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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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的固有學術文化，是這個國家的精神命脈。作為中國人，應當具有最低限度的本國學術文化知識。80多年前，胡適和梁啟超曾分別給青年人開過國學入門書目。這兩份書目對今天的國人雖未必完全合宜，但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作為當代中國人，不管是何學科背景，都應當具備起碼的國學基礎，都應當具有最低限度的本國學術文化知識。這不但是因為，作為中國人，必須對自己國家的固有學術文化有一定的了解；而且還因為，掌握這方麵的知識，對自己的工作和學習無疑有相當的好處。
下麵介紹胡適和梁啟超如何給他們那個時代的青年人開的國學書目。
胡適開書目吃力不討好
1923年，胡適在《努力周報》的增刊《讀書雜誌》第7期上，發表了為清華學校（1928年改為清華大學）的學生擬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出乎胡適意料，該書目發表後，立即遭到了質疑。3月11日，《清華周刊》的記者給胡適寫了一封信，對胡適開的書目提出了兩點疑問，實際上是兩點批評。
胡適開的書目包括三部分：工具之部，有周貞亮、李之鼎《書目舉要》，張之洞《書目答問》等15種；思想史之部，有《老子》、《莊子》等91種；文學史之部，有朱熹《詩經集傳》、姚際恒《詩經通論》等78種。胡適在一長串書單子的前麵，聲明兩
<標題>=
<正文>= 點：一是他擬這個書目，不是為國學有根底的人設想，而是為那些想學得一點係統國學知識的普通青年人設想；二是他擬這個書目，是想為青年人提供一個“下手的方法”。他說：“國學在今日還沒有門徑可說……對初學人說法，須先引起他的真興趣……在這個沒有門徑的時候，我曾想出一個下手的方法來……這個書目的順序便是下手的法門。”
《清華周刊》的記者在信中向胡適提出：一方麵，書目“範圍太窄”，隻包括了思想史和文學史著作，遺漏了中國文化史的其他門類如民族史、語言文字史、經濟史等著作；另一方麵，書目所列圖書太多了，太專深了，不合乎“最低限度”四個字，沒有考慮到學生們的實際程度，學生們讀不完，也未必都讀得懂。記者希望胡適替清華學生另外擬一個書目，擬一個稱得上“實在最低的國學書目”。
胡適似乎有點不情願，認為自己開的書不能再少了。他在答書中寫道：“如果先生們執意要我再擬一個‘實在的最低限度的書目’，我隻好在原書目加上一些圈；那些有圈的，真是不可少的了。”於是在開出的184種書中圈了38種，另加《九種紀事本末》一部，共39種，作為向清華學生推薦的“實在的最低限度的書目”。該書目中列有：《書目答問》、《中國人名大辭典》、《九種紀事本末》、《中國哲學史大綱》、《老子》、《四書》（包括《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梁啟超開書）、《墨子閑詁》、《荀子集注》、《淮南鴻烈集解》、《周禮》、《論衡》、《佛遺教經》、《法華經》，等等。
梁啟超開書目不忘批評胡適《
清華周刊》的記者約請梁啟超撰寫《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一文，梁啟超於1923年4月26日撰成此文。
此文的正文開列五類圖書目錄：（甲）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係書類，有《論語》、《孟子》等39種；（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獻學書類，有《尚書》、《逸周書》等21種；（丙）韻文書類，有《詩經》、《楚辭》等36種；（丁）小學書類及文法書類，有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等7種；（戊）隨意涉覽書類，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世說新語》等30種。以上5類書共計133種。
正文後收附錄三篇，第一篇是《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開出《四書》、《易經》、《書經》、《詩經》等25種書。梁啟超稱此為“真正之最低限度”書目。第二篇是《治國學雜話》，是談學習國學的個人切身體會。強調“一個人總要養成讀書趣味”，工作之餘，“隨時立刻可以得著愉快的伴侶，莫過於書籍，莫便於讀書”；“在學校不讀課外書以養成自己自幼的讀書習慣，這個人簡直是自己剝奪自己終身的幸福”，還介紹了閱讀國學書的一些基本方法。第三篇是《評胡適之〈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專攻胡適開的書目，一點不給胡適之留麵子。
梁啟超直截了當地說：“胡君這書目，我是不讚成的，因為他文不對題。”“胡君這篇書目，從一方麵看，嫌他掛漏太多；從別方麵看，嫌他博而寡要，我認為是不合用的。”之所以說不合用，一是因為胡適把對象搞錯了。在為那些除了教科書之外沒有讀過一部國學書的人開書目的時候，為自己的喜好所左右，自己正在寫作中國哲學史和中國文學史，便把本人感興趣，寫作時所憑借的資料介紹給了青年人。須知他們不是人人要做哲學史家、文學史家。“不是做哲學史家、文學史家，這裏頭的書什有七八可以不讀。真要做哲學史、文學史家，這些書卻又不夠了。”二是因為遺漏了作為國學重要部分的曆史著作。梁啟超認定“史部書（即各種體裁的曆史著作———引者）為國學最主要部分”。他說，“我最詫異的：胡君為什麽把史部書一概屏絕！一張書目名字叫做‘國學最低限度’，裏頭有什麽《三俠五義》、《九命奇冤》，卻沒有《史記》、《漢書》、《資治通鑒》，豈非笑話？若說《史》、《漢》、《通鑒》是要‘為國學有根底的人設想’才列舉，恐無此理。若說不讀《三俠五義》、《九命奇冤》便夠不上國學最低限度；不瞞胡君說，區區小子便是沒有讀過這兩部書的人。”三是因為麵對許多大書，青年人無從下手。胡適列了許多皇皇巨著，僅《正誼堂全書》（清人編輯的宋代至清代數十位理學家的文集匯編）就有100多冊，叫青年們從何讀起？所列文學史之部書籍《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等，大略估計，總數在1000冊以上，叫人從何讀起？
梁啟超對胡適的以上批評，是中肯的，有道理的。對梁啟超的批評意見，胡適沒有提出反駁。他後來編輯《胡適文存》第二集，收入了1923年撰寫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一文，並將梁啟超的《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作為此文的“附錄三”。他這樣做，可能含有讓讀者自行評判誰開的國學書目更有道理的意思；可能還含有用梁啟超的書目來補充自己的書目這一層意思。梁、胡所擬書目比較胡
適和梁啟超實際上各自開了兩個書目：一個是按照一般的要求，列出的比較詳細的書目；一個是按照最低的要求，列出的簡要的書目。胡適兩個書目，分別開了184種、39種書。梁啟超兩個書目，分別開了133種、25種。梁啟超書目上的圖書，比之胡適開的圖書，分量要小得多，總的說來也好讀一些。
胡適的書目，給今天的文科研究生閱讀、使用，大致還差不多；推薦給文科的大學生閱讀，顯然不大合適。梁啟超的書目，最大好處是離各科大學生的實際水平和需要較近，他們能用得起來。
梁啟超開的詳細的書目，因文字太多，不能照抄；現將他開的簡要書目抄錄於下：“
《四書》、《易經》、《書經》、《詩經》、《禮記》、《左傳》、《老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戰國策》、《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資治通鑒》（或《通鑒紀事本末》）、《宋元明史紀事本末》、《楚辭》、《文選》、《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韓昌黎集》、《柳河東集》、《白香山集》。其他詞典集隨所好選讀數種。”
梁啟超強調，這份書單子上的書，是務必要閱讀的。“以上各書，無論學礦、學工程、學……皆須一讀。若並此未讀，真不能認為中國學人矣。”
以上書目中，有小部分書籍是胡適推薦的“實在的最低限度的書目”（39種）中也有的，包括《四書》、《老子》、《墨子》、《荀子》、《韓非子》、《左傳》、《文選》、《詩經》，隻是所用本子不盡相同。說明這些書在國學著作中非常重要，不可不讀。大部分書籍是胡適書目所沒有開列的。兩相比較，梁氏書目有下列優點：一是沒有開佛教書籍。胡適的書目列有《佛遺教經》、《法華經》等四種佛教書籍。大學生不一定人人都要閱讀這類佛教著作；如果要了解佛教，可以先讀簡明的中國佛教史和簡明的中國禪學史著作；待有了一定的佛教知識和較濃厚的閱讀興趣之後，再找佛經閱覽不遲。梁氏不列佛經，看來是考慮到了學生們的實際情況的。二是史部書占相當的比例。有被稱為“正史”的《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資治通鑒》（或《通鑒紀事本末》），及《宋元明史紀事本末》，彌補了胡適書目沒有列史部書的一大缺憾。三是列出了胡適忽略了的《莊子》、《楚辭》、《戰國策》。這三部書其實是很重要的，也能引起他們閱讀的興趣。四是列出了胡適遺漏的《禮記》，正是這部書，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樣的“大同”思想，對後來的康有為、譚嗣同、孫中山等人有巨大影響。孫中山經常書寫的“天下為公”，即出自此書。五是在唐人的文集中挑選了李白的《李太白集》、杜甫的《杜工部集》、韓愈的《韓昌黎集》、柳宗元的《柳河東集》、白居易的《白香山集》等五種，不像胡適把一部洋洋大觀的《全唐詩》一古腦兒推薦給學生。
不過胡適的書目也不是一點沒有價值。它列出《中國哲學史大綱》、《清代學術概論》這兩部書就很有道理。在閱讀《老子》、《墨子》、《韓非子》等書之前，先學習《中國哲學史大綱》，是有好處的。同樣，在讀清代人的學術文化著作之前，先瀏覽《清代學術概論》，也是有益處的。另外，它列出了中國思想史上一部很重要、但為梁啟超的簡要國學書目所不收的王充《論衡》。胡適的書目，還列出了唐代以後各個朝代有代表性的國學著作，如《宋詩鈔》、《宋元學案》等，彌補了梁啟超書目忽略唐代以後國學著作的缺點。隻是胡適可以少推薦幾部。清代崔述的《崔東壁遺書》、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這類書，是供專業人員研讀的，就不必要求學生覽閱了。
胡適和梁啟超當年所開的國學“最低限度”書目，上麵的好多書已重新出版，並且經過整理、標點，有的還加了導讀、注釋。現今的青年人閱讀國學書籍，比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青年人方便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