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問題是因為毛澤東鼓勵生育嗎？ (圖)

中國人口問題是因為毛澤東鼓勵生育嗎？
--中國人口問題的由來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e-mail]

該文發表於光明日報網絡周刊《光明觀察》，歡迎常規紙媒體發表。

要點導讀：
1、中國解放後的高生育率是由當時的社會發展水平所決定的，是人口內在調控機製所致，不是因為毛澤東鼓勵生育。
2、1949年後中國人口比其他國家增加要快，更大程度是因為“死的太少”，而不是“生的太多”。
3、中國人口並沒有真的過剩。毛澤東的最大曆史功績就是為中華民族留下了寶貴人口資源，是現在中國經濟起飛的本錢。
4、中國改革開放之前是社會發展超前於經濟發展，改革開放後是社會發展落後於經濟發展。
5、任何國家在成為“中等水平人類發展國家”後生育率都會急劇下滑。1970年之後，中國已經步入“中等水平人類發展國家”，即使不實行計劃生育，生育率也會急劇下降的。

目錄
一、前言—問題的提出
二、調控人口的兩隻手決定了人口增長呈S形變化
三、1800年以來中國、法國、英國對付人口壓力的三種方式
四、社會發展水平決定了解放初中國的高生育率
五、中國人口“過剩”是因為毛澤東鼓勵生育嗎？
六、解放後人口快速增長原因--中國社會發展超前於經濟發展

一、前言—問題的提出

在普通人眼裏，中國一切問題都是因為人口過多：近年電力短缺、糧食短缺，人們將之歸罪於人口過多，但其實真正原因是1998年以來幾年減少電力投資和糧食政策失誤。

現在就業壓力大，人們將之歸罪於人口過多，其實很大程度是因為1979年以來的教育失誤，教育投入之少是世界罕見，全世界190多個國家中有170多個實行免費義務教育，但中國卻沒有；而有限的經費又主要投入到高等教育，導致大學生和低素質人找不到工作，技術工人卻奇缺，結構性民工荒已經開始。

春運期間火車擁擠，人們將之歸因於人口過多，其實真實原因是因為中國人均擁有鐵路才5．5厘米，不及一支過濾嘴香煙長，在世界上排在100位之後，並且世界上有幾個國家象中國這樣人員流動集中在春節這樣短的期間？

中國近年城市環境汙染嚴重，人們也將之歸罪於人口過多，但其實中國環境汙染是中國粗放式的發展模式，是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意味著中國現在環境汙染部分是發達國家轉嫁過來的)。即便如此，中國森林麵積在持續增長，沙化土地在開始減少。

有人認為是為毛澤東鼓勵生育造成人口過剩，1980年才不得不實行獨生子政策，是對毛澤東錯誤人口政策的補救，要是沒有毛澤東的鼓勵生育也就沒有後麵的計劃生育了。

總之，人們認為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因為毛澤東鼓勵生育造成的，要是沒有毛澤東的鼓勵生育的話，中國生活水平早就趕上美國了，也沒有就業壓力，也沒有環境汙染了。

本文從多個方麵探討中國人口問題的由來，看看中國人口問題真是毛澤東鼓勵生育的嗎。

二、調控人口的兩隻手決定了人口增長呈S形變化

《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任何事物都有內在的調控規律，人口也一樣。似乎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調控著人口的數量，在古代通過戰爭、饑荒、自然災害、疾病和瘟疫等激烈手段（我們姑且稱之為“左手”）；現在通過不明原因的降低生育能力（我國不孕不育人群比例20年增10倍，已從上世紀70年代的1%-2%上升至現在的12.5%，接近發達國家15%到20%的比率）、晚婚、離婚、避孕、養老社會化、養育成本增高、減少性生活（電視、電腦等娛樂活動）、降低生育願望等溫柔手段（姑且稱之為“右手”）。人類文明的進步導致調控人口的手段由“左手”換成“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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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左手”引起的高死亡率的時期，人類繁衍非常緩慢，在這個過程中無數民族相繼滅絕，整個人類也曾幾度到了滅絕的邊緣，為了維持民族的生存，就必須有高生育率；而近代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掌握了對付傳染病和自然災害的能力，大大削弱了“左手”的力量，死亡率下降，壽命在延長，這個時期仍然維持高生育率的話，就會出現人口過度膨脹，這個時候“右手”的作用就開始顯現。這種“左手”、“右手”交替調控的方式，決定了人口呈長S形變化：數千年的低水平平穩期，兩百多年的急劇上升期，然後是人口高水平平穩期。

這種“左右手”交替過程中存在一個“窗口期”，這個時期生育率仍然高，但死亡率已經開始降低，壽命開始延長，這就是人口S曲線的上升期，這個“窗口時期”越長，人口增加越快，一個民族占全球份額越大。任何國家在這個“窗口時期”都會有人口壓力，英國在18世紀處於這個“窗口期”時馬爾薩斯寫下人口論就是明證。但也正是這個“窗口時期”充滿生機、活力，是一個國家國力上升最快的時期，大量年輕有活力的人口本身就意味著巨大的創造力，在人口壓力麵前人類的創新精神是無止境的，18、19世紀歐洲處於這個“窗口期”的時候完成了產業革命，奠定現代文明的根基。現在中國和印度的高速發展也得益於這個“窗口期”，這個時期會湧現出大量的科技和思想的創新，對此要加以鼓勵而不是打擊。這個“窗口期”也是一個混亂的時期，一個容易出錯誤的時期，一旦失誤將導致國家和民族從此走向衰敗，因此為政者需要有清醒的頭腦，樹立起可持續的發展觀。

要是所有國家都是同樣長度的“窗口期”的話，等於各國人口增長S形曲線是平行的，等人口平穩下來後各民族份額基本不變。1800年到1949年中國人口波動在4-5億，屬於S形曲線的下端；而發達國家卻處於“窗口期”，人口快速上升，這段時間中國人口占全球比例是不斷下降的。在1949年後發達國家已經到了S形曲線的上端，人口在低慣性增長；而中國卻進入“窗口期”，人口快速增長，中國人口占全球比例恢複性增長，會有人口“膨脹”壓力，但熬一熬也就過去了。要是不人為幹預的話，中國人口在2040年左右達到S曲線的頂峰，中國人口占全球份額將會部分恢複。換句話說，西方國家人口增加早，平穩的也早，中國人口增加晚，平穩的也晚，最後人口平穩下來後中國占全球比例將得以部分恢複。中國的計劃生育等於是人為主動縮短這個“窗口期”，減少“以人為本”的“本”。

三、1800年以來中國、法國、英國對付人口壓力的三種方式

在17世紀之前，世界人口波動在低水平，中國人口一直波動在數千萬，18世紀（康熙、乾隆時期）由於美洲高產作物（如土豆、紅薯、玉米等）在中國得以普遍種植，使得糧食數倍增加，土地對人口的承載能力大為增加，而政局穩定，“攤丁入畝”的稅收政策解除了政府對人口的限製，等於減弱了“左手”作用，其時“右手”卻沒有出手，在這個“窗口期”中國人口快速增長（同期歐洲、亞洲等適合種植這些作物的國家的人口也增加迅速），1792年乾隆皇帝年說：“朕查上年各省奏報民數，較之康熙年間，計增十餘倍”。到1800年左右中國人口增加到4億，占全球人口40%。

但自從19世紀初開始，糧食增產再次達到極限，中國的洪亮吉在1893年寫了《治平篇》、英國馬爾薩斯於1898年出版《人口原理》，揭示了人口繁衍速度同經濟發展速度之間的矛盾。麵對人口膨脹壓力，中國、法國和英國采取了三種不同的對策。

中國由於地大物博，政府沒有感到迫切的壓力，采取不作為的方式（當時還是乾隆盛世，完全有潛力找出對策），聽任人口重新由“左手”調控，在其後的一百多年由於戰亂、疾病、瘟疫等，中國人口停止增加，到民國初期仍然隻有4億（占全球25%），到1949年增加到5.5億，現在為13億（占全球20%）。

法國采取被動措施，通過加強“右手”力度，減少人口出生。按照孫中山的說法：“法國人因為講究快樂，便極歡迎馬氏（馬爾薩斯）的學說，主張男子不負家累，女子不要生育。他們所用減少人口的方法，不但是用這種種自然方法，並且用許多人為的方法。法國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國都要多，因為馬爾薩斯的學說宣傳到法國之後很被人歡迎，人民都實行減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為中了馬爾薩斯學說的毒。”

而人口密度最高、資源最缺乏的英國麵臨的壓力最為急迫，采取主動措施減弱“左手”力度，完成產業革命，建立殖民地，一方麵從殖民地獲取糧食，另一方麵通過移民緩解本國人口壓力。

換句話說，法國是自動縮短“窗口期”，而英國是盡量延長“窗口期”。英法兩國對付人口壓力的兩種方式產生的後果截然不同。1800年法國人口2744萬，英國人口1500萬左右（其中本土人口1000萬左右，移民美洲、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區的500萬左右）。現在英法兩國本土人口均為六千萬，就是說這兩百年，法國本土人口增加2.2倍，英國本土人口卻增加6倍。而法國移民遠遠比英國移民少，比較集中的是加拿大的魁比克省。現在美國人口2.957億，加拿大3280萬，澳大利亞2000萬，新西蘭400萬，美國、加拿大人口中英國移民後裔占40%以上，澳大利亞、新西蘭人口中英國移民後裔占70%以上。那麽最為保守估計，1800年的時候1500萬英國人現在的後裔有2.1億，增加14倍（同期中國人口隻增加3.2倍）。而法國加上移民後裔也隻增加2.5倍左右，就算現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人口中10%是法國移民，最樂觀估計也絕不會超過3.5倍。法國是有名的人口停滯之邦，也是世界上人口結構最早從成年型進入老年型的國家。原本是歐洲一支方言的英語已經成為世界語言，而原本輝煌的法語卻麵臨被淘汰的危險（而西班牙語卻因為拉美等地西班牙語人口的快速增長變得越來越重要）。

英國移民固然占有世界的主要資源，但對全人類的貢獻也是有目共睹的。近代科技、製度的進步主要都是英國和美國這個英語國家所引發的，全人類受益。還是我那句話：人口爆炸導致科技爆炸。

還有一個類似的例子：明朝政府空有全世界最強大的海軍，但不主動出擊，反而因為懼怕倭寇的侵擾而被動閉海，明朝中期延續到晚清的閉海政策使得中國失去製海權，屢受列強欺辱。

從英法兩國的人口政策和中國在製海權上的失誤看，“主動”與“被動”確實是“差之毫厘，謬以千裏”！科技不斷進步，單位土地對人口的承載能力不斷增加，中國現在對人口的相對壓力遠比當年英國要小，在資源、市場已經全球化的今天，難道我們還要被動單獨減少我們民族的人口？

縱觀中國人口史，中國人口是數千年的低水平平穩期，一百年左右的快速增長期（1700-1800），一百多年的中水平平穩期(1800-1930)，十幾年的低速增長期(1930-1949)，三十年的快速增長期（1950-1980），然後是低慣性增長期（1980-2020），最後是：
A、高水平穩定期（停止計劃生育並鼓勵生育的話）
B、緩慢減少期（停止計劃生育但不鼓勵生育的話）
C、快速減少期（繼續現行計劃生育政策）。

四、社會發展水平決定了解放初中國的高生育率

中國人口在停滯了一百多年後，於1949年後再次快速增長，由1949年的5.5億增加到1959年的6.6億，1970年的8.5億，1976年的9.5億，再到1980年的10億。一些人產生了恐慌心理。驚呼中國已人滿為患了，並不假思索將人口問題歸到毛澤東身上， “錯批一人誤增三億”的謠言廣為流傳，意思是毛澤東1959年“錯批”馬寅初，從而“誤增三億”人口。中國人口由1950年的5.63億增加到1980年的10.01億，增加1.78倍；與此同時中國台灣地區人口798萬增加到1785萬，增加2.24倍，大陸怪毛澤東，那麽台灣怪誰？我在《曆史表明馬寅初人口論是錯誤的》一文已經駁斥了這種觀點。

我們看看究竟是什麽原因導致中國人口快速增加的。社會越不發達，生產力水平低下，生活水平低，死亡率高，就必須有高的生育率才能維持社會可持續發展，養育孩子相對成本也低，生育意願也高；社會越發達，生產力水平高，死亡率低，社保製度（social security）健全，養育孩子相對成本高，生育意願低，生育率也就低。這在人類曆史上是普遍現象，這種現象是由生產力水平所決定的，中國古代風水學就有“財丁不可兩旺”的說法。

國際上一般采用人類發展指數（HDI）來衡量人民生活質量。人類發展指數包括三個方麵的指標：一是指人均收入，通常是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國際美元值，反映提高人民生活質量可資利用的物質財富的多少；二是人口平均預期壽命，以反映衛生發展狀況；三是總入學率和識字率，以反映教育發展水平。國際上將人類發展國家分為三類：一是低水平人類發展國家，在0～0.5之間；二是中等水平人類發展國家，在0.51～0.79之間；三是高水平人類發展國家，在0.81～1.0之間。我根據聯合國計劃開發署的資料(http://hdr.undp.org/reports/global/2005/)，比較了世界各國的HDI和總和生育率，發現HDI越高，生育率越低。低水平人類發展國家生育率都非常高。比如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的HDI在0.9以上，但平均總和生育率隻在1.5左右；布隆迪、尼日爾、塞拉利昂等非洲國家的HDI在0.3左右，平均總和生育率在7.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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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向來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隨著HDI的提高，進入中等水平人類發展國家行列後，都經曆過從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轉化（從“窗口期”進入S形頂端）。比如日本，HDI在1870年為0.16，在1913年的時候為0.381，當時婦女平均都是生育6個左右孩子，即使在1940年代，HDI為0.5左右的時候也還平均生育5個左右孩子，但是隨著戰後經濟的快速發展，HDI在1950年突破0.607（相當於中國1980年代中期水平），生育率急劇下滑，整個1950年代平均隻有2.5左右，現在HDI為0.943，生育率下降到不到1.3了。同樣，韓國在1950、1960年代平均每個婦女生育6個左右孩子，但隨著經濟的起步，HDI在1975年達到0.707，1985年達到0.78，生育率在1970年代急劇下滑，到1985年隻有1.67，現在竟然不到1.2。泰國在1960年代總和生育率還在6.0左右，1970年代隨著經濟的發展，生育率急劇下降，HDI增加到1985年的0.678（相當於中國1990年代初期水平）， 1995年的0.749（相當於中國2002年的水平）；生育率下降到1985年的2.3，1995年的1.95。印度在1970年之前與中國一樣平均每個婦女生育6個左右孩子，經濟發展比中國緩慢，但生育率也在1970年代開始緩慢下滑，現在印度的HDI相當於中國1980年代中期水平，生育率隻有2.78了。

兩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中，中華文化圈國家和地區（韓國、香港、台灣、泰國、越南等）的生育率比其他國家低；曾經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生育率比其他國家低。

　　人類發展指數的國際比較（187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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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1870----1913--1950---1975---1980---1985----1990--1995----2000--2003
中國--xxxxx--xxxxx--0.159--0.525--0.558--0.594--0.627--0.683--0.728--0.755
印度--xxxxx--xxxxx--0.160--0.412--0.438--0.476--0.513--0.546--0.577--0.602
日本--0.160--0.381--0.607--0.857--0.882--0.895--0.911--0.925--0.936--0.943
美國--0.467--0.733--0.866--0.867--0.887--0.901--0.916--0.929--0.938--0.944
俄羅斯xxxxx--xxxx—xxxxx—xxxxx--0.809---0.827--0.817--0.770--0.781--0.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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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HDI在1950年才0.159，經過25年的努力，在1975年HDI達到0.525（相當於美國1880年左右的水平）。就是說中國在1970年之前屬於低水平人類發展國家，在這個發展層次的國家都是6.0以上的高生育率的。而1970年之後，中國已經步入中等水平人類發展國家，即使不實行計劃生育，生育率也會急劇下降的。

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是憑減少人口提高HDI的。美國HDI從1870年的0.467（中國1960年代水平）增加到1913年的0.733（中國現在的水平），花了43年；日本HDI從1870年的0.160（相當於中國1950年水平）升高到1950年的6.07（中國1980年代中期水平），花了80年。

中國和印度HDI在1950年時候沒有差別，兩國主要差別出現在1975年前，而這段時間兩國生育率沒有差別；現在中印之間的差別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經濟改革始於1979年，而印度始於1991年，中國經濟比印度早起步十幾年；印度的年輕人口結構賦予印度巨大潛力，而中國卻已經開始邁入老年化社會，2030年之後印度可能超過中國，然後將中國拖在後麵越來越遠。可見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差別並不是因為中國的計劃生育。中國的計劃生育並沒有為提高HDI做出貢獻，因為中國是以三倍的成本培養一個勞動力；並且過去二十多年時間是高就業壓力的時候，減少養育新生人口的時間並不能增加社會財富，而隻能增加就業壓力。

正如胡鞍鋼所指出：“在構成人類發展指數的三項指標當中，教育是一項最為關鍵的指標。教育本身就是人類發展水平高低的一項衡量指標，同時教育對於提高人民的收入和提高預期壽命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因而教育既是人類發展的目標，也是人類發展的手段，是人類發展的目標與手段的統一，在人類發展中居於核心的地位。” 鄧小平也說過：“我們國家，國力的強弱，經濟發展後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於勞動者的素質，取決於知識分子的數量和質量。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資源的巨大優勢是任何國家比不了的。”素質低，人口就是沉重的負但；素質高，人口就是巨大的人力資源和人才優勢。怎樣才能變人口負擔為巨大的人力資源優勢？矛盾轉化的條件就是教育。相對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來說，1979年之前中國的基礎教育做得令人刮目，基本上是免費義務教育（參看人民日報《中國經濟周刊》：《農村離免費義務教育有多遠？》（http://www.zgjjzk.cn/document/2004/200445/fmwz.htm）。然而中國在1980年實行嚴厲計劃生育後卻同時降低了對教育的投入，農村初中畢業生上高中的比例一下子降低了很多，國家對教育投入之少是世界罕見，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3%，比非洲窮國都少，低於世界平均5%的水平，低於聯合國要求的6%，教育成了家庭的主要負擔，導致現在還得靠出賣廉價勞動力。而有限的經費由主要投入到高等教育，導致大學生和低素質人找不到工作，技術工人卻奇缺，結構性民工荒已經開始。

要是將1980年開始的計劃生育和教育失誤在一起看的話，等於中國白白減少1.3億人口，即減少今後勞動力的數量，又降低勞動力的素質，白白犧牲可持續發展能力。

五、中國人口“過剩”是因為毛澤東鼓勵生育嗎？

新中國成立之際，美國艾奇遜暗示，中國政府解決不了自己的糧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隻有靠美國的麵粉才有出路。艾奇遜這些言論在當時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中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毛澤東針對艾奇遜的觀點，針鋒相對的指出：“革命的發生是由於人口太多的緣故麽？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於人口太多麽？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大多麽？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麽？”、“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隻要有了人，什麽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富、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1980年代，毛澤東的上述觀點引起了很大的爭論，被一些人認為是毛澤東主張人口越多越好、鼓勵生育的主要根據。

其實毛澤東的這些講話隻是為了消除艾奇遜言論的負麵影響，並不表示真的鼓勵生育。同樣，針對核威脅，毛澤東也說過“不怕死人”的話。說什麽並不表示做什麽，要看當時說的目的。

並且毛澤東否定中國人口過剩的觀點本身並沒有錯。三聯書店在2000年出版《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作者為著名物理學家李政道之子李中清。在這本書中，作者用非常詳盡的數據和嚴謹的分析，證明了中國在過去的三百年間，即使在清朝後期，也根本沒有過“人口過剩”。馬爾薩斯的中國人口觀是完全建立在對中國曆史和現實極度無知的基礎上。

改革開放以來不是一直宣傳“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嗎？不是一直強調“再窮不能窮教育”、 “教育是立國之本”嗎？不是一直強調“發展衛生事業,保障人民健康”嗎？要是單純根據領導人說的話，那現在中國應該早就是一個科技、教育強國了，醫療衛生也應該取得很大的進步了。事實怎麽樣？ 改革開放以來對科技和教育相對投入急劇下降，是世界上罕見的少，在全世界191個國家中,有170多個國家都做到了免費義務教育（而我國HDI排名85位），而偏偏我們沒有做到。按照衛生部長高強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王慧炯的話，在改革開放之後衛生醫療是倒退的。

同樣，1990年代以來，多位領導都說過“最頭疼的是農業問題”之類的話，看起來相當重視農業了，農民收入應該穩步上升了。但事實上，自從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農村不斷“非洲化”，現在農民已經到了破產的邊緣。

可見對評價一個領導人的功績不能光看“說什麽”， 更要看“做什麽”。胡主席低調地取消收容製，是在真正地關注人權，連美國總統布什都說胡主席對人權等問題是 “深思熟慮” （thoughtful）的；溫總理替農民討工資，取消農業稅，承諾免費義務教育，這是在“做”，不光是“說”。

閑話少說，我們看看毛澤東成功鼓勵生育了嗎？

我上麵已經說明，社會發展水平決定了中國解放初的高生育率。

18世紀全球人口快速增加的時候，歐洲婦女平均生育8、9個孩子，中國婦女平均隻生育6個孩子，說明中國婦女現實極限生育率（不是生理極限生育率）隻能在6.0左右。現在非洲國家馬裏、尼日爾等國的HDI為3.0左右（相當於中國1960年代初的水平），但生育率為7.0左右。說明我們種族的生育能力並不強。

其實中國隻在1953年之前稍微鼓勵過生育（戰後大多數國家都這樣）。但1950年到1953年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仍然隻有6.0左右（這幾年分別為5.81，5.7，6.47，6.05），與1949年之前沒有差別，也與當時的韓國、越南、泰國、巴西、印度、新加坡、中國台灣沒有差別（這些國家和地區當時生育率都在6.0左右）。難道這些國家和地區也鼓勵生育了？可見中國當時鼓勵生育起效不大（因為當時本身就接近極限生育水平，再鼓勵也沒有用；何況當時也沒有明確鼓勵生育和增加人口的政策和主張）。在1971年中國開始計劃生育（生育率在1970年代中期開始急降）之前，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仍然隻有6.0左右）與印度、韓國、越南、泰國、巴西仍然沒有明顯差別。1971年，以國務院批轉衛生部、商業部、燃料化學工業部《關於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為標誌，全國城鄉計劃生育工作全麵開始，允許生育兩三個孩子，中國生育率從1970年的5.8快速下降到1979年的2.75（與現在印度差不多）。

可見中國人口“問題”並不是因為毛澤東鼓勵生育。

很多人認為要是在1950年代開始就采納馬寅初的觀點控製人口就好了。我已經用詳盡的數據說明了馬寅初人口論的錯誤，幸虧中國沒有采納馬寅初的理論（《曆史表明馬寅初人口論是錯誤的》）。

此外，醫學條件也不允許中國在1950年代就開始實行計劃生育，當時中國連避孕套都不能生產，絕大多數婦女都是靠接生婆接生，隻有頂級醫院能做人工流產手術，總不能將育齡婦女都置於生命危險之中？總不能將生下來的孩子都掐死吧？在1970年代中國醫學條件才開始成熟，避孕設施才有條件普及，才能比較安全地實行計劃生育。

即便當時中國沒有毛澤東，而是一個西方式的議會，馬寅初的提議既違反西式的“人權”法則，又違反中式傳統道德，有一絲一毫通過的可能嗎？所以將人口問題算在毛澤東身上加以譴責是十足的誣蔑。毛澤東是共和國的奠基人，是黨和國家的第一代領導核心，縱容對毛澤東本來正確的方麵的汙蔑，難道不怕動搖共和國的根基？

六、解放後中國人口快速增長原因--社會發展超前於經濟發展

既然不是因為毛澤東鼓勵生育，那麽為什麽中國人口在解放後增長速度比同等發展水平國家（如印度）要快？

我們來分析一下人類發展指數（HDI)的三個指標。HDI主要用三個維度來評價人類發展：能否過一個長壽而健康的生活，是否接受很好的教育，是否擁有體麵的生活水平。因此，這個指數不僅包括收入本身，而且包括預期壽命、入學率和識字率等其他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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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初嬰兒死亡率為20%(現在2.55%)，孕產婦死亡率為1500/10萬(現在50.2/10萬)，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25-30%（2003年2.99%），人民平均預期壽命1949年為35歲。可見解放初中國的社會發展水平是與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是一致的，都非常低。1949年之後，由於醫療衛生等方麵得到長足的發展（中國醫療衛生和教育當時在發展中國家名列前茅，最近世界銀行仍然高度評價中國當時的醫療進步），死亡率（包括嬰幼兒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急劇下降，壽命顯著延長，人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延長到1976年的65歲，1980年的68歲，再到現在的72歲（接近發達國家水平），而世界平均預期壽命隻從1949年的47歲延長到1976年的58歲、現在的67歲，中國壽命延長明顯快於世界平均水平。而印度預期壽命現在都還不到64歲。並且中國的這種社會進步主要是在1979年之前所取得的。可見當時社會發展明顯超前於經濟發展。

而根據聯合國發展署的最新資料，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社會發展（醫療、教育等）明顯落後於經濟發展的。中國在發展方麵取得的顯著進步卻沒有使貧困人口受益。特別是沒有能夠將創造財富和提高收入轉化為更快地降低兒童死亡率。在廢除了公費醫療體製之後，中國７０％到８０％的農村家庭沒有醫療保險，這方麵的缺失導致了嬰兒的不必要死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王慧炯在評述聯合國報告時表示，雖然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經濟發展很快，衛生醫療卻是倒退的。

雖然中國婦女生育率與越南、泰國、巴西、印度等地區沒有明顯差別，相對於中國本國1949年前也沒有明顯變化，但由於死亡率降低、壽命延長，人口快速增加，中國人口從1949年的5.5億增加到1970年的8.5億、1980年的10億。換句話說，1949年後中國人口比其他國家增加要快，更大程度是因為“死的太少”，而不是“生的太多”。

一定要將現在的人口壓力歸因於毛澤東的話，那隻怪他將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死亡率降低太多了、將壽命增加得太多了。

盡管農業技術、農田水利建設也取得很大的進步，但糧食增長仍然落後於人口增長。很多農業技術（包括雜交水稻）還在研究階段，有些農業工程（水利工程、化肥廠等）還在建設當中，加上某些經濟政策的失誤，這種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矛盾日益明顯，在文革高峰期的1971年，全國城鄉計劃生育工作全麵開始，允許生育兩三個孩子，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平均每個婦女生育5.8個孩子）快速下降到1979年的2.75（與現在印度差不多）、1980年的2.24。就是說在1980年時候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已經接近世代更替水平（平均每個婦女生育2.1個孩子，考慮單身、不孕等因素，主流家庭生育三個孩子）。而伴隨經濟的發展，人們生育意願將不斷降低。由於壽命增加在延緩（中國壽命已經接近發達國家水平），隻要維持在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在低慣性增長一段時間後，就會停止增長。隨著農業技術的推廣、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之間的矛盾就會逐步得以解決。比如1976年袁隆平的雜交水稻開始在全國稻區推廣，糧食大幅度增產。可見1970年代的計劃生育的階段性任務到1980年時候已經完成，毛澤東的人口政策已經將高生育率這隻“蛇”打死。1970年代這樣的寬鬆計劃生育到1980年的時候應該逐步停止而不應該再強化。

其實毛澤東時代的那種將社會發展超前於經濟發展的發展模式（提高教育和醫療水平，降低嬰幼兒死亡率等），是不利於當時的生活水平提高的，並且會成為“不會抓經濟”的話柄，因為要將嬰兒撫養成人需要付出撫養成本和教育成本，“十年育樹，百年育人”，這些投入需要20年才能轉化為經濟力。但對當時的困難，熬一熬也就過來了，從民族長遠利益來看，那些投入是戰略投資。人口從來就是戰略資源，隻是很多人視而不見而已。中國人均GDP隻有1200多美元（依照購買力也隻有$5000），比突尼斯等很多窮國還少，但中國領導人仍然能夠得到國際社會尊重，出訪美國等國可以到一流大學演說，而非洲小國領導可以嗎？海外中國人仍然感到祖國的強大。誠如仲大軍先生所指出：“改革開放這麽多年來，中國與世界打交道主要依靠得是什麽？（不是資金，不是技術，不是資源），實際上是人口，充沛的勞動力資源。就是仗著如此大量的勞動大軍，中國成了世界工廠，成了世界經濟的生產基地。一旦中國人口這一寶貴資源減少，影響的將不僅是中國社會和中國經濟，而是整個全球經濟”。為政者將這個優勢發揮到了極至，卻說什麽人多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