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劍猶如用情的漢武帝

用劍猶如用情的漢武帝

漢武帝劉徹（前157年7月30日－前87年3月29日），西漢第七位皇帝，其母為關隴人孝景王皇後，於7歲時被冊立為儲君，16歲登基，在位達54年，其正式諡號為“孝武皇帝”，後世省略“孝”字稱“漢武帝”，是清聖祖以前在位最長的中國皇帝。

學者這樣評價：

翦伯讚：“用劍猶如用情，用情猶如用兵”。

黃仁宇：“有專製魔王的毛病。”

錢穆：“‘王莽代漢’源自漢武帝種下的惡果。”

文景之治是中國漢文帝和漢景帝所統治的時期的一個治世，漢初，社會經濟薄弱，朝廷推崇黃老治術，采取“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通常認為文景之治的主角是漢文帝與漢景帝。實際上，竇太後在文景之治時代所起的作用也是舉足輕重的。

文帝二年（前178年）和十二年（前168年）分別兩次“除田租稅之半”，即是租率最終減為三十稅一。文帝十三年，還全免田租。同時，對周邊敵對國家也不輕易出兵，維持和平，以免耗損國力。這就是輕徭薄賦的政策。

文帝生活也十分節儉，宮室內車騎衣服沒有增添，衣不曳地，帷帳不施文繡，更下詔禁止郡國貢獻奇珍異物。因此，國家的開支有所節製，貴族官僚不敢奢侈無度，從而減輕了人民的負擔。這就是休養生息的政策。

漢文帝重視農業，曾多次下令勸課農桑，根據戶口比例設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幹人員，並給予他們賞賜，以鼓勵農民生產。

漢文帝去世，漢景帝即位，初期平定七國之亂。七國之亂以後，景帝開始專心打理朝政，據說景帝十分樸素，仁厚愛民。除了平定七國之亂以外，從來沒有大規模用過兵，和匈奴的戰爭始終控製在一定的規模內，依然對匈奴采取和親政策。

漢文帝之皇後竇太後尊崇道家，因此漢景帝與竇氏宗族都必須學習道家學說。景帝崇尚黃老之說，減少刑罰，減少賦稅，興修水利，提倡農業，要求人心不服的案子進行重審，以免冤獄發生。百姓在和平穩定的環境下創造了大量財富，其間百姓富裕，豐衣足食，安居樂業，天下太平安樂。

隨著生產日漸得到恢複和發展，出現了多年未有的穩定富裕的景象。史稱：“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漢書·食貨誌》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同時漢王朝的物質基礎大大增強，是中國皇權專製社會的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也為後來漢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武帝劉徹曆經“文景之治”後，漢朝國力強盛，武帝劉徹為鞏固皇室統治，推出一係列改革措施，同時也大開殺戒了。

武帝劉徹殺人知多少

　　 前139：禦史大夫趙綰、郎中令王臧，下獄自殺。

　　 前133：將屯將軍王恢下廷尉，自殺。

　　 前132：族灌夫，魏其侯竇嬰棄市。

　　 前127：族主父偃。

　　 前122：侍中莊助棄市。淮南、衡山二王謀反事件牽連列侯、二千石以上官員以及豪傑等，死者數萬人。

　　 前119年：名將李廣獲罪，不願受與“吏”對簿之辱，自殺。

　　 前118年：丞相李蔡獲罪當下吏，自殺。右內史南陽太守義縱棄市。

　　 前117年：誅大農令顏異、禦史中丞李文。同年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誣告李文案發，皇帝追究）。 丞相莊青翟下獄自殺（去年剛任命）。三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誅。這一年殺了七位大臣。

　　 前113－112：武帝到處“巡幸”，一年中死了三位太守：河東守、隴西守都因大隊人馬來得突然，準備不及，自殺。北地太守則因皇帝來打獵，亭徼（歇腳的地方）沒有修好，自他以下官員都被誅。同年，丞相趙周下獄自殺（在位不到三年）。五利將軍欒大（方士）、樂成侯丁義棄市。

　　 前111：誅殺屯邊漢使大農張成和故山州侯劉齒（畏懦罪）。

　　 前108：出兵朝鮮之役殺了三名大臣：將軍衛山、濟南太守公孫遂、左將軍荀彘。

　　 前104：中尉王溫舒以“奸利”罪當族，自殺；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過去“族”是指三族，這次開五族的先例。

　　 前99：司馬遷為李陵說情當誅，寬減一等為腐刑。

　　 前98：禦史大夫王卿有罪自殺。雁門太守棄市（“畏懦罪）。

　　 前97：族滅李陵全家。

　　 前96：因杅將軍公孫敖腰斬。

　　 前91：丞相公孫賀父子死獄中，族滅全家。

　　 前91-90年：太子劉據被逼起兵討江充，凡太子賓客都被誅，隨太子發兵者滅族。太守任安、田仁腰斬。禦史大夫暴勝之自殺，衛皇後自殺。丞相劉屈犛腰斬，妻子梟首，大將軍李廣利族滅，本人降匈奴。

　　 前88年：族滅已經被腰斬的任安。禦史大夫商丘成獲罪自殺。侍中仆射馬何羅謀反被誅。族滅江充，焚宦官蘇文。

“武帝求賢詔”，一共不到一百字，是古文簡練的典範。“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更是膾炙人口的名句。是武帝在晚期，“以名臣文武欲盡”（差不多被他殺光了），才下此詔。而且還責成二千石以上的官員都要推薦人才，否則就是失職（說不定某個人才又要因沒有推薦人才而獲罪）。

武帝後期誅殺日益頻繁，他巡遊無度， 走到哪裏，哪裏的太守就遭殃。丞相一個接一個獲罪，有的任職不到一年。及至公孫賀被任命為相，嚇得不敢接受，“頓首涕泣不肯起”。最後被迫接受，出門說：“我從是殆矣！”他在位居然維持了十三年，結果還是因兒子犯事，父子同死於獄中，而且又是滅族。

汲黯（？—前112年，漢代著名的直諫之臣）曾勸過武帝，大意謂，你下很大功夫求賢，卻沒有盡其用就殺掉了，“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還有誰與你共治天下？他言辭剴切，而且很激動。漢武帝付之一笑，說了一段絕妙之詞：“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苟能識之，何患無才？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他為自己的“慧眼”而得意：不怕沒有人才，就怕不識貨，既然不能盡為我用，就等於無才，不殺又怎地？殺了再去招就是了。

中國曆史書上充滿了“血流成河”、“屍橫遍野”一類詞，已經不大引起注意。

摘自《中國曆代政治得失》 作者：錢穆

讓我們簡要指出一些漢代製度之缺點。首先在經濟方麵，土地問題沒有解決，形成兼並，富者田連阡陌，窮者無立錐之地，使政府的減輕租稅政策，全失功效。至王莽把土地收歸國有，此事又激起社會多數人的反對，結果失敗了。但王莽的廢止奴隸政策，卻繼續為東漢政府所承襲。東漢時代也屢有廢奴的詔令，但隻要社會經濟情形不變，此項詔令是不會有實效的。

其次說到軍隊製度，中國地大人眾，雖說分區訓練各別的兵種，但每年一個月的操練是不夠的。中央南北衛，像是常備軍，實際上，時期也隻一年，數額也僅有七八萬人。結果全國皆兵，並不夠用。遇到打仗，各地調遣，如會稽吳楚，遠赴漁陽上穀，也不方便。所以全國皆兵製，，在中國論，一則軍隊數量太多，二則訓練太簡略，調動不方便，結果全國皆兵，弄得有名無實，一旦起了問題，還是解決不了。

再次講到政府組織，上麵說過，皇權相權是分開的，皇室和政府也是分開的，這話固不錯。但中國一向似乎看重的不成文法，往往遇到最大關節，反而沒有嚴格明白的規定。這也可以說是長處，因為可以隨宜應變，有伸縮餘地。但也有壞處，碰著一個能幹有雄心的皇帝，矜才使氣，好大喜功，常常要侵奪宰相的相權。並不像現代的西方國家，皇帝私人，無論怎樣好，憲法上規定它不能過問首相的事。漢武帝雄才大略，宰相便退處無權。外朝九卿，直接向內廷聽受指令。這樣一來，皇帝的私人秘書尚書的權就大了。

漢武帝臨死時，他的太子已先死，他要把皇位傳給小兒子昭帝，他卻先把昭帝的母親處死。他知道小皇帝年幼，母後在內管事不好，但皇室總還需要人管理。以前皇室也得由宰相管，但漢武帝連宰相的事都由他管了，宰相哪裏能預聞到宮內事。於是武帝臨死，派一個霍光做大司馬大將軍輔政。這是皇宮裏的代表人，霍光是皇家親戚，有資格來代表皇家。但照理，宰相早就是皇宮裏的代表人，他該就是副皇帝，現在皇帝不把宰相做皇室代表人，而在皇宮裏另設一個大司馬大將軍來專幫皇帝的忙，如是就變成外麵有宰相，內麵有大司馬大將軍，皇宮和朝廷就易發生衝突。當時一稱外廷，一稱內朝。大司法大將軍霍光輔政，他是內朝領袖，外廷則仍有宰相統治。後來昭帝死，立昌邑王做皇帝，沒有幾天，又把他廢了，另立漢宣帝。當廢立時，霍光代表皇室，召集九卿開會。有人說：該請宰相參加。霍光說，這是皇帝家事，用不著丞相政府領袖參加，我們隻議定請示皇太後就完了。霍光的一番話，初看好像也有他的理由。他把皇位繼承當作皇室私事，皇室事不必要政府領袖來預聞。他不知道皇室之存在，由於有皇帝，而皇帝之存在，由於有政府。所以皇位繼承是政府事，並非皇室事。

這並不是我們用現代觀念來強說曆史，在當時曆史情實早本如是。所以在高後四年，曾有一詔書，說皇帝疾久不已，不可屬天下，命群臣公議替代的新皇帝。呂後盡專權橫肆，並沒有說理皇帝不要問朝廷。霍光以後，元平元年，昭帝崩，也詔群臣議所立。可見皇帝世襲，是政府法理規定。若遇皇帝無嗣，及其他變化，仍該按照政府意見公議決定。但這也是一種不成文法，所以霍光得以上下其手。而且霍光縱說政府領袖不必預聞皇帝事，而他仍要召集其他政府大僚來公議所立，可見霍光也是情有所怯，並不敢全違背當時習慣。再就另一點說，原先尚書隻是皇帝的內廷秘書，而內廷諸職，又隸屬於禦史中丞，現在皇室又另有一個代表人，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名義來掌領皇帝的秘書處，他不讓外麵宰相知道皇室事，他卻代表皇室來過問政府事，如是則皇室超越在政府之上，那豈不是要出大毛病？所以後來漢宣帝想把霍氏權柄削減，便恢複舊製，仍有禦史中丞來管領尚書，如是便由禦史中丞透過禦史大夫，而達到宰相，內廷與外朝聲氣又通，大司馬大將軍便沒有權重了。霍家也就垮台了。

就此一節，可見漢代製度，在皇帝與宰相，皇室與政府之間，確是有一番斟酌的。雖沒有硬性規定皇帝絕對不許預聞政治的一句話，這也並不是大失錯。而且若要皇帝決不預聞政府事，那宰相的任命便成問題。就當是曆史情實，既不能有民選皇帝，也便一時不能有代表民意的國會來監督政府。這是曆史條件所限，並非一兩個皇帝私意要如此的。於是皇室與政府，皇帝與宰相之間，遂不免發生許多的微妙關係。

漢武帝自己是雄才大略，他自己攬權，尚不甚要緊，他死了，他須替他後代小皇帝著想，於是來一位大司馬大將軍輔政，便出來問題了。漢宣帝以下，霍氏雖敗，結果還是大司馬大將軍外戚輔政，還是內廷權重，外朝權輕，於是有王莽代漢而興。

王莽便是由大司馬大將軍而掌握大權的。到東漢光武帝，懲於前失，因怕大權旁落，自親庶務，於是尚書地位日漸加重。而外朝的宰相，卻分成三個部門。本來三公是宰相、太尉、禦史大夫，而實際宰相是全國之首領。後來因有大司馬大將軍橫插進來，所以又把此三公變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職分別，一個公管領三個卿。在西漢時，本想把此改革來調和大司馬與宰相之衝突的，然而這樣一來，大司空完全變成外朝官，大司馬卻依然代表皇室。從前禦史大夫管得到宮廷，現在大司空管不到宮廷。不僅丞相改大司徒是失職，禦史大夫改大司空也是失職，權重依然在大司馬手裏。這還是皇家和政府權限劃分不清之故。中國此下政府裏的所謂禦史台，便是循此趨勢，由皇宮漸漸退回到政府的。

東漢初年，光武帝的私意，則索性把政權全操在自己手裏，三公隻是名位崇高而已，實權則在尚書。換言之，則是由皇帝來總其成。所以後代中國人批評光武帝有事無政，這是以往的曆史意見。漢光武自身是一好皇帝，明帝，章帝都好，然而隻是人事好，沒有立下好製度。因此皇帝好，事情也做得好。皇帝壞了，而政治上並不曾有管束皇帝的製度，這是東漢政治製度上的一個大問題。也是將來中國政治製度史上一個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