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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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殺手其實是懦夫
六四：究竟是誰下令開的搶？
每年六四這一天，我都會想一個至今沒有答案的問題：
六四：究竟是誰下令開的搶？
下令開槍者是罪犯嗎？
誰來審判罪犯？
大學者阿克頓說“曆史的教訓就是，人們往往沒有從教訓中吸取教訓。”
看來，我們中國人既不總結曆史，也不從中吸取教訓，所以，犯的都是同樣的錯誤。
三•一八慘案究竟是誰下令開的搶？
三•一八慘案，發生在1926年，是北洋政府以武力鎮壓群眾運動的一場慘案，此後北京陷入白色恐怖之中。這是國共兩黨最早聯合進行的一次反帝反軍閥鬥爭。
三•一八慘案究竟是誰下令開的搶，至今仍眾說紛紜，一般認為是段祺瑞，但無實據。傅斯年說是鹿鍾麟，傅斯年在昆明對鹿鐘麟說：「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還有人指出是總理賈德耀。北京的防衛是由馮玉祥手下五虎將之一的鹿鍾麟的軍隊主要負責。
有學者認為，此事件“幫了蘇俄的大忙，歸還中國領土的《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流了產”。
1926年3月，政府鎮壓北京學生運動後，同年4月被馮玉祥驅逐下台，退居天津日租界當寓公，潛心佛學，自號“正道居士”。
李葆華（李大釗兒子）回憶說，中共北方區委的領導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參加了大會，大會主席、中俄大學校長徐謙發表了慷慨激昂的講話，大會決議：“通電全國一致反對八國通牒，驅逐八國公使，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撤退外國軍艦，電告國民軍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而戰。”最後大會一共通過了八條決議。組織者又一次要求與會者去國務院示威。群眾不願意去，害怕被鎮壓。李大釗登台高呼：“大家不要害怕，他們不敢把我們怎麽樣！” 但與會者中僅有數百眾跟隨前往。
作為參與者的李葆華說：“由於前一天曾發生過流血事件，我們特意做了準備。每人做遊行示威的小旗時，都挑選了較粗的棍子當‘旗杆’，用以自衛。”
大會結束後，遊行隊伍由李大釗率領，按預定路線，從天安門出發，經東長安街、東單牌樓、米市大街、東四牌樓，最後進入鐵獅子胡同（今張自忠路）東口，在段祺瑞執政府（今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門前廣場請願。示威群眾公推代表去向衛士長交涉，要求開門放隊伍進去，並請段祺瑞和國務總理賈德耀出來見麵。在執政府內開會的總理賈德耀等人知難而退，從側門離開。而事件發生時段祺瑞並不在執政府。牆裏頭最先打響了三槍。有記者披露，示威者有人執帶鐵釘的棍子並搶士兵的槍，《臨時執政令》則稱遊行者“闖襲國務院，撥灌大油，拋擲炸彈，手槍木棍，叢擊軍警。各軍警因正當防衛，以致互有死傷。”當場死亡47 人、傷200多人，包括兩名便衣警察、一名衛兵在內。死者中為人們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劉和珍，李大釗和陳喬年也負傷。後來軍警在清理現場時，竟然將死者財物盡行掠去，甚至連衣服也全部剝光。
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隨即趕到現場，麵對死者長跪不起，並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1]。3月18日當日，段祺瑞及北京國務院通電謂本日慘案乃徐謙等鼓動所致，令通緝徐謙、李大釗、李石曾、易培基、顧孟餘五人。朱家驊、蔣夢麟、魯迅等幾十人也上了黑名單。李大釗、徐謙、魯迅等人被迫轉移，國共兩黨的領導機關則遷入蘇聯使館。
3月19日各地輿論紛紛譴責國務院門口屠殺。3月20日，賈德耀內閣對三一八慘案引咎辭職，段祺瑞亦下令撫卹。3月20日同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段祺瑞屠殺人民告全國民眾書》，號召“全國商人、學生、工人、農民、兵士，應急起聯合起來，不分黨派，一致奮鬥，發動一個比‘五卅’運動更偉大的運動，以雪最後通牒之恥”。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亡靈們舉行“三•一八死難烈士追悼大會”。魯迅題寫挽聯：“死了倒也罷了，活著又怎麽做。”後又就此慘案連續寫了七篇檄文。由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的哀歌唱遍京城。
強大的民意壓力迫使段祺瑞政府召集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了調查取證並正式認定：“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311條之重大嫌疑。”
1926年4月，段祺瑞執政府倒台。張作霖進京後查封《京報》館和一批進步報刊，邵飄萍於4月26日清晨被秘密處決。張學良逮捕了共產黨員郭隆真，然後派奉軍闖進北大、女師大、中俄大學等，大肆查禁進步書刊，搜捕進步人士。
了解嚴重侵犯人權行為真相權利和維護受害者尊嚴
2010年12月，聯合國大會宣布，每年的3月24日是“了解嚴重侵犯人權行為真相權利和維護受害者尊嚴國際日”，緬懷那些為揭穿真相、捍衛人權而犧牲生命的人。
聯合國秘書長指出，了解真相有助於受害者及其家人來了結心事，恢複尊嚴，並為他們的損失取得一些補償。揭發真相也有助於社會追究侵權行為實施者的責任。因此，捍衛了解真相的權利是人權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皮萊（Navanethem Pillay）也指出，時至今日，酷刑、強奸、性奴役、強迫失蹤、法外處決等嚴重侵犯人權的罪行在許多國家仍一再出現，通過公開、獨立和中立的調查來揭穿有關這些罪行的真相有助於實現正義，打擊有罪不罰現象，以及防止今後繼續出現類似的罪行。因此，她呼籲各國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護了解真相的權利，以及那些致力於揭穿真相的人。
參考資料：
[1]段祺瑞麵對死者長跪不起 終身素食紀念劉和珍
http://news.163.com/06/0316/16/2CBNJJPF00011RLA.html
殺手其實是懦夫
那年夏天在布魯塞爾，我們在歐盟總部大樓的斜對麵，選擇一個露天咖啡店坐下來後，呂代豪拿出他的自傳《收刀入鞘》，留言簽字後遞給我：“謝兄，雅正！”
“國際殺手，我小時心目中的偉大英雄！”做夢沒想到英雄今天不在好萊塢，就在我跟前。
“國際殺手不是英雄！殺手其實是懦夫。我正在清洗掉手上的鮮血，這需要我一生的時間。”呂代豪牧師這樣說道。
殺手其實是懦夫，為什麽這樣說呢？因為人與人之間生存，都有一定的遊戲規則，你把他先殺了，說明你膽怯，你心虛，覺得按照遊戲規則，你玩不過他，所以單方麵終止遊戲規則：“我不跟你玩了，我先把你幹掉！”
承認殺人需要勇氣，認錯認罪則需要更大的勇氣，真正懺悔改正錯誤，做到今後不殺人，是永久的最大勇氣。殺一萬或一千，和殺一個人，其性質是一樣的，都是殺人犯。
我第一次理解“懦夫”的意思，是讀了法國作家施密特（Éric-Emmanuel Schmitt，1960年出生於裏昂）的書《奧斯卡和玫瑰女士》（原文：Oscar et la dame rose, 2002，中文也有翻譯成：《最後十二天的生命之旅》)之後。該書描寫一個得了血癌的十歲小孩奧斯卡，在醫院度過最後的時光。當醫生對奧斯卡的父母說明，他已無法挽救奧斯卡生命時，奧斯卡醒著，偷聽他們的對話。
醫生問：“想擁抱他一下嗎？”
臉色灰白的父母相看後回答：“我們，沒有勇氣去抱他。不能讓他看見我們現在的樣子。”
被病痛折磨的奧斯卡心想：我終於明白，我的父母是懦夫，最糟的是，他們還把我當懦夫！
從那以後，“懦夫”兩字，強烈而鮮明地撲進並留存在我的腦海裏。
懦夫遇到一些“道德良心上該做的事”時，他卻完全沒有任何勇氣去做，或因此慌了手腳，而錯過某些黃金時間，也許導致終生遺憾。懦夫遇到一些“道德良心上不應該做的事”時（比如殺人），他卻“理直氣壯”地去做，而導致終生罪惡。
一九八九年全德國的媒體頭版頭條報道，德國把潛逃在南美幾十年的納粹一級戰犯引渡回德國，判處死刑。我當時閱讀德文報紙感到震撼，第二天上課時，感到大震撼，因為戰犯就是我的教授的嶽父。
上傳播學概論課，一位自稱不是“懦夫”的同學問：“您嶽父就是一級戰犯，您如何評價昨天的媒體？”
教授：“我是傳播學者，不是曆史學家，對納粹戰犯的定義和評價是司法部門和曆史學家的工作。”教授還是那樣從容鎮靜，使我感到更大的震撼。
我有寫日記的習慣，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我是懦夫，連寫日記的勇氣都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