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計劃生育也難防止今後中國人口劇減 (圖)

停止計劃生育也難防止今後中國人口劇減(圖解)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e-mail]

該文發表於光明日報《光明觀察》

一、從“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角度看需要穩定什麽樣的“低生育率”
二、中國能有1.8的生育率嗎？
三、從政策生育率看目前生育現狀
四、從越南的計劃生育看中國的人口現狀
五、經濟結構和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決定了中國目前的低生育意願和“超低生育率”
六、如何在新時期穩定在維係可持續發展的“低生育率”？

一、從“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角度看需要穩定什麽樣的“低生育率”

胡主席、溫總理都說過要“穩定低生育率”，但沒有具體定義這個“低生育率”。

其實從“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角度，不難理解“穩定低生育率”其實就是要穩定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相對於1960年代的6.0以上的高生育率，世代更替水平2.1當然是低生育率），理由如下：

1、從“可持續發展”角度看，生育率應該穩定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
人類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兩大基本支柱：一是人口再生產，二是物質再生產。政治、經濟、國防、文化、民族心理的安全都依賴於人口安全，社會要可持續發展，人口本身必須持續發展。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人的可持續發展，就無從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要保證人口不增加也不減少，婦女平均得生育2.1個孩子(人口學上的世代更替水平)，考慮到單身人口的存在和顯著上升的不育人口比例（10-15%），主流家庭應該生育3個孩子。低於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相當於掠奪性利用人口資源。

2、從養老角度看，沒有接近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不可能建立合理的社保製度的
西方開始建立社會保障製度時候都是高生育率而人均壽命不高。美國的社保製度創建於70多年前，由於生育率一直比較高，從來沒有人想到，這筆資金有朝一日會消耗殆盡。在1950年時，平均每16個工作人口支持1個退休人口，而目前這個比例是3比1。當嬰兒潮人口逐漸退休時，將是2個人支持1個人。 1998年美國總統克林頓：“如果任其發展下去的話，後果隻有兩種：一是宣布破產，誰都拿不到錢；二是如果動作太慢，我們這一代人為承擔社會保障義務而承受的壓力，就會減少你的收入，或是降低你照顧孩子的能力。” 2005年美國總統布什：“2018年，社保將會出現入不敷出的情況。自那以後，社保缺口將逐年遞增。到了2042年，整個社保係統將被消耗殆盡，全麵破產。”

美國生育率還有2.08，還有改革餘地（比如適當提高退休的年齡，增加了扣除工資的百分比，給多孩子家庭返稅來確保生育率不下滑）。日本和歐洲雖然困難重重，但畢竟已經建立了社保製度。中國在老年化來臨之後卻還沒有開始建立養老製度，低生育率是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製度的(social security) 。而由於計劃生育破壞了家庭結構，破壞了傳統的家庭互助保障(family security)係統。如何建立和諧社會？

如果不進行改革的話，美國的社會保障製度也要到2042年才破產。布什總統已經開始著手改革了。布什指出，改革之路不會一帆風順，美國必須勇敢地落實。布什總統的支持者共和黨參議員裏克·桑托倫說：“我明白，麵對社會保障這樣的難題，你可能更願意把它留給下屆國會，或是下一代人去解決，但這絕不是負責任的做法。” 要是光為了暫時的名望和下屆共和黨的選舉的話，布什總統完全可以不去捅這個蜂窩。但這畢竟關係著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都不能忽視這個問題。

現在中國60歲以上人口1億，占總人口的10%，國家隻承擔城市人口中四千萬離退休職工的養老金，並且由全國人民納稅來支付（農民通過廉價勞動力支持國家基礎建設，並且是義務兵的主要來源，要是沒有2.5億農民工所創造財富政府財政就無法運轉）；40年後60歲以上老人4億，占總人口的30%，而年輕人比例卻很低，此時城市化程度70% ，國家要承擔所有老人的養老金，政府怎麽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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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從意外傷害角度看停止獨生子女政策的必要性
婚姻的穩定對社會穩定至關重要，子女是維係家庭穩定的重要紐帶。據《隻有一個孩子——中國獨生子女意外傷害悲情報告》（http://book.sina.com.cn/nzt/1091002363_onlyone/）作者楊曉升介紹：我國15歲以下兒童每年因意外傷害引起的死亡有40萬—50萬人，還有175萬的因傷致殘兒童。意外傷害是懸在獨生子女頭上的一把劍，平均每天我國有40至50名學生因意外事故而早早地離開了人世。由於意外死亡占總15歲以下兒童死亡人數的三分之一，意味著每年共有上百萬兒童死亡。這些失去子女、子女傷殘的家庭慘不忍睹！

今後獨生子女需要贍養兩對父母，與父母的矛盾、四個父母之間的矛盾不容忽視。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不穩定、不和諧，哪有社會的穩定、和諧？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庭是中華文明和價值觀的載體，計劃生育破壞家庭結構，影響的其實是國本。

4、計生委主任認為中國目前有2.0左右的生育率
作為國家人口政策的執行部門國家計生委向中央匯報的所謂“低生育率”，也恰恰是2.0左右。請看看張維慶的多次講話（包括2004年4月在《求是》的文章）：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8，2034年人口達到14.86億；如果將一些複雜多變因素考慮進來，總和生育率為2.0，2043年人口將達到15.57億。

從上可見，“穩定低生育率”是以“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為前提的，不能脫離這個前提。凡事都有一個度， 過猶不及；“穩定”意味雙向， 需要穩定在世代更替水平這一個 “度”。而計生委主任也是認同這個“度”的。早在1990年代，人口學家蔣正華認為中國生育率不能低於1.8-1.9。

人口政策直接涉及國本，攸關中國持續發展。《管子》：“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 維持在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才能固本。

二、中國能有1.8的生育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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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普查、國家統計局以及計生委自己的客觀資料均顯示九十年代中期後隻有1.3左右的生育率，但計生委每次都將之調整到1.8，計生委主任甚至說實際上有2.0的生育率。計生委調整的主要依據是出生漏報，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田雪原：“由於人口漏報的比例是1.81%，於是重新把這部分填回去進行誤差校正，總和生育率就成了1.8左右”。

質疑：
1、要達到1.8的生育率，以目前育齡婦女人口結構，每年需要出生1700多萬；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1997、1998、1999、2000 年每年出生人口分別為1379、1150、1401、1445萬； 2004年中國統計年鑒顯示2003年0-4歲總人口才6413萬，每年才出生1283萬人，說明隻有1.3左右的生育率。即使有1.81%的漏報率，每年出生人口也不過1400萬，生育率也仍然隻有1.3左右。比較幾次人口普查，對不同年度的出生人數有重報，有漏報，總體相差無幾，誤差在允許範圍。但計生委不考慮重報，而將13億人的1.8%總濾報賊（兩千多萬），補在最近幾年新生人口上，當然永遠都可得出“1.8”的生育率。
2、生育率自1990年後一直低於2.1。那麽15年後還有1.8的生育率?
3、比較五普和四普，每年出生人口的誤差最多10%，即使將最近幾年出生人口都加10%， 仍然隻有1.3-1.4的生育率。
4、經濟結構、人口結構、分配製度決定了中國的低生育願望(199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家庭經濟和生育研究”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城市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1.65左右，農村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1.89左右；1997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組織的全國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樣調查的結果顯示：城市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1.56左右，農村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1.80左右；2004年上海隻有1.1)。生育意願通常遠高於實際生育率（因為有不孕和單身人口的存在，有些客觀條件錯過了生育季節），即使在日本和台灣這樣社會和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實際生育率隻有1.3左右，但人們期望的子女數也在兩個以上。中國生育願望不到1.8， 又有嚴厲的生育政策，實際生育率能夠達到1.8？
5、計生委說中國政策生育率1.5，計生委數據顯示不到6%人違背政策，扣除不育人口，1.3生育率是合理的。總不能指望這6%人違背政策的人每個家庭都生育10個吧。
6、計生委1996年起以1.8的生育率計算應在2000年達到13億，但實際上2000年隻有12.67億人口；2000年起以1.8的生育率計算，應該2003年達到13億，為什麽2005年才13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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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麽樣的生產力水平就有什麽樣的人口水平。遊牧社會時期，需要數百裏才能養活上萬人口；農業社會隻要數十裏就行；工業社會需要土地更少。科技的發展使有限的地方能有更多人生活，中國目前隻是城市化還不夠罷了。要是沒有美洲的高產作物，中國最佳人口隻應在幾千萬；現在糧食所需的氮肥90%來自化肥廠（來自空氣中的氮氣），要沒有這90%的氮肥，中國能養活13億人？地球能養活60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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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政策生育率看目前生育現狀

據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曾毅的統計(http://www.cpirc.org.cn/yjwx/yjwx_detail.asp?id=3330《中華工商時報》)：“目前全國執行“一孩政策”的人口占35.4％，執行“一孩半”政策的人口占53.6％，“二孩政策”的人口占9.7％，“三孩政策”的人口占1.3％，除35.4％一孩政策人口外，53．6％一孩半政策人口中的一半多一點（第一胎是男孩者）亦隻被允許生一孩，也就是說，全國有63．1％的夫婦隻被允許生一孩，35.6％的夫婦被允許生二孩，1.3％的夫婦被允許生三孩”。

曾毅教授的統計說明中國政策生育率隻有1.38（根本沒有計生委宣稱的1.5）；考慮至少15% 的不育人口（不孕症、丁克、單身等），意味著要是都響應政策的話，中國生育率隻能達到1.175；加上計生委統計的6%的超生家庭（每個家庭隻多生一個的話），生育率隻能達到1.23，說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22是準確的！

要達到計生委宣稱的1.8的生育率，有以下幾種可能：
1、假定計生委6%超生家庭是對的，那麽這6%超生人口每對夫婦政策外得多生11個孩子（總共生育12、13個孩子）；
2、要是假定每個超生家庭都平均超生1.5個（加上政策允許的共生育三個左右），那麽需要45%的家庭超生，占農村有生育能力的家庭的81%（農村計生幹部會富得流油，農民所創造財富將主要都貢獻給計生委）；
3、要是超生家庭隻超生1個，那麽需要有65%的家庭超生，農村有生育能力的100%超生外，城市也得有33%的家庭超生。

就是說，曾毅教授的統計再次說明中國不可能有1.8的生育率！

政策生育率隻有1.38，實際生育率達到1.8，那麽計生委幹什麽去了？政策生育率隻有1.38，而目標生育率卻放在1.8，還要計生委幹什麽？

四、從越南的計劃生育看中國的人口現狀

越南無論從文化背景（中華文化圈）、從製度背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從經濟結構背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但市場化還不如中國，經濟水平相當於中國十幾年前的水平）對中國都有參照作用。

越南生育率在1960年代為7.0左右，1970年代為6.0左右。經濟改革比中國晚十幾年。計劃生育始於1988年，允許生育兩胎，考慮特殊情況，政策生育率在世代更替水平2.1以上。1989年生育率還有3.8(中國在1979年就隻有2.75， 1990年開始低於世代更替水平)。在1993年預計2000年總和生育率降低到2.9，2015年達到人口更替水平2.1。哪知道實際上生育率降低到1994年的2.79，1999年的2.3，現在更是降低到1.94了。原先計劃到2000年把全國人口控製在8200萬，但實際2000年人口7700萬，比原計劃少500萬（在一個每年增加人口不過一百萬的國家，幾年就少增加500萬意味著什麽？）。

越南計劃生育比中國晚十幾年（生育文化破壞沒有中國嚴重），執行力度沒有中國大，經濟水平相當於中國1980年代後期或者1990年代初期（意味著生育意願比中國高），政策生育率高於2.1（中國隻有1.38），而且生育第三胎以上的婦女目前占生育總數的近三分之一（中國超生人口不到6%，並且這6%中大多也隻生兩胎），但現在生育率隻有1.94了（低於政策生育率）。人算不如天算！中國生育率能有多少？即使生育率要穩定在1.8，政策生育率也應該遠高於世代更替水平才行。

越南經濟起步比中國要晚，人均收入不到中國一半，現在生育率已經低於世代更替水平了，中國即使停止計劃生育，經過宣傳提高生育意願，能達到1.8的生育率就算老天保佑了。

五、經濟結構和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決定了中國目前的低生育意願和“超低生育率”

在“人口爆炸”的迷霧的掩蓋下，全球生育情況發生了質的變化。由於經濟結構、人口結構等的改變，近20年左右低生育意願及其所引起的低生育率象傳染病一樣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蔓延，其中華人受感染最快。除了美國外，其他發達國家的生育率都低於世代更替水平。聯合國數字顯示發展中國家的生育率也由過去高於6.0下降到現在的2.9（要是考慮中國實際隻有1.3左右而不是公布的1.8的話，發展中國家平均生育率事實上是遠沒有2.9）。在1960年代，韓國、台灣、越南、泰國、巴西、印度都中國大陸一樣每個家庭都是生育六個左右孩子，但現在韓國、台灣生育率隻有1.2， 越南、泰國、巴西生育率也低於世代更替水平，印度生育率也降低到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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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1960年代，中國婦女平均生育6個孩子的時候，但城市居民不過生育2、3個；現在中國農村的經濟情況總體來說遠比當時的城市居民好，並且農村育齡人口大多到城市打工，沒有時間和精力養育孩子，而養育孩子的條件還不如當初城市居民（夫妻分居、在城市沒有根據地）。

有一個現象值得關注：中華文化圈國家的生育率都比同等發展水平的其他國家要低；在同一個國家內部，華人的生育率比其他民族要低。美國人口統計局的報告指出，與黑人、白人、西班牙語白人（來自墨西哥等拉美國家）相比，亞裔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最高的。但亞裔生育率卻是最低的。美國一些地區的房價就是被華人“擇校”而抬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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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並不是因為亞裔人的天然的民族心理缺陷，而是因為傳統文化破壞後所衍生出來的問題。過去中華文明是世界最和諧的文明。而現代物質再生產的加速發展是由西方文明所推動的，東亞文明在被動跟進後喪失自己文明的一些和諧製衡特點。

我以前已經計算過，即使1980年代初沿用1970年代的允許生育兩三個的寬鬆政策，並且在1980年代中期徹底停止計劃生育，中國人口也不過多增加1.4億左右。

中華文化圈的其他地區沒有刻意破壞生育文化；而中國大陸的傳統生育文化（傳宗接代、養兒防老、祖宗祭祀、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等）被幾十年“反封建”、尤其是被計劃生育的宣傳破壞幾盡。因此在同等經濟水平下，中國大陸的生育願望比其他地方要低。比如上海的經濟水平遠遠比不過香港，但現在上海的生育意願隻有1.1了（考慮到不育人口的存在，停止計劃生育能達到0.9的生育率就不錯了）。199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家庭經濟和生育研究”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城市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1.65左右，農村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1.89左右。1997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組織的全國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樣調查的結果顯示：城市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1.56左右，農村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1.80左右。

國家計生委主任張維慶2001年在《指導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理論基礎與基本思路》一文（http://www.popinfo.gov.cn/popinfo/pop_docrkxx.nsf/v_rkbl/6B1E7C4AC2DA7E9A48256B32007310F0）說：“穩定低生育水平的任務還很艱巨。盡管多年來廣大群眾已經基本接受了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但群眾的生育意願與生育政策的差距依然存在，據調查，希望有兩個孩子的約占60％，希望生育3個及3個以上孩子的還有近10％。如果工作稍有放鬆，人口出生率就會反彈。”可見計生委主任也認為目前的生育意願隻有1.8了，那麽停止計劃生育，就算不計算不育人口的話，生育率也隻能達到1.8；既使不育人口（不孕、單身、丁克）隻有15%的話（其實光不孕人口就占10-15%），生育率也隻能達到1.53。我不知道張維慶憑什麽說“穩定低生育水平的任務還很艱巨”，難道他真的是要將生育率穩定在1.3以下？要是確實是這樣的話，當然還有點難度，但談不上很艱巨，因為目前隻有不到6%的家庭超生，即使完全停止計劃生育，生育率也不過反彈到1.53。因此應該說，要將生育率從目前1.3的“超低生育率”提高到1.8才是“任務還很艱巨”，而要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2.1的任務尤其艱巨。

有人說中國人的生育意願由於現實條件有限而潛藏起來，高收入人群正好有條件通過特權的形式來實現這個意願。但目前有條件的高收入者也不過生育兩胎，生育三胎的罕見。海外華人育齡婦女大多隻生育一、兩胎，中國台灣地區平均在1.2人以下，而香港育齡婦女平均每人產嬰兒為全球最低隻有0.9人左右。

主流家庭需要生育三個孩子才能防止人口不減少，由於大多數人隻願意生育兩個，就需要相當部分人生育四個，生育五個或以上才能叫作超生。我到北美這幾年還從來沒有看到過華人生育4個的，而白人生育7個、拉美裔生育9個倒是看到不少，還看到一個從索馬裏來的難民生育13個。

據2002年國家計生委開展的“城鄉居民生育意願調查”表明：如果沒有計劃生育政策的限製，選擇生育兩個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個孩子的多34.6％。

就算沒有不育（不孕、單身、丁克）人口的話，生育率也隻能達到1.67；要是考慮不育人口的話，生育率隻能達到1.4左右。這難道還叫“潛藏起來”？難道真的要將生育率穩定在1.3？

六、如何在新時期穩定到維係可持續發展的“低生育率”

無論是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組長蔣正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還副組長宋健（政協副主席、前國務委員）都認為中國的生育率不能低於1.8、1.9的，要達到這種生育水平，以目前中國的經濟結構、人口結構、分配現狀、大眾消費心理，也得立即停止計劃生育並鼓勵生育。

目前中國有“雙慣性”：嚴格政策的慣性（比如至今連二胎都不敢放開），老百姓低生育意願的慣性。要打破這兩個慣性任務非常艱巨。

而上麵已經提到，維係可持續發展的“低生育率”就是世代更替水平附近，那麽如何將目前的1.3左右的“超低生育率”提高到、並穩定在世代更替水平呢？ 以下建議供參考：

1、憲法25條：“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憲法14條：“國家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製度”。但現行生育政策同經濟和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無法建立合理的社保製度。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撤銷同憲法相抵觸的有關計劃生育的行政法規、決定和命令。這樣等於解除了國家對人口限製。就像當年康熙 “攤丁入畝”新的稅收政策放鬆了國家對人口束縛一樣。

2、停止以限製新生人口增長為特征的現行計劃生育外，還必須適當鼓勵生育，才能使生育率達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考慮不孕、單身等不育人口的存在，需要主流家庭生育三個孩子，由於大多數家庭隻願意生育兩個孩子，就必須有相當部分家庭生育四個孩子。

3、解散各級計生委。計生委幾年前就意識到麵臨被撤消的危險，悄悄地在“計劃生育委員會”前麵加上了“人口”二字，變成了“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指望今後中央知道人口真相停止計劃生育後隻要將後麵的“計劃生育”四個字去掉變成“人口委員會”就行，作為部委仍然可以“可持續發展”。但要是計生委能夠“可持續發展”，國家就不可能“可持續發展”了。要限製生育隻要一個部門就可以，要鼓勵生育需要多個部門的合作，沒有必要成立單獨的人口部。再說，要是同樣一個部門以前限製生育，今後又要鼓勵生育，信用何在？閻王能變成送子觀音嗎？

4、在建立社保製度的時候必須配套建立鼓勵生育的製度。儒家是強調“老吾老”，然後“以及人之老”、 “人不獨親其親”，家庭養老為主、社會養老為輔；現在西方的福利製度幾乎完全脫離“老吾老”這個前提直接要求“人不獨親其親” ，養老完全社會化。養老社會化將個人利益與養育孩子的付出脫鉤，而政府又不能將養育孩子也相應社會化（西方國家在養育孩子方麵已經部分社會化，但程度不夠）以實現 “不獨子其子”，導致養小孩是國家的財富卻是個人的高消費，造成了“不勞（養育孩子）而獲（養老金）”的投機空間。很多人因此沒有“幼吾幼”的動力，出現“無後”（丁克、少子女思想在流行），犯了儒家文明的禁忌：“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沒有足夠的“後”來保證國家社保製度，也沒有足夠的“後”使國家持續發展。由於物質再生產和人口再生產不和諧，必然導致今後“人不獨親其親”的社會養老破產。西方在建立社保製度時候生育率都還高，人均壽命不長，但這種製度在經曆不過幾十年就麵臨破產的可能。中國在老年化來臨時候才開始建立社保製度，不應該、也不可能走西方當年的老路。

5、日本等國還利用國際市場獲取其他國家的廉價勞動產品，提高本國生活水平，緩解本國老年化壓力。因為日本起步比中國等國家早，在技術上占有優勢，日本的一個勞動力一天的產值能換取中國數十個工人的產值，從某種意義講，是中國等國家在幫日本養老。但中國不可能走日本的路子，因為可供中國“剝削”的發展中國家為數無幾。

6、停止“誘殺生育意願”。現在60歲以上總人口隻有1億，其中獨生子女家庭比例很少，而現在又是人口紅利時期，有足夠的勞動力，國家有能力兌現“少生獎”；今後老年人有四億，大多都是響應政策（現在計劃生育率達到94%以上）的，等他們老的時候中國人口紅利窗口早就關閉，國家不可能有能力兌現“少生獎”的，到時候麵臨的是政府信用的破產，即使到時候仍然實行“少生獎”，由於94%的人都享受，等於自己額外納稅再返回（由於中間的政府管理費，等於還拿不回自己額外繳納的稅）。何況到時候主要問題是養老金短缺的問題，如何提高生育率的問題，社會輿論不可能支持兌現“少生獎”的。因此，中國目前的“少生獎”的政策不過是望梅止渴，讓老百姓產生一種今後不用擔心養老的幻覺。這種幻覺嚴重影響生育意願，現在很多符合生二胎的都主動放棄二胎指標（還得到計生委的讚揚），可以說這種幻覺誘殺了“生育意願”。不澄清事實、消除這種幻覺，生育率就無法提高。

7、社會要持續發展，首先人口得持續發展，現在主流家庭養不起三個孩子，說明我們的分配製度有問題。現在出現“啃老族”，並不是因為老年人創造的財富比年輕人多，而是因為分配製度出問題。年輕人創造了社會財富，但卻無力生兒育女；這種不合理的分配製度導致現在年輕姑娘願意嫁退休老人。通過完善分配製度、教育體製、醫療體製、住房價格，讓主流家庭養得起三個孩子，提高生育願望。而單身、丁克、獨生子女家庭就必須繳納很高的稅。

8、通過媒體引導大眾消費心理，媒體不要光聚焦娛樂名人，要麵向普通大眾，抑製社會攀比風尚。

9、把婦女養育孩子的時間還給她們！人類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兩大基本支柱：一是人口再生產，二是物質再生產。《易經·家人卦》所說：“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亦即《禮記》所說：“男不主內，女不主外。”此乃分工合作之意，本來沒有平等不平等的意思。中國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其實就體現了男女在物質再生產和人口再生產的分工。遠古時代的太極圖體現陰陽、男女，其實也體現了人口再生產和物質再生產的矛盾統一體的和諧。現代社會為了突出男女平等，無視男女生理、心理的差別和男女天然的分工，將婦女本來應該花在人口再生產的時間轉移到物質再生產，婦女都在職業場所拚搏，增加就業壓力(印度失業率不太高的重要原因就是婦女用在人口再生產的時間比較多)，導致女人沒家庭（很多連孩子都不要），婚姻不穩定，家庭在解體。破壞了儒家所強調的 “男有分，女有歸”男女分工。如其增加公共節假日，不如延長產假。

10、男性決定家族，女性決定民族。婦女是人口再生產的主要承擔者，必須保護婦女權益，包括禁止企業因為生育而解雇女員工，由國家通過稅收等手段給企業補助因為生育對企業的損失，讓雇主感到雇傭女員工並不是不合算，保證女員工有足夠的產假和哺乳時間，並保證產後順利就業；但不願意生育孩子的婦女，沒有必要特殊照顧，日本前首相森喜朗甚至認為不生孩子的婦女不配享受養老金。

11、提高幼兒教育的社會化和便利程度，甚至可以從戰略角度用國家財政補助幼兒教育，讓年輕父母承受得起幼兒園的費用，對幼兒園放心。西方國家雖然在中小學實行全免費，但幼兒教育全是靠自己，幼兒園費用太高是西方國家生育率難以上升的重要原因。畢竟撫養嬰兒對父母是第一關，這一關對生育意願影響很大。

12、中國很多人還有“要一個男孩子延續香火”的想法，這種想法本身無可非議（很多國家都一樣），並且可以利用這種思想提高生育率：在嚴格限製人口選擇性別、嚴禁醫院晚期墮胎的前提下，有“延香火”想法的家庭隻能通過多生育一兩個孩子來達到目的。生一胎有兒子的1/2，生兩胎有兒子的3/4，生三胎有兒子的7/8。

13、保護生育器官，降低剖腹產比例。正常情況下剖腹產比例隻會在15%左右。現在中國47%的孕婦選擇剖腹產。剖腹產不僅破壞了生理過程，更提高了下次懷孕的風險，並使今後的胎兒在一個不完整的子宮裏發育。

14、現在的教育結構使得“有生育能力時沒有生育時間，等有生育時間後已經沒有生育能力了”，並且晚育增加殘疾兒童的比例。教育周期不斷延長已經與生育生理相矛盾，必須改善教育結構，鼓勵婦女在30歲之前生孩子。

15、關於經費問題，希望國家能夠從全局考慮。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一個人人力資本積累的大部分是發生在家裏，特別是在生命周期中的最初階段。現在沿海的繁榮其實是在剝削內地：內地已經完成的勞動力的積累，沿海隻是廉價地利用現成的勞動力。現在沿海工廠很少有完善的醫療保障，工人生病後基本回到內地老家休養，家人負責醫療，因此內地除了已經完成勞動力的積累外，還承擔勞動力的修複。連續多年的低生育率加上內地農民工湧向沿海，內地正成為老弱病殘的基地。從國家角度看，應該通過稅收重新分配，反饋到內地的教育（包括幼兒教育），降低內地養育孩子的成本。

西方文明在近代物質再生產上作出了很大貢獻，但是一個重要副作用是降低了人口再生產的能力，中國應該借鑒古代哲學，率先建立起新型的生育文化，為世界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