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極權統治下的日常生活

在暴虐的極權統治下，普通民眾所經曆的是怎樣一種日常生活呢？對於所有沒有直接經驗體會的人們來說，要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恐怕隻能依靠三種敘述途徑，那就是曆史學家的客觀還原、小說家的想象描述和親身經曆者的實錄見證。在這三種對災難過去的敘述中，親身經曆者，尤其是辛存者的實錄見證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見證者給公眾提供的是一種隻有當事人才能提供的史實知識。這種知識是非常個人的，是在很小經驗範圍內的局部事件。如果當事人自己不說，無論多少曆史研究或文學想象都可能永遠發現不了這個微觀史實。

寫曆史或者寫小說是替別人記述，作見證卻是替自己說話。正如羅馬尼亞裔猶太人、幸存者詩人塞南(Paul Celan)所言，“沒有人能代替見證人作見證。”[注1]見證是一種在幸存者個人身上聯係著過去和現在的知識。當事人憑借這一知識，弄明白他以前的經曆和他現在的存在。一旦幸存者將這種非常個人的體驗和知識與他人共有， 他的見證也就獲得了可貴的公眾性，成為公共記憶的一個部分。

受難者作見證是一種為自己的生命作主的生存方式。正如哲學家馬各利特(Avishai Margalit)說的，人們在苦難發生時苟活。大多數人苟活，確實隻是為了苟活，“隻有少數人活下來是為了作見證。”但這些少數人卻為所有活下來的人創造了一種“活下來”的意義和理由。那就是，“在最嚴峻的逆境中，努力象為自己生命作主那樣對待自己的生命。”為自己的生命作主，這是一種使命，“一種講述自己的故事，帶著見證意識活下來”的使命。[注2]哪怕是那些曾經真的隻是一味苟且偷生的人們，在可以講述苦難的時候，隻要他們開始講述自己的故事， 也一樣可以找回自己生命的意義。維克多·克萊普勒(Victor Klemperer)是在苦難發生的時候就立誌作見證的人。他在德國納粹時期的日記《我會作見證》給讀者所留下的是一個非常難得的即刻見證。[注3]《我會作見證》讓我們有機會通過一個在場證人的眼睛，看到納粹極權統治是如何逐漸升溫，愈演愈烈，終於成為人間煉獄。克萊普勒沒有逃離納粹德國，但也沒有讓自己成為極權統治下的“自然死亡者”。他用日記記下了一個猶太人知識分子在德國納粹時期的生活經曆，為後世讀者保留了一份極權統治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紀錄。

一、“我要作見證到最後一刻”

克萊普勒日記所記錄的納粹極權日常生活與許多對猶太人大屠殺的見證作品不同。後一類作品包括安妮·弗蘭克（Anne Frank）的《女孩日記》、埃利·威瑟爾(Elie Wiesel)的《夜》、普利摩·利瓦伊(Primo Levi)的《如果這是一個人》、保羅·塞南(Paul Celan)的詩歌、伊達·芬克（Ida Fink）和阿亥龍·阿培菲德(Aharon Appelfeld，以色列作家)的小說，華沙猶太人起義領袖亞當·捷尼亞科夫（Adam Czerniakow）、曆史學家伊曼紐·林格本（Emanuel Ringelblum）和查姆·卡普蘭(Chaim Kaplan)等人在華沙寫的日記，等等。

許多關於大屠殺作品的一個共同特點是事後的回憶或反思，而克萊普勒所提供的則是與時事同步進展的事實記錄和感受。大屠殺見證作品的作者在二戰期間有的被迫躲藏，有的居住在猶太人的圈禁區，有的被關在集中營。他們都生活在一個很小很小的特殊世界裏。與他們不同的是，克萊普勒一直生活在德國的心髒城市德萊斯頓。他當時已經是德萊斯頓大學的知名教授，他所觀察和記錄的德國日常生活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由於克萊普勒的語言學專長，他對納粹宣傳對普通德國人的影響，對納粹語言如何左右德國人日常生活想法、情緒和行為的現象，都有特別細致和深入的觀察。

克萊普勒於1881年出生在一個猶太家庭，家鄉是德國勃蘭登堡(Brandenburg)州東部的一個的小鎮。他父親是猶太教的拉比。維克托是八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他9歲時，父親轉向伯林任職，全家隨父移遷。維克托的三個哥哥都非常優秀(他的一位哥哥曾經是列寧病重時，由蘇聯政府特別請去的醫生)，這使他常常自相形慚。他在幾經挫折後，選擇了十八世紀法國文學和啟蒙運動為他的學術專業。他1906年畢業並結婚，在柏林擔任記者工作。1914年他得到博士學位，在大學裏獲得教職。一年後，他當兵服役，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軍隊。

克萊普勒一家在一次大戰開始的時候就已經放棄猶太教，並皈依基督教。維克托本人曾在前線為德國作戰，他的妻子艾娃（Eva Schlemmer）是亞裏安人。然而，這一切都改變不了維克托的猶太人“血統”身份。要不是因為妻子是亞裏安人，克萊普勒早就和他所熟悉的其他猶太人一樣被殺害了。納粹統治時期，很多“混種婚姻”(mixed marriage)的亞裏安人一方最後都與他們的猶太配偶離了婚(就象文革中成分好的一方與成分壞的一方劃清界線一樣)。如果不離婚，則受到各種歧視對待，這是一種對“立場不穩”和“不能劃清界線”者的懲罰。

盡管克萊普勒沒有孩子，但克萊普勒的妻子一直都和他在一起生活。克萊普勒總覺得自己是一個真正的德國人，他認同德國文化和德國語言的程度甚至遠遠超過一般的德國人。他一戰時為德國在前線作戰，自認為是一個不容懷疑的“愛國者”。再加上妻子是亞裏安人，他一直覺得自己不至於成為納粹排猶浪潮的犧牲者。克萊普勒對德國的熱愛使得他在還有可能離開德國的時候，選擇了留在德國。他不願去法國，不願去巴勒斯坦，也不願去美國。然而，現實的發展讓克萊普勒逐漸明白，他與“德國”的所有聯係都改變不了他的“猶太血統”原罪。這就象在毛時代階級鬥爭的中國，無論一個人有多麽愛國，多麽進步，甚至有過什麽貢獻，都不能改變壞階級成分血統的原罪。1940年5月，克萊普勒夫婦被強迫搬出了自己的家，住進了德萊斯頓的一處“猶太房”中。1941年9月19日起，猶太人一律必須佩戴標誌身份的黃星胸章。克萊普勒這時候才完全清醒，明白他的猶太血統原罪注定他不可能成為他所熱愛的德國的一分子。

1933年， 《我要作見證》開始的時候， 克萊普勒是德萊斯頓大學羅曼語言文學係的講座教授，他和妻子剛在德萊斯頓郊外的多爾茲肯（Dolzschen）買了一塊地，準備在那裏蓋一處小房子。這個時候的日記充滿了各種日常生活的家庭瑣事和朋友往來。克萊普勒家裏有兩輛汽車，夫妻都患有憂鬱症，都喜歡看電影，艾娃喜歡園藝，不是一個能幹的主婦。維克托常為錢的事情煩惱，等等。這顯然不是一部政治日記，但是政治的黑暗陰影已經從遠處漸漸逼近。

納粹上台，希特勒成為首相，恐怖和暴力進入了德國人的日常生活。盡管德萊斯頓的中產階級還沒有太大的動靜，但納粹的狂熱已經在迅速升溫。在1933年3月22日的日記中，克萊普勒記錄了教授朋友布魯門費德（Blumenfeld）家女仆辭去工作的事情。這位女仆說要找一個更有長久保障的工作。她覺得“這位教授肯定很快就會請不起女仆了。”事情變得越來越麻煩，先是納粹市長老來盤問，後來克萊普勒被解除了教授職位。他看到越來越多的朋友和熟人移居國外，他們夫婦兩個的生活變得越來越孤獨。

1935年以後，政治的陰霾籠罩在克萊普勒夫婦的頭上，克萊普勒的日記也越來越關注政治時局的發展。政治終於入侵到他們生活的全部領域，令他們隨時感覺到死亡的威脅，生活陷入持續的饑餓和無盡的恐懼之中。克萊普勒的日記具有真正私人記事的魅力。它不同於那些專談政治、人生和藝術的“日記”。那些“思想日記”本來就是寫給外人看的，因此往往把作者最隱私、細微、曖昧、真實的個人成分刻意隱去。克萊普勒的日記非常隱私，以至馬各利特認為，那根本是自己寫給自己的寫作(當然也有許多論者不同意這一看法)。馬各利特寫道，“克萊普勒的日常生活記錄有一個道德目的，那可以說是……‘在不再有人的地方，做一個人’。 克萊普勒的日記是寫給他未來的自己讀的，那個自己也許是唯一還存活著的正派之人。”[注4]

像真正的好日記一樣，克萊普勒的日記讓我們看到一對平常夫婦的生活如何在極權統治的浪潮中被擺布，起伏動蕩，身不由己。我們和他們在一起，恐怖地感覺到，勒在脖子上的繩索在一點一點收緊。克萊普勒日記的震撼力正在於讓讀者在一天一天的自然敘述中，身臨其境地感受到這個可怕的過程。這種感受與閱讀曆史著作完全不同。

納粹時期一件一件針對猶太人的迫害政策也被記錄下來。1933年4月7日的“公務員法”，解雇一切“非亞裏安”人公立學校教師和國家機構工作人員的職務。1935年9月15日的“紐倫堡法”，剝奪猶太人的德國公民身份，不承認他們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1936年4月，禁止公務員與猶太人結伴或婚配。1937年10月，規定各種各樣隻為亞裏安人服務的商店。1938年8月，規定猶太人必須在一切生意或正式通訊中使用有猶太標記的名字。1938年12月，完全禁止猶太人使用圖書館。1939年6月，清查猶太人家產。1939年9月，禁止猶太人收聽外國電台。同年9月，限製猶太人銀行帳戶，強迫猶太人交出所有現金。1940年初，禁止猶太人進入公園。1941年9月，猶太人開始佩戴黃色袖章。

日益加劇的恐懼成為克萊普勒日記的基調，“恐懼，那種在法國雅各賓黨統治下的恐懼，”(1933年3月22日)“我們象生活在中世紀一樣，無助無力，”(1936年9月27日)隨時隨地都有被逮捕和槍殺的危險，“我睡下的時候在想，他們今天晚上會來抓我嗎?會槍斃我嗎?會把我抓到集中營去嗎?”(1939年9月3日) 1942年6月23日至7月1日， 克萊普勒因違反燈火管製而受8天單獨監禁的懲罰。沒有書，也沒有眼鏡，處在極度的恐懼和虛無，他努力調動自己的記憶，好不容易“從地獄……重新爬向人間。”(1941年7月6日)克萊普勒隨時隨地都感覺到被押送集中營的恐怖，“更令人驚訝的消息，猶太人被押往波蘭，幾乎全身赤裸，身無分文，好幾千人被從伯林押往（波蘭）洛茲（Lodz）。”(1941年10月25日)

《我要作見證》第二卷的時間跨度從1942年到1945年，不到第一卷8年的一半。這是納粹最殘暴、最瘋狂的最後幾年，猶太人的處境也越來越危險、絕望。克萊普勒的日記也更頻繁，更詳實。日記中不斷有德軍在東線失利的消息，也越加清楚地表明作者要作見證到底的決心。1942年5月27日他寫道，“我要繼續寫下去，這就是我的英雄主義。我要作見證，一個準確的見證！”

克萊普勒記錄一日複一日的恐懼和末日臨頭感覺， 也記錄下生存的欲望和希望。“今天，在吃早飯的時候，我們談到了人的承受和習慣事物的出色能力。我們生存在極端醜惡之中，為生命而恐懼，饑餓(真正的饑餓)，不斷翻新的禁令，越來越殘忍的奴役，每天都在逼近的致命的危險，身邊每天都有新的受害者，徹底的無助。然而仍然有快樂的時刻，出聲閱讀，勞動，吃那不夠吃的食物，我們就這麽苟延殘喘，延續地抱著希望。”(1942年5月30日) 克萊普勒盼望能活著看到希特勒完蛋的那一天。他有好多想要做的事情，但又總覺得怕是活不到那一天了。1942年10月24日他寫道，“當我想象希特勒主義末日的時候……我常常問自己，希特勒完蛋以後，我有什麽事情要做呢?我要從哪裏開始呢?我很肯定我不會有多少剩下的時間了。我已經許久沒有關注18世紀(文學)，得更新一下知識。……是不是在第三帝國(或第三帝國語言)研究中再加一章，不，也許是一卷?第三帝國語言，這個題目是不是太狹窄?是不是該把它擴充為第三帝國思想史?還是回到以前計劃的(希特勒主義)哲學詞典?我是不是該專心地重操舊業，更新自己的學問?我現在是不是該移居美國，學習英文呢?我的健康、精力、體力還能不能勝任這些事情呢?……想起做這些事情，我真的很害怕。無論如何，我常常覺得，我是活不到那一天了。”

克萊普勒這部分日記吸引讀者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涉及了一個敏感的問題，那就是普通德國人，還有猶太人自己，是否知道納粹已經開始了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或者究竟了解到什麽程度。從克萊普勒1942年1月1日至1945年6月10日的日記中可以看到，德國民眾確實通過傳聞或者通過事情跡象，對發生在波蘭和蘇聯的屠猶罪行有一定的了解。日記中有很多相關的記載。

“保羅.克賴德（Paul Kreid，一位朋友）告訴我們--據說，但非常可靠，且有多個來源--撤離的猶太人在一隊一隊離開火車時，就在裏加（Riga）被槍殺了。”(1942年1月13日)

“1942年3月，聽說奧茲維茲，4月，告訴妻子在巴比雅（意譯娘子穀，Babi Yar）和基輔發生的屠殺。1942年10月，稱奧茲維茲為一個“快速的屠宰場”。1943年1月，“從奧茲維茲不斷傳來的可怕消息。” ……大家一直在說許多(猶太)撤離者[押解出德國]甚至不能活著到達波蘭。在運牲口的擴車廂裏就被毒殺了，車廂然後停在一排早已挖好的群埋坑旁邊。”(1943年2月20日)

“兩則關於猶太人的傳聞:在撤離去波蘭的途中有大規模殺害。另一方麵，在匈亞利和美國的協定後，猶太人被允許離開匈亞利。我們覺得第一條很有可能。隻有當匈亞利脫離德國時，第二條才有可能。判斷是否正確?茫然。”(1942年8月19日)

“我聽說，不久前許多猶太老人(三百?三千?)被從特瑞新集中營（Theresienstadt）押解出去。後來英國廣播報道說，這些人已經全部被用毒氣殺死。是真的嗎?” (1944年8月10日)

克萊普勒日記吸引讀者的另一個原因是記錄了普通德國人對猶太人的真實態度。在克萊普勒對與他人交往的記錄中，絕大部分德國人在猶太人處於極度困境時袖手旁觀。他們不僅是被納粹的仇猶思想洗腦，而且自己也是生活在恐懼之中，生怕與猶太人有所牽連，災禍便隨時會落到自己頭上。“分清敵我”以控製人與人之間的同情，是一切現代極權相同的統治法術。在1942年4月19日的日記中，克萊普勒記道，“這位教授因為對猶太人太友善被處以高額罰款，……亞裏安人確實有害怕與猶太人交往的理由！蓋世太保痛恨一切人與人的關係。”1943年3月2日，他記道，“又發布了一道新的命令。任何人如果給將要押解的猶太人送東西，警察都可以將他槍斃。”

但是還是有亞裏安人冒著生命危險幫助了他們的猶太朋友和熟人。克萊普勒在日記中有十幾處提到一個叫裏契特(Richter)的德國人。裏契特受斯萊帕爾（Schrapel）房產公司委托，管理克萊普勒那一帶的房屋。克萊普勒第一次見到他是1942年4月19日，他這樣記下自己對裏契特的印象，“我想自己要見到的肯定是一條(納粹的)獵犬，因為他就是為了看管我們而被派來的。但我卻碰到了一個秘密盟友--黨所挑選的人居然這樣地可靠!真叫人高興，哪怕最後我不一定能得到好處。裏契特30出頭，和我握手，小心地關上房門，不讓隔壁的秘書看到。他告訴我說漢斯(Heise，前任)不得不辭職了，因為他對猶太人太客氣。如果他，裏契特，不裝裝樣子，過幾個月就會有新的管理員來了，對你不會是件好事。裏契特說他會幫我，他知道我們過的不是人過的日子。”(1942年4月２６日)裏契特後來偷偷給克萊普勒送土豆。1943年2月14日克萊普勒記道，裏契特告訴他，“這裏很快要發生屠殺了，”勸他到鄉下去躲一躲。1943年2月14日克萊普勒記道，“我告訴他我不被允許離開德萊斯頓。(他說)我必須就在這裏躲一躲。他可以給我提供一個空房間，一個應急的地方。”後來裏契特自己被警察抓走了。戰後克萊普勒才知道，“裏契特被送到了布痕瓦德（Buchenwald）集中營。”(1944年5月20日)

到底應當如何解讀普通德國人在納粹時期的行為，對這個問題一直存在很多分歧。自從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的《希特勒的自願幫凶》1996年出版以來，爭論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是不是所有的德國人都自覺參與了對猶太人的迫害。同意或不同意這種說法的人們似乎都可以在克萊普勒日記中找到支持自己觀點的實際例證。這正是克萊普勒日記特別有意思的地方。

《希特勒的自願幫凶》先是受到普遍讚揚，後來又受到普遍批評。關於此書的爭議集中到一點，那就是屠殺猶太人是不是全體德國人的罪過?這也是一個從40年代後期以來，一直引起史學界和其他人士爭議的問題。這個問題的另一種問法是，對希特勒大屠殺猶太人的計劃和行為，普通德國人到底知不知情?曾經產生極大公眾效應的電影《紐倫堡審判》(1961)中，這個問題便已經被明確提出，從納粹的司法部長、納粹將軍太太到普通的德國人，對這個問題幾乎是眾口一辭的回答，不知情。克萊普勒的日記讓讀者察覺到，普通德國人即使不完全知情，也決不是完全不知情。

然而，克萊普勒日記中的普通德國人，並不都是象戈爾德哈根所分析的那樣，對猶太人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仇恨。戈爾德哈根認為，必須為大屠殺負責的是根深蒂固的德國仇猶文化。克萊普勒則表明，仇恨猶太人並不是德國的本土意識形態。希特勒主義利用和延續19世紀的奧地利反猶主義，這才使仇恨猶太人成為納粹時期德國的“正確政治思想“。但不少德國人處在又“想做好人”，又想“政治正確”的矛盾之中。1944年8月，有一次空襲演習，帶隊的是一個德國人。他是一個“好人”。他先是說，要是猶太人的地窖塌了，不會就這麽眼看他們燒死的。但又說，“我很想幫助你們，但是你們也知道，我是不能這麽做的。”(1944年8月5日)克萊普勒日記的這則記載為人們了解和思考納粹極權統治下，普通德國人的集體罪過問題提供了難得的一手材料。

克萊普勒最後4個月的日記占了第二卷514頁中的173頁，詳細記載作者在納粹滅亡前最後時期的生活狀況。這則1945年2月13日至14的日記是2月22到24日補記的。克萊普勒去送通知，被通知的許多都是病人或有小小孩的母親，他們都是下一批押送集中營的對象。克萊普勒知道下一批就輪到他自己了。盟軍1945年2月13日至14日轟炸德萊斯頓。當時火光衝天，克萊普勒找不到妻子，臉上受了輕傷。他抓住裝日記的袋子，衝過大火，逃到易北河邊，看著那個像“洛可可珠寶盒”一般美麗的德萊斯頓在大火中燃燒。2月14日天亮的時候，他的妻子找到了他，一把撕去了釘在他胸前的黃星標記。他知道，自己已經自由了。

二、日記和真實的存在

克萊普勒日記一出版，就很自然地令人聯想起猶太女孩安妮·弗蘭克的日記。但就曆史價值來說，克萊普勒的日記要高得多。克萊普勒是一個學者，他記錄的不僅有豐富詳實的日常生活細節，而且更具備敏銳的社會、政治觀察和對人性人情的體會。克萊普勒更是一個語言學家，他的日記記錄了許多與納粹意識形態有關的日常語言現象和由那種特殊語言所塑造的國民思想和心態。他的日記提供的是當時德國日常生活的環境氛圍，令人想起塞繆爾·佩皮斯(Samuel Pepys， 1633-1703)的日記記錄的17世紀德國， 聖西蒙公爵(Duc de Saint Simon， 1675-1755)日記中的18世紀法國和詹姆士·包斯威爾(James Boswell， 1740-1795)日記中的19世紀英國。

但是，與這些著名日記不同的是，克萊普勒的日記是在極端危險的情況下，冒著生命危險寫作和保存下來的。他的日記每隔一段時間，都得由他妻子秘密帶到德萊斯頓郊外一個叫作庇那（Pina）的小鎮，藏到一位友人的住處。這使人想起奧維爾(George Orwell)的《1984》中，溫斯頓把日記偷藏在牆洞裏的情形。在納粹德國，克萊普勒記的是隨時可以令人丟失性命的“反動日記”，他寫日記是為了“作見證到作後一刻”。他的日記見證的是那個殘暴的納粹極權統治。冒著危險和不冒危險的日記需要不同的道德勇氣，而道德勇氣正是曆史見證最重要的價值基礎。任何“罪人日記”之所以具有特殊的道德見證價值，都是因為有一個考驗記錄者的殘暴環境。克萊普勒1945年以後的日記雖然由同一人記載，在“作見證”這一點上，已經完全不能與他從1933年到1945年的日記相比。

以今天人們對納粹時期德國的了解來看，克萊普勒日記的客觀、真誠和對社會、政治的理解都超過許多同時代人。把克萊普勒的日記和他的兩位同時代人的日記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這一點。厄恩斯特·容格(Ernst Junger， 1895-1998)是一位勤於日記的作家。他是德國一戰時的英雄，文學名人。容格堅決反對魏瑪帝國，一度接近納粹，甚至為納粹黨報撰搞，把自己的著作寄贈希特勒。但是，納粹當政時期，他看透了納粹的殘暴，甚至在小說《在大理石山崖上》(Auf den Marmorklippen， 1939)中諷刺納粹。二戰期間他旅居巴黎，但駐守在那裏的德國國防軍當局仍然還是允許他出版了日記第一卷。1945年，這一卷日記與後來的九卷一起再版的時候，容格刻意刪去了其中因他與納粹的關係而有損形象的部分。這種經過修飾的日記，其曆史價值當然不能與克萊普勒的原始日記相比。不僅如此，容格日記把仇猶僅僅當作一種德國惡俗來記載，對猶太人的命運抱著一種居高臨下的冷淡，使得他的日記遠不能成為苦難時代道德見證。

小說家、詩人和記者約克恩·克勒帕(Jochen Klepper)的日記則是另一種情況。克勒帕自己是亞裏安人，妻子漢妮（Hanni）是猶太人，處境與克萊普勒相仿。克勒帕深愛自己的妻子。盡管他因為猶太妻子失去了工作，但堅持不與她離婚。他通過與納粹熟人的關係，保住妻子不被押送，但終因保不住他妻子的女兒，一家三口於1942年11月開煤氣自殺。克勒帕以極大的道德勇氣，守護與妻子的誓言，但他遠遠低估了一般德國人接受納粹極權的暴力和仇恨意識形態的程度。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之後，他甚至天真地以為，希特勒的反猶會引發德國人民對納粹的反感。一直到死，他都無法相信，也無法接受自己的祖國可能犯下這麽嚴重的罪行。就幫助當代讀者了解納粹統治現實和實質而論，克萊普勒的日記要比克勒帕的日記有更高的價值。

克萊普勒日記中對納粹德國現實、實質和統治機製的觀察和分析中，最重要的是他對日常語言的文化分析。這種分析也體現了一個人文學者在逆境下如何把“學問”當作一種人的真實存在方式繼續下去。從1935年，克萊普勒失去教職以後，寫作成為克萊普勒最重要的事情。1935年10月5日，他寫道，“我的書將我耗盡，也讓我繼續活著，給我平衡。”在克萊普勒那裏，他戰時的寫作就好比是走鋼絲者手裏的那根平衡木杆，是寫作幫助他在麵臨危險和絕望的情況下，把身子站直，向前行走。

在《我要作見證》中，克萊普勒記下了自己在極端環境下寫作的亢奮和亢奮過後的沮喪。這也成為一種存在焦慮的寫照。這種寫照讓我們看到了極真實的情緒起落和欲念交錯:一會兒是學者的抱負，一會兒是對虛無的恐懼；既明了人生的短暫荒誕，又不甘心就此消失在存在的空虛之中。正由於他體會到人生的脆弱無常，他才更為思想的收獲感到興奮。在這種心境下的寫作，已經不再是為名為利，不是文人間的互比高低。寫作完全擺脫了學術體製的陋規。寫作就是寫作。寫作讓人覺得自己還有自由的心靈，還有思想的存在。這是思想壓迫下的寫作，也是政治壓迫下的寫作，寫作因此成為人以存在的名義而進行的抵抗。

三、第三帝國的語言

克萊普勒在日記中所作的關於德國日常生活語言的筆記，成為他於1945年到1946年寫作的《第三帝國語言》(1947年出版)的主要材料。[注6]克萊普勒非常關注納粹語言的特征。他敏銳地察覺到，這種語言滲透在普通人日常語言和思維方式之中，成為不折不扣的大眾語言和大眾文化。克萊普勒在受到極大限製的情況下隻能從報紙、傳單和偶然能得到的書籍中獲得研究素材。作為一個猶太人，他不能去任何圖書館，不可以擁有任何“亞裏安”作家的著作。所幸的是他的亞裏安人妻子偶爾還能從圖書館給他偷偷借來一些書籍。在戰時(1939-1945)，猶太人不準收聽廣播，不準看電影，不準讀報紙，甚至不能當眾交談。這些使得克萊普勒的語言研究隻能呈現為片斷的思考。

克萊普勒深深憂慮納粹語言對普通德國人思維方式的影響。他看到，希特勒、戈培爾和納粹其他領導人所使用的語言並不僅僅是呈現在意識層次上的詞匯、概念和說法，而且更是一種在下意識層次誘導和左右普通人思維的毒質話語。這種帝國語言象是很小劑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覺中毒殺人自發獨立的思想能力。例如，納粹語言在提到人的時候，用的總是沒有個人麵孔的集體稱呼，“猶太人”、“德國人”、“敵人”(“人民群眾”、“階級敵人”、“當一顆螺絲釘”)。這種語言總是將它排斥的人群非人化，“猶太害蟲”(“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牛鬼蛇神”)。這種語言總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狂熱，總是使用最高的極端語式(“巨大成就”，“偉大勝利”，“就是好！就是好！”。)。

克萊普勒對這種語言有他自己的透視解讀法。當報紙不用極熱烈的語言談論某件事情的時候，這件事情就一定已經相當糟糕。他用這種辦法解讀德國在北非和蘇聯的不利戰況，後來都證明果然正確。(就象文革中，報紙如果不用“形勢一片大好，”“到處鶯歌燕舞”來形容某個地區，這個地區一定出了麻煩。)納粹語言發展出一整套能適用於各種場合的套話，報道時事、攻擊敵人、效忠領袖、熱愛祖國、人民團結、表揚先進、檢討錯誤、開場白、祝賀詞，甚至連死人的悼詞也不例外。即使在納粹滅亡以後，那一套語言依然陰魂不散。克萊普勒就此寫道，“我一次又一次地發現，天真爛漫的年青人，非常希望彌補自己教育的不足，但仍然擺脫不了納粹的思想方式。他們自己察覺不到這一點。來自過去的語言用法在迷障和誘導他們。”[注7]

克萊普勒清楚地看到，普通人的自覺意識很容易被麻痹，一旦麻痹了，那套籠罩他們日常生活的語言便會成為他們思想的自動表述。[注8]他感到納悶不解的是，為什麽知識分子和大學教授就不能比一般的老百性更清醒地意識到極權語言的毒害，“在那些年月裏，我一次又一次問自己同一個問題，而如今仍然找不到答案，那些受過教育的人們，怎麽就能這麽背叛自己的全部教育和人性。”[注9]克萊普勒說的那些知識人，都是從魏瑪時代過來的人，並不是從小接受納粹極權教育。要是他們從小受的就是極權教育，克萊普勒的問題反倒有了答案。在克萊普勒為之納悶的“知識者”當中，有著名導演蘭妮·雷芬斯坦(Leni Riefenstahl)，她是生產這種語言的幫凶)；有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他的1933年校長就職典禮演說，至今仍使人感到驚訝；還有和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他使用這種語言的純熟已經因為讓·格朗丹（Jean Grondin）的傳記而為世人所熟知。[注10]

納粹語言對德國人思想的毒害不隻是存在於一些官方文章、口號、演說和海報的詞語之中，而更是滲透並潛伏在所有接觸過這種語言的人們，包括那些反對納粹意識形態的人們。克萊普勒意識到，就是他自己也不能幸免。他寫道，“我自己不就是用‘德國人’、‘法國人’(這種有群無人的概念)來思想的嗎?我也忽視過這些人群中的內在差別。我自己不是也曾躲在學院裏麵，避免涉及政治，享受著一種奢侈而自我中心(的學問)嗎?” [注11]

“學術歸學術，政治歸政治，”這從來就是極權統治為壟斷公共權力而營造的一個語言神話，但這樣的鬼話卻被知識分子心甘情願地拿來用作“學術準則”，並自覺自願地奉行遵守。克萊普勒指出，甚至連“文化批評”(kulturkunde)這種學術行為也會就此淪為一個“學術門類”，一個“學科”，把自己與現實政治分割開來。[注12]這種有名無實、裝模作樣的“批評”簡直是思想的恥辱。

克萊普勒不是小說家，不然的話他也許會寫出象奧維爾的《1984》那樣的作品。他也不是一個“學院派”的語言學家，不然的話，他也許隻會寫出一些“純學術”的語言學文章。克萊普勒是一個語文學家，一個對法國啟蒙運動有深入研究的學者。他正是用語文學的觀察和分析來揭示那個他稱作為LTI的“第三帝國語言”的。他稱這部研究為“一個語文學者的筆記”(A Philologist\'s Notebook)，不是出於謙虛，而是出於實情。“筆記”成為一種有別於學院“論文”的、更貼近現實的真實寫作方式。

在納粹時期，其他德國學者也用非學院式的“筆記”，在逆境中繼續他們的思想。著名的例子包括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的《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 (寫作於1944-1947年，1951年出版)和奧巴赫(Erich Auerbach)的《模仿:西方文學中的現實再現》(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寫作於1942-1945年)。阿多諾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對“破損人生”警句式的思考正適合它那片斷、破碎的內容。奧巴赫的《模仿》則是在西方人文傳統黯然失色的時代，力圖保存這一傳統。這部著作在戰後成為比較文學經典的著作。奧巴赫自己說，他書中作的文本細讀，不是提倡什麽隔世的閱讀，而是因為在土耳其能接觸的西方著作實在有限。

克萊普勒與這些德國學者不同的是，他一直留在德國，而沒有象阿多諾和奧巴赫那樣成為流落在美國或土耳其的“外鄉人”。產生於“罪人日記”中的對極權語言的觀察和分析，成為一種獨一無二的“文化批評”方式。它的貢獻恐怕不是在於什麽“理論”，而是那種腳踏實地，與日常生存處境息息相關的問題意識和思想反抗。

閱讀克萊普勒的日記，並不給人帶來一種災難過去後的舒暢。相反，它倒是給讀者留下沉重的憂慮。這是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專製的權力還在奴役人的自由，洗腦的語言還在控製人的思想，習慣性的不思考和無判斷還在把人們領向自我愚昧和自我欺騙。

但是，克萊普勒畢竟讓我們了看到一種在這樣的世界裏作見證的生存方式。哪怕是冒著生命危險，在完全不能公開出聲，也似乎永遠不再能公開出聲的情況下，克萊普勒仍然拒絕沉默。哪怕是麵對存在的虛無，他的寫作仍然在證明，他並沒有放棄存在的意義。在似乎最不可能的境遇下，他觀察、傾聽、辨析和記錄。他始終沒有放棄對語言的熱愛和信心，不隻是作為文學的語言，而且是人與人用來彼此溝通的語言。他相信， 人們應該用語言來揭示而不是障蔽真實，用語言來幫助而不是控製對方，用語言來溝通而不是阻隔群體。無論在怎樣的逆境下，隻要人堅持住這個信念，人的話語言辭就仍然可以是有生命的，思想的語言。

後記：

讀克萊普勒的日記《我要作見證》，令人想起《顧準日記》。克萊普勒和顧準都曾經是“罪人”，一個是猶太人，一個是“右派分子”。他們都留下了罪人日記，一個是為了要“作見證”，另一個則就是“記日記”。然而，一切幸存的“罪人日記”都有見證的意義，顧準日記也是一樣。

克萊普勒的全部日記分成三部分:時間分別是1933年納粹上台前，1933-1945年，1945年納粹滅亡以後。隻有從1933年到1945年的那一部分才是罪人日記。這是因為在納粹極權統治的黑暗時期，克萊普勒已經成為罪人，真實地記日記成為一件“危險”的事情。克萊普勒二戰後入藉東德，成為東德的共產黨員。這以後的日記與1945年前的日記相比，雖然為同一人所記，但就見證勇氣和見證價值而言，已經屬於完全不同性質的日記。

顧準記日記，應當是一件更危險的事情，從他用字的極端小心謹慎就可以看出來。他的日記隻記一些有別人可以旁證的日常事件，鮮有議論，其它要麽是寥廖數語或幾個字的流水帳，要麽是“正確思想匯報”，如《新生日記》中的“人民的罪人與敵人”、“蠟山芬郎論七十年代的國際鬥爭與日本問題”、“棉花會議”、“西哈努克、人造衛星和計劃會議”、“毛主席發表莊嚴聲明”、“經濟躍進態勢”、“國際形勢”、“清查‘五一六’運動”，等等。顧準沒有能夠活到擺脫罪人身分的那一天。

我們今天能見到的顧準日記也由三個部分構成，第一部分是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1月的“商城日記”，第二部分是從1969年10月到1971年9月的“息縣日記”，第三部分是從1972年10月到1974年10月的“北京日記”。這些部分之所以是罪人日記，同樣是因為日記的環境、日記者的身份和所冒的危險。顧準日記的時代跨度連頭帶尾是16年，比克萊普勒的13年要長。但實際記錄的分別是4個月、1年11個月和2年，加起來不過4年3個月，比克萊普勒的少了9年。我們不知道，顧準日記為什麽記記停停?在那些空白的歲月裏究竟發生了什麽？

克萊普勒和顧準都有一個不是罪人的妻子，她們具有比“罪人”優越的政治身份。克萊普勒的妻子艾娃是亞裏安人。夫婦倆沒有孩子。艾娃一直沒有離開克萊普勒，常常冒著危險幫助克萊普勒藏匿日記。顧準的妻子汪壁是中共幹部，解放初在華東財政部公營企業財務管理處任副處長。1965年10月，顧準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文革開始後，汪壁就與顧準離了婚。但是汪壁終究還是承受不了因罪人連累的煎熬，在文革期間的1968年自殺了。

如果顧準和汪壁生在希特勒的德國，那會怎樣？如果克萊普勒和艾娃生在毛的中國，又會如何？為什麽可以說克萊普勒是德國的顧準，而顧準卻不是中國的克萊普勒？這些令我們今天感歎尋思的，也許正是日後人們解讀“罪人日記”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