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虛擬的“人口爆炸”到臆想的“第4次生育高峰” (圖)

從虛擬的“人口爆炸”到臆想的“第4次生育高峰”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e-mail]

一、虛擬的“人口爆炸”和現實的“老年化”
二、“漏報的女嬰”與“修正的生育率”
三、“合理的期望生育率”與“超低的政策生育率”
四、臆想的“第四次生育高峰”與現實的“第三次單身浪潮”
五、“夏商周斷代工程”與“國家人口發展戰略”

一、虛擬的“人口爆炸”和現實的“老年化”

中國人口從戰國時期到清朝初年一直波動在數千萬，90%的人不得不辛勞在土地上，生活質量也沒有質的變化。美洲高產作物18世紀在歐亞大陸推廣，人口才快速增加，其中英國人口（包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地英裔人口）增加最快。人口爆炸導致科技爆炸，生活水平快速提高。人口增加對現有資源的消耗增加隻是“加法”地增加，但更重要的卻是使“非資源”(如氮氣)變為新資源(如氮肥)，這種新資源的增加卻是“乘法”地增加的。當前，世界上90%以上的氮肥是由空氣中氮氣合成的，大大促進了糧食增產，使得地球可以承載現在65億人口，使得大部分人能夠脫離土地從事其他工作。20世紀世界人口增長將近4倍（中國人口隻增加3倍，從1900年的4億左右增加到1949年的5.5億，再到現在的13億，重要原因還是因為預期壽命從1950年的35歲延長到現在的72歲），同樣的時間內全球GDP是1900年的18倍以上，全球人均GDP (按1990年美元換算)增長5倍（連增長最慢的非洲也增長3倍）。幾乎所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相對價格在整個20世紀都是下降的。比如，每種主要穀物—玉米，小麥，稻子的國際價格（除去通貨膨脹因素，用美元結算）從1900年到1998年降低了70%。14種國際貿易金屬和非食品農產品組合－從1900年到1999年價格下降了將近80%（剔除通貨膨脹因素）。可見科技進步、生活質量的提高遠遠快於人口增長（參見筆者的文章《誰能斷言中國人口上限？》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1916，和Nicholas Eberstadt的文章《從“人口爆炸”到“健康爆炸”》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8723）。

然而，幾十年來，世界一直被聳人聽聞的預言小說－－人口災難即將到來所困擾。宋健等人更是預測“中國人口2050年將達到40億”。當美國還隻是沉浸在寫作、閱讀恐怖預言小說的快感中的時候，中國卻已經急不可待地從小說走入現實—實行計劃生育。

http://www.blogchina.com/new/upimage/20059211582482508.jpg

1980年，受宋健等人的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結合”的人口控製論的方法研究出來的“百年人口預測報告”和其相關論述的輿論影響，中國開始了獨生子女政策。當時認為，“短期預測的精度與人口普查精度一致，長期預測精度也能保持在百分之幾的水平。”（注：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製》，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頁。）然而僅僅過了幾年，中國的首次百年人口預測結果就已遠脫離實際(當年宋健預測中國到2030年都不會出現老年化，但是實際上中國1999年就進入老年社會)。可見，即使是相當有把握的短期人口預測，也隻能作為人口規劃的參考，而不能作為指令性的人口計劃目標來執行（馬瀛通《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與從嚴控製人口中的誤導與失誤》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8598）。

計劃生育使得中國未富先老，“虛擬的人口爆炸”轉化成了“現實的老年化”。

現在中國是9個勞動人口對應一個65歲以上老年人口，40年後是2個勞動人口對應一個老年人口，4億老年人（現在的年輕人）將老無所養。現在隻有城市的4000萬老人享受社會養老金，並且是全國13億人口通過不同的途徑貢獻的，現在城市老年人的相對待遇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有些五十多歲就可以退休（工作二十幾年，靠別人養二十幾年），即便如此，現在養老金缺口仍然相當於一年的國民經濟總收入。現在的年輕人到75歲也難以拿到養老金，而人均壽命延長已經很緩慢，到時候人均壽命也就隻有75-77歲的水平，意味著一大半的人到死都拿不到養老金。而智力經濟時代，老年人怎麽可能競爭的贏年輕人？六七十歲的老人失業後誰來養活？今後獨生子女需要贍養兩對父母，他們承受得起養老的重擔嗎？在承重的養老負擔下，他們還有養育三個孩子（維持社會可持續發展所必需的）的能力嗎？

二、“漏報的女嬰”與“修正的生育率”- 出生性別比的悖論

聯合國（1955）認定的出生性別比正常值域標準是男孩：女孩=102～107：100。1980年以前中國出生性別比基本正常，但自從1980年獨生子女政策以來，中國出生性別比不斷攀升，對此，有學者提出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的正常值域上限是獨具108或108左右，從而否認出生人口性別比出現了異常，1980年代中期超過108後，人口學家們認為是女嬰漏報：“出生嬰兒性別比在中國是108左右，如果調查結果高於這個數，一般就暗示著女嬰有可能漏報（蔣正華，1994：《正確認識人口形勢科學規劃發展目標》，《人口與計劃生育》，第6期）”。然而現在知道出生性別比增大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國家計生委也承認中國出生性別比是119-121，導致1980年以來出生的男孩比女孩多出2700多萬，今後2700多萬光棍。“對當時已持續了9年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未能正確認識，既未在計劃生育工作中引起足夠重視，也未采取措施加以監管和及時糾正，最終釀成了此後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逐年持續加劇的曆史性失誤”（馬瀛通，《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與從嚴控製人口中的誤導與失誤》）。

同樣，現在1.2-1.3的生育率，人口學家也認為是漏報，他們一次次“修正”成1.8（http://finance.sina.com.cn/g/20051201/17502164475.shtml），從而阻止中國進行人口政策的調整。但還是改變不了超低生育率的現實。

計生委否認了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和男女比例失調有直接的關係。計生委以韓國為例，韓國並沒有推行計劃生育，其出生性別比在1988年達到114，1990年達到117。筆者認為是兩方麵原因造成中國性別比過高：
a．計劃生育：生一胎沒兒子比例1/2，生兩胎沒兒子比例1/4，生三胎沒兒子比例1/8，生四胎沒兒子比例1/16……；最保守的估計中國家庭至少有15%的不育，都允許生兩個孩子並且都生兩個，然後沒有兒子的可以繼續/也都生下去（有幾個願意繼續生下去的？），直到10胎為止（中國婦女十幾歲結婚的話，一輩子現實極限生育能力也隻有6個孩子左右，不可能平均生10個的）。總和生育率隻有1.9，還達不到世代更替水平的2.1！要是都允許生兒子，還有必要人工選擇性別嗎？
b．撫養成本太高導致“魚和熊掌不能兼得”（韓國生育率1988年隻有1.56，1990年隻有1.59。究其原因就是撫養成本太高，生育意願下降，而在男孩偏好的傳統思想下，人工選擇性別）。

這裏就出現一個悖論：要是中國性別比過高是因為計劃生育的話，就應該停止計劃生育；要是不是因為計劃生育，而因為撫養成本過高、生育意願下降的話，那麽也得停止計劃生育（中國出生性別比高於韓國1988，那麽停止計劃生育後生育率還達不到1.6）。就是說，無論是什麽原因導致出生性別比增高，都得停止計劃生育才能得以改善。

三、“合理的期望生育率”與“超低的政策生育率”

中央1990年提出的2000年13億人口目標；1996年提出的2000年13億人口目標； “十五規劃”提出的2005年13.3億人口目標；“十一五規劃”提出的2010年13.6億人口目標﹐生育率需要穩定在1.9-2.23左右。可見1990年以來中央的人口政策與“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是一致的，就是說我國的期望生育率是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目前全國不生育人口至少15%（北京、上海已經高達30%左右），那麽主流家庭需要生育3個孩子才能實現中央的期望生育率。

據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曾毅的統計，中國政策生育率1.38（每個婦女生育1.38個孩子）。就算不生育人口以最保守的15%來計算，那麽現實政策生育率隻有1.175（平均每個婦女生育1.175個孩子；將中國的計劃生育總結為“一胎化”一點也不為過），隻有期望生育率的一半，竟然期望一半的出生人口是因為非法超生而出生的，這本身就比較滑稽，對遵紀守法的人很不公平。

是1990年代以來，由於經濟發展，養育成本不斷提高，生育意願和生育能力不斷下降，超生連彌補不育（不孕、單身、丁克等）都彌補不了，更加不可能填補政策生育率與期望生育率的差值。中國總和生育率在1990年開始就低於世代更替水平，在1990年代中期以來隻有1.2-1.3左右。

近來被炒作得轟轟烈烈的富人名人超生真實情況到底如何？ 以下是新華網的新聞《超生是富人的特權？》：“統計數據顯示，自2002年至2005年第三季度，上海市共有84例超生被認為是富人超生，占超生總數的7.17％。2002年10月至2005年10月，大連市共發生12例富人、名人違法生育案例”。

2004年末上海戶籍人口總數為1352.39萬，三年總超生（包括富人以及郊區農民）才1171例（每年平均390例），富人超生才有84例（每年平均28例）；人口550萬的大連市，三年才有12例（每年平均4例）富人、名人超生。人口一千多萬的上海不生育人口就接近30%，而每年超生才1171例，使得生育率隻有0.7左右，遠遠低於政策生育率，更是遠遠低於中央期望的世代更替水平。

四、臆想的“第四次生育高峰”與現實的“第三次單身浪潮”--阻止人口政策調整的兩大理由不成立

國家計生委主任張維慶：“‘十一五’時期麵臨著第四次生育高峰。第四次生育高峰是由哪些因素組成的呢？第一，70年代實行計劃生育以來，獨生子女將近1億人，這1億人70年代到現在，大部分是二十到三十歲了，這部分人進入了生育旺盛期，就該結婚了，結婚就要生孩子。這個數量是為數不少的。 第二，80年代中期，中國的生育政策做了調整。1980年時我們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1984年到1987年，在農村允許生了一個女孩子的再生一個孩子，這個生育政策的調整，所增加的相當一批人也已經進入生育年齡，他們也要結婚，也要生孩子，這也會增加一部分。所以低生育水平在小高峰到來的時候要穩得住，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無論如何不能動搖，這是“十一五”期間堅定不移的態度”。　　

看來計生委認為計劃生育不能動搖的原因是有於第四次生育高峰。計生委認為的生育高峰是由兩方麵組成：一是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可以生二胎；二是1984年後農村允許生育1.5個，這些孩子今後幾年到生育年齡。筆者分析一下計生委的理由是否存在：

現在平均初育年齡是25歲，1980年以後出生的女孩成為生育主體，1980年到1990年之間出生的女孩影響今後幾年的出生率。“近1億獨生子女”主要是1980年獨生子女政策實行後出生的（並且1990年以後獨生子女家庭比例才增高），相對於近5億總出生人口來說，比例不高；就算這“近1億獨生子女”在1980年到2005年平均分配，那麽每年隻有400萬獨生子女，由於這25年出生性別比為112：100，那麽每年女孩隻有189萬；而1980年到1990年總出生人口平均每年2200多萬，就是說今後幾年1個獨生子女育齡人口麵對的是1個獨生子女和4.5個非獨生子女育齡人口，他們的配偶都是獨生子女的概率很低，這189萬女孩中隻有34萬左右與獨生子女男孩結婚（可以生育二胎，政策生育率2.0，比現在的1.38的政策生育率高，每年隻多出生20萬左右人口），對總人口增加幾乎沒有影響。要是考慮到“近1億獨生子女”中還有少部分是1970年代出生的，尤其是農村（甚至城市）獨生子女在1990年後才增多，那麽1980年代出生的獨生子女每年就不到400萬，女孩就不到189萬。

有人可能會說，城市在1980年開始就是獨生子女政策，城市獨生子女婚配比例高一些，每年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生育夫婦就很高了。那麽，我們看看1980年代出生的城市獨生子女到底有多少？中國城鎮人口比例1982年為20.6%，1990年為 26.23%，2000年為36.09%，2005年為42.99%。就是說,整個1980年代城市人口比例平均為23%。以平均25歲生孩子計算，1980年到1990年孩子的母親是1955年到1965年出生的女孩，1955年到1965年這段時間全國共出生1.01億，平均每年918萬，23%是城市人口的話，城市每年211萬。這些女孩到1980年代是育齡婦女，假如都生育一胎的話，每年出生211萬（依照正常的105：100的出生性別比計算，每年出生女孩102萬），1980年代出生的這些女孩現在開始成為生育婦女。而2005年相對於1980年代來說，城市人口比例增加1倍，並且比例還在增加，這增加的人口中，大多是農村素質比較高的，他們進城後在婚配選擇中並不居於弱勢，就是說城市的每年102萬的女孩隻有一半左右（50萬左右）是與城市的男孩結婚，這50萬每人多生育1個孩子，每年也隻多出生50萬，相對於每年出生1000多萬的總數來說根本不算什麽。並且1980年代城市人口並不全部是獨生子女，比如1989年上海婦女總和生育率還有1.51（每個婦女平均生育1.51個孩子），那麽城市中目前到了生育年齡的獨生子女女孩每年就沒有102萬，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城市夫婦不到50萬對，對總人口影響更小。尤其是，現在年輕人不願意生二胎，即使允許二胎也是空的。

再看看實際情況，據《蘭州晨報》報道（http://lovelife.com.cn/page.php?wid=1103400417&id=1144746589；2006-04-11）：2002年9月27日，甘肅省九屆人大常委會對《甘肅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進行了修訂並於當天開始施行，其中增加了獨生子女夫婦可以生育二胎的新規定。但是截至2005年，全省共有21對符合條件的獨生子女夫婦提出了申請，截至目前，僅有６對夫婦生育了二胎（其中５對夫婦為農村戶口）。

甘肅可是西部貧困省份，是城市人口心目中喜歡超生的地方。全省三年多才有６對獨生子女夫婦生育二胎！那麽全國情況可想而知。因此國家計生委擔心因為獨生子女而引起生育高峰的說法站不住腳。

要是不調整生育政策的話，還因為雙方都是獨生子女可以生二胎，可以稍微增加出生人口；但要是調整人口政策的話，就是全部可以允許生育二胎或以上的了，不光是獨生子女可以生育二胎了，那麽張主任用“近一億獨生子女”來反對人口政策調整本身就沒有意義，調整人口政策後影響生育高峰的是全體育齡婦女人數而不是獨生子女人數。

即使在1984年後農村實行1.5胎的政策，但是由於經濟的發展，生育意願下降，1984年後生育率並沒有上升，反而下降（1980年到1983年平均生育率為2.54，1984年到1990年隻有2.36， 1990年之後更是低於世代更替水平）。可見國家計生委這個擔心純粹隻有理論意義，沒有現實意義（理論上1984年後生育率應該增加，但是事實上反而下降），可見計生委擔心因為1984年生育政策的改變而引起生育高峰的說法也站不住腳。

可見計生委的所謂“第四次生育高峰”的兩個理由都站不住腳。196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婦女在1980年代達到生育年齡，引起1980年代的生育高峰。但是1963左右那麽大的一個高峰，在1980年代仍然有2.4的生育率的情況下，1980年代那個高峰就已經明顯降低，那麽現在光是靠1980年代生育峰在目前的生育政策和生育意願下能夠引發“第四次生育高峰”嗎？1980年代初出生的女孩現在成為生育主體，但是近幾年出生人口並沒有明顯增加，以至於2005年又隻增加758萬人口，遠沒有計生委預期的1167萬。既然事實已經證明計生委反對調整人口政策的理由不存在，為什麽不立即恢複常態—停止計劃生育？

1980年到1990年平均每年出生1084萬女孩，現在這些人正/將成為生育主體，扣除15%不生育人口，還剩下921萬婦女，這些人平均生育2個（還有相當部分人隻願意生一個，就必須允許生育三個）的話，每年也隻有1843萬，減去每年死亡870萬左右，每年增加人口隻有973萬，達不到“十一五規劃”要求的1049萬。可見現在需要立即停止計劃生育。

在計生委和人口學界擔憂“第四次生育高峰”的時候,中國“第三次單身浪潮”飄然而至，“恐婚”風盛。一份人口普查的數據表明，中國單身人群正日漸龐大：1982年中國的單身戶是174萬戶，到了1990年有800多萬人沒有婚配；1990年前後，北京的單身男女在20萬以上，而現在僅南京市這個數字就達到了40萬，北京和上海兩地已經衝破百萬之眾。另有一組上海人口情報研究中心關於滬市婚姻的演化數據：1980年結婚人數為18萬對；1990年是12萬對；1997年是10萬對。需要說明的是，這樣的數據還是在婚齡人口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出現的，而其中單身女性的比例有明顯上升趨勢。和前兩次單身潮截然不同的是：他們不是被動單身，而是主動選擇單身。

計生委反對調整人口政策的理由是擔心生育率會大幅反彈： “現在是一個半的政策，生育率是1.8。如果普遍可以生兩個，那可能就是2.3、2.4”。

中國現在在停止計劃生育後都不可能達到1.9的生育率，更不可能達到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反彈，“彈”何容易？就算真的1.5的政策生育率導致1.8的現實生育率，那麽普遍可以生兩個真的可以使得生育率相應達到2.3、2.4？ 依照這種邏輯，要是允許生育15胎，豈不是生育率可以達到15.4了？

大家每餐需要0.4斤米才可以吃飽，隻有0.2斤米的限量時候，肯定會有搶劫、偷竊糧食的；但要是給大家的糧食供應量是每餐2斤，還會有搶劫、偷竊糧食的嗎？要是有每餐2斤的糧食，卻編造謊言說糧食不夠，隻給人分配0.2斤，今後知道真相後，老百姓看到餓得殘疾的身體，反應會怎麽樣？

荀子曰：“君子性非異，而善假於物也”。我們應該吸取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地的教訓。即使中國擔心今後在社會製度調整後生育率會上升，人口會膨脹，但是這個過程將是漫長的。西方國家幾十年來都在尋找提高生育率的方法，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國家真正成功（美國接近成功）。在日本等國找出提高生育率的製度和方法後，中國作為後發國家可以借鑒；在日本等國因為新的製度導致人口膨脹後，中國能有幾十年的時間調整政策，擔心什麽？

五、“夏商周斷代工程”與“國家人口發展戰略”

宋健訪問中東，看人家愛琴文明、古埃及文明、亞述文明，都可準確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至4000年，而中國曆史目前隻能準確到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夏朝、商朝隻有傳說，沒有斷代。這讓宋健很不爽，一個想法在他的心中形成，於是他提出：處於跨世紀之交的“九五”期間，應該組織社會科學家和自然科學家對這一重大曆史問題聯合攻關。1996年5月，夏商周斷代工程通過項目論證，正式啟動，成為我國“九五”期間重點科技攻關計劃項目。工程目標就是研究在中國古代文明的興起和發展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夏、商、西周三代的年代學，製定有科學依據的夏商周年表，為中華文明尋根。這個科研項目，涉及曆史學、考古學、天文學、科技測年等學科，分9個課題，44個專題，直接參加的專家學者就有200人，開始了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跨學科門類的合作研究。這一高層次的科研工程，連辦公室秘書都是博士後。

由政府資助上千萬人民幣、轟轟烈烈地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斷代工程” (以下簡稱為“工程” )在中國大陸幾乎是家喻戶曉、人人皆知。有的媒體甚至把它稱為“中國文化史的最偉大的事件” 。2000年10月，“工程”發表了《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簡本》的結論也全部通過了國家科技部的驗收，並且榮獲“全國十大科學進步獎”。按照一本宣傳性的書《千古學案：夏商周斷代工程紀實》的話：“終於撥開了曆史迷霧，千古學術懸案得以冰釋。”而就在《簡本》發表的前後，抨擊的聲浪不斷在海外出現，中國媒體將這些抨擊視為“敵對勢力”、“帝國主義”。斯坦福大學的大牌教授David Nivison在《紐約時報》所下的“國際學術界將把工程報告撕成碎片”的斷言，也成為一句學術界廣泛流傳的名言。該工程的詳細年表工作基本擱淺，宋健的夢想還是最終沒有實現，獲得多項科技大獎的愛國工程終成一個問號（（陳寧：《“夏商周斷代工程”爭議難平》，《社會科學院報》http://www.guoxue.com/ws/printpage.asp?ArticleID=673））。　

“夏商周斷代工程”直接參加的專家學者有200人，博士後還隻配當辦公室秘書；宋健主持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是又一次“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跨學科門類的合作研究”，級別比“夏商周斷代工程”要高，人員超過300，層次更高，估計博士後連看門的資格都沒有。這次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是：全國平均總和生育率在未來30年應保持在1.8左右，過高或過低都不利於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中國人口報http://www.gzxw.gov.cn/huadiOfficeSystem/gzweb/ShowLmxx.jsp?Tmid=119686）。

今後中國曆史會記載，曾經有個人口發展戰略組，這個戰略組將1.3左右的生育率認成1.8，並且認為1.8的生育率是最佳生育率。1.8左右的生育率竟然是最佳生育率，這個結論必將成為曆史的笑料！

由於組長蔣正華認為目前中國的生育率就是1.8（http://finance.sina.com.cn/g/20051201/17502164475.shtml），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為現行計劃生育起草了一份辯護狀，現行人口政策沒有必要調整。“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的結論直接影響到“十一五規劃”，國家提出計劃生育“四個堅持不動搖”。

與“國家人口發展戰略”並行的還有“國家科學技術中長期發展規劃”，2006年2月9日，中國國務院發布《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 》，提出未來十五年的人口目標是將人口數量控製在十五億以內。

依照“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的“研究成果”，現在計劃生育沒有必要調整；而依照“國家科學技術中長期發展規劃”研究，要在2015年將人口控製在15億以內，現在應該立即停止計劃生育並千方百計鼓勵生育。但國家為什麽“厚此薄彼”，隻相信“國家人口發展戰略”而不相信“國家科學技術中長期發展規劃”？其實從主要負責人的學術信用來說，“國家科學技術中長期發展規劃”的成果應該更為可靠。

蔣正華的主要學術成就應該算是證明了“大躍進”時期餓死上千萬人口，但他的證明方法至今存在爭議。他將1980年代出生性別比增高歸因於女嬰漏報的結論，“釀成了此後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逐年持續加劇的曆史性失誤”。

宋健1980年的人口控製論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結合”的產物，但是幾年的預測就遠脫離實際；宋健主持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跨學科門類的合作研究”，但是其研究報告，被“國際學術界撕成碎片”；改革開放以來，宋健長期擔任國家科委主任，主持中國科技發展，但是中國自主創新能力與國際的差距越來越大；難道這一次“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是個例外？

1980年實行計劃生育是那麽草率，停止計劃生育隻是恢複常態，現在卻又這麽過於慎重。據我所知，人口戰略組中有一些學者希望調整人口政策（他們隻敢說放開二胎），但由於蔣正華和宋健是正副組長，這些學者幾乎發不出聲音。從某種意義上說，宋健、蔣正華利用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挾持了國家的人口政策。國家成立人口發展戰略研究本意是好的，但可惜是作繭自縛。要是沒有人口戰略組，問題好辦多了。有些學科，寧願從來沒有設立過，也不願他們影響太大。

宋健的“兩院院士”身份（何況也是憑借控製論評上院士的的）不足以說明其理論就一定是正確的。秦檜、汪精衛絕對是才華橫溢（沒有本事能當上漢奸、賣國賊？），宋體就是他創造的，影響數百年，現在的“兩院院士”的成果能夠影響這麽久？難道能夠因為秦檜、汪精衛的才華橫溢就否定他們是賣國賊？曆史上還有那個民族罪人曾經減少中國上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