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為自由故，家國皆可拋zt

在毛澤東時代生活過的中國人，多半早已忘記了什麽是自由的滋味。“吃飯”取代了
“自由”，成為中國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為“沒有飯吃”是大部分人的常
態，為了能夠有飯吃，寧願自由被剝奪。但最可悲的是，即便出讓了自由，大部分
百姓仍然沒有飯吃。那個時代，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的，惟有毛澤東一個人而已，
其他所有人全都是“毛澤東的囚徒”，包括劉少奇、林彪和周恩來等“一人之下，億
人之上”的接班人在內。但是，自由是造物主安放在人類心靈深處一份最珍貴的禮
物，自古以來，總是有那麽多熱愛自由的人，為著自由的緣故，不惜拋棄世間所有
的一切，正如匈牙利詩人裴多菲所詠唱的那樣：“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
自由故，兩者皆可拋。”被非法關押十五年的、勞改營的幸存者唐彼得，在他的自
傳《花旗夢別神州淚》中，講述的正是一名求自由者的充滿悲愴的、卻是喜劇結局的
故事。


唐彼得出生在江蘇無錫，父親是一名律師，母親是家庭婦女和基督徒。這是一個平
凡的小康之家，父母均與政治關係疏遠。中共建政之後，律師這個行業被取消，他
的父親被迫改行，與朋友一起合作開設了一家建築材料廠。在強製性的“公私合營”
運動中，唐彼得的父親從工廠的老板淪落為麻袋車間的清潔工人，每天早出晚歸，
回家時已經是蓬頭垢麵、滿身泥土了。一個私有財產得不到有效保障的社會，必然
是一個不正常的“非公民”社會，其成員的各項自由和權利自然無從談起。


盡管父母的境遇不佳，但唐家祖宗三代的曆史比較清白，唐彼得本人的學習成績相
當優異，所以他被政審嚴格的、專門培養軍工人才的北京航空學院錄取。他希望成
為一名“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技術專家，希望遠離政治那看不見底的巨大漩渦。沒有
想到的是，北京航空學院是一所政治色彩相當強烈的大學，他成了班上惟一的一名
“非團員”。每當課後團支部留下來開會的時候，他隻好一個人灰溜溜地走出教室。
後來，他申請轉學成功，到了上海交通大學，在轉學過程中得以避開了反右運動的
風暴。學生時代，唐彼得一直戰戰兢兢，沉默似金，這才得以安然畢業。畢業之
後，他被分配到部隊工作。那個時代的大學畢業生，隻能服從“組織”的分配，而不
能自由地選擇自己喜愛的職業和工作的地方。由於專業不對口，以及領導不同意他
與有海外關係的女友結婚，他試圖通過調動、辭職、病退等方式離開部隊，卻受到
上級的刁難而沒有成功。中共僵化的體製將每一個人都當作一顆螺絲釘，螺絲釘隻
能被“黨”安放在一個“黨”認為恰當的地方，而不能自由地選擇棲身之地。所以，唐
彼得在不知不覺間犯了當局的大忌，雖然他始終謹言慎行，但在領導眼中已經成為
一個不安分的“另類”，隻要一有把柄，他隨時可能成為挨整的對象


終於大難臨頭了。唐彼得的老同學宋光漢與兩名同事，都是大學教師，因為不滿國
內的高壓、無自由和大饑荒的慘狀，一起跑到廣州，試圖從廣州偷渡到香港。那時
候自由旅行是不存在的，當地公安在查房的時候發現他們沒有單位證明，立即將他
們拘押。與宋光漢有過一些來往的唐彼得，也立即遭到部隊的隔離審查。因為他們
在交談中曾經說過“毛主席、周總理為何不到群眾中來”，所以部隊的領導立刻上綱
上線說：“你們就是想要暗殺偉大領袖。你們對現實不滿，對黨不滿，必然想要推
翻它，你們想暗殺中央領導，造成大亂，以此達到目的，必須交待出你們的全盤計
劃。也許你們還沒有書麵計劃，你們腦子裏肯定有一個計劃，你就先交待腦子裏的
計劃。”這是典型的“腹誹罪”，以思想治罪。由此，唐彼得糊裏糊塗地成了反革命
集團的成員之一，而後被宣布勞動教養兩年。


沒有判決書，沒有處分決定，唐彼得立即被送到勞教所。讓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
兩年變成了十五年。從二十六歲到四十一歲的最美好的青春時代，輾轉於不同的勞
改場之中。每一個勞改場都驚人地相似：“互相揭發、批鬥，總讓你處於高度驚恐
與壓力之下，這正是勞改場幹警們的管製策略和方式。他們將矛盾擴大化，今天整
這個，明天鬥那個，斷章取義。歪曲捏造更是司空見慣。”其中，最艱苦的地方堪
稱薊縣采石場，在那裏，囚徒們被強迫從事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如果無法承受該勞
動強度，等待你的便隻有死亡。唐彼得寫道：“在運動批鬥不斷的年代，許多人承
受不了長期折磨，看不到改善命運的希望，自殘、自殺的事情屢屢發生。……我好幾
次看到在山腳下幹活時故意撬下大石頭壓斷自己手腳的事。自殺者更是接二連三，
各種自殺方式都有，名目繁多，令人無法想象。上吊、割喉部或手腕的大動脈、以
頭撞石、從山崖跳下、吃安眠藥、服農藥，這些方法是最多的。有一人用筷子從左
耳朵眼猛地戳進頭中而死，至今讓我毛骨悚然，不敢多想。”在唐彼得等許多人的
回憶錄中，都記載了中國勞改營中不計其數的自殺、自殘事件。可見，勞改營是一
處讓人“生不如死”的地方。


毫無疑問，如果從規模、人數和延續時間等方麵綜合起來看，中國的勞改營與納粹
德國的集中營、蘇聯的“古拉格群島”可以並稱為二十世紀人類三大種族及階級屠殺
的暴行。而且，中國的勞改營是惟一從二十世紀延續到了二十一世紀的暴行。納粹
德國的集中營和蘇聯的“古拉格”早已在全球範圍內臭名昭著，幾乎沒有人敢於為它
們辯護；但是，中國的勞改製度這一至今仍然在嚴重地侵犯公民基本人權的製度，
卻未引起西方的高度重視，在中國國內也被許多人當作一種“理所當然”的存在。如
果沒有若幹像唐彼得這樣的當事人勇敢地站出來作見證，人們更是對這鐵幕後麵的
一切一無所知。勞改基金會所出版的包括唐彼得的自傳在內的二十多本回憶錄，形
成了對抗勞改暴行的“記憶長城”的第一塊基石，這套鮮活的曆史文獻的重要性，可
以說怎麽高估都不過分。


幸運的是，唐彼得在勞改營中幸存了下來。在八十年代，他憑借出色的專業水平，
被任命為最富裕的海洋石油部門的總工程師，但他毅然決定移居美國。與那些貪汙
腐敗的官僚及其家人移居美國不同，已過不惑之年的唐彼得是空手來到美國當 “老
留學生”的。在這部傳記的後半部分，他生動地描述了在美國尋求新的人生的酸甜
苦辣，他打過餐館工，當過清潔工，給美國富人家當過司機和管家，開過出租車，
從最底層的工作幹起，終於成為底特律汽車廠的工程師。唐彼得在美國打工的經曆
尤其讓人深思：一個在國內已經成為“人上人”的高級工程師，為何心甘情願地在美
國當“藍領工人”呢？這是因為曆經磨難的唐彼得無比珍視人的自由與尊嚴。人的自
由和尊嚴，在共產黨統治的中國根本不可能實現；人的自由與尊嚴，在大洋彼岸的
美國卻最有可能實現。九死一生的唐彼得不是那些淺薄狂熱的“網絡憤青”，他深
知，在對祖國、種族和地域的愛之上，還有更高的價值，那就是對人的自由與尊嚴
的實現。一個人首先得成為“人”，再談得上是中國人、美國人等等。倘若做“中國
人”的代價是做牛做馬、做“牛鬼蛇神”，那麽這樣的“中國人”不做也罷。所以，“若
為自由故，家國皆可拋”；所以，自由在哪裏，祖國便在哪裏。


另一方麵，已經成為美國公民的唐彼得，並沒有通過“忘卻”來保護已經獲得的“自
由”。他沒有忘記昔日那段不自由的歲月，以及至今仍然生活在不自由狀態之下的
親朋好友們。於是，他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寫下了這本回憶錄。當他將這本書帶回國
內的時候，有“好心人”不禁為他擔心，中國持續的政治運動和迫害，已經讓國內的
民眾習慣了“道路以目”的生活。但唐彼得說，他早已戰勝的恐懼，不僅僅是因為他
擁有了美國公民的身份，更是因為他相信事實勝於雄辯——他講述的是自己真實的故
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本書既是為唐彼得為自己而寫的，更是為那些死不瞑目
的難友而寫的；既是寫給過去的，也是寫給現在和將來的。我們需要更多的像唐彼
得這樣的見證者。


這也是一本破解中國統治者慣用的“愛國緊箍咒”的書。家國情感、山河歲月、農業
社會的鄉愁，不知害死了多少寧死也不遷移的中國人。另一方麵，許多華人即便到
了海外，也聽不得別人批評中國的任何事情。這種扭曲的“愛國心”，扼殺了人們直
麵事實和擁抱自由的勇氣。其實，神州是可以告別的，花旗是可以親近的，這跟
“愛國”或“賣國”無關，這是個人的選擇權利。人們沒有辦法決定種族和出生地，但
有權選擇一處保障自由和尊嚴的地方作為真正的家園。美國因此也成為世界上千千
萬萬熱愛自由的人的祖國，這讓我想起了紐約自由女神像下麵的詩句：“把你們擁
擠土地上的不幸的‘人渣’，窮困潦倒而渴望呼吸自由的芸芸眾生，連同那些無家可
歸四處漂泊的人們送來，我高舉明燈守候在這金色的大門！”唐彼得正是其中不幸
的幸運者之一。許多華人被迫“出中國”，甚至像學者康正果一樣寫下了哀慟而憤怒
的《出中國記》，因為今天的中國乃是被中共所擄掠、所綁架的中國。中共及其專製
製度傷害了無數中國人，它才是最大的“害國者”，它還有什麽臉來號召別人“愛國”
呢？


讀了唐彼得的《花旗夢別神州淚》，我相信很多讀者都會像作者那樣追問說：“從小
我就聽熟了的讚美歌詞：‘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
但我年輕時就在自問：社會主義這麽好，為何那麽多人想越境去香港？那麽多古巴
人民要冒死渡海去美國？又是那麽多東德人民拚死去攀越柏林牆？東歐的人民又是
千方百計逃離家鄉、寧願去西歐當苦力？為何南北朝鮮僅三八線相隔，但成群成堆
的北朝鮮人不惜繞道千裏，冒著被槍擊和抓回去送集中營的危險要往南韓跑？社會
主義國家這麽好，為何未見香港人偷渡去內地？為何未有西歐人、西柏林人越牆去
東德？更未聽說有美國人或古巴裔人渡海去古巴？！逃亡潮遍及社會主義陣營各國
各地，猶如一單向閘門，未見有逆向而來的。這是為什麽？”這一係列的問題，需
要胡錦濤和溫家寶先生來回答，他們有回答這些問題的智慧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