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協議續簽

中梵協議續簽

《環球時報》英文版10月20日引述義大利《晚郵報》19日的報導，指出中國跟梵蒂岡預計於10月22日續簽《中梵協議》。外界關注，這會不會是雙方建交的信號?中梵協議傳出續簽後，中國與梵蒂岡至今都尚未正式宣布。這一次義大利雜誌《公教文明》(La Civiltà Cattolica) 總編習安東 (Antonio Spadaro)則向《環球時報》表示，雙方確實將延續協議。他提到，中梵近期不斷進行溝通，《中梵協議》也為雙方的對話奠定強力基礎。《環球時報》寫道，中國與梵蒂岡延續條約不僅代表《中梵協議》實施順利，也代表梵蒂岡麵對各方要求停止與中國對話，他們仍有意與中國推展外交關係。

估算中國基督徒人數很難

估算中國基督徒人數很難，因為許多人不願公開自己的信仰。由於家庭教會多數沒有登記，所以估計家庭教會的信徒人數相當困難。

外間對於中國新教基督徒人口的估算落差很大。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中國基督教協會（合稱基督教全國“兩會”）在二○○二年的數字是約一千五百萬。而在海外機構之中，《愛德通訊》（Amity News）著名的一九九七年統計的數字則在一千萬到一千三百七十萬間。有不少坊間估計非常樂觀。有許多網上資料指中國信徒有五千萬以上，甚至有些數字超過一億。香港宣道會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蔡少琪在基督教時代論壇指出，中國新教信徒數字隻可能在二千萬左右，基於多種因素，外間的數字很可能嚴重高估。

中國對基督教的敵視和仇恨

1840年代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被炮火打開國門，清政府被迫簽訂一係列不平等條約，基督教的傳教活動亦被列入條約，傳教士從此得以進入內地傳教，基督教也隨之進入中國。大批西方傳教士以沿海通商口岸為基地迅速擴展基督教，建立教堂，同時也辦立學校、醫院、孤兒院等機構等進行傳教，基督教開始在中國獲得了很多信徒。但部分中國人將傳教士與列強混在一起，將對侵略者的仇恨轉嫁到傳教士身上，認為基督教是西方殖民主義者殖民統治的工具，認為基督教傳教是文化、宗教的侵略，同時對基督教會中的部分人士和中國人而發生連串教案從而引起他們強烈的不滿，把仇恨轉化成暴力行為。終於在1900年發生了義和團運動，多名傳教士和基督徒遭到殺害。

1919年巴黎和會對中國的不公，引發五四運動，之後蘇共和中共等左翼共產主義團體共同發動一場從1922年到1927年間的“非基督教運動”。這場運動與義和團運動不同的是，主要參加者是知識青年，也包括了當時主流的知識界人士，如在北京大學便有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胡適等人。然而應當注意的是，這些運動也對當今中國社會，包括政府（政府自身的政治屬性以及長久以來的教育係統對基督信仰的偏見的片麵灌輸）對於基督教總體敵視且充滿仇恨的態度有著不可忽略的影響。

來自美國和英國的新教傳教士在介紹中國方麵的作用超過任何人。英國和美國宗派，如英國循道會，繼續派遣傳教士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驅逐傳教士。

中共認為傳教士是帝國主義

中共認為傳教士是帝國主義，因此在蘇區驅逐或者逮捕外國傳教士。1932年5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由瑞金致電南京國民政府，以釋放蘇區所有傳教士作為條件，要求釋放共產國際特工牛蘭夫婦。可證明蘇區關押著外國傳教士。1934年12月8日，紅軍方誌敏部隊在皖南旌德縣綁架內地會美國傳教士師達能夫婦，提出2萬巨額贖款釋放條件，被拒絕後，將師達能夫婦撕票。1935年，紅軍長征路上曾逮捕內地會瑞士籍英國傳教士薄巳作為人質長達一年，勃沙特獲釋後回國發表《神之手》，第一次向世界介紹紅軍。

1949年，主張無神論及唯物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基督教會一部分遷到台灣，一部分留在大陸。當時在中國的137個教區中，有28個是由華人管理（21名主教和7名高級教士），另外109名主教和高級教士則為外國人。1949至1951年間，留在大陸的傳教士曾遭拘捕入獄，繼而多數被驅逐出境，大多數到台灣繼續傳教。中國共產黨認為宗教信仰會幹預或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活動，雖然1980年改革開放後設國家宗教事務局專職包括天主教在內的所有宗教事宜，法律層麵上宣稱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在實際操作中公民仍受部分限製。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自行設立合稱為“一會一團”的天主教管理機構：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及中國天主教主教團，而聖座對這兩個機構都無法管轄。教徒敬拜儀式必須在登記教會的教堂進行，不接受由梵蒂岡任命主教。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是無神論者或退出宗教才可入黨，非中共黨員的天主教公民可以在宗教上接受教宗教導，但前提是需服從中國共產黨在政治，思想和組織的領導。

1949年，天主教神甫雷震遠離開中國，回國寫作《內在的敵人》一書（THE ENEMY WITHIN: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 ），回憶他在中國的經曆，表示對中共武裝革命的強烈不滿，以及對其所隱藏的潛在隱患的揭示。

 

 

[謝盛友]

《梵德協定》教訓不記得？教廷向中共投降

麥格恩提到，現在教廷的「東方政策」對象則是中國，還伴隨著16世紀到中國傳教的耶穌會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s）留下的傳教浪漫主義（missionary romanticism），即把中國文化融入天主教儀式。陳日君以1933年教廷與納粹德國簽署的《梵德協定》（Reichskonkordat）為例，納粹德國幾乎是在簽署後就違反協定內容，而為了與中國簽署類似協定，教宗對習近平迫害宗教信仰自由噤聲。

麥格恩直言，倘若教廷想以利瑪竇的方式，與中國展開外交協商，且優先於歐洲傳教事務，那就會要開始指派活在中共政權之下，懂得和中共打交道的人擔任主教。此外，陳日君告訴天主教新聞社（CNA）：「（中國）天主教會毫無希望，我們一直遭受中共迫害，梵蒂岡卻未伸出援手，梵蒂岡反而正在幫助中共，向中共投降，把一切都交到中共手中。」

[謝盛友]

作者：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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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chskonkordat（羅馬教廷與德國帝國之間的協議）是1933年7月20日，紅衣主教國務卿歐塞尼奧·佩切利代表教皇庇護十一世和副總理弗朗茨·馮·帕彭代表總理保羅·馮·興登堡和德國政府簽署了該協議。它於1933年9月10日獲得批準，並從那時起生效。該條約保障了德國羅馬天主教會的權利。但是德國從一開始就破壞這個協議。就像希特勒在掌權之後，就不再需要顧忌天主教中央黨的存在了——1933年12月，柏林裁定所有的編輯和出版商都屬於納粹的文學協會。這個法令ban掉了天主教出版物，並成功阻止教會領袖抗議這侵犯Reichskonkordat。 1934年至1936年，納粹關閉了幾個天主教和路德派的青年團體;他們的許多成員都被吸收到了希特勒青年團中。天主教學校被關閉，並由納粹同情者管理的“社區學校”取而代之。 1935年，慕尼黑天主教學校長達一年的運動，在那裏的入學人數下降了30％以上。到1936年對天主教的攻擊全麵升級，數十名天主教神父被蓋世太保逮捕，並被指控貪汙，賣淫，同性戀和戀童癖。1937年3月，教宗庇護十一世發布了一封名為“Mit brennender Sorge”的通諭。這是譴責德意誌帝國和羅馬教廷簽署的1933年“羅馬教廷與德國帝國之間的協議”（Reichskonkordat）的通諭。它譴責德國“混亂的泛神論”，“新異教主義”，“所謂的種族神話”和國家崇拜。它包含了對舊約的強有力的辯護，相信它為新的道路做好準備[5]。通諭指出，種族是人類社會的基本價值，這是必要的和光榮的，但是譴責把種族，人民或國家的標準價值高於崇拜偶像的水平。通諭宣告：“人作為一個人擁有上帝所擁有的權利，而且任何集體都必須保護自己不被否認，壓製或忽視。”[7] 國家社會主義，希特勒和納粹黨沒有被列入文件，而是使用“帝國政府”一詞。[8] 根據倫敦國王學院教授羅伯特·A·文特斯卡（Robert A. Ventresca）的說法，寫作第一稿的福哈伯（Faulhaber）主教堅定地認為，通諭在語調和實質上都要小心，避免明確提及納粹主義或納粹黨。[9]曆史學家威廉·希勒寫道，該文件指責政權播撒“懷疑，不和，仇恨，誹謗的誹謗，對基督及其教會的秘密和開放的基本敵視”。據德國主教會議的領導人曆史學家克勞斯·舒爾德（Klaus Scholder）所說，伯特倫樞機主教試圖通過命令重要的段落不應該大聲朗讀的方式來遏製通諭的影響[11]。製作和發行30多萬份這封信的過程是完全秘密的，這讓德國各地的牧師能夠不受幹擾地閱讀信件[12]。第二天，蓋世太保突襲了教堂，沒收了他們所能找到的所有複製品，而印刷這封信的印刷廠則關閉了。根據曆史學家伊恩·克肖（Ian Kershaw）的說法，反教會鬥爭的激化始於四月左右，以回應通諭。[13]舒爾德寫道：“國家官員和黨派反應激烈和不讚成，但是恐懼的大報還沒有出來，協調仍然有效，盡管一切都加劇了對兩個教會的鬥爭， 。[14]這個政權進一步製約了教會的行為，並以煽動起訴的方式騷擾僧侶[15]。雖然希特勒的名字沒有在通諭上出現，但它的確提到了一個“瘋狂的先知”，即指希特勒本人。[16]

[謝盛友]

Als Reichskonkordat wird der am 20. Juli 1933 zwischen dem Heiligen Stuhl und dem Deutschen Reich geschlossene Staatskirchenvertrag bezeichnet. In diesem v?lkerrechtlichen Vertrag wurde das Verh?ltnis zwischen dem Reich und der r?misch-katholischen Kirche geregelt. Es ist weiterhin gültig.

[謝盛友]

唐貞觀九年（635年），敘利亞基督徒阿羅本到達長安，帶來基督教的一個當時被認為是異端的派別聶思脫裏派，在中國被稱為景教。
1289年，方濟各會神父從歐洲來到中國，在北京和泉州等地發展了一批蒙古人和色目人入教。同時景教也與天主教競爭。
1368年，明朝建立時摧毀了所有帶有外族色彩的事物，包括景教和天主教。1552年，耶穌會會士方濟·沙勿略到達中國廣東的上川島，但得不到進入中國本土的許可，帶著遺憾死在了島上。30年後，耶穌會派來的精通天文和數學的傳教士利瑪竇獲準在明朝長期居留。利瑪竇在北京成功進入朝廷，覲見當時在位皇帝明神宗，並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的聲譽和關係，開啟了日後其他傳教士進入中國之門。
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教廷宣布禁止中國天主教徒祭祀祖先和孔子，耶穌會在華傳教活動受限。之後由於傳教士和修會間的勾心鬥角，導致部分教士卷入宮廷政爭，最終造成雍正即位後明令禁教，此後天主教僅能以不公開方式秘密傳布。不過在禁教期間，郎世寧作為宮廷畫師仍備受禮遇，並且留下許多清初中國宮廷人物與景色的畫作，是少數例外。
鴉片戰爭前後，西方國家除要求中國準予通商外，也要求傳教士合法宣教的權力。1844年（道光24年），道光皇帝批準弛禁天主教，準許“中外民人，凡學習天主教並並不滋事為非者，概予免罪”；後於1846年（道光26年）頒布上諭，進一步開放傳教士可在通商口岸自由傳教。禁教令弛廢後，大批西方傳教士以沿海通商口岸為基地，迅速向中國內陸擴展，傳播基督教，在建立教堂的同時，也開設學校、醫院、孤兒院等機構，中國的基督徒人數猛增。
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控製當時首都南京，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宣稱成立，梵蒂岡雖未承認，但亦沒有撤回公使黎培裏，也沒有令黎培裏前往台灣維持與中華民國的正式關係。黎培裏留在大陸並就教會及教產事務代表宗座進行指導。但隨著中國外交及內政政策的進一步傾斜以及黎培裏與當局的矛盾加深，最終在炮擊天安門案後，黎培裏在1951年被當局驅逐出境，在香港停留一年後在1952年到達台灣，在間隔三年之後教廷恢複與中華民國的關係。
美國天主教出版物Commonweal關於中國天主教的調查認為，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是一個組織，本身並非教會，無論神父、主教、修女或平信徒，都不再屬於它。這意味著中國三分之二的登記教會主教現在已經被梵蒂岡承認。2005年6月28日，上海教區輔理主教邢文之的任命據說得到了梵蒂岡和北京的雙重認可。在過去，梵蒂岡和北京建交的一個主要的障礙就是由誰任命主教的問題。為了進一步表示梵蒂岡與北京的和睦，教宗本篤十六世邀請4名中國主教，包括2位政府承認的主教，1位地下主教，還有一位最近加入登記教會的地下主教，參加2005年10月主教大會。北京最終拒絕讓4位主教參加大會。
1978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即位後，適逢剛重新上台的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教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有所接觸。隨著中國開始恢複官方承認的天主教會的活動以及開始歸還教堂、教產等，教廷與中國的關係逐漸變暖。雖然中國政府仍然堅持官方天主教會在主教人選等方麵必須遵循共產黨而不是教廷的指導，但雙方在實際操作中達成一定默契，主教人選通常須由教廷及官方的雙重認可，最終由當局指定。同時，教廷開始追認未經教廷認可任命、但符合一定資格的主教，但受到中國政府阻撓。
2000年，中國官方教會在北京“自選自聖”任命五名未受教廷認可的主教，引起教廷抗議，同年2000年10月1日教廷冊封120名位中華殉道聖人。中國政府認為此次列聖名單中有些傳教士“充當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幫凶”，“對中國人民犯下嚴重罪行”，以此為由抗議教廷的冊封。這些事件使得雙方關係造成傷害。但是同年，中國政府放棄阻撓教廷追認“自選自聖”主教，並開始允許候選主教比較公開的尋求教廷認可，雙方緊張關係得以緩解。此後大多數“自選自聖”主教獲得教廷認可。
2005年4月，本篤十六世即位後，進一步就建交問題與北京作正式商討。6月，梵蒂岡外長拉約洛表示，對與北京關係正常化感到樂觀，雙方建交並無不可以克服的困難。他說，梵蒂岡一直考慮與北京建交，他相信憑雙方的善意及友誼，能夠取得成果。
此後，雖然主教任命大多遵循“雙重認可”的模式進行，但中國官方教會隨著政治需要仍不時進行“自選自聖”，以表明其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而非教廷的主要領導。2006年，與中國政府政見不和的香港主教陳日君升為樞機並發表令中國政府不悅的言論，因此官方教會進行報複性“自選自聖”，未經聖座認可祝聖三位主教，雙方關係再度惡化。2006年5月，教宗本篤十六世對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係統將馬英林祝聖為昆明教區主教，將劉新紅祝聖為蕪湖教區主教的做法深感悲哀。教廷宣布，中國自聖的兩位主教和兩位負責祝聖的主教因此被自科絕罰（自動革除教籍）。至2008年雙方的一係列動作表明雙方關係緩和，教宗接見中國駐意大利大使及外交部官員。
2012年以後，由於教廷與中國政府就任命主教問題的分歧，中國官方教會停止祝聖主教。雙方開始談判關於主教人選製度化的協議。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開，習近平當選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翌年3月，教宗方濟各就職，兩人曾互通信件。2014年3月，教宗方濟各主動向媒體談及此事。教宗方濟各任命的教廷國務卿帕羅林，曾經是梵蒂岡負責同中國高層展開秘密談判的首席代表，曾和羅馬教廷其他代表兩次赴北京開展外交談判及斡旋。
2015年再度恢複任命“雙重認可”的主教。2016年11月30日，首批獲梵蒂岡和天主教愛國會共同認可主教之一的唐遠閣正式就任天主教成都教區主教。
2018年9月22日，中國外交部及梵蒂岡方麵皆宣布雙方就中國天主教的主教任命問題簽訂了“臨時性協議”，該協議的詳細內容仍未公布。梵蒂岡發布官方聲明指出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王超代表中方簽署了協議。教宗方濟各接受記者提問時，他聲明他會對和中國簽署的協議負責，任命主教他有最終決定權。
2020年2月15日，在德國舉辦的第56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慕尼黑應約會見梵蒂岡外長拉加格爾，這是雙方外長首次舉行會晤。
2020年9月15日，天主教權威刊物《美國》期刊（America Magazine）披露，教廷希望在中國設常設代表處，且可望促成教廷國務樞機卿伯多祿·帕羅林樞機與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會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