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的智慧

歌德的智慧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出生於神聖羅馬帝國法蘭克福，他是一名偉大的德國作家。

1772年5月10日，歌德在法學學習的結業階段作為候補官員來到了韋茨拉爾的帝國最高法院。同年5月25日，他開始在帝國最高法院實習。他對帝國最高法院的情況很感興趣，因為他希望能夠從中獲得一幅帝國現狀的圖景。他察覺到司法實踐中的變化，並且可以把這些變化當成一個整體作出概觀；但他同時也意識到了在學習結束的時候他的專業知識的不足。歌德希望依照進步的、人本主義的裁決和實踐，以及係統、嚴謹地建立的、顧及心理和社會因素的法規工作。

然而，他很少去帝國最高法院，也很少將其看成一個學習的場所。這是由於，一方麵，他看到了德意誌的糟糕的社會狀況的一個表現：腐敗，所以對司法實踐產生了懷疑。歌德的父親在歌德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已經抨擊過這種不良現象。另一方麵，歌德不信任帝國最高法院和1767到1776年間的檢查活動。歌德和他在旅店裏認識的很多青年法律工作者一樣，認為這種情形不可能好轉。後來歌德在他的自傳《我的生平:詩與真》裏寫道，他在童年時期就已經表示過，他想做法律工作者不是出於對法律的興趣而是出於對旅行的熱愛。

在使館秘書耶路撒冷（Karl Wilhelm Jerusalem）於1772年10月底自殺後，歌德於1772年11月6日至10日短暫地重返韋茨拉爾。歌德認識耶路撒冷，後者的自殺是歌德創作《少年維特的煩惱》的起因。在這部小說中，歌德將自己與他傾慕的夏綠蒂·布夫的經曆和耶路撒冷的命運—這是他通過與在耶路撒冷死前不久還與此人有聯係的人的談話而探究到的,融為一體。這部小說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並引發了感傷主義和狂飆突進文學運動。

（以上資料來自維基百科的歌德人物介紹）

歌德以《少年維特的煩惱》一書享譽文壇，與但丁、莎士比亞並稱世界三大詩哲，《浮士德》這部作品更是讓他達到創作的巔峰。

作為18世紀的啟蒙主義者，歌德是文化的普遍論者。這一普遍，首先指超越個體的客觀規範。1786年9月到1788年6月的意大利之行，是歌德一生最重要的藝術轉向。“我的最大愉快是我的眼睛在受固定形式的訓練、習慣於形體與比例。”從此，歌德告別了青年期的浪漫和激情，把古典藝術偉大嚴謹的形式作為自己的標準。他認識到，在限製中才顯出能手，隻有規律能給我們自由；藝術的極致不是一泄無盡的情感表現，而是把強烈的情感結晶為完整的形式。在“對自然的簡單模仿，虛擬，獨特風格”一文中，歌德指出，“單純模仿”是對自然進行力求準確的模仿，其作品必然可靠、有力而且豐富，但它隻能處理雖然是舒坦的卻是狹窄的對象，不足以把握重大主題；“作風”是藝術家自己臆造一種方式、一種語言，用以把自己用靈魂捕捉到的東西再按照他們自己的方法表達出來，他們把握世界的現象，或巨細必究，或粗枝大葉，他們在表現這些現象時，或一板一眼，或漫不經心。“風格”是寫作的最高境界。“如果藝術通過模仿自然，通過努力為自己創造一種具有普遍性的語言，通過精確地、深刻地研究對象本身，終於達到這樣的地步，它準確地、而且越來越準確的了解了事物的特性以及它們的生成的方式，它認識了許許多多的形態，它懂得把各種不同的具有典型意義的形式並列並加以模仿——如果藝術達到了這樣的地步，獨特風格就成了藝術可能達到的最高水準”。“簡單模仿”偏於客觀模仿，“虛擬”偏於主觀表現，“風格”是主客觀的完美統一。

在歌德看來，文藝創造決非主觀特殊性的表現和張揚，而是主客觀的和諧統一。1829年4月6日，歌德比較英、法、德三個民族的文學，認為德意誌的自以為是妨礙了文學上的提高：“個人自由的思想不是直到今天還在我們中間起作用嗎？……我們文學界的雜亂情況也與此有關，詩人們都渴望顯出獨創性，每人都相信必要另辟蹊徑，乃至我們的學者們分散孤立，人各一說，各執已見，都是出於同一個來源。法國人和英國人卻不然，他們彼此聚會的機會多得很，可以互相觀摩切磋。他們在儀表和服裝方麵都顯出一致性。他們怕標新立異，怕惹人注目或譏笑。德國人卻各按自己的心意行事，隻求滿足自己，不管旁人如何。”歌德始終認為，不愛限製的行動，不管是哪一種，最後必將一事無成。

歌德普遍論的第二個要點，是超越黨派的公正立場。歌德支持自由與平等，但法國大革命時，他沒有像黑格爾、荷爾德林、席勒等人那樣站在革命一邊；歌德認識到“政治即命運”，但他反對詩人參與政治。1790年的《托爾誇塔·塔索》(Torquato Tasso)一劇是以歌德在魏瑪宮廷的生活為依據的，通過塔索的失望和悲歎，歌德生動地呈現了藝術與政治的深刻矛盾。他指出：“一個詩人如果想要搞政治活動，他就必須加入一個政黨；一旦加入政黨，他就失其為詩人了，就必須同他的自由精神和公正見解告別，把偏狹和盲目仇恨這頂帽子拉下來蒙住耳朵了。”應當說，強烈的黨派觀念在歌德晚年才剛剛萌生，敏感的歌德當時即對此表示了嚴重的不安：“今後的歲月將會帶來什麽，我不能預言；但是我恐怕我們不會很快就看到安寧。這個世界上的人生來就是不知足的；大人物們不能不濫用權力，廣大群眾不能滿足於一種不太寬裕的生活狀況而靜待逐漸改進。……照現在這個樣子看，總會是搖來擺去，永無休止；一部分人吃苦而另一部分人享樂；自私和妒忌這兩個惡魔總會作怪，黨派鬥爭也不會有止境。”

一方麵是專製權力，一方麵是革命要求，政黨政治在此分裂的社會中崛起並加劇了社會的分裂。歌德之所以反對政治詩，強調寬容、客觀，正是為了抵抗偏激狂熱的黨派政治，維護文化的基本品格。

歌德是幸運的。在他生活的時代，普遍的文化理想還沒有被解放的個人、競爭的黨派和對抗的國家所粉碎，真善美、人道、理性、科學等還沒有被賦予特殊的民族形式或國家特色，文明與野蠻、先進與落後還可以作為獨立的解釋範疇和評價標準。在《浮士德》中，魔鬼靡菲斯特才對浮士德說：“你且蔑視理性和科學，人類最高的力量，你且在幻境和魔術中為謊精所鼓舞，這樣你用不著簽約就落入我的手掌。”

歌德像黑格爾一樣把熱情獻給了橫掃歐洲大陸的拿破侖，因為《拿破侖法典》代表了現代啟蒙、代表了憲政民主和平等自由，拿破侖的鐵蹄破壞了德意誌的封建主義、帶來了先進的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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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館秘書耶路撒冷（Karl Wilhelm Jerusalem）於1772年10月底自殺後，歌德於1772年11月6日至10日短暫地重返韋茨拉爾。歌德認識耶路撒冷，後者的自殺是歌德創作《少年維特的煩惱》的起因。在這部小說中，歌德將自己與他傾慕的夏綠蒂·布夫的經曆和耶路撒冷的命運—這是他通過與在耶路撒冷死前不久還與此人有聯係的人的談話而探究到的——融為一體。這部小說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並引發了感傷主義和狂飆突進文學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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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抄寫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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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2年5月10日，歌德在法學學習的結業階段作為候補官員來到了韋茨拉爾的帝國最高法院。同年5月25日，他開始在帝國最高法院實習。他住在韋茨拉爾的姑媽，同時也是樞密官夫人的朗厄太太（Susanne Cornelia Lange）給他介紹了一間房子，他就和在萊比錫求學時所認識的，萊比錫市長的兒子伯恩（Jakob Heinrich Born）住在一起。在經曆了與夏綠蒂·布夫（德語：Charlotte Buff）之間的不幸的愛情之後，歌德於1772年9月11日離開了韋茨拉爾。歌德剛剛結束了法學的學習，並準備按照父親的意願拓展他在財政法和訴訟的進行方麵的知識。歌德的父親對自己的獨子寄予厚望：他的目標是讓兒子成為法蘭克福的一個鄉長。因此，他很早就讓兒子熟悉和背誦法律書籍。這次在帝國最高法院的實習對歌德並非不重要。他對帝國最高法院的情況很感興趣，因為他希望能夠從中獲得一幅帝國現狀的圖景。他察覺到司法實踐中的變化，並且可以把這些變化當成一個整體作出概觀；但他同時也意識到了在學習結束的時候他的專業知識的不足。歌德希望依照進步的、人本主義的裁決和實踐，以及係統、嚴謹地建立的、顧及心理和社會因素的法規工作。1774年的肖像畫，Georg Friedrich作然而，他很少去帝國最高法院，也很少將其看成一個學習的場所。這是由於，一方麵，他看到了德意誌的糟糕的社會狀況的一個表現：腐敗，所以對司法實踐產生了懷疑。歌德的父親在歌德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已經抨擊過這種不良現象。另一方麵，歌德不信任帝國最高法院和1767到1776年間的檢查活動。歌德和他在旅店裏認識的很多青年法律工作者一樣，認為這種情形不可能好轉。後來歌德在他的自傳《我的生平 詩與真（德語：Aus meinem Leben. Dichtung und Wahrheit）》裏寫道，他在童年時期就已經表示過，他想做法律工作者不是出於對法律的興趣而是出於對旅行的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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