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蘭在窗口盛開著。父親生前最喜歡君子蘭，愛其花瓣綻放、姿色優美、挺拔向上。君子蘭花語寓意“君子”書理，據說此花能感知人的思想。大學畢業那年，領到了第一份46元工資，馬上花18元在北京西四一家花店選購了一盆君子蘭，送給了父親。從此一見君子蘭，就情不自禁地聯想起老爸。瞧，盛開的花朵昂視著天空，望著通向天堂的路：“爸爸，女兒想您了。”

         在我童年的記憶裏，父親很帥，高高的個子，有些清瘦，帶著眼鏡，溫文儒雅。不過父親好像從來沒有抱過我，不能說他過分嚴肅，但總讓我敬畏三分。這大概是大多數中國父親的風格。自幼習慣缺少那些肌膚上的感應，我從不怪我的父親。

         父親留在我腦海裏的印象，伴隨著中國曆史而變幻，一幕幕深深地刻在我的骨子裏。

          1959年9月 ，中國石油界爆出一個驚人的喜訊：東北黑龍江鬆遼地區發現了一處豐盛的石油儲存基地！1960年初，全國37個石油部門的3萬大軍，湧進了那片沉默的黑土地。其中包括技術人員、采油、鑽井工人、轉業軍人、醫療衛生後勤人員......一個嶄新的名字，寫進了中國石油工業的曆史——“大慶”。在這千軍萬馬之中，有我的父親母親。

         那時我五歲，朦朦朧朧的跟著父母來到大慶。眼前荒蕪的野草淹沒了我，北風像餓狼似的怒吼著，從耳邊呼嘯穿過。夾著冰雪刺骨地打在臉上。那是一個艱苦的年代，是一場沒有硝煙的硬戰，更是一個忘我的年代。”與天鬥，與地鬥，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那些激揚的口號，天天在耳邊回響。腦海裏展現的是鐵人王進喜跳進凝固的油漿，用身體攪拌凍結的油塊，保證石油暢順輸出。“學習鐵人王進喜，早日拿下大油田。”那股氣勢，鋪天蓋地、不可阻擋。

         人們身穿統一發放的藍色棉襖，頭帶著有護耳的棉帽，腳上穿著黃色圓頭的大頭鞋，不要命的忙著。那個年代的精神，是一種拚著命的瘋狂。這輩子、下輩子都不會再有。這種經曆，在我們幼小的心靈裏，儲蓄起一生的幸運和不幸。這份命運和我們的成長聯係在一起。

         饑餓比寒冷更讓人難受。食堂憑票發飯，常聽大人說“五兩保三餐。”一種黑色的麵粉，咀嚼起來如同咬橡膠一樣，難以吞咽。多少次，我咽到喉部就反射性的吐出來。粗糙的窩頭和鹹菜是飯桌上的常客。米飯、饅頭珍惜少見。記得住在我家隔壁的王醫生，喜歡將不滿半歲的小兒子舉過頭，一邊喝兒子流下的尿液，一邊說，“純童的尿液是無菌的，含豐富電解質。”我至今也不明白，王醫生是愛子無限呢，還是真的在用此方法補充電解質？

         初到大慶，我們一家擠在臨時搭建的帳篷裏，沒有一件像樣的家俱。每天清晨天不亮，我們姐妹還在睡夢中，父母已經離開家了。父親當時擔任研究院生產線負責人，母親在財務科工作。倆人早起晚歸，很少顧及我們。母親從當地老鄉手裏買回一些雞蛋。清晨上班前，煮熟兩個雞蛋，悶在封好的煤爐子上。爐台不高，打開茶杯蓋，掏出暖暖的雞蛋，是一天中我和妹妹最幸福的時光。晚上常沒有電，焟燭在北風呼嘯中，閃著微弱的光。床是用硬木板拚成，睡上去又涼又硬。

          臨時搭建的板房和帳篷有許多不安全因素，幾乎每天都會聽到消防車刺耳的鳴叫，劃破長空。一聽到這種響聲，我們就會從屋裏跑出來，望著濃煙滾滾的地方，恐懼籠罩在心頭。父母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不要玩火，注意安全！”

         家裏有一台縫紉機，我和妹妹穿的衣服，都是母親親手做的。遇到機器卡線出了故障，母親總是喊父親幫忙。父親的手很巧，不僅會修縫紉機，而且還會打毛衣。我仍然記得父親織毛衣的樣子，兩隻手靈巧的交錯，織出不同的花色圖案。母親織毛衣時遇到了加減針的關鍵點，都是向父親請教。老爸接過她手裏長長的竹簽，一邊示範，一邊講解。“爸爸，您怎麽會織毛衣呢？‘’

‘’小時候跟你大姑學的。”老爸得意地說。

         油田的發展飛快，半年後，我們從帳篷搬到了一種用泥土加茅草打成坯塊，再壘起房子的“幹打壘”。三年後，我們又住進了院裏分的新房。紅色的磚牆，高高的台階，明亮的窗戶，開始用天然氣取暖做飯。我和妹妹有了自己的臥室，寫字台、衣櫃，我們還收養了一隻小花貓。院裏辦起了自己的學校、商店，生活越來越好。

         爸爸年輕的時候，是學校的文體骨幹。二胡和小提琴都拉得不錯。媽媽告訴我，父親上大學時，常常和朋友們在學校後麵的小樹林裏練琴。剛解放那年，一支專業文工團來學校演出《白毛女》。樂隊幾個演員染上了重感冒，高燒不退。就在即將決定取消演出時，學校推薦了父親這組人相助，經過僅僅一兩天的緊張排練，專業、業餘聯手，使演出圓滿成功。

        在大慶的家裏，牆上掛著一把二胡。黑色的龍頭，白色的弓毛。母親還用黑白相間的格子布，做一個二胡套。床下是一把小提琴，盒子已經破舊，琴板上有一道裂紋，父親說，這把琴是解放前用30塊大洋買的，音色很好。

         父親用這把琴教我學小提琴，大妹和鄰居鄭總工程師的女兒學二胡，小妹妹用彈撥琴打節奏。晚飯後，是我們家庭小樂隊活動的時間。我們的琴聲，吸引了附近很多孩子，他們扒在窗口好奇的看我們“表演“。

         記得有一次班主任馬老師到我家家訪，看到我練琴。老師就在一次學校聯歡會上，讓我代表班級表演小提琴獨奏。當時我隻會拉一支曲子——《北風吹》。膽怯和恐懼讓我猶豫，在父親鼓勵下，我還是走上了舞台。那是人生中第一次在眾人麵前表演。雖然不成熟，必竟是第一次挑戰了自已。

        到美國以後，思鄉和懷舊讓我重新拜師學琴。70%的動力，來自老爸當年用音樂帶給我們的快樂。我參加了朋友們組織的“喜洋洋”小樂隊，以琴交友，結識了許多有才華的朋友。小樂隊已有二十年曆史，定期排練，活躍在社區。不僅傳承了中國文化，而且和朋友們一起自娛自樂。在異國它鄉，減壓解憂。這一切，都感恩父親對我的培養。

        我最喜歡的一首曲子，是從父親那裏聽到的《良宵》，曲子深沉優美，如高山流水，穿石裂雲，情感在曲中輕輕釋放。一年冬天大雪紛飛，家中一片寧靜。上班之前，習慣性的先拉拉琴，望著窗外飛舞的雪花，我想起了遠方的老爸，琴聲充滿了思念，眼裏滿盈著淚花。

         暑假，我特地帶兒子背著二胡從美國回到北京。我想和父親合奏一曲。他久久不肯，大概是我的水平太低？第二年，我覺得自己進步了，又背著琴回到父親身邊。終於有一天，老爸在我的堅持下調好弦，試了試琴聲，輕輕地揉揉弦，自言自語地說：“老了，音都不準了”。眼神裏露出他慣常溫和的表情。一束夕陽穿過窗花落在老爸的指間，一曲《良宵》慢慢滑出。我等這一天許久許久，根本不是沉浸在琴聲裏，而是沉浸在夢幻中，一首《良宵》，把我和父親緊緊連在一起！

 

          我不否認是為父親而學琴、練琴，為了讓老人家高興，讓他欣慰我可以延續他的興趣。父親去世後，我很少拉琴了。因為這世上沒有一個人，像父親那樣，不管我的水平多麽差，總是歡喜地靜靜地關注我，欣賞我。對我而言，一把二胡，一串歲月的音符，一份深藏的記憶。

         父親不僅琴拉得好，還是一名體育健將，籃球尤其打得不錯，他握有國家籃球裁判員資格證書。院裏職工籃球賽，常常看到父親吹哨躍動的驕健身影。小時侯，家裏的牆上掛著一張父親的黑白照片。母親說，那是一張光榮照。58年父親被評為市工會積極分子，同時被推薦介紹入黨。我常想，父親是一個對政治不關心的人，做事低調，不善於和領導打交道，如果不是打球、拉琴也許永遠也入不了黨。離家不遠有一所小學校。放假的時候校園裏很安靜。父親便帶著我和妹妹到操場上打籃球。教我們三步上籃、遠近投籃。後來我和妹妹籃球打得都不錯，常常各自代表自己所在的球隊比賽，有時姐妹倆還場上相逢，互不相讓。引得場外觀眾中知情人格外叫好。我個子不很高，搶球不是我的特長，但投籃手感好，主攻右鋒。考進大學的時候，打完新生籃球比賽，就被體育老師選進了學校籃球隊。這個愛好絕對來自老爸。

         有人曾形容東北的寒冷能把人的下巴凍掉。的確有可能，常常感到牙關節凍得生疼。水潑在地上，淡淡的一層氣霧騰升，立刻形成了冰。那可是個滑冰的天然學堂。除了民樂，籃球，滑冰也是向老爸學的。我十歲的生日禮物，從一個煮雞蛋，變成一副花樣冰刀。老爸在家門口平出一塊地，幫我潑上水，亮晶晶的表麵很快凍成了冰。雖然地方不大，卻可以繞著圈子練習，我穿好冰鞋，係緊鞋帶。扶著小板凳，一步一步從家裏走下台階，來到冰場。跌倒了無數次，爬起來無數次。老爸告訴我如何控製重心，掌握平衡，我漸漸可以自由了。在父親的指導下，膽子漸大，很快掌握了花樣刀的技巧，後來家裏的小冰場不能滿足我的需求了，我去學校的大冰場。背著雙手，半彎著腰，頭帶一頂紅色絨?，穿梭在飛流的人群中，好像燕子翱翔的感覺真好。父親多才多藝的生命，在潛移默化中鋪就了一條我的成長道路。

那是一個春暖花開的日孑，何何和我分享一部《東北民間故事選》。書中講到長白山腳下朝南有一處寶藏，敲三下山門，寶庫自動打開。天真的我們居然相信了，一天清晨，太陽剛剛升起，我倆懷著夢想，背著家人向長白山進軍。我們完全不知道長白山的具體方位，隻知道坐火車向北。從小鎮讓胡路到薩爾圖火車站要步行5個小時，到了車站又沒錢買車票，饑餓寒冷終於讓我們回到現實。在火車站附近一家又亂又髒的小餐館裏喝了一碗五分錢的雞蛋湯後，我們又步行回返。回家的路上雙腳打起了泡，氣溫越來越低。我們終於在傍晚走到院裏的大門口。一位阿姨看見了我們，大呼小叫顯得格外激動：

        “你們倆上哪兒去啦，你們的父母都急死了！”

        院裏的廣播正在播放尋人啟事，回到家自然免不了母親的挨一頓打，父親語重心長的對我所說“幸福不是寫在小說裏，是勞動換來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為我平靜快樂的少年時代畫上了一個句號。

         一天，班上的同學竊竊私語，不時地將目光投向我。一位同學問我：路上看到了一幅標語，“打倒蔡興權，你爸爸叫蔡興權嗎？”。我的臉一下從紅到白，不知所措，恨不得找個地方躲起來。她說的那個人名正是我的父親。那節課，老師講的什麽，我一句也沒聽進去。好不容易熬到放學。我沿著那位同學回家的路走，想去看看真假。果然在院裏一座紅色的大樓窗框下，有一條黑白醒目的大型橫幅，打倒走資派的三個人名中最後一個是爸爸。名字上剗了一個紅色大叉。我的腦子裏空空的，心沉沉的，灰溜溜的回到了家。

        “什麽是走資派？爸爸是走資派嗎？” 我問母親。母親反問：

        “你看到了什麽？”

        “我看到了院裏主樓下方的橫幅：打倒爸爸……”媽媽沒有解釋，看得出心事很重。

         以前都是母親下班時，路過食堂把飯菜帶回來。從那以後。她很少去食堂買飯，買飯的任務自然而然落到了我的身上。

        “食堂裏又有什麽新的大字報？”

         母親問我。

        “某某有作風問題，某某隻專不紅，某某曆史有問題，某某出身於地主，反動本性難改.....” 我努力記住大字報的內容，如實的告訴母親。自己好像在充當了密探的角色。有一次，大字報上寫著：蔡興權，你的骨子裏充滿了野心，你為什麽叫蔡興權？你興的是什麽權？你興的是資產階級的權....”  我說給爸爸聽時，爸爸苦笑著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晚飯時，院裏的廣播總會突然在播放一段毛主席語錄後，宣布一批名單，要求他們7:00前到院辦公室報到，參加晚上的批鬥會。爸爸打開房門，仔細聽有沒有念到自己的名字，聽到自己的名字被點，立刻放下手中的筷子，匆匆離去。

          父親上下班時，身邊多了一個用紙糊的錐形帽子，約一尺半高，上麵寫著“打倒眼鏡蛇蔡興權” 。有時侯，我會悄悄地混進批鬥會場，遠遠望著台上，一排穿著黑棉衣彎著腰的人群中，那頂帽子，是我可以認出爸爸的唯一標誌。這個世界上，總是有許多好心人。一天晚上，父親從批鬥會回來，憔悴的臉上塗滿了各色染料。普通肥皂又很難洗掉。有人敲門，這麽晚誰來了？母親神情緊張的打開房門，我和妹妹大眼瞪小眼的麵麵相視。一位阿姨把一瓶專門洗油漆的試劑遞給了母親，“這是洗橡膠的試劑，讓老蔡用這個擦掉臉上的油漆。”話音很低，說完就匆匆轉身消失在夜幕中。

   一次批鬥會上，紅衛兵把父親的頭發從前到後底推出一條黑白相間的小路。平素文雅的老爸變成了小醜。他決定：“ 幹脆全剃光算了。” 第二天，一位叔叔主動帶著剃頭工具上門，把我爸變成了個光頭。從那以後，無論是在室內還是室外，父親總是帶著一頂黑色的平頂帽。院裏成立了打狗隊，一群紅衛兵挨家挨戶地開始尋狗。那些可憐的狗在悲哀的嚎叫中被活活打死。離我家不遠的孫叔叔家養了一條黑狗，那時候我沒有養過狗，對狗都有幾分懼怕。孫叔叔的那隻狗被吊在樹上活活打死，一聲聲的嚎叫，驚動了四方。孫叔叔屬於工人階層，天不怕，地不怕，隻要他在場，總是一片朗朗笑聲。他端著一碗紅燒狗肉來我家：老蔡，這狗肉是大補。吃了批鬥會你就能頂住了。父親接過狗肉，十分感動。一碗狗肉放在了當天的餐桌上，那是我第一次見到狗肉，想起白天狗的慘叫，我不敢吃。以後每當說起狗肉，父親總會想到孫叔叔在那個特定的時期，送來的特別的溫暖。一位阿姨幫爸爸做了一件加厚的棉背心。“讓老蔡批鬥會時穿上它，挨打的時候可以保護胸部”。母親接過了棉背心，激動得不知說什麽好。

          我一直對那頂白色的錐形高帽充滿了好奇。一天，父母不在家，我從床下把帽子取了出來，這是一頂用鐵絲和紙糊成的高帽。我把帽子戴在頭上，鐵絲紮在頭皮上生痛，帽子很重很大，戴在我的頭上遮住了雙眼。眼前一片黑暗，我摸著黑走了幾步。想象著老爸在黑暗中任憑那些紅衛兵小將的推來推去的感覺，心中掠過一陣悲傷。小妹出於好奇，也想試一試。正在這時房門突然開了，母親走進來看到這一幕，她沉下了臉：“誰讓你們拿出來的？你們太不懂事了” 。母親伸手想打我，但似乎打我的力氣都沒有了。我的眼淚伴著她舉起又落下的手，流了出來。

 

          為了防備紅衛兵隨時抄家，一個傍晚，父親在門外的一條小溝內燒了點兒火，清理了家裏的書籍，凡是視為毒草的小說和外文資料統統化為灰燼。燒到最後，他手裏拿著兩本厚厚的俄語、英語字典翻了又翻，猶猶豫豫半天，最後還是狠心扔進了即將熄滅的火堆裏。不過，書架上仍然留下了一些小說，比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戰爭與和平》《茶館》《紅岩》……在那個外麵世界紅旗飄飄喧喧鬧鬧，而內心孤獨的日子裏，一本本長篇小說讓我陶醉。更讓我忘記了外麵的世界，把我帶到了世外桃源。以至日後我對語文課產生了興趣。都與那段閱讀有關。又要謝謝老爸了。

       局勢變得越來越壞。父親被送到農場去勞動。院裏的許多老幹部一批一批地受到了衝擊。我有個閨密叫何何，父親是研究院副院長，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學者。因為不堪忍受屈辱，選擇了不歸之路。聽大人議論他走的方式有些特殊，平靜地躺在床上，一根繩子繞住脖子，繩子的一端係在床頭，另一端拴捆住一塊石頭，將石頭推下床。石頭懸在半空中，他最後窒息而逝。那天聽到這個噩耗，我到處找何何，最後在我家門前的玉米地裏見到她，眼睛哭得紅紅的，呆呆地發傻。我們一句話也不會說，那份童心，一點點消蝕殆盡，從此沒有了笑聲。高叔叔是院裏的總工程師。年輕有為，才華橫溢。和爸爸在一個農場勞動。一天高叔叔借酒澆愁，最後走到荒涼的草原上。將酒潑在自己身上，焚燒自盡。

         我無意中看到抽屜裏有一封姑姑發來的電報，電文說爺爺因腦溢血中風，突然去世。母親沒有把這件事告訴父親。這消息對父親隻能是雪上加霜。畢業於燕京大學法律係的爺爺，風度翩翩，有著仙風古道的模樣，紳士雅儒的性格。在當地從事律師工作，小有名氣，還被選為政協民主黨代表。爺爺一直和姑姑住在一起，姑姑年輕時，是一位學霸，後來保送到日本學醫，文化大革命中被戴上了日本特務罪名，受到審查，下放到河北某鄉村。麵對自己兒子和女兒遭受的不幸，爺爺終於沒有挺過去，走的那年73歲。爺爺曾經到大慶來看過我們，老人家有一個習慣，每天起的很早，吃幾塊點心，喝一杯茶，便開始清清嗓子吟詩，聲調高低起伏，十分陶醉，可惜我一句也聽不懂。爺爺走了，我讀著電報落下了傷心的眼淚。

          一天母親拿出一條煙和五元錢，把我和小妹叫到身邊：“你們倆去看看爸爸，我實在不放心他。” 媽媽說。通常媽媽總是勸爸爸不要抽煙，這一次卻讓我們給爸爸送煙去。農場距離院裏的住宅很遠，途經一片空曠的草原，沒有交通工具，幹部們去勞動都是院裏的大篷車接送，我和妹妹隻能徒步。北風呼嘯，吹得人睜不開眼睛。路上沒有行人，隻聽到我們自己的腳步聲。我左手拉著妹妹，右手拿著一根木棍，防止野狼襲擊，一秒都不敢停留。不知道走了多久，終於看到了遠處有幾棟草房，又矮又破，孤零零的散落在草原上。

        “請問，蔡興權住哪裏？”

        “最頂頭那間” 。

          推開房門，我們見到了爸爸，多日不見，他一下子蒼老了，身上穿著一件破舊的工作棉衣，衣服又肥又大，用一根草繩係在腰間。爸爸瘦多了，那裝束既不像農民又不像知識分子。

        “爸爸，媽媽讓我們來看您 “。

        “這麽遠的路，你們怎麽來的？”

         爸見到我們異常驚喜。但這驚喜隨著一個陌生人的吼叫“蔡興權，該你放馬去了！”又瞬間消失在老爸的眉宇中。我把那條煙和5 元錢遞上。那時爸爸的工資已經停發，每月隻發15塊錢，這5元是很珍貴的。

          我環視四周。房間很小，很暗，很潮濕。一個煤炭爐，一張上下鋪幾乎占居了整個空間，床上鋪墊很薄，四邊露著硬木板，爸爸說，他睡上麵，下麵是看管他的一位紅衛兵小將。光禿禿的桌麵上有一碗辣椒格外顯眼。我知道爸不吃辣，於是問，為什麽桌上有一碗辣椒？他沒有回答我。後來我才知道，父親因為風寒感冒體力透支，晚上睡覺常常咳嗽，那位紅衛兵小將從食堂搞來一碗辣椒，如果老爸晚上咳嗽，影響他的睡覺，他就威脅給老爸灌辣椒。因為有人在一旁監視，也不知該說什麽。在門口站了一會，我小聲說“爸爸，……那我們走了……”“哎，趁天還沒有黑，早點回去。”父親的眼神裏，想說些什麽，卻又沒有說出來。最後他補了一句：“回去告訴媽媽我挺好”。 我低下頭，避升父親慈愛的目光，退到門外。父親把我們送到農場大門口。

          走了很遠，馬棚裏傳出一聲馬的嘶叫，劃破草原的上空。我回頭望去，父親仍遠遠地站在那裏，瘦弱的身體似乎不大的風就能把他吹倒。我強忍淚水，渾身越發寒冷而戰栗。像跌入了冰窖一般四肢僵硬，涼透了心，我拉著妹妹在草原深處蹣跚前行。風夾著雪花滿天飛舞，草原上留下兩行清晰的小腳印。路彷佛越走越長。

       

          幾個月後，我正在上課，老師讓我到校長辦公室去。辦公室有兩個陌生人等著我，他們自我介紹說是院辦工作組派來的。

        “你父親目前是我們看管的對象，你是否了解你父親的反革命行為？”

        其中一位問我，我茫然地搖搖頭。另一位胖子接著說：

        “組織上決定讓你父親回家去住，希望你幫著組織繼續監督他的反革命言行，如果有情況及時向組織匯報。你辦一個家庭學習班，幫助他改造思想。”

        我又茫然地點點頭。一種被信任的感覺油然而生，似乎接受了黨組織交給我的重大的任務。那些日子，因為父親的問題，有誰能看得起我呢？每天上學提心吊膽，常常受到班上同學的歧視。原來我一直是班幹部、三好生，可後來，重要會議我都被趕回家。被出身好的同學訓斥是常有的事。我甚至開始恨這個家，帶給我諸多的不幸。家裏常常斷了煤氣，老媽幹脆帶著妹妹卷起被子去辦公室睡床椅。我招呼倆個黑五類子女來作伴，白天去食堂打卡買個饅頭，晚上早早關燈上床，躲在黑暗、冰冷的被窩裏不敢出聲。一有風吹掃動，屏住呼吸，恐怕紅衛兵來抄家，恐懼籠罩著本應歡樂的少年時代。

         父親回到了家裏，話還是不多。而我卻顯得異常活躍，按照黨的指示辦起了家庭學習班。每天吃飯的時候帶著全家人向毛主席像敬禮，祝他老人家萬壽無疆！晚飯後開始學習毛主席語錄，一本正經地讓老爸鬥私批修。倆個妹妹不懂事，聽憑我折騰。終於有一天媽媽不耐煩了，對我說：

        “你沒大沒小，沒事兒找事兒呢，你懂什麽？”

        父親勸了勸生氣的母親，轉過身來對我誠懇地說：

        “你辦學習班沒有什麽不好，但是你要相信爸爸，因為他還是一個共產黨員。”

        說這話時，他的語氣那樣堅定，每一個字都像一把錘子錘出來。我站在門口，十分尷尬。從那以後，我老實了許多。那個年代，讓我唯一的欣慰的是，爸爸始終沒有被開除黨籍。

          好景不常，老爸第二次隔離審查。這次的理由是曆史問題，組織上懷疑父親解放前參加過國民黨。其原因是因為抗日爆發時，正在北平讀大學的父親聽到山海關被日本軍佔領，連夜與倆個同學爬上了向西的一輛貨車，流亡落腳到西安。 西安正處於兵荒馬亂國共兩黨的統戰區。為了生存，他們進了國民黨臨時收容所。在以後的三個月裏，三個人走了三條路：一人留下參加了國民黨；一人延安投奔了共產黨；而老爸一心求學，離開收容所，繼續西行。文革期間，人性扭曲，黑白顛倒。迫於威逼，那位參加國民黨的同學，在交待材料中將父親列入了囯民黨的名單裏。談到這段曆史父親總是感慨地說，人生的每一步都決定了未來的命運，一念之差可以毀掉人的一生，也可以成就人的一生。

          文革終於結束了。七十年代初， 全家從大慶調到了江漢平原。父親從幹校回來，被分配到研究院小學當校長。學校正在初建，條件十分簡陋。湖北的夏日酷熱，那時候還沒有空調。常常看到父親一個人關在辦公室大汗淋漓的編寫教材，有時候把我叫去刻鋼板，我的仿宋體字寫得還可以，常常受到老爸的讚美。

一次暑假，老爸帶我去武漢，鄉下人進城，滿心歡喜。從潛江到漢口正在修路，顛簸了3個小時。繁華的城市裏，父親最喜歡坐在長江邊望著長江滾滾的浪濤沉思。這時我就沿著江邊戲玩，我看長江，半小時就就夠了，而老爸居然在江邊一坐2小時不動。

         老爸去武漢是利用假期幫學校采購教學用品。為了幫助學校省錢，從武昌到漢口走街串巷尋找最便宜的貨源。最後從漢口選中了一塊18元，豎起來一人多高的黑板。可是從漢口拖到武昌石油招待所。運費要花5 元。為了節省這5元錢，我成了搬運工。天氣悶熱，高溫40度。父親抬著黑板這頭，我抬那頭，雙手卡在黑板邊上，生疼。走幾步，停一步。望著前麵的長江大橋，心中充滿了疑惑，這要抬到什麽時候啊？這哪是帶我逛武漢啊？早知如此，我才不會來呢。”一位大媽艱難的蹬著三輪車慢慢騎上引橋，車上堆滿了煤炭。老爸走過去和大媽商量，黑板放到了煤炭上，老爸成了蹬三輪車的人。上坡時我和大媽在後麵幫忙推車，下坡時，我們跟在車後小跑。老爸大汗淋漓，氣喘籲籲，太陽落山時，我們終於回到了油田招待所。回到家我對母親講了這件事，媽媽說爸爸：死心眼！爸爸卻說：“寧可天下人負我，我不負天下人。”湖北雨水很多。

油田初建時路況不好，路麵積水。常常看到老爸在雨中，把1，2 年級的小朋友背過積水成河的地方，也常常聽到老師和家長對父親的讚譽。

          1977年恢複了高考。我順利地考進了同濟醫科大學。想起初中畢業後，我們被送到農場勞動。得悉油田要開辦第一個高中班，父親帶著小妹專程到農場找到我，站在一片白楊樹下，父親勸我報名入學。那時候我滿腦子讀書無用。

        “知識總是有用的，這麽年輕怎麽能不學習呢？” 老爸說。

         那天，望著父親遠去的身影，我想起文革中，我領著妹妹去農場看老爸，而今天是老爸帶著小妹來農場看我，時代變遷如此之快，趁芳華之齡多學些知識。我不再猶豫，報名參加了高中班。高中彌補了我貧乏的知識，也為高考備下糧草。而高考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正如當年父親所說：

        “人生的路，每一步都決定了未來的命運。”

          後來父母因工作需要調進北京石油勘探規劃研究院。妹妹們相續去外地讀書，家裏清靜了。本以為該是老爸老媽享受的時候了，沒有想到在我大學三年級時，母親出現了病況。那年放暑假，走出北京火車站，沒有見到母親來接我，隻有父親一人姍姍來遲。回家的路上，父親告訴我，母親最近精神狀況很差，經診斷患有“精神憂鬱型強迫症”。

          母親生在優越富有的環境中，是姥姥姥爺唯一的掌上明珠，過慣了大小姐的生活。文革幾年中，因出身不好和父親受審承受著巨大的內心壓力。她擔驚受怕，為家人操碎了心，久疾成病。文革結束後，隨著院裏平反大會頻頻召開，情感再次受到刺激，彷佛又回到文革恐懼的日子，外表上看似平靜，卻總是覺得身邊有人在監聽監視自己，常懷疑並揭發老爸對毛主席不忠。嚴重時還獨自去中南海上訪。

          精神分裂的病人是拒絕進醫院見醫生的。父親想盡辦法帶母親定期去醫院就診，為母親求醫買藥。白天上班，晚上抱著我的大學課本，自學鑽研。除了照顧母親服藥，還學會了針灸。每天根據母親睡覺的狀況和呼吸頻率，精心加減藥量。日久天長，幾乎成了媽媽的半個醫生。三年過去了，在父親的照料下，母親的病情幾見好轉。在這期間父親沒有向組織提出任何要求，也沒有人知道母親的病況。有一次我去父親辦公室，書櫃裏除了地質專業書籍，最下層卷放著一床棉被。原來母親有時拒絕父親回家，父親安排好母親以後，夜裏就睡在辦公室的桌子上。當時父親在院裏試驗中心擔任要職，工作很忙，但他謝絕了醫生送母親住進精神病科的建議，堅持自己照料母親。他說精神病患者，需要得到親人更多的關愛。

          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北京中國科學院病毒所工作。第一次領到工資，騎車路過北京西四的一家花店，選了一盆君子蘭，特地送給父親，感謝他這幾年照顧媽媽的辛苦。父親自然十分高興，精心培育。每當君子蘭開花的時候，總是拍出照片送給我。那花金黃燦爛，朵朵爭豔。我仿佛看到了老人家開心的時刻。

          通常我住在所裏的宿舍，離家一個半小時車程，隻有周末回家。那一天真巧，因為回家取東西，破例周二下班回家。計劃吃了晚飯回所，因事耽誤決定改到第二天清晨走。深夜突然聽到父親痛苦的呻吟，我走去一看大吃一驚，父親雙手按住胃部，縮成一團，汗珠掛滿額頭，麵色蒼白。這是典型的“臨床急腹症。”母親因為正在精神治療恢複中，服用了藥物，神情反應麻木，不知情況的危險性。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到院裏車隊值班室，叫車送老爸進了北醫三院急診室。並果斷地在手術單上簽了字，父親當時已是休克狀態，值班醫生診斷是“急性胃穿孔”，再晚幾分鍾老爸就沒命了。我在幫老爸換手術衣服時，翻出一張當天記事日程，除了相關業務外，還有所裏大大小小的鎖事。“某某分房問題，某某家生病……”數了數共12項。黨政不分，老爸一身多職，地質所所長、實險中心主任、黨支部書記，都是他。官不大，事不少，加上照顧患病的母親，終於累倒了。手術很成功，不久父親出院了。每每提到這件事，他總是笑著說我救了他一條命。自然讓我得意幾分。

          1989年母親癌病彌留之際對我和妹妹說:

         “我走了，最放心不下是你們的老爸，他一輩子老老實實，你們一定要好好照顧他，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

         回想父母這輩子，風風雨雨經曆了這麽多的磨難，但始終不離不棄，相互鼓勵，相敬相愛，深深感動著我：

        “媽媽，您放心，我們會的”

           處理了母親的後事，擦幹眼淚，我就登上了赴美留學深造的飛機。初到美國，獨自遠行、孤獨與語言障礙困惑著我。我曾懷疑自己的選擇。老爸不斷書信鼓勵，是來自後方親人的關愛讓我堅持。半年後老公赴美讀書，兒子來到身邊。老爸在我和先生最艱苦的早期兩次來美國，默默無聞的幫助我們照顧兒子，分擔壓力。有空還義務教幾位美國朋友學中文。

          2008年早春，突然收到妹妹的信息，老爸因肺部感染入院，並告病危。我急急忙忙踏上了回家的路。一路上悄悄地流淚，心裏默念著，人總是要走的，老爸求求您，不要走的這麽急。下了飛機直奔醫院，老爸見到我清醒了許多，人也精神了。幾天內病情趨向穩定。兩周後，我的假期到了，隻好依依不舍地對父親說：您一定要頂住，等我休假回來，帶您走遍大江南北。父親笑著說：“好”，一言為定，我等你！”

          晚年的老爸，更像一位朋友，我們彼此交流，分享感受，無話不說。他身上有著老一代人誠實善良的品質。家裏的電表壞了，幾個月不走字，沒有帳單，老爸硬是催著妹妹去院裏請來電工，修好電表，還主動補齊半年的電費，電工師傅說：“這年頭，像你爸這樣誠實的人太少了。”父親單位蓋了許多新房，按照級別與工齡，老爸分到三室一廳，“我們現在住的不差，不需要那麽大的房子。”他把新房讓給了需要的人。白叔叔是爸爸的好朋友。改革開放初期，白叔叔辭去工作，自己創業。那時父親剛剛離休，清閑的日子還沒開始，白叔叔就拉著爸爸去幫忙。並許願業務漸好後，會發工資。三年過去了，爸爸從來沒開口提工資一事。

        “老爸，您不能老這樣為白叔叔義務服務”。我和妹妹打抱不平的勸老爸。

        “算了，你白叔叔也不容易，能幫多少是多少。” 老爸說。

         媬姆小紅因老家有事，急需要錢，老爸立刻拿出6000人民幣，催她上路探親。後來小紅途中因心髒病突發，走在了老爸之前。因為老爸太善良，怕他老人家傷心。我們一直沒有告訴他這個不幸。

         探老爸回到波士頓不久，接到妹妹的電話，老爸還是走了。終年84歲。時間4月11日清晨。妹妹說老爸走得那天很平靜，隻是眼角邊落下兩滴淚，緩緩閉上了眼睛。我想這兩滴淚裏凝聚了多少的遺憾、不舍、思念……他酷愛體育新聞，昐著奧運會在中國第一次舉行，卻沒有等到；他等著我和他周遊祖國大江南北，沒有等到。當他等我時，我在為自家的生存忙碌，當我有時間了，已沒有他同行。父親健在時，我遠遊，我回來，父親卻遠走了。這就是人生的殘酷。

         再一次回到北京，正值奧運會開幕。我在父親生病前早早從網上訂好了票，如今卻成了一場空夢。走進老爸的臥室，觸景生情：書架上仍然擺著父親慈祥的照片，夾著老爸“高級工程師”、石油部頒發的“優秀共產黨員”等證書。一切如故，隻是沒有了我的父親。跪在父親生前睡過的床邊，淚如雨下…… 我將父親的照片放到衣袋裏，帶到了奧運現場:

        “爸爸我帶您來看奧運會了，您可以為中國隊加油”。

          父親一生平平淡淡，卻踏踏實實，勤勤懇懇。他坦率真誠、淡化功利、不卑不亢、不吹不拍、不滑不奸！蒼天賜給我們一位好父親，豐富了我實實在在的人生。教我做一個正直的人。老爸熱愛祖國，熱愛生活，也影響著我們的人生。忘不了他教我學會第一支小提琴曲《北風吹》〉；扶著我們去滑冰；帶著我們在藍球場上奔跑；集郵、讀書、爬山…… 爸爸，你在我的心中是一枝迎春梅，鐵骨冰心、淩寒吐豔、內蘊幽香，一個真正有骨氣的中國人。

          人總是要走的。 老爸，走吧，去找老媽。在我去找您之前，珍惜當下，留下美好，做一個您所期待的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