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暴力拆遷和自焚聲中的“和諧社會”
葉光庭
在鏟車無情的轟隆聲中，又一條弱小的生命倒下毀滅了！
十一月十三日，在成都市一個村莊裏，一位女村民企圖以死對抗暴力拆遷，但未能阻遏絕滅人性的暴徒肆無忌憚的行動，竟以汽油澆身，自焚身亡。
唐福珍的房子原來是在村領導的鼓勵下建造的。一九九六年，村支書親口對她的丈夫胡昌明說：他們村準備招商引資，促進地方經濟發展，使用土地政策優惠。因此胡昌明與村委會簽訂了《建房用地合同》，先後投資七百餘萬元，建成一幢二千多平方米的綜合樓，引來一家服裝加工廠。
可是到了二○○五年，因為修路，官方卻說他們的房子是“違章建築”，要予以拆除。對這幢當時投資七百餘萬元建成的樓房，政府開出的補償款額起先隻有九十萬元，經胡昌明一再力爭，最後才加到二百十七萬元。
我們知道，物價是年年在漲的，房價也是年年在漲的，九十年代的七百萬，到了二○○五年，早已不知漲了多少，區區二百七十萬元的補償，他們當然不能接受。不過事情還是拖到了今天。
管你接受不接受，反正當政者手操生殺予奪的大權，小小老百姓又能奈何？鏟車開來了，公安來了，消防來了，頭戴鋼盔、手持鐵棍的暴徒來了，黑壓壓的一大群。唐福珍孤身一人，挺立在三層樓頂閣樓的天臺上。這是一場強弱懸殊的戰爭。鏟車張開大口，隻聽轟的一聲，門牆頃刻嘩嘩倒坍。
唐福珍力竭聲嘶地向下麵一遍又一遍地喊話，要求暴徒退下，再坐下商量。她舉起汽油桶向身上澆，誓言要以自焚對付暴力。
可是，那是些利慾薰心的惡棍，在他們的心中，一個小婦人的生命又算什麼。鏟車再次舉起它的血盆大口，門窗繼續倒坍；暴徒們砸開三樓的防盜門，頭戴鋼盔，手持鐵棍，蜂擁而上，見人就打，見物就砸，一時哭聲震天動地。於是，閣樓天臺上的唐福珍按下打火機，全身騰起火苗，頃刻被包裹在一團烈焰中。
這一瞬，在唐福珍心中翻騰著的，是什麼樣的思想感情：憤怒？仇恨？絕望？如果她手中有槍，也許她會向暴徒開火；如果她有炸藥，也許她會引爆，與惡徒同歸於盡。可是她隻是一個手無寸鐵的弱者，一個無依無靠的小婦人，麵對強敵，她沒有任何抵抗的力量，沒有任何保護自己的手段。她對這個沒有天理、沒有公道、無處可以伸冤、無人可以控訴的黑暗世界，已經完全絕望了。她不想活了！在極度的悲憤中，她沒有選擇，隻好以毀滅自己來抗議！
可是自殺也是罪！如果在極左時代，可以給加上“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之罪，不過今天這樣荒唐的罪名已經收起不用了，今世的當權者已經發明了更“時髦”、更“冠冕堂皇”，但也更荒唐的罪名。你聽官方在幹了這樣殘酷的暴行之後怎麼說：他們竟指控唐福珍夫婦“暴力抗法”，並把阻撓非法拆遷的無權無勢的小小老百姓，加上“違法人員”的帽子，“依法實行刑事拘捕”！天乎！天乎！今世何世！今世何世！萬惡的舊社會歸納出來的一條充滿弱者的血淚的殘酷結論—— “強權即公理”，竟見於“人民當家作主”、無比幸福的“社會主義”製度下的“人民共和國”時代！
《憲法》和《物權法》都明確規定，公民的財產是受到保護的。《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在製定別的一切法令法規時，都要以服從《憲法》為前提，才能生效。明明是官方踐踏《憲法》和《物權法》，反而指控被逼得家破人亡的唐家“暴力抗法”！唐福珍向誰施加“暴力”？她既沒有向官老爺們施加暴力，也沒有向拆遷暴徒施加暴力，她是在被逼得走投無路時，對自己施加“暴力”——絕望自焚的！在強權的邏輯裏，自焚成了“暴力抗法”，而破壞《憲法》和《物權法》的官方行為，倒成了“依法實行刑事拘捕”的光明正大的“執法”！天下竟有這樣荒謬的法律，小小老百姓還有什麼話可說！還有什麼話可說！
唐福珍的悲劇決不是個別事例，在神州悲慘的大地上，同樣的悲劇幾乎到處都天天在上演。重慶黑龍房地產集團開發商向世全，為拆遷萬州烏龍池一百號附二號樓，雇凶捅死崔家的獨生子崔軍。上海閔行婦為了拆遷，無錫市政府糾集了一千餘名黑社會人員，衝砸黿頭渚三個村莊，打傷無數村民，並抓捕了幾十餘名村民，事後還窮兇極惡地鎮壓村民的反抗，恣意進行打砸搶。貴州博宇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對普陀巷、貴烏南路幾家門麵進行暴力拆遷，破門而入，打傷並逮捕正在熟睡的十幾名無辜群眾，激起民憤，造成近萬車輛滯留，數萬群眾延誤上班的重大事件。……
夠了！夠了！這一類事例是舉不勝舉的。在全國各地天天發生這樣的惡性事件的時候，我們尊敬的最高領導人胡錦濤先生又在做什麼呢？他有沒有看見這些血淚斑斑的悲劇？他似乎還沉浸在美妙的幻想裏，如夢如醉地高唱“構建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的美妙歌曲，幾乎要把人們引向充滿和平寧靜的幸福天堂了。
尊敬的胡錦濤先生，美夢應該做醒了吧？！請張開你的眼睛看看，在我們這個悲慘的國家裏，遠不止這些拆遷悲劇，官方的暴行，每年去年有貴州“甕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 湖南吉首非法集資事件，今年又有拉薩“三·一四”事件、烏魯木齊“七·五”暴亂事件，——後二者都涉及民族問題，性質更加嚴重，影響更加惡劣。
這些惡性事件是怎樣發生的呢？責任該由誰來負？如果說，從個別事件的角度看，該由地方政府負責，那麼從全局來看，你，胡錦濤先生，作為國家的最高領導人，難道沒有責任嗎？你為什麼不懲治這些殘害人民的貪官暴吏和奸商？你為什麼對這些惡性事件聽之任之，無所作為？正因為如此，這樣的事件才年年在成倍地發生，而且愈演愈烈。
在這樣的形勢下，你能“構建和諧社會”嗎？在你治下的社會，果真“和諧”嗎？
這些惡性事件的發生，大都是地方政府侵犯人民的利益造成的，——也是在你的縱容下造成的！——是政府壓製輿論，剝奪人民自由民主的專製獨裁政治體製的產物！有些有正義感的律師，勇敢地站出來為被傷害的人民維權，可是政府非但不為人民排難解困，反而給這些維權律師加以“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將他們逮捕判刑。政府對媒體也毫不容情，如果媒體敢揭露這些黑幕，或發表批評政府及高官的言論，報刊就要被查封，編輯則要受到撤職處分。
在暴力的鎮壓下，亂哄哄的騷動確實鴉雀無聲了，於是一切變得“和諧”了，一切歸於沉寂了。可是這樣的“和諧”隻是暫時的假像。壓力鍋的氣閥堵塞了，就會爆炸；暴力超過億萬小民所能容忍的程度時，也會爆炸，這樣的爆炸具有原子彈的威力，是十分可怕的。
一切壓迫人民的政權都是沒有好下場的，專製獨裁的政治體製是沒有出路的。歷史上殘暴無道的王朝如此，國民黨如此，東歐和前蘇聯政權也是如此。殷鑒不可謂不多，請好自為之！
二○○九年十二月八日
附言： 此文寫好後，隻在博客上發了一下，恐怕沒幾個人看過。唐福珍事件發生後，報上一度傳聞，政府將考慮修改或廢除《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但等了這麼久，並未見政府有任何實際行動。而修改條例的信息傳出之後，各地官商反而在加緊暴力拆遷行動，似乎要趕在新法規出臺以前完成他們的“偉大的拆遷計劃”，以免失過一個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
今年四月八日《南方週末》第一版登出一篇《拆出人命的地方，官員果然個個還在》的報導，記者經過調查，列舉了一長串暴力拆遷導致的命案，但這些失職的官員，卻沒有一個受到“問責”。“江蘇東海、鹽城，北京海澱，山東膠州，福建泉州，黑龍江東寧先後發生拆遷戶自焚，湖北武漢拆遷戶被鏟土機活埋，當地官員無一人被問責；即使唐福珍事件中被停職的科級幹部日前亦官復原職。”
實際上，堅決執行拆遷命令的官員，不但不會受到“問責”，倒反被認為是“有魄力的幹部”，能夠步步高升；而拆遷不力的官員，因為沒有堅決完成拆遷任務，則要受到降級的處理。於是這些暴吏個個都變成絕滅天良的人，視人命如草芥。如暴力拆遷逼死唐福珍的成都市金牛區城管執法局局長鐘昌林，竟把唐福珍的自焚歸因於她的“法律意識淡薄”；在憤怒的網民要求他向死者謝罪時，他竟傲然聲稱要和他們打官司，而絲毫不感到對死者有任何歉意。
官員對人民的態度如此，簡直比強盜還殘暴了。一個由強盜來統治的國家，民無聊生之日，怎麼會有“和諧社會”？弱小者隻能以自焚了結悲慘的一生，強悍者則成為暴力抗法的楊佳，——“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
長此演變下去，個人的消極抗議和積極抗議，會導致群體性事件；分散的群體性事件，一呼百應，會形成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於是，“和諧”徹底崩潰，動亂步步升級，那時候就不知如何收場了。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六日補記
葉光庭
在鏟車無情的轟隆聲中，又一條弱小的生命倒下毀滅了！
十一月十三日，在成都市一個村莊裏，一位女村民企圖以死對抗暴力拆遷，但未能阻遏絕滅人性的暴徒肆無忌憚的行動，竟以汽油澆身，自焚身亡。
唐福珍的房子原來是在村領導的鼓勵下建造的。一九九六年，村支書親口對她的丈夫胡昌明說：他們村準備招商引資，促進地方經濟發展，使用土地政策優惠。因此胡昌明與村委會簽訂了《建房用地合同》，先後投資七百餘萬元，建成一幢二千多平方米的綜合樓，引來一家服裝加工廠。
可是到了二○○五年，因為修路，官方卻說他們的房子是“違章建築”，要予以拆除。對這幢當時投資七百餘萬元建成的樓房，政府開出的補償款額起先隻有九十萬元，經胡昌明一再力爭，最後才加到二百十七萬元。
我們知道，物價是年年在漲的，房價也是年年在漲的，九十年代的七百萬，到了二○○五年，早已不知漲了多少，區區二百七十萬元的補償，他們當然不能接受。不過事情還是拖到了今天。
管你接受不接受，反正當政者手操生殺予奪的大權，小小老百姓又能奈何？鏟車開來了，公安來了，消防來了，頭戴鋼盔、手持鐵棍的暴徒來了，黑壓壓的一大群。唐福珍孤身一人，挺立在三層樓頂閣樓的天臺上。這是一場強弱懸殊的戰爭。鏟車張開大口，隻聽轟的一聲，門牆頃刻嘩嘩倒坍。
唐福珍力竭聲嘶地向下麵一遍又一遍地喊話，要求暴徒退下，再坐下商量。她舉起汽油桶向身上澆，誓言要以自焚對付暴力。
可是，那是些利慾薰心的惡棍，在他們的心中，一個小婦人的生命又算什麼。鏟車再次舉起它的血盆大口，門窗繼續倒坍；暴徒們砸開三樓的防盜門，頭戴鋼盔，手持鐵棍，蜂擁而上，見人就打，見物就砸，一時哭聲震天動地。於是，閣樓天臺上的唐福珍按下打火機，全身騰起火苗，頃刻被包裹在一團烈焰中。
這一瞬，在唐福珍心中翻騰著的，是什麼樣的思想感情：憤怒？仇恨？絕望？如果她手中有槍，也許她會向暴徒開火；如果她有炸藥，也許她會引爆，與惡徒同歸於盡。可是她隻是一個手無寸鐵的弱者，一個無依無靠的小婦人，麵對強敵，她沒有任何抵抗的力量，沒有任何保護自己的手段。她對這個沒有天理、沒有公道、無處可以伸冤、無人可以控訴的黑暗世界，已經完全絕望了。她不想活了！在極度的悲憤中，她沒有選擇，隻好以毀滅自己來抗議！
可是自殺也是罪！如果在極左時代，可以給加上“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之罪，不過今天這樣荒唐的罪名已經收起不用了，今世的當權者已經發明了更“時髦”、更“冠冕堂皇”，但也更荒唐的罪名。你聽官方在幹了這樣殘酷的暴行之後怎麼說：他們竟指控唐福珍夫婦“暴力抗法”，並把阻撓非法拆遷的無權無勢的小小老百姓，加上“違法人員”的帽子，“依法實行刑事拘捕”！天乎！天乎！今世何世！今世何世！萬惡的舊社會歸納出來的一條充滿弱者的血淚的殘酷結論—— “強權即公理”，竟見於“人民當家作主”、無比幸福的“社會主義”製度下的“人民共和國”時代！
《憲法》和《物權法》都明確規定，公民的財產是受到保護的。《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在製定別的一切法令法規時，都要以服從《憲法》為前提，才能生效。明明是官方踐踏《憲法》和《物權法》，反而指控被逼得家破人亡的唐家“暴力抗法”！唐福珍向誰施加“暴力”？她既沒有向官老爺們施加暴力，也沒有向拆遷暴徒施加暴力，她是在被逼得走投無路時，對自己施加“暴力”——絕望自焚的！在強權的邏輯裏，自焚成了“暴力抗法”，而破壞《憲法》和《物權法》的官方行為，倒成了“依法實行刑事拘捕”的光明正大的“執法”！天下竟有這樣荒謬的法律，小小老百姓還有什麼話可說！還有什麼話可說！
唐福珍的悲劇決不是個別事例，在神州悲慘的大地上，同樣的悲劇幾乎到處都天天在上演。重慶黑龍房地產集團開發商向世全，為拆遷萬州烏龍池一百號附二號樓，雇凶捅死崔家的獨生子崔軍。上海閔行婦為了拆遷，無錫市政府糾集了一千餘名黑社會人員，衝砸黿頭渚三個村莊，打傷無數村民，並抓捕了幾十餘名村民，事後還窮兇極惡地鎮壓村民的反抗，恣意進行打砸搶。貴州博宇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對普陀巷、貴烏南路幾家門麵進行暴力拆遷，破門而入，打傷並逮捕正在熟睡的十幾名無辜群眾，激起民憤，造成近萬車輛滯留，數萬群眾延誤上班的重大事件。……
夠了！夠了！這一類事例是舉不勝舉的。在全國各地天天發生這樣的惡性事件的時候，我們尊敬的最高領導人胡錦濤先生又在做什麼呢？他有沒有看見這些血淚斑斑的悲劇？他似乎還沉浸在美妙的幻想裏，如夢如醉地高唱“構建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的美妙歌曲，幾乎要把人們引向充滿和平寧靜的幸福天堂了。
尊敬的胡錦濤先生，美夢應該做醒了吧？！請張開你的眼睛看看，在我們這個悲慘的國家裏，遠不止這些拆遷悲劇，官方的暴行，每年去年有貴州“甕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 湖南吉首非法集資事件，今年又有拉薩“三·一四”事件、烏魯木齊“七·五”暴亂事件，——後二者都涉及民族問題，性質更加嚴重，影響更加惡劣。
這些惡性事件是怎樣發生的呢？責任該由誰來負？如果說，從個別事件的角度看，該由地方政府負責，那麼從全局來看，你，胡錦濤先生，作為國家的最高領導人，難道沒有責任嗎？你為什麼不懲治這些殘害人民的貪官暴吏和奸商？你為什麼對這些惡性事件聽之任之，無所作為？正因為如此，這樣的事件才年年在成倍地發生，而且愈演愈烈。
在這樣的形勢下，你能“構建和諧社會”嗎？在你治下的社會，果真“和諧”嗎？
這些惡性事件的發生，大都是地方政府侵犯人民的利益造成的，——也是在你的縱容下造成的！——是政府壓製輿論，剝奪人民自由民主的專製獨裁政治體製的產物！有些有正義感的律師，勇敢地站出來為被傷害的人民維權，可是政府非但不為人民排難解困，反而給這些維權律師加以“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將他們逮捕判刑。政府對媒體也毫不容情，如果媒體敢揭露這些黑幕，或發表批評政府及高官的言論，報刊就要被查封，編輯則要受到撤職處分。
在暴力的鎮壓下，亂哄哄的騷動確實鴉雀無聲了，於是一切變得“和諧”了，一切歸於沉寂了。可是這樣的“和諧”隻是暫時的假像。壓力鍋的氣閥堵塞了，就會爆炸；暴力超過億萬小民所能容忍的程度時，也會爆炸，這樣的爆炸具有原子彈的威力，是十分可怕的。
一切壓迫人民的政權都是沒有好下場的，專製獨裁的政治體製是沒有出路的。歷史上殘暴無道的王朝如此，國民黨如此，東歐和前蘇聯政權也是如此。殷鑒不可謂不多，請好自為之！
二○○九年十二月八日
附言： 此文寫好後，隻在博客上發了一下，恐怕沒幾個人看過。唐福珍事件發生後，報上一度傳聞，政府將考慮修改或廢除《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但等了這麼久，並未見政府有任何實際行動。而修改條例的信息傳出之後，各地官商反而在加緊暴力拆遷行動，似乎要趕在新法規出臺以前完成他們的“偉大的拆遷計劃”，以免失過一個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
今年四月八日《南方週末》第一版登出一篇《拆出人命的地方，官員果然個個還在》的報導，記者經過調查，列舉了一長串暴力拆遷導致的命案，但這些失職的官員，卻沒有一個受到“問責”。“江蘇東海、鹽城，北京海澱，山東膠州，福建泉州，黑龍江東寧先後發生拆遷戶自焚，湖北武漢拆遷戶被鏟土機活埋，當地官員無一人被問責；即使唐福珍事件中被停職的科級幹部日前亦官復原職。”
實際上，堅決執行拆遷命令的官員，不但不會受到“問責”，倒反被認為是“有魄力的幹部”，能夠步步高升；而拆遷不力的官員，因為沒有堅決完成拆遷任務，則要受到降級的處理。於是這些暴吏個個都變成絕滅天良的人，視人命如草芥。如暴力拆遷逼死唐福珍的成都市金牛區城管執法局局長鐘昌林，竟把唐福珍的自焚歸因於她的“法律意識淡薄”；在憤怒的網民要求他向死者謝罪時，他竟傲然聲稱要和他們打官司，而絲毫不感到對死者有任何歉意。
官員對人民的態度如此，簡直比強盜還殘暴了。一個由強盜來統治的國家，民無聊生之日，怎麼會有“和諧社會”？弱小者隻能以自焚了結悲慘的一生，強悍者則成為暴力抗法的楊佳，——“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
長此演變下去，個人的消極抗議和積極抗議，會導致群體性事件；分散的群體性事件，一呼百應，會形成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於是，“和諧”徹底崩潰，動亂步步升級，那時候就不知如何收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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