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萊希特的“中國情結”

布萊希特的“中國情結”

德國著名的戲劇大師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10. 2. 1898 - 14. 8. 1956 ）的劇作“夜半鼓聲”（Trommeln in der Nacht）正在台灣上演，在台北國家戲劇院場場座無虛席。該劇是布萊希特1919年24歲時完成的作品，故事描述第一次大戰期間，女主角安娜（Anna Balickes）以為愛人克拉克（Andreas Kragler）已死，聽從父母的話，嫁給沒打仗卻從戰爭中獲取暴力的商人（Murk）。然而克拉克並未戰死，回到柏林後投身革命，成為革命領導人物。在一場革命行動前，女主角回心轉意，克拉克於是麵臨抉擇：愛情還是革命？溫暖的床還是街頭？

昆德拉曾說過：“當要把握一部作品的意義與價值時，民族、地區的背景是沒有任何用處的。”《四川好人》便是這樣一部無關四川的作品。布萊希特構築了一個蠻橫險惡的世界，他將他的文學幻想建立在了那片他甚至未曾親臨的封閉土地上，卻道出了永恒、普遍的道德困境。

布萊希特深為中國的哲學（主要是先秦哲學）的表達形式所吸引。中國哲學與歐洲古典哲學的學院色彩、純理性推導的根本不同在於中國哲學與生活的密切結合，從實際生活中，從活生生的現實中推導出哲理，因此它並不強調體係和係統，卻充滿生活的智慧，先秦諸子的著作尤多對話體和結論性的獨白，這些哲理性的智慧又往往結合簡短的故事和形象的比喻，從而使這些哲理顯得十分生動活潑，一點不枯燥乏味，這正是中國古典哲學所以吸引布萊希特的原因所在。布萊希特根本不是從內容和思想的角度，而是完全從形式——技巧的角度來評價、研究中國戲曲的。他對中國哲學采用的是類似的視角，即中國哲學用對話和講故事甚至獨白的方法表達哲理思想的技巧——方法，這就是：中國古代哲學是用娛樂的方式使接受者受到啟發和教育的。

布萊希特曾經把他的一些劇本情節 的發生地點搬到中國，但這並不是“中國情結” ，無非是因為中國離歐洲遙遠，以便製造陌生化——間離效果而已。對布萊希特說來， “中國”僅是一個思想載體。四川、杜蘭朵、灰闌、墨子、孔夫子……這一切並非目的，即他並非為了寫中國及這些中國人和中國故事。布萊希特晚年還寫了劇本《孔夫子傳》，此劇並未完成，僅留下片斷。這個劇本也並不意思是是真正要為孔夫子樹傳，就布萊希特所掌握的這些材料，他也很難為孔子寫傳。事實是，布萊希特想以孔子為題材，用“陌生化”的中國孔子來描寫歌德在宮中的改良主義的失敗以及隻得聽命於君主的臣屬地位。在他的1940年11月11日《工作筆記》裏，他這樣寫道：“我正在讀有關孔夫子生平的書，這將是多麽有趣的戲劇！這個20歲的人是個征收租金和稅金的人，他的唯一最高職位與歌德在魏瑪的職位相仿。孔子為君主所得到的埠妾和馬匹擠趕而走，也使人想起了魏瑪的狗。他又在各處流浪20-30年，為的是尋找一個能讓他進行改革的君主。人們到處嘲笑他。他死的時候覺得自己的一生是一個失敗。——對這一切素材必須作幽默的處理，還必須把他至今仍顯出智慧的教導插人劇本之中，僅僅他遵循史實書寫魯國曆史的場麵，這個劇本就值得寫了。”

我們從這個未完成的作品的創作動機和內容來看，可以更清楚地認識到布萊希特利用中國題材僅為了“陌生化” ，並非“中國情結” ，更不能說他世界觀上受了中國哲學的影響。與其說布萊希特有“中國情結”不如說中國人自己有“中國情結”。

《四川好人》（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的劇本虛構了三位神仙下凡尋找“好人”，結果找到一個善良的貧苦妓女沈黛，並給了她一筆錢開了家店鋪。沈黛的樂善好施很快導致了經營的困難。她不得不戴上麵具，化裝成凶惡的“表哥”隋大來剝削工人，又把得到的錢接濟窮人。由於隋大冷酷無情，人們開始懷念好久不見的沈黛並懷疑隋大殺害了沈黛。最後真相大白，隋大和沈黛原來是同一個人。神仙們對世間之事感到無可奈何，最終撇下孤單絕望的沈黛悄然消逝。

《四川好人》是布萊希特坦言最喜歡的作品之一。和其它作品一樣，此劇也秉承了劇作家倡導的“敘事劇理論”的理念，追求陌生化、間離效果。劇本一開場便具有魔幻色彩，神仙的出現把我們帶入了一個非現實的空間。接著出現的大量的楔子、插曲，一些悖逆常理的場景以及人物的大段自我剖白，都意在破除舞台幻覺，告訴觀眾：你們在看戲。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四川好人》對麵具的使用，主角被創造性地分裂成兩個對立的人格——一個是代表善的沈黛，另一個是代表惡的隋大。沈黛三次變成壞人隋大的情節也因而成了支撐整部戲劇發展的主線。

沈黛第一次變成隋大是迫於形勢壓力。當女房東米芝前來討債的時候，沈黛第一次意識到若繼續以菩薩心腸待人，煙店將保不住了。於是她謊稱有一個在外省的表哥能夠解決燃眉之急。隋大冷酷精明，然而正是他解決了沈黛無法解決的生存難題。第二次麵具之變是在生存之艱和愛情之離的夾擊下完成的。沈黛愛上了失業飛行員楊蓀，但內心深處的理智告訴她楊蓀隻想以結婚為誘餌騙取她的錢財。而與此同時沈黛的煙店又將麵臨被債主沒收的危險。於是隋大出場，求助貪戀沈黛美色的富有理發師蘇福，擬讓沈黛與蘇福談婚事以保住煙店。隋大的不擇手段讓沈黛再次化險為夷。但沈黛癡心依舊，仍想和楊蓀結婚。在舉行婚禮之前地毯店老板娘因為她的老伴病倒了請求沈黛將所借之錢還給她,沈黛答應了。她讓楊蓀把兩百塊錢拿出來, 但楊蓀不給，婚事因而告吹。為了還兩位老人的錢，沈黛隻得將煙店賣掉。無依無靠的她此時已懷有身孕，她決心不惜一切代價保護自己的孩子，給孩子提供足夠的物質保障。在這種情況下沈黛第三次變成隋大。隋大用蘇福送給沈黛的支票還清了債務，而且還用蘇福的房子開了一家煙廠。通過隋大殘酷的管理方式，煙廠的生意越來越好了。

布萊希特把《四川好人》的文學幻想建立在了那片他甚至未曾親臨的封閉土地上，卻道出了永恒、普遍的道德困境。

布萊希特有“中國情結”還是中國人自己有“中國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