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被審判和被處死是必然的

極權被審判和被處死是必然的

《審判》（Der Prozess）是弗蘭茲·卡夫卡在1914年至1915年間寫的一部長篇小說，1925年發表。小說的主人公約瑟夫·K (Josef K) 在一個早上被喚醒後，不明原因地被捕，陷入一場難纏的官司之中，卻不知道自己的罪名。在K三十一歲生日的前一天，兩個黑衣人把K帶走了。K幾乎沒有反抗，顯示出他早就預料到此事不可避免。最後K被帶到一個采石場，兩個黑衣人處死了K。K說：“像條狗！”卡夫卡寫道：“仿佛他的恥辱將留在人間。”

《審判》整部小說在一種不變的無情的令人不安的氣氛中進行，直到悲慘的結尾。小說表麵上的主題是關於政治的、對法院的無能腐敗的抨擊。但小說主要用力在對這種環境對K的影響。它展示了人類的困境，K的努力沒有方向，也沒有結果。
有必要指出小說的結局是卡夫卡最先寫出來的部分。所以K的審判和被處死是必然的，在小說中多處都有暗示。K從來都沒告知他被起訴的罪名，並且他從頭到尾一直認為自己是清白的。而K被起訴的罪名恰恰是他的清白——做人就是有罪的。承認他的罪是做人，可能K就能從案子中解脫出來。或者說，K的審判是因為他不承認他是有罪的，即他不承認他是人。

卡夫卡充分展現了所謂官僚機構的真實本質的可怕——用管理取代統治，用獨裁政令取代法律。因為當一個人陷進官僚機構的話就已經被判刑了；當法律的解釋與非法的管理相伴隨，當法律闡釋者慢性的無行動由官僚機構所補償，而這種機構無意義的自動運行擁有最終決定的特權時，沒有人可以從司法程序中期許正義。

所謂官僚主義，從法學的角度來說，是一種與法的支配相反的、通過政令進行支配的體製。而且，政令通常是保密的，在具體事件上需要正當的理由。其結果就是，那些生活在行政命令支配下的人們，全然不知道統治他們的到底是一些什麽人。從而，虛假的神秘主義是官僚體製成為一種統治形式的標記，它所統治的人們從來不會真正知道為什麽發生一些事情。城堡下的居民在城堡官員的神秘而可怕的權力麵前變得麻痹，變得服從於有著無窮可能性的解釋，在這種無盡解釋的思索的框架中，整個生命和世界的肌理都被假設為神秘的深不可測的東西。約瑟夫·K試圖通過各種途徑弄清“法律”的源頭，但每次都無功而返。就像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指出的，在極權主義國家，權限之所在極不明確。某個機關被公眾知道得越多，它所擁有的權力就越小，權力通常開始於不曾擁有公開性的地方。

卡夫卡在他的小說中描述了一個與這種過程相似的世界。首先，他的主人公甚至沒有一個活生生的名字，他們缺少所有組成一個真實個體的眾多細節特征。其次，在他們生活的社會裏，每個人都被分配了一個固定的角色，大家都為了某種超人類的盡善盡美而努力奮鬥。
阿倫特提出了“殺人”係統: 必要的步驟是取消人的法律性格。在通常的法律中，特定的罪行要蒙受特定的可以預測的懲罰。《審判》清楚地展現了對“法律之人”的消滅。當約瑟夫·K在《審判》的一開頭被捕時，他抗議道：“這些人是誰？他們在說什麽？他們代表什麽官方機構？K生活在一個守法的國家裏，這裏有著普遍的和平，所有法律都是有效的；誰敢在他自己的臥室裏逮捕他？然而，他很快開始發現自己完全“在通常的刑事係統之外”。並且，約瑟夫·K的被捕、審判乃至處決與他曾經幹了什麽毫無關係，他是被獨斷地逮捕和處決的。（因為他沒有犯任何錯就在一天早上被逮捕了。）
阿倫特認為卡夫卡的特別之處在於，他的故事寫的不是一個個真實的事件，而是組成人類失敗的各個元素，是事件本身的原型。

哈耶克相信納粹和共產主義間的差別僅僅是名稱上的不同罷了。他的觀點:國家的主要角色應該是維持法治，並且應該盡可能的避免介入其他領域。在《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他主張極權主義獨裁者的崛起是由於政府對市場進行了太多幹預和管製，造成政治和公民自由的喪失而導致的。哈耶克認為極權主義政權如法西斯、納粹、和共產主義都是同樣的極權主義流派；因為這些政權都試著抹滅自由。對哈耶克而言他認為抹滅經濟的自由即代表抹滅政治的自由，因此他相信納粹和共產主義間的差別僅僅是名稱上的不同罷了。
極權主義的基礎是什麽？人們最熟悉的當然是阿倫特的觀點。阿倫特認為，極權主義的基礎就是無結構的群眾。極權主義不僅得到群眾空前的支持，而且這種支持有時甚至具有無私、超功利的特點，他們不但願意犧牲自己，而且願意犧牲家人和朋友。當然，從極權主義垮台是過程看，群眾對其的拋棄也是迅速的。按照阿倫特的分析邏輯，以利益為號召的動員隻能是理性的而有結構的群體，而極權主義動員的則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識的群眾。
阿倫特認為，“群眾”是這樣的一些人，他們發現被自己的同胞拋棄，被社會孤立，跟其生活世界疏離，喪失了一個共同的世界，漂泊無根，甚至成為現實社會中多餘的人。正因為如此，他們希望跟某種永恒的、操縱萬事萬物的巨大勢力結合成一體，因為惟有攀住這股力量，他們才能感覺安全妥當。他們甘心為任何賦予他們在世界上以地位和“存在理由”的運動或意識形態服務，以便獲得起碼的“尊嚴”。在投身極權主義運動的時候，群眾感到自己成了“主人”，自己的價值得到了承認。所以阿倫特說，群眾所迫切需要的事，乃是意識形態提供給他們的最具抽象形式的勝利與成就之結局。

極權社會概括了六種重要標識：
（1）一種複雜的思想體係滲透到個人生活的每一個方麵；
（2）一個由獨裁者個人領導的政黨；
（3）一種影響遍及四方的恐怖體製，把黨和國家機構合為一體來反對極權統治的內外敵人；
 （4）一種對大眾傳媒的切實而又嚴密的完全控製，由於技術現代化和複雜性，這一控製變得獨一無二；
（5）一種對武器和武裝力量的控製；
（6）由國家官僚機構來指導和支配整個經濟，或者至少是其最重要的經濟部分。（蘇聯體製在經濟上體現為高度的計劃性、嚴重依賴行政指令；在政治上體現為高度專製和黨政不分。）

羅馬尼亞獨裁者尼古拉·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escu，1918年1月26日－1989年12月25日）在當政的第一個十年間，與冷戰期間其他華約國家不同，羅馬尼亞對西歐和美國實行了開放的政策。羅馬尼亞前任領導人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於1958年成功使蘇聯軍隊撤出羅馬尼亞。而齊奧塞斯庫則繼承了前任領導人的策略。在齊奧塞斯庫統治的第二個十年，其獨裁政權變得愈發殘酷和壓迫，是東歐集團中斯大林體製最為嚴重的國家。其統治個人崇拜、民族主義泛濫，與西方國家和蘇聯關係惡化。
1989年，許多東歐的前社會主義國家相繼發生政權更迭，蘇聯的民主化進程也已經起步，與此相對照，齊奧塞斯庫領導下的羅馬尼亞卻沒有任何反應，甚至還加強了全麵控製。同年12月22日上午10時，原本支持齊奧塞斯庫的軍隊開始倒戈，羅馬尼亞軍隊從首都布加勒斯特市中心撤出，而羅馬尼亞防暴警察無法阻擋遊行隊伍的衝擊。此後，示威群眾向齊奧塞斯庫所在的黨中央大廈匯集，並進行衝擊，一些人將大廈窗戶打破，並將齊奧塞斯庫畫像扔出。齊奧塞斯庫看到情況不妙，調來直升飛機逃往布加勒斯特北郊，結果被羅馬尼亞救國陣線逮捕，下午3點30分被逮捕並關押於一處軍事設施內，直到審判。他和妻子埃列娜·齊奧塞斯庫被控五項罪名成立：

    1、大量屠殺人民，犧牲者超過6萬名；
    2、利用秘密警察來對付人民和國家，損害了國家力量，構成了破壞政權罪；
    3、在各個城市製造爆炸事件，破壞建築物和公共財產，構成破壞公共財產罪；
    4、把國家經濟搞得一團糟，構成損壞國民經濟罪；
    5、在國外銀行存款超過10億美元，並企圖利用這筆款外逃。

1989年12月25日，齊奧塞斯庫夫婦在羅馬尼亞南部登博維察縣兵營廁所前一塊空地上被處決。

[土豆-禾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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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有罪]

“阿倫特認為，“群眾”是這樣的一些人，他們發現被自己的同胞拋棄，被社會孤立，跟其生活世界疏離，喪失了一個共同的世界，漂泊無根，甚至成為現實社會中多餘的人”。
更準確地說，他們“害怕”或者“擔心”被拋棄，被孤立，被疏離。因為他們自己不能獨立思考，不能獨立生存。他們自己軟弱無力，但總想著去傷害他人以顯示自己的強大。譬如這城裏喊打喊殺要梧桐台灣的群眾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