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巨獅何時醒來？

中國巨獅何時醒來？

西方輿論界過去用拿破侖天花亂墜中國。

今天，德語媒體用特朗普來忽悠中國，有些德語媒體將中國稱作“準超級大國”，而德國《明鏡》周刊2017年11月11日的專題已經將中國視為“超級大國”，並用九頁紙的篇幅解釋原因。《明鏡》周刊的封麵罕見地沒有配圖，隻有“Xing lai! ”赫然兩個紅底黃字。使用“醒來”的拚音和中國國旗的顏色，不難看出，這期《明鏡》聚焦在其作者看來“已經成為超級大國”的中國。

這篇題為“覺醒的巨人（Der hellwache Riese）” 【1】的封麵文章先提到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亞洲訪問。雖然不是故意的，但是特朗普此行有些傳遞接力棒的意味：這名神神叨叨的“自由世界”領袖展開了一次類似告別的行程。這是在跟世界權力中心幾十年來可以被清楚定位的時代告別，在跟美國的領袖角色從未受到質疑的時代告別。

“我向中國致以崇高的敬意”，特朗普如是說。而在總統競選中，他還批評中國憑借不公平的貿易政策“強奸”了美國。（特朗普現在改口）說：“一個國家為了自己國民的福祉去占另一個國家的便宜，怎麽能受到責怪呢？”

這篇由七位作者執筆、長達九頁的《明鏡》配圖文章從地緣政治、金融、科技、足球和文化五個角度詳細闡述了中國已成為“超級大國”，西方卻不知自己麵臨怎樣的挑戰。

文章最後引用拿破侖兩百年前說過的名言結尾：中國是一隻沉睡的獅子，一旦覺醒，將會震驚世界。

究竟拿破侖有沒有睡獅論？學者們翻檢過與拿破侖相關的原始資料，發現“無論法文或其他語言的任何一手資料，都沒有記載拿破侖曾經說過這句話” 。

曾國藩的長子、著名外交家曾紀澤1887年在歐洲《亞洲季刊》上發表“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中國先睡後醒論），文中提到，“愚以為中國不過似人酣睡，固非垂斃也”，鴉片戰爭雖然打破了中國的安樂好夢，然而終未能使之完全蘇醒，隨後乃有圓明園大火，焦及眉毛，此時中國“始知他國皆清醒而有所營為，己獨沉迷酣睡，無異於旋風四圍大作，僅中心咫尺平靜。竊以此際，中國忽然醒悟”。

【1】https://magazin.spiegel.de/SP/2017/46/154232618/index.html?utm_source=spon&utm_campaign=centerpage

 

 

Prä­si­den­ten Trump, Xi mit Ehe­frau­en am 8. No­vem­ber in Pe­king: Der „Füh­rer der frei­en Welt“ ist auf Ab­schieds­tour 

Mit die­ser Welt­kar­te stimmt et­was nicht. Sie hängt im Blau­en Saal des Au­ßen­mi­nis­te­ri­ums in Pe­king, ma­jes­tä­tisch groß über ei­nem Po­di­um mit zwei ro­ten Fah­nen. Eu­ro­pa liegt auf die­ser Kar­te, ziem­lich zer­quetscht, am lin­ken obe­ren Rand, dar­un­ter Afri­ka, das deut­lich bes­ser zu er­ken­nen ist. Ame­ri­ka, in west­li­chen At­lan­ten stets auf der lin­ken Sei­te, liegt rechts au­ßen, tief im Os­ten. Im Zen­trum der Kar­te: die Lee­re des Pa­zi­fiks. Gleich da­ne­ben aber, wie ein mäch­ti­ger Bauch aus der eu­ra­si­schen Land­mas­se ra­gend: Chi­na, das Reich der Mit­te. Ganz Asi­en schaut an­ders auf die Welt als der Wes­ten, der es jahr­hun­der­te­lang do­mi­nier­te. Das war schon frü­her so, es ist nur vie­len Eu­ro­pä­ern und Ame­ri­ka­nern nicht auf­ge­fal­len. Je rei­cher und je selbst­be­wuss­ter aber Asi­ens Groß­macht Chi­na wird, des­to be­deu­ten­der wird Pe­kings Blick auf den Glo­bus.

 

[雲本無心]

中國在獨裁與寡頭政治之間變換，離公民社會還遠得很。愚昧的百姓不知自己的權利為何物。國家政策的製定，主要根據如何長久維持共產黨統治，一起在這個前提下既得利益最大化。政策製定中根本沒有民眾的代表

[謝盛友]

周雪光：中國國家治理的一個深刻矛盾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6788-3.html

[謝盛友]

國家的官僚組織製度

　　 現代國家的基本組織形式是官僚組織（bureaucracy，又譯“科層組織”）。首先，我們需要區分官僚組織與官僚主義這兩個概念，官僚製與“官僚主義”在中文日常用語中經常混用為貶義詞，用於批評這一組織形式產生的繁文縟節、高高在上、刻板冷酷的各種行為弊端。在本研究中，我是在中性意義上使用“官僚組織”（官僚製度）這一概念的，即把官僚組織作為一種特有的組織形式，其基本特點表現在權力關係明確、等級層次有序的組織結構，通過專業化人員（公務員）和正式規章製度來貫徹落實自上而下的政策指令，提高決策和執行的效率。官僚組織與傳統組織形式如家庭、氏族以至社團有著明顯不同，是現代社會中政治、經濟和社會活動的基本組織形式。官僚權力即基於官僚組織的正式權力（formal authority） 已成為當代社會的中心組織機製。社會學家科爾曼（Coleman 1982）觀察到，隨著“法團人”（corporate persons）在當代社會的崛起，眾多社會事務需要通過官僚組織予以執行落實：公共政策由正式組織經過官僚化的程序予以製定，社會福利、公共安全和各種公共產品由政府組織提供，市場交易、合約、資本流動等經濟活動受到官僚權力的管製。威爾遜（Wilson 1975）指出，現代社會一個發展趨勢是政治權力逐漸移轉給官僚製組織，此類現象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均在發生。鑒於此，加爾布雷思（Galbraith 1984）提出，正式組織（formal organization）是現代社會中權力最重要的來源。官僚體製作為一個組織形態和曆史現象，可以從不同角度加以分析解讀。我的關注點是官僚體製的內在組織機製及其在國家治理邏輯中的位置、作用和後果。

　　 中國一統體製的組織製度核心是：中央政府擁有行政統轄、規劃的權力，特別體現在人事安排和資源調配的權力上。在人事安排上，通過自上而下的人事管理製度和激勵設計來周密完整地覆蓋不同區域、部門和領域，從而確保官僚製國家的一統性（Landry 2008，Schurmann 1968，周黎安2008）。例如，中央政府在人事管理製度上擁有集中權力：公務員進入、考核、選拔、提升、流動，有著自上而下的統一規定和自上而下的決定權。在資源安排上，中央政府有極大的權力集中、動員和調配資源的能力；隨之而來的自上而下的資源再分配又進一步強化了中央權威，加強了中央政府與各地區、社會（城市居民或農民）的聯係。在中國曆史上，一統體製特別是人事管理和資源配置的集權體製早已通過不同形態出現（吳宗國2004，瞿同祖2003［1962］），但在當代中國，國家組織覆蓋範圍之廣、治理層次之深入、涉及內容之繁多、政治性動員之頻繁，是曆史上不同朝代或其他治理模式所無法望其項背的。國家治理模式的這個特點意味著，一統體製需要一個龐大的官僚組織來維係，在各個領域和區域中執行其政策、貫徹其意圖，因此對組織製度的嚴密、精細和協調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然而，中央集權在組織實施上具有“委托—代理”的固有困難，即中央與地方政府雙方利益目標不同和信息不對稱，在漫長的行政鏈條中，隻能實行層層節製，常常表現為“行政發包製”形式（周黎安2008，2014）或多中心治理形式（吳稼祥2013）。例如，曆史上的明朝是一個高度集權的朝代，但如吳宗國所述（2004：5）：“明代的特點與其說是集權，不如說是分權，是中央決策群體的擴大、行政權的進一步增大和政務處理的高度程式化……在日常政務處理中，皇帝似乎可以不必親自出麵，似乎是形成了一個可以沒有皇帝的政務運行係統。”一方麵，官僚體製有其特定的組織結構、行為方式和特有的組織困難；另一方麵，這些正式製度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們在不同時期不斷地調整變動，並且在實際運行過程中通過官僚製內部不同層次、不同機構間的互動而變通實施，表現出了多樣不一的實際過程和結果。中央與地方關係也不是絕對權力的從屬關係，而是常常處於討價還價的過程中。但需要強調的是，這一權力關係的實質仍然是中央政府擁有最後的決定權和支配權，而下屬各級政府隻有實施過程中的執行權和授權範圍內的治理權。盡管中國政體在曆史上經曆了不同時期的滄桑劇變，但體現在這些正式製度中的基本權力關係並沒有實質性變化，我們看到的這些變化和調整仍然被困縛在一統體製和有效治理的矛盾之中。

　　 觀念製度的建立和維係

　　 麵對遼闊國土上多元的文化和民眾，官僚組織製度—可以說，任何組織製度形式—無法單獨地有效實施一統體製的權力，實現其所承擔的責任，解決其所麵臨的問題。因此，一統體製的維係需要其他相應的治理機製來滲透和連接這一體製所覆蓋的各個層次和不同角落，而認同和順從中央權威的觀念製度正是提供了這樣一個機製。在中國曆史上，儒教文化曾長期地扮演了這一角色；文官選拔的科舉製度使得大小官吏經曆了禮教經典的“專業化”過程，從而獲得有關行為規則和角色期待的共享知識。千萬小農在儒家文化中君臣父子的禮教等級觀念的潤滑整合下耕作生活，維係了一統體製的觀念製度。這個觀念製度因曆代國家政權的極力維護強化而得以延續（王亞南1981，陳旭麓1991，黃仁宇2006）。傳統上分散經營的農業生產模式和政不下縣的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國家與民眾的直接衝突，從而減緩了日益分化的社會現實對一統觀念的挑戰。

　　 在當代中國，國家依靠馬列主義統一執政黨內部的觀念，曾有效地替代了儒家文化觀念製度的維係功能。在六十餘年的曆程中，當代中國經曆了延綿不斷的各類政治教育、政治動員、思想改造和學習交流。這些運動時而發生在黨內嚴密組織控製中或某一特定領域，時而以群眾運動形式鋪天蓋地而來，貫穿和彌漫於不同時期和各個領域角落。形形色色的各種運動（如政治上的“反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革”、黨內整風、經濟上的“大躍進”等），雖然領域不同，目標各異，但都有著以統一思想觀念來貫徹具體任務的形式，因而與強化一統觀念製度的努力相得益彰。從這個意義上，這些運動努力背後的邏輯可以解讀為意在建立、維係或強化一個以一統體製為中心的共享觀念製度。如果說中國曆史上的儒教文化觀念因小農生產方式的同構性而獲得長期穩定基礎的話，那麽當代中國的一統觀念製度則是通過持續不斷的思想教育、政治活動，甚至是官方組織的大規模的激烈的“群眾運動”來不斷地加以維係、修補和強化的。

如上所述，官僚組織製度和認同中央權威的觀念製度是維係和延續一統體製的基本機製。那麽，這一體製的實際運行效果如何呢？我們不妨從一個“成功”的例子—國家計劃生育政策—談起。作為基本國策之一的計生政策自20 世紀70 年代後期至今的實施落實，其規模之大、涉及範圍之廣、持續時間之長、效果之明顯是中國曆史上所罕見的。
具體來說，首先，雖然這一政策在不同地區的實施細則和力度各有差異，但其作為統一的政策在全國範圍內實施的普遍性和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它涉及不同地區、不同領域、不同單位相聯係的億萬家庭。其次，這一政策自20 世紀70 年代至今達30 餘年，曆經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巨大變化的不同時期而經久不殆，在當代中國曆史上絕無僅有。再次，這一政策實施的效果也是明顯的，中國人口出生率的急劇下降和獨生子女比例即是明證。可以說，計生政策領域是一統體製貫徹實施國家意圖的一個突出的“成功”案例。

　　 取得這一顯著成果的機製是什麽？在這裏，我們看到了高度動員的官僚組織機製。第一，從中央政府到各級地方政府（直到村莊、居委會），建立了龐大、穩定的專門計生機構，配備人員。第二，中央政府采用了強大的激勵機製，計生領域成為“一票否決”考核的重中之重，基層政府執行不力者則受到嚴厲處理，公務人員個人違反一胎規定會麵臨開除公職的危險。第三，在落實過程中出現了一係列創新實踐，如從中央政府到省、市、縣各級政府高度動員，分解指標、層層落實的“壓力型體製”由此產生，每年若幹次組織大規模的密集檢查，而且地方政府層層加碼（周雪光、艾雲2010，王漢生、王一鴿2009）；在計生領域中最早實行“數目字管理”，引入計算機聯網的數據統計，如月統計、季度匯總等組織措施。第四，與之相應的是大規模和持續的宣傳教育活動，體現在各類工作單位自上而下組織的學習活動，以及各種宣傳媒介的投入，從電視劇、報道、先進評比推廣到街道村莊鋪天蓋地的標語口號。不難看出，一統體製的有效運行正是得益於官僚組織的穩定結構與政治化教育的配套機製而推行：上述措施使得各級政府部門在這一領域中保持著高度政治動員的狀態和持續有效的注意力分配。這一案例說明，一統體製中的國家權威不是一紙空文，它在貫徹實施其意圖的動員能力上，在組織、資源上和觀念上有著穩定的製度基礎。然而，這一成功的案例也恰恰說明了一統體製中實施其政策意圖的困難和代價。我們不難看到，大規模強力推行計生政策導致了行政成本、人力資源、社會動員、政府注意力等方麵的高昂代價，難以在其他領域複製。這意味著，在大多數情形下，一統體製欲強有力地推行其政策隻能是有選擇的、局部的、暫時的。

　　 的確，一統體製在實際運行中麵臨極大的挑戰。首先，一統體製的一個重要機製是“政令自中央出”，即一統的政策部署是這一體製的核心所在，通過上述的組織和觀念製度機製實現之，在日常生活中自上而下的指令巡視等活動中得以體現和強化。而一統決策權的特點必然是“一刀切”，這是一統體製的製度邏輯所致。不難想象，如果在製度上允許各地、各領域按其具體情況各自為政，免於自上而下的權力幹涉，久而久之，中央權威的有效性和合法性難免式微，受到質疑，而一統體製也隨之出現危機，“國將不國”了。但一統體製越是強化和具有剛性（例如，人事和資源權力上的向上集中，自上而下的政策部署），其政策製定過程就越有可能與各地具體情況相去甚遠，從而削弱了地方政府“有效管理”的能力。在許多情形下，這種舉國體製一以貫之的做法不僅代價昂貴，難以為繼，而且常常誘發重大災難，如“大躍進”和“文革”（Yang 1996，周飛舟2003）。國土之大，發展之不平衡，文化之差異，對一統的政策製定和實施實在是一個嚴峻的挑戰。以21 世紀初期中國大地為例：當城市業主維權方興未艾之時，農村地區農戶關注的是他們一年收獲的價格走向；當成都平原上下“春江水暖鴨先知”，在土地開發上積極尋找著走出約束性政策的空間時，西北不發達地區則土地閑置、資金和人力資源匱乏，尚處在“春風不度玉門關”狀態。在這裏，一統的決策體製、各地麵臨的實際問題，以及基層政府解決問題的能力等製度匹配要素之間的差異極大，一統體製與有效治理之間矛盾凸顯出來。

　　 其次，組織的局限性。當年，經濟學家科斯（Coase 1937）問道：如果市場可以提高效率，為什麽會有企業組織存在？隨後的交易成本學派進一步提出：如果正式組織可以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那麽，為什麽整個國家的經濟活動不能置放在一個大的正式組織之中？ 20 世紀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的失敗即是明證。交易成本經濟學理論指出，正式組織有其特有的交易成本，如協調成本、激勵成本等等。隨著社會的複雜化程度增加，管理成本和協調成本急劇提高，對複雜性組織或活動投資的邊際回報遞減出現拐點，導致崩潰性動蕩（Tainter 1990）。組織學的大量研究工作指出了官僚組織運作過程所存在的各種問題：第一，有限理性常常導致組織目標、組織設計和激勵機製等製度安排上的問題（Cyert and March 1963，March and Simon 1958）。第二，組織中的委托—代理關係，一方麵造就下級官員的代理人角色，權、責、利分離，難以從長計議；另一方麵，不對稱信息導致擁有信息方（通常是下級政府）有著更大的“談判”優勢，致使其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具有相對獨立性（Jensen and Meckling 1976，Wilson 1989）。第三，組織基礎上的穩定利益集團導致官僚製鏈條間的信息傳遞不暢，甚至失靈。因組織規模龐大，能力、忠誠諸方麵信息微妙，中央政府很難實行有效的人事審核、監管和任命。這些問題存在於所有的官僚製組織中，但在中國政府組織內部，這些問題由於其龐大規模、複雜結構、壟斷地位和製衡機製缺失而被放大和加劇了。周黎安（2008：67）從經濟學委托—代理理論的角度，將這一矛盾表述如下：

　　 “

　　 作為所有權力集於一身的中央政府，主要需要完成兩項基本任務：一是為廣大百姓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維持政權的長期穩定；二是保證下放給行政代理人的權力不被濫用，中央的政令能夠暢通無阻。這兩項任務本質上是衝突的：一方麵，為了給廣大百姓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務，就必須盡可能把權力下放給基層政府，因為基層政府相對來說更了解當地民眾對公共服務的偏好，更了解當地的具體條件；從公共服務的角度，集權者應該盡可能選擇分權。另一方麵，給定下級政府的官員目標和利益不同於中央政府，下級官員的行為不易監督，權力下放就意味著權力被濫用的危險，甚至被架空，而且權力下放越是到基層，監督就越困難，權力被濫用的威脅也就越大。所以從監督和控製的角度，集權者應該盡可能選擇集權。

　　 ”

　　 再次，一統觀念製度也在不斷地受到現代社會中多樣化生活實踐的挑戰和削弱。究其原因，我們不難看到這一觀念製度麵臨著多重危機。首先，毛澤東時代對儒家文化的顛覆以及“文革”中造反等級秩序的經曆，對傳統的一統觀念和政治教化打擊重大。更為重要的是，現代社會的多元分化、不同利益集團的出現和穩定存在，從根本上動搖了一統觀念製度的社會基礎。法國社會學家塗爾幹（Durkheim 1984［1893］）提出，在歐洲從農民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中，社會內部的凝聚力也相應地由“機械團結”轉變為“有機團結”。前者指社會群體內部通過人們相同的生活方式和在此基礎上的共享觀念而加以凝聚整合；後者伴隨社會成員在經濟生活中的分工和相互依賴關係而產生。在社會分工日益精細、社會利益不斷分化的過程中，通過一統共享觀念來維係社會整合的機製越來越力不從心，塗爾幹意義上的“機械團結”難以維係。當更多的專業人員工作在扁平結構的組織中，當人們生活在多元價值的生活中，當科學訓練塑造的專業判斷成為生活價值時，這些現代生產和現代生活的諸種方式無法避免地與傳統的一統意識形態發生摩擦甚至激烈衝突。這一衝突自19 世紀業已湧現（Levenson 1965），綿延持續至今，仍未有實質性調和（李澤厚2004）。

　　 在這裏，我們看到了一統體製的組織形式——統一的官僚組織和觀念體係——與不同區域、不同領域麵臨的實際問題之間的深刻矛盾。從一統體製的角度，中央政府權威需要以嚴密有效的組織製度和觀念製度維護之，體現在權力、資源的向上集中，並通過中央政府政策指令在日常工作中的貫徹落實而延續和強化之。但從組織有效治理的邏輯來說，權力、資源和治理能力應該放在有效信息的層次上，即加強基層政府的能力，而這一思路與一統體製的基本原則相悖，由此產生了兩者間的緊張和衝突。這一矛盾衝突正隨著中國社會的多元發展而日益明朗化、尖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