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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盛友：文革是什麽？
作者： 謝盛友
一般認為文革正式開始於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出台，是毛澤東三麵紅旗的挫敗後、在反蘇修等口號下，以革命名義攻擊當政的溫和派並試圖重回黨權力核心的嚐試，並在日後一兩年達到高潮。雖然此後的未預期的社會重大破壞、運動失控與領導層的歧見，導致在1969年時毛澤東草草宣布文革結束，但史學界一般認為僅是降溫措施，其極左路線並未有檢討改變。
有一天，我聽大人宣讀《中共中央通知》：“混進黨內、政府內、軍隊內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睡在我們的身邊，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赫魯曉夫是誰？“中國的赫魯曉夫”又是誰？甚至張春橋、戚本禹這樣的大紅政客都不曉得毛澤東心目中的“赫魯曉夫”是黨內何人，更何況我這毛毛小孩。
我們是“老三屆”大紅衛兵的弟弟妹妹，有些文學家把我們稱為“紅衛兵次生代”，更有一些社會上的牛皮子把我們定性為第“六代半”，使我們成為“無代可循”的人。我們這些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降臨到這個世界的人，生來就挨餓，上學就停課，畢業就下鄉，回城就待業，在那些文學家的眼裏，竟然是“無代之人”。把我們劃歸為“六代半”者認為，紅衛兵、知青列為第六代，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是第七代，而我們這批人隻能當三明治夾在中間，就連享受“四舍五入”的優惠也沒有。
曆史也的確忽略過我們這“半代人”。文化大革命，當我們的哥哥姐姐在社會上衝殺時，我們還是一群不大懂事的小孩。街上若有遊行隊伍，那裏看熱鬧的肯定是我們。在“派”性上，我們也總站在自己的哥哥姐姐那邊，覺得他們肯定是“左”派。他們個個伶牙俐齒，能辯善駁，常常把大人搞得啞口無言，這確實令我敬佩不已。
我至今仍然清楚，文革是一個用票證的年代。那時候，除了水和空氣以外，什麽都憑票憑證。記憶中，我們的爺爺或奶奶出門購物時，攜帶一堆票，油票、肉票、魚票、布票，竟然有鹽票和醬油票。盡管有票，但購物還得排隊，有時購物者的隊伍比起古時中國的龍還要長。
上課時，不知怎的，看到老師的粉筆字一天比一天粗，經醫院一檢查，才知道我們缺少“維他命ABCD”。那年代，我們不但沒有肉吃，也沒有菜吃。真正的“窮過度”。
我們的哥哥姐姐們是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到廣闊的天地去。而輪到我們的時候，盡管再三批判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但“變相勞動”的風涼話常響耳邊，揮之不去。
令我記憶深刻的毛主席語錄，當屬《“五•七”指示》：“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統治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上學很輕鬆，因為沒有正規的課堂教育，而且學製也從“六三三”改成“五二二”，隻要讀九年書，就可以高中畢業。
學工最好玩。到工具廠去學習，盡管要接受工人 “老大哥”的訓話，但可以趁機，逢師傅不在時偷一些鐵片回家做玩具。學農最慘。在田地裏插秧，這腰一彎下去，從太陽當頂到太陽西斜曬屁股沒直起來過。種菜、割稻、撒農藥，樣樣都幹過。學軍最沒勁，整天聽連長講革命故事，還得挺直腰板站在太陽底下操練。“一二三四”，走路都得聽人指揮。
誰說書店裏沒賣書？書店裏賣的盡是“紅寶書”。那是一個文化貧瘠的年代。樣板戲的唱腔和《紅太陽》的主曲，是我們唯一聽到的旋律。我們在《地道戰》中爬滾，在阿爾巴尼亞的電影中長大，那時沒有《紅與黑》，也沒有“安娜卡列尼娜”，我們向往北京，同時也向往地拉那。我們的人生簡直是一部黑白故事片。我們生長在一個無知和盲從的年代，也難怪這“六代半”中不能出什麽偉大的政治家，盡管有七十年代的黃帥、八十年代崔建、九十年代的葛優，但他們的確隻能瀟灑一回，畢竟與“書本”和“知識”有一段很長的距離。
從我們開始記事起，學校就被一片“萬歲”和“打倒”的聲音籠罩著，我們喊了太多的“萬歲”和 “打倒”，以至於自己有時都分不清楚，自己到底喊了些什麽。也因此常常會出現一些“反革命標語”的冤案。那時，我們經常停課鬧革命。不懂得階級鬥爭是什麽，反正，大人講了，我們也跟著“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越是窮的地方，階級鬥爭越波瀾壯闊。反正中央說了，窮是壞分子搞成的，窮日子過多了，揪些壞分子來鬥鬥，也許會富裕起來。
文革後期的“池恒”和“梁效”，盡管筆杆有力，“點石成金”，但我笨， 沒真正弄懂幾個詞。
到後來，國家撥亂反正，由於哥哥姐姐們“苦大仇深”，倍受注目，傷痕文學、知青文學在書店裏受人青睞。總之，一切的一切，都屬於大哥大姐的，他們太偉大了，把我們這“六代半”人的身影全部遮住。
不過，曆史也給我們留下了叱吒風雲的機會。承蒙鄧大人的恩準，我們可以加入“世界大串聯”的隊伍。相當數量的“六代半”人，嫌棄國內的氣氛太糟蹋讀書人，有知識的都跑到海外來個大會師。據不完全統計(其實根本無法統計)，在“洋插隊”中，“六代半”人獲博士、碩士頭銜的最多。我們成為中國的海歸人才庫。
啊，文化大革命， 我不喜歡你，我甚至恨你，但是，你深深地印記在我的腦海裏，揮之不去。
要記住，文革是中國人骨子裏的東西，是沒有什麽所謂的10年文革，毛澤東隻是利用了中國人骨子裏的破壞獲得快感的特性。舉二個例子：
1. 相聲泰鬥馬三立的兒子馬誌明回憶父親文革受迫害：我父親在台上演出，後台負責服裝的人員把燒得紅紅的熨鬥放在父親的皮猴上，生生地燒出一個大洞。父親下台後，找那個人問怎麽回事，那個人怒喝道：我幹的，我拿你的皮猴墊著熨衣服了，怎麽著，你服不服？！你老實不老實？！
難道這個人幹這種缺德事，是毛澤東打電話讓他這麽幹的？！不是！是他骨子裏破壞獲得快感使然。
2. 2010年張紹剛PK劉莉莉的事，還記得嗎？劉莉莉說“中國變化好大”，這是多麽正常的一句話！而張紹剛卻回擊說：“你應該說祖國呀" 張紹剛這一句話把中國人骨子裏的文革本性來了個徹底大暴露：“你越遭難，我越高興” 難道2010年也是文革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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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你從感情方麵的體會，同情你的遭遇。
但是，若是從理性的需求來看，依中國人性格的缺點認識上看，一個文化大革命是需要的，而方法應該是有計劃、溫和的。