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漫天沙塵之中，兩會新聞處舉行了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由連任總理溫家寶在人民大會堂答中外記者問。
正如人們所預料的那樣，中國官方媒體和香港鳳凰衛視記者扮演了相當可悲的角色：幫襯護主，十分無趣。不過，據我觀察，除吳小莉的媚官之情溢於言表之外，其他人似乎多少都有些出於無奈。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的記者，應當說大部分都具有無冕之王的某些氣質。這次站起來發問的美、英、法等國記者，更是問出了比較精彩的好問題。當然，日本記者照例當他們的縮頭烏龜。而在我的印象中，來自境外、但地處中國版圖之內的台灣記者，一般說來表現平平。這次發問的台灣工商時報女記者，缺乏底氣，自甘示弱，被溫家寶逮住機會，以恩公的身份大侃了一通大陸是如何給台灣優渥待遇的。
在這次記者招待會上，麵對全球矚目的西藏問題，大陸、香港和台灣的記者不問不碰，一律噤聲。而得到提問機會的七位外國記者中，則有五位聚焦於T打頭的西藏問題（Tibet）。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記者尖銳地提出西藏問題後，顯然早有準備的溫家寶聲色俱厲地說，拉薩發生了打砸搶燒事件。並且言之鑿鑿地指控：我們有足夠的事實證明，這起事件是由達賴集團有組織、有蓄謀、精心策劃和煽動起來的。在整個答複過程中，這位剛把誠信誇得“比黃金還要貴重”的總理先生，絕口不提過去一周內拉薩爆發了近20年來最大規模的和平示威這一重大事件；對拉薩當局抓捕示威僧侶，派出軍警團團圍困哲蚌寺和色拉寺一事，以及對3月14日出現騷亂之前警察毆打小昭寺示威僧侶，從而引發藏人大規模抗議一事避而不談。這樣，事件的真相就被刻意扭曲了。接下去，溫家寶不僅不對中國政府的治藏路線和基本政策進行檢討和反省，反而把一切罪錯都栽到了達賴喇嘛身上。事實上，正如王力雄先生一語中的地指出的那樣，解決西藏問題的根本，在於改變中國政府治理西藏以及處理民族關係的方式。達賴喇嘛一直反對訴諸暴力，不主張西藏獨立，但要求變徒有其表的“自治”為藏人治藏、高度自治，這正是解決西藏問題的應取之道和可取之道。在這裏，我願以包容之心和博愛之道奉勸溫家寶，眼下他最需要做的，當是改弦易轍，停止對達賴喇嘛的妖魔化，並和達賴喇嘛舉行直接對話。
法新社記者針對西藏問題的發問很精彩，值得我全文再錄一遍：現在，我想在座的很多人都希望能夠去拉薩，自己親眼看一看那裏到底發生了什麽。現在不允許外國人前往西藏，而且有一些在西藏的外國人已經被逐出了西藏。所以我們特別希望能夠有獨立的媒體或者獨立的人士去拉薩，現場評估當地發生的一切。對這樣的呼聲，總理您有何評論？做何反應？我們想知道，如果中方對自己所提供的事實真相如此有信心，為什麽不允許外國人或獨立人士前往西藏？
我覺得，這位記者的最後一問尤其好，如果他能再加上一問：“為什麽連貴國的香港記者都要被趕出西藏？”，那就更具威力了。我注意到，溫家寶被自己點名邀問的法國人著實將了一軍後，已全無吟詩作賦的雅興，隻是自認晦氣、極為勉強地答了三、四句話。不過，我首先應當肯定，溫家寶並沒有否認境外記者和外國人被強行驅離西藏的事實，也沒有推說自己並不清楚是否發生了那樣的事。然而，由於溫家寶當慣了人治國家中的人物，演起“法治國家”中的正派角色來畢竟力不從心，再加上情急迷亂，竟然脫口說出下麵這句話來：“會考慮組織境外媒體去實地考察。”這句話的問題是關鍵時刻打馬虎眼，隻作含糊承諾，不談具體時間。而這句話的貽笑大方之處是：他要“組織”境外媒體記者到拉薩去。他把境外記者當成了政協裏的“民主黨派”，不經他組織，就無權去。而用法治語言說，境外記者依照中國法律有權去，他們的采訪權不受非法剝奪。這，用得著他動用特權恩準和“組織”嗎？
溫文爾雅的路透社女記者雖未提及西藏問題，但她提了兩個好問題，一是質問中國政府在奧運會前為何抓捕異見人士，二是逼問中國政府是否打算在奧運會前批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當時，坐在電視機前的觀眾都聽到了，作答的溫家寶像是受了很大委屈，甚至像被人誣陷了似地矢口否認說：“所謂在奧運會之前抓捕異見人士，純屬無中生有，完全是不存在的。”對此，我認為首先可以確認，溫家寶心裏對記者話中“異見人士”的定義是明白的，否則他會反問一句：您所指的“異見人士”都是哪些人？此外，溫家寶也沒有推說不清楚那樣的事。基於上述考量，我認為，溫家寶是在睜眼說瞎話。眾所周知，2007年7月6日，當局抓捕了黑龍江異見人士楊春林；2007年8月24日，當局抓捕了浙江異見人士呂耿鬆； 2007年12月27日，抓捕了北京異見人士胡佳，等等，這些不都是活生生的、鐵一般的事實？！哪裏是什麽“純屬無中生有，完全是不存在的”呢？
溫家寶睜眼說完瞎話後，又用套話對何時批準加入公約打起了馬虎眼。他說：“正在協調各方，努力解決國內法與國際法相銜接的問題，盡快批準加入這一公約。”中國政府於1998年簽署公約，久拖不批已近10年。一個有誠信和道德的人，理應對此感到沉重並表示歉疚，並負責任地給出安排批準的明確時間表。但溫家寶看來全無此情此意，對“推進社會公平正義”極有好處的批準公約一事，用極富彈性的“盡快批準”來搪塞——莫非又想再拖上10年不成？
德新社記者提到了有人抵製北京奧運會的事，但可惜的是，他沒把問題問好。其實，他本可以這樣發問：1980年，中國政府把奧運會政治化，抵製了前蘇聯舉辦的莫斯科奧運會。如今，有人抵製北京奧運會，請問總理先生，這是不是就是中國話所說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可以設想，溫家寶聽了這樣的問題，恐怕隻有哭笑不得的份，哪裏還能振振有詞地說“不能把奧運會政治化”，哪裏還有心境把如今抵製奧運的人說得一文不值，甚至貶成懷有“不可告人目的”的邪惡之徒呢？
聽完溫家寶答記者問，窗外沙塵依然漫天。不過，有一條我卻看得很清楚，那就是：如果大陸國人能像今天的台灣人那樣一人一票數人頭的話，溫家寶是不可能還坐在台上的
正如人們所預料的那樣，中國官方媒體和香港鳳凰衛視記者扮演了相當可悲的角色：幫襯護主，十分無趣。不過，據我觀察，除吳小莉的媚官之情溢於言表之外，其他人似乎多少都有些出於無奈。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的記者，應當說大部分都具有無冕之王的某些氣質。這次站起來發問的美、英、法等國記者，更是問出了比較精彩的好問題。當然，日本記者照例當他們的縮頭烏龜。而在我的印象中，來自境外、但地處中國版圖之內的台灣記者，一般說來表現平平。這次發問的台灣工商時報女記者，缺乏底氣，自甘示弱，被溫家寶逮住機會，以恩公的身份大侃了一通大陸是如何給台灣優渥待遇的。
在這次記者招待會上，麵對全球矚目的西藏問題，大陸、香港和台灣的記者不問不碰，一律噤聲。而得到提問機會的七位外國記者中，則有五位聚焦於T打頭的西藏問題（Tibet）。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記者尖銳地提出西藏問題後，顯然早有準備的溫家寶聲色俱厲地說，拉薩發生了打砸搶燒事件。並且言之鑿鑿地指控：我們有足夠的事實證明，這起事件是由達賴集團有組織、有蓄謀、精心策劃和煽動起來的。在整個答複過程中，這位剛把誠信誇得“比黃金還要貴重”的總理先生，絕口不提過去一周內拉薩爆發了近20年來最大規模的和平示威這一重大事件；對拉薩當局抓捕示威僧侶，派出軍警團團圍困哲蚌寺和色拉寺一事，以及對3月14日出現騷亂之前警察毆打小昭寺示威僧侶，從而引發藏人大規模抗議一事避而不談。這樣，事件的真相就被刻意扭曲了。接下去，溫家寶不僅不對中國政府的治藏路線和基本政策進行檢討和反省，反而把一切罪錯都栽到了達賴喇嘛身上。事實上，正如王力雄先生一語中的地指出的那樣，解決西藏問題的根本，在於改變中國政府治理西藏以及處理民族關係的方式。達賴喇嘛一直反對訴諸暴力，不主張西藏獨立，但要求變徒有其表的“自治”為藏人治藏、高度自治，這正是解決西藏問題的應取之道和可取之道。在這裏，我願以包容之心和博愛之道奉勸溫家寶，眼下他最需要做的，當是改弦易轍，停止對達賴喇嘛的妖魔化，並和達賴喇嘛舉行直接對話。
法新社記者針對西藏問題的發問很精彩，值得我全文再錄一遍：現在，我想在座的很多人都希望能夠去拉薩，自己親眼看一看那裏到底發生了什麽。現在不允許外國人前往西藏，而且有一些在西藏的外國人已經被逐出了西藏。所以我們特別希望能夠有獨立的媒體或者獨立的人士去拉薩，現場評估當地發生的一切。對這樣的呼聲，總理您有何評論？做何反應？我們想知道，如果中方對自己所提供的事實真相如此有信心，為什麽不允許外國人或獨立人士前往西藏？
我覺得，這位記者的最後一問尤其好，如果他能再加上一問：“為什麽連貴國的香港記者都要被趕出西藏？”，那就更具威力了。我注意到，溫家寶被自己點名邀問的法國人著實將了一軍後，已全無吟詩作賦的雅興，隻是自認晦氣、極為勉強地答了三、四句話。不過，我首先應當肯定，溫家寶並沒有否認境外記者和外國人被強行驅離西藏的事實，也沒有推說自己並不清楚是否發生了那樣的事。然而，由於溫家寶當慣了人治國家中的人物，演起“法治國家”中的正派角色來畢竟力不從心，再加上情急迷亂，竟然脫口說出下麵這句話來：“會考慮組織境外媒體去實地考察。”這句話的問題是關鍵時刻打馬虎眼，隻作含糊承諾，不談具體時間。而這句話的貽笑大方之處是：他要“組織”境外媒體記者到拉薩去。他把境外記者當成了政協裏的“民主黨派”，不經他組織，就無權去。而用法治語言說，境外記者依照中國法律有權去，他們的采訪權不受非法剝奪。這，用得著他動用特權恩準和“組織”嗎？
溫文爾雅的路透社女記者雖未提及西藏問題，但她提了兩個好問題，一是質問中國政府在奧運會前為何抓捕異見人士，二是逼問中國政府是否打算在奧運會前批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當時，坐在電視機前的觀眾都聽到了，作答的溫家寶像是受了很大委屈，甚至像被人誣陷了似地矢口否認說：“所謂在奧運會之前抓捕異見人士，純屬無中生有，完全是不存在的。”對此，我認為首先可以確認，溫家寶心裏對記者話中“異見人士”的定義是明白的，否則他會反問一句：您所指的“異見人士”都是哪些人？此外，溫家寶也沒有推說不清楚那樣的事。基於上述考量，我認為，溫家寶是在睜眼說瞎話。眾所周知，2007年7月6日，當局抓捕了黑龍江異見人士楊春林；2007年8月24日，當局抓捕了浙江異見人士呂耿鬆； 2007年12月27日，抓捕了北京異見人士胡佳，等等，這些不都是活生生的、鐵一般的事實？！哪裏是什麽“純屬無中生有，完全是不存在的”呢？
溫家寶睜眼說完瞎話後，又用套話對何時批準加入公約打起了馬虎眼。他說：“正在協調各方，努力解決國內法與國際法相銜接的問題，盡快批準加入這一公約。”中國政府於1998年簽署公約，久拖不批已近10年。一個有誠信和道德的人，理應對此感到沉重並表示歉疚，並負責任地給出安排批準的明確時間表。但溫家寶看來全無此情此意，對“推進社會公平正義”極有好處的批準公約一事，用極富彈性的“盡快批準”來搪塞——莫非又想再拖上10年不成？
德新社記者提到了有人抵製北京奧運會的事，但可惜的是，他沒把問題問好。其實，他本可以這樣發問：1980年，中國政府把奧運會政治化，抵製了前蘇聯舉辦的莫斯科奧運會。如今，有人抵製北京奧運會，請問總理先生，這是不是就是中國話所說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可以設想，溫家寶聽了這樣的問題，恐怕隻有哭笑不得的份，哪裏還能振振有詞地說“不能把奧運會政治化”，哪裏還有心境把如今抵製奧運的人說得一文不值，甚至貶成懷有“不可告人目的”的邪惡之徒呢？
聽完溫家寶答記者問，窗外沙塵依然漫天。不過，有一條我卻看得很清楚，那就是：如果大陸國人能像今天的台灣人那樣一人一票數人頭的話，溫家寶是不可能還坐在台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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