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80年決定實行獨生子女政策時候的時代背景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familyyi@yahoo.com
人類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兩大基本支柱：一是人口再生產，二是物質再生產。政治、經濟、國防、文化、民族心理的安全都依賴於人口安全，社會要可持續發展，人口本身必須持續發展。要保證人口相對於上一代不增加也不減少，在目前的壽命和死亡情況下，婦女平均得生育2.1個孩子(人口學上的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考慮到不生育人口(不孕不育症人口、單身、丁克人口），有生育能力的家庭主流家庭需要生育3個孩子，由於相當部分家庭隻願意生育一兩個孩子，另外一些人就必須生育4、5個孩子。換句話說，一個正常的社會是主流家庭生育三個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兩個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個孩子。
1949年之後，由於醫療衛生等方麵得到長足的發展，死亡率急劇下降，壽命顯著延長，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延長到1976年的65歲，1980年的68歲（接近當時發達國家水平），再到現在的72歲；而世界平均預期壽命隻從1949年的47歲延長到1976年的58歲、現在的67歲；而印度預期壽命現在都還不到64歲。就是說中國壽命延長明顯快於世界平均水平，更是遠遠超過同等發展水平國家。在1970-1975年時候中國預期壽命比韓國長0.6歲，現在比韓國短5.4歲。
我在《中國人口問題是因為毛澤東鼓勵生育嗎？》）已經指出：中國人口從1949年的5.5億增加到1980年的10億，更大程度是因為“死的太少”，而不是“生的太多”，是因為中國社會發展明顯超前於經濟發展。
加上當時文革的一些僵化經濟政策，這種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矛盾日益明顯。1973年全國城鄉計劃生育工作全麵開始。1973年12月，全國第一次計劃生育匯報會上，提出計劃生育要實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歲、女23周歲才結婚；“稀”指兩胎要間隔4年左右；“少”是指隻生兩個孩子。此後在各地的宣傳中出現了“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的口號。可見當時對控製人口是小心翼翼的，而不不像那個年代對其他事情一樣。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從1973年的4.54（平均每個婦女生育4.54個孩子）快速下降到1976年的3.27、1979年的2.75（與現在印度差不多）、1980年的2.24。就是說在1980年時候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已經接世代更替水平，而伴隨經濟的發展，人們生育意願將不斷降低。由於壽命增加在延緩，隻要維持在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在低慣性增長一段時間後，就會停止增長。隨著農業技術的推廣、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之間的矛盾就會逐步得以解決。比如1976年袁隆平的雜交水稻開始在全國稻區推廣，糧食大幅度增產。可見1970年代這樣的寬鬆計劃生育到1980年的時候應該停止而不應該再強化。
1980年，新華社公布了導彈控製論專家宋健等人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結合”的“人口控製論”的方法研究出來的“百年人口預測報告”：如果按中國當時的生育水平延續下去，2000年中國人口要過14億，2050年中國人口將達到40億；即使今後平均每位婦女隻生兩個孩子，也要到2050年中國人口達到15億後，才能停止增長（北京電視台：《天賦人責——宋健》http://www.btv.org/btvweb/kejiao/2006-03/01/content_13921.htm）。這種預測結果要是考慮到經濟發展（降低生育率）和科技進步（增加土地的人口承載能力）以及壽命延長已經減緩的話，本不應該引起恐慌。但學術界還處於“一日被蛇咬，三年怕草繩”的心態：1980年中國人口才10億，糧食就已經短缺，要是增加到15億，等於多出三分之一的人口來分有限的資源，中國肯定崩潰，要想提高生活水平，就必須減少人口。新華社這一預測結果發布後，引起人口學界和政界的很大震動。一些人甚至產生了恐慌心理，驚呼中國已人滿為患了。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專門詢問了預報的計算情況。錢學森和經濟學家許滌新等致函國務院，希望重視這一研究工作的意義。
1980年宋健在光明日報撰文說：“我們絕不應該保持前兩年每個育齡婦女平均生2.3個孩子的生育水平。為使我國人口將來不再有大幅度增長，應該在今後30到40年的時期內大力提倡每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英國生態學家根據英國本土的資源推算，現在5600萬人太多，應該逐步降到3000萬人，即減少46％；荷蘭科學家研究的結果是現在的1350萬人口已經超過了4萬平方公裏上的生態係統所能負擔的限度，應該在今後150年內降到500萬，即減少63％”（ 宋健：《從現代科學看人口問題》http://www.popinfo.gov.cn/popinfo/pop_docrkxx.nsf/v_rkbl/5A2117D149BBB90C48256B3200731414）。
1981年宋健從食品和淡水角度估算了百年後中國適度人口數量，結果表明，如果生育2個孩子，我們整個民族將一直處於不良式供應狀態。如果在100年左右時間內，我們飲食水平要達到美國和法國目前水平，中國理想人口數量應在6.8億以下。從淡水資源看，中國的水資源最多隻能養育6.5億人。同年田雪原等也得出中國最適人口應該在7億以內的結論。（陳衛/孟向京《中國人口容量與適度人口問題研究》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1853）
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的首要意圖是要在20世紀內，將中國的人口總數控製在12億之內，這一目標最早是由宋健、田雪原預測"在實行中（21世紀初的20-30年）不用擔心高齡化"問題發表後（http://women.sohu.com/6/0204/17/blank219001707.shtml），於1980年9月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確定的，其後，在同年中共中央《關於控製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中，在1981年五屆人大第四次會議上，在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全國計劃生育工作會議紀要》中和1984年中央批轉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黨組關於計劃生育工作情況匯報，即中共中央中發[1984]7號文件中，都又相繼強調了這一指標。1982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大，把計劃生育定為中國的基本國策，11月召開的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新憲法，更明確地規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夫妻雙方都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
總結一下當時的情況：
1、根據宋健等人的預測，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2000年中國人口要過14億，2050年中國人口將達到40億（這個結論非常滑稽，沒有考慮到很多現實因素；筆者在《要是當年中國不實行計劃生育會怎麽樣？》已經推算即使中國1980年開始不實行計劃生育，2050年中國人口都難以達到17億）。
2、即使平均每位婦女隻生兩個孩子，也要到2050年中國人口達到15億後，才能停止增長（宋健對於中國15億人口不能容忍）。
3、當時2.3左右的生育率是不能容忍的（要是日本和歐洲國家能達到這個生育率，估計要舉國歡慶的）。
4、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後（21世紀初的20-30年）不用擔心高齡化問題（事實上中國1999年就進入老年化，比預期早30年）。
5、獨生子女政策需要實行30-40年（就是說要到2010年-2020年才能停止，停止之後估計最多隻能允許兩胎，否且再怎麽也不會降低到“7億最適人口”的）。
6、英國希望將人口減少46%， 荷蘭希望將人口減少63%（事實上這些觀點隻是個別學者的觀點，英國、荷蘭政府從來沒有用這些理論來控製人口，反而鼓勵生育，但仍然難以阻擋人口下降和老化。在這方麵我們搶了個第一，從理論到實踐不到一年，但這個第一是我們幾代人都難以承受的）。
7、中國最適人口隻能在7億以內（要是在三百年前的話，中國最適人口才數千萬呢；參見《誰能斷言中國人口上限？》）。
8、宋健當時認為，“短期預測的精度與人口普查精度一致，長期預測精度也能保持在百分之幾的水平。”（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製》，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頁。）然而僅僅過了幾年，中國的首次百年人口預測結果就已遠脫離實際。可見，即使是相當有把握的短期人口預測，也隻能作為人口規劃的參考，而不能作為指令性的人口計劃目標來執行（馬瀛通《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與從嚴控製人口中的誤導與失誤》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8598）。
9、當時沒有考慮不孕不育（當時不到2%，但現在有至少12.5%）和丁克、單身等不生育情況（目前北京、上海不生育人口比例已經上升到30%左右）。
10、當時根本沒有考慮到社會發展本身能夠降低生育率的問題。
田雪原（現在為中國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和宋健都計算中國“最適人口”在7億以內，都認為中國在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的過程中不會擔心老年化。那麽我們看看田雪原的另外一項預測：1995年底中國人口12.1億，田雪原預測到2000年中國人口達到13億，五年增加0.888億，實際上2000年底人口12.4億，五年隻增加0.3億；依照田雪原的1.8%的濾報率（而沒有考慮同樣比例的重報率）將2000年人口“修正”成12.7億，即便如此，那五年也隻增加不到0.6億。12億多人口中每年出生1000多萬，死亡800萬左右，變量一共隻有數百萬。田會長的預測五年就差異2880萬到5880萬。小學生瞎猜也不會有這麽大的差異。而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就是根據田雪原這樣的專家的理論製定的，嚇不嚇人？
可見1980年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實始於草率，行於暴力，終於搪塞和謊言。是學者誤國的典型！日本“辛苦”八年減少三千萬中國人，宋健（現在為中日友好協會會長）一個錯誤的理論，減少1-2億人口，使得今後無數家庭老無所養；徹底改變中國的民族構成（2000年到2005年新增加人口中少數民族占42%！）和世界民族構成（中國占全球比例不斷下降）；上千萬女胎、女嬰被父母“主動”處死，還有更多的胎兒被“被動”處死。
似乎宋健很喜歡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結合”的方法，當初的“人口控製論”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結合”，“夏商周斷代工程”也是，現在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還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結合”。中國近代史上三次“斷代工程”（斷子孫的代、斷曆史的代）都是宋健主持，都是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結合”的方法。前兩項“斷代工程”已經證明是錯誤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研究報告，被“國際學術界撕成碎片”），第三項能是例外？由於自然科學的學者不懂社會科學，而社會科學的學者不懂自然科學，隻有宋健“既懂自然科學也懂社會科學”，結果兩派的結論都往宋健的設想靠攏。就象兩個隊在登山，一個在山的東麵，一個在山的西麵，雙方都看不見彼此，而宋健在山頂，宋健向東邊吆喝幾句，向西邊吆喝幾句，結果兩隊都爬到宋健所在地。就是說兩個善良、高水平的學科群體被宋健挾持，為宋健的理論“背書”。龐大的“國家發展戰略組”看起來嚇人，其實不過是宋健個人的觀點。拋開最後的結論，兩派的觀點確實有意義，但經過宋健的“畫龍點睛”就麵目全非了。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familyyi@yahoo.com
人類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兩大基本支柱：一是人口再生產，二是物質再生產。政治、經濟、國防、文化、民族心理的安全都依賴於人口安全，社會要可持續發展，人口本身必須持續發展。要保證人口相對於上一代不增加也不減少，在目前的壽命和死亡情況下，婦女平均得生育2.1個孩子(人口學上的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考慮到不生育人口(不孕不育症人口、單身、丁克人口），有生育能力的家庭主流家庭需要生育3個孩子，由於相當部分家庭隻願意生育一兩個孩子，另外一些人就必須生育4、5個孩子。換句話說，一個正常的社會是主流家庭生育三個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兩個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個孩子。
1949年之後，由於醫療衛生等方麵得到長足的發展，死亡率急劇下降，壽命顯著延長，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延長到1976年的65歲，1980年的68歲（接近當時發達國家水平），再到現在的72歲；而世界平均預期壽命隻從1949年的47歲延長到1976年的58歲、現在的67歲；而印度預期壽命現在都還不到64歲。就是說中國壽命延長明顯快於世界平均水平，更是遠遠超過同等發展水平國家。在1970-1975年時候中國預期壽命比韓國長0.6歲，現在比韓國短5.4歲。
我在《中國人口問題是因為毛澤東鼓勵生育嗎？》）已經指出：中國人口從1949年的5.5億增加到1980年的10億，更大程度是因為“死的太少”，而不是“生的太多”，是因為中國社會發展明顯超前於經濟發展。
加上當時文革的一些僵化經濟政策，這種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矛盾日益明顯。1973年全國城鄉計劃生育工作全麵開始。1973年12月，全國第一次計劃生育匯報會上，提出計劃生育要實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歲、女23周歲才結婚；“稀”指兩胎要間隔4年左右；“少”是指隻生兩個孩子。此後在各地的宣傳中出現了“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的口號。可見當時對控製人口是小心翼翼的，而不不像那個年代對其他事情一樣。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從1973年的4.54（平均每個婦女生育4.54個孩子）快速下降到1976年的3.27、1979年的2.75（與現在印度差不多）、1980年的2.24。就是說在1980年時候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已經接世代更替水平，而伴隨經濟的發展，人們生育意願將不斷降低。由於壽命增加在延緩，隻要維持在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在低慣性增長一段時間後，就會停止增長。隨著農業技術的推廣、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之間的矛盾就會逐步得以解決。比如1976年袁隆平的雜交水稻開始在全國稻區推廣，糧食大幅度增產。可見1970年代這樣的寬鬆計劃生育到1980年的時候應該停止而不應該再強化。
1980年，新華社公布了導彈控製論專家宋健等人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結合”的“人口控製論”的方法研究出來的“百年人口預測報告”：如果按中國當時的生育水平延續下去，2000年中國人口要過14億，2050年中國人口將達到40億；即使今後平均每位婦女隻生兩個孩子，也要到2050年中國人口達到15億後，才能停止增長（北京電視台：《天賦人責——宋健》http://www.btv.org/btvweb/kejiao/2006-03/01/content_13921.htm）。這種預測結果要是考慮到經濟發展（降低生育率）和科技進步（增加土地的人口承載能力）以及壽命延長已經減緩的話，本不應該引起恐慌。但學術界還處於“一日被蛇咬，三年怕草繩”的心態：1980年中國人口才10億，糧食就已經短缺，要是增加到15億，等於多出三分之一的人口來分有限的資源，中國肯定崩潰，要想提高生活水平，就必須減少人口。新華社這一預測結果發布後，引起人口學界和政界的很大震動。一些人甚至產生了恐慌心理，驚呼中國已人滿為患了。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專門詢問了預報的計算情況。錢學森和經濟學家許滌新等致函國務院，希望重視這一研究工作的意義。
1980年宋健在光明日報撰文說：“我們絕不應該保持前兩年每個育齡婦女平均生2.3個孩子的生育水平。為使我國人口將來不再有大幅度增長，應該在今後30到40年的時期內大力提倡每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英國生態學家根據英國本土的資源推算，現在5600萬人太多，應該逐步降到3000萬人，即減少46％；荷蘭科學家研究的結果是現在的1350萬人口已經超過了4萬平方公裏上的生態係統所能負擔的限度，應該在今後150年內降到500萬，即減少63％”（ 宋健：《從現代科學看人口問題》http://www.popinfo.gov.cn/popinfo/pop_docrkxx.nsf/v_rkbl/5A2117D149BBB90C48256B3200731414）。
1981年宋健從食品和淡水角度估算了百年後中國適度人口數量，結果表明，如果生育2個孩子，我們整個民族將一直處於不良式供應狀態。如果在100年左右時間內，我們飲食水平要達到美國和法國目前水平，中國理想人口數量應在6.8億以下。從淡水資源看，中國的水資源最多隻能養育6.5億人。同年田雪原等也得出中國最適人口應該在7億以內的結論。（陳衛/孟向京《中國人口容量與適度人口問題研究》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1853）
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的首要意圖是要在20世紀內，將中國的人口總數控製在12億之內，這一目標最早是由宋健、田雪原預測"在實行中（21世紀初的20-30年）不用擔心高齡化"問題發表後（http://women.sohu.com/6/0204/17/blank219001707.shtml），於1980年9月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確定的，其後，在同年中共中央《關於控製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中，在1981年五屆人大第四次會議上，在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全國計劃生育工作會議紀要》中和1984年中央批轉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黨組關於計劃生育工作情況匯報，即中共中央中發[1984]7號文件中，都又相繼強調了這一指標。1982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大，把計劃生育定為中國的基本國策，11月召開的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新憲法，更明確地規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夫妻雙方都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
總結一下當時的情況：
1、根據宋健等人的預測，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2000年中國人口要過14億，2050年中國人口將達到40億（這個結論非常滑稽，沒有考慮到很多現實因素；筆者在《要是當年中國不實行計劃生育會怎麽樣？》已經推算即使中國1980年開始不實行計劃生育，2050年中國人口都難以達到17億）。
2、即使平均每位婦女隻生兩個孩子，也要到2050年中國人口達到15億後，才能停止增長（宋健對於中國15億人口不能容忍）。
3、當時2.3左右的生育率是不能容忍的（要是日本和歐洲國家能達到這個生育率，估計要舉國歡慶的）。
4、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後（21世紀初的20-30年）不用擔心高齡化問題（事實上中國1999年就進入老年化，比預期早30年）。
5、獨生子女政策需要實行30-40年（就是說要到2010年-2020年才能停止，停止之後估計最多隻能允許兩胎，否且再怎麽也不會降低到“7億最適人口”的）。
6、英國希望將人口減少46%， 荷蘭希望將人口減少63%（事實上這些觀點隻是個別學者的觀點，英國、荷蘭政府從來沒有用這些理論來控製人口，反而鼓勵生育，但仍然難以阻擋人口下降和老化。在這方麵我們搶了個第一，從理論到實踐不到一年，但這個第一是我們幾代人都難以承受的）。
7、中國最適人口隻能在7億以內（要是在三百年前的話，中國最適人口才數千萬呢；參見《誰能斷言中國人口上限？》）。
8、宋健當時認為，“短期預測的精度與人口普查精度一致，長期預測精度也能保持在百分之幾的水平。”（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製》，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頁。）然而僅僅過了幾年，中國的首次百年人口預測結果就已遠脫離實際。可見，即使是相當有把握的短期人口預測，也隻能作為人口規劃的參考，而不能作為指令性的人口計劃目標來執行（馬瀛通《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與從嚴控製人口中的誤導與失誤》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8598）。
9、當時沒有考慮不孕不育（當時不到2%，但現在有至少12.5%）和丁克、單身等不生育情況（目前北京、上海不生育人口比例已經上升到30%左右）。
10、當時根本沒有考慮到社會發展本身能夠降低生育率的問題。
田雪原（現在為中國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和宋健都計算中國“最適人口”在7億以內，都認為中國在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的過程中不會擔心老年化。那麽我們看看田雪原的另外一項預測：1995年底中國人口12.1億，田雪原預測到2000年中國人口達到13億，五年增加0.888億，實際上2000年底人口12.4億，五年隻增加0.3億；依照田雪原的1.8%的濾報率（而沒有考慮同樣比例的重報率）將2000年人口“修正”成12.7億，即便如此，那五年也隻增加不到0.6億。12億多人口中每年出生1000多萬，死亡800萬左右，變量一共隻有數百萬。田會長的預測五年就差異2880萬到5880萬。小學生瞎猜也不會有這麽大的差異。而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就是根據田雪原這樣的專家的理論製定的，嚇不嚇人？
可見1980年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實始於草率，行於暴力，終於搪塞和謊言。是學者誤國的典型！日本“辛苦”八年減少三千萬中國人，宋健（現在為中日友好協會會長）一個錯誤的理論，減少1-2億人口，使得今後無數家庭老無所養；徹底改變中國的民族構成（2000年到2005年新增加人口中少數民族占42%！）和世界民族構成（中國占全球比例不斷下降）；上千萬女胎、女嬰被父母“主動”處死，還有更多的胎兒被“被動”處死。
似乎宋健很喜歡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結合”的方法，當初的“人口控製論”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結合”，“夏商周斷代工程”也是，現在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還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結合”。中國近代史上三次“斷代工程”（斷子孫的代、斷曆史的代）都是宋健主持，都是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結合”的方法。前兩項“斷代工程”已經證明是錯誤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研究報告，被“國際學術界撕成碎片”），第三項能是例外？由於自然科學的學者不懂社會科學，而社會科學的學者不懂自然科學，隻有宋健“既懂自然科學也懂社會科學”，結果兩派的結論都往宋健的設想靠攏。就象兩個隊在登山，一個在山的東麵，一個在山的西麵，雙方都看不見彼此，而宋健在山頂，宋健向東邊吆喝幾句，向西邊吆喝幾句，結果兩隊都爬到宋健所在地。就是說兩個善良、高水平的學科群體被宋健挾持，為宋健的理論“背書”。龐大的“國家發展戰略組”看起來嚇人，其實不過是宋健個人的觀點。拋開最後的結論，兩派的觀點確實有意義，但經過宋健的“畫龍點睛”就麵目全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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