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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卡奇、陳獨秀的選擇
盧卡奇（Georg Bernard Lukács, 1885年4月13日－1971年6月4日），匈牙利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和文藝批評家，傳統西方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他將物化和階級意識引入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理論。
在狼煙四起、法西斯主義暴行肆虐歐洲的20世紀三、四年代，流亡蘇聯的馬克思主義者盧卡奇開始研究德國意識形態，其主要成果是1950年代問世的《青年黑格爾》、《理性的毀滅——非理性主義的道路：從謝林到希特勒》、《德國近代文學概述》（包括《德國文學中的進步與反動》、《帝國主義時期德國文學主潮概述》）、《歌德和他的時代》等等。以一種曆史追溯的方法，盧卡奇意在分析德意誌資產階級緩慢發展的意識形態後果，判定法西斯主義是長期以來德國非民主發展的結局，這就是從謝林開始的非理性主義是“德國在哲學領域通向希特勒之路”；從浪漫派到帝國主義時期的“頹廢文學”使德國人民在法西斯主義崛起時喪失了任何防備能力。從而，研究德國近現代意識形態，就是要將德國人民從它迄今為止陷得最深的政治、道德和思想深淵中再帶回到文明人的生活中去。德國人民的這種必須由自我負責的自我墮落，隻有用最無情的自我認識和最不調和的自我批判才能挽救。
在追溯德國通向希特勒的道路時，盧卡奇認定，納粹浩劫這“最恥辱的一頁”記錄的是整個德國近現代史，這就是在近代所有重大轉折關頭，德國人都對曆史向它提出的問題作了錯誤的、非民主的回答。當偉大的歐洲人民在近代開始就組成民族國家時，德意誌走向純粹的封建割據；當歐洲資產階級開始其“英雄”的大革命時，德意誌隻能在哲學、文學領域進行“雲端中的戰鬥”；當一再推遲的民族統一終於在1871年完成時，依靠的卻是普魯士的刺刀。總之，從16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德國走的是一條非自由民主的道路。即使在經濟發展已超過英法兩國的位居歐洲第一的19世紀末，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製度也沒有建立。由於德國經濟與政治之間已經存在的這種矛盾關係並沒有妨礙德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在這裏恰恰很容易被理解為德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普魯士道路，因此必然會產生這樣一種意識形態，它在思想上為德國的這種經濟與政治之間的矛盾作辯護，認為它比民主西方更高級的一個階段，具有更好的發展可能性。
19世紀末，西方民主國家的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左（工人運動）、右（如工團主義）兩翼均批評民主，德國人接受了西方對民主的批評，又進而使之具有一種深刻的理論性質。從此以後，民主好像成了機械地強製生活、摧毀自由、壓抑個性的必然形式，特別是因為民主具有群眾的性質。相反，德國的特殊發展和當時狀況於是被抬出來，說是與機械的無政府狀態相對立的一種有機秩序，說是與利用民主煽動的不負責任的領導相對立的一種由責任感和有能力的領袖負責的統治。
所以，當19世紀下半葉批判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成為西方的流行趨勢，盧卡奇基於德國的曆史經驗，堅持認為德國人沒有權利對民主進行放肆的嘲諷和批判：因為在西方它們是對已經取得的現存的資產階級民主感到失望的一種表達，而在德國它們則成為爭取民主的一個障礙，變成放棄為民主而進行堅決鬥爭的一種言行。對於長期缺乏民主經驗和傳統、在政治製度與政治文化落後了整整一個曆史時代的德國來說，簡單地以民族傳統、德意誌精神、普魯士道路來拒絕西方民主，隻會加劇德國意識形態的非理性主義和政治反動，並帶來更大的災難：
簡單地說，問題就在於把德國發展的落後一麵加以理想化和德國化，也就是在於一種對曆史的描述，這種描述恰恰是把德國發展的落後性質作為特別光榮和特別符合德國本質的東西來加以頌揚，把一切西方資產階級民主與革命發展的原理和結果作為非德國的和與德國民族精神的性質相矛盾的東西加以批判和拒絕。
德國麵臨的危機是這樣的：是陷入法西斯主義的野蠻之中，還是能作為健康自由的民族存在下去。這個危機決定的時刻愈迫近，資產階級社會的最後危機以及同這個危機錯誤地聯係在一起的現有文學形式麵臨最後危機的抽象理論，也就越普遍地被人接受。這樣提出問題的普遍就表現在，這樣一些觀點，甚至連右派思潮的極端代表以及動搖於左派和右派之間的作家，也能接受。因此，不言而喻，在這種情況下對資產階級社會的批判，即使在個別情況下主觀上是真誠的，但客觀上也定會在許多方麵受到法西斯主義社會蠱惑的影響。
盧卡奇從來都不是資本階級自由民主的讚美者，也不是西方現代性敘述的認同者，但在資產階級民主與法西斯野蠻之間，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前者。因為法西斯主義不但不能與資產階級民主相提並論，甚至在一切反動專製製度中，也是最惡劣的。
陳獨秀不是自由主義者，但在民主與獨裁、在英美民主製與俄德意法西斯製之間，他堅決選擇了前者：英、美及戰敗前法國的民主製。
（一）議會選舉由各黨（政府反對黨也在內）壟斷其選舉區，而各黨仍須發布競選的政綱及演說，以迎合選民要求，……開會時有相當的討論爭辯。
（二）無法院命令不能任意捕人殺人。
（三）政府的反對黨甚至共產黨公開存在。
（四）思想、言論、出版相當自由。
（五）罷工本身非犯罪行為。
法西斯:
（一）蘇維埃或國會選舉均由政府黨指定。開會時隻有舉手，沒有爭辯。
（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捕人殺人。
（三）一國一黨不容許別黨存在
（四）思想、言論、出版絕對不自由。
（五）絕對不允許罷工，罷工即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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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學泰鬥餘英時逝世享年91歲
一代史學家殞落，極具影響力的著名史學家餘英時2021年8月1日辭世，享耆壽91歲。餘英時一生致力於中國思想史及文化史研究，是中西學界皆推崇的學者，有“21世紀中國史學泰鬥”之稱。
他以精通中國曆史和哲學的淵源，在廣泛的主題上綜合它們的能力，以及對新儒家思想的倡導而聞名。他曾在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及普林斯頓大學任教。他也獲中央研究院頒予院士榮譽頭銜，並曾獲頒克魯格獎、首屆唐獎“漢學獎”等。
餘英時原籍安徽省潛山縣官莊鄉金城村，1930年生於中華民國天津市，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形勢危急，父親把七歲的他送回安徽省金城村老家，他在此度過美好的八年時光。
他兒時接受中國傳統私塾教育，1949年就讀北平燕京大學曆史係，同年肄業轉赴香港，1950年起入讀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國學大師錢穆，1951年就在報刊發表文章，1952年畢業，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畢業後在香港的小學教書兩年；後來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師從當代漢學泰鬥楊聯陞教授，受西方學術訓練並取得曆史學哲學博士學位，1959年在哈佛認識張灝。
餘英時桃李滿天下，於美任教期間，培養出許多史學學者，包括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的黃進興、陳弱水、康樂、王汎森、林富士，以及四川大學的羅誌田等人。
學術觀點: 餘英時著作良多、桃李滿天下，著有中、英著作59本，論文400餘篇，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之一。他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包括古代中國反智論、得君行道、內向超越與外在超越、軸心突破、天人合一等理論，影響半世紀的全球漢學研究。
以天人合一看傳統中國的軸心突破
將中國軸心世紀的突破和西方作對比，餘英時認為中國在突破後的超越精神世界是內向的，可以簡稱為“內向超越”，與西方突破後的“外在超越”是兩條不同的文化道路。中國的超越世界——“道”——是“天人合一”的產品，即由人將作為價值源頭的“天”收入“心”中，所以在“內”而不在“外”。
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所有曆史都是假曆史
2002年，餘英時接受訪問時表示：中國大陸從1949年到現在沒有曆史，有的“曆史”都是假曆史，是為了政治宣傳而造出來的偽曆史。要揭穿偽曆史，隻有將來學術完全自由以後，資料開放，根據原始資料說話才可以[1]。
政治評論與觀點
餘英時曾經比喻自己對政治隻有“遙遠的興趣”，會持續觀察政治、評論政治，但不會參政，不過他對中國共產黨的批評十分強烈。 他認為民主思想從儒家“以人為本”思想發展而出，清末的儒家要求人人有尊嚴，但在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完全被抹滅，從1920年代開始就極力破壞，僅以暴力統治國家，人活著失去尊嚴；領導人更迭至今，隻是越加腐敗，變成“最壞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黨的資本主義”，看不見改變的希望，共產黨政府一定“會垮台！”[2]
持續聲援六四天安門事件
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當時出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的他也在美國學術界發起聲援活動。他在《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大力支持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對於六四天安門事件後被迫流亡海外的一批知識分子和學運領袖，包括劉賓雁、蘇曉康、孔捷生、陳奎德、阮銘、遠誌明、張郎郎、張伯笠和白夢等人來說，“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是他們人生旅途中最難忘的驛站和庇護所，而餘英時夫婦的催生功不可沒。餘英時在專訪中透露，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中，餘英時表妹的兒子在長安街附近的二十八中學旁邊遇難，年僅19歲。餘英時2014年表示，希望中國共產黨平反六四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期待。了解中共的基本性質是揭開六四屠殺真相的一把鑰匙。對於中共而言，政權就是它的宇宙。
餘英時生前大力批判中共體製，也曾支持香港“占中”丶“反送中”以及台灣太陽花等民主運動，不過許多中國媒體仍在第一時間廣泛發布有關餘英時逝世的消息。
台灣中研院院士稱，餘英時是一名維護自由民主價值的公眾知識份子，“從頭到尾反對中共的政權”。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他曾籌款於《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支持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而更早前，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時，餘英時也曾投書《紐約時報》聲援黨外人士。
2014年，餘英時談及香港占領中環運動時表示，中共對付香港普選的另一策略是將它轉化為變相的一黨專政，正是在這種極端不公平的情況下，香港才出現了“公民抗命”丶“占領中環”的大運動。他也對香港爭取特首普選表示支持。
隔年，餘英時獲得首屆“唐獎漢學獎”後，赴台北演講時針對香港議題表示，共產黨根本不可能容忍任何可能挑戰它“一黨專政”的反對行動，一旦發生，它勢必要鎮壓到底。
2019年，餘英時以錄影方式參加台灣政大舉行的講座時，對香港“反送中”發表評論：“香港現在從中學生到大學生，都是用最強烈的方式反抗共產主義。”
餘英時說，香港的環境自由丶不受限製，但中共目前是民族主義先行，強調為打造強大國家，可以付出任何代價，但他認為“這些（香港）學子受人文精神培育長大，是不可能（接受）的。”他接著說，“當然不排除有些與中國共產黨有特殊關係的人，會繼續支持中共政權”。
針對台灣，他當時也提醒，中共最強的從來不是武力，而是無所不在的統戰策略。他當時表示，在麵對中共的威脅時，台灣人民必須有深厚的人文修養。
餘英時說，民主必須有人領導，一個領導的人應以身作則，光談空的內容是沒有用的。並稱領導人要實踐人文素養，對人文丶社會等知識要有一定的了解，不隻是提出觀念，而是要實踐。
（綜合報導）
參考
[1]餘英時, 北明: 到歷史中尋找今天中國問題的根源—餘英時縱論中國近代史
[2]何定照. 餘英時：共產黨很快垮台. 聯合報. 2014年6月21日
格奧爾格·盧卡奇（Georg Bernard Lukács, 1885年4月13日－1971年6月4日）
看來看去，中國的社會科學裏的材料科學，還沒有起步。或者是剛剛起步。
社會科學裏的“材料科學”，真的不能僅僅簡單地把人分成普通材料造成的vs特殊材料造成的，
也不能僅僅把人分成人性善，人性惡。就像小孩子看電影，簡單讓人定義一下是好人壞人。
僅僅從對James Madison的文章的介紹來看。
美國製憲會議時，他們的經濟、政治理論，是相當發達的，對人性了解的程度也是非常深刻的。
不同於人們的誤解，以為製憲會議僅僅是爭論和偷票權。其實真實的過程更像一個複雜機械係統（比如蒸汽機、甚至火箭）的設計過程。以哈密爾頓，Madison，傑弗遜，Jay, 華盛頓等等等等為代表的人，已經對“人”這種材料（包括普通人，有錢人，政治領袖，等各種層級的人）有了各種角度的了解。
所以在設計這個係統時，充分考慮了人-這個材料在不同情況下會發生什麽變化（類似火箭發動機在低溫時什麽情況，高溫時又會如何表現），應該怎麽用、怎麽組織這些材料，才能實現民有民治民享的目標。
從這番對比看，中國的政治科學裏的基礎材料學科就根本沒起步，僅僅把人分成兩種材料：普通材料和特殊材料。各種材料在不同環境下會發生什麽變化，根本就不承認這是需要研究的科學。
...
還是材料科學不過關，設計一個大的係統怎麽可能平滑運轉。
嗬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