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財丁不能兩旺”的社會學和生物學基礎 (圖)

發表於光明網《光明觀察》周刊

神秘的“財丁不能兩旺”的社會學和生物學基礎

作者： 水寒／中山水寒　　[e-mail]

《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任何事物都有內在的調控規律，人口也一樣。似乎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調控著人口的數量。

在中國夏商西周三朝，中國人口在1100萬到1400萬範圍內擺動，春秋戰國時期人口兩千萬，到清朝初期人口仍然是兩千多萬。就是說這四千多年間人口總量一直在1000萬到6000萬之間波動[1]。

全球人口增長隻是近三百年的事情，比如中國人口在明朝時期曾經達到六千萬，但是經過明末清初戰爭後，到康熙時期降低到兩千萬左右後，乾隆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到19世紀初已經達到四億(占全球人口1/3以上)，這主要應歸功於美洲高產作物玉米、土豆、番薯（紅薯、白薯）、南瓜等在中國的推廣移植。玉米早在明年嘉靖年間就傳入廣西等地，但是到清朝康熙中期才傳入湖南、四川等地。而傳入並不意味著推廣普及，比如安徽《霍山縣誌》（乾隆41年，1776年）說：“四十年前，人們隻在菜圃裏偶然種一二株，給兒童吃，現在已經延山蔓穀，西南二百裏內都靠它做全年的糧食了。”[2]。番薯是在1580年左右（明萬曆年間）傳入我國。玉米、番薯雖然在明朝末年就已經傳入中國，但中國當時瘟疫流行，清代檔案就提到崇禎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萬曆、崇禎時期華北數省因為鼠疫就死亡上千萬人口。加上當時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起義，戰亂亂紛紛，不利於玉米、番薯等作物的推廣普及。順治元年（1644年），即清兵入關的次年，華北日趨風調雨順，大範圍的鼠疫流行也已熄滅。社會開始複蘇，迎來了康乾盛世[3]。土豆也是在清朝初年傳入中國。

番薯、馬鈴薯、玉米、南瓜的單位麵積產量，比中國傳統的穀子、高粱、小麥要高出許多倍，番薯“每畝可得數千斤，勝種五穀幾倍”，玉米“種一收千，其利甚大”。並且“不與五穀爭地，凡瘠鹵沙田勺皆可以長”，還可與其他作物（如小麥等）構成一年兩季收獲，從而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所以成為當時中國的重要糧食作物。如福建“地瓜一種，濟通省民之半”。其他地方也有“紅薯半年糧”的諺語流傳。番薯、馬鈴薯的秧蔓又是極好的飼料。玉米以及土豆、紅薯的澱粉的耐儲存性，使得豐收年份的玉米和澱粉可以儲存起來，可以補充歉收年頭的糧食。而當時“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攤丁入畝”等新的稅收政策，放鬆了國家對人口束縛[4]。而歐洲還因為移民美洲並將糧食從美洲運往歐洲。根據馬爾薩斯的估算，當時英國人口是以每25年左右增加一倍的速度在增加。乾隆皇帝看了1792年的人口統計冊，說：“朕查上年各省奏報民數，較之康熙年間，計增十餘倍”；說明康熙初年人口最多三千萬，中國人口在一百多年之內增加十幾倍。

中國有些學者無視全球人口增加的原因，推測中國人口在宋朝就上億，到明朝17世紀初就突破2億大關，康熙時期還有一億多人口，這樣豈不說明1792中國人口有十幾億了？這些學者認為是康熙、乾隆時期對“丁”、“口”統計方法有差異，但文獻顯示清朝初年以及其前中國對於“丁”、“口”概念就已經很分明。即使當時有隱匿人口問題，難道乾隆皇帝連他爺爺時候的人口情況了解程度還不如現在的人口專家？洪亮吉在1793年寫了《治平篇》描述當時人口增長情況：“則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盡管不很準確），比馬爾薩斯描述英國人口以每25年倍增的速度還要快。難道東西方的同時期的兩位學者都是信口開河？1492年哥倫布才發現美洲，傳入中國的美洲作物計有玉米、番薯、豆薯、馬鈴薯、木薯、南瓜、花生、向日葵、辣椒、番茄、菜豆、利馬豆、西洋蘋果、菠蘿、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參、番木瓜、陸地棉、煙草等近30種[5]。而在當時交通、信息、戰亂等情況下，美洲作物陸續引入歐洲、從歐洲引入菲律賓、緬甸、越南等亞洲國家、再引入中國、試種推廣，完成這個過程沒有一兩百年時間是不行的。因此中國人口在18世紀快速增長是可信的。現在中國能夠承載13億人口，是因為現代農業技術的進步（農田水利、作物品種、化肥、農藥、殺蟲劑等），比如現在90%以上的氮肥是由空氣中的氮氣合成的，而過去卻主要來自人和畜的糞便等有機物的副產品[6]。在隻有傳統的水稻、高粱、小麥等主糧，肥料來源非常有限，而很多地方還沒有開發的情況下，宋、明時期中國能夠養活一兩億人口？

在人口急劇增長的時期，英國政治經濟學家馬爾薩斯1798年發表了他那令人沮喪的名作《人口原理》：人口呈幾何增長，而食物供應呈算術增長，人口將不斷增長，一直達到人類食物供應的極限為止，大多數人注定要在貧困中和在饑餓的邊緣上生活。

世界人口自馬爾薩斯人口悲觀論出現以來，特別是二戰以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增長時期，人口悲觀論就沒有停止過，世界一直被聳人聽聞的，周期性的預言－－人口災難即將到來所困擾。恐怖和災難往往是很好的娛樂題材，尤其是在和平年代。而美國可能是因為“文化上的怪癖”，對全球人口爆炸的預言格外著迷（大概象中國人著迷小品、相聲一樣）。1968年，保羅·埃利希（Paul Ehrlich）的新馬爾薩斯宣言《人口爆炸》預測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會發生大饑荒[7]。

1972年全球思想庫羅馬俱樂部發表的《增長的極限》裏描述了像計算機的飛速發展模式一樣的人口過快膨脹的恐怖預言；它預言經濟增長不可能無限持續下去，因為石油等自然資源的供給是有限的；並對第三世界進行了不合理貶斥。外界批評羅馬俱樂部具有極端馬爾薩斯主義和強烈的精英主義色彩，是歐洲權力精英和美洲盎格魯精英的聯盟，該俱樂部發表警告的動機是其左傾政治日程，而非科學事實。有人甚至把該俱樂部與一些國際陰謀聯係到一起，比如“新的世界秩序”。然而這些批評並不降低羅馬俱樂部的影響力，《增長的極限》引起了公眾的極大關注，賣出了三千萬本，被翻譯成三十多種語言。現在已經今非昔比，一種思潮的誤導遠比武力效果大，要是一個民族的精英們老是隨著國際思潮（即便這些思潮是善意的）人雲亦雲，是非常危險的。我們可以借鑒別人的“做”（比如現在各國鼓勵生育），而不能聞“說”起舞。如果羅馬俱樂部關於人口問題的預測也是陰謀的話（不會公然要求你幹什麽，但製造輿論，讓你心甘情願地幹什麽；然後再譴責你，你因為逆反心理而堅持不改），那麽中國是其唯一（至少是最大）的受害者。

從1798的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到1968年的《人口爆炸》，到1972年的《增長的極限》，再到2000年Robert D. Kaplan 的《無政府狀態的到來》（the coming anarchy），兩百多年來馬爾薩斯主義者做出了大量的末日審判式的預言，但所有已到期的從而可以用事實檢驗的預言全部破產了，無一例外。從某種意義上說，馬爾薩斯主義與邪教有某些共同點：世界末日、戰爭、災難，說嚴重點，是反人類的，是殺人的工具。對馬爾薩斯人口論，馬克思批判過；恩格斯批判過；孫中山批判過；毛澤東也批判過，看來偉人畢竟是偉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對馬爾薩斯主義者這些預言也隻是象看恐怖小說一樣（就像中國人看《聊齋》一樣），既喜歡又害怕，但也隻看看而已，最多做個噩夢，生育還是要鼓勵；中國卻已經急不可待地從小說走入現實—實行計劃生育。在國際社會已經臭名昭著的馬爾薩斯人口論至今仍是中國計劃生育的理論“聖經”，從馬寅初“新人口論”到宋健的“人口控製論”，無不受其影響。即使使得自己“斷子絕孫”，也還心懷感激。馬爾薩斯主義者步步進逼，1994布朗的《誰來養活中國？》更是直指中國，多少影響著中國的人口政策的調整。

幾十年過去了，悲觀論者的預言並沒有出現，而世界人口卻已經由埃利希著文時的35億左右跨過65億大關，並且情況已發生根本變化。

人口災難“狼來了”喊了上百年，狼真的來了，不過來的不是“大灰狼” （人口爆炸），而是“白眼狼”（人口減少）。

據聯合國預測，到2100年，歐洲的人口將減少一半。在歐洲一些農業地區，由於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加上現有人口遷出，村落漸趨凋零，廢棄的房屋周圍長起了茂密的樹林，狼和其它一些野生動物出沒其間。

羅馬俱樂部所在地意大利婦女的生育率在1995年時達到曆史最低點，平均每人生1.19名小孩，此後就緩慢回升，但現在也還不到1.3。在今後40年，適齡工作者將下降40%。意大利政府在千方百計鼓勵生育。看來羅馬俱樂部的意大利精英們希望人口減少的想法不過是葉公好龍。

日本2005年人口減少了約兩萬人，為二戰後首次出現年度負增長，比預期提前2年。2005年12月16日日本政府公布的人口白皮書警告說，如果日本人口增長率繼續低迷，到2100年日本人口大概隻有現在的一半。

俄羅斯是世界上人口減少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俄羅斯人口1992年達到曆史最高點，為1.48億，然而1992年至今，俄人口死亡率比人口出生率高50%以上，在過去14年內，俄人口減少了近800萬，預計到2050年俄人口將降低到0.8-1億。普京總統稱之為“國家危機”，人口危機已成為威脅俄羅斯民族生存與發展的頭號敵人，將來俄羅斯的國家基礎都會受到動搖。到2025年，俄羅斯全國15至24歲年齡段的人口數將不會超過600萬。這至少意味著作為軍事強國的俄羅斯到那時將不複存在。就政治意義而言，俄羅斯人口的減少將使俄羅斯在包括聯合國安理會在內的國際組織中的作用和影響力發生變化。為了緩解長期以來人口下降、經濟衰退的不利局麵，俄羅斯總統普京決定修改法令，歡迎2500萬流亡國外的俄羅斯人回到家鄉。

中國社會學家潘光旦注意到中國古代風水學家觀察到的這樣一種現象：財丁不能兩旺。放大了來看，在中國，總是生活水平較低的農村生育率高於生活水平較高的城市；在世界範圍，也是富裕的發達國家生育率逐步下降，而貧窮的發展中國家人口增長迅速。這導致了什麽樣的變遷呢？凡是人口迅速增長的國家或地區，如印度等，都呈現出上升的勢頭；而發達國家或地區，由於人力不足，不得不引進大量外部移民，這些來自生活水平較低國家的移民，慢慢地取代、占據了本土人原有的優勢地位。

是什麽原因導致“財丁不能兩旺”？似乎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調控著人口的數量，通過這一升一降的方式，來推動社會階層的流動與文明的興衰更替。

“財丁不能兩旺”量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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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通過“左手”調控人口：

瘟疫、戰爭、饑荒、自然災害、猛獸、疾病等激烈手段。遠古時代，壽命非常短（比如，生活在距今70萬年至20萬年之間的北京人掌握了火的使用，壽命大為延長，但是仍然有68.2%死於14歲前，超過50歲的不足4.5%），人類繁衍非常緩慢，在這個過程中無數民族相繼滅絕（全世界各地都發現石器時代的遠古人類，但是這些部落在艱難繁衍數百萬年後都先後滅絕），整個人類也曾幾度到了滅絕的邊緣（現在全球所有男性Y染色體都來自5.9萬年前一個非洲男性祖先，女性的線粒體DNA都來自14.3萬年前的一位非洲女性祖先，就是說當時數萬、甚至上百萬的同期人口中都沒有後代相傳，要是沒有這兩個祖先，就不會有現在人類）。

母係氏族時期建立了族外婚製，避免近親婚姻對人類體質的危害；父係製度的確立，完善了婚姻製度，並且激發了男性養育後代的動力（畢竟男性是物質再生產的主力，在“知母不知父”的母係社會男性缺乏養育後代的動力）。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在遠古時代，生存的壓力大，壽命短，難以產生文明，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財富有所積累，開始出現人類文明。但即便到了農業文明時代，平均壽命也還不到二十歲，“人到七十古來稀”。一場瘟疫、戰亂足以毀滅繁衍上千年的家族，比如“黑死病”曾經導致歐洲1/3到1/2的人口死亡。

近代人口的增加主要歸功於人類成功地扼住上帝的“左手”。曾經肆虐一時的鼠疫、黑死病、天花、傷寒、痢疾、斑症傷寒等被有效控製，死亡率降低，壽命延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天花的消滅和青黴素的發明。天花是一種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傳染病，困擾了人類上千年，死亡率一般可達25%，因其流行迅猛和極高的致死率而被稱為“死神幫凶”，曾造成至少一億人死亡，另外兩億人失明或留下痘皮後遺症——終生疤痕。1796年，英國醫生Edward Jenner成功地進行了一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醫學試驗——天花接種。到1801年，接種牛痘的技術已經在歐洲許多國家推廣開來，並在十九世紀中期傳入我國。通過全人類長期持續的不懈努力，1979年10月26日，世界衛生組織在肯尼亞鄭重宣布，全世界已經消滅了天花[8]。十八世紀以前，人類的平均壽命不到20歲，牛痘的研製成功使人類的平均壽命發生了首次飛躍，提高到40歲。在1928年英國微生物學家弗萊明發現了青黴素。美國製藥企業於1942年開始對青黴素進行大批量生產。以青黴素為代表的抗生素的問世挽救了無數被細菌感染的病患，人類平均壽命出現第二次飛躍，加上1970年代以來在心血管等疾病的防治上取得的進步，現在全世界人均預期壽命上升到67歲。外來因素引起的死亡率已經降低，現在壽命的延長更大程度取決於人的本身，如果癌症和心腦血管等決定壽命的關鍵疾病能被攻克，那麽人類的平均壽命還能所有延長。但考慮到細胞分裂規律，大多數科學家認為，我們正在慢慢逼近人類的長壽極限。

現在通過“右手”調控人口：

1、養老逐步社會化：養育孩子是國家的財富，但卻是個人的高消費，不是多子多福，而是多子少福。俗話說：“小子不吃十年閑飯”，以前孩子幾歲就開始幹活（砍柴、放牛、看鵝鴨、燒火做飯），養孩子是一種投資，越窮越生，越生越富；養老社會化後，養孩子單純是為了精神寄托，就像養寵物一樣，成本高，收益小，越養越窮。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既然養孩子沒有個人利益，生育意願當然低。儒家是強調“老吾老”，然後“以及人之老”、“人不獨親其親”，家庭養老為主、社會養老為輔；現在西方的福利製度幾乎完全脫離“老吾老”這個前提直接要求“人不獨親其親” ，養老完全社會化。養老社會化將個人利益與養育孩子的付出脫鉤，而政府又不能將養育孩子也相應社會化（西方國家在養育孩子方麵已經部分社會化，但程度不夠）以實現 “不獨子其子”，導致養小孩是國家的財富卻是個人的高消費，造成了“不勞（養育孩子）而獲（養老金）” 對養老金這個“大鍋飯”的投機空間。很多人因此沒有“幼吾幼”的動力，出現“無後”（丁克、少子女思想在流行），犯了儒家文明的禁忌：“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如其說是中國生育文化的精粹，不如說是生物學界的普適規律），沒有足夠的“後”來保證國家社保製度，也沒有足夠的“後”使國家持續發展。由於物質再生產和人口再生產不和諧，必然導致今後“人不獨親其親”的社會養老破產。北京青年報2005年的一項調查顯示，關於“打算要孩子的原因”問項，選擇最高的是使人生更加完整，有40%；其次是非常喜歡孩子，22%；認為孩子可以促進夫妻感情的占16%；養老並不是要孩子的主要原因，隻有6%；至於外人的壓力似乎作用更小了，因為配偶施加的壓力和來自社會的壓力分別隻有3%和5%。養老已經基本不影響生育意願了。

2、養孩子成本增高，教育周期延長是其中一個原因。以前孩子幾歲就開始幹活，12、13歲就相當於半個勞動力了，現在到20歲左右才成為勞動力。西方養小孩已經部分社會化，比如加拿大有“牛奶金”，德國有高達每個月上百歐元的兒童撫養金，而美國等國家也有類似的稅收抵免政策。但是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一個人人力資本積累的大部分是發生在家裏，特別是在生命周期中的最初階段。家庭花費在嬰幼兒身上的開銷仍然是巨大的支出，政府的福利援助隻起一種輔助作用。 美國2003年農業部的研究表明，美國中等收入家庭（2003年中等收入家庭年收入4.3318萬美元）每年要花近1萬美元撫養一個孩子，在孩子從出生到18歲成年以前，平均每個孩的花費約為16.5萬美元；0-4隨平均每周開銷250美元[9]。英國2005年資料顯示，一個從0-5歲之間幼兒大約需要9萬美元（包括從懷孕開始的花費）。上述開銷還不包括所謂的“隱性支出”，比如媽媽辭職造成的收入減少，換一輛大一點的車，換一套大一點的房子以及水電煤氣等日常開銷的增加等等。2005年日本人口問題白皮書列舉了一組數據：夫妻年齡在30歲以上，孩子年齡在6歲以下的家庭中，有31%年收入低於400萬日元（約合3.4萬美元）；但養育一個1至3歲的兒童平均每年支出是50萬日元（4300美元），4至6歲兒童每年的撫養費則達到65萬日元（5600美元）。上海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徐安琪在上海市徐匯區抽樣調查的結果表明，一個家庭將孩子撫養至16歲，總成本將達到25萬元左右；如果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家庭支出則高達48萬元；在成年的未婚子女中，有85％仍需要父母支出生活費，這樣算到30歲，撫養子女的總成本達到49萬元（以2003年的物價水平）；而1986年北京市0—16歲孩子的家庭養育成本僅為1.7萬元，1995年廈門市0—16歲孩子則約12萬元，這次調查結果以最直接的數據證明了中國家庭養孩子的成本越來越高。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05年社會藍皮書》也指出，子女教育費用在居民總消費中被排在第一位。

3、避孕率增加。《孟子》：食、色，性也。食，是個人的生存所必需的；人的壽命有限，需要通過生殖作用使得世代更替，兩性關係是人類社會得以生存的大事。性行為是動物的本能，具有繁衍（工具）和享受（玩具）兩重性，從造物主的安排來看，繁衍是第一位的，“玩”是為了增加繁衍的積極性、是一種獎賞（古代宗教將手淫視為邪惡，並割禮，就是要確保性行為的“工具”地位）。從十幾歲開始有生殖能力的時候才有性欲；21歲左右是女性生殖能力最強的時候，也是一生最漂亮的時候（以吸引異性）；懷孕和脯乳期因為專注於繁衍後代，性欲降低 。古代每個婦女需要生育六七個孩子才能確保種族的延續，而當時平均壽命隻有三十來歲，在十幾年的生育時間內，扣去懷孕和脯乳期，女人享受性的歡悅的時間不長，而女性在繁衍中貢獻大，造物主可能是作為補償，增加女性在單次性行為中的享受（男人為女人服務，女人為男人也為自己生孩子）。但是在現代社會，由於存活率增高，維持世代更替隻需要每個婦女生育2.1個孩子，而壽命在延長，在幾十年的兩性行為中，性行為的享受功能躍居第一（性行為的成本降低，利潤增加）。尤其是現在社會福利製度下，繁衍後代已經與自己的利益脫鉤，越來越多的人們貪圖性行為的歡悅而不承擔繁衍的責任。這些避孕的主觀動力加上避孕的客觀條件的改善，使得生育率下降。有些女性反感成為生育的“工具”，但卻是不自覺地成為男人的“玩具”。造物主其實仍然在對於繁殖了後代的女性的進行補償：生育年齡女性心腦血管疾病的發病率遠遠低於男性，而絕經期後女性心腦血管疾病發病率與男性沒有差異；脯乳減少乳腺癌的發病率，多次生育延遲絕經期；而對於濫交的女性，除了性病外，子宮癌的發病率也高。

4、結婚率降低、離婚率升高。家庭是利益共同體，生育時間是有限的，離婚率高一方麵浪費生育時間，一方麵使得女性不敢多生育孩子（會造成物質上的損失和工作技能上的損失）。中國2003年離婚率比1979年增加5倍，離婚水平已超過日本和韓國，與新加坡同屬亞洲離婚率較高的國家。2002年北京市離結率高達50.90%，也就是說，這一年平均每天不到兩對夫妻結婚就有一對夫妻離婚。

5、經濟政策所致心理安逸感下降，物質水平在提高，但精神壓力反而增加；女性受教育的總體水平提高和教育年限延長，導致女性育嬰期縮短；同時，婦女就業率上升，麵對激烈的社會競爭，生活節奏快，沒時間養育孩子，職業婦女一般不願多生小孩受拖累；生孩子需要休產假，工作會交給他人管理，對今後自己的“回歸”相當不利；孩子肯定會分散自己的精力和財力，影響升職。過去自然經濟時代，雖然生活水平低，但是生活節湊慢，能夠預測未來幾十年的生活，物質上雖然貧窮，但心理上比較安逸；現在就像坐上快速行駛的列車，對這個車開往何處都沒有底，個人隻是社會分工的一個鏈條，稍一疏忽就脫離社會的主鏈，人人自危。2005年上海勞動報一項在職場適齡白領女性中開展的萬人調查顯示，近一半的職業女性選擇為了職業發展而暫緩生孩子，認同“現在就業壓力重，生孩子時機尚不成熟”的比例將近50%。2006年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與央視《時空調查》合作，通過新浪網新聞頻道實施的一項調查顯示，由於工作忙、壓力大等原因，女性的婚育年齡被一再推遲。調查中，未生育者占73.3%，其中僅有3.4%的人打算在25歲之前要孩子，而計劃在29-33歲期間懷孕的比例高達57.4%，此外還有21.5%的人打算“33歲之後再說”。看來職業女性不原意生育孩子，如其說是灑脫不如說是無奈。生孩子是女人的天性，即使在古代婦女被“壓迫”的時代，生孩子的權利也還有。現在婦女被“解放”出來了，但卻被“解放”進了一個無形的枷鎖。難怪有人質疑：連個孩子也不敢生能叫婦女解放嗎？

6、生理的病態：不明原因的降低生育能力（下文將詳述） 。

7、心理的病態：單身、丁克、同性戀等，婚齡、育齡延遲。孔子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也就是男女都能適時締結婚姻，內無大齡未嫁的怨女，外無大齡未婚的曠夫，老百姓都能過上正常的夫妻生活。而現在怨女、曠夫比比皆是。比如日本25%的男人和16%的女人在近40歲的時候都還是單身[10]。日本1953年出生的女性中，到30歲時有18%沒有孩子；1961年出生者，有30%沒有孩子；1967年出生者，有40%沒有孩子；1973年出生者，到30歲時候有51%沒有生育[11]。日本厚生勞動省發表的調查顯示，51.5%的30歲女性2004年時還未生兒育女，31歲女性的未生育比率是51%，32歲女性是49.8%，33歲女性是48.9%（這些人即使今後想要生孩子也有相當部分沒有生育能力了）。而按照產科學和遺傳學的說法，20歲出頭是黃金生育年齡，生育質量和生育能力隨著年齡的增高而下降，30歲以上的孕婦被稱為“高齡產婦”，要是過了35歲，甚至會成為“高危孕婦”。中國上海、北京的政策生育率再1.0以上，但是實際生育率隻有0.7左右，說明有30%左右女性沒有生育。

8、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關係沒有理順，政府忽視人口再生產，隻關注物質再生產，男女分工紊亂。《易經·家人卦》所說：“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亦即《禮記》所說：“男不主內，女不主外。”此乃分工合作之意，本來沒有平等不平等的意思。中國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其實就體現了男女在物質再生產和人口再生產的分工。遠古時代的太極圖體現陰陽、男女，其實也體現了人口再生產和物質再生產的矛盾統一體的和諧。現代社會為了突出男女平等，無視男女生理、心理的差別和男女天然的分工，將婦女本來應該花在人口再生產的時間轉移到物質再生產，婦女都在職業場所拚搏，增加就業壓力，導致女人沒家庭（很多連孩子都不要），婚姻不穩定，家庭在解體。破壞了儒家所強調的“男有分，女有歸”男女分工。

9、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心理撫養能力下降。

10、電視、電腦等娛樂活動等導致婚內性生活減少，無性婚姻的興起；而婚外性生活卻泛濫。

可見這隻“右手”可比“左手”複雜多了，既有製度因素，也有心理因素，還有生理因素。要遏製“右手”，還任重道遠。

在“左手”時代，和平年間富人占有優勢，但古代曆史上畢竟動亂年間為多，在“左手”出手的時候，吃苦耐勞的窮人對瘟疫的抵抗力比富人高，並且逃避戰亂的能力比富人強，並且富人容易被人嫉恨，容易被強盜劫殺（“財不露白”是古訓），這些大概是“左手”時代的“財丁不能兩旺”的原因。而在“右手”時代，由於上述10個方麵的原因，“右手”對富裕國家、階層的打擊力度更大，也導致“財丁不能兩旺”。在兩個時代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富人雖然在物質的占有上處於優勢，但卻因為生育本領（生理的本領、心理的本領）的喪失而在繁衍中處於劣勢。

這裏單獨重點談談生殖能力的下降：發達國家不孕不育症的發生率約為15％－20％，據世界衛生組織甚至認為有些地域發病率最高已達36%。中國主流學者認為中國不孕不育人群比例20年增10倍，已從上世紀70年代的1%-2%上升至現在的12.5%，並且還在快速上升；部分學者認為已經接近20% [12]。

以前主要是女性不孕，現在由於精子數量和質量顯著下降，男性不育占更大比例。四川省成都市計劃生育指導所，最近公布市內十四所大學大學生的精子測試報告，發現近四成人精子不合格，預計將來不育率可高達三分一，較醫學文獻公布的全國男性不育率高出一倍以上。專家擔心大學生不育率大幅上升，將嚴重影響未來國家的人口質素。

與1940年相比，今天全世界男子的精子密度下降了一半，平均每年下降1%；幾十年之後，人類甚至可能會出現“無精危機”。美國的一位化學教授甚至預言，到2040年，美國將有一半的男人沒有生育能力。據日本慶應大學醫學教授1998年做的一次醫學普查，70年代日本男性的精子數為每毫升6500萬，80年代為每毫升6300萬，90年代精子數驟減到每毫升5700萬。日本不孕不育症也呈逐年上升趨勢。一些學者擔心，日本未來是否會出現“無精危機”。除了精子數下降，活動精子的比例和正常形態精子的比例也逐年下降(分別為每年下降0.6%和0.5%)［13］。如果按照這個速度發展下去，鍾南山院士悲觀地推測50年後人的生育能力就喪失了。女性的生育能力也在降低，隻是目前還沒有男性生育能力下降的那麽驚人。

有人說男人精子上億，都浪費了，精子數量下降不可怕。但整個生育過程是：精卵結合－著床－懷胎－分娩。在這個過程中首先要精卵結合。那麽精子的任務就是要從陰道進至宮頸口，通過宮腔進入輸卵管，最終在輸卵管與卵子結合，當出現分裂細胞的受精卵後，回到子宮裏著床。這個過程要求精子的質量要高，否則很難完成這一艱難的長途跋涉，而且絕大多數精子又受到各種障礙、不利的環境以及吞噬細胞的作用等諸多因素的影響。這一"強者生存，弱者滅亡"的篩選過程，對優生是極為有利的。使得隻有那些最強壯的精子，才能"過五關、斬六將"而到達受精的終點，與卵子結合。由此可見精子肩負著如此重任，而行走的又是一條如此艱難的道路。當精子密度小於於2000萬/毫升時就會不孕，現在不但數量降低，精子成活率、活動率、正常形態精子都在減低。

筆者近年參加多次與生殖有關的國際會議，對人類生殖問題有所了解。參觀過美國一些生殖實驗室，男性不育正在急速上升，目前隻好借助實驗采取精子再篩選，然後體外試管嬰兒再移植到母體，花費為8000美元左右，但成功率隻有40%。筆者親眼看到一些病人幾乎無精子，隻好采取睾丸組織培養出幾個精子細胞(就遠沒有自然選擇那麽有利優生了)，但受孕成功率隻有30%左右(出生成功率更低)。當全社會有40%不育時，得花費多大社會成本(雖然到時候成本會有所下降)？

生殖能力的下降原因很複雜，西方國家在1950年代不育不孕人群比例就已經達到中國現在的水平。更主要是因為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古代皇帝雖然有三宮六院，但生育能力不高，有的甚至需要過繼兄弟的兒子才能延續皇權），工業化所引起的生活習慣的改變(比如電器輻射)、精神壓力增加。性開放（娼妓和婚外情泛濫）所致生殖道感染也是重要原因。

人們想當然地將生殖力的下降歸罪於環境汙染，其實環境汙染可能是其他一些疾病的元凶，但對生育能力下降來說最多隻能算是幫凶。美國環境比中國要好多了，但不育比例更高，因此不能將生育能力的降低歸因於人口增加所造成的環境惡化。

對於男性不育來說，最最重要原因是：陰囊溫度的提高。正常情況下，陰囊溫度低於體溫2℃～3℃左右，這種溫度差異乃是確保精子發生的重要條件之一（隱睾要是不及時通過手術將睾丸從體溫的腹腔引入低溫的陰囊，將終生不育）。陰囊皮膚對外界溫度的高低很敏感，陰囊無皮下脂肪而有豐富的汗腺，有助於散熱。溫度過高，生精作用就會出現障礙，甚至完全停止，一些研究發現陰囊溫度上升1攝氏度就足以抑製精子的產生，同時睾酮的分泌也將減少。如肥胖引起陰囊脂肪過多，靜脈曲張使血流速度減慢而不能及時把熱量帶走，緊身不透風的內褲、牛仔褲影響空氣流通並把睾丸緊緊壓向會陰部等。而筆記本電腦、手機輻射等都可以升高陰囊溫度，研究人員稱，將筆記本電腦放在雙腿上，在使用一小時後，陰囊的溫度平均上升2.6℃-2.8℃。因此對於男性不育來說，陰囊溫度的升高應該是最主要原因：以前饑寒交迫，衣不遮體，並且絕大多數人忙於農活（現在隻需要10-20%左右農業人口），麵向黃土背朝天，陰囊散熱快，陰囊溫度當然低，生育能力強；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豐衣足食，冬季室內溫度也提高了，肥胖引起陰囊脂肪過多，有條件泡熱水澡，陰囊溫度提高。上帝將陰囊從體內拉出來；現在人們將陰囊放進去（衣服），陰囊溫度（反映生活水平）可能是上帝暗設的調控人口的開關之一，這大概就是“財丁不可兩旺”的生理學基礎。人類精子數量下降的幾十年恰恰是陰囊溫度升高（生活水平提高所致）的幾十年。人口學家所看不起的陰囊看來是很多人口問題的症結所在。今後為了提高生育率，可能對男性內褲得有衛生標準：必須有冷卻功能。

生活水平提高也降低女性生殖能力，比如香港每年約有7萬至11萬女性因肥胖而患卵巢多囊症，導致不能生育。

40年前亞洲黃種人不孕不育發病率遠遠低於歐美白種人（可能是當時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國家生活水平都低），現在反而有後來居上的趨勢。目前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香港、澳門等東亞地區的生育率都遠比歐美低，雖然主要原因是生育文化和民族心理，但生育能力的因素也不容忽視。比如不久前，日本和歐洲的科學家從歐洲和日本男子體內提取精液進行分析。結果顯示，日本男性的精子數倒數第一。如果日本男性的精子數以100來計算，芬蘭男性則有147，蘇格蘭男性為128，法國男性為110［14］。筆者在北美有所感受，白人比亞洲人耐寒，白人辦公室冬天空調溫度開的比亞洲人低，春天亞洲人還需要穿兩件衣服的時候，白人已經隻穿短衣、短褲了，是不是這也是日本精子數目低的原因之一？

人類文明的進步導致調控人口的手段由“左手”換成“右手”，應該算是人類文明的進步。這在人類曆史上是普遍現象，這種現象是由生產力水平所決定的。

由於有“兩手”的存在，在人類曆史上鼓勵生育是主流，限製生育隻有幾十年的曆史（並且還是因為認識錯誤）。讓人不生育容易，讓人生育難；破壞房子容易，建設房子難。

上帝調控人口的手在各民族間是有選擇的。數千年來印第安人在美洲創造了輝煌的文明，在15世紀印加文化已經達到了鼎盛，對當時的人口的總數，不同的學者估算結果不一，四、五百萬可能是相對比較準確的數據［15］，要知道中國人口在清朝初年才兩千多萬。然而隨著哥倫布1492年發現“新大陸”，絕大多數印第安人都在幾十年間死去，到16世紀末，生存下來的人口估計剛剛超過100萬。美國的印第安人在1920年降到了35萬的低點，很多部落完全消失。奪取印第安人生命的最直接殺手並非歐洲人的槍炮，而是他們帶來的疾病。當哥倫布抵達新大陸時，歐亞大陸已經與多種致命傳染病鬥爭了數千年，人們產生了一些抵抗力，而且也找到了治療的方法。但是，美洲印第安人幾乎與這些疾病完全隔絕。西班牙人在征服美洲的時候將這些疾病傳入新大陸。天花、霍亂、腮腺炎、麻疹、淋病和黃熱病，這些早已被歐洲人適應的疾病對印第安人卻是極具殺傷力，因為他們的免疫係統幾乎完全沒有抵抗力。比如歐洲人當時的天花病死率隻有10%，而印第安人則高達90%，天花成了歐洲人征服美洲的同盟軍［16］。

同樣，在英國人入侵澳大利亞的時候，天花等傳染病也成了最得力的同盟軍，1789年，與新近到達悉尼港口的英國定居者為鄰的澳大利亞土著人當中，暴發了天花流行，並向內陸擴散。據英國人估計，當時這場天花殺死了50%的土著人。此次大流行可能是澳洲土著遇到過的最大一次“人口地震”［17］。

就是說哥倫布發現美洲後，改變了世界人口格局，一方麵因為從美洲引入紅薯、玉米、土豆、南瓜等高產作物，減弱“左手”在歐亞大陸的強度，使得歐亞人口激增；另一方麵又將天花等烈性傳染病傳入美洲，增加“左手”在美洲的強度，而這種疾病傳播很大程度上是單向的，也就隻是從歐洲到美洲，唯一一種可能從美洲傳入歐洲的疾病是梅毒，而歐亞大陸人受到的影響也要小得多。“左手”引起印第安人大量死亡，短短幾十年時間美洲大地就換了主人。

可見“左手”可以短時間就改變世界人口格局，而現在“右手”對世界人口格局的影響與當年的“左手”不相上下。如果生育率下降的趨勢不能得到有效的逆轉，歐洲和日本人口將在100年之內下降一半。而拉美裔和穆斯林人口比例將不斷增加。各國對上帝之手躲避唯恐不及，而中國卻主動送上門去。

人類起源非洲的同一祖先，民族的形成往往是從一元到多元，然後從多元再到一元。首先是人種的形成，其次是民族的分化，然後是民族的融合。最近數千年來民族的融合多於民族的分化。中華民族的形成也不例外，先是分布於黃河流域的多個部族互相融合形成了華夏族；之後華夏族又融入其他多種族群(基本也是炎黃子孫)而形成漢族。漢族的形成始於春秋，完成於漢朝，因此稱漢族。全球化是今後的曆史的趨勢，小民族的被融合是不可避免，人種之間的差別也將變得越來越模糊。

但綜觀曆史，民族融合過程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相反還充滿痛苦。文明的傳遞具有“血脈性”， 家裏條件再苦，孩子還是覺得留在母親的身邊最安逸。曆史上產生過無數文明，但是大多被曆史的風雨所湮滅，現在是為全球化建立規則的時候，現在的幸存文明已經站在最後的衝刺跑道上，人口是文明的載體，有足夠的人口並且策略性地參與才能將我們的文明烙印刻進新的規則，否則將來隻能被動地適應別人的規則而承受痛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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