條魚該翻了，否且會燒糊，人口政策的調整不要拘泥於政策連續性，要麵向未來，要一步到位，不要過五、十年又調一次，老子就曾經說過，“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左傳》叔向也說，“國將亡，必多製”。頻繁地改動法製不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容易讓利益集團“挾法以自肥”。
傳說中，鳳凰每500年就會自焚一次，這就是所謂的鳳凰涅磐。自焚前，它會孤單的站在火焰裏，唱一首挽歌，用翅膀扇動火苗把自己化為灰燼，然後從灰燼中飛旋而出，獲得嶄新的重生。每一份偉大都要經曆鳳凰的涅磐，受烈火洗禮，褪去稚氣，換來成熟。人口學現在就到了涅磐的時候，隻有與過去徹底決裂，浴火才能重生。筆者的語言可能有些不中聽，但事實上是有助於人口學浴火重生的。
借用唐代駱賓王的《為徐敬業討武曌檄》一文寄語人口學界：“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高舉“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的大旗，以此製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網民蜂擁，民意沸騰，匡複之功何遠？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公等或家傳漢爵，或地協周親，或膺重寄於爪牙，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倘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師，無廢舊君之命。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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