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三十歲

30歲出國時留影（證件照）

 

作者：謝盛友

我今年60歲，1988年我三十歲。“三十而立”，而我累得爬在地板上，根本站不起來。

在Bosch（博世）公司打工是幹流水線，盡管是假期短工，但是同樣在一條生產線上，活來了你逃不掉。我從來不會吹牛，隻聽過馬季講相聲吹牛，今天我學習吹牛：當時的流水線計件活，我天天超額完成，令工友和組長、車間主任感到驚訝。第二年，我去找工作時，車間主任指名道姓非要我不可。

可惜，Bosch（博世）公司的假期工每年最多8個星期，而我剛到德國，盡管來時把家裏人統統“剝了一層皮”，口袋裏隻存一百多馬克。為了儲蓄兩萬馬克“壯膽錢”，光在博世的工作根本不夠。沒有“壯膽錢”，上課總走神，心不在焉。所以，我到建築工地找活幹，工頭問：“黑工，你幹不幹？”
我回答：“幹黑工的人，是不是黑心？若不是，我幹！”

工作幾周後，我才弄明白，什麽是黑工，原來是老板不給你繳納社會保險（比如失業保險、退休保險等）。

苦幹室內裝修。有一新家具店開張之前的裝修工作。一米二寬、兩米長、三厘米厚的人造刨花板，一背就是十一小時，下班後回到家，連上樓梯的力氣都沒有。在自己的房間裏，累得爬在地板上，根本不想站立起來。老婆問：“累嗎？”我沒有回答，但沒過幾分鍾，竟然在地板上睡著了。

第二天仍然六點起床，七點上工，工頭見我幹得好，向老板建議，給我增加小時工資：從十二馬克加到十四馬克。

睡夢中電話一來，我馬上就醒，我知道是中餐館老板要我去洗碗。老板是越南華僑，八十年代初越南排華，逃到德國來，在我到達班貝格之前的一年開餐館，無奈他的餐館位置太偏僻，生意慘淡，看到他的情景，我不忍心拿他給的工錢，每次周末幹活到年底除夕，大概是三四百馬克工錢吧，我沒有要，反而借兩千馬克給他買車。時間久了，我他成為好朋友，他無私地教我一些餐館開業的必備課，而且為我最小的妹妹到德國來出具擔保書。

當年打工，辛苦是不言而喻的。每天上班、下班，有時加班到深夜。雖然沒有像在老家農田裏插秧時的風吹雨淋日曬，但這裏的勞動強度遠遠超過以往，更艱苦。在工地裏，第一次在異國他鄉經曆中秋節，油然產生一種“身在異鄉”的失落感，也正是此時此刻才能真正體會到海外遊子的那分濃濃的鄉愁。要不然怎麽會有“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身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這樣流傳千古的名詩佳句呢？即使心裏有太多的思念和牽掛，也要“既來之，則安之”。於是，我告訴自己要堅持、要堅強，為了那兩萬馬克“壯膽錢”。

雖然在唐朝詩人白居易看來，"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 17世紀的英國劇作家菲利普·馬辛傑（Philip Massinger）也說："勇敢的人隨遇而安，所到之處都是故鄉"，但是，並非每個人的家鄉觀念都像香山居士那樣淡定和瀟灑，我的第一故鄉就是由海南的父老鄉親撐起的第一個家園。對我來說，我的雙親在哪裏，哪裏就是我的故鄉。如今雖然我的雙親走了，但墓地還在海南。即使拋開感恩的情愫，我也應該關心我的父老鄉親，因為他們就是天下蒼生的一部分，關心他們就屬於讀書人的本分。

當年的勞累，現在已經忘記一幹二淨，隻記得竣工時老板請客慶祝大功告成，我們到德國餐館吃自助餐，坐在我旁邊的Ｈ，他三杯啤酒下肚，一下子吃了兩個雞蛋、四根香腸、六塊大牛排，還有土豆、色拉、甜食等，我看了感到害怕，第一次感悟：我身為中國人，個子矮小力氣不大，幹活幹不過人家，連吃飯也吃不過人家。
那次自助餐慶功會我至今記憶猶新：吃不過人家。

那段時間大腦幾乎都被“壯膽錢”占據了，每天都感覺暈暈諤諤的，沾到床就睡，生活過得很簡單，哪像現在電腦、手機什麽的，我和妻子同在Bosch（博世），輪流上早中班，時間是錯開的，我們一般留紙條，或她把紙條放置在我的自行車上或相反，交流信息的目的，主要是家裏必辦的事情或必買的東西。

肉體可以躺下來休息，恢複勞累後而鬆弛，而腦子卻一直疲憊。自己給自己壓力、給自己目標：兩萬馬克“壯膽錢”是資本主義初期階段；讀完學位是資本主義中期階段；帶著學位和二十萬馬克衣錦還鄉是資本主義最後階段，從而回國進入社會主義階段。

打工是勞累的，當年我就在想，任何的成功是要付出代價的。緊張的生活，勞累的思考，幾乎沒有娛樂時間，每天忙忙碌碌，但是，我的人生不迷茫。人活在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是不能吃苦。

如今，我不是什麽成功的老板，但是，要成為老板，我總結出八個字：不怕吃苦、不怕吃虧。我不成功，但是，成功的人都必須不怕吃苦、不怕吃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