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問題可在歐洲曆史上找到痕跡 (圖)

中國人口問題可在歐洲曆史上找到痕跡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e-mail]

郎鹹平2005年12月21日在清華大學演說，郎鹹平將中國現在的經濟情況與歐洲18世紀對比，他認為中國正重演西方悲劇。郎鹹平說：我們今天做的改革，包括股改，幾乎都可以在過去歐洲曆史上找到痕跡。

郎鹹平說：“在歐洲工業革命初期的1776年，亞當·斯密寫了《國富論》。《國富論》堅決反對國有企業，呼籲市場化和民營化，主張以看不見的手來調整市場的供需，而不需要政府的幹涉。和我們改革開放喊的口號類同。《國富論》針對國有企業的弊病，提出了一個當時所謂的新思維，那就是政府與國有企業徹底分家，政府退出企業經營。一個很時髦的理念──民營化和市場化 ──出來了。亞當·斯密提出以法製為基礎，以自由為手段，追求財富。整個工業革命時期，歐洲是曆盡劫難。在自由經濟，民營化和市場化的理念下──類同於今天中國的“大欺小，強欺弱”的現象層出不窮，例如資本家克扣工資，聘用童工，製造汙染等等。當時的歐洲社會，是遍地暴動，社會嚴重動蕩不安。究其原因，就是社會財富由於自由經濟、民營經濟發展過速，而造成大欺小、強欺弱的不公平現象。”在這種背景下，馬克思寫出了《資本論》。

其實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也可以在過去歐洲曆史上找到痕跡。在歐洲工業革命時期伴隨著人口壓力，英國馬爾薩斯於1798年出版《人口原理》，提出了控製人口的理論。然而英國卻沒有采納馬爾薩斯的觀點限製人口。法國卻對馬爾薩斯理論情有獨鍾，按照孫中山的說法：“法國人因為講究快樂，便極歡迎馬氏（馬爾薩斯）的學說，主張男子不負家累，女子不要生育。他們所用減少人口的方法，不但是用這種種自然方法，並且用許多人為的方法。法國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國都要多，因為馬爾薩斯的學說宣傳到法國之後很被人歡迎，人民都實行減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為中了馬爾薩斯學說的毒。中國現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馬爾賽斯學說所染，主張減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國已知道了減少人口的痛苦，現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國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並存。”

英法兩國對付人口壓力的兩種方式產生的後果截然不同。1800年法國人口2744萬，英國人口1500萬左右（其中本土人口1000萬左右，移民美洲、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區的500萬左右）。現在英法兩國本土人口均為六千萬，就是說這兩百年，法國本土人口增加2.2倍，英國本土人口卻增加6倍。而法國移民遠遠比英國移民少，比較集中的是加拿大的魁比克省。現在美國人口2.957億，加拿大3280萬，澳大利亞2000萬，新西蘭400萬，美國、加拿大人口中英國移民後裔占40%以上，澳大利亞、新西蘭人口中英國移民後裔占70%以上。那麽最為保守估計，1800年的時候1500萬英國人現在的後裔有2.1億，增加14倍（同期中國人口隻增加3.2倍）。而法國加上移民後裔也隻增加2.5倍左右，就算現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人口中10%是法國移民，最樂觀估計也絕不會超過3.5倍。法國是有名的人口停滯之邦，也是世界上人口結構最早從成年型進入老年型的國家。原本是歐洲一支方言的英語已經成為世界語言，而原本輝煌的法語卻麵臨被淘汰的危險（而西班牙語卻因為拉美等地西班牙語人口的快速增長變得越來越重要）。

英國人口膨脹的同時，對全人類的貢獻也是有目共睹的。近代科技、製度的進步主要都是英國和美國這個英語國家所引發的，全人類受益。還是我那句話：人口爆炸導致科技爆炸。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批判了馬爾薩斯人口論。馬克思在1853年所寫的《強迫移民》中，論述了曆史上和當時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口遷移問題，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口遷移“正是生產力的增長要求減少人口，借助於饑餓或移民來消除過剩的人口。現在，不是人口壓迫生產力，而是生產力壓迫人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619頁）。

恩格斯的人口研究開始於十九世紀中葉國際工人運動高漲的年代。在1844年初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他批判了維護私有製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嚴厲駁斥了仇視勞動人民的馬爾薩斯人口論。在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發展史上，是他最先對馬爾薩斯人口論進行了批判鬥爭，他闡明了危機、失業、貧困等都是資本主義私有製統治的產物，指出：“人口過剩或勞動力過剩是始終同財富過剩、資本過剩和地產過剩聯係著的。隻有在生產力過大的地方，人口才會過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9頁）而且，就業手段並不就是生活資料，“就業手段的擴大僅僅是機器力量增加和資本擴大的最終結果；而生活資料卻隻要生產力稍許提高，就會立刻增加。”（同上）就社會發展的曆史趨勢來說，人類所支配的生產力是無窮無盡的，“應用資本、勞動和科學就可以使土地的收獲量無限地提高。”（同上書第616頁）隻要通過社會革命戰勝了造成人口過剩的資本主義製度，“我們就能保證永遠不再因人口過剩而恐懼不安”。（同上書第620頁）

1798年英國的馬爾薩斯寫下《人口原理》，英國人卻沒有采納這個理論，但法國人卻采納了，結果導致法國遠遠落後於英國。

美國人口生態學家Paul.R.Ehrlich於1968年出版了其轟動一時的《人口爆炸》，但美國卻並沒有采納這個理論限製人口，相反還千方百計鼓勵生育；而中國卻受這個理論所影響，急不可待地實行計劃生育。

郎鹹平提到：整個工業革命時期，歐洲是曆盡劫難。但歐洲畢竟已經熬過來了，因為當時歐洲每個婦女平均生育8-9個孩子，大量年輕的勞動力彌補了政策的失誤（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憑著不成熟的的經濟理論，光是靠“摸著石頭過河”就能夠經濟起步，也是因為毛澤東時期留下的大量年輕勞動力彌補了經濟政策的一再失誤）。

但中國今後熬得過去嗎？中國的計劃生育已經35年了，獨生子女政策也已經26年了，中國總和生育率低於世代更替水平也已經15年了。中國現在是9-10個勞動人口對應一個65歲以上老年人口，而到2045年將是2個勞動人口對應一個老年人口。就算中國今後沒有任何經濟政策方麵的失誤，中國都難以渡過難關。

郎鹹平提到香港養老金的破產，香港畢竟造就建立了養老金製度。而中國現在還剛剛開始，人口結構決定了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養老金製度的。

人類發展指數（HDI）是聯合國用來衡量人類發展的綜合尺度，聯合國將人類發展國家分為三類：一是低水平人類發展國家，HDI在0～0.5之間；二是中等水平人類發展國家，HDI在0.51～0.80之間；三是高水平人類發展國家，HDI在0.81～1.0之間。中國現在是0.755。中國目前社會發展水平相當於日本1960年、香港1975年、新加坡1980年、台灣1981年、韓國1982年、巴西1996年、泰國1996年的水平。印度目前社會發展水平相當於中國1986年的水平。

日本在1940年平均每個婦女都還是生育5個左右孩子，這些年輕勞動力使得日本經濟騰飛，日本在1960年代後期進入高等人類發展國家（當時年齡中位數隻有20出頭）。但隨著1950年代生育率的急降，社會逐步老年化，1990年代開始日本進入長達十幾年的經濟停滯期，現在日本的年齡中位數為43歲了(美國36歲)，到2025年將超過50歲（美國不到39歲） 。1985年日本65及以上老人占10.3%（美國為11.9%），到2025年增加到25.8%（美國為18.5%），增加2.25倍（美國隻增加1.55倍）。隨著1950年之前高生育率時期出生的人口開始退出勞動市場，開始呈現出“日”薄西山的趨勢。同樣，亞洲四小龍韓國、台灣、新加坡、香港在1970年之前都還是高生育率，不斷增加的有活力的勞動力創造了經濟奇跡，使得經濟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迅速起步，在1980年代先後進入高等人類發展水平，當時中位年齡隻有21-24歲（比如韓國1980年隻有21.8歲）。1980年代之後生育率相繼低於世代更替水平，現在韓國、台灣生育率隻有1.2，新加坡隻有1.3，而香港更是隻有0.9，香港、新加坡、韓國的中位年齡2005年分別為39.4、36.8、34.5歲。由於1970年代之前高生育率時期出生的人口仍然沒有退出勞動市場，這些地區的經濟仍然會慣性地增長一段時間，但20年之後這些地區的經濟停滯不可避免。尤其是香港，目前生育率隻有0.9，而年齡中位數已經接近40歲，要是沒有大陸移民的話，經濟衰退為期不遠，今後香港特首將越來越不好當。

中國現在處於經濟騰飛時期，但因為計劃生育，中國卻沒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當年那麽好的人口結構，中國目前HDI為0.755，還沒有進入高等人類發展水平，但中位年齡目前已達32歲了（新加坡在1990年HDI為0.822的時候，中位年齡還隻有29歲；日本在1975年HDI為0.857的時候，中位年齡還隻有30歲），而目前與中國發展水平相近的菲律賓、巴拉圭、厄瓜多爾的中位年齡分別隻有22、21、23歲。到2025年，中國的中位年齡將達39歲（將高於美國），相當於現在香港的水平，但是那時候中國的HDI是難以達到香港1990的水平的。中國2001年65歲以及上老人占7.1%（HDI為0.73左右）， 相當於日本1970年的水平（HDI為0.83）。 這些意味著中國後勁不足（雖然過去高生育率出生的勞動力仍然可以確保中國在近15年內保持比較快的增長）。

人類發展指數的比較（195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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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1950---1975---1980---1985----1990--1995----2000--2003
中國--0.159--0.525--0.558--0.594--0.627--0.683--0.728--0.755
印度--0.160--0.412--0.438--0.476--0.513--0.546--0.577--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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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鋼、蔡昉等教授認為計劃生育通過製造“人口紅利”而提高了中國的HDI，為中國的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計劃生育還是有一些功勞的。其實不然，中國和印度HDI在1950年時候沒有差別，兩國主要差別出現在1975年前，而這段時間兩國生育率沒有差別；此外，中國經濟改革比印度早12年。中國的2003年HDI比1975年增加1.438倍，同期印度增加1.461倍。沒有實行計劃生育的印度HDI比實行計劃生育的中國增加更快！要是說計劃生育為社會發展做出了貢獻的話，豈不是說明中國的改革開放阻礙了社會發展？可見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差別並不是因為中國的計劃生育。中國的計劃生育並沒有為提高HDI做出貢獻，因為中國是以三倍的成本培養一個勞動力；並且過去二十多年時間是高就業壓力的時候，減少養育新生人口的時間並不能增加社會財富，而隻能增加就業壓力。印度的年輕人口結構賦予印度巨大潛力，而中國卻已經開始邁入老年化社會，2025年之後印度可能超過中國，然後將中國拖在後麵越來越遠。中國白白損失兩億多子孫！

林毅夫教授用印度作為參考，中國假如沒有實行生育政策，人口將比目前多3億。這種算法不很準確，因為中國HDI在1975年就比印度高。HDI在0.5以下都是高生育率，HDI達到0.5之後，生育率將急劇下降（http://www.dajun.com.cn/jihsy.htm，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5268）。中國1970年代初HDI就已經突破0.5，而印度到1980年代末HDI才突破0.5。

林毅夫教授發現人均收入和人口出生率之間有負向關係。我根據聯合國2005年公布的人口超過500萬的國家和地區的以購買力計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國際美元值(2003年)和TFR(2000-2005)繪製相關圖。發現人均收入確實與TFR負相關，但相關係數隻有-0.656；而HDI與TFR的相關係數高達-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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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說明的是，我對林毅夫、胡鞍鋼、蔡昉等教授充滿敬意，正是他們提出了適度調整人口政策的建議。我隻是不同意他們的“適度”和妥協。

世界上有兩大法係：大陸法係和海洋法係。歐洲大陸所用的大陸法係是精英法係，精英決定的法律條款；而英美所采用的海洋法係又稱普通法係，有陪審員製度，帶有濃厚的大眾色彩。郎鹹平認為普通法更為合理。歐洲大陸是大陸法係國家，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的股票市場是好的。

人口問題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事情，涉及到所有人的基本利益，不光是涉及到人口學本身，也不是光是人口學家和經濟學家就可以說了算的。需要曆史學界、軍事界、法律界、社會學界、醫學界、文化界、民族界、宗教界、倫理學界、經濟學界和人口學界等多個社會部門和學科取得共識才能實行計劃生育。然而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製定卻帶有濃厚的大陸法係的特點。當時是少數幾個“精英”在“不爭論”的環境下製定的。由於缺乏大眾的參與，計劃生育將帶來嚴重的後果。今後中國的一切社會問題，可以概括成一句話：都是計劃生育惹的禍。

人的意義是全麵的，胡主席的“以人為本”意義非常深刻，可惜中國各個學科隻是瞎子摸象一樣理解“以人為本”。人口學家和一些經濟學家看到人會增加就業壓力，是消耗者；另外一些經濟學家看到人是勞動力；人口學家和環保人士看到人是汙染製造者：人口學家和遊客看到人多是交通擁擠的根源；....總之，“人”在中國被肢解了！主刀的就是人口學家。

1970年代是短缺經濟，當時適當計劃生育，但沒有成立一個單獨的部委，當時的計劃生育相當於臨時修建的一個泥巴堤壩，這個堤壩到1980年的時候本來應該拆掉的。但是1980年不但不拆這個臨時的泥巴堤壩，反而將這個臨時堤壩改為鋼筋水泥修建的永久堤壩。現在知道不應該修建堤壩，但阻力就在堤壩本身，如何炸掉這個筋水泥堤壩？

中國有重視“精英”的傳統，但往往是精英誤國。還是老子說的好：不尚賢，使民無爭。其實老子的思想就是“普通法係”的思想。對精英的觀點可以重視，但不要給予太高的政治位置。現在調整人口政策的難處就是因為當初在重視“精英”觀點的同時也將這些人步步高升，這些人現在高踞要位，成了調整人口政策最大阻力。

這幾年我一直苦口婆心在網絡上擺地攤，一方麵是我沒有通暢的渠道發表我的觀點，更主要的是在網絡論壇擺地攤能夠吸納普通百姓的觀點，也正因為這個目的，我在文章中都附有郵箱地址，便於得到網友反饋意見。因此我的文章都是濃縮了成千上萬個網友的觀點，發現了很多人口學內在規律，具有濃厚的大眾“普通法係”色彩。主流精英人口學家對我可能不齒，他們高高在上，但他們的預測一次次落空。比如，1995年底中國人口12.1121億，田雪原預測到2000年中國人口達到13億，五年增加0.888億，實際上2000年底人口12.4億，五年隻增加0.3億；依照田雪原的1.8%的濾報率（而沒有考慮同樣比例的重報率）將2000年人口“修正”成12.7億，即便如此，那五年也隻增加不到0.6億。12億多人口中每年出生1000多萬，死亡800萬左右，變量一共隻有數百萬。田會長的預測五年就差異2880萬到5880萬。 小學生瞎猜也不會有這麽大的差異。田雪原2004年預測，到2030年，中國的人口總量為16.65億；其實即使1980年就不實行計劃生育，到2030年都難以達到16.65億。但田雪原照樣可以當中國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照樣可以鄙視我“不知天高地厚”。


從海洋法係角度看，沒有人能夠單獨決定實行計劃生育，而每一個人都有權通過自己的視角來反對計劃生育、要求停止計劃生育。計劃生育是“非常態”、“人工喂養”，停止計劃生育是恢複“常態”、“母乳喂養”。隻有萬不得已才能進入“非常態”，那也需要證據全麵，全民同意，沒有足夠理由時候就應該無條件恢複“常態”。

現在將人口政策主要交給人口學界和計生委來決定是不正常的，就像將是否判處死刑交給死刑犯自己決定一樣。在調整人口政策上，應該采納海洋法係的思路，讓大眾參與人口政策的調整。

隻有人口壓迫生產力的時候才需要減少人口來解放生產力，中國現在與當年歐洲一樣是“生產力壓迫人口”，而不是“人口壓迫生產力”！現在宏觀政策重要目標是增加內需尤其是消費，現在決定生產的不是供給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恩格斯指出：“人口過剩或勞動力過剩是始終同財富過剩、資本過剩和地產過剩聯係著的。”現在中國也是耕地荒蕪、大量耕地用來修建高爾夫球場等，有消費能力的沒有消費意願，有消費意願的沒有消費能力。

既然現在生產力壓迫人口，政府就應該改變粗放式的生產力發展模式，停止計劃生育並鼓勵生育，提高生育意願，以緩解生產力對人口的壓迫。

我們難道還要用自己的國家和人民再來重演歐洲工業革命的悲劇？再讓另外一個“馬克思”來寫本“資本論”和“人口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