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自由排名第177名

中國新聞自由在180個國家中排名第177名

China Rangliste der Pressefreiheit — Platz 177 von 180

專門關注全球新聞自由的倡議組織無國界記者2021年12月7日 發布了一份名為《中國新聞業大躍退》的調查報告，內容詳述了中國政府過去幾年如何加大對新聞業與知情權的打壓，以及它們如何將打壓媒體的方式擴展至香港。

根據該組織2021年公布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國在180個國家中排名第177名，中國目前監禁127名記者，也是全球記者遭關押人數最高的國家。在報告中的第一部分，無國界記者指出，自從習近平上任後，中國政府加大控製記者的力道，不少記者因調查禁忌話題或刊登被禁的資訊，而遭判刑多年。由於監獄中衛生環境多半不佳，所以中國近年來傳出數起被關押的記者在監獄中喪命之事。

其中，來自西藏自治區的導遊貢卻津巴，生前也是許多記者的主要消息來源，但在獄中傳出遭虐待後，不幸於2021年喪命獄中。除了貢卻津巴，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與2004年無國界記者新聞自由獎得主劉曉波與中國作家楊同彥均因罹癌但無法即時接受治療而病死獄中。

(德國之聲中文網)負責撰寫這份報告的無國界記者東亞辦事處執行長艾瑋昂 （Cédric Alviani） 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表示：“在中國，記者因報導而陷入麻煩並非新鮮事。以往他們遇到麻煩後，可能仍能繼續工作，但現在情況已完全改變。記者發表一個被政府視為敏感議題的報導，就有可能直接被判刑入獄，或是導致其服務的媒體跟其社交媒體帳號被關閉。”

艾瑋昂指出，現在與以往最大的差別是記者在遇到麻煩時，往往不會收到警告，而他們遭受的懲罰之輕重，往往取決於報導的影響力。他說：“懲罰多嚴重，基本上取決於故事可能產生的影響，我們已經看到不少非職業記者的中國公民僅僅因為對新聞發表評論而被判處極其嚴厲的判決。”

根據無國界記者的統計，中國近年來最常用來指控記者或新聞自由捍衛者的罪名包含“間諜罪”、“顛覆罪名、或是“尋釁滋事”。該組織表示，目前至少有10名新聞自由捍衛者因無法立即獲釋，而有在中國獄中喪命的風險，其中也包含因報導2020武漢封城而被上海法庭判刑4年的公民記者張展。

根據無國界記者2021年公布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國在180個國家中排名第177名，中國目前監禁127名記者，也是全球記者遭關押人數最高的國家，其中一名被判刑關押的是公民記者張展。

美國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的高級研究員代安玲 (Angeli Datt) 向德國之聲表示，自從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中國見識到媒體的力量，因為相關報導在疫情初期揭露了中國政府在控製疫情上做出的錯誤決策。她說：“整個世界都應該對張展、方斌、陳秋實和其他在武漢實地報道而被拘留的中國記者的遭遇感到憤怒。”

另一個在無國界記者報告中被高度關注的議題，是香港不斷惡化的新聞自由度。無國界記者在報告中指出，香港過去曾擁護新聞自由，但經過過去幾十年受到中國政府的持續影響後，香港已從其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排行版2002年的第18名，滑落至2021年的第80名。

 

該組織在報告中點出，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對香港的公共媒體集團香港電台 (RTHK) 進行打壓，而她的政府還在2020年7月《香港國安法》生效後，迫使最大的反對派中文報《蘋果日報》停刊，並起訴了12名記者與新聞自由捍衛者，其中包含因參加“未經批準”示威行動而被判刑20個月的《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

此外，自從新任香港廣播處處長李百全今年3月上任後，香港電台至少有12部新作品在短時間內被撤下，超過200個存檔節目被李百全下令從Youtube頻道刪除。此外，今年9月開始，香港電台也通過新的編輯規定，要求記者“支持政府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避免“挑起或加深對香港行政部門和中國政府的仇恨、歧視或敵意”，以及避免與外國政府或政治組織接觸。

艾瑋昂告訴德國之聲，過去香港曾為中國人民帶來希望，讓他們以為在香港，新聞業仍可按規則行事，並對新聞道德有非常深刻的尊重。不過，他認為香港過去幾年已從中國境內一個相對正麵的表率，成為一個如何摧毀媒體機構的例子。

他說道：“國安法通過後，中國政府一直想消減香港的自由。剛開始他們還以較為隱蔽的方式來執行，但到現在他們已不再隱蔽。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基本上曾說，記者有批評政府的自由，但他們應該知道什麽時候批評政府會變成反對國家的事情。對香港的記者來說，要想100%安全，唯一的辦法就是不發表評論，不傳遞任何在中國政府或香港政府眼裏看來是負麵的信息。”

“自由之家”的代安玲則認為，中國正持續將其治理模式延伸至香港，試圖藉此瓦解反對的聲音，並讓香港長久以來享有的新聞自由“噤聲”。即便如此，她認為香港當地的媒體社群仍在做出零星的抵抗。她向德國之聲表示：“我們仍然能夠看到香港媒體報導中國媒體永遠無法報道的事件，這要歸功於香港記者在封閉空間內努力運作的韌性和毅力。”

在審查機製的部分，無國界記者在報告中指出，中國政府透過發展前所未見的審查技術和監視工具，著手建立新的社會模型，也就是獲取資訊從一種權利變成犯罪行為。

美國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的數據顯示，2019年有約11000個中國網站和73萬個社交媒體賬戶和群聊被中國政府關閉。現在隻有某些官方賬戶和政府許可的新聞網站被允許在社交媒體上傳播關於政治、經濟、軍事與外交事務的信息。2021年2月，就連博主也被命令遠離被認為是“敏感”的社會問題。

無國界記者在最新報告中指出，香港政府在2020年7月《香港國安法》生效後，迫使最大的反對派中文報《蘋果日報》停刊，並起訴了12名記者與新聞自由捍衛者。

無國界記者也在報告中提到，雖然並不清楚中國為互聯網審查機構雇用的實際人數，但2013年一個官方消息來源稱中國互聯網審查機構約有200萬個雇員。該組織在報告中寫道：“在打擊犯罪的借口下，中國政府近年來開發了越來越多的侵犯性技術，如2015年啟動的‘銳眼 ’計劃，旨在為整個中國領土配備麵部識別攝像頭，接替天網的視頻監控計劃。”

艾瑋昂向德國之聲表示，習近平透過一個非常全麵的計畫來加強對媒體與訊息的控製。首先，他攻擊專業記者，因為這對他來說是加強訊息控製最容易的方法。在公共和私營媒體被置於更嚴格的控製之下後，中國政府便開始打壓公民記者，把許多公民記者關進監獄。

 

他說：“這種作法基本上隻讓主流記者和非專業記者在必須在承擔巨大風險的情況下進行調查或寫作，而這種作法是為了確保他們寫的東西沒有地方可以發表，並讓讀者無法看到他們寫的東西。由於現代的新聞多是依靠社交媒體傳播，所以當政府壓製了人民自由分享文章可能性時，便等於是扼殺了媒體披露調查性報導的機會。”

艾瑋昂指出，習近平自上任以來，便一直仰賴這個模式控製中國社會。他說：“現在，這等於是拚圖的最後一塊。如果他成功做到這一點，基本上中國的‘防火長城’便能近一步阻止中國人民在境內也取得訊息。”

代安玲也指出，中國政府的一連串舉措，包含限製公民團體在網上運作到加強對科技公司的審查，都顯示中國網絡空間受到政府越來越強的控製。

她說：“對網絡的限製、持續性的審查以及加重對異議人士施行的罰則，會產生寒蟬效應，讓許多人不敢繼續發表言論，並增加民族主義可運作的空間。”

盡管中國政府近年來加強了審查的力道，但無國界記者在報告中仍列舉了一些中國公民試圖繞過政府審查機製的案例。報告中提到，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剛爆發之際，中國網民運用巧妙的方式向因染病毒而去世的“吹哨者”李文亮醫師致敬，並譴責中國共產黨在疫情初期的審查與監控。

當《人物》雜誌一篇譴責政府對醫生執行審查製度的文章被當局從網上撤下來時，中國網民用截圖、英文、摩斯密碼，甚至是表情符號的來試圖挽救這篇文章。

無國界記者的艾瑋昂告訴德國之聲，雖然中國人民越來越難繞過政府的審查製度，但是他們仍試圖以不同方式達成這個目的。他以彭帥事件為例，指出中國網民仍透過發明新的關鍵字來避開網上的審查機製。

記者無疆界組織呼籲外國記者前往中國報道北京冬奧會時保持謹慎，並為此發布了一份內容廣泛的建議書。比如避免使用微信和百度，避免使用中國的雲端服務等等。

中國公民記者張展獲2021無國界記者新聞自由獎

北京加大對媒體控製 專家：中國將成一個無問責製的社會

他說：“他們這樣的作法與之前#MeToo運動期間的方法非常相似。問題是，這種作法往往會浪費他們大量的精力，而我認為這些經曆應該用於討論中國的未來發展。”

艾瑋昂認為，在中國嚴格執行審查機製的情況下，國際社會能取得中國內部訊息的渠道越來越少，而這個現象對中國人民與整個世界來說都是威脅。他解釋：“我們看到，在新冠疫情爆發的整個過程中，審查製度讓中國當局的反應推遲了三個星期，如果中國的吹哨人在疫情初時能與記者溝通，整個疫情可能不會擴大成現在這個規模。”

艾瑋昂補充道：“如今，沒有人可以說在中國發生的事情隻是中國人民的問題。我們處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中國已經成為其中一個大國。中國有可能成為一個新的‘信息黑洞’，沒有關於中國的最新信息對整個世界來說是個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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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Medien unterliegen strikter Zensur und werden mit täglichen Direktiven zentral gesteuert. Unter Staats- und Parteichef Xi Jinping hat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mithilfe modernster Technologie ihre umfassende Kontrolle über Nachrichten und Informationen weiter ausgebaut. Als „neue Weltordnung der Medien“ propagiert sie dieses repressive Modell auch international. Dutzende (Bürger-)Journalist*innen sind unter teils lebensbedrohlichen Bedingungen inhaftiert. Das Internet wird umfassend zensiert und überwacht. Zu den vielen Tabuthemen gehören etwa Menschenrechtsverletzungen und politische Protes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