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麽沒有新聞自由?

中國為什麽沒有新聞自由?

《中國時報》總主筆戎撫天在外媒記者會上說，除了國台辦之外，總統、陸委會等也會打電話到編輯台。此外，中天在記者會上針對“無國界記者”的發言，已經被後者反駁為不實指控。

無國界記者組織 (RSF)11月18日發表聲明表示，“NCC不予中天新聞換照令人遺憾，但不涉及新聞自由”。

梁天俠表示這個回應非常“主觀”，對此感到“非常不以為然、非常遺憾”。但她聲稱該組織已下架該文，“發文的這個人最後也不能代表這個組織”。梁天俠表示已向RSF總部查詢，但總部不知道有發這個聲明。她說另一方麵，根據他們的了解，“這個組織台灣分會的成員長期跟綠營的關係是很親近的”。

1945年8月底毛澤東赴重慶和蔣介石談判戰後和平和建國問題。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向毛澤東提出問題：中共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概念及界說為何？毛澤東答：“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毛澤東還在交談中說：“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美國官員應當對中國官員談論民主。總之，中國人尊重你們美國人民主的理想。”以上這些不隻是毛澤東一個人的認識，1944年7月4日《解放日報》發表的題為《祝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日》的社論，其中說：“民主的美國已經有了它的同伴……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勢力。我們共產黨人現在所進行的工作乃是華盛頓、傑斐遜、林肯等早已在美國進行過了的工作……”（《胡喬木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3頁）所有這些言論無須細加分析，就可以看出，毛澤東乃至全黨，那時談民主自由是與國際接軌的，是在普世價值的基礎上談的。正是這些思想和主張贏得全中國人民的支持，幫助共產黨打下了江山。

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沒有頒布一部新聞法，陳雲說出了原因：“國民黨統治時製定了一個新聞法，我們共產黨人抓它的辮子，鑽它的空子。現在我們當權，我看還是不要新聞法好，免得人家鑽我們空子。沒有法，我們主動，想怎樣控製就怎樣控製。”

在中國大陸，民眾沒有開辦私人報紙、電視台的權利，媒體被控製在中國共產黨與政府手裏，被喻為“喉舌”，通訊社僅有新華社和中新社兩家。盡管在二十五年前就已有《新聞法》立法的呼籲，但中華人民共和國迄今尚無《新聞法》、《廣播電視法》，以行政法規進行規範。中國的新聞自由狀況招致美國之音、無國界記者等組織的負麵批評。批評中國政府審查民眾思想、建立防火長城，審查者對內容進行監控與限製消息，如臉書、推特、YouTube與維基百科等網站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屏蔽。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對新聞業采取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待方法，即報紙是“黨的喉舌”，發出黨的聲音。新聞是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工具。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1996年明確把中國新聞業定位為輿論導向，他視察人民日報社的時候指示“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輿論導向正確，黨和人民之福，輿論導向錯誤，黨和人民之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在2016年2月考察三大官媒中表示，新聞輿論工作“必須把政治方向擺在第一位，牢牢堅持黨性原則，牢牢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牢牢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牢牢堅持正麵宣傳為主，各個方麵、各個環節都要堅持正確輿論導向”，“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宣傳陣地，必須姓黨”。
過去總有人認為，在剝削階級統治下沒有新聞自由可言，縱有也是徒具形式。但是自由總是從有形式開始，連形式都沒有就不可能有起碼的新聞自由。1951年國際新聞學會提出新聞自由的4條標準，也就是4種表現形式：自由采訪、自由通訊、自由出版報紙、自由批評。這4條標準中，以自由出版報紙和自由批評（政府）兩條最為關鍵。

清末的兩部新聞法（《大清報律》和《欽定報律》），采取的均是注冊登記並繳納保證金的製度，即辦報無需批準隻需呈報，但需繳納保押費。與國外相比，同一時代的法國《出版自由法》采用的也是注冊登記製。日本《新聞紙法》采用的是注冊登記加保證金製。這說明清末新聞出版管理寬鬆程度比法國低，與日本持平。袁世凱執政時期，先後頒布了《報紙條例》和《出版法》，集中了日本等國報律中的限製性條文，實行出版物批準製加保證金製，那些規定雖然條文比較嚴苛，但通常未得到嚴格執行，使民間辦報很普遍。

批評政府也十分常見。1912年1月至1916年7月，《大公報》刊發“閑評”453篇，其中批評政府的有373篇；所占比例為82.3%。許多批評是有相當深度的，例如，在“姚榮澤案”中，《大公報》批評袁世凱“以命令變更法律，大總統之蹂躪司法”。即使在“癸醜報災”發生以後，對政府的批評仍然很多。恰恰是癸醜報災發生的1913年，是《大公報》批評政治的言論最多的一年。1913年10月，國會選出袁世凱為第一任正式大總統，通常是舉國慶祝之時，可《大公報》在“報災”發生之後仍發表文章，諷喻“民國由臨時而變正式”，可“大總統如故也，副總統如故也”，乃是“老店新開”，“營業之失敗，或更甚於老店”。

在西方，自由與法律是相對應的範疇。法律界定自由，自由對法律負責，“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孟德斯鳩語），“哪裏沒有法律，哪裏就沒有自由”（洛克語）。關於新聞出版自由與新聞出版法的關係，馬克思說：“新聞出版法就是對新聞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認可”，“沒有關於新聞出版的立法就是從法律領域中取消新聞出版自由”。這些是文明世界對自由的科學認識。自由的概念發展源遠流長，有過不少說辭；達成這一共識，是17—18世紀實現的。那些擁護自由主義的啟蒙思想家，無論是英國的霍布斯、洛克，還是法國的盧梭、孟德斯鳩，直到19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馬克思本人，都強調自由與法律的關係，沒有一個人把自由解釋為“為所欲為”或“想幹什麽就幹什麽”。當然，法律也是可以批評的，也可以建議修改，隻是不能動輒以抨擊“惡法”為名，煽動違反法律，破壞法律的實施。

但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自由的含義與上述普世價值的距離較大。《辭源》列舉一些古典文獻中談到的自由，解釋自由的含義是，“謂能按己意行動，不受限製。”《大公報》1903年就指出：底層社會所理解的“自由”，“為任便而行，毫無拘束之意。其類則肆意殺人亦可謂自由，恣意行淫亦可謂自由，欲搶掠亦可謂自由，凡出於吾心之所欲，必使償之而後快皆可謂自由。”（《自由辨》，7月11日）總之，中國人曆史上對自由的理解，含有隨心所欲，自由放任之意，沒有對法律負責這一層認知。近現代中國人仍有很多是這樣理解自由的，這種理解對新聞自由的健康運行，產生極為負麵的影響，因而總是出現很多超過新聞自由範圍的非法的新聞活動。如果說，在清末進行那些不遵守法律的新聞活動，就是為了把國家搞亂，把封建王朝推翻，因而還具有合理性；那麽在民國成立以後的建設新的共和政體的過程中，報紙動輒揚言殺總統、總理，“無日不與政府宣戰”（梁啟超語），這種“新聞自由”還具有合理性嗎？在這種輿論環境中任何政府也治理不好國家。隻是由於袁世凱最後上演過稱帝醜劇，太臭名昭著，沒有人去細分是非罷了。總之，那個時代從社會精英到國家掌權者，都沒有搞清新聞自由的法定含義，按照中國傳統文化中對自由的理解，來實施現代民主政治中的新聞自由，使新聞自由走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雖然與此同時，新聞媒體受到的戕害也很多。

共產黨人從南昌起義開始，就走上武裝反對當時政府的道路，同時以“新聞自由”為武器，與當局作鬥爭。實際上，新聞自由隻能由執政黨與在野黨共享，不能由執政黨與革命黨共享，因為革命黨所做的是推翻現政權和整個現存的法律體係。其報刊活動無法以新聞自由論之，隻不過是借新聞自由之名罷了。因為那個年代畢竟是一個充滿戰爭和動亂的年代。但是，許多共產黨人卻以為他們當年能以報刊從事革命宣傳，是他們鑽了國民黨出版法的空子，其實當時《出版法》就有不得“意圖顛覆國民政府或損害中華民國利益”等等一係列的規定，如果不是因為當時國家混亂，政治腐敗，政府不能完全控製局勢，是很難有空子可鑽的。

對新聞自由理解出現失誤，也與中國人對自由主義的理解出現很大偏差有關。雖然19世紀言論出版自由思想就開始被介紹到中國，但中國人卻未能把握自由主義的精髓。中國近現代史上，一方麵是缺乏言論自由；另一方麵也出現過絕對主義的言論自由思潮，很少有人談到言論、出版自由要對法律負責。由於絕對主義的言論自由思潮對革命者利用報刊活動，假新聞自由之名，推翻舊政權，曾經起過很大作用，許多人便誤以為，那就是新聞自由；而這種自由似乎又是與製定的出版法不可能很嚴密，總是有空子可鑽有關。這種錯誤認識，至今在一部分人的頭腦中根深蒂固，成為通過新聞立法規範新聞自由的重大障礙。

對自由主義的偏頗理解，甚至是錯誤的理解，與毛澤東1937年9月發表的《反對自由主義》一文對“自由主義”的解釋有關。他寫這篇文章是為了批判當時革命隊伍的各種消極表現。“自由主義”在這篇文章中被解釋為“不要組織紀律”，“命令不服從，個人意見第一”，“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等“老子天下第一”的錯誤做法。出現這些壞現象當然應該批評，但不能把它們扣在自由主義的頭上。不難看出，毛澤東是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由的含義來理解自由主義的。特別是這篇文章在1949年以後進入學生的語文課本，影響深遠，結果自由主義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頭腦中非常厭惡的東西。

在西方，自由主義包含以自由作為主要政治價值的一係列思想，曆史上是一種進步的政治思想觀。自由主義追求保護個人思想自由的社會，主張放寬及免除專製政權對個人的控製，自由主義主張個人活動和發展的完全自由，不違法不得禁止。自由主義是在與封建專製主義的鬥爭中興起的平等的思潮，它講究法律麵前人人平等。“老子天下第一”，絕不是自由主義的本質特征，恰恰是封建專製主義的又一種表現。

由於以上種種原因，當代中國仍有很多人，包括掌握很大權力的人，缺少“自由對法律負責”這一層認知，也缺少“自由主義講究法律麵前人人平等”這一層認知，他們的認識與普世價值拉開了很大距離，以為有了新聞自由就可以“為所欲為，無法無天”，“想發表什麽就發表什麽”，因而對於自由和自由主義充滿疑慮、抵觸甚至恐懼。這說明，對於自由和自由主義的理解，中國人恐怕需要很長時間來現代化、國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