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familyyi@yahoo.com
2006年3月8日上午，新浪網特邀全國政協常委、國家計生委副主任潘貴玉做客嘉賓聊天室（http://news.sina.com.cn/c/2006-03-08/13539297539.shtml）。潘主任非常坦率地談了她對中國人口問題的看法，有些堪稱名言（網友們認為潘主任很幽默），潘主任講話的主題就是《一個政協委員的憂慮：我國的分母怎麽辦？》。以下是我對潘主任講話的評論。
潘貴玉：要是我們中國人隻有兩三億人口，現在一定是很神氣。我認為計劃生育已經可以唱國際歌了，可以說到了最危機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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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加拿大、俄羅斯麵積比中國和美國要大，人口分別隻有1.4億和3000萬，但也沒有美國那麽神氣。尤其是俄羅斯，從1992年起，人口開始減少，但是不但沒有神氣起來，反而非常憂鬱了。巴西麵積相當於美國91%，人口相當於美國的60%，但巴西並沒有象美國一樣神氣。
中國1988年以後出生的3億， 1992年以後出生的2億人口。現在一個孩子都不生的話，今後平均壽命為76歲的話，中國人口也要到2064年、2068年才能分別降低到3億、2億，但那個時候最年輕的婦女也已經有58歲、62歲了，都喪失生育能力了，然後在2085年左右中華民族基本滅絕。神氣嗎？
潘貴玉是不是希望中國13億人將工業基礎、城市和道路等建設好後，大部分自殺，留著給剩下的兩億人享受？就算整個北京90%的人都搬走，10%人留下來連基本的道路維修都不可能，城市怎麽運轉？
近兩百年來，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不斷下降：從19世紀初的三分之一以上，下降到20世紀初的四分之一， 再到現在的五分之一。現在世界人口65億，就算潘貴玉主任有絕活（比如通過地震、瘟疫、核武器、戰亂等）將中國人口立即降低到2億，那麽世界人口仍然有54億，但中華民族隻占世界人口的3.7%了。對得住祖宗嗎？真的神氣嗎？
潘貴玉認為計劃生育已經可以唱國際歌了。看來計生委係統都具有國際眼光，張維慶主任也說過“歲歲相似人不同”，套用一句古詩，就是“人麵桃花，物是人非”，通俗地說，就是“邊界是暫時的，人口是長久的”。現在市場、資源已經全球化，那麽麵對全球化而單獨減少我們民族的人口是有國際目的了？
潘貴玉這個兩三億人口的觀點明顯是受中國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的影響（我與李教授辯論了幾個月），李教授認為中國人口需要降低到3億。看來李小平還真影響了國家人口政策的決策層！我們普通百姓人微言輕，我研究人口問題幾年，發現一些人口學特殊規律，濃縮很多普通網友的觀點，但觀點再有道理也沒有人聽；李小平教授這樣的學術權貴隨便一個胡言亂語，很多人都奉若聖旨。普通百姓都是有血有肉有思維的，怎麽能夠被排除在決策之外? 非常欣慰地聽到胡錦濤主席說：“相信誰、依靠誰、為了誰，是否始終站在最廣大人民的立場上，是區分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分水嶺，也是判斷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試金石。”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停止計劃生育又將是以人為本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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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貴玉：現在目前的情況，人口每年增加800-1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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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2003年增加774萬，2004年增加761萬，2005年增加768萬。可見中國近年每年隻增加700多萬人口，這還得益於人口政策的放鬆（1980年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出生的女孩成為生育婦女，雙方是獨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二胎）和1980年代的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成為生育主體。由於老年人口穩步上升，死亡人口勢必不斷增加（比如死亡人口從2004年的830萬增加到2005年的849萬），人口增量不會增加太多（減少的可能性更大）。哪裏有800-1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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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貴玉：聽了溫總理的報告，我也有一份擔憂，有時候還非常的憂鬱，為什麽呢？就是中國的人口問題。在“十一五”規劃的文本裏麵，整個文本隻有兩個數據：到201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能耗要降低20%。我翻遍了前十個五年計劃，沒有一個提到人均，唯獨這個“十一五”規劃中提到人均。我憂鬱的是什麽呢？憂鬱的是這個分母不能很大，因為分母一大，他翻兩番就是嚴重的挑釁了。
總理的這次報告說九年義務教育免除所有的費用，醫療體製改革，由看病難、貴變成看的起病。但是也有一個事實你得看到，就是孩子的撫養成本要大大的降低，反彈的壓力很大。我們的現在計劃生育管理辦法還是按照原來戶口為基本的根據管理的辦法，現在的戶口已經失去了原來的作用，農村的撫養成本降低，人口反彈的壓力我心裏是壓著一塊重重的石頭，我非常的憂鬱我們的分母怎麽辦？這是第一個，現狀我非常的憂慮！
第二個就是計劃生育在各級黨政領導的心目中和人民群眾中間的地位已經下降了。國策的地位已經下降了。我說實話，這次兩會上很少人談到人口控製的問題。
所以我在這個兩會上大聲疾呼要重視分母，要大家一起像抓分子一樣的抓分母，如果隻注重分子不控製好我們的分母，“十一五”規劃不可能實現，將是一紙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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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社會要可持續發展，人口本身必須持續發展。對於現在正常社會來說，要保證人口的可持續發展，婦女平均得生育2.1個孩子(人口學上的世代更替水平；而中國由於自從1980年以來不斷增加的性別比失衡，平均每個婦女生育2.1個孩子還不能保證世代更替)，考慮到單身人口的存在和顯著上升的不育人口比例，主流家庭應該輕鬆地養育3個孩子。然而我們現在卻失去了人口本身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不要說養三個孩子，連一個孩子都吃力，這是很不正常的，民怨極大，但這種不合理的製度卻被潘貴玉極為推崇，認為是控製人口好手段。
我對總理的政府報告降低撫養成本是雙手讚成！總理逐漸取消戶口製度，總理降低撫養成本，使得家庭能夠輕鬆的養育孩子，這是非常正確的。但總理這些功績到了潘貴玉的眼裏竟然變成了罪過。潘貴玉認為降低撫養成本，難以控製人口分母，總理提出的翻兩番“就是嚴重的挑釁了。” 總理的觀點是可持續發展的觀點，“嚴重挑釁了”誰？我不知道潘貴玉作為國務院一位部委領導為何對國務院總理的報告作如此嚴厲的評語。
我來分析一下潘貴玉的通過減少分母來提高人均GDP的荒謬性。
2005年底中國人口是13.075億，現在每年隻增加700多萬人口，今後幾年以每年760萬人口增量來推算（平均每年死亡860萬的話，每年需要出生1620萬，這五年共出生8100萬，生育率在1.6左右），到2010年人口隻能達到13.45億；而中央的2010年人口目標是13.7億（每年需要增加1167萬、出生2027萬人口，這五年共出生10135萬，生育率需要在2.0左右），其實即使停止計劃生育都無法實現這個目標；即使停止計劃生育後並千方百計鼓勵生育，使得每年增加1500萬人口（每年平均出生2360萬，這五年共出生11800萬），到2010年也才13.97億（還達不到1996年定下的2010年14億人口目標）。
2000年我國人均GDP是7086元人民幣，如果到2010年翻一番的話，就要達到14172元。以13.45億人口計算，2010年總GDP為190613億。就是說2010年總GDP為190613億，13.45億人口來分的話，人均GDP 14172元；13.7億人口來分的話，人均GDP 13913元；13.97億人口來分的話，人均GDP 13644元。13644 元是14172元的96.3%，但第三個方案五年出生人口卻比第一個方案多出45.7% 。換句話說，第三個方案是犧牲3.7%的收入（其實並不一定真的減少3.7%的收入，因為現在決定生產的不是供給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這多出的3700萬人口的消費增加GDP總量），但是增加45.7%的新生人口（多出生3700萬人口）。這多出的人口過20年左右都是青壯年勞動力，創造GDP，大大增加那個時候GDP的分子；並且也意味著40年左右後，當現在的生育婦女老的時候，有3700萬家庭多一個孩子養老，對老年化嚴重的當時是雪中送炭（現在是9個勞動人口對應一個老年人口，2045年的時候將是2個勞動人口對應一個老年人口） 。多麽合算！
依照潘貴玉“像抓分子一樣的抓分母”，那情況會如何？降分母目前隻有一個手段（李小平教授倒是提出了安樂死立法等計劃死亡的觀點，但潘貴玉敢采納嗎？），就是降低出生率，就算現在一個孩子都不生育（以婦女平均25歲生孩子計算，等於1981年到1985年這五年出生的5015萬婦女終身不育；孩子是家庭的紐帶，五千多萬沒有孩子的家庭增加了社會不穩定性；本來應該用在孩子上麵的精力花在娛樂場所敗壞社會風氣），今後每年死亡860萬左右人口，到2010年中國降低到12.66億。總GDP為190613億，12.66億人口來分的話，人均GDP 15056元，相對於14172元增加6.2%。 為了增加這6.2%的收入（由於減少消費7900萬的消費，會減少總GDP，因此實際上不會增加6.2%的收入），減少分母（不生孩子），但卻使得今後5015萬對夫婦老無所養！這個代價也太大了吧！
這還隻是從五年的角度看，從更長遠的角度，現在停止計劃生育對今後更有利，參見我發表在光明日報網絡周刊《光明觀察》的文章《要是當年中國不實行計劃生育會怎麽樣？》（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6849）。
胡錦濤主席要求的是“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這個“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是從民族長遠角度的， 不是光從暫時幾年的角度的），但潘貴玉卻為了五年“人均”增加3-6%的收入，而要犧牲國家和民族的可持續發展潛力，非常地短視！作為一位副部長級的幹部如此短視地理解胡主席的“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說明黨的宣傳還有待加強。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Amartya Sen在《India: Development and Participation》（ 2005, PP.112-142）（http://www.dajun.com.cn/yinduzg.htm）中說：
“令人害怕的“人口危機”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或者像印度那樣的情形）事實是如何的仍然是一個值得爭論的問題。關注快速人口增長的情況下，實際上，涉及到一個良好論據與對問題本質有相當誤解之間的組合。這些誤解之一是有關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聯係。有時認為，抑製人口增長是提高人均GNP增長速度（或者預防它下降）的必要手段。然而，事實上，對於像印度和中國這樣的國家，人口政策——與一般情況下一樣重要——可能對人均經濟增長速度產生較少變化。
印度和中國：經濟增長和人口增長（1990-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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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年均人口增長率-年均GDP增長率-假定人口增長率下年均人均GDP增長率
---------------------------------印度人口增長率-中國人口增長率
印度----1.9------------6.00----------4.1-----------------4.9
中國----1.1------------10.7----------8.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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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觀點在上表中得以闡明。如果中國有印度那樣的人口增長速度（比如，以1.9%取代1.1%），它的人均GDP增長——假定總GDP增長速度沒有改變——僅僅從9.6%下降為8.8%（如果假定較高的人口增長率會提高總GDP的增長速度，這種下降會更小。這種假定比假設總GDP不變更為合理，因為後者意味著增加的人口都是不能從事生產的）。同樣，如果印度成功地將人口增長率降低到1.1%（像中國一樣），它的人均GDP增長率將僅僅從4.1%上升到4.9%。中印之間人均收入增長率的對比主要是由於中國在總收入增長速度上更快，而人口增長率在這種對比中作用非常小。”
可見Amartya Sen等人也認為中國的計劃生育雖然減少分母，但是並沒有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可見通過減少分母來提高人均GDP的想法哪裏是幼稚，簡直就是愚蠢。這種觀點出自國家人口政策的執行機構（計生委）的副主任嘴裏，足可見中國人口政策的草率和缺乏深思熟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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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貴玉：我們國家為什麽在改革開放幾十年的時間，使世界能夠正眼看我們，我覺得分母的地位很重要，打了一個漂亮的仗。去年我向國務院提出要獎勵農村的獨生子女，我認為控製分母的人是做了重大貢獻的，所以在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起來以後，我們這些為控製分母的人是應該理所當然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所以我向國務院建議對農村裏麵隻生一個孩子的家庭，在他們父母年滿60歲以後，由政府拿資金每人每年獎勵不少於600塊錢這個建議案，而且得到的國務院的高度重視，馬上試點，今年全國推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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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原來“少生獎”的餿主意就是潘貴玉提出的！潘貴玉的“少生獎”的理由是農村的獨生子女家庭為控製分母做了重大貢獻的，國家就是依賴減少人口這個分母而發展起來的，這些為控製分母的人是應該理所當然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我上文已經分析了減少分母並沒有為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作出貢獻。我在《計劃生育對於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貢獻嗎?》（http://www.qglt.com/bbs/ReadFile?whichfile=1294486&typeid=17）一文已經分析了中國和印度的人口增長和社會發展情況，得出結論：中國的計劃生育並沒有為社會發展作出貢獻。
人類發展指數（HDI)是聯合國最近用來衡量社會發展水平的指標，解釋了88％的一般化變異數，很好地反映了人類生活質量。
人類發展指數的國際比較（195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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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1950--1975--1980--1985—1990--1995—2000--2003
中國--0.159-0.525-0.558-0.594-0.627-0.683-0.728-0.755
印度--0.160-0.412-0.438-0.476-0.513-0.546-0.577-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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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以看出,中國和印度HDI在1950年時候沒有差別，兩國主要差別出現在1975年前，而這段時間兩國生育率沒有差別；中國經濟改革始於1979年，而印度的經濟改革始於1991年，中國經濟改革比印度早12年；印度的社會矛盾比中國複雜。中國的2003年HDI比1975年增加1.438倍，同期印度增加1.461倍；中國2003年HDI比1980年增加1.353倍，同期印度增加1.374倍。從絕對數和相同起點來說，印度1990年的HDI接近中國1975年的HDI，中國從1975年到1990年這15年增加0.102，印度從1990年到2005年這15年增加0.103-0.106（印度從1995年到2003年每年HDI增加0.07，據此粗估2005年為0.616；要是考慮到印度近年的快速發展，從2000年到2003年這三年平均每年增加0.083的話，2005年應該為0.619）。沒有實行計劃生育的印度HDI比實行計劃生育的中國增加更快！
可見，中國的計劃生育並沒有為社會發展作出貢獻。從微觀角度看，也可以發現：中國農村當年響應政策的那些獨生子女的家庭現在生活水平平均偏低。這才需要國家來“補貼”扶貧。 從微觀如此，從宏觀也如此。
可見那些少生孩子的家庭並沒有為中國的社會發展作出額外的貢獻。中國免費義務教育還沒有開始，前些年一直是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以前多出生的孩子並沒有從社會受益，相反他們還受到歧視（交納社會撫養費等）。那些少孩子（或者像李小平這樣根本就沒有孩子）家庭，精力放在娛樂場所，別人在辛苦帶孩子，他們在享受，最後到老的時候還得靠別人辛苦培養的孩子納稅來支付“少生獎”。計生委不是宣稱“少生快富”嗎？既然是“少生快富”，那麽就不應該給獨生子女家庭發補貼，他們不是已經“快富”了嗎，還要靠那些“慢富”的人納稅發補貼幹什麽？
多生罰、少生獎，多麽滑稽的政策，沒有為培養下一代付出的竟然還能受到獎勵？將成為最大的曆史笑話。今後哪屆政府肯兌現？既然有這樣的好事，又不要承受養育小孩的負擔，又能有養老保障，還能得的獎勵，為什麽還要生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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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貴玉：我也（對名人、富人超生）很氣憤，人人在生育權之前都應該平等，但是現在名人超生還心安理得，我是呼籲法律要有所規定。我希望計劃生育工作者要教育這些名人，首先要具有一個公民的素質，要遵守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要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控製這個分母每個人都應該做出自己的貢獻，名人和富人也要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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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我在《光明觀察》周刊《從人類發展指數看停止計劃生育的急迫性》一文（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6466）已經從社會發展水平角度分析了中國停止計劃生育後生育率也不能達到世代更替水平。
主流家庭需要生育三個孩子才能防止人口不減少，由於大多數人隻願意生育兩個，就需要相當部分人生育四、五個。計生委通過媒體宣傳高收入人群的超生。但目前有條件的高收入者也不過生育兩胎，生育三胎的罕見。海外華人育齡婦女大多隻生育一、兩胎，中國台灣地區平均在1.2人以下，而香港育齡婦女平均每人產嬰兒為全球最低隻有0.9人左右。經濟水平越高的群體，生育率越低。難道中國的富人、名人是個特殊群體？是世界例外？
現在中國生育意願不到1.8（意味著相當部分人有生育兩個的意願），這些有生育兩個意願的富人有條件通過特權的形式來超生。但從他們這個群體來看，是不可能高於農村的，更不用說達到世代更替水平。就是說，即使他們“超生”，但也沒有拿回本來的生育權（有生育能力的平均生育三個），他們談不上超生。
美國、加拿大媒體經常報道生育十六七個孩子的家庭，但美國總和生育率隻有2.08，加拿大隻有1.5左右。主流家庭生育三個，相當部分家庭生育四五個才是正常社會，但中國現在對生育兩三個都看不順眼了，真是怪事！
計生委既鄙視了農民的超生，說他們沒有養育能力；更加抨擊了名人多子，難道他們也沒有養育能力？對培養下一代沒有付出的丁克家庭反而應該受到鼓勵了，真是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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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貴玉：我們國家現在城市的汙染使男性的生殖能力下降了，有人統計，大城市的男性的精子數含量不是降低了一點點，這個數字非常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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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潘主任既然認識到生育能力的下降，為什麽還在呼籲減少人口的分母？我國不育不孕人群比例20年增10倍，已從上從二三十年前的2%左右上升到現在的12.5%，接近發達國家15%到20%的比率。如此高的不育不孕比例，而政策生育率卻又隻有1.38，中國人口怎麽可持續發展？
潘主任將生殖能力下降都歸因於環境汙染，是想當然或者人雲亦雲了。生殖能力的下降原因很複雜，西方國家在1950年代不育不孕人群比例就已經達到中國現在的水平；除了少部分是環境汙染所致外，更主要是因為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古代皇帝雖然有三宮六院，但生育能力不高，有的甚至需要過繼兄弟的兒子才能延續皇權），工業化所引起的生活習慣的改變(比如電器輻射)、精神壓力增加。美國環境比中國要好多了，但不育比例更高，因此不能將生育能力的降低歸因於人口增加所造成的環境惡化。娼妓和婚外情泛濫所致生殖道感染也是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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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貴玉：希望大家各級黨政領導要重視人口和計劃生育，撥出應有的經費。你如果在市場經濟這個情況下，現在所有的都有市場配置了，自從我們國家計劃委員會，改成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政府部門的計劃兩個字隻剩下我們一個部門就是計劃生育，其他的全部沒有了，在所有的物質配備的情況下，如果搞好人口的機遇問題這成了各級政府的重頭戲，不能小看這個問題，一定要重視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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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計劃生育沒有為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作出貢獻，但幾十年來的成本卻是巨大的。計生委係統龐大的機構每年耗費納稅人大量的稅款。我不反對計劃，但以目前的計劃水平，似乎難以計劃好一件事，計劃還是沒有為好，國家也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所有的與計劃相關的政府部門都被撤銷，連國家計劃委員會也改成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潘主任是期望“計劃生育委員會”作為“計劃”的曆史遺跡長久存在？還是看到其他“計劃”的部門的消失而心中淒淒，對計生委的生存表示擔憂？
2006年3月8日上午，新浪網特邀全國政協常委、國家計生委副主任潘貴玉做客嘉賓聊天室（http://news.sina.com.cn/c/2006-03-08/13539297539.shtml）。潘主任非常坦率地談了她對中國人口問題的看法，有些堪稱名言（網友們認為潘主任很幽默），潘主任講話的主題就是《一個政協委員的憂慮：我國的分母怎麽辦？》。以下是我對潘主任講話的評論。
潘貴玉：要是我們中國人隻有兩三億人口，現在一定是很神氣。我認為計劃生育已經可以唱國際歌了，可以說到了最危機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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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加拿大、俄羅斯麵積比中國和美國要大，人口分別隻有1.4億和3000萬，但也沒有美國那麽神氣。尤其是俄羅斯，從1992年起，人口開始減少，但是不但沒有神氣起來，反而非常憂鬱了。巴西麵積相當於美國91%，人口相當於美國的60%，但巴西並沒有象美國一樣神氣。
中國1988年以後出生的3億， 1992年以後出生的2億人口。現在一個孩子都不生的話，今後平均壽命為76歲的話，中國人口也要到2064年、2068年才能分別降低到3億、2億，但那個時候最年輕的婦女也已經有58歲、62歲了，都喪失生育能力了，然後在2085年左右中華民族基本滅絕。神氣嗎？
潘貴玉是不是希望中國13億人將工業基礎、城市和道路等建設好後，大部分自殺，留著給剩下的兩億人享受？就算整個北京90%的人都搬走，10%人留下來連基本的道路維修都不可能，城市怎麽運轉？
近兩百年來，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不斷下降：從19世紀初的三分之一以上，下降到20世紀初的四分之一， 再到現在的五分之一。現在世界人口65億，就算潘貴玉主任有絕活（比如通過地震、瘟疫、核武器、戰亂等）將中國人口立即降低到2億，那麽世界人口仍然有54億，但中華民族隻占世界人口的3.7%了。對得住祖宗嗎？真的神氣嗎？
潘貴玉認為計劃生育已經可以唱國際歌了。看來計生委係統都具有國際眼光，張維慶主任也說過“歲歲相似人不同”，套用一句古詩，就是“人麵桃花，物是人非”，通俗地說，就是“邊界是暫時的，人口是長久的”。現在市場、資源已經全球化，那麽麵對全球化而單獨減少我們民族的人口是有國際目的了？
潘貴玉這個兩三億人口的觀點明顯是受中國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的影響（我與李教授辯論了幾個月），李教授認為中國人口需要降低到3億。看來李小平還真影響了國家人口政策的決策層！我們普通百姓人微言輕，我研究人口問題幾年，發現一些人口學特殊規律，濃縮很多普通網友的觀點，但觀點再有道理也沒有人聽；李小平教授這樣的學術權貴隨便一個胡言亂語，很多人都奉若聖旨。普通百姓都是有血有肉有思維的，怎麽能夠被排除在決策之外? 非常欣慰地聽到胡錦濤主席說：“相信誰、依靠誰、為了誰，是否始終站在最廣大人民的立場上，是區分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分水嶺，也是判斷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試金石。”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停止計劃生育又將是以人為本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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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貴玉：現在目前的情況，人口每年增加800-1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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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2003年增加774萬，2004年增加761萬，2005年增加768萬。可見中國近年每年隻增加700多萬人口，這還得益於人口政策的放鬆（1980年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出生的女孩成為生育婦女，雙方是獨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二胎）和1980年代的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成為生育主體。由於老年人口穩步上升，死亡人口勢必不斷增加（比如死亡人口從2004年的830萬增加到2005年的849萬），人口增量不會增加太多（減少的可能性更大）。哪裏有800-1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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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貴玉：聽了溫總理的報告，我也有一份擔憂，有時候還非常的憂鬱，為什麽呢？就是中國的人口問題。在“十一五”規劃的文本裏麵，整個文本隻有兩個數據：到201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能耗要降低20%。我翻遍了前十個五年計劃，沒有一個提到人均，唯獨這個“十一五”規劃中提到人均。我憂鬱的是什麽呢？憂鬱的是這個分母不能很大，因為分母一大，他翻兩番就是嚴重的挑釁了。
總理的這次報告說九年義務教育免除所有的費用，醫療體製改革，由看病難、貴變成看的起病。但是也有一個事實你得看到，就是孩子的撫養成本要大大的降低，反彈的壓力很大。我們的現在計劃生育管理辦法還是按照原來戶口為基本的根據管理的辦法，現在的戶口已經失去了原來的作用，農村的撫養成本降低，人口反彈的壓力我心裏是壓著一塊重重的石頭，我非常的憂鬱我們的分母怎麽辦？這是第一個，現狀我非常的憂慮！
第二個就是計劃生育在各級黨政領導的心目中和人民群眾中間的地位已經下降了。國策的地位已經下降了。我說實話，這次兩會上很少人談到人口控製的問題。
所以我在這個兩會上大聲疾呼要重視分母，要大家一起像抓分子一樣的抓分母，如果隻注重分子不控製好我們的分母，“十一五”規劃不可能實現，將是一紙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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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社會要可持續發展，人口本身必須持續發展。對於現在正常社會來說，要保證人口的可持續發展，婦女平均得生育2.1個孩子(人口學上的世代更替水平；而中國由於自從1980年以來不斷增加的性別比失衡，平均每個婦女生育2.1個孩子還不能保證世代更替)，考慮到單身人口的存在和顯著上升的不育人口比例，主流家庭應該輕鬆地養育3個孩子。然而我們現在卻失去了人口本身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不要說養三個孩子，連一個孩子都吃力，這是很不正常的，民怨極大，但這種不合理的製度卻被潘貴玉極為推崇，認為是控製人口好手段。
我對總理的政府報告降低撫養成本是雙手讚成！總理逐漸取消戶口製度，總理降低撫養成本，使得家庭能夠輕鬆的養育孩子，這是非常正確的。但總理這些功績到了潘貴玉的眼裏竟然變成了罪過。潘貴玉認為降低撫養成本，難以控製人口分母，總理提出的翻兩番“就是嚴重的挑釁了。” 總理的觀點是可持續發展的觀點，“嚴重挑釁了”誰？我不知道潘貴玉作為國務院一位部委領導為何對國務院總理的報告作如此嚴厲的評語。
我來分析一下潘貴玉的通過減少分母來提高人均GDP的荒謬性。
2005年底中國人口是13.075億，現在每年隻增加700多萬人口，今後幾年以每年760萬人口增量來推算（平均每年死亡860萬的話，每年需要出生1620萬，這五年共出生8100萬，生育率在1.6左右），到2010年人口隻能達到13.45億；而中央的2010年人口目標是13.7億（每年需要增加1167萬、出生2027萬人口，這五年共出生10135萬，生育率需要在2.0左右），其實即使停止計劃生育都無法實現這個目標；即使停止計劃生育後並千方百計鼓勵生育，使得每年增加1500萬人口（每年平均出生2360萬，這五年共出生11800萬），到2010年也才13.97億（還達不到1996年定下的2010年14億人口目標）。
2000年我國人均GDP是7086元人民幣，如果到2010年翻一番的話，就要達到14172元。以13.45億人口計算，2010年總GDP為190613億。就是說2010年總GDP為190613億，13.45億人口來分的話，人均GDP 14172元；13.7億人口來分的話，人均GDP 13913元；13.97億人口來分的話，人均GDP 13644元。13644 元是14172元的96.3%，但第三個方案五年出生人口卻比第一個方案多出45.7% 。換句話說，第三個方案是犧牲3.7%的收入（其實並不一定真的減少3.7%的收入，因為現在決定生產的不是供給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這多出的3700萬人口的消費增加GDP總量），但是增加45.7%的新生人口（多出生3700萬人口）。這多出的人口過20年左右都是青壯年勞動力，創造GDP，大大增加那個時候GDP的分子；並且也意味著40年左右後，當現在的生育婦女老的時候，有3700萬家庭多一個孩子養老，對老年化嚴重的當時是雪中送炭（現在是9個勞動人口對應一個老年人口，2045年的時候將是2個勞動人口對應一個老年人口） 。多麽合算！
依照潘貴玉“像抓分子一樣的抓分母”，那情況會如何？降分母目前隻有一個手段（李小平教授倒是提出了安樂死立法等計劃死亡的觀點，但潘貴玉敢采納嗎？），就是降低出生率，就算現在一個孩子都不生育（以婦女平均25歲生孩子計算，等於1981年到1985年這五年出生的5015萬婦女終身不育；孩子是家庭的紐帶，五千多萬沒有孩子的家庭增加了社會不穩定性；本來應該用在孩子上麵的精力花在娛樂場所敗壞社會風氣），今後每年死亡860萬左右人口，到2010年中國降低到12.66億。總GDP為190613億，12.66億人口來分的話，人均GDP 15056元，相對於14172元增加6.2%。 為了增加這6.2%的收入（由於減少消費7900萬的消費，會減少總GDP，因此實際上不會增加6.2%的收入），減少分母（不生孩子），但卻使得今後5015萬對夫婦老無所養！這個代價也太大了吧！
這還隻是從五年的角度看，從更長遠的角度，現在停止計劃生育對今後更有利，參見我發表在光明日報網絡周刊《光明觀察》的文章《要是當年中國不實行計劃生育會怎麽樣？》（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6849）。
胡錦濤主席要求的是“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這個“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是從民族長遠角度的， 不是光從暫時幾年的角度的），但潘貴玉卻為了五年“人均”增加3-6%的收入，而要犧牲國家和民族的可持續發展潛力，非常地短視！作為一位副部長級的幹部如此短視地理解胡主席的“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說明黨的宣傳還有待加強。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Amartya Sen在《India: Development and Participation》（ 2005, PP.112-142）（http://www.dajun.com.cn/yinduzg.htm）中說：
“令人害怕的“人口危機”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或者像印度那樣的情形）事實是如何的仍然是一個值得爭論的問題。關注快速人口增長的情況下，實際上，涉及到一個良好論據與對問題本質有相當誤解之間的組合。這些誤解之一是有關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聯係。有時認為，抑製人口增長是提高人均GNP增長速度（或者預防它下降）的必要手段。然而，事實上，對於像印度和中國這樣的國家，人口政策——與一般情況下一樣重要——可能對人均經濟增長速度產生較少變化。
印度和中國：經濟增長和人口增長（1990-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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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年均人口增長率-年均GDP增長率-假定人口增長率下年均人均GDP增長率
---------------------------------印度人口增長率-中國人口增長率
印度----1.9------------6.00----------4.1-----------------4.9
中國----1.1------------10.7----------8.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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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觀點在上表中得以闡明。如果中國有印度那樣的人口增長速度（比如，以1.9%取代1.1%），它的人均GDP增長——假定總GDP增長速度沒有改變——僅僅從9.6%下降為8.8%（如果假定較高的人口增長率會提高總GDP的增長速度，這種下降會更小。這種假定比假設總GDP不變更為合理，因為後者意味著增加的人口都是不能從事生產的）。同樣，如果印度成功地將人口增長率降低到1.1%（像中國一樣），它的人均GDP增長率將僅僅從4.1%上升到4.9%。中印之間人均收入增長率的對比主要是由於中國在總收入增長速度上更快，而人口增長率在這種對比中作用非常小。”
可見Amartya Sen等人也認為中國的計劃生育雖然減少分母，但是並沒有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可見通過減少分母來提高人均GDP的想法哪裏是幼稚，簡直就是愚蠢。這種觀點出自國家人口政策的執行機構（計生委）的副主任嘴裏，足可見中國人口政策的草率和缺乏深思熟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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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貴玉：我們國家為什麽在改革開放幾十年的時間，使世界能夠正眼看我們，我覺得分母的地位很重要，打了一個漂亮的仗。去年我向國務院提出要獎勵農村的獨生子女，我認為控製分母的人是做了重大貢獻的，所以在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起來以後，我們這些為控製分母的人是應該理所當然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所以我向國務院建議對農村裏麵隻生一個孩子的家庭，在他們父母年滿60歲以後，由政府拿資金每人每年獎勵不少於600塊錢這個建議案，而且得到的國務院的高度重視，馬上試點，今年全國推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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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原來“少生獎”的餿主意就是潘貴玉提出的！潘貴玉的“少生獎”的理由是農村的獨生子女家庭為控製分母做了重大貢獻的，國家就是依賴減少人口這個分母而發展起來的，這些為控製分母的人是應該理所當然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我上文已經分析了減少分母並沒有為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作出貢獻。我在《計劃生育對於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貢獻嗎?》（http://www.qglt.com/bbs/ReadFile?whichfile=1294486&typeid=17）一文已經分析了中國和印度的人口增長和社會發展情況，得出結論：中國的計劃生育並沒有為社會發展作出貢獻。
人類發展指數（HDI)是聯合國最近用來衡量社會發展水平的指標，解釋了88％的一般化變異數，很好地反映了人類生活質量。
人類發展指數的國際比較（195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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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1950--1975--1980--1985—1990--1995—2000--2003
中國--0.159-0.525-0.558-0.594-0.627-0.683-0.728-0.755
印度--0.160-0.412-0.438-0.476-0.513-0.546-0.577-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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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以看出,中國和印度HDI在1950年時候沒有差別，兩國主要差別出現在1975年前，而這段時間兩國生育率沒有差別；中國經濟改革始於1979年，而印度的經濟改革始於1991年，中國經濟改革比印度早12年；印度的社會矛盾比中國複雜。中國的2003年HDI比1975年增加1.438倍，同期印度增加1.461倍；中國2003年HDI比1980年增加1.353倍，同期印度增加1.374倍。從絕對數和相同起點來說，印度1990年的HDI接近中國1975年的HDI，中國從1975年到1990年這15年增加0.102，印度從1990年到2005年這15年增加0.103-0.106（印度從1995年到2003年每年HDI增加0.07，據此粗估2005年為0.616；要是考慮到印度近年的快速發展，從2000年到2003年這三年平均每年增加0.083的話，2005年應該為0.619）。沒有實行計劃生育的印度HDI比實行計劃生育的中國增加更快！
可見，中國的計劃生育並沒有為社會發展作出貢獻。從微觀角度看，也可以發現：中國農村當年響應政策的那些獨生子女的家庭現在生活水平平均偏低。這才需要國家來“補貼”扶貧。 從微觀如此，從宏觀也如此。
可見那些少生孩子的家庭並沒有為中國的社會發展作出額外的貢獻。中國免費義務教育還沒有開始，前些年一直是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以前多出生的孩子並沒有從社會受益，相反他們還受到歧視（交納社會撫養費等）。那些少孩子（或者像李小平這樣根本就沒有孩子）家庭，精力放在娛樂場所，別人在辛苦帶孩子，他們在享受，最後到老的時候還得靠別人辛苦培養的孩子納稅來支付“少生獎”。計生委不是宣稱“少生快富”嗎？既然是“少生快富”，那麽就不應該給獨生子女家庭發補貼，他們不是已經“快富”了嗎，還要靠那些“慢富”的人納稅發補貼幹什麽？
多生罰、少生獎，多麽滑稽的政策，沒有為培養下一代付出的竟然還能受到獎勵？將成為最大的曆史笑話。今後哪屆政府肯兌現？既然有這樣的好事，又不要承受養育小孩的負擔，又能有養老保障，還能得的獎勵，為什麽還要生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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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貴玉：我也（對名人、富人超生）很氣憤，人人在生育權之前都應該平等，但是現在名人超生還心安理得，我是呼籲法律要有所規定。我希望計劃生育工作者要教育這些名人，首先要具有一個公民的素質，要遵守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要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控製這個分母每個人都應該做出自己的貢獻，名人和富人也要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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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我在《光明觀察》周刊《從人類發展指數看停止計劃生育的急迫性》一文（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6466）已經從社會發展水平角度分析了中國停止計劃生育後生育率也不能達到世代更替水平。
主流家庭需要生育三個孩子才能防止人口不減少，由於大多數人隻願意生育兩個，就需要相當部分人生育四、五個。計生委通過媒體宣傳高收入人群的超生。但目前有條件的高收入者也不過生育兩胎，生育三胎的罕見。海外華人育齡婦女大多隻生育一、兩胎，中國台灣地區平均在1.2人以下，而香港育齡婦女平均每人產嬰兒為全球最低隻有0.9人左右。經濟水平越高的群體，生育率越低。難道中國的富人、名人是個特殊群體？是世界例外？
現在中國生育意願不到1.8（意味著相當部分人有生育兩個的意願），這些有生育兩個意願的富人有條件通過特權的形式來超生。但從他們這個群體來看，是不可能高於農村的，更不用說達到世代更替水平。就是說，即使他們“超生”，但也沒有拿回本來的生育權（有生育能力的平均生育三個），他們談不上超生。
美國、加拿大媒體經常報道生育十六七個孩子的家庭，但美國總和生育率隻有2.08，加拿大隻有1.5左右。主流家庭生育三個，相當部分家庭生育四五個才是正常社會，但中國現在對生育兩三個都看不順眼了，真是怪事！
計生委既鄙視了農民的超生，說他們沒有養育能力；更加抨擊了名人多子，難道他們也沒有養育能力？對培養下一代沒有付出的丁克家庭反而應該受到鼓勵了，真是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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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貴玉：我們國家現在城市的汙染使男性的生殖能力下降了，有人統計，大城市的男性的精子數含量不是降低了一點點，這個數字非常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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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潘主任既然認識到生育能力的下降，為什麽還在呼籲減少人口的分母？我國不育不孕人群比例20年增10倍，已從上從二三十年前的2%左右上升到現在的12.5%，接近發達國家15%到20%的比率。如此高的不育不孕比例，而政策生育率卻又隻有1.38，中國人口怎麽可持續發展？
潘主任將生殖能力下降都歸因於環境汙染，是想當然或者人雲亦雲了。生殖能力的下降原因很複雜，西方國家在1950年代不育不孕人群比例就已經達到中國現在的水平；除了少部分是環境汙染所致外，更主要是因為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古代皇帝雖然有三宮六院，但生育能力不高，有的甚至需要過繼兄弟的兒子才能延續皇權），工業化所引起的生活習慣的改變(比如電器輻射)、精神壓力增加。美國環境比中國要好多了，但不育比例更高，因此不能將生育能力的降低歸因於人口增加所造成的環境惡化。娼妓和婚外情泛濫所致生殖道感染也是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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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貴玉：希望大家各級黨政領導要重視人口和計劃生育，撥出應有的經費。你如果在市場經濟這個情況下，現在所有的都有市場配置了，自從我們國家計劃委員會，改成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政府部門的計劃兩個字隻剩下我們一個部門就是計劃生育，其他的全部沒有了，在所有的物質配備的情況下，如果搞好人口的機遇問題這成了各級政府的重頭戲，不能小看這個問題，一定要重視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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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計劃生育沒有為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作出貢獻，但幾十年來的成本卻是巨大的。計生委係統龐大的機構每年耗費納稅人大量的稅款。我不反對計劃，但以目前的計劃水平，似乎難以計劃好一件事，計劃還是沒有為好，國家也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所有的與計劃相關的政府部門都被撤銷，連國家計劃委員會也改成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潘主任是期望“計劃生育委員會”作為“計劃”的曆史遺跡長久存在？還是看到其他“計劃”的部門的消失而心中淒淒，對計生委的生存表示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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