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我人生的兩位中德人士

影響我人生的兩位中德人士

作者： 謝盛友

1976年，中國那座大座鍾的鍾擺在一個方向上，擺到了盡頭，但是，開始擺向另一個方向。在1977年8月3日召開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鄧小平下定決心，無論如何要在1977年舉行高考，中國的高等學校得以重新通過統一考試招收新生。

我1958年出生於海南島文昌縣湖山鄉茶園村，1970年代末高考恢複之後，成為海南島的外語類狀元，考進廣州中山大學外語係，畢業後任職於上海大眾汽車有限公司。1988年坐火車到德國巴伐利亞自費留學。

鄧小平

沒有鄧小平的高考恢複，我就沒有上大學的機會。沒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我就沒有到歐洲來留學的機會。可見，鄧小平對我的人生影響，極度深刻。

鄧小平（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78年至1989年間的實際最高領導人。

我們八十年代到西方留學這些人大部分原先的計劃是，畢業後回國就業。可是，1989年發生了六四，這，至少對我打擊很大。鄧小平對六四鎮壓，改變了中國，使中國改變成了不是“我的中國”。

八十年代末那場政治運動， 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觀念和人生計劃， 於是我留而不歸，留而不學。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學生藉悼念胡耀邦分別向人大代表及總理李鵬提出政治理想和要求，學潮起，並迅速蔓延到西安、長沙等大城市。4月16日，大約800名學生遊行到天安門廣場，在廣場中央之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向胡耀邦敬獻花圈；警察並未幹預從大學前來悼念者。4月22日，胡耀邦官方悼念會舉行，趙紫陽、鄧、楊尚昆等全體中國高層領導人出席。運動遂向社會蔓延，形勢急轉直下。

4月24日，即在趙紫陽出訪朝鮮之次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將學運定性為“動亂”。4月26日，《人民日報》根據這個決定之精神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之社論。然而令鄧小平失望，結果適得其反，學生領袖非但沒有退縮，反而愈發堅定，並且動員更多學生加入他們行列。據稱將這次風波定性為動亂是鄧小平的決定。5月13日，數千北京學生藉蘇聯改革派領袖戈爾巴喬夫快將訪華到天安門廣場絕食，借此行動向中央施壓，以爭取成立壓力團體；盡管趙紫陽勸說學生必須克製，以免破壞中蘇高峰會議之進行，學生情緒卻轉趨激烈，並否定所有妥協之主張。由於互不信任和缺乏理性，學生和官方的失敗互動使之走向不可控製的局麵。5月15日，戈爾巴喬夫抵達北京；5月16日，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會晤時公開表示：“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誌掌舵”；5月17日，北京爆發百多萬人上街聲援絕食之大遊行，不少人將矛頭直指鄧小平。在鄧小平的首肯下，中共中央決定以武力鎮壓。6月3日下午喬石召開緊急會議研究清場之最後方案；楊尚昆把方案交給鄧，立刻得到批準；即使開始使用真槍實彈，以致命武器對付同胞，部隊仍然用大約4個小時，才走完從木樨地到天安門約4英哩路程。鄧小平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之“十六字方針”，帶領中共渡過難關。

6月9日，鄧小平首先對在衝突中死去的軍人、武警與公安警察的烈士表示沉痛哀悼，對受傷的官兵與警察表示慰問，接著，他要求在場所有人起立，替“這些烈士”默哀。鄧小平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級以上幹部稱：“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而現在來，對我們比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們有一大批老同誌健在……他們是支持對暴亂采取堅決行動的。

英國國家檔案館(TNA) 2016年12月30日發布了解密的最後一批前首相撒切爾內閣機密檔案。撒切爾基金會將這些文件公布在其網站上。其中一些文件涉及中國的六四事件。1989年5月20日，中共下令北京戒嚴的當天，時任英國駐華大使唐納德（Alan Ewen Donald）在一份發給英國政府的電報中表示，自己當天與美國政治學家和漢學家施拉姆 （Stuart Schram）共進午餐時，施拉姆說他的一個中國線人向他透露，鄧小平在那幾天裏曾說：“200人的死可為中國帶來20年的穩定（200 dead could bring 20 years of peace to China）”。電報中寫道：“這清晰地反映出，中國當局認為，要犧牲一些抗議者以平定當前的局勢，並為完成改革帶來更多時間。”

唐納德還在電報中指出，起初他對施拉姆的消息還有所保留，但是美國國防機構於當晚向其透露了以下機密信息：“中國政府已決定：流血已無法避免；政府醫院工作人員已被召回工作單位；軍隊也已接到采取必要措施平息局勢的命令。”

唐納德在電報的結尾處寫道：“也許領導層中還有主張采取溫和手段的聲音。但是學生們表現出來的沮喪和憤怒令中國政府和共產黨丟了麵子，該事件由此可能會演變成危機。”

迄今為止，中國政府從未公布過官方統計的六四死亡人數和名單。

默克爾

2015年默克爾的難民政策， 改變了德國，使德國改變成了不是“我的德國”。

安格拉·默克爾（ Angela  Merkel ，1954年7月17日－），德國政治家，2005年11月至2021年12月出任德國總理。

麵對大批難民湧來，德國政界毫無準備。雖然歐盟已經在討論如何分配移民的話題，但還未達成妥協。德國的立場是，隻有歐盟統一的政策才能應對即將到來的移民大潮。但在2015年的夏天，人們還無法預料到德國將幾乎獨自承擔難民危機的重負。

奧地利和匈牙利開始動用專列，向德國運送難民。此時的難民人數雖已相當可觀，但仍在可控的範圍內。不過德國內政部已經提出了如何安置這些難民的問題。盡管如此，總理府還是決定讓難民列車進入德國。畢竟，人們當時其實根本也不知道用怎樣的方式和理由才能阻擋這些火車。

2015年9月4日晚上，默克爾做出了一個決定。這個決定主導了德國接下來數年的政治討論。默克爾正在北威州參加州議會選舉的造勢活動，這時從奧地利外交部傳來匈牙利總理奧爾班發布的消息，說匈牙利的情況已經失控，一千多名難民徒步踏上了前往奧地利的路途。

默克爾同奧地利總理費曼通了電話。費曼不希望在邊境出現暴力和驅逐的場麵，他向默克爾建議，不要阻攔難民，而是在他們入境德國後，由德奧兩國以10比1的比例分別接納。默克爾同聯合執政夥伴社民黨進行了磋商。時任社民黨主席加布裏爾（Sigmar Gabriel）同意接納難民。

聯合政府內的另一個夥伴--基社盟（CSU）的主席澤霍費爾（Horst Seehofer），那一天晚上與默克爾沒能聯係上。他第二天才出現，並稱默克爾的決定是個“錯誤”。一場基民盟（CDU）和基社盟兩個姊妹黨之間延續數年的爭執由此開始。

在那一天夜裏，人們就意識到，奧爾班報出的數字比實際要低很多。接下來的周末，約2萬難民到達慕尼黑火車總站，他們受到了熱情的歡迎。數百名市民向他們歡呼，甚至擁抱這些風塵仆仆的初到者。這些德國與“歡迎文化”的鏡頭很快傳遍了世界。

在巴伐利亞州執政的基社盟感覺，在2015年秋天，沒有人詢問過他們的立場如何。該黨警告，如此大量的難民會讓德國不堪重負，並提議從次年起設定一個“難民上限”。在2015年11月的黨代會上，基社盟與會代表正式采納了這一政策建議。2016年初，這一建議變得具體了：澤霍費爾主張，每年進入德國的難民數量不能超過20萬人。

但默克爾強調，德國如此成功地應對了這一嚴重的人道主義挑戰，人們應該為此感到自豪。

默克爾因難民政策的改革問題陷入其從政以來最大的危機，這次向她發出責難的不是別人，而是來自默克爾所在的基民盟（CDU）的姐妹黨——基社盟（CSU）。聯邦內政部長、基社盟主席澤霍費爾宣布取消新難民政策的安排。新政策包含63項內容，默克爾對其中的62.5項都表示支持，唯獨要求澤霍費爾刪去“將此前在歐盟其他成員國登記的難民攔在德國邊界”的內容。雙方各執一詞，澤霍費爾稱這一內容符合歐盟現行法律，而默克爾則認為這樣不負責任的行為隻會徒增鄰國，尤其是南歐國家的負擔。基社盟給了默克爾差不多兩周的時間來給出一個歐洲統一的解決難民問題的方案，並宣布如果默克爾無法做到，根據默克爾方麵的說法，她可以直接阻止澤霍夫並命令邊界保持開放狀態，因為《基本法》第65條明確規定：“聯邦總理決定政治方針，並對其負責”。澤霍費爾承認德國總理製定綱領方針的職權（Richtlinienkompetenz），但也表示隻有他自己才有權向聯邦警察發出指令。

一直以來，澤霍費爾對默克爾的難民政策都頗有微詞，多次在公開場合發表反對接收難民的言論，基民盟、基社盟這兩個姐妹黨之間也早已不再琴瑟和鳴，但出現如此巨大的裂痕，尚數首次，兩黨陷入了曆史上最大的危機。

2017年1月，美國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批評默克爾在接收難民政策上犯下“災難性錯誤”。[1]。

2019年6月，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批評默克爾讓德國接納當中大多數是為了逃離敘利亞戰亂的過百萬難民是重大錯誤。[2]

[1]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trump-interview-merkel-idUSKBN14Z0XH

[2]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jun/27/putin-skripal-attack-should-not-affect-uk-russia-rel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