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寒與國家計生委張維慶主任的對話 (圖)

水寒與國家計生委張維慶主任的對話
--評國家計生委張維慶主任關於穩定低生育率的網談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e-mail]

2006年3月21日國家計生委張維慶主任應邀在中國政府網線談人口問題（http://www.gov.cn/zwhd/ft/rkwt/wz.htm）。以下就訪談錄請教張主任。

張維慶：舉報是公民的權利，你違反了，人家監督你、舉報你，包括我張維慶，也要接受大家的監督，有什麽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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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非常同意張主任的說法！也正是本著同樣的理念，我近年一直在檢舉國家計生委，監督張主任。雖然我的預言一次次“不幸言中”（比如2005年人口沒有增加預期的1167萬，隻增加了758萬），但從來沒有得到計生委的反饋。張主任是人民公仆，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是國家的主人的一員，我相信張主任對我的觀點不會見怪，我希望國家計生委能夠嚴肅對待我的觀點。計劃生育是中國近代史上的最大的一項國家工程，涉及到千家萬戶的利益，攸關國家和民族的持續發展，沒有反對意見是不正常的，封殺反對意見是不應該的。要是我的觀點有不妥之處，請張主任海涵，並請計生委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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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慶：根據人口專家計算，到1998年底少生了三億多人。如果算到2005年底，少生了4億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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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中國要是沒有計劃生育，會增加多少人”這個問題，由於是事後評估，而生育率隨著社會發展而動態下降，因此隻能借鑒一些間接手段。其實社會學也可以借鑒醫學的思維，醫學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方向就是找出與疾病相關的症狀或體液指標，據此來診斷疾病、預測疾病的預後，相關係數越高，診斷越準確。我比較了聯合國公布的各國的總和生育率（TFR）和多項社會發展指標，發現隻有人類發展指數（HDI）與TFR相關性最高，相關係數高達-0.916，是最好的診斷指標。

中國計劃生育理論上始於1971年，但實際上1973年才在全國城鄉展開，但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低到1972年的4.98，這幾年本身就可以看出社會發展對生育率的影響。比較各國（尤其是與中國文化相近的日本、韓國、泰國等國，以及印度）TFR與HDI的關係，我粗略推算沒有計劃生育情況下的中國生育率數據：1972-1979年：4.5；1980-1989年：2.75；1990-2005年：2.1。根據這些生育率資料，我計算出1970年代開始的計劃生育共少生2.3億人口（詳細推算請參看我的文章《要是當年中國不實行計劃生育會怎麽樣？》），其中1970年代的計劃生育到1980年的時候共少生六千多萬；1980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少生1.3億人口。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指示（中發[1982]11號1982年2月9號）》也認為1970年代的計劃生育累計少生六千多萬人，與我用4.5的TFR推算的結果一致，就是說我與張主任的差異是在1980年之後的生育率的估算。以下是我的推算理由：


圖片：HDI與生育率的關係 http://www.blogchina.com/new/upimage/200621313542716094.jpg

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中，中華文化圈國家和地區（韓國、香港、台灣、泰國、越南等）的TFR比其他國家低（在一個國家內部，華人TFR比其他民族低）；曾經是社會主義國家的TFR比其他國家低。

中國1980年代的HDI相當於日本1950年代水平（日本在1950年代平均TFR隻有2.4）。印度1997年到2003年HDI剛好相當於中國1980年到1986年水平，印度1997、1998、1999年TFR分別為3.3、3.2、3.1，印度2000-2005年TFR隻有2.85（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結果http://w3.whosea.org/LinkFiles/Family_Planning_Fact_Sheets_india.pdf），今後兩年預計還難以達到2.8。何況，在同等HDI的條件下，由於文化和民族心理因素，印度人的生育率明顯要比中國人高。

新加坡曆年人類發展指數(HDI)和各種族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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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HDI--全國生育率--華人生育率--馬來人生育率--印度人生育率
1980--0.761----1.82--------1.73--------2.19----------2.03
1990—0.822----1.83--------1.65--------2.69----------1.89
2000—0.886----1.60--------1.43--------2.54----------1.58
2001—0.890----1.41--------1.21--------2.4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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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華人和印度人在新加坡同樣的製度下，上表還隻反映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差別對中印TFR的影響，而沒有反映出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對TFR的負麵影響。考慮到中印的文化、民族心理、製度因素，當然也考慮到印度的後發因素（在同樣文化、製度、民族心理的條件下，後發國家達到同樣HDI時候TFR比先發國家低），因此我將中國1980年代生育率估算為2.75是合理的。

即使1980-1989年TFR為3.0，1990-2005年TFR為2.5，那麽到2005年底，1970年代開始的計劃生育也隻累積少生3.2億人口，1980年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也隻少生2.2億人口。而依照張主任“少生4億”的結論，那麽1980-1989年TFR當為3.5，1990-2005年TFR當為2.7才行（那麽到2005年底，1980年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少生3億人口）。從TFR與HDI的相關圖，即使不考慮中國的文化和製度的獨特性，當年中國的TFR都不能有那麽高。

就是說，考慮到中國的文化、民族心理和製度特色，中國的TFR隻能在上圖的下限，而不是中間和上限。也就是說張主任的“少生4億”的估算是不準確的。

總結：以我的方案，到2005年1970年代開始的計劃生育共少生2.3億（不可能超過3.2億）人口；1980年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共少生1.3億（不可能超過2.2億）人口。以張主任的生育率方案，到2005年1970年代開始的計劃生育共少生4億人口；1980年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共少生3億人口。如果說1970年代的計劃生育還有爭議的必要的話，那麽無論哪種方案，1980年代的計劃生育都是錯誤的。

我不知道張主任是采納什麽指標來“診斷”生育率，從而得出“少生4億多”的結論？這個指標與TFR的相關係數隻有比0.916高才能說明張主任的診斷比我的要準確。請張主任不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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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您認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真的與實行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有直接關係嗎？如果是這樣，那麽為什麽有一些國家沒有實行這樣的政策，其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程度卻仍然很快？　

張維慶：這個問題回答是非常肯定的。為什麽中國的計劃生育成就功不可沒或者叫功德無量呢？少生4億多人。如果這4億多人加進去，我們總體小康水平能實現嗎？我看是實現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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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人類發展指數（HDI)是聯合國最近用來衡量社會發展水平的指標，解釋了88％的一般化變異數，很好地反映了人類生活質量。

人類發展指數的國際比較（195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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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1950--1975--1980--1985—1990--1995—2000--2003
中國--0.159-0.525-0.558-0.594-0.627-0.683-0.728-0.755
印度--0.160-0.412-0.438-0.476-0.513-0.546-0.577-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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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以看出,中國和印度HDI在1950年時候沒有差別，兩國主要差別出現在1975年前，而這段時間兩國生育率沒有差別；中國經濟改革始於1979年，而印度的經濟改革始於1991年，中國經濟改革比印度早12年；印度的社會矛盾比中國複雜。中國的2003年HDI比1975年增加1.438倍，同期印度增加1.461倍；中國2003年HDI比1980年增加1.353倍，同期印度增加1.374倍。從絕對數和相同起點來說，印度1990年的HDI接近中國1975年的HDI，中國從1975年到1990年這15年增加0.102，印度從1990年到2005年這15年增加0.106（從2000年到2003年這三年平均每年增加0.083，而近兩年更是增長快速，2005年應該至少為0.619）。沒有實行計劃生育的印度HDI比實行計劃生育的中國增加更快！

出生時預期壽命（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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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1960--1981--1991--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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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47.1--67.7--69.3--70.0
印度-44.0--53.9--59.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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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0-1975年時候中國預期壽命比韓國長0.6歲，現在比韓國短5.4歲。

人才方麵，中國擁有學士及以上學位的人僅占總人口的1.5%，印度為6%（FT中文網2006年4月11日刊發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教授理查德·佛羅裏達的評論文章）。

可見相對於印度來說，中國沒有進步也沒有大的退步，而印度的年輕人口結構賦予印度巨大潛力。要是說計劃生育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作出了貢獻的話，豈不是改革開放阻礙了社會發展？張主任豈不是否定改革開放？

依照我的估算，等於中國計劃生育白白損失2.3億子孫；依照張主任的估算，等於中國計劃生育白白損失4億子孫！

可見計劃生育並沒有為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任何貢獻。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Amartya Sen在《India: Development and Participation》（ 2005, PP.112-142，http://www.dajun.com.cn/yinduzg.htm）通過比較中印人口增長率和人均GDP增長率也得出相同結論。

可見，無論從HDI角度還是人均GDP角度，都說明計劃生育沒有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貢獻。張主任說中國的計劃生育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我不知道張主任采用什麽指標？由於聯合國的HDI已經解釋了反映社會發展水平的88％的一般化變異數，張主任的指標難道比HDI更能反映社會發展水平？建議將這些指標推薦給聯合國以取代HDI。要是計劃生育真能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那麽世界其他國家真是太無知了。應該推廣計劃生育到全世界，算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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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慶：“十一五”時期麵臨著第四次生育高峰。第四次生育高峰是由哪些因素組成的呢？第一，70年代實行計劃生育以來，獨生子女將近1億人，這1億人70年代到現在，大部分是二十到三十歲了，這部分人進入了生育旺盛期，就該結婚了，結婚就要生孩子。這個數量是為數不少的。

第二，80年代中期，中國的生育政策做了調整。1980年時我們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1984年到1987年，在農村允許生了一個女孩子的再生一個孩子，這個生育政策的調整，所增加的相當一批人也已經進入生育年齡，他們也要結婚，也要生孩子，這也會增加一部分。　

所以低生育水平在小高峰到來的時候要穩得住，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無論如何不能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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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2005年11月14日新華社報道“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我國已累計出生9000萬獨生子女”，現在才過去四個月（要知道這4個月總出生人口500萬都還難說），獨生子女怎麽就變成“將近1億人”了？我上次已經分析過，獨生子女9000萬的話，就已經說明1990年以來生育率平均隻有1.5（《從中國人類發展指數看停止計劃生育的急迫性》http://www.chinare????.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28&ID=81980）；要是獨生子女“將近1億人”的話，那麽生育率就更低了。張主任想說明一個問題，豈不是又暴露另外一個問題？

看來張主任認為的生育高峰是由兩方麵組成：一是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可以生二胎；二是1984年後農村允許生育1.5個，這些孩子今後幾年到生育年齡。我分析一下張主任的理由是否存在：

“近1億獨生子女”主要是1980年獨生子女政策實行後出生的（並且1990年以後獨生子女家庭比例才增高），相對於近5億總出生人口來說，比例不高；就算這“近1億獨生子女”在1980年到2005年平均分配，那麽每年隻有400萬獨生子女，由於這25年出生性別比為112：100，那麽每年女孩隻有189萬；而1980年到1990年總出生人口平均每年2200多萬，就是說今後幾年1個獨生子女育齡人口麵對的是1個獨生子女和4.5個非獨生子女育齡人口，他們的配偶都是獨生子女的概率很低，這189萬女孩中隻有三十多萬與獨生子女男孩結婚（可以生育二胎），對總人口增加幾乎沒有影響。要是考慮到“近1億獨生子女”中還有少部分是1970年代出生的，尤其是農村獨生子女在1990年後才增多，那麽1980年代出生的獨生子女每年就不到400萬，女孩就不到189萬。因此張主任擔心因為獨生子女而引起生育高峰的說法站不住腳。

要是不調整生育政策的話，還因為雙方都是獨生子女可以生二胎，可以稍微增加出生人口；但要是調整人口政策的話，就是全部可以允許生育二胎或以上的了，不光是獨生子女可以生育二胎了，那麽張主任用“近一億獨生子女”來反對人口政策調整本身就沒有意義，調整人口政策後影響生育高峰的是全體育齡婦女人數而不是獨生子女人數。

即使在1984年後農村實行1.5胎的政策，但是由於經濟的發展，生育意願下降，1984年後生育率並沒有上升，反而下降（1980年到1983年平均生育率為2.54，1984年到1990年隻有2.36， 1990年之後更是低於世代更替水平）。可見張主任這個擔心純粹隻有理論意義，沒有現實意義（理論上1984年後生育率應該增加，但是事實上反而下降） ，可見張主任擔心因為1984年生育政策的改變而引起生育高峰的說法也站不住腳。

可見張主任的所謂“第四次生育高峰”的兩個理由都站不住腳。196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婦女在1980年代達到生育年齡，引起1980年代的生育高峰。但是1963左右那麽大的一個高峰，在1980年代仍然有2.4的生育率的情況下，1980年代那個高峰就已經明顯降低，那麽現在光是靠1980年代生育峰在目前的生育政策和生育意願下能夠引發“第四次生育高峰”嗎？1980年代初出生的女孩現在成為生育主體，但是近幾年出生人口並沒有明顯增加，以至於2005年又隻增加758萬人口，遠沒有計生委預期的1167萬。既然事實已經證明計生委反對調整人口政策的理由不存在，為什麽不立即恢複常態—停止計劃生育？

1980年到1990年平均每年出生1084萬女孩，現在這些人正/將成為生育主體，扣除15%不生育人口，還剩下921萬婦女，這些人平均生育2個（還有相當部分人隻願意生一個，就必須允許生育三個）的話，每年也隻有1843萬，減去每年死亡870萬左右，每年增加人口隻有973萬，達不到“十一五規劃”要求的1049萬。可見現在需要立即停止計劃生育。

停止計劃生育後，會因為生育積壓而有一個生育峰，但從目前的生育願望來看，這個高峰不會太大，不要被這個高峰嚇倒，應該趕搶這個生育高峰，而不是避開這個生育高峰，給一些近40歲的人有補生的機會（但同時要做好產前檢查，防止畸形胎兒出生）。比如說現在35歲到40歲這一群體，目前隻有少部分人還有再生育一個的生育願望，等再生育的小孩30歲左右成家立業有經濟能力時候，父母剛好退休，需要贍養，大大緩解他們哥哥或者姐姐的贍養壓力。中國1963年左右那個峰那麽大，一樣過來了。今後是老年化嚴重、勞動力短缺，這個高峰越大，就越有雪中送炭的效果。這個高峰即使會帶來一定的問題，但是相對於今後老年化和民族可持續發展來說，根本不算什麽。現在幼兒園、學校合並，但人員還在、校舍還在，並沒有太多流失。等人員流失後就麻煩了。殘酷的現實已把計劃生育政策改革逼到了最後讀秒階段，再猶豫哪怕是2、3年都可能把中華民族推向萬劫不複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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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有位網友引了一篇文章。懷疑“十一五”期末全國總人口控製在13.7億（“十一五”規劃為13.6億）的目標過高，認為按照目前每年的淨增人口數，2010年全國總人口不可能超過13.7億，建議將生育政策調整為普遍生二胎。　

張維慶：這是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13.7億這個概念是我們國家人口計生委提出的。為什麽提13.7億呢？因為它麵臨著“十一五”時期的第四次生育高峰。但是現在中央“十一五”規劃做了一個修正，把它改為13.6億，就是把約束性的目標控製在13.6億，我認為是一種從緊的要求，就是對計劃生育工作，人口要控製得更好一點兒。我說這位網友不簡單，他動腦子分析了中國的人口形勢。第二，生育政策因為麵臨高峰不能調整，必須穩定，毫不動搖，這是“十一五”期間堅定不移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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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原來2010年13.7億人口目標是國家計生委提出的！計生委憑什麽擅自修改江澤民總書記1996年提出的2010年14億人口目標？如果說完不成中央1996年定下的人口目標是瀆職，修改生育率資料是職業犯罪的話，那麽修改最高領導人的人口目標就是公然對抗中央了（在古代的話，是大逆不道的）。達不到目標就可以修改目標？ 那麽計生委主任太好當了。

我記得我小時候的一件趣事：隔壁家猛子叔教我們打彈弓，他說他百發百中，他每開一弓，然後對我們說：你們看，正中目標，我們佩服得不得了。後麵我發現有點不對，因為發現他總是打完後才告訴我們他的目標，當然是百發百中了；或者是開始手一揚，指著前麵，說：“你們看，我打那裏”，然後開弓，由於他開始指的隻是一個大概方向，結果隻要不偏離大方向我們就看不出他的錯。經過我的指出，猛子叔在我們孩子中的地位一下子降低，結果是我那一年偷生產隊的西瓜（猛子叔是看管瓜的）一次也沒有得手。現在中國的人口政策目標也跟猛子叔當年的伎倆差不多：定一個大目標，加上一個“之內”，結果是中國人口政策永遠在目標之內，計生委每次都“成功地”將人口“控製在xx億之內”。要是這樣的話，我建議計生委幹脆永久性地將中國人口目標設為“100億之內”，99億也在“100億之內”，一千萬也在“100億之內”。

看來計生委提出13.7億這個概念，是因為它麵臨著“十一五”時期的第四次生育高峰。但事實如何？依照2010年13.7億人口目標，2005年需要增加至少1167萬人口（因為今後每年死亡人口會增加），但事實上2005年隻增加758萬人口，再次說明所謂的“第四次生育高峰”隻是幻覺，沒有現實意義。

張主任認為生育政策不能調整的理由是因為麵臨高峰，但是我上麵已經說明張主任所說的導致生育高峰的兩大理由都不存在。既然張主任不調整人口政策的理由站不住腳，就應該立即停止計劃生育。

1990年提出的2000年13億人口目標，生育率需要穩定在2.1；1996年提出的2000年13億人口目標，生育率需要穩定在2.23；2000年提出的2005年13.3億人口目標，生育率需要穩定在1.9；2005年提出的2010年13.7億人口目標，生育率是需要穩定在2.0以上。可見1990年以來中央的人口政策都是要求穩定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中央要求的是“穩定”生育率，而不是“降低”生育率。可見中央的人口目標是與“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一致的。但是計生委卻沒有“穩定生育率”的能力，隻有“降低生育率”的能力，使得中央的人口目標一次次落空，原因是在目前生育意願下要“穩定生育率”在世代更替水平2.1附近（主流家庭生育三個孩子）的話，計生委根本沒有事情做，也就沒有油水撈，隻有降低生育率才有油水撈。這也就使得中央的人口目標一次次落空。

中央要求的是“穩定生育率”而不是降低生育率，但2010年人口目標卻從1996年的14億降低到2005年的13.7億，2006年的13.6億。生育率穩定的話,人口目標怎麽一再降低? 套用一句法律用語：沒有程序正義，何來實質正義？沒有人口目標的穩定，何來生育率的穩定？

這次國家1%人口抽樣調查結果顯示2005年底中國人口為13.0756億（本來2月初公布的數字，等到3月16日兩會結束會才敢公布，這個數字是多化了一個多月“修正”來的），考慮到以目前的生育意願，即使停止計劃生育都難以在2010年達到13.7億人口目標，為了避免人口目標再次落空，這次十一五規劃將2010年人口目標降低到13.6億。也意味著這五年每年需要增加1049萬，假設今後幾年每年死亡人口為870萬（由於老年人口不斷增加，死亡人口也不斷增加，2004年死亡人口830萬，2005年增加到849萬）的話，每年需要出生1909萬。而根據北京大學曾毅教授的統計，中國的政策生育率隻有1.38，扣去至少15%的不生育人口（光不孕人口就已經高達12.5%，還有單身和丁克，不生育人口應該介於15-20%之間；比如北京、上海政策生育率在1.0以上，但是實際生育率隻有0.7左右），都響應政策的話，現實生育率隻能在1.175（依照目前的育齡婦女人口結構，每年出生1100多萬人口）；即使依照計生委認可的1.46政策生育率，扣去15%不生育人口，現實生育率也隻有1.24（每年也隻出生1200多萬人口），遠遠達不到1909萬，每年不可能增加1049萬。比如2005年隻增加758萬，計生委已經是瀆職了。中央對計生委已經夠寬宏大量了，計生委要銘記在心，要謹防2010年13.6億人口目標再次落空。

由於死亡人數在逐年增加，要是2006年增加人口不到1049萬的話，今後幾年就更加難以達到目標，因此要是2006年增加人口少於1049萬，就應該以瀆職罪嚴懲國家計生委領導、並撤銷計生委了。

在目前這種這種生育意願下，為了不要再次讓中央的人口目標落空，延緩中央撤銷計生委的時間到2008年下屆政府組成，在這裏，我給張主任支一招：
1、給全國計生委係統買一些撲克、麻將等娛樂器具，要他們將精力放在打牌等方麵，對人口政策采取無為而治，這樣解除計生委對人口的壓製，轉變城市的1.5、農村1.8的生育意願（甚至還稍有提高）為現實生育率。
2、由於目前生育意願不到1.8了，計生委係統還應該撥出至少30%的工資用來鼓勵生育，這點錢在城市估計難以起作用，但在農村還有一些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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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慶：現在因為調整生育政策在專家學者中間，在網民中間，在一部分官員中間，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議論。最典型的說法就是“獎一放二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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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所謂的“獎一放二禁三”不過是計生委係統和人口學界想出的緩兵計以防止撤銷計生委而已。什麽事情都有“時機性”，尤其是生育方麵更是有“季節性”。春天播種，夏天耕耘，秋天才能收獲。人口政策的調整需要有高度前瞻性。對於中國的人口政策調整來說，1980年代是春天（生育意願還比較高），1990年代是夏天，現在已經秋季了。現在種點秋天的作物（蘿卜、白菜、秋小麥、秋蕎麥等）還行，要是還是播種春天的作物，肯定是顆粒無收。現在在老年化已經出現、結構性勞動力開始出現短缺的時候才想到人口政策的調整，秋天來的時候才想起播種，並且準備的種子竟然是不一定發得芽出來的成年老種子（“獎一放二禁三”）。“獎一放二禁三”如果在1970年代可能還有一定意義。但是在目前的生育意願下，應該做的是“罰零（單身、丁克）獎三”，要是實在不放心的話，加上“禁六”。

人口學家是春天不播種（早期不提出人口政策的調政方案），但是卻又指望秋天的收獲（現在才提出陳舊的方案，但是還指望今後以人口政策調整的功臣自居）。

並且播種的作物還得考慮區域性，我老家是湖南雪峰山區，氣候不適合種雙季稻，但文革時候上麵規定全縣都種雙季稻，結果我們這裏早稻歉收、晚稻絕收，兩季的勞動量換不來一季的產量。生育政策的調整也得考慮區域性。現在農村適當宣傳可能還能提高生育意願，在城市必須采取財稅、幼兒教育改革等配套措施才能提高生育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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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慶： 人口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問題，人口與資源環境的關係，人口與社會經濟協調的關係，都體現了一個可持續性。人口問題解決了，對實現可持續發展是關鍵和首要的因素。

現在資源約束性我們看得很明顯，石油、能源、水、耕地等壓力，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了。但是還有環境的壓力，現在我們的環境是總體惡化、局部改善，如果人沒有一個好的生態環境，一切都化為烏有。

人口安全概念是國家人口計生委提出的。我們冷靜清晰地分析我國的人口形勢，提出了人口安全的概念。簡單地說，人口安全就是在一定的時間、一定的區域、一定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條件下，由於人口問題可能引發的危機，能夠得到避免或者化解，這就叫人口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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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相對於大多數發達國家來說，中國的水、耕地和礦產資源還占有優勢。中國目前的水危機和環境惡化等是因為粗放式發展模式。中國每消耗1千克能源所生產的國內生產總值為0.7美元，韓國為1.8美元，日本為6.1美元。要是繼續這種發展模式的話，人口減少一半，環境問題仍然嚴重。而即使現在一個孩子都不生，也要到2050年左右等1972年之前的人都去世後中國人口才能減半，而那個時候最年輕的婦女也喪失生育能力了，中華民族將滅絕了。

中國經濟發展到了需要轉型的關鍵時刻，需要快速工業化，現在近三億青壯農民工隻是序曲，就已經比兩百年歐洲移民美洲總和還多，是人類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20年後中國城市人口將占60%以上。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工地（意味著現在中國城市的汙染是國際轉嫁的：中汙染中國城市的環境，輸出幹淨的產品），這個過程必然伴隨城市環境的惡化（現代科技確保中國可以將環境惡化降低到可接受程度）。即使現在一個孩子都不生，光將目前人口城市化，問題同樣嚴重。

隻要以人為本，人在發展過程中會逐漸解決資源和環境問題。比如，中國總體環境汙染在1990年代達到頂峰，現在森林麵積持續增長、森林蓄積穩步增加，森林質量也有所改善。1990年代末我國荒漠化和沙化整體擴展的趨勢得到初步遏製，“破壞大於治理”的狀況轉變為“治理大於破壞”，重點治理區生態狀況明顯改善，絕大部分省區治理麵積大於破壞麵積，全國沙化土地由上世紀末每年擴展3436平方公裏轉為每年反而減少1283平方公裏。

哥倫布發現美洲，美洲高產作物玉米、土豆、紅薯等陸續引入歐亞大陸，經過兩百年左右的試種，世界人口才快速增加。在20世紀之前，氮肥的有限限製糧食產量和人口增長，當時農業上所使用的氮肥主要來自人和畜的糞便等，1913年氨的合成（將空氣中取之不盡的氮氣轉變為氮肥）開創了人類科學史的重要篇章，當前，世界上90%以上的氮肥是由空氣中氮氣合成的，大大促進了糧食增產。近兩百年全球人口激增，但是扣除通貨膨脹因素，糧食價格反而下降了高達90%。

今後限製人民生活質量提高的是能源問題，而能源問題預計在最近50年左右將得到根本解決（水中氫的同位素用來核聚變可足夠人類使用幾十億年；我前幾天還向美國威斯康星大學一位核聚變專家請教這個問題，他很樂觀，他說能源今後根本不是問題）。能源問題一旦解決，其他問題如水資源問題（水的回收、淨化、循環，水的轉移等）、糧食問題（能源低廉後，人工光源可以使得今後耕地完全在高層大廈室內，大大減少耕地需要的土地麵積；能源低廉後，氮肥等肥料也不是問題）、環境問題等也就能輕易得到解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將主要取決於人力資源本身而不是自然資源，人才資源將成為第一資源。人口資源需要教育才能轉變為人才資源，但是隨著教育的普及（解除權貴階層對教育的壟斷），今後人才資源的又取決人口資源本身。隨著生育意願和生育能力的下降，各國生育率都在下降，發達國家生育率都已經低於世代更替水平（發展中國家也隻高於世代更替水平不遠），今後哪個國家能成功建立起鼓勵生育的製度，就將在今後的競爭中占有優勢。

人口問題曆來是一個國家的核心問題，“以人為本”是人類文明幾千年的主線，是中西方古代哲人（如周公、管子、孔子、亞裏斯多德）的共識。西方近代文明轉向“以物為本”，這種發展觀暴露了很多弊端，各國有識之士意識的這一點，建議回歸到“以人為本”。

胡錦濤主席要求的是“以人為本”，隻要做到“以人為本”，人類發展中所遇到的問題都將逐一得到解決，才能“可持續發展”。正如胡主席所說“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人口增加對現有資源的消耗增加隻是“加法”地增加，但更重要的卻是使“非資源”(如氮氣)變為新資源(如氮肥)，這種新資源的增加卻是“乘法”地增加的。人類生活質量數千年沒有質的變化，近兩百年由於美洲高產作物所引起的人口爆炸才導致生活水平快速提高。

2006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了第30次集體學習，胡錦濤強調：“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發展不能以犧牲精神文明為代價，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更不能以犧牲人的生命為代價”。

但張主任整個人口思想是“以物為本”而不是“以人為本”，計生委的“人口安全”是通過控製人口來延長資源消耗時間、降低環境汙染、被動利用現有經濟成就，完全是削足適履。比如能源問題，要是僅僅靠減少人口來“節流”的話，石油、煤炭不過多用上幾十年、上百年，但今後怎麽辦？回到原始社會社會去（那麽中國隻能承載數千萬人口）？現在“國際熱核實驗反應堆計劃”已經啟動，其目的是從海水中提取氫的同位素用於核聚變反應，從而產生巨大能量，這一過程的原理與太陽產生能量的原理相似，今後將一勞永逸地解決能源問題。中國政府在這項國際科技合作中將投入上百億元的經費。這項科技計劃成功的關鍵也是人才資源而不是減少人口。

“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首先人口本身需要可持續發展，但是目前中國的人口結構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壞，人口本身無法做到可持續展。對目前來說，“人口安全”主要是人口結構畸形。但計生委卻歪解“以人為本”和“人口安全”，將“人口安全”理解成人口對環境的破壞、對資源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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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有網友質疑目前的總和生育率為1.8過高,認為目前的總和生育率為1.3左右,並以日本為例,對目前過低的生育水平對未來的影響表示擔憂。　

張維慶：我不知道這位網民是不是對人口方麵有特別的研究。我們確定總和生育率的數據是中國的人口學家參照聯合國的數據和有關人口專家提供的數據，多種數據綜合比較的結果。國家人口計生委和國家統計局對這個數字是非常謹慎的，沒有科學性我們是不能隨便確定的。根據大多數學者的意見，我們國家目前的總和生育率應該在1.7—1.8之間，這是經過科學測算的數據，不是哪個人說的，更不是我個人說了算的數據。當然有個別專家認為中國生育率不是1.7—1.8，是1.5，當然這畢竟是個別人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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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我不是人口學科班出身，就像測量一個燈泡的體積，人口學家是用測量的參數算出體積來；我是直接將燈泡放在水裏麵量出大概的容積。我更偏重於戰略層麵，而主流人口學家更偏向於戰術層麵。人口學家需要一大堆參數，但目前中國人口的參數卻不齊全，任何一個參數都可能導致“差之毫厘，謬以千裏”，這就導致主流人口學家（中國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田雪原）的預測一次次落空，直接體現在中國2010年人口目標從1996年的14億降低到2006年的13.6億。中國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甚至預測中國放開二胎後人口將達到17、18億，最近聽到網上謠傳說中國現在人口15億，他竟然信以為真！我早幾年的一些預測現在被證明“不幸言中”（而國家計生委的預測卻一次次落空）。古哲人接受的教育並不長，但他們的理論經得住數千年研究。現在所謂的精英自以為壟斷一門學科，不容其他人插足。其實隻要具有高中知識，現在資訊這麽發達，隻要肯下功夫，要是能夠鑽研進去，不一定比科班出身的專家水平低。沒讀過大學的華羅庚成為一代數學家；小學沒畢業的愛迪生成為大發明家；愛因斯坦1905年提出相對論時隻不過是瑞士專利局一名26歲的小專利員；我們湖南黔陽縣（現洪江市）的農業中專老師袁隆平育種成功雜交水稻（我小時候還幫袁隆平找過野生稻）。

我已經多次質疑計生委的1.8的生育率。如果計生委有客觀調查資料顯示有1.8的生育率，那麽十多年來為什麽從來沒有公布過客觀原始資料，隻公布“修正”的資料？最客觀的生育率資料隻能是調查出來的，而用不著“參照”其他間接資料來“確定”，而中國1990年代中期以來的所有客觀資料都顯示沒有1.5的生育率。至於張主任說“參照聯合國的數據”就有點讓人感到莫名其妙了，難道聯合國到中國進行了一次人口普查或者大規模的抽樣調查？那豈不是侵犯了中國的主權？

2005年11月1日開始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這個結果本來應該在2006年2月初出來，但是竟然被推遲一個多月，到3月16日才出來。這段時間計生委和人口學界幹了些什麽？從《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看，總人口以及0-14歲的人口有明顯的“刀工斧痕”（這些刀斧手今後難逃曆史責任）。即便根據公布的“修正後”資料，全國人口中，0-14歲的人口為26478萬人, 就是說1991年到2005年共出生26478萬人, 以偏正態人口結構回顧性計算，就是說1991年到2005年生育率平均隻有1.59。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假設每個婦女都在25歲生孩子，那麽0-14歲26478萬孩子的母親都是1966年到1980年出生的婦女，這段時間出生的婦女共有16596萬，平均每個婦女生育1.595個孩子，與上麵用偏正態人口結構回顧性計算的生育率基本一致，重要原因是1966年到1980年出生的女孩都在1000萬左右（而1990年代中期以來每年隻出生600萬左右的女孩），沒有太大的波動。

考慮到1990年初期生育率比較高，那麽2000年後能有多少生育率？

城市政策生育率1.0左右，農村在1.5左右（各地有差異）。這次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全國平均每個家庭戶的人口為3.13人，農村每戶3.27人，比城市每戶2.97人才多出0.3人，城鎮生育率是低於1.0，那麽農村生育率能有多少？

2005年，北京市家庭戶平均每戶2.7人，比2000年的2.9人減少0.2人。北京市2000年常住人口總和生育率隻有0.686 (戶籍人口0.72)。北京2000年每戶2.9人的時候生育率隻有0.686，那麽現在全國平均每戶3.13人，生育率能有1.8？

“修正後”資料顯示今年每年也隻出生1600萬，難道每年出生1600萬能有1.8的生育率？依目前中國育齡婦女構成，每年出生1800-1900萬人口才能有1.8的生育率，計生委2003年預測數據也是認為這個數據的。

根據曾毅教授的統計中國的政策生育率隻有1.38，扣去至少15%的不生育人口，都響應政策的話，現實生育率隻能在1.175（依照目前的育齡婦女人口結構，每年出生1200萬左右），像北京本來政策生育率稍微高於1.0，但2000年生育率隻有0.686 （說明不生育人口超過31%，而不是15%）；即使依照計生委認可的1.46政策生育率，扣去15%不生育人口，現實生育率也隻有1.24（每年也隻出生1200多萬）。要達到1.8的生育率，意味著超過三分之一的人是超生的。近年計生委表麵上放鬆，但是實際上反而加嚴了，湖南懷化地區、山東臨沂市都出現1980年代那種極端執法手段。現在每年出生1400萬就不錯了，怎麽可能出生1600萬？

現在生育率要有1.8的話，那麽生育意願需要在2.6左右（扣除15%不生育人口後生育率隻有2.3，再被生育政策壓低到1.8）。但所有資料都顯示生育意願不到1.8，張主任自己也認同這個數據的。

張計生委說：“根據統計數字顯示，近年來，我國平均初育年齡有所推遲，符合政策生育率不斷提高，主動領取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的家庭比例逐年上升。” 既然均初育年齡不斷推遲，領取獨生子女證的家庭比例逐年上升，那麽為什麽生育率還一直“穩定在1.8”？

張主任說：“現在城市裏至少有六七百萬大齡女青年不結婚的。還有不生孩子的家庭，現在在城市裏，很多年輕人不願意要孩子，認為我要瀟灑走一回，我要自由地生活，不願意承擔任何責任和負擔”。既然如此，那麽生育率還能穩定在1.8？計生委的1.8的生育率是不是光考慮到生育孩子的家庭而沒有考慮單身、丁克、不孕家庭，那豈不是與“生育兩個孩子的家庭平均生育率為2.0，生育三個孩子的家庭平均生育率為3.0”、“70歲死亡者的平均死亡年齡是70歲”一樣的道理？

2003年國家計生委用1.8的總和生育率，預測到2005年中國人口達到13.24億。但實際上2005年底隻有13.0758億人口，平均每年隻增加750萬，兩年多的預測就相差1700萬，再次說明中國現在遠沒有1.8的生育率！

1989年全國婦女總和生育率2.25，上海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51。2002年上海生育率降低到0.77，難道全國生育率還能有1.8？

根據北京大學曾毅教授的統計，中國政策生育率1.38（每個婦女生育1.38個孩子），扣除15%不生育家庭（12.5%不孕加上單身等），現實政策生育率隻有1.175。城市超生的彌補不了增加的丁克和單身，比如北京、上海政策生育率是1.0以上, 扣除15%不生育家庭，那麽現實政策生育率應該是0.85以上，但北京2000年常住人口實際總和生育率隻有0.686 (戶籍人口0.72), 上海2002年實際生育率隻有0.77，小城市生育率要高一點。因此超生主要是農村人口。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57.01%。1000個育齡婦女（農村占570個）的話，政策允許生育1175個孩子，1.8的生育率是1800個孩子，那麽625個孩子是農村484.5個婦女（570個婦女扣除15%不生育的）超生的，100%超生一胎的話（加上政策允許的1.5個孩子，共有2.5個孩子），還剩下140.5個孩子，還需要29%的婦女超生兩胎(加上政策允許的1.5個孩子，共有3.5個孩子)。換句話說，要達到1.8的生育率，農村生育家庭中100%超生，其中69%的家庭超生1胎，29%的家庭超生2胎。就算以計生委認可的1.46政策生育率, 要達到1.8的生育率，農村生育家庭中100%超生，其中85%的家庭超生1胎，15%的家庭超生2胎。在目前的生育意願和政策強度下，可能嗎？而計生委數據顯示不到 6%的人超生，不自相矛盾嗎？

中國大陸2006年社會發展水平相當於日本1963年、香港1978年、新加坡1983年、台灣1984年、韓國1985年的水平。這些地區當年平均生育率隻有1.95，中國在避孕條件更好，離婚率、性病發病率更高，婦女勞動參與率更高的情況下，並且在極端的計劃生育政策限製下，能夠達到1.8的生育率？

其他國家沒有計生委，能夠比較容易地獲取準確的生育率資料；中國有一個專門管理人口的部委，竟然得不到真實的生育率資料？隻要有計生委和人口學界的“專家”插手，人口永遠是迷霧。建議下次人口調查，完全避開國家計生委和人口學家，國家統計局送一批年輕人到國外培訓人口統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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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慶： 現在是一個半的政策，生育率是1.8。如果普遍可以生兩個，那可能就是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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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首先張主任講的1.8的生育率我不敢苟同（我已經多次質疑）。就算真的有1.8的生育率，難道1.8的生育率就不嚴重了？難道1.8的生育率是我們的追求目標？難道1.8的生育率能夠維持人口的可持續發展？就算停止計劃生育後真的能夠達到2.3的生育率，難道真的可怕嗎？2.3的生育率至少比1.8要好。生育率隨著社會發展水平而降低，今年能達到2.3的生育，幾年後也就會降低到2.1以下，應該在2.3的生育率的時候做好防止生育率下降的準備。

就算真的1.5的政策生育率導致1.8的現實生育率，那麽普遍可以生兩個真的可以使得生育率相應達到2.3、2.4？ 依照張主任的邏輯，要是允許生育15胎，豈不是生育率可以達到15.4了？

大家每餐需要4兩米飯才可以吃飽，隻有二兩米的限量時候，肯定會有搶劫、偷竊糧食的；但要是給大家的糧食供應量是每餐2斤，還會有搶劫、偷竊糧食的嗎？

國家計生委、社會科學院已經地方機構的多項調查顯示目前農村生育率意願已經不到1.8，城市不到1.5，上海、北京隻有1.1左右。


圖片：http://www.usc.cuhk.edu.hk/webmanager/wkfiles/3882_7_d7.gif

張維慶主任2001年在《指導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理論基礎與基本思路》一文也說：“據調查，希望有兩個孩子的約占60％，希望生育3個及3個以上孩子的還有近10％。”可見張主任也認為目前的生育意願隻有1.8了。

在全國平均生育意願不到1.8的情況下，即使生育政策是無限生育，既使不育人口（不孕、單身、丁克）隻有15%的話，生育率也不能達到1.53。放開二胎難道會有2.3、2.4的生育率？

人口學界可能擔心，放開二胎後生育意願將會適當提高，但是中國的社會發展水平決定了生育意願不可能提高太多。

2006年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HDI）是0.78左右，同樣從我上麵的HDI和生育率的關係圖，看看要是完全停止計劃生育後我們的生育率能夠達到多少？2003年世界上所有中收入國家平均HDI為0.774，平均生育率為2.1；東亞和太平洋地區平均HDI為0.769，平均生育率為1.9。在同等HDI下，由於中華文化圈的國家生育率幾乎是世界最低，中國在停止計劃生育後都不可能達到1.9的生育率。


圖片：各國生育率下降曲線
http://www.blogchina.com/new/upimage/20061311127598928.jpg

中國大陸2003年社會發展水平相當於日本1960年、香港1975年、新加坡1980年、台灣1981年、韓國1982年、泰國1996年的水平。將達到中國2003年發展水平後這些文化背景與中國相同的地區的生育率平均，推算中國在停止計劃生育情況下今後的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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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2006-2007-2008-2010-2012-2015-2020-2025
生育率-1.95-1.91-1.81-1.87-1.79-1.72-1.5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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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從人類發展指數看停止計劃生育的急迫性》（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6466）已經從中國男女分工紊亂、高離婚率、高不育不孕症發病率、HDI指標間不均勻、計劃生育長期的負麵宣傳等方麵分析了停止計劃生育中國也將達不到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當年在中國目前發展水平時的生育率，然後不斷下滑。這裏再補充兩點：
１、中國自殺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自殺已經成為中國年輕人中最為常見的死因；中國婦女的自殺率超過男性達25%, 是世界上唯一超過男性自殺率的國家； 農村人口中的自殺率為城市的三倍。意味著中國現在生活壓力很高，在如此高的壓力下，生育意願能高嗎？
２、中國出生性別比太高，除了計劃生育本身的原因外，部分原因是撫養成本增高（我在下麵將詳述）。高出生性別比是撫養成本的一個間接指標。在如此高的撫養成本下，生育意願能高嗎？

荀子曰：“君子性非異，而善假於物也”。我們應該吸取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地的教訓。即使中國擔心今後在社會製度調整後生育率會上升，人口會膨脹，但是這個過程將是漫長的。西方國家幾十年來都在尋找提高生育率的方法，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國家真正成功。在日本等國找出提高生育率的製度和方法後，中國作為後發國家可以借鑒；在日本等國因為新的製度導致人口膨脹後，中國能有幾十年的時間調整政策，擔心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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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慶： (放開人口控製)當然有時間表。到21世紀30年代中期零增長時，到那時候再放就沒有什麽意義了。按照現在的水平，每年出生在1600萬人左右。按照中國目前的死亡率千分之六左右來計算，淨增人口在800萬左右。這是沒有任何可以懷疑的地方。就是每年就要淨增這麽多人。因為我們有13億人的基數，到什麽時候才能實現零增長呢？根據我們預測，樂觀的估計，在21世紀的30年代中期，有可能實現零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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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張主任2004年8月說“今後20年左右，中國總人口仍以每年淨增1,000萬左右的速度持續增長，16億後方實現零增長”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04/Aug/625850.htm）。而趙白鴿副主任2005年6月、 潘貴玉副主任2006年3月將張主任的“每年淨增1,000萬”降低到“800-1000萬”，這次張主任再次降低到“800萬左右”。計生委既然堅持認為中國生育率從1990年代初就一直穩定在1.8的話，那麽怎麽正副主任關於年增人口的數據卻不穩定？

前幾年每年死亡830萬左右，每年增加1000萬的話，意味著每年出生1830萬左右，以目前中國育齡人口結構，確實是1.8的生育率。年增人口“800萬左右”意味著生育率隻有1.6，也說明生育率沒有穩定在1.8了。

即使以“修正後”的數據，2003年也隻增加774萬，2004年增加761萬，2005年增加768萬，也沒有800萬。隨著老年人比例增加，今後每年死亡人口會增加，不停止計劃生育的話,年淨增人口真的能達到800萬？ “年淨增人口在800萬左右” 真的“沒有任何可以懷疑的地方”?

張主任2004年以目前每年增加1000萬人口的速度推算，20年後人口負增長；現在改口說現在每年隻增加800萬左右人口，那麽為什麽還要30年後才人口負增長？難道隨著老年人口的激增，每年死亡人口數反而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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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有網友對漢族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下降表示擔憂。

張維慶：少數民族也要實行計劃生育，和漢族是一樣的。在一部分地區，中國的生育政策比較寬，適當放寬一點有利於少數民族的發展，但是他們也在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所以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對少數民族繁榮、團結、發展和進步，絕對是有好處的，這是少數民族接受的。

對少數領導幹部和富人、名人有沒有生育的特權？沒有。法律麵前，人人平等。這個沒有什麽特權可講的。但是由於我們現在的管理不到位、工作力度不到位，加上其他錯綜複雜的原因，所以使老百姓感覺到他們有特權，這是我們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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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少數民族總人口從1964年的5.77%上升到1982年的6.6%，1990年的8.04%，2000年的8.41％，2005年的9.44%。

1982年占全國人口6.6%的少數民族在這18年間增加人口卻相當於全國增加人口的16%，出生人口占全國出生人口的13.05%。

從2000年11月1日到2005年11月1日，這五年總增加人口中少數民族占42%，總出生人口中少數民族占25.14%。

就算現在立即停止計劃生育，由於漢族的生育文化被破壞的比較嚴重，並且計劃生育對漢族的生育觀念慣性影響更大，就等今後人口平穩下來後，少數民族將從過去的低於6%上升到超過20%、甚至30%以上。

中國目前民族結構的改變並不是因為少數民族生得太多，而是因為計劃生育使得漢族生得太少。

計生委到處炫耀說現在的計生政策不是一胎化，是多樣化的，對少數民族不一樣，農村和城市又不一樣，農村中頭胎生女孩的可以生二胎，城市中雙方是獨生子女的可以生兩胎。生育權是基本人權，即然張主任說“法律麵前，人人平等”（憲法也這麽說），意味著男女平等、城鄉平等，計生政策為什麽建立在不平等的基本人權基礎上？現行計劃生育不對稱地對待漢族，難道不是對漢族的種族歧視？

張主任認為少數民族多生是理所當然，但對於富人、名人超生卻又義憤填膺，從整體看，這些富人、名人的生育率超過世代更替水平嗎？富人、名人最多的上海、北京生育率隻有0.7左右，隻有世代更替水平2.1的三分之一，應該鼓勵更多的人超生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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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慶： 我國的生育政策，大家不要老說是一胎政策，這是美國少數反華勢力給我們戴上的帽子。我們的生育政策不是一胎政策。在城市大家以為好象是一胎政策，但是城市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可以生兩個孩子，怎麽就是一胎呢？在農村，京津滬渝以及江蘇、四川，這些地方是一個孩子的政策，但是邊遠山區也是允許生兩個的。還有青海、寧夏、雲南、新疆和海南，生育政策定的就是一對夫婦可以生兩個孩子。像新疆牧區是“234”的政策。新疆少數民族還有生4個孩子的政策。像西藏，農民和牧民就是自由生育，自由選擇，沒有生育數量的限製。我們國家這麽大，生育政策是一種多樣化的政策，不是一胎政策。我希望大家再不要受美國少數人的影響，對我們的政策作出曲解。我們現在的政策不是一胎政策，是從實際情況出發，被大多數群眾接受的、符合現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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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不要將國際社會的關注都理解成“別有用心”，都當成是“反華勢力”，對男人來說，不一定都認為裸女最好看。

我上麵已經討論過，今後幾年1個獨生子女育齡人口麵對的是1個獨生子女和4.5個非獨生子女育齡人口，他們的配偶都是獨生子女的概率很低，對總人口增加和總的生育率的提高幾乎沒有影響。總不能強迫獨生子女隻能與獨生子女結婚吧？

張主任剛才不是說“少數民族也要實行計劃生育，和漢族是一樣的”，怎麽現在又說少數民族與漢族的計劃生育完全不同？張主任剛才不是說“法律麵前，人人平等”，那麽怎麽生育政策在民族間、地區間、城鄉間又有差別？

即便如此，根據北京大學曾毅教授的統計中國的政策生育率隻有1.38，扣去至少15%的不生育人口，現實生育率隻能在1.175；即使依照計生委認可的1.46政策生育率，扣去15%不生育人口，現實生育率也隻有1.24，依照政策平均每個婦女隻能生育1.1-1.2個孩子，不是“一胎政策”又是什麽？

張主任說“被大多數群眾接受的”，依據何在？計生委敢不敢進行一項民意調查？群眾接受的話，就沒有必要計劃生育了，還要用納稅人的錢養活龐大的計生委係統幹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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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慶：過去計劃生育作為天下第一難事，主要通過強有力的行政手段來搞計劃生育工作。那時候把基層幹部叫做“三要”，要糧、要錢、要命，那時候黨群、幹群關係比較緊張。現在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思路、工作方法轉變了，基本上進入了正常健康發展的軌道，也說明我們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者對人民群眾的管理和服務，特別是在服務中加強管理的做法，得到了群眾的認可、支持。　

“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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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從近年湖南懷化地區（洪江、麻陽、漵浦、沅陵、芷江、洞道等地）、山東臨沂市、河南杞縣、廣西玉林興業縣、雲南省巧家縣等地出現的一些計劃生育行政侵權事件看，計劃生育所引起的黨群、幹群關係緊張並不亞於1980年代。我批評計生委是“君子動口不動手”，但計生委執行計劃生育基本是隻“動手”不動口的，即便動口，也是惡語多於良言。我最近是深有體會（不過要感謝國家計生委的關注；我已經向國家計生委檢舉，請進一步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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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慶：以人的全麵發展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第一，穩定低生育水平的問題。第二，提高出生人口素質的問題，有效地進行出生缺陷的幹預。第三，綜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的問題。現在出生性別比比較高，現在大家普遍認為是119—121之間，如果這個長期持續居高不下的話，那造成的婚姻擠壓問題也是不可低估的。第四，流動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動和根據功能區域的劃分，有計劃的遷移。第五，人口老齡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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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第一、中央要求的是穩定在維係可持續發展的生育率（世代更替水平附近，主流家庭生育3個孩子），而不是降低生育率。要穩定這種生育率，在目前的這種社會發展水平和生育意願下，就必須停止計劃生育。

第二、關於計劃生育降低人口素質我已經討論過一些。現在補充幾點。我的親朋從1983年起就沒有超生的，我過去對這個人群的情況沒有切身的體會，但是今年我的親朋中有兩例意外超生事件，我有所感受。中國現實政策生育率隻有1.175，張主任說現在有1.8的生育率，就意味著35%的出生人口是超生的，這些超生的人的心理負擔重，尤其是她們不能得到正常的產前檢查（有些連出生都不敢去醫院），無疑降低人口素質。聯合國特別批評中國“沒有能夠將創造財富和提高收入轉化為更快地降低兒童死亡率”，我以前一直以為完全是因為中國的醫療改革的失敗，現在看來，衛生部是在替計生委背黑鍋。想想看，一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孕婦是在高心理壓力下懷孕，並且不能得到正常的產前檢查！並且計劃生育提倡的晚婚晚育也是降低人口素質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提高人口素質，就必須停止計劃生育。

第三、性別比的悖論：張主任也承認中國出生性別比是119-121。計生委否認了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和男女比例失調有直接的關係。計生委以韓國為例，韓國並沒有推行家庭計劃，其出生性別比在1988年達到114，1990年達到117。我認為是兩方麵原因造成中國性別比過高：
a．計劃生育（生一胎沒兒子比例1/2，生兩胎沒兒子比例1/4，生三胎沒兒子比例1/8，生四胎沒兒子比例1/16……；最保守的估計中國家庭至少有15%的不育，都允許生兩個孩子並且都生兩個，然後沒有兒子的可以並且也都繼續生下去，直到15胎為止，總和生育率也隻有1.9，還達不到世代更替水平）；
b．撫養成本太高導致“魚和熊掌不能兼得”（韓國生育率1988年隻有1.56，1990年隻有1.59。究其原因就是撫養成本太高，生育意願下降，而在男孩偏好的傳統思想下，人工選擇性別）。

這裏就出現一個悖論：要是中國性別比過高是因為計劃生育的話，就應該停止計劃生育；要是不是因為計劃生育，而因為撫養成本過高、生育意願下降的話，那麽也得停止計劃生育（中國出生性別比高於韓國1988，那麽停止計劃生育後生育率還達不到1.6）。就是說，無論是什麽原因導致出生性別比增高，都得停止計劃生育才能得以改善。

第四、流動人口的主流是農民工，農民工進城意味著生育意願的降低和生育率的下降，生育率無法穩定。

第五、不停止計劃生育能夠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現在是9個勞動人口對應一個65歲以上老年人口，40年後是2個勞動人口對應一個老年人口。現在隻有城市的4000萬老人享受社會養老金，並且是全國13億人口通過不同的途徑貢獻的。今後的3億多老人如何養老？　

可見“以人的全麵發展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核心是停止計劃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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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您剛才談到生育政策當中有一點，對農村和城市還是有區別的，很多網友對這個有看法。而且認為城市很多人素質比較高，對孩子教育好一些。在農村各個方麵的水平都會有一些跟城市沒法比的地方。在這種前提下，讓農村生的更多，讓城市生的更少，會不會造成人口素質的差別？

張維慶：這個問題可能是問得相當廣泛的問題。都認為好象我們的生育政策是一種逆淘汰。我認為中國農民素質不低。第一，他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由毛澤東同誌領導，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建立了新中國。第二，中國農民是改革開放的主力軍。他素質低，能舉改革的旗幟嗎？第三，中國農民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主力軍。所以中國農民素質不低。

現在農村和城市差距拉得這麽大，收入差距是3.22：1，甚至是6：1，不管是多少比例，差距拉得越來越大。這種差距拉大以後，反過來指責農民愚昧、農民文化素質低，公道不公道？本人也是農民出身的，怎麽能把農民忘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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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對張主任不忘農民兄弟，表示感謝。中國曆史上早就有“富不過三代，貴不過五代”的說法，經過三、五代的遺傳物質的重新排列，諾貝爾獎得主的後代與農民的後代在遺傳素質上是沒有差別的，人類數百萬年的進化史不可能被這幾代人所改變。但從一兩代看，從整個人群看，“將門虎子”的概率還是稍微高一點。主要問題是，農民經濟能力有限，無力提供子女必要的教育(尤其是目前農村和城市差距拉得這麽大，而教育成本又與城市一樣)，沒有接受必要教育的年輕人無法承擔今後生產力水平所需要的工作，這些人中部份很可能反而成為社會負擔。張主任是從農村出來，應該知道農村成才的艱難。而當時貧富差別還不很大，到1980年代中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還在1.8：1左右，而現在依照張主任的說法已經增加到6：1，現在城市人口都為教育成本而犯愁，農村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從教育角度看，計劃生育政策是一種逆淘汰是說得過去的。

其實目前全國生育率都不高，農村也遠遠沒有拿回基本的生育權（農村平均生育意願都不到1.8，生育率之低可想而知），隻是相對於城市要稍微好一點。

農村和城市差距拉得太大，這裏就有多層意思了：
1、農民撫養成本太高，農民連維持本身勞動力再生產的都感到艱難，生育意願明顯降低，不可能穩定在1.8的生育率。
2、農村和城市差距拉得太大，而農村基層政府又得承擔農業基礎建設、義務教育（而國家又提高公務員工資標準，但地方政府無力承擔，隻好打白條拖欠教師等的工資）、衛生醫療等開支，造成地方政府債台高築，鄉鎮政府麵臨“破產”。而基層政府為了運轉，就通過各種途徑“搭車收費”將壓力往所有農民身上轉移，但是中央又要求“減輕農民負擔”，禁止“搭車收費”，結果隻有計劃生育這個合法的“撈錢”途徑了，由於計劃生育又是“一票否決”、“一把手親自抓”，撈計劃生育的錢撈的光明正大，成了維持農村基層政府運轉的重要財經來源。每次中央要求“減輕農民負擔”，就意味著生育率的又一次下降。基層工作已經是圍著計劃生育轉了。現在開始取消農業稅，使得農村最後一個可以“搭車收費”的借口沒有了，要是農村機構不能縮減的話，基層政府肯定會在計劃生育上做文章。近年湖南懷化地區、山東臨沂市、河南杞縣、廣西玉林興業縣、雲南省巧家縣等地都紛紛出現行政侵權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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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對於國家出台的對西部地區小學生實行“兩免一補”的政策,是否超生的孩子不應該享受這個政策呢?

張維慶：我認為應該。但是這裏對計劃生育的家庭，各級黨委政府能不能夠考慮，在普遍進行“兩免一補”的基礎上，再給他們一些優惠政策，體現一下對計劃生育家庭的關心和厚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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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兩免一補”的費用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納稅人的錢，既然張主任說“人人平等”，給計劃生育的家庭優惠，豈不是對超生家庭的歧視？超生家庭本身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交納了巨額罰款，現在再在教育等方麵給他們設卡，今後等到老年化嚴重的時候，他們是否可以拒付社會養老金（因為養老金是下一代人繳納給上一代人享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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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慶：中國用不到10％的耕地養活了世界21％的人口，這是基本的事實。中國人均隻有1.4畝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你還能說人口眾多不是中國的基本國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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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耕地、淡水等資源本身就分布不均勻。占世界比例少不意味著不夠。“用不到10％的耕地養活了世界21％的人口”這種說法本身就是偽命題。中國人口密度遠比日本、韓國、越南、印度、德國、英國、荷蘭要低，這些國家大多也是人口分布在部分國土麵積（由於火山、地震、沙漠、高山等）；中國人均耕地遠比日本、韓國、越南、荷蘭等國要多，與英國相差無幾，少於印度，但是中國還有60億畝草原，其中43億畝可利用草原(僅草原麵積就超過了印度國土麵積)。

世界淡水資源的65％集中在加拿大、俄羅斯等10個國家裏。人均淡水量在2000立方米以下，就是缺水的國家；在1000立方米以下的，是嚴重缺水國，共有15個（新加坡、科威特、埃及等）。人均淡水（立方）：中國（2200），韓國（1469），印度（2228），德國（2096），英國（1219），法國（3415）,以色列(260) 。

在世界上45種主要礦產資源儲量價值比較中，按礦產總值比計，中國居世界第3位，人均居世界第10位。


圖片：中國人口過多是個流傳已廣的謠言
http://www.blogchina.com/new/upimage/200581416313740946.jpg

因此說“中國人口過多”是一個流傳已廣的謠言。這個謠言在1980年代還有一定蠱惑作用，但是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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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慶：婚姻登記條例出台以後，在客觀上造成了婚檢的大幅度下降。我們人口計劃生育部門也擔憂，就是出生缺陷會不會升高。當然現在婚檢大幅度下降，會不會導致出生缺陷升高，還在爭論，我認為沒有爭論的必要，那肯定要升高，沒有問題。最近國務院就這個問題，專門有一個加強婚檢的精神，當然完全恢複到過去一律強製性的，恐怕也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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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人口素質的降低與計劃生育有很大的關係:
1、子宮疾病卵巢疾病隨著年齡增加而增加。並且隨著年齡的增加，女性的卵巢功能開始衰退，染色體易變異，胎兒的致畸率也隨之升高。20幾歲要小孩是黃金年齡。但計生委單純為了控製人口數量而提倡的晚婚晚育，給人一種錯覺：晚育是好的。造成多少殘疾兒童出生？美國自1990年到1999年孕婦高血壓綜合症(先兆子癇)發病率增加40%，這個增加主要是晚育的造成的，威脅著15%的婦女以及子女。孕婦高血壓綜合症不光是最主要的孕婦和胎兒的死亡原因，並且影響小孩的今後一生的生活(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發病率顯著增加)。可見，中國的晚婚晚育政策是多麽愚蠢！

2、農村頭胎女孩可以生育二胎，但中間間隔太長，很多婦女生育二胎時候已經是晚育了，不必要地增加殘疾人口的出生。

3、超生孕婦承受了巨大心理壓力，並且由於漂泊在外營養也跟不上，勢必影響胎兒的發育；尤其是不能得到常規的產前檢查。以張主任1.8的生育率來推測（現實政策生育率不到1.2），出生人口中有超過三分子以沒有享受常規產前檢查！

4、“眾星捧月”效應培養出來獨生子女的孤傲、狂妄、自私性格。

5、計劃生育政策對有撫養能力的城市人口限製更為嚴厲，這些人隻好將本來應該用在撫養孩子上精力和金錢用來其他消費（如寵物、歌舞廳），造成全國的平均教育素質偏低。

但從出生缺陷來說，婚檢意義並不大（隻是給有關部門增加一個創收的途徑），關鍵是產前檢查（尤其是高齡孕婦），國家應該降低產前檢查的成本、給基層醫院培訓人才。其他國家都重視產前檢查，而計生委卻建議重視婚檢，到底是出於什麽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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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慶：老齡化問題首先是中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種表現和結果。20世紀末，中國和世界一樣，都跨入了老齡化的門檻。20世紀末跨入這個門檻，那60歲以上的老人和計劃生育有什麽關係？沒有任何關係，70年代初才推行計劃生育。它並不是生育政策導致的。很多國家進入老齡社會的，他們沒有我們這麽嚴格的生育政策，也在向老齡化階段邁進，這跟放開生育二胎有什麽關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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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老年化與計劃生育有關，這是小學生都知道的常識。張主任說的沒錯，現在的老年人絕對數與計劃生育沒有關係，但是計劃生育卻通過影響減少新生人口數量而決定了老年化程度，就是說現在的“老年人”與計劃生育沒有關係，但是“老年化”確是與計劃生育有關。日本、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在達到高等人類發展水平的時候，中間年齡隻有20歲左右，但中國現在還沒有進入高等人類發展水平，中間年齡已經是32歲了。而目前與中國發展水平相近的菲律賓、巴拉圭、厄瓜多爾的中位年齡分別隻有22、21、23歲。

法國完成人口結構從成年型進入老年型這一過程花費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美國用了60年，英國用了45年，時間最短的日本也用了25年，中國僅需18年左右。

現在國家隻承擔城市人口中四千萬離退休職工的養老金，並且由全國人民納稅來支付（光是沒有2.5億農民工所創造財富政府財政就無法運轉），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鄭斯林透露—目前我國養老金缺口相當於我國近一年的國民經濟總收入。固然與我國養老金製度起步比較晚有關，但現在畢竟是人口紅利時期，今後怎麽辦？現在65歲以上老人是1億，一個老人對應9個勞動人口（18-64歲人口）；2045年65歲以上老人是3.3億（都是1980年獨生子女政策之前出生的，但獨生子女政策影響他們養老），一個老年人口隻對應2個勞動人口。這再不停止計劃生育是無法建立起養老金製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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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很多網友都非常關心基層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有的就是基層工作人員，他們要求認可基層工作的成績，反映基層工作的難度。我大致的總結了一下，他們認為目前基層計劃生育工作存在以下困難：獎勵的力度太弱；依法懲罰的力度不夠；部門不配合；基層計劃生育的管理與服務機構瀕臨倒閉；計劃生育管理與服務經費奇缺；計劃生育行政執法難；綜合治理難度大；對人口計生幹部待遇有待提高。

張維慶：我們通過各種方式正在逐步地解決這些問題。第一，獎勵扶助力度比較小，這確實是一個問題。我在政府當副省長的時候，門庭若市，求我的人很多，我手中的權力比較大，很多事情我可以馬上作主。但是我到了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當主任，官升了一級，權力小了不少。很多大量的工作都需要去協調、爭取和開發，才能夠得到理解和支持。我品嚐了當人口計生委主任的酸甜苦辣，不是我張維慶能力不行，是這個部門的權力和責任不能完全對等。我給你算個帳，獎勵扶助對農村的部分計劃生育家庭，父母年滿60歲，每年每人不低於600塊錢的扶助金，就這一項政策緩解了150多萬家庭的後顧之憂。總數是8個億。這麽一點點錢，老百姓就感激，就喊“共產黨萬歲”，那這個錢為什麽就不能多花一點兒在老百姓身上？工人、農民是我們國家執政的基礎，給他們多花點錢，讓他們擁護共產黨，我們的執政地位不就鞏固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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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計生委是“廟大佛小野鬼多”，“廟大”是因為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計生委級別比一般的部委還要高，張主任當年從山西省副省長調任國家計生委副主任、潘貴玉從湖南省副省長調任國家計生委副主任還算是高升；“佛小”是指國家計生委實權不大，比如張主任就感慨現在當國家計生委主任的實權還不如當年當副省長；“野鬼多”指的是計劃生育一票否決製下，地方政府在計劃生育上實權很大，利益也很多，在有些地方計劃生育的罰款成了維持基層政府運轉的重要財政來源。地方政府巴不得開辟途徑“創收”，即使在中央三令五申減輕農民負擔，但地方政府仍然你行我素，而計劃生育是現成的、安全的“創收”渠道，地方政府豈能放過？並且這些野鬼還是國家計生委所難以駕馭的。比如國家計生委法規司長於學軍到山東處理臨沂事件，要是沒有山東省政府的陪同，沒有人會買賬。

由於“廟大”，計劃生育對中國的影響是深遠的，計劃生育破壞了家庭結構，而家庭是中華文明的載體，可以說幾十年的計劃生育破壞的是幾千年的文明。

1995年底中國人口12.1121億，1996年3月江澤民指出：到2000年，全國人口總數要控製在13億，然而，2000年底中國人口隻有12.4321億，比預期少出生5679萬；2000年底人口在經過“修正” 成12.6743億後，中央再次確立人口目標：到2005年，全國大陸總人口控製在13.3億，然而2005年年末總人口為13.0756億，又比預期少生2244萬。就是說1995年底到2005年底這10年比中央目標少生近8000萬人口，這些主要發生在您當國家計生委主任時期，這個過程中發生了多少起湖南懷化事件、山東臨沂事件？並且意味著今後有8000萬個家庭少1個孩子養老。我的文章可能過激，但是相對少生8000萬生命來說，我作為國家公民罵幾句又算什麽？

我認為中央對國家計生委的“廟大佛小”的安排是合理的，防止國家計生委“過於積極”，但國家計生委似乎不甘寂寞，可能是張主任以前在當副省長任上勤快慣了，閑不住。但這一“閑不住”就比中央目標少生幾千萬人口！

張主任說“這個部門的權力和責任不能完全對等”，但是中國還有哪個部門對中國前途的影響程度比計生委大？曆代都強調以人為本，但世界各國曆史上從來沒有設立一個人口部門（就像睡眠對人很重要，但從來沒有成立一個睡眠部一樣）；現在中國設立了一個人口計生委（並且這個部門還出了不少國務委員、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難道就應該給這個部門很高的權力？依照張主任的邏輯，因為人口問題是國家根本問題，那麽人口學家或者計生委主任應該是最合適的總理人選了。我認為，現在自從1990年以來，中央的人口目標一再落空，就是因為計生委係統權力太大了而不是太小了。

計生委一直抱怨經費問題。據我所知，基層計生委幹部作為地方政府幹部，在工資拖欠方麵遠遠比教師要好得多。從湖南洪江市等地情況看，是四、五個計生人員看押一個超生孕婦（而生育率已經為超低水平），經費不緊張才怪？現在計生委“經費緊張”、“權力不大”就減少4億人口，要是經費充足、權力更大的話，豈不是要真的要實現“7億最適人口”目標？

國家計生委可能會說，對於地方計劃生育的行政侵權行為，不是國家計生委授權的，因此國家計生委不承擔責任。但是近年在類似國家計生委一再強調的“四個堅持不動搖”、“中國隻有兩三億人口一定很神氣”的暗示下，各地行政侵權死灰複燃。我不認為地方的侵權行為一定是受到國家計生委的指示，但隻要國家計生委這個“佛”一個眼神，地方政府就“心領神會”。

上次我評潘貴玉副主任“中國隻有兩三億人，現在一定很神氣”、“降低人口分母提高人均GDP”的講話，並不是我對潘主任本人有什麽意見（潘主任本人到國家計生委時間不久，將計劃生育出現的一些問題歸罪於她並不公平），而是因為潘主任的那個講話對基層計生幹部影響太大了（很多地方計生幹部給我郵件就說他們是依照中央精神將人口降得越低越好）。同樣，我多次抨擊張主任和趙白鴿副主任的講話，也不是針對您們本人（誰讓您們是廟主）。

《伊索寓言》有一篇故事：一場戰爭中，有個號兵被敵人抓獲了。在他們準備殺他時，他求他們對他仁慈一些。他大聲叫道，“我不是武士，我隻是個吹號的，它又不能傷人，你們為什麽要殺我呢？”敵人對他說，“你沒有武器來戰鬥，但是你卻召集你們所有的士兵來攻打我們。”

《左傳》記載，春秋晉國執政大臣趙盾與晉靈公有矛盾。趙盾被逼出逃。當逃到晉國邊境時，聽說靈公已被趙盾族弟趙穿帶兵殺死，於是返回晉都，繼續執政。董狐以“趙盾弑其君”記載此事，並宣示於朝臣，以示筆伐。趙盾辯解，說是趙穿所殺，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說：“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意思是他做為執政大臣，在逃亡未過國境時，原有的君臣之義就沒有斷絕，回到朝中，就應當組織人馬討伐亂臣，不討伐就未盡到職責，因此“弑君”之名應由他承當。孔子評論說：“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計劃生育出問題後，“野鬼”可以一哄而散，但“佛”跑不掉，即使跑得了菩薩（佛）也跑不了“廟”。日軍司令官鬆井石根說他沒有下令南京大屠殺，但大屠殺確實發生了，鬆井石根不應該負責？古代武將打仗都擔心史官和諫臣，怕落下屠城的罪名。現在雖然缺乏史官和諫臣，但曆史不會永遠沉默，難道國家計生委對減少4億人口、對地方計生委係統不斷出現行政侵權事件能心安理得？

對國家來說，有一些是不能動的，就是以胡主席為核心的領導集體的權威。但計生委卻有摔包袱的嫌疑， 說是計生委“權力和責任不能完全對等”、人口政策的調整的責任在中央不在計生委。從我所知道的情況下，中央要求的是維持在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計生委自己將生育率降低到超低水平。計生委可能辯解，中央的政策生育率隻有1.38（實際政策生育率隻有1.175），怎麽可能要計生委將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的？ 但是國家在政策人口政策的調整醞釀階段，中央計劃生育“七不準”其實就是一個過渡政策：默許相當部分人超生以填補政策生育率和期望生育率的差值。

2005年08月25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4日發表了《中國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狀況》白皮書，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婦聯主席顧秀蓮當天在新聞發布會上強調，中國政府反對任何形式的強迫和處罰行為。當然能夠理解成“多生不罰”。

就是說計生委要是執行中央的“七不準”，“多生不罰”的話，是可以將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的。

但是國家計生委主任張維慶卻說：“至於說計劃生育工作放鬆了，這是一些人的誤解和錯覺，我們計劃生育工作沒有放鬆。有些人說現在隻獎不罰了，不是那麽回事。至於不罰了，那是不可能的，中國這麽大，法律法規規定的。所以獎勵和處罰，兩手都要硬。”

張主任的講話明顯是與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婦聯主席顧秀蓮唱反調。目前人口政策的問題還是出在國家計生委。

張主任說通過獎勵扶助農村的計劃生育家庭，給他們多花點錢，就能讓他們擁護共產黨，鞏固我們的執政地位。但這個錢從天上掉下來的？這些錢是納稅人的錢，是城市人口和農村超生家庭的辛苦錢。將他們的辛苦錢用來為計生委的失誤擦屁股，能獲得民心嗎？獲得少數人的民心，但失去的是多數人的民心，合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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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慶：我們國家的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從2004年才開始，2005年結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國務院常務會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兩個最高決策機關對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的成果給予了較高評價，作了充分肯定。賈慶林主席請我到全國政協會議上去講。他就說：我聽了這麽多的戰略研究報告，感覺兩個研究報告最好，第一個是科學技術中長期發展規劃。第二個就是人口發展戰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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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科學技術中長期發展規劃”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這是自然科學的特點決定的。

但社會科學方麵，遠沒有自然科學那麽好規劃（我們幾十年的實踐也正明了這一點）。《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意為“合乎天道自然之製度規則”。人口有其自身調控機製，就象母乳喂養一樣是最自然可靠的(雖然機製不很清楚)。人既然是“本”，足可見人口問題的重要性和複雜性，人口問題涉及到所有人的基本利益。當初需要在曆史學界、軍事界、法律界、社會學界、醫學界、文化界、民族界、宗教界、倫理學界、經濟學界和人口學界等多個社會部門和學科取得共識，尤其是在普通大眾中取得共識，才能實行計劃生育，但當時卻在少數幾個精英人口學家在“不爭論”的情況下製定的人口政策。

中國1980年代以來有兩大史無前例的斷代工程（都是宋健主持）：計劃生育（斷子孫的代）和夏商周斷代（斷曆史的代）工程。都是根據官方學者經過“嚴謹”研究而下的結論，結果都被國際社會嘲笑。斯坦福大學的大牌教授David Nivison在《紐約時報》所下的“國際學術界將把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撕成碎片”的斷言，也成為一句學術界廣泛流傳的名言。

奧康姆剃刀（思維經濟）法則：“若無必要，勿增實體”，如果能用簡單的辦法做好事情，又何必用複雜的辦法呢？這次中國啟動了人類曆史上第一次人口發展戰略研究，有將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簡單問題複雜化的嫌疑。

堯舜禪讓傳為佳話，燕王噲禪讓身死國破；當初實行計劃生育（用米粉喂養取代母乳喂養）的時候沒有進行“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現在問題出來了（米粉喂養引起大頭娃娃），反而設立一個戰略組（研究米粉喂養比母乳喂養和奶粉喂養的好處）。今後老百姓生孩子會依照國家人口戰略組的“方案”嗎？生育意願會隨著這些“方案”而變動？要是不會的話，這些花費巨大的研究豈不是浪費？現在問題是停止計劃生育都無法防止人口減少，那麽人口戰略組研究中國人口16億、18億時的人與環境、資源的關係有意義嗎？既然都是“以人為本”，其他國家為什麽不啟動“人口戰略研究”？

我希望這次宋健主持的人口發展戰略研究是一項“接代工程”而不再是“斷代工程”。既然張主任說這項工程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想知道這項工程的兩百多位專家有多少來自曆史學界、文化界，多少來自軍事界、法律界，多少來自社會學界、民族界，多少來自醫學界，多少來自多少來自民俗、宗教、倫理學界？即使在人口學界內部，有幾個研究過生育文化（包括家譜、宗祠文化）和生育心理？

前幾年不是有營養學家研究螺旋藻嗎？認為螺旋藻是“最理想和最完美的食品”，要是中國政府像對待人口學家一樣對待這些營養學家，豈不是要強製性地將螺旋藻作為中國的主食？

當然，我也認為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很重要，就像我認為姚明打籃球、宋祖英唱歌、營養學家研究螺旋藻很重要一樣，但是國家人口政策的調整不能依賴國家人口戰略的研究成果，而要根據胡主席的“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思路，無條件地恢複“母乳喂養”-停止計劃生育。

《戰國策.中山》：趙武靈王想要攻打中山國，派李疵去仔細察看，李疵說：“中山可以攻打，如果君王不去攻打，恐怕就要落在諸侯後麵了。”趙武靈王說：“為什麽？”李疵回答說：“中山君禮賢下士，到窮街小巷之中，車子難以通行，就取下車蓋，甚至下車去拜訪士人，象這樣，總共去了七十家。”趙武靈王說：“這是賢能的君王啊，怎麽可以去攻打他呢？”李疵說：“不對，如果任用士人，那末，老百姓就會致力於揚名，而不存心於農耕和作戰；如果拜訪賢者，那末，農夫就會懶於務農，戰士就會怯於作戰。象這樣而不亡國的，還從沒有過啊！” 老子也說過：不尚賢，使民無爭。現在國家過度重視所謂的精英，而忽視大眾，尤其是在人口政策上幾乎由人口學界（並且這些專家大多是憑著計劃生育理論而升遷的）加上幾個經濟學家所壟斷，是很危險的。術業有專攻，對自然科學的人才需要重視，但像吃飯、睡覺、生孩子的事情，難道也得由專家來壟斷？古代對社會學人才思賢若渴，是因為當時接受教育的人才少（這些人接受教育時間大多也還達不到現在高中程度），現在普通網民大多都接受了高中或者以上的教育，隻要給他們了解真相機會，他們自然會對社會問題做出接近事實的判斷。人口問題是國家的根本，其意義非常全麵，豈是人口學家和幾個經濟學家就能說了算的？難道人口學家的曆史、軍事、法律、社會學、醫學、心理學等知識真的普通網友要全麵？現在國家將這些學者抬的太高，有些人還真以為自己是上帝。現在在人口政策的調整上，要吸取中山國亡國的教訓，要重視大眾民意。不要被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成果弄花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