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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民海
桂民海（1964年5月5日－）出生於寧波，1985年從北京大學曆史係畢業後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輯，1988年留學瑞典哥德堡大學，六四事件後入籍瑞典，獲哲學博士學位，後在哥德堡大學任職到1999年。1999年，他從瑞典回到家鄉寧波，為瑞典一家製造空氣淨化產品的唐友公司開設中國子公司，10月21日開業，任董事兼總經理。
2004年，桂民海到德國在Nordpool谘詢公司擔任顧問。此後一直在德國居住。2005年用“桂民海”之名在北京的《中國社會導刊》發表兩篇文章。2006年加入獨立中文筆會，次年在國際筆會活動中結識香港出版界人士，2012年成立香港巨流傳媒有限公司，2014年買下銅鑼灣書店。
桂民海著有《二十世紀西方文化史掠影》、《北歐的神話傳說》、 《雍正十年: 那條瑞典船的故事》 和《我把黑森林留給你》。
銅鑼灣書店股東及員工失蹤事件是於2015年10月至12月期間，香港“銅鑼灣書店”（現今店址位於台灣）五人陸續失蹤之事件。失蹤5人是該店母公司巨流傳媒有限公司的股東桂民海與呂波、業務經理張誌平、銅鑼灣書店經營者李波以及店長林榮基。失蹤半個月到3個月後，全部人員證實身處中國大陸並受有關當局控製。特別是李波失蹤案，因為除了他其他4人是在泰國與中國大陸失蹤的，但由於李波是在香港境內失蹤，因此格外受到香港與澳門社會的廣泛關注，質疑他是否被人強行由香港境內擄至中國大陸，及有否牽涉中國大陸官方人員跨境綁架。事件令香港人擔憂“一國兩製”、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及人身自由受到破壞。事件轟動國際，美國、加拿大、歐盟及日本等紛紛發表聲明表示關注，並要求中國解釋及釋放失蹤人士。
37家瑞典報紙於2018年6月5日共同呼籲中國釋放出版商桂民海，重要的學術界人士、編輯、記者、政界人士和演員等多人也參與連署。2019年11月15日，瑞典國際筆會向桂民海頒發圖霍夫斯基獎，表彰他捍衛出版言論自由的貢獻。瑞典文化部長阿曼達·林德親自到場象征性給因被囚禁無法到場的桂民海頒獎，她發言時表示當權者永不得擁有“攻擊藝術表達自由或言論自由”的自由，同時在接受TT通訊社采訪時強調瑞典要求中方釋放桂民海的立場。
桂民海於2020年12月6日榮獲德國約翰·菲利普·帕爾姆獎（Johann-Philipp-Palm-Award）。該獎項表彰捍衛言論和新聞自由的個人和機構。因疫情關係，頒獎典禮在線舉行。
約翰·菲利普·帕爾姆新聞和言論自由獎獎金總額為2萬歐元。獎項每兩年頒發一次，表彰捍衛言論和新聞自由的個人和機構。該基金總部位於德國巴符州紹恩多夫（Schorndorf），以紹恩多夫書商約翰·菲利普·帕爾姆的名字命名。
帕爾姆（Johann Philipp Palm，1768– 1806）出生於紹恩多夫鎮，年輕時曾到埃朗根，在叔父約翰·雅各·帕爾姆（1750– 1826）手下當學徒。此後，他在紐倫堡與一位姓斯泰因的出版商的女兒結婚，並繼承了嶽父的出版社。1806年春天，他的出版社把一本名為《德國深受侮辱》（德文：Deutschland in seiner tiefen Erniedrigung）的小冊子寄到奧格斯堡（後來的人相信該小冊子可能由安斯巴赫的菲利普·克裏斯蒂安·耶林撰寫）。小冊子大肆抨擊拿破侖及其法國軍隊於巴伐利亞的所作所為，更呼籲民眾武裝起義或暗殺拿破侖。
當拿破侖本人得知這本小冊子的內容、並且無法找到小冊子的作者時，他下令拘捕把該小冊子付印出版的帕爾姆，並把他送到位於布勞瑙的一個軍事委員會受審。拿破侖向軍事委員會下達了秘密命令，要他們在24小時內處決帕爾姆。帕爾姆堅決拒絕透露作者的姓名，審判他的軍事委員會也不讓帕爾姆答辯。帕爾姆於1806年8月25日被送上袋鼠法庭，次日被槍決。
自2002年起，一個來自紹恩多夫的私人基金成立了“約翰·菲利普·帕爾姆獎”，表揚捍衛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人士。[1]
注釋
[1] The Johann-Philipp-Palm-Award for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Press.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708115852/http://www.palm-stiftung.de/johann-philipp-palm-award/jpp-preis.html?changelang=2
https://blog.creaders.net/u/6177/202012/391716.html
關於桂民海和他出版的那本黃書，本是老生長談，我早就不想再說什麽了。
可是看到有人還不遺餘力地把桂民海打扮成什麽¨捍衛言論自由的英雄¨，嗬嗬，實在太滑稽太離譜，那我就不得不說幾句了，隻讓事實和真相說話。
桂民海主持炮製的那本《習近平和他的六個情人》，列出六個和習有染的女性，僅看其中一名：柴玲。眾所周知，柴玲是八九六四的學運領袖，當年她被黃雀行動營救先到了法國，後又轉赴美國上學創業成家，這一路有跡可循。習那時又在哪兒？盡管他也曾到過美國參加過短期幹部培訓，但是，作為一個被執政黨重點培養的接班人，他不可能去會見那麽一個充滿爭議的危險人物，何況還是敵我矛盾的雙方。可以說，無論國內還是國外，兩個人根本沒有什麽交集。
還有一位，作者列出的是影星劉曉慶，這種信手拈來信馬由韁的胡扯，相信明眼人都看得出來。
僅從這兩個和習完全不相幹的人，就可以看出這本書是憑空捏造的胡說八道，不過是一本三流出版物，靠炒作政治名人和女明星的緋聞當噱頭賺錢，手段可以說卑鄙無恥，一個有著基本職業素養的人是不屑於出版這類黃書的。
我對這類書本來沒啥興趣，可因為後續話題熱鬧，承蒙有網友截圖轉載就看了兩眼，立刻覺得文筆拙劣，無法卒讀。但還是耐著性子讀了習和薄在辦公室內的一段對話，哈哈，顯然又是一番胡掄，作者顯然沒有采訪兩位紅二代中的佼佼者，而且連他們的心態·習性·語氣都不熟悉，可以說，這本蹭名人編野史的書既沒有曆史價值，也沒有文學價值。
在一個法治國家，如果一本書用了別人的真名，又惡意地罔顧事實，汙蔑醜化，那麽被告誹謗罪會被罰得傾家蕩產。台灣總統馬英九和他的幕僚金溥聰都曾打過名譽官司，盡管時間拖遝冗長，但最後都打贏了官司，被告登報道歉賠償罰金。可是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下，如果習也打這麽一個官司，等於殺雞用了宰牛刀，反而給這本破書做了廣告，無形之中替他們宣傳了。
桂民海敢太歲頭上動土，出版這麽一本黃書，可能是他覺得天高皇帝遠，習未必會知道，或即使知道也顧不上，無法與他這麽個小人物遠距離較真；可他忘了國內多少盜版商，隻有敢盜版《我的父親鄧小平》和《西藏七年》的被逮捕法辦了。而那時習剛剛登基，年輕氣盛，很愛惜形象，剛開始樹立個人威信，卻被這麽個奸商肆意侮辱踐踏，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
幾年前，我去香港時曾見到一家出版社的負責人，他們也是以出版紀實性回憶錄為主，即所謂的政治禁書，作者群號稱都是政治局常委以上級別。據他說，中共方麵開始處理此事時還是蠻客氣的，找到銅鑼灣書店（也是出版社）的幾個人說：這本書與事實不符，涉嫌誹謗，希望他們不要再出了，已經出版的庫存由他們全部買下；銅鑼灣的書商點頭同意了。可是他們在收錢後，一轉臉換個封麵又出了一本，這下可是讓辦案官員大怒，他們不得不先禮後兵了。
這讓我想起發生在美國的江南案，其中的細節也是作者收了國民黨的錢卻我行我素繼續出版，激怒了主管清治部門的蔣家成員，通過台灣竹聯幫赴美誅殺。貪婪且狡詐，希臘神話的地獄裏關著的都是這種人。
第二次可謂來勢洶洶，國安人員象老鷹捉小雞似的抓捕了幾個涉事股東，搞出這麽大動靜，看來也是為了通過此舉恫嚇香港出版界，從那以後，出版業風聲鶴唳，出版人誠惶誠恐，進入了少見的寒霜期。雖說是唇亡齒寒，香港同仁為何沒有為其發聲，就是因為銅鑼灣書店的所作所為實在下作，以致那些嚴肅正規的出版社也覺得臉上無光，無從辯駁；而且法律上在確定責任大小時，曆來看重誰是第一個挑釁者。
桂民海有恃無恐，是因為他自詡有兩層保護衣：一是瑞典身份，一是香港出版地。然而新一代掌權者血氣方剛混不吝，根本不去糾纏那些名詞屬性，從泰國芭堤雅把正在逍遙度假的桂民海抓回大陸。第一時間桂強調他是瑞典公民，可是他在香港從事出版業，而且是在華人世界展開活動，何況他還留有中國國籍。
中共方以雷霆萬鈞之勢就把幾個不法書商收拾了，隻是這種寒蟬效應立刻在香港生效了，不斷彌散開來，香港人兔死狐悲，擔憂恐懼，終於形成大範圍的集體抗議。這不禁使人聯想起導致亡國的千古小人費無忌的曆史作用。
至於什麽帕爾姆獎，嗬嗬，西方對於中國的很多人與事，仍然對焦不準，似是而非，有時搞得不倫不類。帕爾姆出版的《德國深受侮辱》一書，是因為德法戰爭，他站在國家民族的大義上抨擊侵略者。而桂民海出版的是一本拙劣下流的黃書，他不過是一個唯利是圖的奸商而已，他獲得出版界的帕爾姆獎，真是褻瀆了這個獎，因為其內涵和意義完全不同，不過現在濫竽充數·欺世盜名的騙子可謂比比皆是，不勝枚舉。
桂民海作為一個出版商，和官方的權力資源極不對稱，這使他像一個天然的受害者，可是別忘了，他首先是一個害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