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蘭在窗口盛開著。父親生前最喜歡君子蘭，愛其花瓣綻放、姿色優美、挺拔向上。君子蘭花語寓意“君子”書理，據說此花能感知人的思想。大學畢業那年，領到了第一份46元工資，馬上花18元在北京西四一家花店選購了一盆君子蘭，送給了父親。從此一見君子蘭，就情不自禁地聯想起老爸。瞧，盛開的花朵昂視著天空，望著通向天堂的路：“爸爸，女兒想您了。”
在我童年的記憶裏，父親很帥，高高的個子，有些清瘦，帶著眼鏡，溫文儒雅。不過父親好像從來沒有抱過我，不能說他過分嚴肅，但總讓我敬畏三分。這大概是大多數中國父親的風格。自幼習慣缺少那些肌膚上的感應，我從不怪我的父親。
父親留在我腦海裏的印象，伴隨著中國曆史而變幻，一幕幕深深地刻在我的骨子裏。
1959年9月 ，中國石油界爆出一個驚人的喜訊：東北黑龍江鬆遼地區發現了一處豐盛的石油儲存基地！1960年初，全國37個石油部門的3萬大軍，湧進了那片沉默的黑土地。其中包括技術人員、采油、鑽井工人、轉業軍人、醫療衛生後勤人員......一個嶄新的名字，寫進了中國石油工業的曆史——“大慶”。在這千軍萬馬之中，有我的父親母親。
那時我五歲，朦朦朧朧的跟著父母來到大慶。眼前荒蕪的野草淹沒了我，北風像餓狼似的怒吼著，從耳邊呼嘯穿過。夾著冰雪刺骨地打在臉上。那是一個艱苦的年代，是一場沒有硝煙的硬戰，更是一個忘我的年代。”與天鬥，與地鬥，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那些激揚的口號，天天在耳邊回響。腦海裏展現的是鐵人王進喜跳進凝固的油漿，用身體攪拌凍結的油塊，保證石油暢順輸出。“學習鐵人王進喜，早日拿下大油田。”那股氣勢，鋪天蓋地、不可阻擋。
人們身穿統一發放的藍色棉襖，頭帶著有護耳的棉帽，腳上穿著黃色圓頭的大頭鞋，不要命的忙著。那個年代的精神，是一種拚著命的瘋狂。這輩子、下輩子都不會再有。這種經曆，在我們幼小的心靈裏，儲蓄起一生的幸運和不幸。這份命運和我們的成長聯係在一起。
饑餓比寒冷更讓人難受。食堂憑票發飯，常聽大人說“五兩保三餐。”一種黑色的麵粉，咀嚼起來如同咬橡膠一樣，難以吞咽。多少次，我咽到喉部就反射性的吐出來。粗糙的窩頭和鹹菜是飯桌上的常客。米飯、饅頭珍惜少見。記得住在我家隔壁的王醫生，喜歡將不滿半歲的小兒子舉過頭，一邊喝兒子流下的尿液，一邊說，“純童的尿液是無菌的，含豐富電解質。”我至今也不明白，王醫生是愛子無限呢，還是真的在用此方法補充電解質？
初到大慶，我們一家擠在臨時搭建的帳篷裏，沒有一件像樣的家俱。每天清晨天不亮，我們姐妹還在睡夢中，父母已經離開家了。父親當時擔任研究院生產線負責人，母親在財務科工作。倆人早起晚歸，很少顧及我們。母親從當地老鄉手裏買回一些雞蛋。清晨上班前，煮熟兩個雞蛋，悶在封好的煤爐子上。爐台不高，打開茶杯蓋，掏出暖暖的雞蛋，是一天中我和妹妹最幸福的時光。晚上常沒有電，焟燭在北風呼嘯中，閃著微弱的光。床是用硬木板拚成，睡上去又涼又硬。
臨時搭建的板房和帳篷有許多不安全因素，幾乎每天都會聽到消防車刺耳的鳴叫，劃破長空。一聽到這種響聲，我們就會從屋裏跑出來，望著濃煙滾滾的地方，恐懼籠罩在心頭。父母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不要玩火，注意安全！”
家裏有一台縫紉機，我和妹妹穿的衣服，都是母親親手做的。遇到機器卡線出了故障，母親總是喊父親幫忙。父親的手很巧，不僅會修縫紉機，而且還會打毛衣。我仍然記得父親織毛衣的樣子，兩隻手靈巧的交錯，織出不同的花色圖案。母親織毛衣時遇到了加減針的關鍵點，都是向父親請教。老爸接過她手裏長長的竹簽，一邊示範，一邊講解。“爸爸，您怎麽會織毛衣呢？‘’
‘’小時候跟你大姑學的。”老爸得意地說。
油田的發展飛快，半年後，我們從帳篷搬到了一種用泥土加茅草打成坯塊，再壘起房子的“幹打壘”。三年後，我們又住進了院裏分的新房。紅色的磚牆，高高的台階，明亮的窗戶，開始用天然氣取暖做飯。我和妹妹有了自己的臥室，寫字台、衣櫃，我們還收養了一隻小花貓。院裏辦起了自己的學校、商店，生活越來越好。
爸爸年輕的時候，是學校的文體骨幹。二胡和小提琴都拉得不錯。媽媽告訴我，父親上大學時，常常和朋友們在學校後麵的小樹林裏練琴。剛解放那年，一支專業文工團來學校演出《白毛女》。樂隊幾個演員染上了重感冒，高燒不退。就在即將決定取消演出時，學校推薦了父親這組人相助，經過僅僅一兩天的緊張排練，專業、業餘聯手，使演出圓滿成功。
在大慶的家裏，牆上掛著一把二胡。黑色的龍頭，白色的弓毛。母親還用黑白相間的格子布，做一個二胡套。床下是一把小提琴，盒子已經破舊，琴板上有一道裂紋，父親說，這把琴是解放前用30塊大洋買的，音色很好。
父親用這把琴教我學小提琴，大妹和鄰居鄭總工程師的女兒學二胡，小妹妹用彈撥琴打節奏。晚飯後，是我們家庭小樂隊活動的時間。我們的琴聲，吸引了附近很多孩子，他們扒在窗口好奇的看我們“表演“。
記得有一次班主任馬老師到我家家訪，看到我練琴。老師就在一次學校聯歡會上，讓我代表班級表演小提琴獨奏。當時我隻會拉一支曲子——《北風吹》。膽怯和恐懼讓我猶豫，在父親鼓勵下，我還是走上了舞台。那是人生中第一次在眾人麵前表演。雖然不成熟，必竟是第一次挑戰了自已。
到美國以後，思鄉和懷舊讓我重新拜師學琴。70%的動力，來自老爸當年用音樂帶給我們的快樂。我參加了朋友們組織的“喜洋洋”小樂隊，以琴交友，結識了許多有才華的朋友。小樂隊已有二十年曆史，定期排練，活躍在社區。不僅傳承了中國文化，而且和朋友們一起自娛自樂。在異國它鄉，減壓解憂。這一切，都感恩父親對我的培養。
我最喜歡的一首曲子，是從父親那裏聽到的《良宵》，曲子深沉優美，如高山流水，穿石裂雲，情感在曲中輕輕釋放。一年冬天大雪紛飛，家中一片寧靜。上班之前，習慣性的先拉拉琴，望著窗外飛舞的雪花，我想起了遠方的老爸，琴聲充滿了思念，眼裏滿盈著淚花。
暑假，我特地帶兒子背著二胡從美國回到北京。我想和父親合奏一曲。他久久不肯，大概是我的水平太低？第二年，我覺得自己進步了，又背著琴回到父親身邊。終於有一天，老爸在我的堅持下調好弦，試了試琴聲，輕輕地揉揉弦，自言自語地說：“老了，音都不準了”。眼神裏露出他慣常溫和的表情。一束夕陽穿過窗花落在老爸的指間，一曲《良宵》慢慢滑出。我等這一天許久許久，根本不是沉浸在琴聲裏，而是沉浸在夢幻中，一首《良宵》，把我和父親緊緊連在一起！
我不否認是為父親而學琴、練琴，為了讓老人家高興，讓他欣慰我可以延續他的興趣。父親去世後，我很少拉琴了。因為這世上沒有一個人，像父親那樣，不管我的水平多麽差，總是歡喜地靜靜地關注我，欣賞我。對我而言，一把二胡，一串歲月的音符，一份深藏的記憶。
父親不僅琴拉得好，還是一名體育健將，籃球尤其打得不錯，他握有國家籃球裁判員資格證書。院裏職工籃球賽，常常看到父親吹哨躍動的驕健身影。小時侯，家裏的牆上掛著一張父親的黑白照片。母親說，那是一張光榮照。58年父親被評為市工會積極分子，同時被推薦介紹入黨。我常想，父親是一個對政治不關心的人，做事低調，不善於和領導打交道，如果不是打球、拉琴也許永遠也入不了黨。離家不遠有一所小學校。放假的時候校園裏很安靜。父親便帶著我和妹妹到操場上打籃球。教我們三步上籃、遠近投籃。後來我和妹妹籃球打得都不錯，常常各自代表自己所在的球隊比賽，有時姐妹倆還場上相逢，互不相讓。引得場外觀眾中知情人格外叫好。我個子不很高，搶球不是我的特長，但投籃手感好，主攻右鋒。考進大學的時候，打完新生籃球比賽，就被體育老師選進了學校籃球隊。這個愛好絕對來自老爸。
有人曾形容東北的寒冷能把人的下巴凍掉。的確有可能，常常感到牙關節凍得生疼。水潑在地上，淡淡的一層氣霧騰升，立刻形成了冰。那可是個滑冰的天然學堂。除了民樂，籃球，滑冰也是向老爸學的。我十歲的生日禮物，從一個煮雞蛋，變成一副花樣冰刀。老爸在家門口平出一塊地，幫我潑上水，亮晶晶的表麵很快凍成了冰。雖然地方不大，卻可以繞著圈子練習，我穿好冰鞋，係緊鞋帶。扶著小板凳，一步一步從家裏走下台階，來到冰場。跌倒了無數次，爬起來無數次。老爸告訴我如何控製重心，掌握平衡，我漸漸可以自由了。在父親的指導下，膽子漸大，很快掌握了花樣刀的技巧，後來家裏的小冰場不能滿足我的需求了，我去學校的大冰場。背著雙手，半彎著腰，頭帶一頂紅色絨?，穿梭在飛流的人群中，好像燕子翱翔的感覺真好。父親多才多藝的生命，在潛移默化中鋪就了一條我的成長道路。
那是一個春暖花開的日孑，何何和我分享一部《東北民間故事選》。書中講到長白山腳下朝南有一處寶藏，敲三下山門，寶庫自動打開。天真的我們居然相信了，一天清晨，太陽剛剛升起，我倆懷著夢想，背著家人向長白山進軍。我們完全不知道長白山的具體方位，隻知道坐火車向北。從小鎮讓胡路到薩爾圖火車站要步行5個小時，到了車站又沒錢買車票，饑餓寒冷終於讓我們回到現實。在火車站附近一家又亂又髒的小餐館裏喝了一碗五分錢的雞蛋湯後，我們又步行回返。回家的路上雙腳打起了泡，氣溫越來越低。我們終於在傍晚走到院裏的大門口。一位阿姨看見了我們，大呼小叫顯得格外激動：
“你們倆上哪兒去啦，你們的父母都急死了！”
院裏的廣播正在播放尋人啟事，回到家自然免不了母親的挨一頓打，父親語重心長的對我所說“幸福不是寫在小說裏，是勞動換來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為我平靜快樂的少年時代畫上了一個句號。
一天，班上的同學竊竊私語，不時地將目光投向我。一位同學問我：路上看到了一幅標語，“打倒蔡興權，你爸爸叫蔡興權嗎？”。我的臉一下從紅到白，不知所措，恨不得找個地方躲起來。她說的那個人名正是我的父親。那節課，老師講的什麽，我一句也沒聽進去。好不容易熬到放學。我沿著那位同學回家的路走，想去看看真假。果然在院裏一座紅色的大樓窗框下，有一條黑白醒目的大型橫幅，打倒走資派的三個人名中最後一個是爸爸。名字上剗了一個紅色大叉。我的腦子裏空空的，心沉沉的，灰溜溜的回到了家。
“什麽是走資派？爸爸是走資派嗎？” 我問母親。母親反問：
“你看到了什麽？”
“我看到了院裏主樓下方的橫幅：打倒爸爸……”媽媽沒有解釋，看得出心事很重。
以前都是母親下班時，路過食堂把飯菜帶回來。從那以後。她很少去食堂買飯，買飯的任務自然而然落到了我的身上。
“食堂裏又有什麽新的大字報？”
母親問我。
“某某有作風問題，某某隻專不紅，某某曆史有問題，某某出身於地主，反動本性難改.....” 我努力記住大字報的內容，如實的告訴母親。自己好像在充當了密探的角色。有一次，大字報上寫著：蔡興權，你的骨子裏充滿了野心，你為什麽叫蔡興權？你興的是什麽權？你興的是資產階級的權....” 我說給爸爸聽時，爸爸苦笑著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晚飯時，院裏的廣播總會突然在播放一段毛主席語錄後，宣布一批名單，要求他們7:00前到院辦公室報到，參加晚上的批鬥會。爸爸打開房門，仔細聽有沒有念到自己的名字，聽到自己的名字被點，立刻放下手中的筷子，匆匆離去。
父親上下班時，身邊多了一個用紙糊的錐形帽子，約一尺半高，上麵寫著“打倒眼鏡蛇蔡興權” 。有時侯，我會悄悄地混進批鬥會場，遠遠望著台上，一排穿著黑棉衣彎著腰的人群中，那頂帽子，是我可以認出爸爸的唯一標誌。這個世界上，總是有許多好心人。一天晚上，父親從批鬥會回來，憔悴的臉上塗滿了各色染料。普通肥皂又很難洗掉。有人敲門，這麽晚誰來了？母親神情緊張的打開房門，我和妹妹大眼瞪小眼的麵麵相視。一位阿姨把一瓶專門洗油漆的試劑遞給了母親，“這是洗橡膠的試劑，讓老蔡用這個擦掉臉上的油漆。”話音很低，說完就匆匆轉身消失在夜幕中。
一次批鬥會上，紅衛兵把父親的頭發從前到後底推出一條黑白相間的小路。平素文雅的老爸變成了小醜。他決定：“ 幹脆全剃光算了。” 第二天，一位叔叔主動帶著剃頭工具上門，把我爸變成了個光頭。從那以後，無論是在室內還是室外，父親總是帶著一頂黑色的平頂帽。院裏成立了打狗隊，一群紅衛兵挨家挨戶地開始尋狗。那些可憐的狗在悲哀的嚎叫中被活活打死。離我家不遠的孫叔叔家養了一條黑狗，那時候我沒有養過狗，對狗都有幾分懼怕。孫叔叔的那隻狗被吊在樹上活活打死，一聲聲的嚎叫，驚動了四方。孫叔叔屬於工人階層，天不怕，地不怕，隻要他在場，總是一片朗朗笑聲。他端著一碗紅燒狗肉來我家：老蔡，這狗肉是大補。吃了批鬥會你就能頂住了。父親接過狗肉，十分感動。一碗狗肉放在了當天的餐桌上，那是我第一次見到狗肉，想起白天狗的慘叫，我不敢吃。以後每當說起狗肉，父親總會想到孫叔叔在那個特定的時期，送來的特別的溫暖。一位阿姨幫爸爸做了一件加厚的棉背心。“讓老蔡批鬥會時穿上它，挨打的時候可以保護胸部”。母親接過了棉背心，激動得不知說什麽好。
我一直對那頂白色的錐形高帽充滿了好奇。一天，父母不在家，我從床下把帽子取了出來，這是一頂用鐵絲和紙糊成的高帽。我把帽子戴在頭上，鐵絲紮在頭皮上生痛，帽子很重很大，戴在我的頭上遮住了雙眼。眼前一片黑暗，我摸著黑走了幾步。想象著老爸在黑暗中任憑那些紅衛兵小將的推來推去的感覺，心中掠過一陣悲傷。小妹出於好奇，也想試一試。正在這時房門突然開了，母親走進來看到這一幕，她沉下了臉：“誰讓你們拿出來的？你們太不懂事了” 。母親伸手想打我，但似乎打我的力氣都沒有了。我的眼淚伴著她舉起又落下的手，流了出來。
為了防備紅衛兵隨時抄家，一個傍晚，父親在門外的一條小溝內燒了點兒火，清理了家裏的書籍，凡是視為毒草的小說和外文資料統統化為灰燼。燒到最後，他手裏拿著兩本厚厚的俄語、英語字典翻了又翻，猶猶豫豫半天，最後還是狠心扔進了即將熄滅的火堆裏。不過，書架上仍然留下了一些小說，比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戰爭與和平》《茶館》《紅岩》……在那個外麵世界紅旗飄飄喧喧鬧鬧，而內心孤獨的日子裏，一本本長篇小說讓我陶醉。更讓我忘記了外麵的世界，把我帶到了世外桃源。以至日後我對語文課產生了興趣。都與那段閱讀有關。又要謝謝老爸了。
局勢變得越來越壞。父親被送到農場去勞動。院裏的許多老幹部一批一批地受到了衝擊。我有個閨密叫何何，父親是研究院副院長，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學者。因為不堪忍受屈辱，選擇了不歸之路。聽大人議論他走的方式有些特殊，平靜地躺在床上，一根繩子繞住脖子，繩子的一端係在床頭，另一端拴捆住一塊石頭，將石頭推下床。石頭懸在半空中，他最後窒息而逝。那天聽到這個噩耗，我到處找何何，最後在我家門前的玉米地裏見到她，眼睛哭得紅紅的，呆呆地發傻。我們一句話也不會說，那份童心，一點點消蝕殆盡，從此沒有了笑聲。高叔叔是院裏的總工程師。年輕有為，才華橫溢。和爸爸在一個農場勞動。一天高叔叔借酒澆愁，最後走到荒涼的草原上。將酒潑在自己身上，焚燒自盡。
我無意中看到抽屜裏有一封姑姑發來的電報，電文說爺爺因腦溢血中風，突然去世。母親沒有把這件事告訴父親。這消息對父親隻能是雪上加霜。畢業於燕京大學法律係的爺爺，風度翩翩，有著仙風古道的模樣，紳士雅儒的性格。在當地從事律師工作，小有名氣，還被選為政協民主黨代表。爺爺一直和姑姑住在一起，姑姑年輕時，是一位學霸，後來保送到日本學醫，文化大革命中被戴上了日本特務罪名，受到審查，下放到河北某鄉村。麵對自己兒子和女兒遭受的不幸，爺爺終於沒有挺過去，走的那年73歲。爺爺曾經到大慶來看過我們，老人家有一個習慣，每天起的很早，吃幾塊點心，喝一杯茶，便開始清清嗓子吟詩，聲調高低起伏，十分陶醉，可惜我一句也聽不懂。爺爺走了，我讀著電報落下了傷心的眼淚。
一天母親拿出一條煙和五元錢，把我和小妹叫到身邊：“你們倆去看看爸爸，我實在不放心他。” 媽媽說。通常媽媽總是勸爸爸不要抽煙，這一次卻讓我們給爸爸送煙去。農場距離院裏的住宅很遠，途經一片空曠的草原，沒有交通工具，幹部們去勞動都是院裏的大篷車接送，我和妹妹隻能徒步。北風呼嘯，吹得人睜不開眼睛。路上沒有行人，隻聽到我們自己的腳步聲。我左手拉著妹妹，右手拿著一根木棍，防止野狼襲擊，一秒都不敢停留。不知道走了多久，終於看到了遠處有幾棟草房，又矮又破，孤零零的散落在草原上。
“請問，蔡興權住哪裏？”
“最頂頭那間” 。
推開房門，我們見到了爸爸，多日不見，他一下子蒼老了，身上穿著一件破舊的工作棉衣，衣服又肥又大，用一根草繩係在腰間。爸爸瘦多了，那裝束既不像農民又不像知識分子。
“爸爸，媽媽讓我們來看您 “。
“這麽遠的路，你們怎麽來的？”
爸見到我們異常驚喜。但這驚喜隨著一個陌生人的吼叫“蔡興權，該你放馬去了！”又瞬間消失在老爸的眉宇中。我把那條煙和5 元錢遞上。那時爸爸的工資已經停發，每月隻發15塊錢，這5元是很珍貴的。
我環視四周。房間很小，很暗，很潮濕。一個煤炭爐，一張上下鋪幾乎占居了整個空間，床上鋪墊很薄，四邊露著硬木板，爸爸說，他睡上麵，下麵是看管他的一位紅衛兵小將。光禿禿的桌麵上有一碗辣椒格外顯眼。我知道爸不吃辣，於是問，為什麽桌上有一碗辣椒？他沒有回答我。後來我才知道，父親因為風寒感冒體力透支，晚上睡覺常常咳嗽，那位紅衛兵小將從食堂搞來一碗辣椒，如果老爸晚上咳嗽，影響他的睡覺，他就威脅給老爸灌辣椒。因為有人在一旁監視，也不知該說什麽。在門口站了一會，我小聲說“爸爸，……那我們走了……”“哎，趁天還沒有黑，早點回去。”父親的眼神裏，想說些什麽，卻又沒有說出來。最後他補了一句：“回去告訴媽媽我挺好”。 我低下頭，避升父親慈愛的目光，退到門外。父親把我們送到農場大門口。
走了很遠，馬棚裏傳出一聲馬的嘶叫，劃破草原的上空。我回頭望去，父親仍遠遠地站在那裏，瘦弱的身體似乎不大的風就能把他吹倒。我強忍淚水，渾身越發寒冷而戰栗。像跌入了冰窖一般四肢僵硬，涼透了心，我拉著妹妹在草原深處蹣跚前行。風夾著雪花滿天飛舞，草原上留下兩行清晰的小腳印。路彷佛越走越長。
幾個月後，我正在上課，老師讓我到校長辦公室去。辦公室有兩個陌生人等著我，他們自我介紹說是院辦工作組派來的。
“你父親目前是我們看管的對象，你是否了解你父親的反革命行為？”
其中一位問我，我茫然地搖搖頭。另一位胖子接著說：
“組織上決定讓你父親回家去住，希望你幫著組織繼續監督他的反革命言行，如果有情況及時向組織匯報。你辦一個家庭學習班，幫助他改造思想。”
我又茫然地點點頭。一種被信任的感覺油然而生，似乎接受了黨組織交給我的重大的任務。那些日子，因為父親的問題，有誰能看得起我呢？每天上學提心吊膽，常常受到班上同學的歧視。原來我一直是班幹部、三好生，可後來，重要會議我都被趕回家。被出身好的同學訓斥是常有的事。我甚至開始恨這個家，帶給我諸多的不幸。家裏常常斷了煤氣，老媽幹脆帶著妹妹卷起被子去辦公室睡床椅。我招呼倆個黑五類子女來作伴，白天去食堂打卡買個饅頭，晚上早早關燈上床，躲在黑暗、冰冷的被窩裏不敢出聲。一有風吹掃動，屏住呼吸，恐怕紅衛兵來抄家，恐懼籠罩著本應歡樂的少年時代。
父親回到了家裏，話還是不多。而我卻顯得異常活躍，按照黨的指示辦起了家庭學習班。每天吃飯的時候帶著全家人向毛主席像敬禮，祝他老人家萬壽無疆！晚飯後開始學習毛主席語錄，一本正經地讓老爸鬥私批修。倆個妹妹不懂事，聽憑我折騰。終於有一天媽媽不耐煩了，對我說：
“你沒大沒小，沒事兒找事兒呢，你懂什麽？”
父親勸了勸生氣的母親，轉過身來對我誠懇地說：
“你辦學習班沒有什麽不好，但是你要相信爸爸，因為他還是一個共產黨員。”
說這話時，他的語氣那樣堅定，每一個字都像一把錘子錘出來。我站在門口，十分尷尬。從那以後，我老實了許多。那個年代，讓我唯一的欣慰的是，爸爸始終沒有被開除黨籍。
好景不常，老爸第二次隔離審查。這次的理由是曆史問題，組織上懷疑父親解放前參加過國民黨。其原因是因為抗日爆發時，正在北平讀大學的父親聽到山海關被日本軍佔領，連夜與倆個同學爬上了向西的一輛貨車，流亡落腳到西安。 西安正處於兵荒馬亂國共兩黨的統戰區。為了生存，他們進了國民黨臨時收容所。在以後的三個月裏，三個人走了三條路：一人留下參加了國民黨；一人延安投奔了共產黨；而老爸一心求學，離開收容所，繼續西行。文革期間，人性扭曲，黑白顛倒。迫於威逼，那位參加國民黨的同學，在交待材料中將父親列入了囯民黨的名單裏。談到這段曆史父親總是感慨地說，人生的每一步都決定了未來的命運，一念之差可以毀掉人的一生，也可以成就人的一生。
文革終於結束了。七十年代初， 全家從大慶調到了江漢平原。父親從幹校回來，被分配到研究院小學當校長。學校正在初建，條件十分簡陋。湖北的夏日酷熱，那時候還沒有空調。常常看到父親一個人關在辦公室大汗淋漓的編寫教材，有時候把我叫去刻鋼板，我的仿宋體字寫得還可以，常常受到老爸的讚美。
一次暑假，老爸帶我去武漢，鄉下人進城，滿心歡喜。從潛江到漢口正在修路，顛簸了3個小時。繁華的城市裏，父親最喜歡坐在長江邊望著長江滾滾的浪濤沉思。這時我就沿著江邊戲玩，我看長江，半小時就就夠了，而老爸居然在江邊一坐2小時不動。
老爸去武漢是利用假期幫學校采購教學用品。為了幫助學校省錢，從武昌到漢口走街串巷尋找最便宜的貨源。最後從漢口選中了一塊18元，豎起來一人多高的黑板。可是從漢口拖到武昌石油招待所。運費要花5 元。為了節省這5元錢，我成了搬運工。天氣悶熱，高溫40度。父親抬著黑板這頭，我抬那頭，雙手卡在黑板邊上，生疼。走幾步，停一步。望著前麵的長江大橋，心中充滿了疑惑，這要抬到什麽時候啊？這哪是帶我逛武漢啊？早知如此，我才不會來呢。”一位大媽艱難的蹬著三輪車慢慢騎上引橋，車上堆滿了煤炭。老爸走過去和大媽商量，黑板放到了煤炭上，老爸成了蹬三輪車的人。上坡時我和大媽在後麵幫忙推車，下坡時，我們跟在車後小跑。老爸大汗淋漓，氣喘籲籲，太陽落山時，我們終於回到了油田招待所。回到家我對母親講了這件事，媽媽說爸爸：死心眼！爸爸卻說：“寧可天下人負我，我不負天下人。”湖北雨水很多。
油田初建時路況不好，路麵積水。常常看到老爸在雨中，把1，2 年級的小朋友背過積水成河的地方，也常常聽到老師和家長對父親的讚譽。
1977年恢複了高考。我順利地考進了同濟醫科大學。想起初中畢業後，我們被送到農場勞動。得悉油田要開辦第一個高中班，父親帶著小妹專程到農場找到我，站在一片白楊樹下，父親勸我報名入學。那時候我滿腦子讀書無用。
“知識總是有用的，這麽年輕怎麽能不學習呢？” 老爸說。
那天，望著父親遠去的身影，我想起文革中，我領著妹妹去農場看老爸，而今天是老爸帶著小妹來農場看我，時代變遷如此之快，趁芳華之齡多學些知識。我不再猶豫，報名參加了高中班。高中彌補了我貧乏的知識，也為高考備下糧草。而高考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正如當年父親所說：
“人生的路，每一步都決定了未來的命運。”
後來父母因工作需要調進北京石油勘探規劃研究院。妹妹們相續去外地讀書，家裏清靜了。本以為該是老爸老媽享受的時候了，沒有想到在我大學三年級時，母親出現了病況。那年放暑假，走出北京火車站，沒有見到母親來接我，隻有父親一人姍姍來遲。回家的路上，父親告訴我，母親最近精神狀況很差，經診斷患有“精神憂鬱型強迫症”。
母親生在優越富有的環境中，是姥姥姥爺唯一的掌上明珠，過慣了大小姐的生活。文革幾年中，因出身不好和父親受審承受著巨大的內心壓力。她擔驚受怕，為家人操碎了心，久疾成病。文革結束後，隨著院裏平反大會頻頻召開，情感再次受到刺激，彷佛又回到文革恐懼的日子，外表上看似平靜，卻總是覺得身邊有人在監聽監視自己，常懷疑並揭發老爸對毛主席不忠。嚴重時還獨自去中南海上訪。
精神分裂的病人是拒絕進醫院見醫生的。父親想盡辦法帶母親定期去醫院就診，為母親求醫買藥。白天上班，晚上抱著我的大學課本，自學鑽研。除了照顧母親服藥，還學會了針灸。每天根據母親睡覺的狀況和呼吸頻率，精心加減藥量。日久天長，幾乎成了媽媽的半個醫生。三年過去了，在父親的照料下，母親的病情幾見好轉。在這期間父親沒有向組織提出任何要求，也沒有人知道母親的病況。有一次我去父親辦公室，書櫃裏除了地質專業書籍，最下層卷放著一床棉被。原來母親有時拒絕父親回家，父親安排好母親以後，夜裏就睡在辦公室的桌子上。當時父親在院裏試驗中心擔任要職，工作很忙，但他謝絕了醫生送母親住進精神病科的建議，堅持自己照料母親。他說精神病患者，需要得到親人更多的關愛。
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北京中國科學院病毒所工作。第一次領到工資，騎車路過北京西四的一家花店，選了一盆君子蘭，特地送給父親，感謝他這幾年照顧媽媽的辛苦。父親自然十分高興，精心培育。每當君子蘭開花的時候，總是拍出照片送給我。那花金黃燦爛，朵朵爭豔。我仿佛看到了老人家開心的時刻。
通常我住在所裏的宿舍，離家一個半小時車程，隻有周末回家。那一天真巧，因為回家取東西，破例周二下班回家。計劃吃了晚飯回所，因事耽誤決定改到第二天清晨走。深夜突然聽到父親痛苦的呻吟，我走去一看大吃一驚，父親雙手按住胃部，縮成一團，汗珠掛滿額頭，麵色蒼白。這是典型的“臨床急腹症。”母親因為正在精神治療恢複中，服用了藥物，神情反應麻木，不知情況的危險性。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到院裏車隊值班室，叫車送老爸進了北醫三院急診室。並果斷地在手術單上簽了字，父親當時已是休克狀態，值班醫生診斷是“急性胃穿孔”，再晚幾分鍾老爸就沒命了。我在幫老爸換手術衣服時，翻出一張當天記事日程，除了相關業務外，還有所裏大大小小的鎖事。“某某分房問題，某某家生病……”數了數共12項。黨政不分，老爸一身多職，地質所所長、實險中心主任、黨支部書記，都是他。官不大，事不少，加上照顧患病的母親，終於累倒了。手術很成功，不久父親出院了。每每提到這件事，他總是笑著說我救了他一條命。自然讓我得意幾分。
1989年母親癌病彌留之際對我和妹妹說:
“我走了，最放心不下是你們的老爸，他一輩子老老實實，你們一定要好好照顧他，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
回想父母這輩子，風風雨雨經曆了這麽多的磨難，但始終不離不棄，相互鼓勵，相敬相愛，深深感動著我：
“媽媽，您放心，我們會的”
處理了母親的後事，擦幹眼淚，我就登上了赴美留學深造的飛機。初到美國，獨自遠行、孤獨與語言障礙困惑著我。我曾懷疑自己的選擇。老爸不斷書信鼓勵，是來自後方親人的關愛讓我堅持。半年後老公赴美讀書，兒子來到身邊。老爸在我和先生最艱苦的早期兩次來美國，默默無聞的幫助我們照顧兒子，分擔壓力。有空還義務教幾位美國朋友學中文。
2008年早春，突然收到妹妹的信息，老爸因肺部感染入院，並告病危。我急急忙忙踏上了回家的路。一路上悄悄地流淚，心裏默念著，人總是要走的，老爸求求您，不要走的這麽急。下了飛機直奔醫院，老爸見到我清醒了許多，人也精神了。幾天內病情趨向穩定。兩周後，我的假期到了，隻好依依不舍地對父親說：您一定要頂住，等我休假回來，帶您走遍大江南北。父親笑著說：“好”，一言為定，我等你！”
晚年的老爸，更像一位朋友，我們彼此交流，分享感受，無話不說。他身上有著老一代人誠實善良的品質。家裏的電表壞了，幾個月不走字，沒有帳單，老爸硬是催著妹妹去院裏請來電工，修好電表，還主動補齊半年的電費，電工師傅說：“這年頭，像你爸這樣誠實的人太少了。”父親單位蓋了許多新房，按照級別與工齡，老爸分到三室一廳，“我們現在住的不差，不需要那麽大的房子。”他把新房讓給了需要的人。白叔叔是爸爸的好朋友。改革開放初期，白叔叔辭去工作，自己創業。那時父親剛剛離休，清閑的日子還沒開始，白叔叔就拉著爸爸去幫忙。並許願業務漸好後，會發工資。三年過去了，爸爸從來沒開口提工資一事。
“老爸，您不能老這樣為白叔叔義務服務”。我和妹妹打抱不平的勸老爸。
“算了，你白叔叔也不容易，能幫多少是多少。” 老爸說。
媬姆小紅因老家有事，急需要錢，老爸立刻拿出6000人民幣，催她上路探親。後來小紅途中因心髒病突發，走在了老爸之前。因為老爸太善良，怕他老人家傷心。我們一直沒有告訴他這個不幸。
探老爸回到波士頓不久，接到妹妹的電話，老爸還是走了。終年84歲。時間4月11日清晨。妹妹說老爸走得那天很平靜，隻是眼角邊落下兩滴淚，緩緩閉上了眼睛。我想這兩滴淚裏凝聚了多少的遺憾、不舍、思念……他酷愛體育新聞，昐著奧運會在中國第一次舉行，卻沒有等到；他等著我和他周遊祖國大江南北，沒有等到。當他等我時，我在為自家的生存忙碌，當我有時間了，已沒有他同行。父親健在時，我遠遊，我回來，父親卻遠走了。這就是人生的殘酷。
再一次回到北京，正值奧運會開幕。我在父親生病前早早從網上訂好了票，如今卻成了一場空夢。走進老爸的臥室，觸景生情：書架上仍然擺著父親慈祥的照片，夾著老爸“高級工程師”、石油部頒發的“優秀共產黨員”等證書。一切如故，隻是沒有了我的父親。跪在父親生前睡過的床邊，淚如雨下…… 我將父親的照片放到衣袋裏，帶到了奧運現場:
“爸爸我帶您來看奧運會了，您可以為中國隊加油”。
父親一生平平淡淡，卻踏踏實實，勤勤懇懇。他坦率真誠、淡化功利、不卑不亢、不吹不拍、不滑不奸！蒼天賜給我們一位好父親，豐富了我實實在在的人生。教我做一個正直的人。老爸熱愛祖國，熱愛生活，也影響著我們的人生。忘不了他教我學會第一支小提琴曲《北風吹》〉；扶著我們去滑冰；帶著我們在藍球場上奔跑；集郵、讀書、爬山…… 爸爸，你在我的心中是一枝迎春梅，鐵骨冰心、淩寒吐豔、內蘊幽香，一個真正有骨氣的中國人。
人總是要走的。 老爸，走吧，去找老媽。在我去找您之前，珍惜當下，留下美好，做一個您所期待的女兒。
“爸爸，媽媽讓我們來看您 “。
“這麽遠的路，你們怎麽來的？”
-------看到這裏我流淚了，腦袋裏設想兩個可憐的小女孩艱難跋涉見到飽受委屈慘兮兮樣子爸爸的畫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