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515)
2009 (91)
2011 (89)
2015 (78)
2017 (115)
2018 (134)
2019 (117)
2020 (196)
2021 (159)
2022 (98)
2023 (111)
六四：殺手其實是懦夫
六四：究竟是誰下令開的搶？
每年六四這一天，我都會想一個至今沒有答案的問題：
六四：究竟是誰下令開的搶？
下令開槍者是罪犯嗎？
誰來審判罪犯？
大學者阿克頓說“曆史的教訓就是，人們往往沒有從教訓中吸取教訓。”
看來，我們中國人既不總結曆史，也不從中吸取教訓，所以，犯的都是同樣的錯誤。
三•一八慘案究竟是誰下令開的搶？
三•一八慘案，發生在1926年，是北洋政府以武力鎮壓群眾運動的一場慘案，此後北京陷入白色恐怖之中。這是國共兩黨最早聯合進行的一次反帝反軍閥鬥爭。
三•一八慘案究竟是誰下令開的搶，至今仍眾說紛紜，一般認為是段祺瑞，但無實據。傅斯年說是鹿鍾麟，傅斯年在昆明對鹿鐘麟說：「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還有人指出是總理賈德耀。北京的防衛是由馮玉祥手下五虎將之一的鹿鍾麟的軍隊主要負責。
有學者認為，此事件“幫了蘇俄的大忙，歸還中國領土的《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流了產”。
1926年3月，政府鎮壓北京學生運動後，同年4月被馮玉祥驅逐下台，退居天津日租界當寓公，潛心佛學，自號“正道居士”。
李葆華（李大釗兒子）回憶說，中共北方區委的領導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參加了大會，大會主席、中俄大學校長徐謙發表了慷慨激昂的講話，大會決議：“通電全國一致反對八國通牒，驅逐八國公使，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撤退外國軍艦，電告國民軍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而戰。”最後大會一共通過了八條決議。組織者又一次要求與會者去國務院示威。群眾不願意去，害怕被鎮壓。李大釗登台高呼：“大家不要害怕，他們不敢把我們怎麽樣！” 但與會者中僅有數百眾跟隨前往。
作為參與者的李葆華說：“由於前一天曾發生過流血事件，我們特意做了準備。每人做遊行示威的小旗時，都挑選了較粗的棍子當‘旗杆’，用以自衛。”
大會結束後，遊行隊伍由李大釗率領，按預定路線，從天安門出發，經東長安街、東單牌樓、米市大街、東四牌樓，最後進入鐵獅子胡同（今張自忠路）東口，在段祺瑞執政府（今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門前廣場請願。示威群眾公推代表去向衛士長交涉，要求開門放隊伍進去，並請段祺瑞和國務總理賈德耀出來見麵。在執政府內開會的總理賈德耀等人知難而退，從側門離開。而事件發生時段祺瑞並不在執政府。牆裏頭最先打響了三槍。有記者披露，示威者有人執帶鐵釘的棍子並搶士兵的槍，《臨時執政令》則稱遊行者“闖襲國務院，撥灌大油，拋擲炸彈，手槍木棍，叢擊軍警。各軍警因正當防衛，以致互有死傷。”當場死亡47 人、傷200多人，包括兩名便衣警察、一名衛兵在內。死者中為人們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劉和珍，李大釗和陳喬年也負傷。後來軍警在清理現場時，竟然將死者財物盡行掠去，甚至連衣服也全部剝光。
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隨即趕到現場，麵對死者長跪不起，並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1]。3月18日當日，段祺瑞及北京國務院通電謂本日慘案乃徐謙等鼓動所致，令通緝徐謙、李大釗、李石曾、易培基、顧孟餘五人。朱家驊、蔣夢麟、魯迅等幾十人也上了黑名單。李大釗、徐謙、魯迅等人被迫轉移，國共兩黨的領導機關則遷入蘇聯使館。
3月19日各地輿論紛紛譴責國務院門口屠殺。3月20日，賈德耀內閣對三一八慘案引咎辭職，段祺瑞亦下令撫卹。3月20日同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段祺瑞屠殺人民告全國民眾書》，號召“全國商人、學生、工人、農民、兵士，應急起聯合起來，不分黨派，一致奮鬥，發動一個比‘五卅’運動更偉大的運動，以雪最後通牒之恥”。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亡靈們舉行“三•一八死難烈士追悼大會”。魯迅題寫挽聯：“死了倒也罷了，活著又怎麽做。”後又就此慘案連續寫了七篇檄文。由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的哀歌唱遍京城。
強大的民意壓力迫使段祺瑞政府召集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了調查取證並正式認定：“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311條之重大嫌疑。”
1926年4月，段祺瑞執政府倒台。張作霖進京後查封《京報》館和一批進步報刊，邵飄萍於4月26日清晨被秘密處決。張學良逮捕了共產黨員郭隆真，然後派奉軍闖進北大、女師大、中俄大學等，大肆查禁進步書刊，搜捕進步人士。
了解嚴重侵犯人權行為真相權利和維護受害者尊嚴
2010年12月，聯合國大會宣布，每年的3月24日是“了解嚴重侵犯人權行為真相權利和維護受害者尊嚴國際日”，緬懷那些為揭穿真相、捍衛人權而犧牲生命的人。
聯合國秘書長指出，了解真相有助於受害者及其家人來了結心事，恢複尊嚴，並為他們的損失取得一些補償。揭發真相也有助於社會追究侵權行為實施者的責任。因此，捍衛了解真相的權利是人權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皮萊（Navanethem Pillay）也指出，時至今日，酷刑、強奸、性奴役、強迫失蹤、法外處決等嚴重侵犯人權的罪行在許多國家仍一再出現，通過公開、獨立和中立的調查來揭穿有關這些罪行的真相有助於實現正義，打擊有罪不罰現象，以及防止今後繼續出現類似的罪行。因此，她呼籲各國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護了解真相的權利，以及那些致力於揭穿真相的人。
參考資料：
[1]段祺瑞麵對死者長跪不起 終身素食紀念劉和珍
http://news.163.com/06/0316/16/2CBNJJPF00011RLA.html
殺手其實是懦夫
那年夏天在布魯塞爾，我們在歐盟總部大樓的斜對麵，選擇一個露天咖啡店坐下來後，呂代豪拿出他的自傳《收刀入鞘》，留言簽字後遞給我：“謝兄，雅正！”
“國際殺手，我小時心目中的偉大英雄！”做夢沒想到英雄今天不在好萊塢，就在我跟前。
“國際殺手不是英雄！殺手其實是懦夫。我正在清洗掉手上的鮮血，這需要我一生的時間。”呂代豪牧師這樣說道。
殺手其實是懦夫，為什麽這樣說呢？因為人與人之間生存，都有一定的遊戲規則，你把他先殺了，說明你膽怯，你心虛，覺得按照遊戲規則，你玩不過他，所以單方麵終止遊戲規則：“我不跟你玩了，我先把你幹掉！”
承認殺人需要勇氣，認錯認罪則需要更大的勇氣，真正懺悔改正錯誤，做到今後不殺人，是永久的最大勇氣。殺一萬或一千，和殺一個人，其性質是一樣的，都是殺人犯。
我第一次理解“懦夫”的意思，是讀了法國作家施密特（Éric-Emmanuel Schmitt，1960年出生於裏昂）的書《奧斯卡和玫瑰女士》（原文：Oscar et la dame rose, 2002，中文也有翻譯成：《最後十二天的生命之旅》)之後。該書描寫一個得了血癌的十歲小孩奧斯卡，在醫院度過最後的時光。當醫生對奧斯卡的父母說明，他已無法挽救奧斯卡生命時，奧斯卡醒著，偷聽他們的對話。
醫生問：“想擁抱他一下嗎？”
臉色灰白的父母相看後回答：“我們，沒有勇氣去抱他。不能讓他看見我們現在的樣子。”
被病痛折磨的奧斯卡心想：我終於明白，我的父母是懦夫，最糟的是，他們還把我當懦夫！
從那以後，“懦夫”兩字，強烈而鮮明地撲進並留存在我的腦海裏。
懦夫遇到一些“道德良心上該做的事”時，他卻完全沒有任何勇氣去做，或因此慌了手腳，而錯過某些黃金時間，也許導致終生遺憾。懦夫遇到一些“道德良心上不應該做的事”時（比如殺人），他卻“理直氣壯”地去做，而導致終生罪惡。
一九八九年全德國的媒體頭版頭條報道，德國把潛逃在南美幾十年的納粹一級戰犯引渡回德國，判處死刑。我當時閱讀德文報紙感到震撼，第二天上課時，感到大震撼，因為戰犯就是我的教授的嶽父。
上傳播學概論課，一位自稱不是“懦夫”的同學問：“您嶽父就是一級戰犯，您如何評價昨天的媒體？”
教授：“我是傳播學者，不是曆史學家，對納粹戰犯的定義和評價是司法部門和曆史學家的工作。”教授還是那樣從容鎮靜，使我感到更大的震撼。
我有寫日記的習慣，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我是懦夫，連寫日記的勇氣都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